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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資本共產社會社民等比較資料】
2005/03/13 07:12 瀏覽12,428|回應42推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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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er


可惡之資本主義富比士富豪評比

本文於 2007/05/18 20:41 修改第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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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非行不通 而是應限制在基層(轉貼)卡斯楚:共產主義已行不通
2010/09/10 06:37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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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你們愛台灣,台灣不愛你們!
2011-04-12 中國時報 【南方朔】
 幾年前,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蓋瑞.威爾士(Gary Wills)寫了一本足可列入當代學術經典的《必要之惡:美國人不信任政府史》。他指出,美國自從殖民時代以來,人們就以防政府之弊為重要認知目標,但隨著時間的推演,愈到後來政府愈被少數集團所把持,再也做不出政府應有的「必要之善」的事,於是美國人對政府的不信任遂日甚一日,幾年前美國的民兵組織大盛,發生許多起拿起槍枝炸彈和政府對幹的大案,可見人民不信任政府的程度了。

 將政府視為一種惡,近年來這種感覺日益普遍。蓋瑞.威爾士說道:「當政府無法顯示出人性美德,它就會被認為無所貢獻而被人拒絕,對政府要求太多的人,最後會變成對它已不再有期望,並使得人們不得不藐視他們投票選出的人。」

 古代希伯來神話裡有個「海中巨獸」(Leviathan),後來這個海中巨獸「利維坦」就被醜化為國家及政府的代號。但醜化政府的職能其實是假,利用這個代號形成一種論述來讓有錢階級取得政府的控制權才是真。於是久而久之,就在醜化政府職能為「利維坦」的文化裡,一個新的「利維坦」卻已告形成,那就是少數財團與大富世家。他們利用了政府的怯懦無能,而得盡一切金錢利益的好處,他們等於實質上控制了整個國家機器,在「贏者通吃」的時代像是新的怪獸「利維坦」般吞噬著時代及國家的利益。政府將它的臉貼著財團富人,而背部向著愈來愈小愈窮的中產階級及中產階級的後代。最近美國學者哈克(Jacob S. Hacker)及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新著《贏家通吃政治學》裡即明言,所得兩極化的時代,人民痛恨及不信任政府的情緒只會愈來愈增。

 而這種情況在台灣一點也沒有落在別國之後,民國九十八年前百分之十所得稅申報戶的平均所得近二百八十一萬元,最底層的百分之十則僅九萬九千元,差距由前年的廿六倍拉大到廿八倍。而這只是地上經濟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台灣的真正窮人早已窮到根本不必申報繳稅的程度。台灣那些動輒捧著現金買豪宅的富人,他們更多的財富都是出自無帳的資本利得這個富人的地下經濟板塊。如果我們政府有稽察本領,相信只要去追查台灣百分之一富人,那個數字一定會讓全體台灣人都嚇傻了眼。

 一個所得嚴重兩極的社會,它最致命的風險乃是人類社會自然生成的社區感已無法再維繫。當一個政府把臉向著財團富人,把背對著中產階級和窮人,它向窮人應該提供的「社會保護」功能就會衰退。這種社會只會讓愈來愈多人對政府的痛恨會愈來愈增。近年來,我們政府對於因窮困而自殺、而偷竊強盜的案件數據已愈少公布,整個台灣都在媒體的渲染下充滿了快樂幸福的氣氛,這種操弄下的快樂民粹主義其實是經不起考驗的,一份所得統計資料,就把那個假象全都戳破而露了光!

 因此,此刻的台灣形勢其實是很讓人感傷的,絕大多數台灣人都愛台灣,但請恕我講句冒犯的話,台灣並不愛你們。此刻的台灣講究的不是台灣透過政府的作為來重造大家能互助的社區感,我們的主流價值是大家在比本領,有本領的可以進入那個贏家通吃的「有」(Have)的小圈圈;沒有本領進不了「有」的小圈圈,你就注定要進入「一無所有」(Have-not)的大圈圈,那是永遠不會有關愛眼神的失敗者,失敗者有失敗者自己要走的宿命!

 社會和國家政府間是個以社區感為中心的契約關係,在這個社會業已兩極對立時刻,人民有必要強力要求政府去對新契約做承諾。對二○一二的候選人,我們已應要求他或她們對台灣社會的所得不公,社區感的重建等問題做出承諾。台灣應該讓人民對政府的角色恢復信任。台灣無論如何是不能像美國一樣,任由情勢惡化,最後走到老百姓怒而變成民兵的地步!(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伊朗總統在聯大 批資本主義

【聯合晚報╱記者傅依傑/即時報導】
2010.09.22 12:24 pm

伊朗總統阿瑪賈德21日在聯大「千年發展目標」峰會上發言指出,當前世界各種問題根源在資本主義的歧視性秩序和霸權主義。擴張自由資本主義和跨國公司導致許多國家的磨難。

他建議,世界各國應該加強合作,在未來十年改善國際經濟與政治構架,創造一個公平與和平的世界,聯合國應將未來十年定為「全球共同治理十年。」

【2010/09/22 聯合晚報】

卡斯楚:共產主義已行不通

【聯合報╱編譯莊蕙嘉/綜合8日外電報導】
2010.09.10 02:41 am

古巴前領導人卡斯楚交棒給胞弟後,首度接受外國媒體訪問。他語出驚人地表示,共產主義經濟已經行不通。
(美聯社)古巴前領導人卡斯楚交棒給胞弟後,首度接受外國媒體訪問。他語出驚人地表示,共產主義經濟已經行不通,需要改革,且對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感到遺憾。

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問卡斯楚,古巴模式是否能推廣到海外?他說:「古巴模式連在這兒都再也行不通。」("The Cuban model doesn't even work for us anymore." )

認識卡斯楚超過20年的華府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FR)古巴專家史威格(Julia Sweig)隨行採訪,她分析卡斯楚的談話是在替胞弟勞爾(Raul )製造經濟改革的空間,試圖減弱黨內極左派反撲的力道。

勞爾曾多次表示,中央集權的運作模式需要改變,在不影響國營經濟架構情況下,實施小規模改革。

古巴譴責美國對他們實施近半世紀的禁運,是民生凋敝的主因。全球金融危機、鎳礦價格下跌、颶風災損,加上政府貪腐及效率不彰,都是拖累古巴經濟的因素。

卡斯楚被問到關於古巴選擇與前蘇聯結盟,導致古巴飛彈危機的看法時,他回答:「事後來看,我認為那樣做一點也不值得。」

卡斯楚以過來人的經驗指出,伊朗核武計畫可能因美國和以色列行動而失控。他說:「大家都以為能控制自己,但是歐巴馬可能過度反應,緊張情勢逐步升高,就可能演變為核戰。」他警告,美國制裁和以色列威脅,都不會動搖伊朗核子計畫。

高齡84的卡斯楚,2006年7月因腸疾住院開刀,元氣大傷,2008年2月宣布退位,交出執政49年的棒子,目前仍是古巴共產黨黨魁。現在的卡斯楚注重養生,午餐只吃一點點魚及沙拉、一小片沾橄欖油的麵包及一杯紅酒。

【2010/09/10 聯合報】

本文於 2011/04/20 05:59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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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中國人的使命─從美國尊孔談起
2009/12/22 06:20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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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的使命─從美國尊孔談起

(2009/12/20 00:22)

(●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葛壽農 

瑞典物理學諾貝爾得主於1988年說:「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今年美國國會以三六一票對四十七票通過一項決議案:紀念孔子二千五百六十年誕辰,並認知他在哲學與社會、政治思想方面之無價貢獻﹝Honoring the 2,56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Confucius and recognizing his in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由於後者是永久性的,孔子已不朽於美國史冊。很多論者認為美國此舉只是為了討好中國。筆者不以為然,特作此文。 

論述分成四個部份,第一、西方人為何注意孔子,第二、孔子在古代中國的境遇,第三、孔子在現代中國的境遇,第四、臺灣人民的使命。 

無神論的泰山北斗 

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有名的如儒家、道家、墨家、楊朱、法家,都是無神論者。西方人於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約四百年前﹞之後,開始發展出許多無神論述,但這些論述的基本精神,如共產主義、國族主義、個人主義、社會進化論等,都不出中國的諸子百家。 

無神論的基本問題有二:人類需不需道德?如果需要,如何發生?孔子對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人類需要道德,它起於對父母的愛、敬,經由「行為規範」的幫助,最後實踐「仁義」。 

共產主義和墨家以未來的理想社會為誘因,對道德要求極高,所以當追隨者感覺「未來」不可及時,便自然散去,而道德也隨之瓦解。國族主義、社會進化論、法家則將領袖、強者、民族、國家等特定主體的利益置於道德之上,因此道德可以隨著權謀的需要而轉移,稱不上道德了。個人主義則以「尊重個人」為唯一道德要求,它合乎人性,也容易促成,有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但缺乏教化「己欲」的內容。人若無健康的「己欲」,單是「尊重個人」是不夠的,試問,恨自己的人可否恨人?不怕死的人可否殺人?不在乎被欺騙的人可否騙人? 

中國文化到了漢朝,人民選擇了孔子,並不再改變,以後的中國君主都要尊崇孔子﹝雖然是「外儒內法」的騙局﹞,否則不能統御天下。中國歷史不辯的事實是:戰國的墨家無疾而終,秦朝的法家短命,西漢文景的黃老治術最後慘遭豪強蹂躪,之後便一次又一次的回歸孔子。 

從「多元化」到孔子 

三十年以前,共產主義、國族主義、個人主義總想以一種想法排斥另一種想法。共產主義、國族主義固然如此,八十年代以前的個人主義也是如此。個人主義反傳統、反家庭、反政府、反社會、除了個人一切都反的態度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社會混亂,直到八十年代才恍然大悟,遂主張尊重各種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凡能夠流傳的思想,皆有人類相親相愛的主張,神的理論或許不符科學精神,但若能促成人類相親相愛,就該受到尊重。這「多元化」的道理,西方人近三十年才了解,比孔子、老子晚了兩千五百年。 

歐美民主國家的法律條文的依據必須是無神的,否則無法說服不同的宗教。這個依據是「個人主義」,是以傾向寬鬆。「多元化」尊重各種宗教,並不妨礙個人,所以沒有影響到法律層面。「多元化」的特點是包容性,但它還是「個人主義」。 

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或曰雷根\撤切爾主義﹞風行,它主張道德並不重要,法律愈寬愈好,「市場機制」可以處理一切。但去年世界性的金融風暴發生後,「合法的」金融惡行大量曝光,新自由主義突然終止,西方又回到了問題的根本,人類需不需要道德?以寬鬆的個人主義為法律依據是否是最好的選擇? 

孔子有為的、提綱挈領式的、合乎人性的道德規範彌補了「多元化」的缺點。他是中國無神論的泰山北斗,緩和了中國專制君主的惡行,又把中國從極左的泥沼中拖了出來,現代研究也發現,幸福家庭與道德成正相關,恰如孔子的「以家啟德」;另外,幾千年來各種宗教傳至中國後都能和平相處,也對西方多有啟發。 

西方充滿宗教戰爭的歷史,使它不能以宗教為法律的依據,它的無神論者,在連連挫折之後把目光移至孔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外儒內法」導致「醬缸文化」 

孔子思想雖廣為人民喜愛,但它在中國被君主利用,成了「外儒內法」,並導致了「醬缸文化」。 

東周平王姬宜臼的弒父弒君沒有得到適時糾正,以後的周君主都失去了正當性。孔子出生時,周禮已崩解,「暴者為王」的概念正在形成之中。孔子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以「君君」為最重要,君若不君,一切都甭談了。他自知無法扭轉趨勢,很是悲觀。明末清初的學者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寫道:「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堯、舜、禹、文,古君也;秦始皇到清宣統之間所有的君主,今君也。東周沒有即時導正君主的正當性,後來即有孔子亦不能扭轉,孔子不能,直到清末也無人能夠。 

漢劉邦取得天下後,也學西周分封功臣,但經由戰國、暴秦、楚漢之爭,「有德者為王」的概念已經確定轉變成了「暴者為王」,中國文化已被弄壞 ─ 造反是常態,君主只有殺人或被殺 ─ 漢武帝遂走上「外儒內法」的模式。憑心而論,在「暴者為王」的前提下,漢武帝選擇「外儒內法」,算是幸運、睿智。 

從漢武到清末,中國都是「外儒內法」,就是君主把孔子放在表面給人民看,把「法家」放在心裡。什麼是法家?一般以為是法律治國,其實那也是表面,「法家」真正的核心乃荀子的「性惡論」,認為帝王之惡,性也、本也,理所當然。法家下的帝王極端自私,君權無限擴大,面對任何侵犯,皆猙獰以對,銖九族、滅十族、千刀萬剮,蠻橫殘忍至極。「外儒」則是用來欺騙人民的,使人民對君主抱有希望而不願博命,大大縮減了「暴者」聚眾造反的機會。「外儒內法」的策略相當有效,是以與同時期的西方比較,中國的政治比較平靜。 

「外儒內法」雖然短期有效,長期卻是文化毒藥。如前所述,兩千年來以暴力取得天下並恐懼亡於暴力的中國君主皆無正當性,遂極力扭曲「外儒」,擴張「內法」,極力壓制造反。雖然中國也偶爾出現不同的君主,但他們終究無法改變「暴者為王」的本質。

孔子說:「邦無道,富且貴者,恥也。」《論語‧泰伯》,是以秦以來,中國為臣者,除了少數提頭苦諫、拒君避隱者之外,絕大多數都是無恥之徒。這些人幫助君王扭曲孔子,藉著「移孝作忠」的機制以擴張君權、壓制造反。他們害怕人民看穿謊言,於是從口語中慢慢腐蝕「外儒」。例如,用「尊師」壓迫「重道」的「尊師重道」﹝孔子重道,未提尊師﹞,用「敬老」壓迫「尊賢」的「敬老尊賢」﹝孔子尊賢,未提敬老﹞,用「敬」壓抑「愛」的「敬愛」﹝應是愛敬,出於《孝經》﹞,用「父母」壓抑「青年」的「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用「棍棒」壓抑「兒童」的「棒下出孝子」,用「濫情」壓抑「仁義」的「俠義」、「情義」、「道義」﹝非孔子語﹞,…,數之不盡;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非孔子語﹞乃他們的終極佳作。這些口語中都夾帶孔子,但實際卻是「以紫奪朱」的千古陰謀;慢慢地,文化質變了,「外儒」變成「醬缸」,孔子的智慧竟被誤成「吃人的禮教」。 

醬缸裡是什麼?當然就是內法的「自私」與外儒的「虛偽」。自私與虛偽從君主擴張到父、長、師、幫之後,便完成了醬缸文化。 

中國大陸 

是以欲救中國者,必致力於兩件事,一是改革「暴者為王」的歷史慣例,二是改革「醬缸」文化。前者很難,後者更難。感謝西方民主的啟發,感謝孫中山,中國經由「革命」,終止了君主傳承。 

但文化卻非幾十年可以扭轉的。毛的「槍桿子出政權」、「批孔揚秦」,蔣的不斷連任,都證明他們骨子裡還是無法改變「暴者為王」的思維。「暴者為王」的幽靈既在,它的衍生物「醬缸文化」便繼續存在。毛、蔣都是愛國者,負有民族責任,也確實幫助中國免於滅亡,但卻無法了解自己思維的錯誤,辜負了孫中山。 

時至今日,大陸改革開放多年,現在高舉孔子,「外儒」又出現了,但若「內法」還在,孔子將繼續遭到扭曲。試問: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中國特色」?是孔子?是外儒內法?還是暴力?它們可是天差地遠無法混為一談。 

就在幾年前,中國導演張藝謀還拍了一部「英雄」,把秦始皇美化成聖君,這種電影放到國際上真丟人。秦始皇暴虐至極,坑殺降軍四十萬,動不動就屠城。看看那墳墓規模,就知道他已經壞到骨子裡了。中國出現這種君王,實是奇恥大辱。張藝謀後又設計北京奧運開幕式,托天之幸,沒有再度誇獎暴君。 

大陸是否尚未擺脫「暴者為王」的歷史慣例呢?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是靠軍權上台的嗎?果若如此,「醬缸文化」也必然繼續存在。中國大陸很大,一變而天下震。西方人對中國不夠了解,也不敢隨便刺探,恐遭「說三道四」、「指手劃腳」的斥責。李光耀主張美國勢力續留東亞,便遭到大陸網友鋪天蓋地的攻擊。其實,李光耀不放心的事,很多人也都不放心。 

筆者想,臺灣的成功轉變,或許是唯一能夠促成大陸政治反省的外在力量。 

臺灣道德的內憂外患 

思想高於制度,孔子對政制的形式無所堅持,唯以「仁義」斷之。孔子本是商的後裔,但他說:「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中庸‧二十八》。民主制與周禮一樣,皆非孔子所創,只要能彰顯「仁義」,孔子從之。 

臺灣終於以民主制取代了「暴者為王」,具備了清除「醬缸」的初始條件,但「醬缸」是活文化,會反撲,可能把民主消滅在醬缸裡。臺灣也實行外來的「資本主義」,它也是破壞道德的力量,「人不自私,天誅地滅」這句惡毒無比的中國諺語,與「資本主義」一拍即合。 

臺灣的法律與歐美類似,都基於個人主義,失於寬鬆,但社會文化的背景卻不相同,歐美是經過數次宗教革命淨化後的基督教文化,而臺灣民主初時,卻是與清末相差無幾的醬缸文化。就抵抗腐化而言,淨化後的基督教文化遠勝過醬缸文化。 

臺灣的民主,在醬缸與資本主義的雙面擠壓下,憑什麼彰顯仁義? 

臺灣人的使命 

二零零八年,臺灣人民選擇馬英九為總統,他是有名的「不沾缸」﹝或不沾鍋﹞。這似乎證明了臺灣人民雖然在醬缸中成長,但也反對醬缸的自私與虛偽,也希望有所改變。果真如此嗎?「暴者為王」排除之後,臺灣人民已漸漸地從醬缸中自動回歸孔子了?果真如此,則是令人驚喜的,基督教從腐敗到乾淨,可是花了幾百年的功夫。我想,孔子一直深藏在人民的心中,兩千年不變,一旦不懼君,便花也似的展開。 

筆者曾長住美國,美國人多以為個人主義是進步的,宗教是落後的,但他們卻很自然地顯現基督教幫助弱者、不說謊、重生命、講公平的特質,因為這些特質是美國文化的「正義對照表」,個人主義者在道德上若沒有這些特質,就會遭到社會的唾棄。這次金融風暴的金融豪強們在法律上沒有責任,但道德低劣,遭社會譴責,進而激起美國金融制度的全面反省,這種效應,就是直接來自文化的正義對照表,它是社會有力的防腐劑。 

中國文化的正義的對照表就是《論語》、《中庸》、《孝經》、《大學》、《離騷》這些經典,黃宗羲據以痛斥殘暴君主,本人據以痛斥「醬缸文化」。這張對照表,被漢武帝意外樹起,遭君主抹黑兩千年依然發光,無君之後,是否能夠照亮全世界,就看臺灣的選民了。 

筆者建議臺灣選民,把我們文化的正義對照表高高樹起,據以反省自己,檢驗政客,不做一個自私虛偽的小人,也不允許任何自私虛偽的小人在政府中存活,要求政府有為、禮義廉恥、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天下為公。 

當此,大陸適從沈睡中清醒,資本主義繼續敗壞道德,歐美人唾棄無德卻束手無策之時。臺灣人在政治與文化上的奮鬥,將影響世界。 

●NOWnews「今日論壇」徵稿區→http://www.nownews.com/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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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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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17:40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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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市當以護幣為前提

(2008/11/25 00:25)

(●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葛壽農 

科技時代,生產能力不成問題,最怕是消費萎縮,它迫使生產線關閉、工人失業,令使消費直線向下,造成大蕭條。大蕭條在七十多年前發生過──多數人穿不好,但織機停產;多數人吃不飽,但田園荒蕪。為什麼?因為多數人沒有錢,無購買力,社會處於「均貧」狀態,那時整體經濟的生產量,不能超過維持人類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業者不敢多生產,多了就要賠錢,「均貧」社會有如一灘死水,人無夢想,天天只為覓食而活。 

這次金融危機發展至今才幾個月,現況是,消費者恐懼失業而不敢消費,導致消費萎縮,但這是信心問題,而非「均貧」問題,多數人還有工作、儲蓄,除非消費者信心長期無法恢復、企業持續倒閉、失業持續惡化、儲戶資產被賠光,「均貧」社會不會來臨。此時此刻,各國政府努力救援經濟,做法大約是分短期與中期兩類,短期是拯救企業,阻止失業潮,中期是擴大內需,以激發整體需求,然而歸根究底一句話,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市場的消費動能,以免社會墮入「均貧」。 

馬政府最近推出的消費券極富創意,它除了直接送錢給人民消費護市之外,還給予業者苦撐下去的理由,缺乏信心的業者或許因而會對自己說:至少應該撐到明年消費券發放之後才考慮關門罷!企業不急著關門,員工便不失業,消費意願就不會瞬間消失,這是兼顧中期實質消費與短期利多心理的策略。 

有些人說,消費券會大部分轉成儲蓄,但筆者相信,這是小看了臺灣業者的促銷功夫,也小看了馬英九的宣傳魅力,大多數的臺灣人民將會以超出平常支出的方式花掉消費券,並以參與護市為榮。 

現在各國政府都無暇考量長期策略,誓言一、兩年後市場就能回溫,不會陷入蕭條,筆者希望真能如此,要不然情況可能比七十多年前的大蕭條還要嚴重。因為除了蕭條本身之外,各國政府為了不成功的護市已經負債太重,稅收不夠支付利息與開支,只好開動印鈔機猛印鈔票,直到幣值崩盤為止,那時候大蕭條一辭已無法形容,應稱之為無政府下的大蕭條,大人們可能視鈔票為廢紙,卻為爭奪一隻雞而奮戰不休。 

因此,在馬政府舉債護市之際,筆者不得不提醒,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舉債護市的主張不能保證成功,臺幣與美金的國際地位也不盡相同,民無信不立,護市要以護幣為前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臺幣的信用崩盤。 

●NOWnews論壇徵稿區→http://www.nownews.com/write/ 

●來稿或參與討論的文章也可寄至「新信箱」public@nownews.com 

(●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大衝突來臨前 大思想孕育否

二月十二日是解放黑奴的美國林肯總統兩百年的冥誕,剛當選的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赴伊利諾州參加紀念慶典。台北的林肯學會也舉辦餐會,馬英九與楊甦棣等台美名流出席演講。林肯對於當代中國人有何啟示,值得探究。

林肯面對的是分裂的社會,而自己代表其中的一方。爭議的焦點包括,新加入合眾國的州是否可以蓄奴?美國能否繼續在法律與思想上採取一國兩制而仍然維持為一個國家?

他當選後,還等不到就任,南方各州宣告退出合眾國,他必須為聯邦的統一而戰。隨著戰事的開展,他的反奴立場也開始趨於堅定,才能在統一後,成為解放黑奴的偉人。

理想與現實間的妥協與偉人最後的抉擇,往往都是充滿偶然。林肯的時代,思想上分裂成蓄奴與反奴,政治上分裂成北與南,而在思想與政治間又進一步分裂成人格上的堅持與妥協。這是一個到了蓄奴公投前夕,連牧師都會運送軍火鼓吹殺人的詭譎時代。

今天在大陸,遭逢的是左與右激烈鬥爭,可是沒有政治分裂的問題,政治分裂是存在於兩岸之間與台灣內部。

至於在台灣,統獨之間的思想鬥爭一旦捲入兩岸與藍綠的政治分裂問題,就形成堅持與妥協兩股壓力。當北京面對兩岸,或台北面對藍綠,都面臨林肯苦思過的同樣問題:採取法律或思想上的一國兩制能否繼續成為一個國家。

林肯的啟示是,在政治分裂到達無可救藥之前,思想上的絕對堅持似乎不合情理,但是當政治分裂已達無可救藥,衝突難免之際,則思想上的趨於堅定與自我動員就理所當然,產生孕育偉人的溫床。

孕育偉人的時代溫床同時也孕育瘋狂。因為在面臨對決情況下,人性的陰暗面得到釋放,或是對物質無盡的攫取,或是對人命的輕賤,這是為什麼唯有大思想與大人格才能重新感召人心,在殺戮與墮落之後,回到人間,讓殺人的牧師與貪瀆的台獨領袖也能重聚。

目前兩岸間與台灣內部,都是處在妥協的節骨眼上,主事者多希望在政治與思想雙重衝突之中維持一個國家,不論是兩岸一國,或藍綠一國。然而兩者之間,卻又是相互衝突的。片面妥協反而累積未來的衝突能量。

在某種大衝突終將降臨的暗潮之中,是否有能感召人心的大思想已在某處孕育?

【2009/02/12 聯合報】

化解效率科技與就業需求的矛盾──拯救資本主義

(2009/02/01 09:06)

葛壽農 

可獲利的科技創新是資本主義最佳的投資標的,不足時,資本主義就會為了生存而亂投資,不久就病倒了。 

當投資銀行因缺乏好的投資機會而不得不依靠「次級房貸」獲利時,資本主義實際上已走到盡頭,崩潰已成定局,去年延續至今的金融慘劇,早在七年前美國以超低利率對抗不景氣時就已無可扭轉,而七年前的網路泡沫也是緣於正常投資機會的不足而造成的盲目投資熱,一九九二年衰退延續很長,直到家用電腦這個近五十年來最偉大的創新在一九九五年起飛時,才真正復甦。 

現在各國政府注資、降息拯救經濟,只是救急而非治療,試問銀行即使暫時不倒,但若無投資機會,還能生存幾年?救急之後需要治療,治療就要抓出病因,資本主義的病因是什麼? 

資本主義有一假設,就是每個人都必須就業或有錢,否則就沒資格消費,因此就業最要緊的事,就業萎縮,市場就萎縮,對於窮人而言,就業更是要緊,沒有工作,就活不成了。這就形成了效率科技與就業需求的矛盾,因為效率科技可以排擠就業機會,只有像家用電腦這種開發新需求的創新可以暢行,而效率科技,例如以機器取代教師、醫師等都是注定失敗的,因為教師、醫師有工會、有政治力,必然阻止這種投資的成功。但是,教師、醫師該不該保護自己的工作機會呢?當然應該,因為資本主義為窮人設下的前提是:每個人都要有工作才能消費。 

筆者以為,效率科技與就業機會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的病因,調整就業與消費模式,使得效率科技與消費能力相輔相成,方可釋放出許多投資機會,滋養金融業,否則,急救再急救,資本主義終不免乾涸而死。 

調整資本主義的就業與消費模式,是個翻天覆地的大工程,需要充份的數據與思考才能設計細節,但方向卻很清楚:機器取代勞力應該有利於全體人類,部份機器創造的物資應該無償地分配給人類,使得每人一生所需的基本物資隨著效率科技的發展而愈來愈容易取得,因此,效率科技愈發達,就業與否就愈不能威脅到人的生存。 

凡效率工程師都想自動化,終極理想就是發明一種機器可以為人類做任何事,但是這種崇高的理想卻不容於當下的資本主義,這是遺憾,也是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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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禪讓」要有制度

(2009/05/28 00:45)

葛壽農 

《孟子‧萬章》中,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回答:「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孔子力墮三都,不顧安危,逆勢而為,豈是聽天由命之人,但孟子作為孔子的繼承人卻把政權的傳承視為「天意」,實有愧於孔子。漢儒最後發展出玄之又玄的「五德終始說」,孟子難辭其咎。 

孟子繼續說:「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朱丹﹝堯之子﹞之不肖,舜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以上述的歷史來看,堯舜禪讓政治結束的原因,不是德衰,也非天意,而是理論不固,人民捍衛的熱情不足,制度未成也,所以一句「吾君之子也!」,便輕易回復到堯以前「父傳子」的舊制而不回頭了。 

美國老布希幹完一任總統,八年之後,兒子又來兩任,新加坡的李光耀與其子李顯榮都是總理,但少有人擔心布希或李氏家族會永遠領導美國或新加坡,為什麼?因為票選民主的制度已成,有理論、有實踐、也有人民的支持,父傳子只是偶然,而非制度。然而在古中國,「父傳子」在堯以前已是制度,堯、舜、禹沒有建立起穩固的新制,是以「禪讓」只是偶然,而「父傳子」才是制度。 

近代的大陸,鄧逼華、傳趙、逼趙、傳江,江傳胡,好像最後終是轉成禪讓了,但是理論、民意都還看不到,這還不是制度,不知能不能續,是以臺灣和世界都很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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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拯救資本主義?

(2008/12/22 00:05)

(●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葛壽農 

歐美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有左右之分,差別在於金融政策,左派主張管控,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平常兩者爭論不休,現在金融海嘯來臨,各國政府不分左右都干預了經濟,輿論以驚人的速度從右派轉向左派,從自由轉向管控,從雷根轉向小羅斯福,令人發笑,經濟衰退時左派,經濟繁榮時右派,不過是跟著資本主義的生理時鐘輪轉罷了,毫無原則可言。 

其實,只要資本主義存在,衰退與繁榮的交替便無可避免。人類需要思考的是擺脫景氣循環的辦法,否則所謂的永續經營、長治久安、百年盛世,都是空話。一九二九年開始延續十幾年的大蕭條是經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方能結束,現在若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人類文明將被核武打回石器時代。 

自由貿易的條件是買賣雙方都受益,需求者與供給者通過自由貿易,必然能以低於預期的代價取得貨物、服務或金錢,否則不能成交,因此是合乎正義的。當下的經濟問題顯然不在自由貿易,而在資金市場。 

人類自古就有「資金」這種商品,但交易量小。然而現代的資本主義卻信仰資金是經濟的主宰,深信只有經由資金市場,自由貿易才能蓬勃發展。由於這種信仰,在危急時,政府都給予「資金市場」最大的援助,這無疑是意識形態作祟,也違背了貿易自由的原則。美國人盛讚小羅斯福總統使用社會主義的辦法從大蕭條中拯救了資本主義,好像是說,資本主義的好壞無庸置疑,這又是意識形態作祟。 

當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威脅強大時,維護資本主義,有政治上的必要,但柏林圍牆倒塌後共產主義已經勢微,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敵意已大幅降低,應該已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此時此刻,各國政府已大幅掌控了資金市場的仲介商,因此幾個月前聽來還頗為荒謬的問題,已具實質意義。現在我們可以問:此次金融危機過後,政府要不要繼續收購資金仲介商,使其逐步公有化?還是讓它們恢復以前的私有的狀態,任其擴充,並取得醞釀下一次經濟大蕭條的機會? 

中國人在思考上述問題時,比起歐美人士,應該較無意識形態的束縛,因為,一九八零年以前,中國都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大陸不用說了,臺灣也不是,三民主義其實是溫和的社會主義,兩岸經濟成長初期所需要的資金,大多來自政府籌集或是家族儲蓄,而非資金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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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狀」取代「一國兩制」

(2009/05/26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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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壽農 

眾所皆知,兩岸的政治問題若不解決,臺灣的未來莫說百年,十年都不可知。馬英九宣稱,若能連任,將不排除兩岸政治議題的協商,算是對自己的豪語「為臺灣打造百年盛世的基礎」稍作交待。其實兩岸政治問題真正解決的關鍵在於大陸政制的改革,而不在臺灣,馬英九可以做的,最多只是為臺灣鋪陳一個可以維持百年的「現狀」。 

鄧小平三上三下,死裡逃生,深知大陸政制太過凶險而不受歡迎,遂提出「一國兩制」,等同宣告:大陸政制進行無限期的內部整修,整修期間,停止對外論述,臺灣可以不接受大陸的制度,但不可獨立,否則兵戎相向。「一國兩制」根本就是權宜之計,目的是防止臺灣在大陸整修政制之際,永遠地脫離中國。假如「現狀」可以達到同樣目的,「維持現狀」就可取代「一國兩制」。 

近年來兩岸互動似是朝這個方向發展,若順著胡錦濤的和平協議、軍事互信、統一架構的順序走,則可望在「軍事互信」之後,形成一種「法理台獨」與「武力統一」都不可能的「現狀」,果真如此,一國兩制已無必要。 

然後,將是制度的論述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仁政、禪讓制度、民主自由制,或是其他的創新制度都可以拿出來公開討論,直到臺灣與大陸人民都可以欣然接受的制度出現時,便可進行統一架構的規劃,這將是真正的統一,所圖者何止百年,千秋萬世也。有這樣的統一作為願景,還有誰在乎彆扭的「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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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為政府」

(2008/12/25 00:21)

(●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葛壽農 

金融海嘯令使各國政府干預救市,已將雷根/撒切爾的自由化主張沖垮,對於嚮往「有為政府」的政治家,正是推動的好時機。筆者自一九九二年在報上撰寫雜文以來,就與自由化經濟學家不同,始終希望節制破壞道德的「資本主義」。 

美國民主黨的小羅斯福、甘迺迪、詹森、卡特,都曾主張大有為政府,但筆者去掉一個「大」字,僅留「有為政府」,此即是,該大則大,該小則小,並無定論。這個想法直接來自《大學》的「財散則民聚」。 

本文先略述雷根/撒切爾主義如何崩潰,再述公營機構的效率問題,最後把《大學》的理想和現實綜合起來討論。 

※ 小布希政府──雷根/撒切爾主義的最後幽靈 

公營企業的缺點是沒效率,沒效率的原因是缺乏誘因,什麼誘因?據自由化經濟學者的說法,就是把利潤據為己有的誘因。八零年代的雷根/撒切爾的經濟自由化主張,就是認為政府干預市場愈少愈好,把國有企業私營化,放鬆管制,令其自負盈虧,使其更有效率。該主張席捲全球,臺灣也因而發動了一連串的公營轉私營的措施,包括了二次金改。 

若是公營者不懶惰,私營者不貪婪,公私營的問題就不存在了。懶惰和貪婪都是人類不好的天性,壓抑懶惰與貪婪,乃是古今中外人類教育的共同標的。雷、撒作為政府領導人,不思整頓公務員,卻利用人性的貪婪以換取效率,否定人類文明反貪婪的共同價值,乃不負責任的短線操作,致令全球長期陷在金錢遊戲之中,終於不出三十年,世界金融在金融業者的貪婪操作下,無預警的嚴重失控,導致實體經濟直線衰退,無辜的受害者遍佈全球,雷根/撒切爾主義至此全面崩潰。 

金融風暴下,各國政府都大舉出手注資救援,英國的左派政府的作法比美國的右派政府務實合理。布朗首相在收買巴克萊銀行股權時,便聲明要參與經營,有點收歸國營的意思,而美國政府買下五大銀行股權時,卻聲明不參與經營,兩者的差別,便在於小布希政府還想拖住雷、撒主義的幽靈。因此,小布希政府還有更無理的作法,它貸款一千五百億美金給AIG讓它自行抒困兩年,而AIG的市值卻僅四十三億,為什麼不把AIG直接像二房那樣收歸國營,卻任由闖禍的經營團隊繼續操作巨額公款?實是匪夷所思。 

此時此刻,全球性的衰退還深不見底,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雷根/撒切爾主義的最後幽靈,將隨小布希的去職,而永遠的離開人間。 

※ 公營產業也能有效率 

私營企業為什麼較有效率?因為有利潤的壓力。誰有利潤的壓力?老板有利潤的壓力,假如利潤豐厚,就沒壓力了,效率也不會好,經濟繁榮時,缺乏效率的私人企業比比皆是,這次危機的禍根──房價泡沫,就是在繁榮期種下的。私營企業的效率,其實只是源於老板一人或董事會的壓力,因此,公營企業只要領導人施壓,也一樣會有效率。臺灣的中鋼曾經是個有名的高效率國營企業,正是因為它的領導人趙耀東要求效率,效率就出來了。是以企業的效率在於它的領導人,而非它的公私屬性。 

道理都是一樣的。公務員為什麼要有效率,因為民選老板要求效率,民選老板為什要求效率,因為人民要求效率,人民為什麼要求效率,因為政府用的是人民的錢。因此民主國家公營企業的效率全看人民是否懂得施壓。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民主。不幸的是,人民往往是不清醒的,他們謙虛的傾聽知識份子分析是非,但知識分子卻是胡裡胡塗地不能堅定。因此,什麼樣的知識份子,就有什麼樣的選民。 

筆者曾寫過一篇「中國的知識份子何時覺醒?」﹝見東森新聞報,葛壽農特區http://www.nownews.com/project/0008/787_1.htm﹞,裡面做些了論述。總而言之,中國許多問題的癥結,都在於不明是非的知識份子,筆者屢次為文的目的,都是希望臺灣的知勢份子能夠從傳統文化中找到共同的是非價值觀,包括本文在內。 

※ 《大學》的有為政府 

在古代中國,「資金」就是「財」。《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主張「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又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財散則民聚。」、「仁者以財發身」、「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綜合看來,《大學》主張治國者需要勤儉才能擁有「資金」,但是「資金」是要來用的,不該聚斂起來,資金的使用要合乎「仁義」方能「財散而人聚」,以民主國家來看,就是聚集選票的意思。 

《大學》描述了一個螺旋向上的過程,國家因有德而有人,因有人而有財,因有財而多德,因多德而人更多,…。正是一個「以德發德」的有為政府:勤儉、向心力強,錢多人多,天天做好事。 

什麼人才能夠在有為政府工作呢?當然是能夠格物、致知﹝研究外物,以求知識﹞、誠意﹝不自欺﹞、正心﹝處心端正﹞、修身﹝客觀公正﹞的有德君子。孔子還從許多不同角度形容君子,內容豐富,在此不累述了。 

古時的有為政府需要聖君來推動,現在則需要選民。選民若懂得把有德君子選入政府,政府自然有為。 

※ 有為政府的彈性運作 

前面說過,公營企業的效率並不難,應屬於政府的責任,這是前提,過去的雷根/撒切爾主義是推卸責任。 

有為政府要散財於民,不能與民爭利,什麼企業該公營,什麼企業該私營,什麼企業該公私合營,應該有所拿捏,而拿捏的標準在於人民福祉,有為政府可大可小,一切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原則雖然簡單,但細節繁複,本文僅能提供下列例子,供政府參考。

私部門向政府要求舒困自是可以,但不能以人民福祉為要脅,公司大沒有關係,但愈大應該愈強壯,而非愈脆弱,因此向政府要求舒困的「大」公司必是經營不善,諸如倒了可能對很多無辜者造成傷害,或是可能造成大量失業,皆可視為要脅而非可以接受的理由;因此,「大」公司一旦向政府要求舒困,就該將它收歸國有或半國有,例如美國的二房、AIG,花旗銀行、通用汽車。政府進駐這些公司之後,便應以大眾的福址為經營方針,而非股東權益。 

有為政府必須保護人民,企業在擴張時,投資者和經營者都必須了解,公司愈大,社會責任也愈大,失敗後獲取第二次機會的可能也愈小。 

相對而言,企業愈小政府愈應扶持,經由公營銀行,給予多次機會,倒一次不追債,只要誠實以對,不圖欺詐,便可再接再厲,繼續貸款。小百姓只要誠實面對政府,政府一定提供活路,這是有「德」,「散財聚德」,本是政府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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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達爾文也不同意的演化論

  • 2009-02-12
  •  
  • 中國時報
  •  
  • 【■潘震澤】

     今年二月十二日,是歐美兩位偉人的兩百歲誕辰紀念日:一是取消黑奴制度的美國總統林肯,另一是解放人類思想的達爾文。由於美國今年選出了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因此紀念林肯的活動也特別多;相形之下,達爾文就遜色些,比起前幾年慶祝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一百周年的熱度,似乎還有所不如。就其緣由,自然與達爾文提出的演化論有關(今年也是演化論問世一百五十周年)。

     其實生物會一代代逐漸演化的觀念,並非達爾文首創;物種的起源,困擾過之前許多世代的思想家,被稱為「祕中之祕」。達爾文的偉大之處,是他提出了演化的可能機制: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習稱「天擇」)。天擇的產生有幾個先決條件:一是物種內個體差異的存在,二是生存的壓力。越能適應環境而生存下來的個體,就越有機會繁衍更多後代,把己身具有優勢的特質給遺傳下去。經由這樣的機制,物種會更適應當下的環境,也就有可能產生新種。

     達爾文這個想法既簡單又有力,讓許多人讚美之餘,也嘆息自己為什麼就沒想到。然而,演化論卻也極容易遭到誤解,譬如與達爾文同時代的史賓塞就提出了「適者生存」的口號,幾乎成了「天擇」的同義詞;至於「適者」,則經常與「強者」畫上等號。演化論傳到中國後,由於清末國勢積弱,為了救亡圖存,譯者嚴復又加上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八字,等於給弱肉強食者背書,而忘了老子「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的道理。

     對國人而言,另一個造成對演化論的誤解,是evolution一詞沿用日譯為「進化」,讓人望文生義,以為生物的改變,一定是朝「進步」的方向而去。因此,進化的想法,讓許多人對於心目中的「弱者」,少了同情之心;對於自利損人的「厚黑」之舉,也自得而不慚。這些都是誤讀演化論造成的不幸。

     當然,達爾文對物種起源的解釋,與基督宗教的教義,有基本的不相容點,更是演化論飽受誤解及攻擊的主要原因。在這一點,包括前任教宗在內的許多信仰中人,都提出信仰與演化的科學證據可以互不衝突的說法,表現出理性的態度,但還是有許多基本教義派無視演化學問世一百五十年來,累積的堅實證據,仍以經書章句為本,是可怪也。

     在地球變得「更平更熱」的今日,我們紀念達爾文以及他的演化學說,就不能再曲意誤解演化的真諦。對生物的生存而言,自利與利人、合作與競爭同等重要;同舟共濟自是群體生物演化出來共度難關的本事,我等不可或忘。(作者為生理學教授,科普作家)






本文於 2009/11/03 17:39 修改第 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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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是否當救?婦女生殖貢獻社會,不必就業即受保障!(轉貼)化解效率科技與就業需求的矛盾──拯救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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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效率科技與就業需求的矛盾──拯救資本主義

(2009/02/01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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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有一假設,就是每個人都必須就業或有錢,否則就沒資格消費,因此就業最要緊的事,就業萎縮,市場就萎縮,對於窮人而言,就業更是要緊,沒有工作,就活不成了。這就形成了效率科技與就業需求的矛盾,因為效率科技可以排擠就業機會,只有像家用電腦這種開發新需求的創新可以暢行,而效率科技,例如以機器取代教師、醫師等都是注定失敗的,因為教師、醫師有工會、有政治力,必然阻止這種投資的成功。但是,教師、醫師該不該保護自己的工作機會呢?當然應該,因為資本主義為窮人設下的前提是:每個人都要有工作才能消費。 

筆者以為,效率科技與就業機會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的病因,調整就業與消費模式,使得效率科技與消費能力相輔相成,方可釋放出許多投資機會,滋養金融業,否則,急救再急救,資本主義終不免乾涸而死。 

調整資本主義的就業與消費模式,是個翻天覆地的大工程,需要充份的數據與思考才能設計細節,但方向卻很清楚:機器取代勞力應該有利於全體人類,部份機器創造的物資應該無償地分配給人類,使得每人一生所需的基本物資隨著效率科技的發展而愈來愈容易取得,因此,效率科技愈發達,就業與否就愈不能威脅到人的生存。 

凡效率工程師都想自動化,終極理想就是發明一種機器可以為人類做任何事,但是這種崇高的理想卻不容於當下的資本主義,這是遺憾,也是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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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給自足到消費社會的省思

(2009/02/04 00:13)

(●作者新石,宜縣員山,國小教師,閒暇遨遊古今,以撰寫武俠自娛。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來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版權為作者所有,請勿隨意轉載。※新石特區)

新石 

最近金融海嘯一來,幾乎世界各國無人能擋,紛紛中槍倒地,眼看著失業狂潮一波波襲來,對於這樣的局勢,應該要如何因應?相信是政府乃至於民間都在深刻思考的問題。 

我一直從社會資源的不公平分配來看待這樣的問題!擁有資源的人不會被狂潮擊倒,他頂多只要將員工等同「負資產」的思維來想,透過裁員解聘來「脫手」就可以了,他或他們或這間企業還是可以維持某一種營運存在的狀態,特別是將會耗費資產的不利因素,也就是員工的薪資這個資源重新又收回到自己的手中,讓自己有更大的籌碼因應整個企業在局勢的發展,至於失業的問題,因為企業沒有社會責任這個問題,所以就留給失業者去獨自面對或政府來接手這個燙手山芋了。 

政府對於這樣的問題不敢怠慢,因為事關選票或政治權力的維持,所以政府開始如實地扮演了資源平衡分配的角色,將手中所握有的資源分配到那些急需要資源的失業弱勢者的手中,可是一種救急不救窮的疑慮始終存在。 

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不是已經走到了一個資源過度集中、造成大多數的人都要仰賴少數的資本家或企業才能生存過活?當土地的取得變得愈來愈不容易!因為資本家炒高了土地的價格、變更了土地的使用目地、大多數的人看到農村的荒涼和都市的繁榮,最後只能選擇遠離農村、離鄉背井來到都市謀生,後來被裁員失了業,而沒有了工作等於什麼都沒有了!電費、水費、小孩教育費、日常生活費一樣也付不出來,然後因為工作職缺真的很少,在人浮於事的社會中只好靠著政府的失業津貼、短期工作來望梅止渴,因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有沒有工作,而是在一種心態的改變! 

有工作時可以選工作!沒有工作時,有工作可以賺錢就該偷笑了!這就好像有東西吃的時候可以選什麼東西來吃,等到沒有東西吃的時候,有東西吃就不錯了!而沒有工作表示開源這條路不通了,生活開支就要能省則省,這樣節流,因為富人有富人的過法,窮人有窮人的過法,只要找對方法,一樣過得下去。 

政府應該投注心力的地方,不應該只是刺激消費,更多是讓失業沒錢的民眾在日常生活開支上能減到最低,減少對生活的衝擊,我記得以前曾經有一個廣告,有一家電器品牌鼓勵窮人買冷氣,因為電風扇沒辦法讓小孩子專心讀書,特別是在一個悶熱的環境中,我覺得突兀的是,窮人買冷氣,接下來的電費怎麼辦?不又是一筆額外的負擔嗎?就像買車容易養車難的觀念一樣!當我們把原因結果倒過來想的時候,有時候根源沒解決到,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精算出一戶人家一個月到底需要多少錢才能勉強過得下去,政府透過失業津貼、短期工作來拉抬失業率,不如有一個長期抗戰的準備,如何找出這樣的基數,透過發放現金、政策補助將固定的資源發揮最大的利多,是不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法,這就好像在日據時代,因為日本戰況吃緊,在台灣這塊殖民地上所施行的食物配給制度,大家或許都吃不飽,但至少大家都有得吃。 

政府當年為了補助軍公教的油電半價、軍公教福利中心的思維,可不可以用來解決現階段的問題,如果著眼點是為了減輕因為收入微薄或沒有收入時的生活支出或經濟負擔的話,這樣的方法會不會比發放消費券來得長遠而有效應? 

最終的解決方案還是在一種思考方式的轉變--我們的社會太過於依賴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經濟型態,不僅資源集中,而且欠缺人性,如果繼續要維持這樣的走向的話,政府就絕對不能和企業金控眉來眼去,將國營企業論斤秤兩的賣,這就是前朝讓人相當詬病的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資源的平衡,甚至當資本家太超過之時,透過政策或更大的財力達到制衡的效果,因為政府是由大多數的人民所任命,並不是少數那些資本家。 

不過我還是希望資本主義的社會能慢慢被取代,讓社會資源和機會能公平地被眾人所分享,而不是集中在少數資本家的手中,讓大家都變成老板,甚至根本沒有老板,因為每個人都自給自足、都是自己的老板,當人類能創造出這麼多的資源,卻沒有辦法安靜悠閒下來享受這些資源,大部份的人還是得每天努力去從資本家、企業的手中爭取這些資源,資源真的不夠嗎?還是資源根本是某些人的禁臠?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只能去搶食桌上掉下來的碎屑,這樣的人類社會到底是進化還是往後退了一大步,連我也漸漸搞不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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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石,宜縣員山,國小教師,閒暇遨遊古今,以撰寫武俠自娛。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來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版權為作者所有,請勿隨意轉載。※新石特區)


新心學(1)--從真理三自性看中國歷史為什麼很難有科學

(2009/01/25 01:43)

(●作者栗子鼠,留美博士。簡介表示,因為讀書生活有時無聊,所以左手不免風花雪月,右手偶爾談談國家大事,月旦人物一番。作者部落為http://blog.nownews.com/ledeparis/,也歡迎有興趣者可進入討論。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栗子鼠特區)

栗子鼠 

中國為什麼很早就有四大發明,卻產生不出科學?原因當然很多,但依據種子無限流注的道理,相同的問題,在西方也發生過,中古世紀時經院哲學發達,討論的問題若牽涉到聖經以外,一律不准,因此中古世紀的哲學變成神學的奴婢,只能討論「一個針尖上能站幾個天使」那樣無聊的問題,導致科學思想被扼殺。 

但西方人有勇氣造反,更有勇氣追求真理,寧願被迫害,也要將事實說出,而中國人有敢對朝廷造反的勇氣,卻沒有對「思想」,對「真理」造反的勇氣,這方面儒家與帝制政府對思想的嵌制難辭其咎,西方人大膽宣布上帝已死,科學於是誕生;但東方人抱著孔子的大腿不放,終究落的一個早有四大發明的古國,不進反退,這是很值得深思的。 

基督教或儒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民間可以維持良善風俗,沒有人會反對,但若將此意識型態拿到官方來用,便會形成對思想的壓迫,因此任何將這種意識形態作為官方指導準則的意圖,都必須被強烈批判而不能有絲毫懷疑,其實一神教和儒家的思路裡根本開不出科學的路,伊斯蘭教不用說了,至於基督教總是與科學站在對立面,不斷因應時代需要而有不同說法,從舊約有形象的神,到新約無形象的神,為了符合科學說法,將來也必定不斷改經,而儒家,無論是五德說或是天圓地方等聖人學說,都是胡說八道。真正認識真理的途徑,有大乘佛教的「內明」之學(即參究宇宙本體的如來藏學),這是從根本上來認識宇宙,另外就是其他的四明,若不以內明為基礎,那麼其他四明便不能算「明」,而是世間以意識思惟驗證的「科學」,然而無論內明或科學,都是認識真理的途徑,只不過以意識思惟終究有其侷限,而「內明」或「科學」,其實都具備三種特性,這是一神教和儒家都缺乏的。 

一、獨立性 

所謂的真理不受意識所左右,獨立存在於主觀之外,若要改變此客觀環境,則必先明瞭其理,例如科學家明瞭其理後便能多所發揮,佛教的聖人也必須了解如來藏運作之理,但無論如何,若不知真理獨立存在之理,便會錯誤以為意識心為究竟真理,陸九淵王陽明一派的「心即理」和西方的唯心主義都犯此過,以為真理可以被吾人之意識所影響,或是被具有意識之上帝所造,然真理其實獨立,不受教條或政治意識所更改一分一毫,無論人或上帝,在無意識(「我」的意識)卻有作用的真理面前都須服從,因為其超然而獨立。 

二、普遍性 

所謂的真理必須有普遍性,即種子無限流注的特性,故一項科學學說雖未達完善,但若有一人了解並發現之,只要適當的闡述,很快便有第二人第三人以至於無窮人類了解並信受之;大乘佛教開悟也是如此,自稱開悟者必須經過壇經金剛經楞伽經驗證,所說所証不能離開真實心—如來藏,而且兩個開悟者所悟內容必定完全一樣,而儒家的孟子所了解的心和王陽明所悟的心彼此不能溝通,古代的一神教所說的上帝和現在所描述的又不一樣,你除了「信」,完全不能被兩者以上所証明,因此儒家與一神教皆無普遍性,與真理相違 

三、無限性 

科學的發現雖基於邏輯推理,但意識思惟要了解宇宙中無窮的法,必定流散以致於無窮,故雖具普遍性,卻只是一時一地的暫時普遍,而非恆久普遍,永遠又更好更全面的解釋取代現在這個,好比說牛頓古典力學可以被地球多人所理解,卻無法解釋宇宙中所有現象,必須靠愛因斯坦相對論;但不是說牛頓的說法錯誤,只是他的普遍仍有局限,不如相對論來的更加普遍。因此必定不斷有新學說來更普遍的解釋宇宙現象,因此說是無限,然此無限並非如同一神教或儒家等隨便說說,仍須本著意識裡本有的邏輯思考法則與實驗觀察不斷驗證;佛教的內明之學亦同,証得真實心的菩薩儘管所述內容有普遍性,卻深淺有別,三地菩薩對初地菩薩所說之法以初地菩薩觀之,必定屬於聞所未聞法;等覺菩薩對八地菩薩所說之法以八地觀之,必定也是無所限量,唯除佛地因具大圓鏡智,無所不知外,於剛悟之賢者來說,將來所需學之種智等法也是無限,但仍須本著所悟之真實心—如來藏法而地地進修,以致於無限。 

中國的儒教與一神教類似,裡頭開不出科學的種子,因為不具獨立性,普遍性與無限性的三種特性,用在民間移風易俗尚可,但若妄想以此取代官方意識形態,不走先進國家政教分離,國家世俗化的路子,那麼將永遠會是民智受到壓抑,不思追求真理的國家,只有徹底對真理臣服,用盡一切力量屏除任何獨斷意識型態於官方之外,中國才會成為真正追求科學精神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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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心學(2)--中國未來發展的第三條路--左右之外

(2009/02/04 00:11)

(●作者栗子鼠,留美博士。簡介表示,因為讀書生活有時無聊,所以左手不免風花雪月,右手偶爾談談國家大事,月旦人物一番。作者部落為http://blog.nownews.com/ledeparis/,也歡迎有興趣者可進入討論。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栗子鼠特區)

栗子鼠 

1、分析極端理性主義的禍害 

我小的時候,便對兩種人特別敬謝不敏,一種是極端的基督教徒,開口閉口便是「不信神下地獄」,另外一種便是極端的中國保守儒家信徒,張嘴出言便是「大漢天威,中國人的世紀」。這兩種人,不要以為他們信仰的價值不同,就以為他們本質上有何不同,實際上他們都是一個樣,標榜著自以為是的「極端理想主義」,以「道德政治化」自居,於是歐洲有了長達好幾百年的「黑暗世紀」,中國有著好幾世紀的「天朝觀念」(到現在還屢見不鮮),這都是極端理想主義的禍害。 

無論是柏拉圖,馬克思,羅馬教廷,黑格爾,孔子,和許多的中國儒家信徒,他們出發點都是良善的,各自在心中劃出自己認為的「理想藍圖」,然而他們因為忽略人的意識若要去了解無窮的真理,便難免有局限性,尤其是理性對外在世界的設想與推導,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達到佛教的內明之學—-「證悟於意識之外的另一真實心(如來藏)」的境界,故所有的理想主義者都有他們的侷限,但他們認不清自己的侷限,卻又要強迫人們跟隨他們的道路,而跟他們不一樣的就成為「異端」,「異己」,於是極端理想主義的信徒所造的烏托邦往往是最不人道的,無論是中世紀的黑暗歐洲,近代的共產主義國家,或是中國幾千年來徘徊不去的帝制幽靈和民族主義。 

2、極端理性主義與科學理性的根本差異 

卡爾。波普爾說過,科學可以被信賴,不在於它「絕對正確」,而是在於它可以被「證偽」,一項科學定理,只要有新的證據或觀察, 
便可以證明前一個理論的錯誤而被新的理論取代,然後逐漸逼近最後的真理;然而極端理性主義信徒,他們的學說卻是不能被「證偽」的,他們省略了實驗與觀察的糾錯步驟,直接妄想「一步到位」,於是立意良善的後果卻是極慘無比的結局,甚至囚禁人類「無限可能」的心靈,這都是極端理想主義不知運用理性必須謙虛的根本謬誤 

其實科學不僅僅在於可以被「證偽」,更在於它能被不同的個體所理解,我在此稱呼為「種子無限」,一樣科學學說儘管可以被「證偽」,卻不代表它是錯的,只是它仍未具有解答所有現象的能力,好比說牛頓力學可以在地球上適用,到了宇宙卻全然是另一回事,必須靠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才行,但牛頓力學並不是錯誤,只是它的解釋能力不如相對論全面,然而無論牛頓力學或相對論,只要有人在人類歷史上發現這樣的學說,因「種子無限」的緣故,必然能被第二人以上理解和採用,但是玄學如占星術或儒家的政治觀或馬克思的經濟觀不同,它們在甫推出時便是「絕對正確」,而且完全無法被兩人以上的人了解,因為它只是告訴你「就是這樣」,卻不告訴你「為什麼是這樣」,這便容易形成極端唯心論的教條主義,儘管馬克思的學說看似與基督教水火不容,但他們與儒家的政治觀如出一轍,都是「天生正確」而且不能以理性的思辯去修飾或證明的。 

3、政治必須「世俗化」卻絕非拋棄理性的「庸俗化」 

但讀者看到這裡不要誤會,以為理性主義不重要,這裡強調的是不能用官方的力量來崇奉某種特別且不可證偽的意識形態,而要將理性主義解放到民間去,在西方,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正是採用此一標準,基督徒喜歡往臉上貼金說美國是基督教國家,但事實上美國禁止類似十誡那樣的宗教條文出現在司法機關或學校當中,但並不禁止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在民間教化人心的功用;同樣的精神以回教國家的土耳其執行的最徹底,凱末爾將軍以嚴格的法律,禁止了伊斯蘭教企圖染指政治權力的野心,在土耳其,女性戴頭巾是犯法的,這是徹底的政教分離,但在民間,仍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信奉伊斯蘭教,而且達到教化人心的功用;中國也有自己的理想主義,那就是儒家意識形態的政治觀,但我並不反對儒家在民間教化人心的功用,但要堅決反對的,是官方強迫將儒家意識形態的神聖化和絕對化,那是在走與政教合一的舊路,是所有的民眾與知識份子都要警覺與小心的。 

在我看來,政府的法律條文,如同科學一樣,都是有侷限且隨時可以被證偽的,但這並非說它失去了理想,恰恰相反,科學是承認有絕對真理的,只是用意識往外了解的方法,永遠都有局限,卻也同時有無限的可能,但科學的最終目的,仍然是企圖去趨近那最後的真理;政府的法律條文一樣,都有往使人類更好更幸福的方向去發展,但沒有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必須以嚴格的精神去謀求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非「天生正確」,因此都有修正與改進的空間,這種世俗化的國家,才是真正「溫和理性「的國家。 

4、政治世俗化,仍須以「不證自明的平等精神」為前提,此點與科學「本有的邏輯思辯能力」相同 

以「種子無限」的觀念來說,科學發展除了「證偽」之外,便是能被兩人以上所了解,然後會愈來愈多人了解,而這「被了解」的基礎, 
在於人類意識裡「本有」的邏輯思辯能力;那麼政府存在的目的與立法的精神,有沒有像科學這樣「本有」的基礎呢?我的看法是有的,那不證自明的道理,就是「平等」的精神,但如同科學一樣,以意識思惟所訂定的平等法律,永遠都有可能不完善,因此要不斷修改,才能趨近於類似科學那樣的「真」,而也正如科學發展必須建立在人類「本有的邏輯思辯能力」上,政治法律條文的擬定,也必須建立在「不證自明」的「平等」基礎上。 

與神聖化的國家不同的是,世俗化的理想國家沒有官方統一對理想標準的齊一意識形態,因為一旦有官方對理想的操控,那麼一定會變成排他的,教條的,並逐漸演化成奴役人民的「恐怖統治」;但世俗化的理想國家卻非不重視理想,只是它們不統一理想的標準,而用多元的方法保護了各種不同的理想主義在民間蓬勃發展,卻不主動主導介入,但最大公約數卻是本著「不證自明」的平等精神,不斷朝美善世界努力修正,這才是謙虛的,卻又讓「政治道德化」的世俗理想主義國度,他們一方面不同於齊一意識形態的專制國家,卻也不同於毫無法治和紀律的非道德國家,這便是我心中理想的政治制度。 

5、重新定義民主 

可以說那些民主不成功的國家,如菲律賓或印度等等,不在於民主精神的錯誤,而在於它們不知民主為何物,民主的精神不在於人民作主,否則希特勒時代的德國也可以叫民主國家了,民主的精神在於本著「不證自明「的平等精神,不斷的去修正法律,使的多數人能受到免於恐懼,言論,匱乏和宗教的自由,但菲律賓的民主制度,哪一點有平等的精神,而在印度根深蒂固的種性思想,又哪裡體現了平等?如果人民會投票就叫民主,那最後民主的代價便是民粹與政治的庸俗化,因此將美國的民主與第三世界的民主相比,可謂比擬不倫,因為美國是世俗化的國家,卻非庸俗化的國家,美國的人民作主只是表象,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國民普遍為不證自明的平等精神奮鬥的歷史,那才是世俗化的道德國家,因此若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失敗來非議民主,那是他們根本弄不懂何謂民主,這點歐美國家的學者和東亞的學者很多都犯此過失。 

6、中國的路—左右之外 

中國的問題,現在左右兩派的鬥爭日趨激烈,右派主張政府庸俗化,對企業的限制愈少愈好,結果經濟發達了,卻造成很多貪官汙吏的現象,使的一些民眾竟開始懷念起毛澤東時代的左派來了,但左派既已式微,便開始利用儒家的道德教條,想以民族主義和官方力量,重新主導儒學的意識形態,於是在中國形成一個怪現象,因為它現在既是非常庸俗的國家,另一方面卻也是民族主義和儒學守舊主義等極端理性主義興盛的國家。 

然而如同我前面所述,極端理性主義的結果往往帶來災難,因此無論是儒家或基督教等,就算他們的理想再高,也萬萬不能讓他們掌握官方的意識形態,必須以強制的力量,如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將軍或美國憲法那樣,以強制的法令將帶有宗教神聖性的理想主義徹底剷除於官方之外,但卻可以讓他們在民間蓬勃發展;但另一方面,卻不是叫這個政府失去理想,隨意打家劫舍,侵占國產,而是要高懸不可自明的「平等精神」,努力制定並嚴格貫徹平等精神的法律,嚴逞貪官汙吏,另一方面以嚴格的法律徹底保障人民宗教,言論,經濟與不受恐懼的自由,這樣一方面完成了「世俗化」,卻同時避免毫無理想道德的「庸俗化」,這才是中國未來要走的路。 

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今日的知識分子,要不就強調以儒家為官學的意識形態繼續統治,要不就主張政府什麼都別管,侵占國產也美其名為私有化,但前者導致極端理想主義,一定造成再一次的思想嵌制,生靈塗炭;而後者則導致理想的全然喪失,變成如同第三世界民主失敗的國家,我在這裡,則要再一次的強調第三條路,那就是政治世俗化,即峻拒一切的意識形態(包括儒家,馬克思主義或基督教)滲透到官方,但卻非庸俗化,即本著不證自明的平等精神不斷趨向那最理想的道德國家,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強大而又幸福的自由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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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 2009/02/05 23:41 修改第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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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為政府」

(2008/12/25 00:21)

(●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葛壽農 

金融海嘯令使各國政府干預救市,已將雷根/撒切爾的自由化主張沖垮,對於嚮往「有為政府」的政治家,正是推動的好時機。筆者自一九九二年在報上撰寫雜文以來,就與自由化經濟學家不同,始終希望節制破壞道德的「資本主義」。 

美國民主黨的小羅斯福、甘迺迪、詹森、卡特,都曾主張大有為政府,但筆者去掉一個「大」字,僅留「有為政府」,此即是,該大則大,該小則小,並無定論。這個想法直接來自《大學》的「財散則民聚」。 

本文先略述雷根/撒切爾主義如何崩潰,再述公營機構的效率問題,最後把《大學》的理想和現實綜合起來討論。 

※ 小布希政府──雷根/撒切爾主義的最後幽靈 

公營企業的缺點是沒效率,沒效率的原因是缺乏誘因,什麼誘因?據自由化經濟學者的說法,就是把利潤據為己有的誘因。八零年代的雷根/撒切爾的經濟自由化主張,就是認為政府干預市場愈少愈好,把國有企業私營化,放鬆管制,令其自負盈虧,使其更有效率。該主張席捲全球,臺灣也因而發動了一連串的公營轉私營的措施,包括了二次金改。 

若是公營者不懶惰,私營者不貪婪,公私營的問題就不存在了。懶惰和貪婪都是人類不好的天性,壓抑懶惰與貪婪,乃是古今中外人類教育的共同標的。雷、撒作為政府領導人,不思整頓公務員,卻利用人性的貪婪以換取效率,否定人類文明反貪婪的共同價值,乃不負責任的短線操作,致令全球長期陷在金錢遊戲之中,終於不出三十年,世界金融在金融業者的貪婪操作下,無預警的嚴重失控,導致實體經濟直線衰退,無辜的受害者遍佈全球,雷根/撒切爾主義至此全面崩潰。 

金融風暴下,各國政府都大舉出手注資救援,英國的左派政府的作法比美國的右派政府務實合理。布朗首相在收買巴克萊銀行股權時,便聲明要參與經營,有點收歸國營的意思,而美國政府買下五大銀行股權時,卻聲明不參與經營,兩者的差別,便在於小布希政府還想拖住雷、撒主義的幽靈。因此,小布希政府還有更無理的作法,它貸款一千五百億美金給AIG讓它自行抒困兩年,而AIG的市值卻僅四十三億,為什麼不把AIG直接像二房那樣收歸國營,卻任由闖禍的經營團隊繼續操作巨額公款?實是匪夷所思。 

此時此刻,全球性的衰退還深不見底,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雷根/撒切爾主義的最後幽靈,將隨小布希的去職,而永遠的離開人間。 

※ 公營產業也能有效率 

私營企業為什麼較有效率?因為有利潤的壓力。誰有利潤的壓力?老板有利潤的壓力,假如利潤豐厚,就沒壓力了,效率也不會好,經濟繁榮時,缺乏效率的私人企業比比皆是,這次危機的禍根──房價泡沫,就是在繁榮期種下的。私營企業的效率,其實只是源於老板一人或董事會的壓力,因此,公營企業只要領導人施壓,也一樣會有效率。臺灣的中鋼曾經是個有名的高效率國營企業,正是因為它的領導人趙耀東要求效率,效率就出來了。是以企業的效率在於它的領導人,而非它的公私屬性。 

道理都是一樣的。公務員為什麼要有效率,因為民選老板要求效率,民選老板為什要求效率,因為人民要求效率,人民為什麼要求效率,因為政府用的是人民的錢。因此民主國家公營企業的效率全看人民是否懂得施壓。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民主。不幸的是,人民往往是不清醒的,他們謙虛的傾聽知識份子分析是非,但知識分子卻是胡裡胡塗地不能堅定。因此,什麼樣的知識份子,就有什麼樣的選民。 

筆者曾寫過一篇「中國的知識份子何時覺醒?」﹝見東森新聞報,葛壽農特區http://www.nownews.com/project/0008/787_1.htm﹞,裡面做些了論述。總而言之,中國許多問題的癥結,都在於不明是非的知識份子,筆者屢次為文的目的,都是希望臺灣的知勢份子能夠從傳統文化中找到共同的是非價值觀,包括本文在內。 

※ 《大學》的有為政府 

在古代中國,「資金」就是「財」。《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主張「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又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財散則民聚。」、「仁者以財發身」、「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綜合看來,《大學》主張治國者需要勤儉才能擁有「資金」,但是「資金」是要來用的,不該聚斂起來,資金的使用要合乎「仁義」方能「財散而人聚」,以民主國家來看,就是聚集選票的意思。 

《大學》描述了一個螺旋向上的過程,國家因有德而有人,因有人而有財,因有財而多德,因多德而人更多,…。正是一個「以德發德」的有為政府:勤儉、向心力強,錢多人多,天天做好事。 

什麼人才能夠在有為政府工作呢?當然是能夠格物、致知﹝研究外物,以求知識﹞、誠意﹝不自欺﹞、正心﹝處心端正﹞、修身﹝客觀公正﹞的有德君子。孔子還從許多不同角度形容君子,內容豐富,在此不累述了。 

古時的有為政府需要聖君來推動,現在則需要選民。選民若懂得把有德君子選入政府,政府自然有為。 

※ 有為政府的彈性運作 

前面說過,公營企業的效率並不難,應屬於政府的責任,這是前提,過去的雷根/撒切爾主義是推卸責任。 

有為政府要散財於民,不能與民爭利,什麼企業該公營,什麼企業該私營,什麼企業該公私合營,應該有所拿捏,而拿捏的標準在於人民福祉,有為政府可大可小,一切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原則雖然簡單,但細節繁複,本文僅能提供下列例子,供政府參考。 

私部門向政府要求舒困自是可以,但不能以人民福祉為要脅,公司大沒有關係,但愈大應該愈強壯,而非愈脆弱,因此向政府要求舒困的「大」公司必是經營不善,諸如倒了可能對很多無辜者造成傷害,或是可能造成大量失業,皆可視為要脅而非可以接受的理由;因此,「大」公司一旦向政府要求舒困,就該將它收歸國有或半國有,例如美國的二房、AIG,花旗銀行、通用汽車。政府進駐這些公司之後,便應以大眾的福址為經營方針,而非股東權益。 

有為政府必須保護人民,企業在擴張時,投資者和經營者都必須了解,公司愈大,社會責任也愈大,失敗後獲取第二次機會的可能也愈小。 

相對而言,企業愈小政府愈應扶持,經由公營銀行,給予多次機會,倒一次不追債,只要誠實以對,不圖欺詐,便可再接再厲,繼續貸款。小百姓只要誠實面對政府,政府一定提供活路,這是有「德」,「散財聚德」,本是政府該做的。 

●NOWnews論壇徵稿區→http://www.nownews.com/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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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中國的知識份子何時覺醒?

(2006/05/20 00:57)

(●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葛壽農 

判定事物的是非必有論述,而論述必有其邏輯的根源,這個根源,筆者稱之為「是非主體」。 

文明必有是非主體,是非主體的包容力愈大,文明發展的空間就愈大。例如基督教比同源的猶太教發展大,因為新約比舊約更具包容力。中國人也知「有容乃大。」,作為古時中國是非主體的「仁義思想」包容力很大,因此中華文明到了漢朝已經發展到了沙漠、大海的地理極限。 

孔子以求真的精神理解了詩、書、禮、樂、易、春秋與時事之間的關係後,發展出來「仁義思想」,其實它就是一種以仁義為主體的是非論述。仁與義都是價值觀,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愛與真,仁義為「是」,不仁不義為「非」,分明之至。仁義的論述起於「孝」,孝出於自然,故包容性很大,是以在近代西方鬥爭思想介入之前,中國一直都是多元社會。 

※是非主體的瓦解 

四百年來,西方帝國主義者為了排除掠奪的障礙,倡導「社會進化論」,肯定「弱肉強食」,這個論述從知識界展開,與基督教和仁義思想的「生生不息」尖銳對立,然而發展至今,美國的基督教依然堅固,而仁義思想的主體地位早在五四運動時就已潰散,究其原因,乃因社會結構的不同。維護基督教的是教會,但維護仁義思想的卻是知識界自己,知識界反仁義,仁義非倒不可。因此中國的失去是非主體,知識界應負全責。 

中國是非主體瓦解之後,中國人的習性依舊,老百姓還是習慣向知識份子問是非,惜知識份子已無是非,還迷惑於西方的「鬥爭論」,遂「包容」盡失,內鬥不斷,中國陷入長期不穩定的狀態。 

現在知識份子最愛說的就是務實主義,例如鄧小平「摸著石子過河,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經濟論」,再就是「台獨」、「民主萬能」、「自由萬歲」等目標主義。但知識份子在鼓動人民奔向目標時,卻提不出行為上的是非標準,因此不管目標如何,社會的秩序都因百姓的迷惑而日趨混亂。 

※有什麼樣的知識份子就有什麼樣的選民 

以臺灣民主為例,選民雖是民主政治的主人,卻還是愛聽知識份子的話,每次選舉前,知識份子各為其主,或謀劃、或獻策、或站台、或為文、或開講,他們的行動與見解都成了選民投票的依據。因此選民最後的整體選擇,其實就等於是知識份子選邊角力後的結果。筆者常常聽到一些說法:「再壞的孩子,也還是自己的好。」,「失掉了政權,什麼都沒了。」,「贏者全拿。」。臺灣的知識份子實際上已經默認了「只要達成目標,有什麼不可以?」。筆者曾經寫過一篇名為:「敬告媒體:選舉不是戰爭。」的文章,希望糾正一下選舉的概念,結果無效,「選戰」還是掛在知識份子的嘴邊。試問,既是戰爭,「兵不厭詐」、「無所不用其極」,豈不全是可以接受的手段了。 

筆者最近參加台北某個「民主」討論會,會上不滿陳水扁的人很多,主持人一開始就宣稱:「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民主。」,話雖不錯,但更深一層的想,在中華文化的社會裡,「有什麼樣的知識份子,就有什麼樣的選民。」,似乎更為正確。 

※中國的知識份子何時覺醒? 

臺灣的民主拼成不堪的局面,大陸的政治內外矛盾,經濟也拼出許多問題,歸根究底,就是缺乏是非主體。 

中國人要復興,關鍵在於找回「仁義」的是非主體,為此,卻不得不依靠推倒「仁義」的知識份子,因為中國百姓的儒家習性牢不可破,還是愛聽知識份子的話。但是,嗚呼哀哉,不知中國的知識份子何時才能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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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大陸學者的「國家合作主義」

(2006/05/14 00:09)

(●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葛壽農 

最近許多大陸學者提出了「國家合作主義」﹝以康曉光為主﹞,並認為中國的儒家文化可以為這樣的體制提供必要的養份。但筆者卻以為,更緊急的問題不在於制度的正名,而是在於如何將儒家文化提昇至一個水準,使得任何制度在中國,都可經由儒家文化的去蕪存菁而變得更好。 

※討好的「國家合作主義」 

「國家合作主義」的重點在於「合作」二字,所謂合作,就是指政治菁英、經濟菁英、知識菁英、大眾四個階層之間的合作,使得各個階層皆因合作得利,而能和平共處。論者指出美國小羅斯福於大蕭條時期的「新政」就是「合作主義」。筆者想當前的新加坡,臺灣的兩蔣,也都是這類體制,而目前大陸的政制,似乎也是朝這個方向移動。這個主義的提出,並不會對大陸現行的政治產生任何實質上的影響,它主要的作用,顯然是要把目前大陸的政治形態與外來的共產主義與民主自由主義區隔開來,以便名正言順的回歸傳統,並從傳統中尋找政制的正當性。就這點看來,「國家合作主義」是頗能振奮人心的。 

※「儒家文化」需要整修 

然而,現存於大陸的儒家文化,是傳自沒經過認真檢驗的清末儒家文化,甚至還是飽受五四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傷害過的儒家文化。這樣的文化,許多人譏之為「醬缸文化」,在醬缸裡,任何制度都會變質,成為個人獲取金錢與權力的工具,這樣的文化,離孔子的儒家文化已經很遠了,「禮」被「金錢」取代,「尊賢為大」《中庸》、「不義則爭」《孝經》、「當仁不讓」《論語》等君子特質,已被視為「不識實務」的個性缺陷。文化的墮落,並非中國所獨有,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曾墮落到極為恐怖的境地。孔子以後的儒家文化經歷了孟子、荀子、法家、佛家、道家、新儒家、章回小說的影響難免墮落,到了清末,自是又黑又臭。本來凡是愛惜中國的人,發現了自家文化的墮落,理當奮起反省,努力使自己的文化恢復活力,可惜百年來的中國人非但沒有致力於此,反而棄之。 

因此,「國家合作主義」的提出難免令人錯愕,是不是太快了點?是不是應該先整理一下儒家思想的理論脈絡之後,再提出什麼主義之類的東西與它配合。思想與主義,孰先孰後? 

其實從孟子開始,儒家就出現了矛盾,孟子的「下賤說」就莫名奇妙地排斥了「男歡女愛」,它和讚美男女之愛的「詩經」直接矛盾,還有「性善說」,它與孔子的「生而知之,學而之知,困而知之」顯然不能並存。大陸學者強調「國家合作主義」必須在一個絕對權威,並且不受挑戰的政府之下發展,然而這種政府的存在是不是與儒家思想中最根本的孔子思想發生矛盾呢?眾所皆知,孔子一生都是不停地批評政府。 

※提昇傳統文化才是正理 

筆者讚賞從傳統尋找未來的出路,但反對為眼下的弊病尋找藉口而扭曲傳統,因此對於「國家合作主義」不得不採取懷疑的態度,恐怕它真正的用意不過是維護現有的政權,回歸傳統只是個說法而已,果真如此,傳統必然再度受到傷害。 

筆者以為,孔子思想如何能夠在現代重新恢復活力才是我們後代子孫最該關心的課題,我們應該勇於建立仁、義的價值判斷,如此一來,我們將敢於嘗試任何外來的制度,因為醬缸已成了一潭流動的清水,我們已經具備了去蕪存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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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拯救資本主義?

(2008/12/22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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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壽農 

歐美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有左右之分,差別在於金融政策,左派主張管控,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平常兩者爭論不休,現在金融海嘯來臨,各國政府不分左右都干預了經濟,輿論以驚人的速度從右派轉向左派,從自由轉向管控,從雷根轉向小羅斯福,令人發笑,經濟衰退時左派,經濟繁榮時右派,不過是跟著資本主義的生理時鐘輪轉罷了,毫無原則可言。 

其實,只要資本主義存在,衰退與繁榮的交替便無可避免。人類需要思考的是擺脫景氣循環的辦法,否則所謂的永續經營、長治久安、百年盛世,都是空話。一九二九年開始延續十幾年的大蕭條是經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方能結束,現在若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人類文明將被核武打回石器時代。 

自由貿易的條件是買賣雙方都受益,需求者與供給者通過自由貿易,必然能以低於預期的代價取得貨物、服務或金錢,否則不能成交,因此是合乎正義的。當下的經濟問題顯然不在自由貿易,而在資金市場。 

人類自古就有「資金」這種商品,但交易量小。然而現代的資本主義卻信仰資金是經濟的主宰,深信只有經由資金市場,自由貿易才能蓬勃發展。由於這種信仰,在危急時,政府都給予「資金市場」最大的援助,這無疑是意識形態作祟,也違背了貿易自由的原則。美國人盛讚小羅斯福總統使用社會主義的辦法從大蕭條中拯救了資本主義,好像是說,資本主義的好壞無庸置疑,這又是意識形態作祟。 

當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威脅強大時,維護資本主義,有政治上的必要,但柏林圍牆倒塌後共產主義已經勢微,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敵意已大幅降低,應該已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此時此刻,各國政府已大幅掌控了資金市場的仲介商,因此幾個月前聽來還頗為荒謬的問題,已具實質意義。現在我們可以問:此次金融危機過後,政府要不要繼續收購資金仲介商,使其逐步公有化?還是讓它們恢復以前的私有的狀態,任其擴充,並取得醞釀下一次經濟大蕭條的機會? 

中國人在思考上述問題時,比起歐美人士,應該較無意識形態的束縛,因為,一九八零年以前,中國都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大陸不用說了,臺灣也不是,三民主義其實是溫和的社會主義,兩岸經濟成長初期所需要的資金,大多來自政府籌集或是家族儲蓄,而非資金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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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迷思─-國家主義

(2006/06/15 00:17)

(●作者葛壽農為北市人,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葛壽農特區)

葛壽農 

※世界已從國家主義中覺醒 

國家主義是落後文明的表徵。國家的最大作用就是發動、應付或準備戰爭,當沒有戰爭時,把人類的社會分割成許多國家,對於促進整體的福祉而言,完全沒有效率。中國人早就看清這點,所以只有春秋戰國時代出現國家林立的狀態,漢以後的兩千年,中國人厭惡多國並立,厭惡戰爭,統一天下永遠是分裂時中國人民的願景。 

柏林圍牆拉倒之後,冷戰危機解除,西歐便迅速進行解除國界,全球化也因資本主義的效率需要而逐漸形成。西方似乎重新了解到,國家意識型態是戰亂的禍根,是互補有無的障礙,是野蠻的象徵。近代的歷史已經證明,只有國家而無天下的國家主義必然導致戰爭,而戰爭就是野蠻,就是落後。這個觀點,與中國的大統一思想一致。 

《大學》裡的「治國、平天下」早已指出,治國者必須心懷天下,國家與天下必須兼顧。 

※兩岸沉醉在國家主義之中 

過去一百年裡,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共同完成了一項壯舉,就是成功地把中國人天下一家的概念轉變成了國家主義,因此抗日戰爭才能打的這麼久,「抗美援朝」才能驚天動地,這是「新興」國家主義的中國,與老牌國家主義美、日間的對抗。最後,中國地大人多,得以慘勝。 

如前所述,國家主義違背中華文化的的大統一思想,而中華文化,是比較文明的。中國不得已走上國家主義的道路是因為敵人太多太強,沒有國家主義就不能團結,不能團結就不能抵抗侵略。現在中國危機解除,中國人理當回到文化的根本,以孔子思想面對世界,而非繼續死抱著在外來的、野蠻的、不文明的國家主義。 

然而現在兩岸的中國人卻仍然無法擺脫國家主義的迷思,以為它是保命求生的必需品。大陸認定西方侵略之心不死,臺灣人幻想敵人的存在,都是蓄意括大存亡危機,以便加強國家意識;特別是臺獨,不但幻想敵人,幻想被害,還幻想已經不存在的國際局勢。國家主義當初倉促在中國催生,為的是救亡圖存,現在則不知為了什麼?筆者實在看不出任何一邊有外在的存亡危機,自取滅亡的危機倒是存在的。 

※臺獨能促成世界和平麼? 

臺獨論者到世界各國爭取支持,但遇到中美大戰的問題時,便為之語塞,臺獨與世界和平孰者為重,世界早有共識,推銷臺獨而沒有準備好一套世界和平的論述,豈非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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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漫畫 日本最熱門新年禮

金融危機令東京的聖誕禮品市場生意清淡了不少,但日本東方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根據馬克思「資本論」改編的漫畫,卻成為歲末年關最炙手可熱的禮物。該書首印2.5萬冊,上市不過10天便已售罄,並且擠進了暢銷書榜單。

據媒體報導,這部漫畫描述的是19世紀某奶酪廠的故事。資本家羅賓是該企業的負責人,他唯利是圖,但在嚴酷的商業競爭中陷入了困境。羅賓一直在追逐剩餘價值與同情被剝削員工之間作著痛苦的情感掙扎。而馬克思名著的精髓也隨著故事情節的鋪陳躍然紙上。東方出版社刻意在聖誕和新年假期推出此書,因為日本人此時才有更多閒暇閱讀漫畫。

此書的讀者定位是30歲以上人士,因為他們受此次金融危機打擊最大。在日本,每天都有生產下滑、工廠關門、員工被解雇、薪水下降創紀錄的壞消息傳來,就連豐田、本田和松下這類巨頭也難逃厄運。除了「資本論」,於1929年出版的左翼名著「蟹工船」也捲土重來,躋身暢銷書之列。

【2008/12/26 新華社】








本文於 2008/12/27 06:18 修改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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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槍殺少年 希臘暴亂
希臘青年6日深夜在雅典市區與鎮暴警察衝突,並隔著熊熊燃燒的路障與警方對峙。 
(歐洲圖片新聞社)

希臘首都雅典2名巡邏警員6日遭到大約30名青年以石塊等物品攻擊,一名警員步下警車朝對方開槍,結果打死一名16歲少年。消息傳開後,立即在當地引發大規模暴亂,次日並向至少6個希臘城市蔓延。

大批蒙面的年輕人7日在雅典市中心向警方投擲石塊及汽油彈,員警立即回以催淚瓦斯,另一批年輕人包圍案發地點所在艾克沙齊亞區的一所工藝學校,學生則占領雅典市區的幾所主要大學,抗議警方濫殺無辜;警方出動特警維持秩序,但似乎無意下令鎮壓。前述2警員已停職靜候調查。

暴亂迅速向希臘第2大城泰沙隆尼卡與至少另外5個城市蔓延,連旅遊勝地克里特島(Crete)與科孚島(Corfu)也出現示威,程度之嚴重是1991年1月至今僅見。當年的暴亂是因為一批不良分子殺害一名左派的教師而引發,結果奪走4條人命,這一次幸未再造成任何人死亡。示威青年利用網路隨時掌握警方的最新動態,號召其他青年加入示威行列,並計畫8日繼續示威。雅典青年經常在艾克沙齊亞區與警方發生衝突,當局已嚴陣以待,雅典全市消防隊並奉命戒備。

數百名青年6日徹夜在雅典市區及部分大城集結示威,稍早並在雅典及附近的沙洛尼卡、帕特拉斯縱火破壞大約20輛汽車,鎖定攻擊22家銀行,同時高呼反希臘卡拉曼利斯右派政府的口號。青年徹夜暴亂在雅典市中心留下打砸及縱火破壞的痕跡,不過他們並未趁機搶劫商家,許多徹夜經營的小吃店甚至完好無損。

毗鄰雅典市中心憲法廣場的厄莫街,7日仍可見大批年輕人悠閒向將開始營運的地鐵站前進,與商家受到破壞現場景象形成強烈對比。該街區約20家店面櫥窗被砸碎,店內服飾卻完好無損,部分店面的大門則被炸開。消防人員全力灌救一家已經陷入火海的3層樓店面,並封鎖周圍地區。

希臘內政部長帕夫洛波洛斯對少年死於警察槍下表示「極為遺憾」,指示檢方深入調查,呼籲民眾冷靜,同時向總理請辭,但並未獲准。1985年,雅典員警在艾克沙齊亞區開槍擊斃一名15歲少年,引發極左派青年與警方之間的嚴重衝突。

【2008/12/08 聯合報】

天下》反資本主義 左派怒火燒

希臘首都雅典的2名巡邏員警反擊數十名青年的挑釁攻擊,開槍殺死一名16歲少年,竟引發雅典和多個城市連鎖暴亂。此事其實和希臘都會地區極左派和無政府主義青少年,長期以來對經濟的弱勢和對政府的不滿有關,才會因為一名少年之死引發全國騷動。

發生此案的雅典艾克沙齊亞區,長期以來就有一批自稱無政府主義者,經常和警方發生衝突。在暴動發生後,一個自稱「聯合反資本主義左派」的團體號召支持者8日繼續示威,以表達他們的強烈不滿。

從示威青年攻擊的目標,也可看出他們的意識形態。被破壞的建築和店家以象徵資本主義的銀行及跨國企業為主,而且旁及公車站及售票亭,對於市井小民經營的小吃店等生意則秋毫無犯,顯見他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痛恨。

這次事件也和希臘政局有關。總理卡拉曼利斯領導的新民主黨中間偏右政府,在國會僅握有多出一席的席次,不容出現施政上的些許差錯,最近卻頻傳部分政府官員貪瀆受賄的醜聞,加上經濟事務處理不力,引起選民、工會及學生團體的強烈不滿及譴責。這次少年遭警方殺害一事引發暴動,反政府勢力也趁機發動示威。

卡拉曼利斯最近以細故將部分內閣閣員解職,但卻無濟於事,在野黨社會黨的民意支持度並趁勢後來居上。希臘預定3年後舉行大選。許多分析家指出,卡拉曼利斯可能被迫明年提早舉辦大選,以化解眼前政治危機。

【2008/12/0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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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淺議“官主政治”

(首發稿)

文章摘要: 官主政治的主體是官,是與民對立的官,而不是由民選舉的官。這個官僚集團以其固有的壟斷社會權力與資源的本性來想盡一切辦法延續其統治。由於集團內部成長中也存在多種不同的派系,結成不同的利益群體,這樣在權力輪替與資源分割上常常產生一些分歧,為了將這種權力與利益分歧控制在有序範圍,他們也通常會假借起一些現代民主議事規則,通過協商表決的途徑,來最終平衡各派的紛爭。這種權貴集團內部分贓形式的變換常常為世人所誤讀成一種民主的進步,並且還寄託起一個社會走向民主的希望,這顯然與事實相反。

作者 : 王德邦,


發表時間:10/28/2007

前幾日跟一個朋友在一塊時,他非常幽默地給我講述了一個故事,讓我聽後極為感慨。

故事是說在非洲的某個閉塞、落後、尚處於奴隸制的小國,有感於世界潮流,為追隨文明發展的腳步,有一日該國國王忽然宣佈自己國家實行民主了,並且自信滿滿地說自己國家實行的民主制要比美國徹底,是真正的直接民主。如此當然引起了一尚自認引領世界民主大潮的美國的關注,於是就派出專門的觀察團前去非洲一辨真偽,並希望從中取得真經。觀察團到後,果見非洲該國國家任何大小事都拿到一個大會上來討論表決,表決形式完全是直接的。觀察團注意到會議主持人將法案、政策交給參會的每個成員,讓他們充分交流、探討,提出自己的意見,再補充完善有關政策法規,最後主持人宣佈對該法案或政策進行表決,凡贊同的請舉起大家的金錘子站到一邊,凡不贊同的就舉起大家的銀錘子站到另一邊。觀察團在會議上看到,該國元首將一項財產投資稅法案拿出來討論時被一致否決,而將一項人頭稅拿出討論時卻得到一致贊同。

觀察團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的確發現這種會議讓與會者有充分的表達意見機會與最後完全自由的表決,是體現著一種現代直接民主制。並且觀察團離開會場到民間瞭解情況時,他們發現這裏執法人員都很嚴格地依法辦事,所以從種種情況來看這個國家的確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然而當他們接觸到普通百姓時,發現他們生活苦不堪言,並且沒有任何權利可言,是完全處在一種奴隸生活狀態。觀察組人員於是奇怪地問他們怎麼會是這樣?該國百姓說由於國家政策法規都由那些手持金錘、銀錘的人主宰,他們通過的一切法規都是剝奪、搜刮平民的,這樣平民一切權利都被剝奪殆盡,怎麼能不困苦呢?這讓觀察組人員恍然大悟,認識到原來這個國家是如此民主!

顯然這個故事是朋友通過某事(或是看到某小說)演繹出來的,但是它卻極為形象地再現出一幅特權主導下的所謂民主畫卷,說明了一個國家原來是可以這樣來表現民主的,也說明民主原來是可以被這樣來玩弄的。從這個故事我們看到民主不僅僅是一種程式,它首先是一個主體,如果忽略了主體,民主程序是完全可以走到它的反面的。

應該說一切民主的主體必須是也只能是社會中絕大多數的普通個人,離開這個主體就無從談起什麼民主。縱觀人類發展史,我們可以大際將社會政治形式區分為家主政治、官主政治與民主政治。家主政治就是家天下的王權政治,一家世襲統治天下。這是奴隸封建專制時代的基本特點。在家主政治與民主政治之間人類社會的近代與現代還產生出一種官主政治。所謂官主政治就是既不是一家世襲天下,甚至一人也不能終其一生統治天下,而是由一個集團來共同輪流統治天下。這種官僚集團推選的代表輪替統治的形式是介於家主政治與民主政治之間的,它本質上是家主政治,只是由封建的一家轉化成了幾家而已,而它形式上卻又假借起了一些民主的東西,似乎有了某些民主的成份。當然從人類歷史發展來看,這種官主政治是暫時的,是一種家主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渡。然而從現有歷史的事實來看

,官主政治也是人類歷史上最罪惡、最黑暗的政治形式。為什麼如此說呢?

首先,官主政治是最沒有責任性的政治。家主政治為了家族王權的延續,他們不得不對天下民情重視,否則他們家族不僅將失去天下,而且面臨族沒九族。在這種世襲榮耀與族沒危機的雙重作用下,歷史上掌權者對天下就產生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感慨,也吟出過"大風歌"的豪邁,當然也上演過"汝何為生我家"的悲哀。在這些悲喜劇的後面都潛藏著個體、家族命運與民族國家興衰的休戚與共。由於這種關係,掌權者對天下有了一份不可忽視的責任,所以天下應該說是有人負責的。而民主政治更是體現出個體對自身的負責,通過個體權利的維護來體現對國家政策、法規的參與、重視。

而官主政治卻是一個社會責任缺失的政治,由於統治的集團化,個體統治都可以頂戴起一個集團的帽子,一切責任都轉嫁到集團名義下,個人對社會沒有了直接的責任意思,也不需要承擔直接的罪錯責任,所以這種政治是最沒有責任性的政治,是天下無主而任何有權者皆 可主之的政治。

其次,官主政治是汰優擇劣的政治。由於集團化的輪替制度,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保護,也為了自身的意志得到最好的貫徹,一代代輪替中肯定會日益篩選出那種馴服、聽話,沒有主見的傀儡式人物出來執政。這樣集團中有思想,尤其有正義、責任與歷史意識的人肯定是為集團所不容的人,於是一種汰優擇劣的機制就會天然地成為集團的規則。如此延續下去,社會也就自然形成相應的汰優習氣,從而整個社會走向淪落、衰敗之中。

再次,官主政治是最腐朽、沒落的政治。官主政治面臨文明大潮的衝擊,它一則不得不形式上屈從于文明,同時又日益想維護自身的集團利益。面對世界歷史,它的滅亡的命運是昭若日月,盡人皆知的。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集團的自私與短視會在人性惡的助推下充分彰顯出來,那種末日的情結表露於社會的每個角落:瘋狂的掠奪與搜刮、理性與道德喪盡的醉生夢死、對抗一切健康文明的文化、恐懼一切正義與真實的生活,導致社會道德崩潰、信仰危機、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社會風氣極端敗壞、普通民眾人權無存等等,由此使社會完全淪陷在一種絕望的癲狂狀態。

官主政治的主體是官,是與民對立的官,而不是由民選舉的官。這個官僚集團以其固有的壟斷社會權力與資源的本性來想盡一切辦法延續其統治。由於集團內部成長中也存在多種不同的派系,結成不同的利益群體,這樣在權力輪替與資源分割上常常產生一些分歧,為了將這種權力與利益分歧控制在有序範圍,他們也通常會假借起一些現代民主議事規則,通過協商表決的途徑,來最終平衡各派的紛爭。這種權貴集團內部分贓形式的變換常常為世人所誤讀成一種民主的進步,並且還寄託起一個社會走向民主的希望,這顯然與事實相反。

前面朋友所言非洲小國的民主,我想再等待一百年一千年也不會實現平民脫離苦難獲得權利的民主。因為那些能舉起金錘銀錘的人們所"民主"表決出的一切政策法規,正是為了這個國家的不民主,正是為了阻止剝奪這個國家的民主,這樣的政治怎麼可能自動演化到民主大潮中去呢?那些被剝奪殆盡的平民是永遠也不可能獲得金錘與銀錘,也就永遠也別想有參與國家大政表決的一天。因此探討一個社會的民主,首選是,也只能是看看這個國家的普通百姓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或完全經過自己選出的代表參與了事關他們利益的國家政策法規的制定、商議與表決,除此而外的任何代表都是欺騙的、是違背民主精神的,因此也是必須被廢除的!

2007-10-26於北京

財經漫遊─一位與資本主義頑抗的老銀行家

  • 2008-11-01
  •  
  • 中國時報
  •  
  • 【沈雲驄】

     閉起眼睛,你會怎樣想像「銀行家」這三個字?霸氣的辜濂松,西裝頭的蔡明忠,還是電影中叼著大雪茄的禿頭胖子們?不管你怎樣想,可能都無法連結到費茲.沃格(Fritz Vogt)這個人。

     濃眉白髮、布滿皺紋臉上掛著一副老舊金邊眼鏡的沃格,今年七十八歲,住在德國西南方,一個名叫蓋姆斯菲(Gammesfeld)的小鎮。沃格目前正經營的,是一八九○年創立、從祖父一路傳下來的萊芬森銀行(Raiffeisenbank Gammesfeld)。

     萊芬森是德國一千四百多家銀行當中,規模最小的一家。以顧客數來說,只有六百多位;從資產來看,四年前,一千五百萬歐元,現在,一千八百五十萬,約合新台幣七十七億,相當於台灣金控業的小零頭。至於員工人數,只有一人,就是沃格自己。

     萊芬森的所在地,是用穀倉改建的一棟老舊房舍。裡頭沒有大型電腦,也沒有自動提款機。到萊芬森銀行去,你只能看到三種服務:存款、房貸以及其他一般貸款。不管哪種服務利率的計算都很簡單,假如存款利率是四%,房貸就是五%,其他貸款六%,會隨著歐元區的利率水準調整,但一定比別的銀行優惠

     對帳單?簡單,不是手寫,就是用打字機打出來,一個月會提供三次,如果有緊急需要,想知道帳戶裡還有多少錢,也可以打電話來問。至於現金卡、信用卡,抱歉,全都沒有。和別的銀行最大的不同是:萊芬森銀行不販賣任何投機商品。想到這家銀行買股票?沒有;買基金,到別處去,這裡不賣。更別提這陣子,讓世界亂成一團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了。

     想也知道,這麼「原始」的銀行,任何野心勃勃的MBA,都不會瞧上一眼。你可以去查查看,網路上也絕對找不到與這家銀行相關的什麼併購、募資、促銷商品的新聞。在這什麼事情都講求E化、效率、規模的年代,別說政府不知道該怎樣管理這種小銀行,包括銀行同業與媒體也很難明白,像沃格這樣的銀行家,有什麼出息?

     錯了。就在國際上一家又一家知名大銀行紛紛倒閉,銀行家不是抱頭鼠竄,就是準備鋃鐺入獄的當兒,萊芬森銀行卻儼然成了世界金融的典範。去年這家沒有花俏商品的一人銀行,靜靜賺了三萬五千歐元,金額雖小,卻展現了穩健的步伐。幾個星期以來,包括德文版的《金融時報》等在內,都紛紛邀訪沃格,報導萊芬森銀行的故事。

     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小銀行,今天之所以引起矚目,有兩個重要的理由。第一,在這場金融風暴中,萊芬森幾乎成了人們口中好銀行的縮影,學者專家們所提的金融改革目標,早就在萊芬森行之有年。比方說,國際金融組織(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最近公布了一份花了九個多月所進行的金融業「最佳實務」研究,該組織的結論認為:銀行風險的「控管」、執行長的「擔當」、業者的「自律」,是銀行業「贏回信心」必須做的幾件事。

     說來諷刺,從風險控管到擔當自律,本來就是經營者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卻一再被大銀行家們視若無睹。看看萊芬森,多年來,沃格毫不吝於告訴大家,從祖父到自己,有多麼痛恨資本主義。他自稱「反資本主義者」,跟馬克思一樣,他認為金錢是用來交易,而不應用來投機。因此,沃格不願意替顧客買股票,自己也從來不涉足整個銀行業瘋狂投入的金融遊戲。顧客放在他銀行的存款,沒有一分錢,捲入衍生性商品;今天,顧客們也從他身上,看見了風險控管、擔當與自律的榜樣。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萊芬森銀行的經營模式,讓人們重溫了銀行業應有的初衷:可信賴的金融服務。這幾年,全球銀行業紛紛朝著規模更大、服務更多、商品更創新的方向急奔,表面上,要滿足顧客更多的需求,替顧客創造更多財富,但實際上,卻距離這樣的目標愈來愈遠。存款戶被遊說把儲蓄變投機,投資戶被誘惑投入高風險商品,信用卡客戶被收取高額利息,貸款戶如果還不出錢來,還會被討債公司修理。這,是我們所需要的銀行嗎?

     跟你所能想像的大銀行家們不同,沃格沒有大野心,只想專注地服務他的街坊鄰居。因此,他謝絕外人,只有蓋姆斯菲的居民,可以在萊芬森開戶。什麼時候,你我居住的地方,也能有這麼一家可信賴的小銀行呢?



本文於 2008/11/19 16:27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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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式社會主義考察之三:《考察紀要》讀後感

乞力馬扎羅的雪在星期一, 2007-06-11 09:33提交

《考察紀要》讀後感

談到讀後感,首先應當回顧恩格斯最後幾年對於社會主義運動所表達的期望。 恩格斯當然不可能預見到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後的種種新情況,更不可能預見到一場世界大戰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點由西歐轉移到俄國及經濟落後的東方。 但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後原來期望的西歐社會主義革命浪潮消沉下去之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的道路如何走這個問題重又提上了日程。 運動不可能停止,但道路顯然和十月革命迥異。 這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重新記起恩格斯在1894年提出的重要策略——認為工人階級應當“利用普選權作為工人階級新的武器”並且重申“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仍是適合戰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戰鬥的工人階級的需要的。

當然,在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世界形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嚴重對立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運用這種策略也面臨著許多複雜的曲折的情況,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提及,但是像《考察紀要》推介給我們的瑞典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及其獲得的成果,至少說明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運用這種策略並非一無所獲。 因此,現在我們除了關心我們白己所獲得的社會主義自身的經驗(包括檢查、總結和改革),同時也要採取科學態度虛心考察西方的運動及其所獲得的成果(包括失敗的和成功的)。 兩者因國情和歷史條件不同,固然有不可比的地方,但也有某些可比的或可以互相參照的地方。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考察紀要》本身也記錄了當時考察者的想法和感想,茲抄引如下:

“通過這次訪問,對瑞典社民黨(和奧地利社會黨)的情況有了較多較深的了解,我們都感到收穫頗大。但是,對於瑞典式的社會主義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麼異同?對於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修正主義與列寧主義、瑞典式社會黨與蘇聯式共產黨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分析與認識,也感到有些迷惑難解。為此,在當年訪問結束回國的途中,路經巴黎時,我們曾經進行過一次座談,並邀請了幾位我國駐法大使館的同志參加。在會上會下的交談發言中,對這個問題曾經有過兩種不謀而合的說法和感想,至今我還認為,很值得我們深思與參考。 ”

“一種感想認為,第二國際理論與第三國際理論、瑞典式社會黨與蘇聯式共產黨,其所遵循的革命路線、方針和方法,都是對的或者是有道理的,兩者的區別主要是所代表的國情不同。前者即第二國際和社會黨代表的,基本上是當時一些社會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這些國家已經建立起了一種民主選舉的製度,一個黨派有可能通過選舉,掌握議會多數,和平過渡上台執政,從而推行自己的綱領和政策。上世紀20年代以後,歐洲多數國家的社會黨(或社民黨、工黨),都曾經通過民主選舉的形式上台執政、甚至比較長時期地執政,並推行種種社會改革的政策,對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甚至政治制度的改良與發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後者即第三國際和共產黨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些當時經濟社會比較落後的同家,不僅還沒有建立起民主選舉制度,而且掌握著政權的反動派武裝到牙齒,有權力肆無忌憚地鎮壓各種革命力量。 不通過武裝鬥爭,就不可能推翻反動派的統治,就不可能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並推行社會主義的綱領和政策。 但是,對於後者來說,有一點在指導思想上必須十分明確,就是:用武裝鬥爭的辦法取得政權,對社會主義只是起著一個‘催生婆’的作用,按照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標準和要求來衡量,有兩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實際上並不‘夠格’ ,即1 )社會主義需要生產力水平的高度發展不‘夠格' ( 2 )社會主義要求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不‘夠格' 。 因此,在通過武裝鬥爭把社會主義政權‘催生’下來以後,必須下決心抓緊補上這兩課(這就是中國把自己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原因)。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任務,就是為了補上這‘兩課’ ,以便為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準備條件。——吳按)

如果能夠這樣地認識這個問題,在革命成功建立起新的政權以後,除非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都要不失時機地集中精力抓緊抓好這兩個方面的‘補課’ ,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種種優越性,就有可能迅速地推迸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 假若不是這樣地認識問題,而是主觀地認為,只要通過武裝鬥爭,建立起了新的政權,自己就是一個。 ‘夠格’的社會主義國家了,誰要是對此不同意或者表示某種疑義,就毫不留情地堅決加以排斥、打擊甚至鎮壓。 那就不僅很難建設成一個真正‘夠格’的社會主義,而且可能變成封建半封建式的極權主義,像蘇聯過去的斯大林時期那樣。 最終不僅建不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且會遭到廣大群眾與乾部的反對甚至唾棄。

“還有一種感想認為,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蘇聯式共產黨與瑞典式社會黨之間的關係,有如天主教與基督教一樣,兩者的‘老祖宗’都同出一家。只不過是:前者主張堅持按‘老祖宗’的原話(這種說法似可再議,前者在經濟落後的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恰恰是不按‘老祖宗’的原話行事;所謂‘原教旨主義’傾向是表現在另一方面。 ——吳按)一字一句地照本本辦事,不得逾越,有點類似於一般講的原教旨主義;後者則主張與時俱進,根據時代發展和社會變化,不斷進行革新與創新,以更有利於擴大並推行‘老祖宗’理論的影響與主張,從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和勝利。 ”

現在看來,走向社會主義的兩種模式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正當性。 至於如何看待這兩種模式及其關係,是一個應當慎重考慮和仔細研究的問題,希望在這個問題上能夠聽到讀者朋友的高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l卷第470頁。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60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l版第39卷第203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510——522頁。

5 《恩格斯傳》 1983年中文版第5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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