瑞典“民主社會主義”概況

受蘇聯宜傳的影響，我們一向對西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成見頗深。 其實，直至蘇聯消失為止，他們從未向我們客觀地如實地介紹過西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真實情況（包括西歐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關係），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 ，而是一概加以否定。 我在這里首先想說的是：其實西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複雜而且多種多樣，各國情況並不完全相同。 瑞典並非處於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而只是作為其“四肢” （ “心臟”和“四肢”是馬克思的提法），離資本主義強權角逐的中心地區較遠，所以其社會變革較能自主進行而不受或少受外國勢力的干涉和影響。 這裡要特別指出一點，歐洲1923年成立的“社會黨國際”所屬各國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人黨等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解釋原則上許多方面和馬克思主義不同，尤其主張“思想多元化”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雖然也承認“思想多元化” ，但它仍堅持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作為自己的主要指導思想。這是其特點和優勢之一。

對於人們很想了解的瑞典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狀況，我在這裡只是根據《考察紀要》就其要點分題加以引述介紹，即採取“述而不作”的方法。 我勸讀者能耐心讀下去，切不可放過了解這個異邦社會主義的機會。

關幹瑞典社會民主黨和瑞典社會的性質問題。

《考察紀要》寫道： “我們一直認為，瑞典社會民主黨是一個修正主義的黨，瑞典社會是一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在考察中，我們曾經非常直率地提出：他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黨和什麼性質的社會？他們明確地回答：時至今日，他們自己仍然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社會主義社會。其主要埋由是：從瑞典社民黨的歷史看，在1889年成立時，他們就沒有自己的黨綱黨章，而完全是一字不變地採用了當時由恩格斯創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黨章。我們訪問時，他們雖然正在醞釀第七次修改黨綱，但在其散發的修改黨綱的宣傳資料中仍然載明：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基礎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主義；階級基礎是廣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階級。只不過是明確了工人階級不僅包拓藍領工人，也包括白領工人。 ……為此，他們還特地邀請我們參觀了他們的黨史展覽館。從展覽館的照片陳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薩爾，第四位是瑞典社民黨最早的領導人布籃亭…… 。

在我們同瑞典社民黨的一些理論研究工作者交談中，他們特別強調說：他們所講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有條件的，即在前面必須加上“民主”兩個字，完整地說應該是。 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如果不加民主兩個字，他們寧肯你說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願你說他們是社會主義社會。 因為那種社會主義社會，是代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社會，對群眾沒有吸引力，這就意味若不能獲得群眾的選票，該黨就不可能上台執政，並推行社會主義的政策。

關幹瑞典的經濟性質。

《考察紀要》說： “瑞典經濟的性質，用他們的話來說，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而是一種混合經濟。所謂混合經濟，就是在所有製上，實行公有製與私有製混合；在分配製度上，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混合；在經濟運行方式上，實行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製的混合，因為，只有做到了所有製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製度與經濟運行方式的混合。為什麼社會主義耍實行混合經濟，他們還以他們黨的自身經歷，向我們講了一段很深刻的歷史教訓。 ”

“據他們介紹，瑞典社民黨1889年成立時，瑞典還是當時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人們連最起碼的普選權都沒有。由於生產力發展和黨的水平低，成立時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只好全盤採用了當時恩格斯領導制定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黨章”該黨綱明確規定，政治上將通過民主選舉，和平過渡取得政權；經濟上將實行公有製、按勞分配和計劃管理等。 經過二十多年的奮鬥，在政治鬥爭目標方式的提法上雖兒經變化，如開始提的奮斗口號是： “為爭取普選權而鬥爭” ；有了普選權以後，改為提出： “為爭取進入議會而奮鬥” ；有了議會成員以後，又提出： “為掌握議會的多數而奮鬥” 。 但綱領中的上述經濟目標始終沒有變。 到1920年選舉，社民黨和保守的人民黨議員加在一起超過了議會的多數（對立面主要為同皇室有關的議員），但社民黨的議席超過保守黨，兩黨便組成聯合內閣上台執政，並由社民黨的黨魁出任首相。

因為內閣是以社民黨為主，社民黨就有條件推行黨綱中規定的經濟綱領，開始用收購贖買的辦法，在全國搞起來了一大批以國有製為主的公有製企業。 但由於沒有能夠解決公有製企業如何處理好的一些問題，很快就導致了企業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行，經濟出現了不應有的困難。 在1924年的選舉中，社民黨的選票大幅下降，隨即被迫退出內閣，由保守的人民黨上台執政。 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因此把黨的執政權也丟掉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冷靜下來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經過全黨上下討論，得出了一條十分重要的結論。就是：瑞典社民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必須堅持搞社會主義，但搞社會主義，所有權的社會化，不是一個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在於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財富如何進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利益。與其搞大量的公有製企業，國家投資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創造不出很多財富，要公平分配也沒有強大的經濟物質基礎，那還不如除必須由國家舉辦的以外，不搞那麼多公有製企業，鼓勵支持非公有製經濟發展，讓私人企業去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由政府合理分配來滿足勞動者的需要更為有利。對於私人企業在發展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與弊病，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克服和解決：一是通過工會勢力在基層進行必要的鬥爭；一是通過議會立法從上層加以限制。並且根據這一結論，修改了原來的黨綱黨章。從而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到1932年大選重新掌握議會的多數而上台執政，一直連續執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黨奪去。

在此期間，他們把瑞典從一個歐洲經濟最落後的國家，發展建設為世界一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第二位的經濟發達國家（第一位為瑞士）。 從1976年到現在，雖然政權兒經易手，但大多數時間還是社民黨執政。到20世紀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全部國民財富的社會化分配部分，按國家財政收入一年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達到57 － 58% 。 從而有條件把瑞典建成為一個世界上社會福利最多的國家，使分配社會化的理論在實踐中運用到了淋漓盡致。 ”

關幹瑞典實行的分配原則。

《考察紀要》說： “瑞典的分配原則，據他們介紹說：是既要有利於充分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與勞動效率的提高，又不能讓分配差距過於懸殊，有點類似我們近些年一再強調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意思。其主要的做法有：在初次分配中始終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即對勞動多、貢獻大的人，必須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再分配中，要進行合理的調節，以做到最終分配的差距不致過大。因此，至今他們全國除了極少數優秀企業家，如沃爾沃汽車公司的老總那樣的人物，年收入可達上百萬克朗以外，絕大多數人實際收人的差距都不是很大的，如政府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比一般職工的工資，在稅前的差距可能達四、五倍，但稅後往往只有兩、三倍。特別是他們除工資以外，並沒有其他級別津貼和職務消費，應該說這個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他們在介紹時說，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國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謂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在瑞典可以說已基本消除。對此，開始我還半信半疑，但經過到幾類居民的家中實地觀察以後，感到確實已大致如此。 ”

關於瑞典的福利制度。

《考察紀要》寫道： “瑞典的社會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國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歐國家一樣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險：退休養老、公費醫療、失業和工傷以外，還有這樣那樣名日繁多的各種社會福利項目，以致人們把他們形容為。從搖籃到墳墓”都有福利的國家。 根據我們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例看，可以說確實是名不虛傳。 如：

（ 1 ）在養老方面，一個勞動者如果退休了，不僅可以依法定期領取足夠生活的退休金；而且，年老了生活日理困難，還可以住進國家舉辦的養老院，除了可以免費就近享受各種醫療護理外，其生活條件不比我們現在的“三星”級賓館差。

（ 2 ）在失業方面，一個勞動者如果失業了，不僅可以定期領取法定的失業救濟金，而且可以免費通過國家舉辦的職業介紹所，在全國范圍內幫助其介紹新的工作。 如果新的工作崗位同其技能條件不符，可以免費參加國家組織的各種培訓。 如果新的工作崗位同其現在的居住地不在一地，國家還可以資助給部分搬家費。

（ 3 ）在教育方面。 不僅人人都可以享受終身免費教育，而且法律規定，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只要有一個外籍子女在上學，學校就必須為其配備一位‘母語’教師，當然一般不是專職的，但每月必然為其講一定時間的。‘母語'課。 大學教育，從大校到畢業，雖然有一定學年，但法律規定，只要學生認為找不到比較合適的工作，不願離校，就可以繼續免費讀下去。 因此，據他們講，現在每個學校幾乎都有一批連續讀了七、八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老大學生。

（ 4 ）在生育方面。 一個婦女生了孩子以後，不僅可以享受長達一年半的帶薪假期，其中一年為100% ，半年為90% 。 而且在第18個月時，如果檢查確認又懷孕了，還可以繼續享受90%的帶薪休假，一直到孩子出生，重新享受18個月的帶薪假期。 同時，夫妻雙方可以協商，如果女方工作比較重要，不能或者不願在家休息這樣長的時間，也可以由男方代替在家休假。

（ 5 ）在監獄方面。 對於被拘留者或者正在服刑的犯人，不僅一切生活開支國家全部供給，而且每月還要發給一筆雖然不是很豐厚、但也不是很少的現金津貼。 正因為有上述這些社會福利，使該國每個公民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得到必要的保障。 因此，瑞典的社會風氣普遍良好，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真有點“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樣子。 據我駐瑞使館同志介紹，我國在瑞建館幾十年來，在瑞的工作人員，還很少遇到過被偷竊的情況。

“雖然，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瑞典的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從我們接觸和聽到的一些情況來看，至少也帶來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與矛盾。一是，這種高福利制度，是靠高稅收來支撐的。因此，瑞典現在國家的財政收入，占到了全國CDP近60% ，在世界各國中也是最高的。即整個社會財富，差不多3/5都被國家集中去了，留給企業和居民支配的比例太小，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最高的一檔曾經達到過80%以上（現在還在70%以上），等於勞動者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絕大部分自己得不到。導致企業和單位在需要完成緊急任務時，除八小時以外職工一般都不同意加班，認為加班增加的收入，自己得不到多少，不值得。有一些高收人的居民，如80年代初瑞典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網球運動員博格，因不滿瑞典的累進稅率太高而不願繼續在瑞典居住，跑到英國定居去了。二是，這種高福利制度，很容易被人鑽空子，利用它來獲取自己本不應得到的利益。如我們在訪問中曾造訪過一戶所謂最低收人的工人家庭，就發現了這方面的一個問題。即這家人已經有了三個女孩，但女主人又懷上了。我們感到很奇怪，就向男主人提問。他答复說，我早核計好了，我妻子在家生孩子最划算。這不僅因為，生了孩子有一年半的帶薪假期，滿18個月時如果又懷上了孩子，還可以繼續在家帶薪休假，等於我妻子長期都可以休假在家，管理種種繁雜的家務；而且瑞典政府鼓勵生育，對多生孩子實行累進補貼制度，多一個孩子每月至少將多得1000多克朗的補貼，還免交所得稅，這樣可以明顯增加我家的收入。當我們又問他：那對你有沒有什麼損失呢？他開始說：沒有！待想了一會兒才說，也有，那就是不能到比較遠的地方去旅遊，因為帶上老婆孩子一大堆不方便…… 。這些情況說明，瑞典這種太多太高的社會福利制度，也還有合理調整改進的必要。 ”

關幹瑞典的杜會公正。

《考察紀要》說道： “瑞典的社會，從我們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觸的種種事實來看，可以說是比較公正的。在許多國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級特權、不正之風和腐敗現像等，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所見所聞確實不多。 ”為什麼瑞典的社會能夠做到比較公正？ 主要是：

“1,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種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發生。 ”例如：法律曾經明確規定：除國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內，外出時都不能配帶警衛。 正因為如此，瑞典首相也就是社民黨的主席帕爾梅，在1988年底我們去考察前不久，在下班後偕夫人乘地鐵到斯德哥爾摩最熱鬧街區的一家電影院看電影，看完出來順人行道步行回家，正準備進人地鐵站時，被一個來歷不明的兇手槍殺，據說至今還沒有破案。 從此以後，才修改法律，規定首相外出也可以帶警衛。 我們去時看到，人行道上的血跡還在，還不時有人自動地把鮮花放在有血蹟的地上，以示哀悼。

“法律還明文規定：全國祇有議長、首相、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等少數幾位領導人，國家才配給公務專車，其他人一律只能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車代步。這不僅大大減少了政府部門的人員編制和經費開支，而且也杜絕了利用公車辦私事的種種不正之風。

“法律還具體規定：什麼級別的領導人，在對外公務交往中可以接受禮物的限額。這一條，我們曾經有過一次親身體驗。 1985年，我第一次隨體改委代表團去瑞典考察，對方主要的接待單位是工業部。在我們去會見工業部長（一位女士）時，禮節性地送給她一對北京出產的七、八英寸高的景泰藍小花瓶，作為紀念。她打開包裝盒看後很驚訝地說：真美！但隨即嘆了一口氣說：很可惜我不能拿回家，當時，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出來後問我駐瑞大使館陪同會見的同志才說：他們法律有規定，部長級領導在外事活動中，接受禮物的最高限額不能超過100克朗（約300多美元），這個花瓶在北京不值多少錢，但在這裡估價可能會超過l500克朗。因此她不能拿問家，只能擺在辦公室裡欣賞。只有在她離職時，新來的部長表示，這件禮物如果你喜歡，可以帶走！她才有可能拿回家。 ”

“2 ，公開的輿論監督，有力地制約了種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滋長和蔓延。在這方面，我們1988年底考察瑞典和奧地利時，在兩國分別都碰到過一件具體的事例。在瑞典時，正趕上瑞典社民黨一位中央執行委員（相當於我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當時全國工會主席的女兒，在不應該分給住房的條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輿論曝光了，並公開批評這位工會主席是依靠社民黨執政的特權搞以權謀私。為此，社民黨中央專門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向輿論公開解釋和表態，並由工會主席在會上據實說明：這件事事先他並不知情，是他女兒自己搞的，當然，他也有教女不嚴之責，一定盡快督促女兒把這套房子退出來，其問題按法律該怎麼辦就怎麼處理。從而才把這一事件基本擺平。 ”

關於政黨和領導人在社會中的地位。

《考察紀要》專就這個問題寫了他們在考察中所了解到的情況： “政黨之間的激烈競爭和黨的生存危機，迫使各級領導與公職人員必須以平等的態度對待群眾和以公正的原則處理社會事務。瑞典在政治上實行的是所謂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黨之間競爭十分激烈，不僅能否上台執政要取決於群眾的選票，黨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決於選票。因為，他們國家財政對各個政黨都沒有無條件的撥款，政黨的經費來源，除黨員交納的黨費和其他自籌的經費以外，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進入議會的人數，定額撥給費用，一個政黨如果沒有得到群眾較多的選票，進入不了議會，沒有這筆資金，是很難長期存在的。因此，無論他們的主觀願望如何，在各項活動中，都勢必要力求保持一種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會公正的形象。例如：瑞典社民黨雖然是一個多次上台甚至一次連續執政四十多年的大黨，但他們的中央機關，在我們去訪問的80年代末，還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員，一個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員只有五、六個人。當我們代表團去該地訪問時，從介紹情況、交流會談、帶領參觀、導遊一直到司機的任務，都由一個人全包了。而且據他講，哥德堡省委所屬有三、四百個支部，都分散在各個社區（因法律規定，黨的組織是不能進人企業和單位的），他們每個月至少都要去轉一遍，以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或傳達上級黨的指示，所以是非常繁忙的。在1985年我隨體改委代表團第一次去瑞訪問時，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個星期天，該省的省長和議長在鄰近挪威邊境的一個山頂城堡里共同設宴歡迎我們，排場雖較正規，但吃的卻很簡單，而且吃完飯後在城堡內一個廣場招待我們聽剛從莫斯科演出歸來的交響音樂時，從我們代表團全體成員到省長、議長，自始至終也沒有擺一個座位，而只是同一般遊覽的群眾一起，站著聽了一個多小時，特別是在歸來的路上，當我們的汽車正準備上船過渡時，前面一輛車突然打不著火了，坐在車門口的議長（還是個腿瘸的人）和省長一句話沒講就率先跳下車去幫助群眾一起推車，一直到汽車發動了才上車。其情景頗令人感動。

“他們的這種社會公正原則，不僅體現在處理國內事務上，對外國來賓也一樣。如我們1985年去訪問時，到斯德哥爾摩那天正好是雙休日，城內住處不好安排，就把我們拉到市郊海邊一個小島上的一個工會的休養所裡住。四周全是空曠的雪地，既沒有圍牆，也沒有警衛，服務員也很少，而且對我們每個人只安排住了一間最多十平方米的房子，包括團長也不例外，只不過團長多了一間約十來平方米、幾張沙發就擺滿了的會客室。據說這也是他們社民黨主席、當時在任首相卡爾松經常來此休息時所住的房間

本文於 2008/07/11 01:22 修改第 3 次

瑞典式社會主義考察——讀《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

2005-8-5

作者：吳江，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教授,此文刊登在《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2002年第3期，此雜誌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主辦，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公開的雜誌。

位於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東南部的瑞典王國，在1889年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時，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人稱海盜之國，居民多為海盜及西歐國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後裔，其經濟狀況比1917年十月革命時的俄羅斯還落後得多。 從1920年瑞典社會民主黨開始執政直到現在，雖然執政幾度易手，但大多數時間還是社會民主黨執政，在此期間（到20世紀80年代），他們把瑞典從一個落後國家建設成世界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佔第二位的經濟發達國家（第一位是瑞士）從社會福利來說，則是第一位，標誌著分配的社會化達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上是剛讀到的《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中所寫的（以下簡稱《考察紀要》）。 這篇《考察紀要》的作者楊啟先同誌曾於1985年和1988年兩次赴瑞典進行考察，其得到的總的看法是： “多年以來，對於瑞典式社會主義，我們不僅是一直視為異端，持嚴厲批判的態度，而且時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實，這是不夠公平的。如果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暫時還難以做出一般都能夠接受的結論以外，在經濟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要求的，無論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人民生活的提高，還是實現分配公平、社會公正、保障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應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 ”

這篇《考察紀要》發表在一份發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而且標題寫明是“遲到” （即20世紀80年代的考察直到2002年3月才整理髮表出來這表明關於走向社會主義的瑞典模式至今仍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在我看來《考察紀要》既然已經發表，而且在今天看來這個問題實無迴避之必要，完全可以公正地、實事求是地加以討論和評論，尤其在理論上。

走向社會主義的兩種模式的歷史背景及其理論表述

在理論上，還是應當從1848 － 1850年法蘭西革命至巴黎公社事件以後的形勢說起。 這就不能不多費些篇幅，然後再回到瑞典模式這個問題上來。 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很長一個時期，蘇聯的理論家們一直把巴黎公社說得神乎其神，把它奉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個典範，事實上並非如此。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以後的一個時期，確曾認為西方主要國家的革命形勢已經來臨，因此積極為此從事活動。 但是經過1848—1850年法國革命的失敗以及資本主義幾次平安度過經濟危機並且生產力還得到長足的發展的事實，他們開始覺察到事情並不像他們原先估計的那樣，革命危機還沒有成熟。 馬克思1850年在總結法國革命經驗時就指出： “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係範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 。 ”1所以當1871年普法戰爭中巴黎工人階級趁抗擊外敵反對“資產階級投降行為之際舉行起義並採取社會主義措施（主要領導者為拉薩爾派和蒲魯東派）時，馬克思並不贊成，認為時機並不成熟，但當巴黎工人起義發動起來以後，馬克思不是潑冷水，而是熱情支持並歌頌巴黎工人的大無畏精神和英勇氣概，認為工人階級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同時還深刻總結了第一次工人階級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不少具有重大意義的指導性意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時候說過這樣一句話： “ 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漬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 。 ”2這就是說，工人階級革命的時機是否成熟以及社會主義社會能否實現，完全要看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孕育的新社會因素如何而定（主要是生產力高度發展和社會政治民主化以及整個文明達到足夠的水平）。

巴黎公社以後，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於完成《資本論》的寫作及進一步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指導實際運動的責任大部分落在恩格斯的肩上。 1883年馬克思逝世，恩格斯的責任自然更加重大了。 直到現在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 ，毫無疑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立的。

十月革命和列寧逝世以後，我們又從蘇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這個提法實際上淡化了恩格斯（雖然沒有否定恩格斯），我想，如果列寧還活著的話，他也不可能接受這個提法。 《考察紀要》的作者告訴我們，他在瑞典社會民主黨人口中聽到了“馬克思恩格斯主義”的提法，我想，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總不能將馬克思和恩格斯分開啊！ “列寧主義”是另一回事，這個問題我們下面要講到，這裡要說的是，伯恩斯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後如何在運動中貫徹他們的主張，這是恩格斯一生中最燦爛的一頁，在他最後幾年的歲月中，他始終與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正像我的朋友徐琳主編的《恩格斯與現時代》一書所指出的： 1870年巴黎公社失敗以後，國際工人運動曾一度轉人低潮，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工人運動才逐漸活躍起來，馬克思主義才得到廣泛傳播，在這個基礎上，歐美許多國家——丹麥、比利時、西班牙、荷蘭、意大利、挪威、奧地利、瑞典、瑞士、匈牙利、德國、英國、法國、美國等，先後成立了工人政黨，這時的工人政黨多定名為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或工人黨，沒有定名為共產主義政黨的。 這也和恩格斯當時的觀點有關。 1894年2月恩格斯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 “‘ 共產主義'一詞我認為當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須更確切地表達時才用它。即使到那時也需要加以註釋，因為實際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 。 ”3這個問題還有一段歷史，這裡不贅。 1898年7月，由恩格斯倡議：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工人黨帶頭，召開有22個國家的工人政黨參加的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這就是被後人稱之為“第二國際”的組織。 其實這個組織完全是鬆散的，並沒有任何領導機構的設立（此前被後人稱為“第一國際”的國際工人協會還設有一個總委員會），連定期集會的製度也沒有，各國黨確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為思想基礎，但都獨立自主地進行活動。 說到這時候的指導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l894年（即他逝世前一年）寫的《卡.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一文，這篇文章提到他們自1848年以來對革命形勢估計的錯誤時說： “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 ”“ 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 ” ，資本主義“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 。 這時恩格斯根據當時的條件，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最新的經驗，重新考慮了工人階級鬥爭的策略，著重提出工人階級應當把利用普選權作為工人階級“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 ，並且說明：《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 ”同時聲明，我們的同志絕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恩格斯說明：這當然包括暴力革命權在內——吳按），須知革命權總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4

恩格斯逝世後，德國社會民主黨負責人之一李卜克內西這樣評價恩格斯： “他既是指路人，又是帶路人，既是領袖，又是戰士。在他身上體現出了理論和實踐的結合， ”5歷史證明這個評價是完全公正的。 恩格斯逝世前後數十年，資木主義處於平穩發展時期，歐美各國工人政黨也大多處於公開活動時期，能夠徑直利用普選權這一武器。 進人了20世紀，資本主義重新遭遇危機，並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造成“第二國際”的大分裂——出現了所謂“保衛祖國”派和“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派的對立。 後者是列寧提出的主張，當時除俄國在列寧領導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外，從1918年到1923年，芬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國家或地區也都相繼爆發了革命並取得了短暫的局部的勝利，但最後都歸於失敗。 唯有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 於是產生了“列寧主義”的稱呼（這是列寧逝世後的事情），並有“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對立。 從此，就有“列寧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國際正統派）兩個派別。 隨之，也就有了走向社會主義的兩種模式。

這裡不談上述兩個派別之間的鬥爭（其中反對修正主義是其主要內容之一），也不談蘇聯社會主義和基本上屬於同一模式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得失及其獲得的經驗教訓，這些，在中國社會主義進行改革獲得成功和蘇聯解體似後，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了。 這裡只想概括地談一談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這也只能算是引言（因為這裡也不是專談西歐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那需要另寫一篇專文）。 世界大戰後， 1919年成立了“第三國際” （即共產國際）， 1923年“第二國際”恢復活動，並改名為“社會黨國際” 。 從這時起，西歐工人運動就形成了這兩股勢力：即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社會黨之間的對立，但優勢和主要影響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方面，因為它們不但吸收了絕大部分工人，而且其理論和活動比較適應於資本主義國家中廣大中間階層和知識分子的心理，資產階級也比較能夠接受。 且不說這兩股勢力之間又鬥爭又合作（在反法西斯戰爭期間合作曾是主要的）的複雜情況，就是社會黨國際範圍內從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等本身也很複雜，它們除了一概否定暴力革命和一般接受民主社會主義思想以外，各黨的主張並不完全一致。 初時大致還能奉行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時由恩格斯指導制定的德圍社會民主工黨的綱領，後來則是各走各的路：有的比較激進，有的比較溫和；有的黨繼續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有的黨則放棄了這一旗幟而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馬克思主義也在其內），並主張社會主義思想來源於多種途徑；有的尚稱自己是工人階級政黨，有的則稱自己是人民的黨或民族的黨；有的主張同本國共產黨合作，有的反對這種合作，等等。 一些黨曾不止一次地改組或重建，其傾向也前後不同。 但是總的說來， 1951年社會黨國際重建時發布的宣言大致可視作是一種代表性傾向，這個宣言說： “不管社會黨人把他們的信仰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社會的方法上，還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論他們是受宗教原則的啟示，或受人道主義原則的啟示，他們都是為共同目標而奮鬥，這個目標就是一個社會公平分配、生活美好、自由與世界和平的製度。 ”這裡沒有明確寫明奮鬥的目標是社會主義；但是20年代的《社會黨國際成立宣言》曾是肯定這一目標的，並說明：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把人們從對占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它的目的是要把經濟權力交給全體人民，進而創造一個社會，使自由人能以平等的地位在社會中共同工作。 ”

所以，總的方面是不是可以說：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或稱“社會民主主義運動” ，都一樣）是在尋找另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十月革命不同的道路）呢？ 或者說，是在資本主義胎盤內逐漸培育社會主義新因素，以便漸進式地（由量的積累到部分質變再到最後質變）創造出一種社會主義社會新形態來呢？ 我看可以這樣說。 當然，這種創造往往是試驗性的，不會步伐整齊或呈直線上升趨勢，隨著形勢的改變或力量對比的變化而會有反复，有時前進，有時又後退。 但有一個特點：即已經前進了的陣地即使在後退時也往往不會再全部喪失掉（例如：關於福利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的實施）。 這裡我舉出兩個例子也許有助於說明問題：一個是關於英國工黨從1945年開始進行的一場改革；另一個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考察紀要》向我們介紹的瑞典模式。

關於英國1945年開始的那場改革（被社會民主黨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革），這裡只簡要地說幾句。 那是在二戰後西歐資本主義殘破不全的情況下由英國工黨領導進行的一場社會結構改革，主要措施是：礦山、發行銀行、交通運輸、地方供應企業及鋼鐵生產等實行國有化，即屬資本主義國家所有，使經濟領域中的國有成份達到20% ；通過級差明顯的累進所得稅，使總收人的2/5通過稅收由國家實行再分配；採取所謂“全民福利”的方法，對所有人實行疾病、事故、年老、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等廣泛的保險，並對所有的人提供免費醫療。 1948年工黨領袖艾德禮宣布：英國已成為“福利國家” 。 從此， “福利國家”之名流行起來。 根據確實的材料，當時斯大林同英國工黨左派拉斯基的一次談話，甚至承認這種改革可能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之一（因此， 1951年蘇共曾幫助英國共產黨制定和平過渡的綱領） ，但是另一方面，或者說是更重要的方面，這種改革同時又使當時破敗不堪的資本主義秩序得以穩定下來（按：此項改革當時是經美國默許並由美國資助進行的）。

現在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談《考察紀要》所提供給我們的關於瑞典所採取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