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上周三公布國內生產毛額（GDP）第1季按年率成長3.5%，以此標準來看，日本或許已成為七大工業國（G7）中成長最快的經濟體。日本股市六個月前觸底以來，日經225 指數已上漲時近80%。日圓兌美元這六個月也大幅貶值，這三件大事顯然都和安倍晉三上台和他介入日本銀行（央行）有關。

問題在於，日本如果展現決心和毅力投入這些急進措施，究竟能不能救得了日本經濟？答案是，或許可以。

大部分由下而上、鑽研企業和產業的經濟學家和投資分析師，認為成功的機率遠低於五成。畢竟，日本有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人口萎縮、投資失衡、公債龐大、服務業和農業保護聲浪高漲、勞工政策無彈性、管理欠缺創意等等，不勝枚舉。這些現象都無法靠貨幣政策來解決。

既然如此，為什麼股市投資人還這麼捧場？由上而下、想靠總經趨勢獲利的投資人，絲毫不管由下而上類投資人的質疑。但他們為什麼敢這麼做，讓我們回頭探討前面的問題。

由下而上的分析師注意結構性問題，他們言之成理的看法是，總經措施再怎麼大膽，都不能幫助Sony發明另一種iPhone，也無法讓吃退休俸的人揮霍度日，或阻止日本企業寧可保留盈餘、而不願增發股利給股東或為員工加薪。

但另一方面，總經面投資人認為空前的財政和貨幣擴張，是買日股、賣日圓的好理由。如果看多的總經面投資人能有如此信心且堅持下去，他們或許真能改變日本經濟現實。

總經面投資人有四個理由，能在這場和由下而上投資人的鬥智中獲勝：

第一、日股漲和日圓貶所創造的財富效應，可以改變若干結構問題。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沈聯濤估計，最近市場波動讓日本家庭增加的財富，相當於近四成的GDP。這多出來的財富使消費者信心大增，也可能提升民生消費和企業擴展。同樣的，日本出口業者因日圓貶值多出的獲利，最後勢必會加薪並增發股利，也會鼓勵更多消費。

第二、日股這波多頭走勢主要由總經面投資人所帶動，注重結構問題和由下而上分析的傳統長期投資人，大多錯過了這波多年來絕佳的投資機會。多數傳統投資人缺席，表示日股多頭尚未觸頂，還有一大段路可走。

第三、如果偏多的總經分析凌駕偏空的結構分析，這種預期心理改觀，也可能改變經濟現實。若多頭金融市場帶動對日本經濟長期成長的信心，投資、消費、就業都會加速增長。

最後，過去幾個月的總經刺激只是安倍計畫的開頭，而非結束。安倍經濟學被比喻為有三支箭——財政刺激、貨幣擴張以及結構改革。一旦安倍贏得7月參議院選舉，他就能使出第三支箭。安倍選後勢必推動結構改革，難免面臨強大的政治阻力，但無論改革多少，都得推動下去。

因為日本別無選擇，由於安倍經濟學財政和貨幣擴張如此激進，如今已無法回頭。除非日本能達成更高的經濟成長，安倍的實驗將帶來龐大債務和超額貨幣，金融體制會因此破產，且引發惡性通膨。

簡言之，安倍以日本作為賭注推動他的經濟大計，他勢必不計代價，從總經刺激和結構改革雙管齊下，讓經濟強勁成長。

以安倍經濟學的藍圖看，經濟陷入可容忍的停滯，已不再是日本的選項。

（作者Anatole Kaletsky是路透專欄作家）

經濟藤原效應─辜汪會談20周年「龍族現象」之觀察

20年，對人的一生來講不算短，就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變化也可以很大。20年前（1992）大陸GDP是台灣的二倍，現在（2012）擴大為16倍；就人均所得來講，則是從20年前台灣是大陸的30倍，縮小到目前的三倍多。

兩岸形勢的消長，是無須看數字一般都能體察得到的。如果將台灣之外的另三條小龍也拉進來，作一個「龍之家族」（四小加一大）的比較，也很有趣，而且富涵啟示意義。

以GDP占世界排名看，過去20年，中國大陸由第七大幅躍升為第二；四小龍中排名唯一也上升者為新加坡（上升二名），餘均下降：韓下降三名，台灣下降八名，香港下降十名。五龍家族20年消長沉浮如何解讀？

一個國家經濟的表現，既取決於自身，又取決於外在，這是區域化與全球化的邏輯。不妨以日本為例。自1991年大泡沫破滅以來，日本衰落已超過20年，極有可能再持續個10年。相較於之前日本的表現，反差極大。1960到1990這30年，日本猶如生龍活虎，堪稱黃金30年。日本黃金30年為什麼黃金？衰落30年為什麼衰落？關鍵因素主要有三：黃金30年之所以黃金，一是日本效率（人口青壯化，企業、政府生產力高），二是中國大陸尚未崛起，三是韓國尚未脫胎換骨。1991年之後，三大形勢卻出現了巨大變化，步入衰落，也是必然。從這個角度看，安倍想靠印鈔票及發國債救經濟，能否見效，可思過半矣。

回到所謂的「龍族現象」，這裡不談大陸，祇看四小龍，表現何以有良窳之分。一，很明顯，四小龍跟日本一樣，過去20年發展都受到大陸因素的影響，祇是影響有兩種效應，既有共榮效應，又有替代效應；前者一般稱為「雙贏」，後者一般謂之「中心與邊陲」。前者大於後者，受益；後者大於前者，有損。

值得注意的是，共榮效應與替代效應，誰大於誰，又取決於兩個情況，一是相對規模占能量的大小，二是有無核心競爭力。

先就相對規模與能量來看，規模占能量越大者，在經濟融合一體化過程中，越能占到便宜占優勢，這猶如氣象學中的「藤原效應」，當兩颱風，一大一小，距離近到某種程度時，小颱風的能量就會被吸入大颱風之中，最終，小的消失，大的變大。

龍的家族，四小與一大，就存在這種效應；豈止四小龍，就連日本與大陸之間，也存在這種效應。此所以過去20年，大陸大龍一枝獨秀，四小龍則不免相形見絀也。

但何以四小龍中，又見良窳之分？這就跟核心競爭力有關了，也是全球化的邏輯。全球化的邏輯就是達爾文的邏輯，就是一、物競天擇；二、優勝劣汰。優何以為優，劣何以是劣，取決於有無核心競爭力。有，即是優，勝出；無，即是劣，淘汰。

以此觀察四小龍，星、韓表現出色（星前進兩名；韓雖退後三名，但主要受1997年之前拖累，1998之後，脫胎換骨），是因為分別有獨特強勁的核心競爭力，如電子、遊戲、文創（韓），及觀光與賭博業（星），另新加坡還有全球第一的政府效率。台、港相對遜色，是因為既缺乏核心競爭力，政府效能也明顯退步。

最後，專門再來談談台灣。如前所云，兩岸在90年代初經濟差距不大，台灣在氣勢上還似略勝一籌，當時兩岸如開始經濟整合，不受「戒急用忍」干擾，當不致出現「藤原效應」，所有生產要素當可在兩岸四地之間，依市場規律，進行優化配置，共榮效應應可大於替代效應，實現有利於台灣的雙贏，但台灣錯失了機遇。

國民黨再度執政之後，企圖力補前失，有所謂ECFA，強調經濟融合，其實是已進入了「藤原效應」的誤區而不自知，最終極可能是更多的能量流往大陸而已，但此一火勢已無可能扭轉，處此境況，台灣唯一能做而且必須做的是，努力盡快地找到或培養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不限於技術與經濟，也可以是社會、文化與政治，這是台灣朝野共同的功課。第一步，認識形勢；第二，明白事理；第三，形成共識。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對於國內超過1,100萬個勞工而言，可以休息一天或加領工資，但是由於近年來，台灣勞動市場的薪資出現結構性問題，使得國內薪資長期停滯，造成勞工們辛苦工作，薪資卻無法相對成長，這對於大多數的勞工來說是很不公平的。

在此，我們來探討造成國內薪資長期停滯的主要原因，然後再提出一些政策建議，供政府部門參考，希望可以讓台灣的勞工們儘快脫離薪資長期不振的泥淖。

在台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經驗中，台灣經濟成長率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1981-90、91-2000、2001-2012 三個十年的實質GDP平均年成長率分別為7.7%、6.2%與3.7%；同一個時段，相對的實質薪資年成長率分別為7.6%、3.0%與-0.3%。我們從數據中看到，在1981-90年台灣經濟高速成長的時候，實質薪資也在快速成長；1991年以後，薪資成長的速度就開始低於經濟成長的速度；而到了2000年以後，實質薪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呈現下降的態勢，因為過去十年之間，每年的名目薪資成長率平均大約只有1%，而物價上漲率則為1.3%，造成實質薪資呈現下跌的情況。

台灣薪資成長停滯的主要原因很多，可以分成兩大類，先看供給面的因素：第一，過去20年來，台灣的大學（含專科生）在學學生人數快速增加，從1991年的61.2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134.3萬人。由於大學畢業生人數快速增加，導致人才供給過剩，而且由於大學畢業生想找的又都屬於白領的工作，使得白領工作的薪資很難增加。雖然大量大學生的出現，但我們的教育卻沒有跟著產業需求的變化進行調整，造成學用配合差異很大的情況，以致於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特別高的奇特景象。

第二，幾乎就在同一期間，我們又引進大量的外勞，外勞人數從1991年的1.1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38.8萬人。外勞的工作大都屬於非技術性，但是卻需要體力或是辛苦的工作，這些工作的薪資也因為引進外勞而無法成長。

至於在勞動需求方面，也有許多因素造成薪資成長不易：一，1990年代初期開始，台商大量前往大陸投資，使得國內產業快速地往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調整，這些產業對於勞動的需求比傳統的勞力密集產業少許多。二，台商赴大陸投資，導致在國內的投資成長減緩，其中1981-90、1991-2000與2001-2012這三個十年平均的投資成長率分別為8.9%、9.3%與1.3%。而新增投資是創造就業最重要的管道之一，在投資成長率大幅下降的情況下，台灣產業創造就業的動能也就大幅下滑。三，過去這些年來，企業需要負擔的員工退休給付及健保給付的制度也愈趨完整，造成企業在薪資以外的成本不斷提高，進而降低企業提供新的就業機會的意願。

因此，想要讓國內勞動薪資重新找回成長動能，經濟政策一定要跟著調整，一方面找回經濟成長的動能，同時要讓勞動的學用配合度增加；另一方面要讓勞動需求也增加，如此才有可能讓薪資出現逆轉。

首先，台灣是一個小型開放體系，要讓台灣經濟重新找回活力，最重要的就是打開全球的市場，包括與大陸簽署ECFA及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署各種形式的FTA。這是政府正在做而應加快進行的工作。

其次，要提供企業一個更好的經營環境，包括自由化的環境與具有吸引力的租稅制度等，吸引台商、外資與陸資來台投資。因為投資一方面是有效需求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投資增加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帶動薪資成長。

第三，我們的高等教育必需通盤檢討，一方面要讓沒有競爭力的大學退場，以減少過多的大學畢業生；另一方面，各大學的科系也應該要隨著產業需求的變化而進行重整。換句話說，我們要增加學用配合的比例，讓有限的教育資源用在市場需求的人才上面。

圖／經濟日報提供

這幾天，從安倍晉山回鍋日本首相、朴槿惠出任首位南韓女總統，甚至歐巴馬和眾議院議長博納兩方的喊話，都被財經媒體大幅報導，顯見現階段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動見觀瞻，左右市場情緒，因此許多交易員直至年底休假前夕，仍耐心地守在交易桌旁，等候一場場政治事件的起落，隨時應變。畢竟這些被選票欽點的政治人物們，其所作所為的實質貢獻低就算了，但常因一言不合而釀成鬧劇，就很難令人平心看待。

在這當中，日本政壇的怪象最為經典。就制度層面而言，由於這幾年來，沒有一個大黨能同時取得參眾議院的多數優勢，所以法案屢屢過關困難、政府效能不彰；除此之外，黨魁兼任首相雖為日本慣例，但隨著黨魁變動頻仍，日本時有「早上下午首相不同人」的戲謔之說。

然而，造成此一怪象之遠因，我想日本長期的經濟萎靡難辭其咎，特別是關於勞動力、匯率等企業競爭條件，因國內人口結構老化、終身雇用制僵化、以及過往貨幣政策不當以致日圓逆勢升值等等，都直接、間接地導致日本產業流於空洞、甚至是政府財政上的困窘、與國力的衰退。

可是，從這次安倍的政見來看，一邊說經濟要成長、避免通縮、還有推動不切實際的防災基建，但又想削減公共支出，光用看的就知道，天底下哪有資產負債可以同時討好的事，邏輯上彼此矛盾！

況且，日本能源成本一向過高，到底核電的存廢是經濟民生、政治、還是安全問題，這點恐怕連安倍自己都不清楚。看來日本政治圈中所謂的精英不過爾爾，沒有經濟底子，極右派主張不過是個理想罷了。

至於安倍對釣島的主權堅持呢，姑且不論歷史的對錯與否，我認為過度鮮明的外交立場，對於融入全球化、或區域整合的產銷環境，恐怕是弊多於利。不知道日本官員有沒有好好想過，日本強盛時期的外在環境，早已今非昔比。

極為嚴重的人口老化，卻從不思考移民政策；二次大戰的罪孽，不但沒有認錯，還把戰爭罪犯，放在神社裡當聖人祭拜；與鄰國的國土紛爭從沒有間斷，卻不想想是誰挑起的戰爭。

現在，日本產業鏈已出現崩壞，問題應出在日本上至政府、下至企業經營者，少有人的心態真正跟著全球調整，全體都有犯大頭症之虞。這種大頭症再不自已治癒，日本必定走向毀滅。

不過再怎麼無解，安倍仍用了最簡易的一招讓它「短線」有解，那就是請求央行推出更多貨幣寬鬆。其實類似的招式，海嘯後以來世界各國都愛用，而且愛用者都看上了此一作法，可於短期內營造財富現象、立收討好選民之效。

但別忘了，挹注資金帶來資產價格的膨脹，對富裕人士雖能錦上添花，卻易使貧富差距的困境愈發難解，這又和選票政權的遊戲法則背離。所以安倍此舉幾乎等同於麻藥，用久了只會深陷而不可自拔，完全沒有療癒效果。

總之，拿日本來做反例，我做為一個經濟觀察者，最想強調的重點，在於一個所謂稱職的執政團隊，理應具備處理經濟問題的專業，並且學會看清本國競爭力面臨的結構性瓶頸，並對總體局勢抱持著充分的認知，如此才能聰明地運用社會資源並合理分配，施政的先後順序也才會排列合宜，達到施政滿意度的提升。

否則，可惜了民主的美意，短視的作法又肥了投機客的荷包，往後大頭症只會愈加氾濫，且在政壇上如同傳染病一樣，難有終了的一天。

（作者是國票金控總經理暨華頓投信董事長）

各位在報上常看到一大堆僅聚焦於短期的經濟評論：例如「財政懸崖」對美國經濟復甦的影響，歐元承受的壓力，及日本擺脫通貨緊縮的最新嘗試等。會聚焦於這些議題，當然可以理解，因為一旦發生全球大蕭條，大家的日子就毀了。但當前的艱難狀況終將結束。我們對長期繁榮的展望了解多少？

答案是：比我們認為的來得少。政府機構（例如國會預算處）所做的長期預估，一般都依據兩大假設。其一是未來幾十年的經濟成長，會與過去幾十年的成長相似；尤其是對經濟生產力成長率的預估，都跟1970年代以來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另一項假設，則是未來所得不均的程度只會溫和提高，然而事實上過去30年來卻大幅升高。

政府機構做這些假設的原因並不難理解。由於我們對長期的成長所知甚少，因此假定未來會複製過去，其實相當自然。另一方面，如果所得不均持續惡化，我們將看到一個政經混亂、充滿階級鬥爭的未來，這些都不是政府機關願意想像的。

但這套傳統的智慧很可能發生正、反兩個面向的錯誤。

最近西北大學教授高登曾主張經濟成長可能大幅減緩，而且從18世紀開始的成長時代很可能已走到終點；他的觀點引起各界一陣討論。

高登指出，長期經濟成長一直不是一個穩定的過程；而是由一些個別發生的「工業革命」所帶動，每次都是基於一套特定的科技。

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是靠蒸汽機，帶動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成長。第二次大致是因為把科學應用到電氣化、內燃機與化工等技術上，而帶動成長，時間大約從1870年開始，直到1960年。第三次就是現代，以資訊科技為核心。

誠如他所強調的，第三次成長帶來的實質利益遠低於第二次。例如電氣化帶來的好處就遠大於網路。

這是對崇拜最新科技者的一記當頭棒喝，但我並不認為高登所言不虛。

反對高登這種「科技悲觀論」的人，主要是認為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利益將源自於智慧型機器的興起，而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過去數十年來，人工智慧領域的發展其實相當令人挫折，因為要電腦來執行人類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例如了解平常的語言，或辨認出圖像中不同的物件，竟然困難到不可思議。但最近這些障礙似乎正逐漸克服；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已能夠讓電腦複製人類的理解力，而是因為電腦似乎可以藉由搜尋龐大的資料庫來產生看似有智慧的結果。

當然，語音辨識的功能仍不完美，但卻比幾年前進步甚多，而且已成為一項非常有用的工具。物件辨識能力仍相當落後，距離在經濟上發揮重大應用功能還差很遠。

因此機器可能很快就可以執行許多目前仍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這意味著生產力成長將出現大躍進，因而帶來高經濟成長。

但關鍵問題在於誰將因此而獲利？不幸的是，很容易下的一個推論是，大部分美國人都將被拋在後頭，因為智慧型機器終將使勞工的貢獻能力下降，包括許多熟練的技工突然間變得多餘。

（作者Paul Krugman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美國「財政懸崖」的談判陷入僵局，年收入25萬美元以上的美國人應否多繳稅，是主因之一。其實，這不是美國的專利。瑞典產業經濟研究所的跨國研究報告「慷慨程度與政治偏好」指出，在多個國家中，左派選民遠比右派更有可能支持所得重分配，不論結果是否對他們本身有利。

華盛頓郵報報導，研究人員總共對英國、加拿大、瑞典及美國的5千名受訪者使用所謂的「獨裁者賽局」來進行調查，詢問他們如果得到某一筆錢，他們願意自己持有還是與他人分享。結果發現自認為是左派者願意拿出較多的錢，特別是提供給與他們政治立場相同者。於是研究主持人提出的結論是，自由派人士最可能願意多出錢，因為他們認為這有利於社會。

研究發現，政治偏好屬於典型的左派者，比較贊成增加公共財的支出，願意放棄一些私人消費，使他們的行為能夠與政治理想相一致。

唯一情況與眾不同的是英國，出現保守黨人士（右派）比工黨（左派）更慷慨的情況；研究人員因此假定英國保守黨所擁抱的右派價值觀，並不如其他國家的右派那樣強烈。

因此當美國民眾在指責國會尸位素餐時，他們更該了解到雙方對於如何將社會資源做最佳分配，之所以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歧見，其實並不是美國所獨有的現象。

戰後嬰兒潮的世代應該很難相信：這一代終生的努力竟造成下一代的普遍沉淪──實質薪水倒退十五年，高學歷的年輕人被迫要去做小學畢業就可以做的工作，而房價高到只有少數人買得起。像我這樣放棄歐洲高薪工作而矢志回來建設故鄉的人，更是難堪：一輩子的努力，竟然讓下一代更加看不到未來！

無獨有偶地，美國的平面媒體也在指控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債留子孫，讓美國有百分之卅三的機率會在卅年內破產。年輕人被迫延長受教時間，忍受飆漲的學費和學貸，畢業後卻看不見何時才買得起車。年輕世代甚至指控上一代是吸血蟲：掌握絕大多數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卻只知享受和製造問題，斷送下一代的未來。

許多經濟評論開始羨慕起德國和北歐：他們的貧富差距遠比美國小，國債遠比美國低（挪威和瑞典的國債甚至是負的），失業率遠低於美國，經濟成長率高於或接近美國，從全球金融風暴中復甦的速度遠高於美國。

英國的ＢＢＣ這樣形容德國：「工時比鄰國短，學童上學時間僅鄰國的四分之三，工人不特別勤奮，一點都不像是會在經濟上成功。但德國卻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國，可以隻手阻擋歐元區的經濟衰退，富裕到足以拯救歐元。」

教育水準低，工時短，為何反而有較高的產出？靠前人的庇蔭。德國、荷蘭和北歐國家都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公司，勞資關係穩定，前輩的技術和經驗可以整合進公司的組織、管理、研發與製造中，從而用低工時創造高產值。以自動化機械與交通運輸系統的生產為例，百年公司出國競逐國際標時，只需把過去累積的數十萬套設計圖拿來修改、重組，即可符合客戶的需要，且有百年經驗擔保品質；反之，新興公司要從頭設計起，還到處顧慮不周。而且，百年公司的設計與生產皆已模組化，又以全球為市場而有規模經濟的優勢，因此造價也比較便宜。

德國能而英美不能，就因為德國資本流動率低而勞工權益受到充分的保障。德國以超高的資本利得稅防範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的投機炒作，使資金傾向於長期而審慎的投資；他們讓勞工參與公司經營，不景氣時以勞資協商減少工時與工資而不解雇。資本流動與解僱勞工都太困難，誘使資方積極從事可永續的投資與經營，而勞方也願意將個人智慧與經驗交付給公司，並戮力參予技術升級。因此，資本與技術都留在公司累積，讓後代坐享前人的餘蔭。

反之，美國資本流動太快，炒作成風使經濟系統不穩定而風險高，矽谷創業成功率僅百分之三，而成功的果實歸於極少數人。產業變遷快速，前一代人的經驗、技術與智慧皆無法累積，因此絕大多數人的實質生活都無法改善，還反而倒退。

荷蘭和北歐的制度跟德國相近，屬於庇蔭後代的「全民經濟」，社會可以持續進步；美國則是贏者通吃而遺禍子孫的「富人經濟」，社會無法持續發展，還瀕於覆沒的邊緣。

但是台灣卻不學歐洲而學美國，甚至比美國更惡劣。台灣的房地產稅是美國的百分之十，日本的百分之二點五，遠比美國更鼓勵金錢遊戲與劫貧濟富，讓想要永續經營的業者在這文化下難以作為。卅年下來，富了個人而毀了整個社會和下一代的未來。

我們是該認真地反省了！

（作者為劍橋大學工程博士，清大榮譽退休教授）

美國正步步逼近「財政懸崖」，其結果是明年1月1日將同時啟動增稅與政府減支，以減少規模相當於2012年與2013年間國內生產毛額（GDP）5%的預算赤字。儘管降低美國預算赤字有其必要，但在經濟仍極疲弱之際，大幅削減支出將是嚴重錯誤。

如果無法避免或迅速扭轉財政懸崖，美國經濟很快將陷入新衰退，失業人數將大增，並對全球經濟造成負面衝擊。而聯準會對防止捲土重來的經濟減緩將束手無策。

什麼是財政懸崖？為何預定現在發生？又該如何阻止？

財政懸崖最大的成因，是小布希任內實施的減稅措施將在2012年底期滿，一些後來立法的額外減稅也將在年底到期。到期意味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企業稅與薪資稅稅率將自動上升。財政懸崖也包括政府削減支出─國防與國防以外的自由裁量計畫（即不包含社會安全與醫療的所有計畫）支出將各減半，且將從2013年減支1,090億美元開始。9年後減支總額將達1.2兆美元。

唯有透過參眾兩院立法通過、送交總統簽署的程序才能避免財政懸崖。目前阻礙立法的關鍵問題在於歐巴馬與參眾兩院共和黨議員對稅率的歧見。歐巴馬希望讓家庭年所得稅低於25萬美元的納稅人得以延長現行稅率，但所得高於25萬美元的納稅人稅率則調回與布希減稅前相同。共和黨希望每個人都沿用現行稅率，且可動用共和黨在眾院的多數席次阻止歐巴馬的計畫通過立法。

這項歧見在經濟與政治面都極為重要。儘管高所得者占全體納稅人的比率僅3%，他們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卻占整體的逾40%。

美國11月6日的大選將決定財政懸崖的解決之道。儘管共和黨仍將維持控制眾院的多數席次，但參院與總統的選舉結果尚不明朗。

如果羅姆尼當選且共和黨贏得參院多數席次，在總統1月就職後，關於稅率的爭論將不復存在。一旦羅姆尼上任，新共和黨政府與國會將迅速推翻自動增稅措施，並回溯至1月1日，避開財政懸崖大部分不利的短期效應。若將最後立法延後至夏季中旬，將可爭取多些時間以擬訂稅務與福利的折衷改革。

如果羅姆尼當選但共和黨未能控制參院，僵局可能不變。參院兩黨正在研擬延後財政懸崖的計畫，並以稅改與福利改革替代。但這種妥協的未來發展尚不明朗。

如果歐巴馬當選連任，他將視富人增稅為選民眾望所歸。既然共和黨仍將控制眾院，歐巴馬年底前可能無法通過上述的稅務法案。一些民主黨人士主張，總統應讓現行稅法到期，然後在1月提出新立法，讓家庭年所得低於25萬美元的納稅人減稅，屆時共和黨眾議員將不敢投票反對這項為97%納稅人減稅，同時無人增稅的法案。

但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避免財政懸崖的負面效應，依舊沒有解決美國長期的財政問題。美國需減緩中產階級退休人員計畫的成長，並且在基本稅改框架下，透過限制稅式支出來增加歲入。處理財政懸崖只是解決財政問題大戲的第1幕。

（作者Martin Feldstein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日本銀行（中央銀行）在10月底宣布，再擴大其量化寬鬆措施之規模，與歐元區和美國同樣，其作用皆在維持其短期利率目標區，和抑制其長期利率之上升。雖然量化寬鬆措施，對提高歐美日經濟成長率和降低失業率等實質面效果，直接助益不大，但其所釋出的流動性累積效果，有如用鈔票築起一座「貨幣懸崖」，其險峻情況更勝於落入「流動性陷阱」，這不僅引起市場對通貨膨脹之預期，也對金融市場產生很大的影響。

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初期便陷入失落的年代，例如，在1990～2011年之間，日本重貼現率有16年低於0.5%，但平均經濟成長率為1.1%，而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有10年為負數，另一方面，在這期間內，日圓對美元匯率則升值高達40%，嚴重削弱日本出口競爭力。

為刺激國內景氣和抑制日圓升值，在寬鬆貨幣政策方面，日本銀行在2001年3月將其調節市場資金的操作目標，由過去的隔夜拆款利率，改為一般商業銀行在日本銀行所開立的活期存款帳戶餘額，操作目標由價轉量，開啟了其後全球零利率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序章。

日銀收購公債等適格有價證券所釋出的資金，則存放在該銀行活存款帳戶，該帳戶的原有實際餘額約4兆日圓，經多次宣布量化寬鬆措施，迄至今年10月底其資產收購目標高達66兆日圓。該存款帳戶的作用形同銀行準備金帳戶，但因準備率極低，該存款帳戶在2011年底之實際餘額約為準備金帳戶餘額的10倍以上，成為準備貨幣的最主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1年採行該量化寬鬆措施時，現任日本銀行總裁白川芳明，時任日本銀行企劃室審議役，對量化寬鬆措施在存款貨幣機構的行為、金融資產的價格和實質經濟活動等方面的傳遞效果表示關心。其後一年，儘管寬鬆效果並不顯現，而外界也有恢復傳統貨幣政策（利率目標）的呼籲，但他卻認為「日本現在面對的是困難的問題，在貿然下結論之前，經濟學家現在應極盡利用可能的知識，提出冷靜的分析」。而在沒有其他較好的操作方式之前，量化寬鬆措施便一直延用到現在，但白川總裁也設定在達成1%通貨膨脹目標時，該政策便會停止。上述白川總裁的慎思與穩健，似可避免量化寬鬆措施衝過頭。

日本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隔夜拆款利率皆維持在接近零的水準，而準備貨幣年平均亦有大幅成長，約7.5%，落實了「零利率下量化寬鬆」之政策。但日本銀行所釋出的資金並不會直接送到民間手中，而使大家變為富有去增加支出刺激經濟。由於民間消費和投資低迷，民間放款需求增加不大，而超低利水準則壓縮銀行獲利空間，以及金融危機的陰霾等因素，銀行難有積極的存放款行為，以致M2貨幣總計數年平均成長率偏低，約2.6%。易言之，量化寬鬆措施的傳遞效果，在存款貨幣機構方面是相當的弱化，以致未能發揮金融仲介的功能。

在金融市場方面，在這段期間，量化寬鬆對日本股市並無產生資金效果，日經指數下跌約三分之一，但對日本債市則產生鉅大影響，例如，同期間日本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由1.45%下跌到0.78%，但也引起市場對日本債市泡沫的隱憂。此外，同期間美國量化寬鬆措施對其債市影響更大，其公債殖利率下跌幅度大於日本，縮小美日利差，帶動國際熱錢對日圓資產的需求，導致日圓不斷升值。

短期間，日本的密集量化寬鬆措施似難推動日本飛躍其「貨幣懸崖」，而債市泡沫和日圓升值反讓大家走的更加驚心。

（作者是臺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顧問）

失業率居高不下，是許多政府面臨的難題。地位相當於我國中央銀行的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在歲末政策會議中，破天荒宣布將維持超低利率和失業率連動的政策，意義重大。

根據傳統，聯準會因影響力太大，所以該會連揭露對市場的看法都被視為禁忌。前任主席葛林斯潘是代表人物，其莫測高深的發言風格，總是讓眾麻瓜拚命解讀是否暗藏玄機。

現任主席柏南克上台後，承諾要讓聯準會的政策更為透明，果然說到做到。他宣布聯準會將維持目前近乎零的超低基準利率，除非失業率降到六點五趴（現在是七點七趴）以下，或者通貨膨脹率高於二點五趴。這是聯準會史上首度訂出如此具體明確的目標，與過去籠統以「俟經濟改善」為前提的提法大不相同。

聯準會宣布擴大量化寬鬆規模，每月收購四百五十億美元較長天期的公債，取代買進長期公債、賣出短期公債的「扭轉操作」，與九月宣布每月收購四百億美元抵押貸款證券的ＱＥ３並行。

基本上，聯準會負有兩大政策使命：穩定物價和壓低失業率。振興經濟的主要政策工具則是降低利率，如果還不夠，就購買公債和其他銀行的資產，也就是俗稱「印鈔救市」的量化寬鬆。

幾十年來，聯準會始終將降低通膨視為優先政策，這次出招，應是認為高失業率對美國的危害更大於物價飆漲。若聯準會的資產負債太高，勢將引發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的疑慮，儘管如此，聯準會仍鎖定救失業率為先的政策，讓市場見識到政府的決心。就看企業是否停止囤積現金，開始消費，以活絡經濟。

儘管南韓3位總統候選人激烈交鋒，但都有志一同認為應整頓大型家族企業財閥。

抨擊財閥在南韓大選期間早已成為慣例，但此次朝野候選人的抨擊力道讓大型企業惶恐不安。

「經濟民主化」成為競選口號，原因是選民對收入差距與不公平競爭深感不滿，許多人責怪企業財閥的觸角伸入經濟各產業。

由家族所控制的企業集團為南韓二戰後創造經濟奇蹟，並為繁盛的出口企業作先鋒，但它們亦阻礙中小企業發展，在創新與就業方面付出代價。

包括向來親商的執政黨新國家黨總統候選人朴槿惠在內的3位候選人，都倡議在不同程度上縮減財團規模。

正是朴槿惠的父親，前軍事強人朴正熙在1962年至1979年專制統治任內允許財閥壯大，取得全國經濟的優勢地位。

朴槿惠呼籲對遭定罪的財閥主管加重判刑，並限制財閥子公司之間循環股權投資。

對企業財閥抨擊最猛烈的候選人為無黨籍的安哲秀，這位高人氣的軟體大亨認為，如果財閥勢力消退，將會有更多人像他一樣白手起家成功創業。

安哲秀常把南韓經濟比擬為「動物園結構」，小企業必須成為大企業的供應商以求存活，接著受不公平合約使利潤遭擠壓，直到倒閉為止。

安哲秀曾說：「一旦淪為三星動物園或是LG動物園的動物，你就沒有餘力投資研發，離開動物園的唯一方式是死路一條。」

在野黨民主統合黨總統候選人文在寅也承諾制定新法，將財閥分拆為更小、更集中的集團，並脫離創辦家族的控制。

美國總統大選第2場辯論會之後，富人減稅議題更加白熱化。美國總統歐巴馬指稱對手羅姆尼對於拯救經濟，其實只有「一個重點計畫」：就是幫助有錢人。相對地，羅姆尼陣營則明言依據歐巴馬的計畫，美國將步入衰退。

布希主政時所通過的各項減稅方案，即將於明年（2013）1月1日到期。這些減稅措施是否對所有人都將繼續；或是展延對象將排除高收入族群（25萬美元年所得家庭），這正是目前歐巴馬及羅姆尼陣營爭議的最大焦點。

對於減稅究竟應是全面，如共和黨所要求的；或是排除富人，如民主黨所堅持的，事實上各有不同理念上的著眼點。而這些理念之爭，原本就刻畫兩黨對「小政府、大政府」之最根本差異，因此也不可能說服對方。10月16日的辯論會中，歐巴馬表示如果減稅可排除25萬美元年所得的家庭（大約佔2%），他現在就可以同意讓「布希減稅方案」延長；但羅姆尼陣營對這個「百分之二」的家庭減稅，則沒有要放棄的跡象，而且在二次辯論會後，直接指稱若這些富人的減稅不能同步得以展延，事實上是歐巴馬將美國將帶入衰退。

兩個陣營至目前其實都並未提出政策細節，但不同的政策理念，卻清晰可見。以資本利得稅而言，歐巴馬計畫對有錢人加稅，將他們的資本利得自現行的15%提高至20%，股利所得的稅率則自15%提高至39.6%；相對地，羅姆尼提出維持有錢人目前15%資本利得稅稅率，但對中產階級則自15%降至零。在各項可能的協商項目中，股票股利的稅率極為關鍵。近年來，股利所得高的股票，往往被華爾街包裝成給退休人士的「固定收益」證券，享受低稅的優惠，這類股票也因此在近年來需求很高，而若照歐巴馬陣營建議的將稅率大幅提高，自然又是一個震撼。

此外，歐巴馬將維持用以支持醫療保險（Medicare）的富人3.8%投資特別捐（surtax），但羅姆尼則打算修法取消此特別捐。至於企業所得稅，歐巴馬計畫將營所稅稅率自現行的35%調降至28%，羅姆尼則將調降更大幅度至25%。

個人綜所稅亦見差異，歐巴馬強調將限制所得最高族群之免稅扣除額不超過28%，羅姆尼則提出在未來10年內，將會有5兆美元的減稅優惠，且會有20%幅度的所得稅減稅；只是羅姆尼在第一場總統大選辯論會中，卻也強調未來這20%的減稅，將不會及於富人。另外，歐巴馬提出個人綜所稅稅率將在10%至39.6%之間，而羅姆尼則降為8%至28%之間。最高所得族群稅率相差達11.6個百分點，差距極為明顯。

美國即將面對的財政懸崖（fiscal cliff），給兩黨候選人一個最大的考驗。財政懸崖包含1,000億美元各項政府支出的減少，及5,000億美元的薪資所得，資本利得等加稅政策。隨著總統大選結果出爐，新當選的總統與國會將如何面對這個危機，仍是未知數，但問題終究要解決；而且答案必須出爐的時間已愈來愈逼近。因此，11月6日的總統大選，某些程度上甚至被視為美國選民對此議題的公投。

只是，去年（2011）8月1日美國政府債務碰頂，急需提高法定債務上限，但國會卻攻防激烈，直到最後一刻才放行通過。這與執政黨及參議院之多數黨同為民主黨，但眾議院之多數卻為共和黨，有極大關係。因此，這次總統大選不論誰當選，「財政懸崖」難題如何化解，還須視國會選舉情況才能有所定奪。而且，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民主黨與共和黨對「富人減稅」理念的不同，將更深層次地影響著選舉及選後的經濟。

（作者是台灣大學財金系兼任教授）

上星期聯合報系邀請去年（2011）經濟諾貝爾獎得主沙金特（Thomas Sargent）來台。本人參與上周五台中場，「預期心理對經濟情勢影響」，與沙金特教授及友嘉實業朱志洋總裁，拓凱實業沈文振董事長，有一個為時90分鐘的「與大師對談」。自QE3起頭，一路談到各項政策，包括ECFA效應，外勞與本勞脫鉤，以及青年低薪資與高失業率等議題，均可看見預期心理無所不在地影響著政策效果。

沙金特自70年代初期以來，一直是理性預期學派的領袖人物。另一位理性預期革命創始人，芝加哥大學教授盧卡斯（Robert Lucas）於1995年獲得諾貝爾獎。沙金特去年亦是以理性預期的研究獲獎；這也可見在風險持續升高的現代，預期心理角色的重要性持續不墜。而此次沙金特應邀來訪，正好時間很湊巧地，歐洲和美國央行也都剛推出貨幣救市方案，也就是9月6日歐洲的OMT（Outright Monetary Transations）及9月13日美國的QE3；而這兩項政策的效果強弱，幾乎完全取決於市場的預期。

沙金特在上周五那一場對談中，明白指出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在此時推出QE3，不但無助於降低失業率，更只讓聯準會的資產負債情況更加惡化，並造成日後的通膨壓力。

沙金特教授以過去幾年來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顯示目前3兆美元的資產與負債，是自08年9月的7,500億美元至今，一個多麼突兀與快速的累積。尤其在大約3兆美元的資產中，除了之前QE1與QE2所購買的約1兆5,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公債之外，更有1兆美元的不動產抵押債券；再加上現在宣布的每月將持續購買400億美元，無上限規模的不動產抵押債，為未來聯準會的資產品質之風險，投下一個極大的變數。

而且，理性預期架構下，貨幣政策即使有時有助於降低短期失業率；但對於長期性的失業問題，卻是完全沒有辦法解決的。這是因為大量發行鈔票的行為（例如各次的QE），會導致民眾產生未來通膨的預期，也因此會要求提高各種價格，提前反應這樣的一個預期。也因此，廠商面對的將是一種成本價格上升的情況，導致企業失去擴大投資的誘因，造成寬鬆貨幣，卻仍無法提振景氣，或是增加長期性就業的政策目標。

但是，如果量化寬鬆是一個出其不意的政策，民眾的預期可能較為延遲與落後，因此在短期內，會有一些刺激生產投資的效果；可是一旦預期心理「迎頭趕上」，短期的效果也就很快地成了昨日黃花，徒留下未來通膨的傷害。美國前兩次的QE，就比較屬於這類型。

更有一種，是如同盧卡斯教授曾提出的情況，就是如果一個國家試圖操弄預期心理，常常「不按牌理出牌」，那麼後來連這種「政策突襲」都會被看穿及預測到。在那種情況下，即使是出其不意的政策，連短期效應都無法產生；這也是沙金特教授長期以來，一再強調「決策當局不能藉由給人們出乎預料的政策，去操弄經濟」的原因。

最後，此次QE3自9月13日宣布至今，國際原油及黃豆、玉米等商品價格不漲反跌；有別於前兩次QE政策後之反應。但事實上，原油等價格下滑，除顯示對未來需求不振的預期外，這次QE3基本上早已被預期到，亦是關鍵。因是預期中的政策，很多的反應因此都已提前發酵，玉米過去半年來上漲15%，即為一例。惟黃金價格在3次QE後皆即刻上漲，反應的當然是量化寬鬆所引發的通膨預期。

（作者是台灣大學財金系兼任教授）

最近出現的全球經濟趨緩跡象，不禁令許多人懷疑未來幾年的經濟表現可能普遍欠佳。我們是否正面臨長期的全球不景氣、甚至可能是一場蕭條？

現今的預測所面臨的一項基本問題是，衰退的終極原因屬於心理與社會層面，而且與我和柏克萊加大經濟學教授艾克洛夫所提到的信心波動及「動物本能」改變有關。

我們認為，這種轉變反映了持續改變的各種事件、新敘述方式的流行，以及難以量化的相關世界觀。

事實上，多數的經濟學者似乎未對全球經濟的前景感到太悲觀。例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日前發表其首席經濟學家帕多恩撰寫的一項有關全球經濟短期展望的評估報告。該報告指出，很快會出現「重大風險」，其實這就是不確定性的另一種說法。

去年在華府布魯金斯研究所發表的一項報告中，哈佛大學的史托克與普林斯頓大學的魏特森共同發表新的「動態因素模型」，採用1959至2011年之間的數據估算。在排除大蕭條後，他們認為美國近期的不景氣基本上與其他不景氣並無不同，只不過幅度更大一點。

他們的模型把所有衰退的根源減縮為6種衝擊，包括石油、貨幣政策、生產力、不確定性、流動性／金融風險與財政政策。他們並認為「不確定性」與「流動性／金融風險」 ，是2007年之後的多數經濟減緩的兩大主因。即使同意他們的結論，我們還是要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近幾年的「不確定性」與「流動性／金融風險」，以及未來能否有效預測類似的衝擊。

當人們思考過去1或2年外部衝擊的證據時，並無法了解腦海裡出現各種事件的精確意義，只知道多數人已經聽過許多遍了。

首先，大部分事件是關於歐洲金融危機，全世界都在談論此一議題。OECD的中期評估報告稱之為「全球經濟面臨的最重大風險」。這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歐洲危機為什麼對其他地區如此重要？

當然，原因之一是全球貿易與金融市場的興起。然而兩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只是透過市場直接來影響。公眾心理的互動可能也扮演某種角色。心理學家強調，人類的思考有敘述基礎：人們會記住並受到事件的驅使。

歐洲危機始於希臘崩盤的事件。全球經濟似乎因為一個人口僅1,100萬的國家發生多起事件而受到威脅。然而這些事件的經濟重要性與其貨幣價值的關聯性並不大，反而是取決於「事件」的價值。

希臘危機始於2008年。當時，希臘政府為因應退休準備金不足的問題而提出延長退休年齡的構想，結果引起民間強烈反彈。各國媒體開始報導津貼浮濫的問題，而即使延後退休的幅度不大，希臘人還是激烈抗議。

該事件可能在希臘以外地區引起議論，但直到2009年年底之前，它並未引起國際社會注意。當時，希臘債務市場開始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利率上升對希臘政府造成更多問題。這衍生有關希臘無度浪費的新聞報導，同時引起更強烈的各界興趣，最後並導致其他歐洲國家出現危機。

有人可能會說，歐洲以外的人大多未密切留意歐洲危機的後續發展，有些人甚至聽都沒聽過。然而意見領袖與這些人的親友隨時密切留意，他們的影響力足以營造一種令所有人都不太舒服的氛圍。

歐洲的事件影響全球，即使歐元危機似乎正逐漸獲得令人滿意的解決，在某種新事件分散大眾的注意力之前，人們絕對不會忘記它。屆時，如未考量留在人們腦海中的事件，我們勢必無法充分理解全球經濟的未來展望。

（作者Robert Shiller是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土耳其近來公債水準大幅降低，主權債信評等也可望獲調升，和墨西哥、泰國及菲律賓等國一同成為投資人青睞的新興市場。 （歐新社）

新興市場常被當成豐厚報酬的代名詞，不在意市場劇烈震盪的投資人都可望獲得回報。

但先前被視為新興市場寵兒的中國，自2008年10月全球陷入衰退以來，股市報酬率始終低於大盤MSCI新興市場指數。

巴西過去4年的股市報酬率也比大盤低20%。

這兩大新興經濟體表現也落後泰國、菲律賓和印尼等其他新興國家。

全球新興市場經理人也開始調整對中國的投資部位，例如天利公司（Threadneedle）的全球新興市場股票基金減碼中國3.6%，加碼泰國2.5%。

連創造出BRIC這個名詞的高盛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歐尼爾，也開始推廣其他興新經濟體。

他去年提出將帶動全球成長的金鑽11國（N11），包括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墨西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南韓、土耳其和越南。

天利新興市場基金經理人米柯菈芙基琪偏好墨西哥、土耳其、泰國和菲律賓，因墨國將從美國的經濟復甦受惠，且正開放民間投資石油業，土國的公債水準則已大幅降低。

摩根大通的經理人懷婷也認為，土耳其是投資亮點，其股市和匯市都很誘人。

但有「新興市場教父」之稱的坦伯頓公司經理人墨比爾斯說，中國許多企業仍然擁有可觀的獲利潛能，他也看好東南亞（尤其是泰國）和非洲市場。

墨比爾斯說：「我們對較為邊境的市場備感興奮，尤其是非洲，因非洲國家持續迅速成長，迄2010年止的10年間，成長最快的10個經濟體中有6個是非洲國家。」

施羅德公司（Schroders）新興市場股市部門主管康威點名泰國和南韓，特別是南韓將受誘人的股市估值和強勁的企業獲利支撐。

相較下，台灣易受疲軟的全球經濟衝擊，國內經濟也無法提供太多支撐，企業獲利料將面臨壓力。

圖／經濟日報提供

台灣的選民一向認為兩岸關係的外交及軍事層面最為嚴峻，政治及經貿次之，不過今年最顯著的變動，是老百姓感受到經貿之間的競爭，而且還超過軍事緊張，特別是在雙方簽訂ＥＣＦＡ以後。對於中國的經濟倚賴，連老百姓都強烈感受到了，這是國民黨政府的最大警訊。至於原本相對上較為舒緩的社會面向都看壞，這應該是中南海始料不及的。

三年來，大家持續認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並非友善或互利。當然，相信雙方會開戰的可能性還是不高。不過，由於中國採取溫水煮青蛙的經濟戰略十分清楚，台灣人明白向政府表達不願意坐以待斃。而這樣的擔憂，已經由經濟領域擴及對於台灣前途的期待，也就是希望統一的人維持在十五％上下，然而，希望永遠或是暫時維持現狀的人整整減少了五％，統統流向儘快獨立的選項。

台灣人對於中國政府的整體印象，依然負面遠多於正面，顯然，起碼的民主，或是清廉的要求是根本談不上，更不用說對共產黨專制及霸道的嫌惡。至於人民方面，雖有三分之一的台灣人對中國人的印象稍好，不過，仍舊有將近半數沒有好感。儘管中國客來台灣的數目近年增加，卻沒有改善台灣人的觀感，尤其是高達四分之一認為水準低，這應不只是社會經濟上的差距，而是文化價值上的差異。

令人好奇的是，即使評價不高，卻還是有將近三成的受訪者表達到中國工作，或是送小孩子去念書的願意，可見，顧飯碗是一個相當現實的問題：台灣人雖然不甘心，卻也沒有多大的選擇。相較之下，希望到中國創業的比率已經連續兩年由三成下探兩成，顯示企業界並不看好中國市場；更怵目驚心的是，就業的期待與創業的意願竟有七％的缺口，這表示，台灣人已經無奈到有必須向中國公司找工作的覺悟。

在中國經濟崛起後，對於台灣已經不再文攻武嚇，而是改弦更張為經濟吸納，也就是把台灣的經濟倚賴當作政治整合的工具，唯一等待的是立即併吞的利弊及時機的判斷。這樣的決策，背後依據的就是國際關係理論上的功能主義，及新功能主義，也就是說，經濟交流不僅可以降低雙方的政治緊張，還可以促成彼此之間的統一。然而，由民調的結果來看，台灣人的思考與歐洲人的行為模式相左，特別是把經濟上的無力感轉換為政治自主的嚮往。

不管終極統一的政治願景真假如何，馬英九政府的大戰略是把台灣經濟的未來全部押注在中國上面，一廂情願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因此，國內沒有多的作為。雖然有中國的挹注製造榮景的假象，卻掩飾不了產業空洞、經濟無方的窘境。當就業沒有著落的年輕人必須離鄉背井找工作，中國是不得已的選項，特別是缺乏專業或是外語能力者。

由大企業出走到黑手頭家遷廠，國家領導者束手無策，現在，連受薪者都必須有出外當台勞的心理準備，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雖然沒有連任的壓力，馬英九總統還是應該自我警惕。

就在西班牙與希臘都有1/4以上的人苦於失業之際，德國許多城市反而煩惱找不到足夠的工人。德國靠著改革勞動法令而創造出接近充分就業的奇蹟，還經常主張其他歐洲國家也應該效法。

「紐約時報」25日報導，德國從2005年實施新勞動法以來，失業率已從13%降到7%以下。改革重點之一是大幅削減勞工福利，迫使勞工接受較低工資的工作，並讓企業更容易僱用臨時派遣工。

推動勞工法令改革的前總理施洛德，當時不僅遭到社會民主黨黨內同志的強力反對，並使社民黨在國會改選時把江山拱手讓給了現在由梅克爾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

新法實施迄今，德國的工資幾乎靜止不動，使德國企業在全球更具競爭力，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不會流失到東歐或中國大陸。

但有工作跟富裕並非同義辭，因為許多德國人的工資甚低，許多德國工人必須放棄失業後的長期所得保障，也面對更大的找工作壓力。即使是高薪勞工，加薪的幅度也大為縮減，德國的所得與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

不過即使在改革之後，大部分德國工人仍享有遠優於美國的保障。企業要裁減正職勞工，必須經過冗長的勞資談判，還能獲得優厚的資遣費。但臨時工是由派遣公司所雇用，派遣公司可輕易把他們裁掉。

德國儘管勞工不足，西班牙、希臘或義大利的勞工前來德國打工的人目前還不多。

隨著歐陸的經濟持續困難，未來這些國家的人可能陸續前來德國找工作，否則德國緊俏的勞工市場將成為經濟成長的障礙。業者表示，就算添購機器，也需要有工人來操作。

蕭前副總統日前指出，台灣很少像現在這樣，社會各界充斥著無力與茫然，顯示台灣經濟正陷入坐困愁城的變局中，瀰漫迷失方向的焦慮。這番話說出了很多人的感受和憂慮，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應認真面對這個空前的困境。為了提出可行的對策，我們必須先找出現在大家陷入茫然困境的原因。陳冲內閣期望在一個月內拿出實績讓人民有感，但是一些過去已經習慣施行的拯救方案，現在好像都收不到實效而陷入迷惘，應盡快找出病因才能對症下藥。

以一個旅人來比喻，現在的情況並非沒有體力和意願走下去，很多人民和企業仍想打拚，處在同樣國際環境下的其他國家很多表現比我國好，信心比我們強。我們就像在山上迷路的旅人一樣，發現本來選擇的路徑好像很難走，而且沒有看到預期該出現的景物，但不確知我們是否走錯了路，所以覺得路茫茫，心也茫茫。

這種情況我們一定要檢討過去所選的方向，錯了或走不通就該改，不要自我安慰說只要再給我們時間，再往霧裡山裡走就會有出路。以下我們就檢討幾個方向供政府更深入檢討。

以往經濟循環遇到不景氣時，政府總以擴大公共投資來因應，現在政府負債太多，很難再舉債擴大支出。但政府似乎不承認這條路走不通，仍想用民間投資、金融機構投資、出售容積率等方式來增加公共投資。很多官員和人民都知道這些方法緩不濟急，因此感到焦慮和茫然。政府前幾年不景氣時也要對外招商和促進出口，但實際的成績很有限，現在同樣的做法再說一次，很多官員和人民都已經不相信這些方法很有效，卻只能繼續喊，所以也很茫然。

台灣產業界長期靠降低成本的能力取得國際競爭力，但在開發中國家低工資的競爭下，這條路已很難走。政府12年前就提出了發展知識經濟的新方向，但很多官員和企業卻仍習慣於降低成本的老路，所以最近提出的政策如降低關稅和擴大出口退稅、擴大投資抵減、提高外勞比率並和基本工資脫鉤，以及不調高基本工資等，都是降低成本的政策。但很多人也瞭解，降那一點點成本效果有限，更非長久之計。

高經濟成長率是政府一向的重要目標，更是馬政府的首要政見，因此即使大家已知這不是個理想的目標，卻仍努力去追求它。於是和環保衝突的投資案，以及和社會公平不一致的政策，都讓政府和人民陷入茫然或天人交戰的心情。

以前政府干預經濟極多，因此自由開放成為長期努力的方向。目前我國已非常開放，進一步開放的政策都難免對部分產業和人民造成重大傷害。我們也看到某些鄰國藉著政府干預和保護而使其產業打敗我國。因此進一步自由開放是否更好，很多人是有疑慮的。政府把自由開放的政策全押注在自由貿易協定之上，但簽了ECFA之後，我國並未能如預期取得更多中國大陸市場及外人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反而增加，想像中的兩岸分工不但未成形，而與其他主要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也遙遙無期。現在只會大喊自由開放最好，已經無法去除人們的疑慮。

近年政府還習慣於提數字喊口號，隨著口號和政策一再跳票，再也得不到信心和效果，所以應該再找新的方法。

行政院提出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本周起將陸續推出讓人民有感的重大計畫，我們建議政府，不應再以追求經濟成長為目標，而應著重在創造人民幸福感，帶動就業為主要考量；引進投資則應重質不重量，能直接提升民眾生活品質的為優先，人民和企業有感，自然就不再茫然下去。

這個世界從未如此混亂。2008年的金融海嘯猛然衝擊之後，幾乎每個國家都受創甚巨，好不容易美國與東南亞若干新興國家明顯步上復甦之路，歐盟又深陷於歐債困局的泥淖之中，難以脫身，而於2009年一枝獨秀的中國大陸，近一年來問題百出，成長率不斷下修，出口成長力度大衰，軟著陸抑硬著陸的可能深受關注。於此混亂的大環境之中，台灣經濟的頹勢日趨明顯，經濟成長「保1」的可能性已備受質疑，內憂外患齊至，情勢難以樂觀。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此際，釣魚台爭議被日本以公帑將釣魚台列為國有化而驟掀波瀾，中日雙方大批船艦劍拔弩張，偶一不慎即可能挑起戰火；而大陸各地的抗日風暴愈演愈烈不知何以戢止，甚至經濟制裁的扳機也隨時有可能觸發。台灣位處暴風圈的中心，將受到何種衝擊，尚不得而知。

無獨有偶，在世界的其他角落，20餘伊斯蘭教國家，齊被無知的美國製片人誣衊伊斯蘭教先知的影片激得無名火熊熊燃起，四處攻擊美國使領館與美國公民，短期之內尚看不出如何化解。這對蹣跚走上復甦之路的美國，可能會是最不合時宜的打擊，對於蠢蠢欲動的油價，更會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為了緩和歐債風暴，歐盟央行提出的OMT（直接貨幣交易）法案在獲得德國認可不違憲之後，已可正式上路，對於任何要求紓困的成員國可以大量購買該國1至3年期的公債而釋出無限量的資金。與此同時，儘管承認美國經濟已走上復甦之路，美國聯準會主席仍宣布一面將零利率政策延長到2015年中，一面推出每月購買抵押債券400億美元，在美國失業率改善之前，無限量印鈔救房市的QE3量化寬鬆政策。

歐、美兩大經濟體不約而同的無限量貨幣寬鬆政策，為全球股市帶來及時雨，股價紛紛飆升，熱錢如虎添翼，將在全球更肆無忌憚地興風作浪。尤其已深為熱錢所苦的亞洲新興市場更是如臨大敵，一邊要力阻熱錢流入吹漲房市與股市泡沫，同時要對抗熱錢推升幣值削弱國際競爭力，一邊又要為即將來臨的能源、糧食、原物料價格暴漲所鼓動的通膨巨獸未雨綢繆，做好萬全準備，左支右絀，應接不暇。

這種種一時俱來的衝擊，台灣幾乎無一可以倖免，卻又遭逢大陸世界工廠改弦更張，讓台商深陷危機之中。如果找不出萬全的對策因應危機，經濟成長率「保1」都難，通膨卻自外而來難以遏抑，恐將演成一個群醫束手的「停滯性膨脹」之局，一方面經濟停滯、百業蕭條、薪資縮水，一方面百物騰貴、生活困難，難為無米之炊。

這一個經濟進退維谷，不知如何根治的疑難雜症，目前已成為馬政府的當前急務。中日釣魚台爭端、伊斯蘭教國家圍剿美國，乃至歐盟祭出OMT、美國採取QE3等，固然都是最近才爆發的新問題，為全球經濟增添擾攘不安的新因子，但對岸關閉世界工廠危及台灣命脈，卻是已經進行4年餘的公開政策，馬政府也正於此時主導政事，4年多來提出多少眩人眼目的政策、幾乎始終於事無補，其中必有值得斟酌的問題。

如今情勢日漸惡化，許多險惡的影響因素力量正自強化，不旋踵即將為害國家與人民，此時此刻，必須壯士斷腕、努力改變以求扭轉逆境。倒閣案未過關，陳冲內閣留校查看，在這段期間必須由此著眼，務求統合內閣精英發揮最高智慧，找出對策、化解危機，讓整個國家轉危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