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原理

T．R．馬爾薩斯著

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譯

簡体版連結：http://www.epman.cn/book/population/index.htm

（沒時間看完全書，可以跳到最後一章：概觀）

序

第一章
問題的提出——相互對立的兩派嚴重對立，使這一問題幾乎不能指望得到解決——否認人類和社會的可完善性這一基本論點，從未得到過圓滿答復——人口會帶來什麼樣的困難——概述本書的基本論點。

第二章
人口和食物增加的比率是不同的——這兩種不同的增加比率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由此而使社會下層階級的生活境況經常發生擺動——這種擺動為何不象預期的那麼明顯——本書基本論點所依據的三個命題——根據這三個命題來考察人類迄今所經歷的各種不同狀態。

第三章
簡要回顧一下野蠻或狩獵狀態——遊牧狀態或蹂躪羅馬帝國的野蠻民族——人口增殖力大於生活資料的增長力——北遷大潮的原因。

第四章
文明國家的狀態——現在歐洲的人口也許比凱撒時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休謨所提出的一個估算人口的尺度很可能是錯誤的——大多數歐洲國家當前的人口增長都很緩慢——對人口增長的兩種主要抑制——結合英國的情步所作的概述——孔多塞先生所說的那種擺動何時適用於人類。

第五章
結合英國的情況考察第二種抑制、即積極的抑制——英國為窮人課征的巨額稅款究竟為何沒有改善窮人的生活境況——濟貧法自身就趨於使其目的落空——減輕窮人病苦的方法——根據我們本性的固定法則，要使社會下層階級完全擺脫匱乏的壓力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口受到的所有抑制可以歸併為貧困或罪惡。

第六章
新殖民地——那裏的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北美殖民地——美洲腹部殖民地人口異常增加的實例——古老的國家也可以從戰爭、時疫、饑謹和自然災害的破壞中迅速恢復過來。

第七章
導致流行病蔓延的一個可能的原因——蘇斯米爾希先生編制的一些統計表的摘要——可以預料在某些情況下會週期性地流行疫病——任何國家短期內出生數與埋葬數的比例都不是衡量人口實際平均增長幅度的恰當尺度——衡量人口不斷增長的最好尺度——生活非常節儉是中國和印度發生饑謹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濟貧法案中有一條款具有有害傾向——促使人口增加的唯一適當的方法——國民幸福的原因——饑謹是自然抑制過剩人口的最不適當、最可怕的方式——可以認為三個命題已經確立。

第八章
華萊士先生——一些人認為人口增加只有在遙遠的未來才會帶來困難，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孔多塞先生對人類理智的進步所作的概述——孔多塞先生所說的那種擺動何時適用於人類。

第九章
孔多塞先生對人類有機體的可完善性和人類壽命的無限延長所作的推測——以動物的繁殖和植物的栽培為例，說明由界限不能確定的局部改善推論無止境的進步，是一個謬誤。

第十章
葛德文先生的平等制度——將人類的一切罪惡歸因於人類制度是錯誤的——葛德文先生對人口增長帶來的困難所作的第一個回答是很不全面的——假設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是可以實現的——只是由於人口原理，這種制度就會在短短30年間完全垮臺。

第十一章
葛德文先生推測，兩性之間的情欲將來會消失——這種推測沒有明顯的根據——性愛的激情同理性或美德並不矛盾。

第十二章
葛德文先生推測人類壽命可以無限延長——用各種實例說明，根據精神刺激對人體的影響作出的推斷是不恰當的——不以過去的一些跡象為根據的推測，不能認為是哲學推測——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推測地球上的人類接近不死，這是懷疑主義的一個自相矛盾的難以理解的例子。

第十三章
葛德文先生把人類看作是僅僅具有理性的動物，這是錯誤的——人是一種複合動物，情欲對於人類理智作出的決定將永遠是一種干擾力量——葛德文先生有關強制問題的推理——某些真理按其性質來說無法由一個人傳達給另一個人。

第十四章
葛德文先生整部書的基礎，是關於政治真理的五個命題，這五個命題是不成立的——我們何以能根據人口原理帶來的苦難而認為，人間的罪惡和人類的道德弱點永遠不會被根除——葛德文先生所說的盡善盡美不適用於人類——人類究竟能達到何種盡善盡美的境界。

第十五章
模式過於完美，有時反倒阻礙改進，而不是促進改進——葛德文先生有關貪欲與浪費的論述——不可能把社會的必要勞動適當地分配給每一個人承擔——嘲笑勞動在當前會產生惡，將來也不會帶來善——農業勞動總量的增加，對勞動者來說永遠都是好事。

第十六章
亞當‧斯密博士認為，社會收入或社會資本的每一次增加都會導致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增加，這種觀點也許是錯誤的——在某些情況下，財富的增加絲毫無助於改善窮苦勞動者的境況——英國財富的增加，並未相應增加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在中國，即使製造業使財富增加，窮人的境況也不會得到改善。

第十七章
什麼是一國財富的適當定義——法國經濟學家認為所有製造業者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他們這樣認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勞動雖然對國家來說不是生產性的，但對個人來說卻完全是生產性的——普賴斯博士的著作中一段值得注意的話——普賴斯博士錯誤地認為，美國的幸福狀態和人口的迅速增長主要是其特有的文明狀態造成的——拒不承認社會改良道路上的困難毫無益處

第十八章
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人類經常處於貧困的壓力之下，由此而使我們寄希望于來世——受苦受難的狀態不符合我們先知先覺的上帝的觀念——現世也許是喚醒物質，使其轉換為精神的一偉大過程——有關精神的形成的理論——肉體需要帶來的刺激——一般法則帶來的刺激——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生活困苦帶來的刺激。

第十九章
需要有人生的不幸來使人的心變軟，變得富有人情味——在社會同情心的刺激下成長起來的人，往往要比僅僅具有才能的人高一級——也許需要道德上的惡來達到道德上的完善——大自然的無窮變化以及形而上學問題的晦澀難解，使人在智力上總是受到刺激——應根據這一原理來解釋天啟中叫人不好理解的地方——聖經中所包含的那些證據，也許最適於改進人體的機能和提高人的道德水平——精神產生於刺激這一觀點，似乎可用來解釋為什麼存在著自然的惡和道德上的惡。

人口原理概觀

序

有一次，同一個朋友談到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書中論述貪欲和奢侈的那篇文章，這便是本書的緣起。談著談著，便觸及了社會的未來改善這一大問題。我最初坐下來拿起筆，只是因為感到交談還未能盡意，想更清楚地向朋友表達自己的思想。但題目一展開，頭腦中便湧現出一些以前從未想到的想法；由於覺得這一題目是大家極為感興趣的，人們會真誠歡迎對此發表的每一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見解，於是便下決心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予以發表。

毫無疑問，若能收集到更多的事實來闡明主旨，則本書會比現在更加完善得多。但是由於雜事纏身，很長一段時間幾乎完全中止了本書的寫作，而我又不願比原計劃大大推遲出版日期（這也許是不慎重的），以致我未能專心致志地從事研究工作。但我認為，已引證的事實已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我關於人類未來改善的觀點是正確的。我目前認為，證實我的觀點只需作平易的陳述，並最簡略地考察一下社會。

人口必然總是被壓低至生活資料的水平，這是一條顯而易見的真理，已被許多作家注意到了；但據我所知，迄今尚沒有哪位作家仔細研究過這種水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據我看，若不考察這一問題，便會極大地妨礙社會未來的改善。但願在討論這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時，激勵我的只是對真理的熱愛，而不是對某派人或某派意見抱有的偏見。要說明的是，我已閱讀了一些有關社會未來改善的著作，我閱讀這些書完全不是想要證明它們是空想，但我所養成的分析和理解能力也不允許我:為己所希望之事，即使無證據，也相信，為己所不樂聞之事，即使有證據，也拒絕接受。

我對人類生活的看法具有憂鬱的色調，但我認為，我繪出這種暗淡的色彩，完全是因為現實中就有這種色彩，而不是因為我的眼光有偏見，或我生來性情憂鬱。在我看來，本書末尾兩章概述的有關人類精神的理論，令人滿意他說明了生活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罪惡，但別人是否也這樣認為，則要由讀者來判斷了。

倘若我能使更有才幹的人注意到我所認為的妨礙社會改善的主要困難，並從而看到人們克服了這種困難，即便僅僅是在理論上克服了這種困難，那我會欣然撤回我現在的意見，而承認犯了錯誤。

1798年6月7日

第一章

問題的提出——相互對立的兩派嚴重對立，使這一問題幾乎不能指望得到解決——否認人類和社會的可完善性這一基本論點，從未得到過圓滿答復——人口會帶來什麼樣的困難——概述本書的基本論點。

近年來，自然哲學方面偉大而意外的發現層出不窮，印刷術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識的傳播，執著而不受約束的探索精神在整個知識界乃至非知識界空前盛行，新穎而奇特的政治見解把人搞得頭暈目眩、目瞪口呆，尤其是政治領域發生的法國大革命，驚天動地，猶如一顆熾烈燃燒的彗星，看來註定要給地球上畏縮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生命與活力，或註定要把他們燒盡滅絕。所有這一切，使許多有識之士認為，我們正跨入一個充滿了重大變革的時期，這些變革將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人類的未來命運。

據說，當前爭論的重大問題是，人類究竟是從此會以加速度不斷前進，前景遠大得不可想像呢，抑或註定要永遠在幸福與災難之間徘徊，作出種種努力後，仍然距離想要達到的目標無限遙遠。

然而，儘管一切人類之友都渴望結束這種懸而未決的狀態，儘管勤於探索的人熱望得到每一道光亮幫助洞悉未來，可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就這一重大問題展開爭論的雙方，卻彼此冷眼相視，看法大相徑庭。他們從未心平氣和地思考對方的論點，總是不著邊際地爭論不休，看來根本不可能在理論上取得一致意見。

現存秩序的辯護者往往把思辨哲學家一派看作是一群耍陰謀詭計的無賴，認為他們鼓吹樂善好施，描繪更為美好的社會圖景，只不過是為了便於他們摧毀現存制度，便於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把他們看作是頭腦有毛病的狂熱分子，他們的愚妄想法和怪誕理論不值得任何有理性的人注意。

人類及社會可完善性的辯護者則不僅僅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而是以更為輕蔑的言詞予以反擊，指斥現存制度的辯護者為最可憐、最狹隘的偏見的奴隸，說他們由於受益于現存制度便為社會弊端辯護，說他們或是為了一己私利而自欺欺人，或是因智力低下，理解不了任何偉大而高尚的事物，他們目光短淺，根本容不得開明人士的見解。

在這種夾雜著謾罵的爭論中，真理只會受到損害。爭論各方真正的好論點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各方都固執己見，不願從對手那裏取長補短。

現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紅皂白地譴責一切政治思辨，甚至不肯屈尊思考一下社會可完善理論的基礎，更不願費力公平而不抱偏見地揭露其荒謬之處。

思辨哲學家同樣在做損害真理的事情。他們的雙眼只是盯著更美好的社會，用最迷人的色彩描繪這種社會將給人類帶來的幸福，肆無忌憚地用最惡毒的語言謾罵一切現存制度，而不運用自己的才智想一想有沒有剷除弊端的最好、最穩妥的方法，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即便在理論上也仍存在著一些巨大障礙，妨礙人類向自我完善的境地邁進。

哲學上一條公認的真理是，正確的理論要由實驗來加以證明。可實際上卻會出現許許多多阻力，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細小事情，就連知識最廣博、最富有洞察力的人也幾乎無法預見到它們，因而在極少數問題上，未經過經驗檢驗的理論也可以宣稱是正確的。但是，人們在尚未充分考察所有反對論點，尚未清晰而徹底地駁斥反對論點以前，卻不能宣稱一種未經檢驗的理論是有根據的，更不能宣稱它是正確的。

我已看到了一些有關人類和社會可完善的理論。這些理論所描繪的誘人圖景，使我頗感興奮和愉快。我熱望能實現這種給人帶來幸福的改良。但據我看，改良的途中有一些巨大而不可克服的困難。本文就是要說明這些困難，但同時我得聲明，雖然這些困難是擊敗革新派的因素之一，但我對此卻絲毫不感到高興，相反，我最大的快樂莫過於看到這些困難被完全消除。

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論點，無疑並不是什麼新論點。它所依據的原理在某種程度上已由休漠作了說明，並已由亞當‧斯密博士作了更詳盡的說明。華萊士先生也曾提出過這一論點，並把它應用於我們現在討論的這一問題，儘管應用得也許並不是恰到好處，或並沒有從最強有力的觀點應用它。也許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著述家提出過這個論點。因此，假如已有人相當令人滿意地回答了這一論點，那我肯定不會再提出它，即使我打算從另一種觀點提出它，這種觀點多少不同於我迄今所見到的觀點。

人類可完善性的辯護者為何會忽略這一論點，不大容易說清楚。我不好懷疑諸如葛德文和孔多塞這樣的人的才智，也不願懷疑他們的真誠。在我以及也許大多數其他人看來，這種困難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可是這些公認的才智超群、眼光銳利的人卻不屑於注意它，堅持按自己的思路思考，熱情絲毫不衰，信心絲毫不減。毫無疑問，我無權說他們故意緊閉雙眼，不看這種論點。相反，如果這些人忽視它的話，則無論它的真實性給我留下多麼深的印象，我都應懷疑其正確性。不過，必須承認，我們大家都非常容易犯錯誤。如果我看到有個人頻頻向另一個人敬酒，而後者卻視而不見，那我很可能會認為他是個瞎子或太不懂禮貌了。然而更為公正合理的哲學卻也許會告誡我，寧肯認為是我的眼睛欺騙了我，其實根本不像我想像的有敬酒那回事。

在討論這一論點以前，我必須聲明，我已排除了所有純粹的假設，所謂純粹的假設就是無法根據正確的哲學基礎推論出的假設。某個著述家也許會對我說，他認為人類最終將變成駝鳥。我無法適當地反駁他。不過，凡有理性的人都不會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證明人類的脖子在逐漸變長，嘴唇在逐漸變硬，愈來愈往前突，腿和腳的形狀每天在變化，頭髮開始變成毛管。在能證明人類有可能發生如此奇異的變化以前，說他們變成鴕鳥會如何幸福，說他們能跑得飛得如何快，說他們將蔑視一切小裏小氣的奢侈品，而只採集生活必需品，因而每個人的勞動將減輕，每個人將享有充裕的閒暇，那肯定是白費時間，白費唇舌。

我認為，我可以正當地提出兩條公理。

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

第二，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

這兩條法則，自從我們對人類有所瞭解以來，似乎一直是有關人類本性的固定法則。既然迄今為止它們未發生任何變化，我們也就無權斷言，於今日為然者，於將來當不為然，除非當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進行某種直接的干預，但眼下神為了創造物的利益，仍按照固定法則操縱著世間的一切。

據我所知，還沒有哪個著述家設想過在這個地球上人類最終將能夠不依靠食物而生存。但葛德文先生卻推測說，兩性間的情欲總有一天會被消除。不過，既然他聲明，他著作的這一部分進入了推測的境地，所以我在這裏對此不想多加評論，而只想說，支持人類可完善性的最好論據，是人類已擺脫了野蠻狀態而取得了長足進步，且很難說這種進步會止於何處。但在消除兩性間的情欲方面，迄今卻尚未取得任何進展，兩性間的情欲今天仍同兩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樣強烈。現今同以往一樣，也有個別的例外。但是，由於這種例外的數目似乎沒有增加，因而，若僅僅從存在著例外就推論說例外最終將成為規則，規則最終將成為例外，則很顯然，這種推論是很不講究辯論的哲學方式的。

一旦接受了上述兩項公理，我便可以說，人口的增殖力無限大於土地為人類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懂得一點算術的人都知道，同後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麼巨大。

根據食物為人類生活所必需這一有關人類本性的法則，必須使這兩種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這意味著，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會經常對人口施加強有力的抑制。這種困難必然會在某地發生，必然會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強烈地感受到。

在整個動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極其慷慨大方地到處播撒生命的種子。但大自然在給予養育生命種子所必需的空間和營養方面，卻一直較為吝嗇。我們這個地球上的生命種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間，經過幾千年的繁殖，會擠滿幾百萬個地球。但貧困這一專橫而無處不在的自然法則卻可以把它們限制在規定的範圍內。植物與動物都受制於這一偉大的限制性法則，人類雖有理性，也不能逃避這一法則的制約。在植物和動物當中，自然法則表現為種子不發芽，害病和夭折；在人類當中，自然法則表現為苦難與罪惡。苦難是貧困的絕對必然的結果。罪惡也是貧困很可能會帶來的後果，因而我們看到到處都有罪惡，但也許不應把罪惡稱為貧困的絕對後果。可以通過磨殤道德，抵禦一切罪惡的誘惑。

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天然地不相等，而偉大的自然法則卻必須不斷使它們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認為，這便是阻礙社會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難。與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難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這一法則制約著整個生物界，我看不出人類如何能逃避這一法則的重壓。任何空想出來的平等，任何大規模的土地調整；都不會消除這一法則的壓力，甚至僅僅消除100年也不可能。所以，要使全體社會成員都過上快活悠閒的幸福生活，不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擔憂，那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們的前提是正確的，則所得到的結論必然是否定全體人類的可完善性。

以上便是我所提及的論點的梗概，下面我還要仔細地加以考察。我想，經驗，即一切知識的真正源泉和基礎，將肯定會證實該論點的真實性。

第二章

人口和食物增加的比率是不同的——這兩種不同的增加比率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由此而使社會下層階級的生活境況經常發生擺動——這種擺動為何不象預期的那麼明顯一本書基本論點所依據的三個命題——根據這三個命題來考察人類迄今所經歷的各種不同狀態。

我在第一章說過，人口若不受到抑制，會按幾何比率增加，而人類所需的生活資料則是按算術比率增加的。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這一觀點是否正確。

我想，大家都會承認，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至少就有記載的國家來說）的風俗如此淳樸，生活資料如此充裕，以致早婚可以不受任何抑制——下層階級不必為此擔心家用不足，上層階級也不必為此擔心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在我們所知道的無論哪一個國家，人口增殖力從未完全自由地發揮過作用。

無論有沒有婚姻法，在天性與道德的驅使下，男人似乎總是傾向於及早愛上一個女子。即使擇偶不成功而有重新選擇的自由，這種自由只要不是毫無限制而極其不道德的，就不會對人口產生影響。況且在我們現在假設的社會中，人們幾乎不知道罪惡為何物。

所以，如果在一個國家裏，人人享有平等權利，道德風氣良好，風俗淳樸，生活資料非常充足，無人為家人的生活擔憂，人口增殖力可以不受抑制地發揮作用，那麼，該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就會大大超過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長速度。

同歐洲任何近代國家相比，美國的生活資料一直比較充裕，風俗較為淳樸，從而對早婚的抑制也較少。我們發現，該國的人口每25年翻一番。

這種增長率雖說還未達到最高的人口增殖力，卻是實際觀察到的結果，因而我將把它看作一條規則，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將會每25年增加一倍，或者說將以幾何比率增加。

現在讓我們觀察一下地球的任何一部分，比如這個島國，看看它所提供的生活資料能以什麼比率增加。我們且先觀察該島國在現耕作狀態下的情形。

如果我假定，通過實施盡可能好的政策，通過開墾更多的土地，通過大規模鼓勵農業，這個島國的產量可以在第一個25年裏增加一倍，那麼我想，這便是所能作的最樂觀的假設了。

在第二個25年，決不能假設產量會增加到原來的四倍，我們對土地性質的全部瞭解，不允許我們作這樣的假設。我們所能想像的最大增加幅度，是第二個25年的增加額或許會與原產量相等。這無疑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但我們且把這看作是一條規則，也就是假定，通過作出巨大努力，本島國每25年可以按最初的產量增加其總產量。即便是最富於激情的思辨家，也不能想像有比這更大的增加額了。以這樣的幅度增長，要不了幾百年，就會把這島國的每一畝土地耕種得象菜園一樣。

可是這種增加比率顯然是算術比率。

所以，完全可以說，生活資料是按算術比率增加的。現在讓我們把這種增加比率所帶來的結果放在一起來看一看。

據計算，我國的人口約為700萬。我們假設現有產量剛好能養活這麼多人口。在第一個25年，人口將增加到1400萬，食物也將增加一倍，生活資料與人口的增加相等。在第二個25年，人口增加到2800萬，而生活資料僅能養活2100萬人口。在第三個25年，人口將增加到5600萬，而生活資料只能養活一半人口。在第一個100年結束時，人口將增加到11200萬，而生活資料只能養活3500萬人口，剩下的7700萬人口將得不到任何生活資料。

若有大量人口從一國移居國外，則可以肯定，該國發生了某種不幸的事情。因為，除非原居住國使人實在不能安居樂業，或移住國有可能給人帶來巨大好處，否則，很少有人會離棄他們的家族、親戚、朋友和戰士，去異國他鄉走居。

為了使我們的論點更具普遍性，較少受移居現象的影響，讓我們來考察整個世界而不是一個地區的情況。假設人口增長所受到的抑制已被完全消除。假設地球為人類提供的生活資料每25年增加一定數量，增加額等於目前整個世界的產量。這一假設無異於承認土地的生產力是絕對無限的，而且這種增長率要遠遠大於我們所能想像的人類努力使生活資料能夠達到的增長率。

設世界人口為任一數目，比如說十億，則人口將按1、2、4、8、16、32、64、128、256、512這樣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將按1、2、3、4、5、6、7、8、9、10這樣的比率增加。225年後，人口與生活資料之比將為512比10，300年後，人口與生活資料之比將為4096比13，兩千年後，兩者的差距將大得幾乎無法加以計算，儘管到那時產量已增至極高的水平。

若不對土地的產量施加任何限制，則土地產量會不斷增加，超過人們所能指出的任何數量；然而人口增殖力仍然佔據著優勢，要使人口的增長與生活資料的增長保持平衡，只能依靠強有力的自然法則不斷發揮作用，抑制較強大的人口增殖力。

下面我們就來考察這種抑制所起的作用。

就植物和動物來說，情況很簡單。它們受強大的本能驅使而繁衍自己的物種，這種本能不受理性的妨礙，或者說不會因為擔心其後代的生活而受到妨礙。因此，由於不受妨礙，繁殖力便得以充分發揮，隨後其所造成的過分結果又因空間與營養的缺乏而受到抑制，這在動物和植物中是共同的；而在動物中還要受到相互殘食的抑制。

這種抑制對人類所起的作用則較為複雜。人受同樣強大的本能驅使而繁衍自己的種族，但理性卻出面加以干預，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即若無力供養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狀態下，問題也許就是這麼簡單。但在目前的社會狀態下，人們還會考慮另外一些問題。若生育孩子，生活地位是否會降低？生活是否會遇到比現在更多的困難？是否要更賣力地幹活？若家庭人口很多，盡最大努力能否養活他們？是否會眼看著子女受凍挨餓而自己又無能為力？是否會陷於不能自食其力的貧困境地而不得不依靠他人施捨過活？

據認為，在所有文明國家，正是這些考慮會阻止而且也確實阻止了許許多多人遵從及早愛上一個女子的自然命令。這種限制即使不是絕對會、也幾乎必然會產生罪惡。不過，在所有社會，甚至在最放縱邪惡的社會，合乎道德地愛慕一個女子的傾向總是十分強烈，以致人口會不斷增加。人口的不斷增加使社會下層階級陷於貧困，使他們的境況永遠也得不到明顯的改善。

假設某個國家的生產資料，剛好足以使該國居民過安樂生活。在即使是最放縱邪惡的社會中也可見到的增加人口的不斷努力，會使人口的增加超過生活資料的增加。因此，以前養活700萬人口的食物，現在必須在750萬或800萬人口之間分配。結果，窮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惡化。許多窮人必然陷於極為悲慘的境地。由於勞動者的人數也多於市場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勞動的價格必然趨於下降，與此同時食物的價格則趨於上升。所以，勞動者要掙得和以前同樣多的工資，就得更賣力地工作。在這種艱苦時期，結婚會受到嚴重阻礙，養家糊口也難上加難，以致人口處於停滯狀態。在此期間，勞動價格低廉，勞動者人數充裕，勞動者不得不更勤勉地工作，這些會鼓勵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勞動，鼓勵他們開墾新土地，對已耕種的土地施用更多的肥料，進行更全面的改良，直到生活資料和人口恢復最初的比例。此時勞動者的境況會有所好轉，人口所受到的抑制會有所放鬆。勞動者生活境況的惡化與好轉，就是這樣周而復始地重演的。

這種擺動不會被膚淺的觀察者注意到，而且即便是眼光最為銳利的觀察家也很難估計出這種擺動的週期。然而，凡是善於思考而又深入研究過這一問題的人都不懷疑，在所有古老的國家，確實存在這樣的擺動，儘管由於相反因素的作用，擺動的幅度要比我的描述小得多，不規則得多。

這種擺動之所以不象預期的那麼明顯，之所以不那麼容易被經驗所證實，原因很多。

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所掌握的人類歷史，僅僅是關於上層階級的歷史，而上面所說的那種擺動卻主要發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關於這些人的風俗習慣，幾乎沒有可靠的記載。要令人滿意地記錄下一個民族在一段時期內的這方面的歷史，需要善於觀察的人花費一生很長一段時間，作不間斷的細緻觀察與研究。研究內容包括：成年人數與結婚人數具有什麼樣的比例；限制結婚會使邪惡的風氣盛行到什麼程度；社會上最貧窮的階級與生活較優裕的階級相比較，具有怎樣的兒童死亡率；勞動的實際價格是如何變動的；在某一時期的不同時間，社會下層階級的安樂與幸福會發生怎樣可以觀察到的變化。

這樣一部歷史非常有助於說明經常性的抑制是如何影響人口的，並有可能證明上述那種擺動的存在，儘管由於有許多因素起干擾作用，擺動的節奏也許是不規則的。這些因素包括：某些製造業興起或衰落，農業企業精神增強或減弱，年成好或壞，爆發戰爭，流行時疫，實施濟貧法；發明出減少勞動的方法而勞動市場卻並未相應擴大，特別是勞動的名義價格與實際價格發生差異，這種差異也許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容易掩蓋勞動者生活境況的變動。

勞動的名義價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們經常看到，當食物的名義價格逐漸上升時，勞動的名義價格卻往往保持不變。這實際上就使勞動的價格降低了，在此期間，社會下層階級的生活境況必然趨於惡化。但勞動價格的實際降低，卻使農場主和資本家愈來愈富。資本的增加使他們可以雇用更多的人手。所以工作機會增多，勞動價格因而會上升。但是，在所有社會中，勞動市場上都或多或少地缺少自由（這要麼是教區法造成的，要麼是富人容易聯合而窮人不容易聯合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這會阻止勞動價格上升，使其下降趨勢保持較長時間；也許一直要等到荒年，要求提高勞動價格的呼聲太高時，才不得不提高勞動價格。

勞動價格上升的真正原因就這樣被掩蓋了。富人們以為，他們提高勞動價格乃是在荒年對窮人表示的同情和給予的恩惠。一旦年成轉好，他們便競相抱怨勞動價格未回落，儘管他們只需稍微想一想，就會明白，若不是他們聯合起來壓低勞動價格，勞動價格本來早就會上升的。

但是，雖說富人通過不正當的聯合常常可以延長窮人受苦的時間，可是卻沒有哪一種社會形態能在不平等的國度避免大部分人經常陷於貧困，或能在平等的國度避免所有的人經常陷於貧困。

這一觀點的真實性所依據的理論，在我看來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覺得無法否認該理論的任何組成部分。

人口沒有生活資料便無法增加這一命題是極其明瞭的，無需再加以任何說明。

只要有生活資料，人口便會增加，所有民族的歷史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佔優勢的人口增殖力若不產生貧困與罪惡便不會受到抑制，人們在人生經驗中已飽嘗了貧困和罪惡這兩顆苦果，而且產生這兩顆苦果的物質原因似乎仍在起作用，這些都為上述命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

但是，為了更充分地證實這三個命題的正確性，讓我們考察一下人類迄今所經歷的各種不同狀態。我想，只需粗略地加以考察，便足以使我們相信，這些命題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第三章

簡要回顧一下野蠻或獰獵狀態——遊牧狀態或蹂躪羅馬帝國的野蠻民族——人口增殖力大於生活資料的增長力——北遷大潮的原因。

在人類最為原始的狀態下，狩獵是主要的職業，是獲取食物的唯一方法。生活資料散佈於廣大地區，人口相對而言必然是稀少的。據說，北美印第安人兩性間的情欲比任何其他種族都弱。然而，儘管情欲較弱，北美印第安人的增殖力似乎依然總是大於生活資料的增長力。任何印第安人的部落只要定居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有了比狩獵更為豐富的營養來源，人口就會較為迅速地增加，人們常常可以看到，當某個印第安人家庭居住在歐洲人的居留地附近，採取較為舒適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時，一個女人會生育五、六個或更多孩子，儘管在野蠻狀態下，每個家庭往往只有一兩個孩子能長大成人。好望角附近的霍屯督族人也是這樣。以上事實證明，狩獵民族的人口增殖力要大子生活資料的增長力，這種增殖力一旦能自由地發揮作用，便會頑強地表現出來。

尚待研究的是，能否在不產生罪惡或貧困的條件下，抑制人口增殖力，使人口與生活資料保持平衡。

北美的印第安人，作為一個民族而言，決不能說是自由平等的。關於他們以及關於大多數未開化民族的記載都表明，婦女對於男人要比文明國家內窮人對於富人，更完全地處於奴隸狀態。一半國民就像是另一半國民的奴隸，對人口產生抑制作用的貧困照例主要是落在社會最下層階級的身上。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狀態下，嬰兒也是需要細心照看的，但印第安婦女卻不能給予這種照看，她們命中註定要經常遷徙，遭受種種不便與困苦，命中註定要手腳不停地幹各種苦活，為暴虐的丈夫預備好一切。她們有時在懷孕期間有時背負著孩子從事這些繁重的勞動，必然經常造成流產，而且，除了最強壯的孩子，其他孩子都難以被撫養成人。婦女除了遭受上述苦難外，還得加上野蠻人之間連綿不斷的戰爭，以及她們為了幹活而不得不遺棄年老無助的父母，從而違背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在整個這幅圖畫中都少不了貧困這一陰影。估計未開化民族生活的幸福程度時，我們的眼睛不應只是盯著年富力強的士兵，因為一百個人當中才有一個士兵，他是紳士，是財主，是幸運兒，不知經過多少努力，才產生了這麼一個幸運兒，守護神使他免遭無數危險，平安地長大成人。對兩個國家進行比較時，須比較兩個國家中最為近似的階層，這才是真正的比較。因此，年富力強的士兵應與紳士相比較，婦女兒童老人應與文明國家的下層階級相比較。

根據以上簡短的考察，更確切他說，根據狩獵民族的歷史，我們完全可以推論說，由於缺乏食物，狩獵民族的人口是稀少的，如果食物增加，人口會立即增加，暫且撇開野蠻人中間的罪惡不談，正是貧困抑制了較強的人口增殖力，使人口與生活資料保持相等。實際的觀察與經驗告訴我們，除少數地區和少數暫時情況外，這種抑制目前對所有未開化民族都是起作用的，同時我們的理論表明，這種抑制所具有的力量一千年以前同現在一樣大，而一千年以後也不會比現在大多少。

關於人類進化的第二階段即遊牧民族的風俗習慣，我們所知道的情況比對未開化民族的瞭解還要少。但歐洲各國以及世界上所有最富有國家的歷史都充分證明，遊牧民族也不能逃脫生活資料匱乏造成的貧困這一普遍命運。生活資料匱乏象一根鞭子驅使西徐亞牧民離開原來的居住地，象成群結隊的餓狼一樣四處尋找食物。受這一強大因素的驅使，野蠻人宛如烏雲從北半球各地集攏在一起，滾滾南移，攪得天昏地暗，最後遮蔽了義大利的太陽，使整個世界陷於黑暗。這些可怕的後果長期而嚴重地影響了世界上所有最富饒美麗的地方。追根溯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即人口增殖力大於生活資料的增長力。

眾所周知，遊牧國所能養活的人口不如農業國所能養潔的人口多，但遊牧民族卻非常可怕，因為他們具有集體遷徒的能力，而且常常不得不運用這種能力為畜群尋找新牧場。擁有大群牲畜的部落，眼前的食物總是很充足。在絕對必要時，甚至可以吃掉母畜。因而遊牧民族的婦女要比狩獵民族的婦女生活得好。男子因團結協作而強悍勇猛，自信有力量通過遷徙為畜群找到牧場，也許很少為養家糊口擔心發愁。這些因素合在一起，很快就產生了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即人口日益膨脹。於是便不得不更為經常和迅速地遷徙。愈來愈廣闊的地區被相繼佔領，他們周圍的荒地也日益擴大。匱乏折磨著該社會中不幸的成員，直到最後無法養活全體社會成員這一事實變得如此明顯，誰也無法加以否認。於是年輕人被逼著離開原來的部落，去開闢新的疆土，靠手中的利劍為自己獲得更好的地盤。“整個世界任憑他們馳騁”。這些膽大妄為的冒險家由於眼前的困苦而躁動不安，心中充滿了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躍躍欲試，氣勢洶洶地要征服所有與其為敵的人。所到之處，若是和平安寧的國家，他們便長驅直人。若遇到與其相類似的部落，便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廝殺，他們拼死作戰的勇氣來源於這樣一種見解：死是對戰敗的懲罰，生是對勝利的獎勵。

這種殘酷的鬥爭，肯定使許多部落滅絕。還有一些部落很可能由於困苦和饑謹而自行滅亡了。另一些部落則在其頭領較為正確的領導下，日益強大，繼而又派遣新的冒險者尋求更為富饒的地盤。這種為爭奪地盤和食物而進行的不間斷鬥爭，消耗了大量生命，但強大的人口增殖力卻對此作了超量的補充，經常不斷的遷徙使人口增殖力在某種程度上得以毫無阻礙地發揮作用。遷居南方的部落雖說是通過連續不斷的戰爭才佔領了這些較為富庶的地廈，但由於生活資料增多，人口和實力卻迅速增加。到後來，從中國邊境到波羅的海沿岸的廣大地區，便被許多勇猛強悍、富於冒險精神而又耐勞好戰的野蠻人部落所佔據。一些部落保持了自己的獨立地位。另一些部落則歸屬於某個蠻族酋長的麾下，這個酋長帶領它們從勝利走向勝利，尤為重要的是把它們帶到了盛產小麥、美酒和油料作物的地區，這些正是它們夢寐以求的東西，是對其辛勞的最好獎賞。阿拉裏克、阿提拉、成吉思汗及其周圍的大臣們，也許是為了榮譽，為了贏得大征服者的名聲而征戰不息，但導致北方未開化民族大遷徒，推動他們在不同時期揮師南下，侵擾中國、波斯、義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卻是食物的匱乏，人口的增長超過了生活資料的增加。某一時期的絕對人口相對於領土面積而言，絕不會很大，因為總有某些被佔領的地區是不毛之地；但人口的代謝卻似乎極為迅速，一些人被戰爭或饑謹所消滅，更多的人會立即填補其位置。這些膽大妄為、無所顧忌的野蠻人，同現代人相比，也許很少擔心未來的生活，因而其人口也就不受這方面的抑制。野蠻人從性格上說，天生就是無憂無慮的，除此之外，他們普遍盼望著遷徙能改善其處境，總是期待著掠奪，貧困時，甚至有權賣兒賣女給人作奴隸，所有這些均促進了人口的增加，然後再由饑謹或戰爭來加以抑制。

哪里的經濟狀況不平等（遊牧民族中很快就出現了這種不平等），哪里的食物匱乏所帶來的苦難就必然最沉重地落在最為不幸的社會成員身上。婦女也必然常常會感受到這種苦難，丈夫不在家時，她們常會被人擄掠走，盼望丈夫歸家的希望總是落空。

我們不太瞭解遊牧民族的詳盡的歷史，不能確切指出食物匱乏所帶來的苦難主要落在哪一部分人身上，也不能確切說出全體社會成員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這種苦難，但我認為，根據現有的關於遊牧民族的記載，完全可以說，每當遷徙或其他原因使生活資料增加時，遊牧民族的人口就會增加，隨後貧困和罪惡又會抑制人口的進一步增加，使人口的實際增長與生活資料的增加保持一致。

在遊牧民族中，盛行著有關婦女的種種惡習，這必然會抑制人口的增加，撇開這點不談，我認為必須承認，發動戰爭是一種罪惡，是貧困造成的結果，而且誰也不會懷疑，這種貧困是由食物匾乏造成的。

第四章

文明國家的狀態——現在歐洲的人口也許比凱撒時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休謨所提出的一個估算人口的尺度很可能是錯誤的——大多數歐洲國家當前的人口增長都很緩慢——對人口增長的兩種主要抑制——結合英國的情況考察第一種抑制、即預防性抑制。

接下來人類進入了畜牧和耕種混合的狀態，現今大多數文明國家仍處於這一狀態，雖然兩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各國有所不同。因而考察這種狀態時，我們可以得助於日常所見、實際經驗和每個人所能觀察到的事實。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毫不懷疑，法國、英國、德國、俄國、波蘭、瑞典以及丹麥等主要歐洲國家的人口現在要比過去多得多。某些古代歷史學家的誇張是不足信的。他們予以誇張的原因顯然是，即便是人口稀少的國家，當其人口聚集起來一塊遷移尋找新地盤時，也會顯得很龐大可怕。除了這種龐大可怕的外表外，類似的遷移還每隔一段時間就發生一次，所以無怪乎南方弱小的國家認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過現今較為直接和正確地考察這一問題，我們知道，這種推論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我國的某個人在路上經常看到有人從威爾士和北方把牲畜趕到南方來，便立即斷言這些地方是我國最富庶的地區那樣荒唐可笑。

現今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人口之所以比過去多，其原因是這些國家的人民辛勤勞作，生產出了更多的生活資料。因為我認為，一個不容爭辯的命題是，若一國的領土足夠大，無需輸出和輸入產品，則即便奢侈與節儉的習慣並非一成不變，該國的人口也會與土地生產出的食物保持不變的比例。在爭論古代和現代國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時，假如能明確斷言，有關國家的平均產量總起來說現在要多於凱撒時代，那麼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們能肯定，中國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幾乎全部土地部已被耕種，大部分土地每年收穫兩次，人民生活得很節儉，則我們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斷說，中國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著再費心去考察中國下層階級的風俗習慣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勵。不過，這種考察是極其重要的，詳盡瞭解中國下層階級的風俗習慣，非常有助於我們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進一步增長的，究竟是哪些罪惡、哪些苦難阻止了人口的增長超過土地的供養能力。

休謨曾撰文討論古代國家和現代國家人口的多寡。雖然在研究這一問題的人中，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現象所欺騙，但我卻要懷著深深的疑慮發表與他不同的觀點。正如休謨所說，他在文章中把有關原因的研究與有關事實的研究結合在了一起，可他卻似乎沒有表現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種洞察力，未認識到他所列舉的原因中有些並不能使他對古代國家的實際人口作出任何判斷，即使能從中作出任何推論，恐怕也會得出與休謨正好相反的結論。如果我們發現古代歷史上的某一時期，鼓勵成家的風氣很盛，因而早婚風行，獨身的人很少，則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論說，當時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決不能推論說，當時人口實際上已經很龐大；相反，而應推論說，人口很稀少，尚有多餘的地盤和食物可用來供養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發現該時期養家糊口很困難，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獨身，則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論說，當時人口處於停滯狀態，也許實際人口相對於土地肥力來說已很龐大，幾乎沒有多餘的地盤和食物來供養更多的人口。現代國家有許多男仆、女僕和其他人不結婚，休漠認為這證明這些國家的人口很稀少。我卻由此而得出了相反的推論，認為這證明這些國家的人口已很稠密。不過，我的推論也不刁靠，因為有些人口稀少的國家，人口卻處於停滯狀態。所以，正確的說法也許是，同一國家或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獨身人口與總人口之比，可以告訴我們人口在這些時期是在增加，還是在減少，還是處於停滯狀態，但我們卻不能據此來斷定實際有多少人口。

不過，大多數有關中國的書籍所記載的一件事情，卻似乎很難與上述推理協調一致。據說，中國各個階層的人都普遍盛行早婚。可是，亞當.斯密博士卻認為中國的人口處於停滯狀態。這兩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調和的。中國的人口確實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國的每畝土地都已被耕種了很長很長時間，很難想像土地的平均產量每年還能有很大增長。盛行早婚的事也許並不那麼確切。如果早婚確實很盛行，則就我們現在對這一問題的瞭解而言，似乎只能這樣來解釋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過剩，肯定受到了不時發生的饑荒和棄嬰習慣的抑制，棄嬰現象在荒年也許是很普遍的，是歐洲人所無法想像的。關於這種野蠻的習慣，我們不能不說，要證明食物匱乏給人類帶來的苦難，最有力的證明莫過於，連這種最違反人類自然感情的習慣竟然也能在人間見到。這種習慣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確實頗有助於減少人口。

看一下現代歐洲各主要國家的情況，就會發現，雖然這些國家自成為畜牧國家以來人口已有很大增長，但當前人口的增長卻較為緩慢，要使人口增長一倍，25年的時間已經不夠，現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時間人口才能增長一倍。實際上，有些國家的人口處於絕對停滯狀態，而另一些國家的人口甚至在減少。人口增長緩慢的原因，不能歸結為兩性間情欲的衰退。我們有充足理由認為，這種自然傾向同以前一樣強烈。那麼它為什麼沒有使人口迅速增加呢？仔細看一下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狀況（隨便哪一國都可以代表所有國家），就可以回答這一問題了。答案是，預防性的抑制和積極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長。所謂預防性的抑制，是指人們對養家糊口的憂慮，所謂積極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層階級實際所處的困難境地，使他們不能給予子女以應有的食物和照料。

英國是歐洲最繁榮興旺的國家之一，可以拿它作為例子。對它的評論，只需稍加修改，便適用於任何一個人口增長緩慢的國家。

預防性抑制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影響著英國的所有社會階層。甚至一些社會地位很高的人，想到成家後須節儉度日，須放棄自己喜愛的快樂生活，也會因此而不娶妻。當然，在上層階級中，這種考慮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所考察的社會階層愈低下，這種對未來生活的憂慮也就愈大。

一個受過普通教育而收入僅足以使其列入紳士階層的男子，肯定會感到，如果結婚成家，則他出入社交界時，將不得不與中等農場主和下等商人為伍。受過教育的男子自然會選擇與自己有相同的旨趣和感情、有共同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為妻，可婚後由於社會地位下降，妻子卻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個男人忍心讓自己心愛的人過與她的旨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嗎？他正好處在社會階梯的轉彎處，再往下退兩三步，便從知識階層降到了愚昧無知的人當中，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並非虛構出來的苦難，而是實實在在的滅頂之災。要想使社會交往令人滿意，人與人的交往就必須是自由的、平等的、互利的，即相互間有來有往，而不是象食客與主人或富人與窮人那樣的關係。

毫無疑問，這種種考慮使該階層的許多人不能遵從早戀的自然傾向。另一些人則由於情欲較強或判斷力較弱，而衝破了這些限制。這也許是確實無疑的，如果從象純潔的愛情這樣甜蜜的情欲中獲得的樂趣大於隨之而來的痛苦的話。不過有時並非如此。但我認為必須承認，這種婚姻帶來的較為一般的結果，不是抑制了謹慎者的遠見，而是證明了謹慎者的遠見是有道理的。

商人子弟和農家子弟常被勸告不要急於結婚，當他們在商業或農業上未謀到能養家糊口的固定職業前，他們也往往覺得有必要遵從這一勸告。要做到自立，非得達到一定歲數不可。在英國，人們普遍抱怨缺少農場，各行各業的競爭也極為激烈，因而並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獲得成功。

每天掙18便士的勞動者，獨自一人生活也許還很舒服，若要把這點僅夠一人用的錢分給四、五個人用，他就不免會有所躊躇了。為了和自己所愛的人共同生活，他得過苦日子，得更賣力地幹活，而且只要他稍稍動一下腦子，他肯定還會意識到，假如他生育很多兒女或隨便遭到什麼不幸，則他無論怎樣節儉，無論怎樣賣力幹活，也將難免不心疼地看到孩子們挨餓，或不得不喪失自立地位，靠教區的救濟為生。每個男子無疑都喜歡自立，害怕喪失自立能力，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感情。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英國的教區法比其他任何國家的教區法都更有損於這種感情，共目的是逐漸削弱這種感情，以致最後完全磨滅這種感情。

生活在紳士家裏的僕役，會遇到更堅固、更難以衝破的對貿然結婚的限制。他們幾乎享有和主人同樣充裕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適安逸的生活。與勞動階級相比，他們的工作輕鬆，食物精美。他們覺得不稱心時，可以調換人家，因而依附感並不那麼強烈。生活過得這麼舒服，結婚以後的情景又會怎樣呢？他們沒有經營商業或農業的知識和資本，也不習慣於從事經營活動，因而無法靠日常勞動為生，唯一的避難所似乎就是破爛骯髒的小酒館，這對未來的生活來說，肯定不是十分誘人的前景。所以，這種黯淡的生活前景會使很多僕人畏縮不前，滿足於繼續過獨身生活。

如果以上有關英國社會狀況的簡要描述基本上是真實的（我認為我並未作什麼誇張人那就得承認，在這個國家中，對人口的這種預防性抑制，以不同的程度影響著所有社會階級。一切古老國家的情況都是如此。實際上，這種對婚姻的限制的不良後果十分明顯，它使得幾乎世界各地都出現了賣淫現象，賣淫不斷地使兩性都陷入到無法解脫的不幸中去。

第五章

結合英國的情況考察第二種抑制、即積極的抑制——英國為窮人課征的巨額稅款究竟為何沒有改善窮人的生活境況——濟貧法自身就趨於使其目的落空——減輕窮人痛苦的方法一一根據我們本性的固定法則，要使社會下層階級完全擺脫匱乏的壓力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口受到的所有抑制可以歸併為貧困或罪惡。

所謂積極的抑制，是指已經開始增長的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主要是（儘管也許不完全是）最下層社會所受到的抑制。對於一般人來說，這種抑制不象前面提到的另一種抑制那麼明顯。要說明這種抑制的強度和範圍，我們現在擁有的資料尚嫌不足。但我認為，凡注意到死亡表的人一般都會承認，每年死亡的兒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父母不能給予充足的食物和適當的照料造成的，這些兒童有時甚至還會遭受非常嚴重的苦難，也許不得不居住在不衛生的環境中並幹很重的活兒。在所有城市中，都總是何以看到窮人家的孩子大量死亡。農村的情況當然沒有這麼嚴重，但既然迄今人們尚未充分研究過這一問題，所以誰也不能說，農村窮人家兒童的死亡率，不比城市中、上等階級的家庭兒童的死亡率高。我們確實很難想像，一個有六個孩子的農村勞動者的妻子養活六個孩子，常常極度缺乏食物，竟還總是能夠給予孩子維持他們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和照料。在現實生活中，農家兒女並不象小說所描寫的那樣，是紅顏小天使。居住在農村的人會告訴我們，農家子弟的發育往往受到阻礙，成熟得很晚。看起來十四五歲的孩子，一問往往已十八九歲了。扶犁耕地當然應該說是有益於健康的，但你卻很少看到扶犁的小夥子有腿肚子，這只能歸因於缺少適當的或充足的營養。

為了減輕普通人所經常陷入的這種困苦，英國頒佈了濟貧法。然而，濟貧法雖說也許減輕了一點個人的不幸，但恐怕卻使比以前多得多的人遭到了不幸。英國每年為窮人徵收巨額稅款，但窮人的痛苦卻依然如舊，這個問題常常引起爭論，人們提及此事，總是感到大惑不解。有人認為徵收的稅款肯定被侵吞了，另一些人認為很大一部分稅款肯定被教會執事和負責救濟貧民的人大吃大喝掉了。大家都認為稅款管理得太糟了。總之，每年為窮人徵收將近300萬英鎊稅款，可窮人依然窮苦不堪，這一事實使人不能不感到驚訝。但如果看問題稍微深入一點，人們驚訝的就不是這個事實了。相反，假如每鎊課征18先令而不是4先今便能使情況大為改觀，這反倒會使人更為驚訝。我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

假設靠富人捐助，每天掙得18便士的人，現在可得到5先令；人們也許認為，這樣窮人的日子便會過得稱心如意，每頓飯都有肉吃。但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結論。每天轉移給每個勞動者3先令6便士，並不會增加我國肉類的數量。目前我國並沒有那麼多的肉，能讓每個人都享有足夠的肉食。那麼結果會怎樣呢？肉類市場上買者之間的競爭，會迅速把肉價從每磅六七便士提高到每磅兩三先令，因而分享這種商品的人數並不會比現在多。當一種物品處於稀缺狀態而不能為一切人所享有時，誰擁有最有效的獨享權，也就是說誰出價最高，誰就會擁有該物品。即使買肉者之間的競爭能持續足夠長的時間，以致每年飼養的牛增多，也只能是在犧牲穀物的情況下增加牛的數量，而這是一種很不合算的交換，因為很顯然，此時國家便不能養活同以前一樣多的人口，當食物相對於人口而言處於稀缺狀態時，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究竟是每日得到18便士還是5先令，也就無關緊要了，反正他們得過最苦最緊的日子。

人們或許會說，購買每種物品的人數增多，會刺激生產活動，從而我國的總產量會增加。在某種程度上，情況也許是這樣。但財富的增加又會刺激人口增長，人口的增長幅度也許會超過財富的增長幅度，因而增加的產量將分配給增加得更多的人口。況且我們的假設一直是，人們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一樣多。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每天得到5先令而不是18便士，會使每個人產生幻覺，以為自己已較為富有，可以有許多時間不去幹活兒。這會立即對生產活動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要不了多久，不僅整個國家會比以前窮，而且下層階級的處境也會比每天僅僅得到18便士時更為悲慘。

即使援每鎊18先令的比率向富人課征濟貧稅，並以最明智的方式分配征得的稅款，其結果也不會與上面假設的情況有什麼兩樣。富人無論作出多大的捐獻，作出多大的犧牲，也不會阻止社會下層階級陷於苦難。特別是如果以貨幣的形式作出捐獻或犧牲，情形就更是這樣，不錯，也許會由此帶來巨大的變化。富人會變窮，一些窮人會變富，但終歸還是有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生活必定會遇到困難，這種困難自然將落在最不幸的社會成員身上。

我不能用貨幣提高一個窮人的地位，不能用貨幣使他的生活境況大為好轉，而不相應地降低其他窮人的生活，這乍看起來似乎令人不可思議，但我認為實際情況正是如此。如果我縮減家裏人消費的食物數量，把節省下來的食物給予這個窮人，則我便會使他受益，受苦的只是我自己和家裏人，不牽涉其他人，我和家裏人也許是能夠忍受的。如果我開墾一塊荒地，把所產的食物給予這個窮人，那我就會既使他受益，又使全體社會成員受益，因為他以前消費的食物便轉歸社會了，或許連同一些新產的食物也轉歸社會。但如果我給他的僅僅是貨幣，假設我國的產量保持不變，那我給他的便是一種權利，使他從這種產量中可以得到比以前大的份額，而他要得到這一較大的份額，就必得減少別人的份額。很顯然，在個別場合，由此而產生的影響是很小的，令人完全察覺不出來；但這種影響卻肯定存在，就如同佈滿空氣的微生物，雖然我們看不見，卻依然存在那樣。

假定某個國家的食物量許多年保持不變，那麼很顯然，這些食物就必須根據每個人所擁有的特許權的價值進行分配，或者說，就必須根據每個人能為這種普遍需要的商品拿出的貨幣額進行分配。所以，顯而易見，一些人的特許權的價值有所增加，另一些人的特許權的價值就必定有所降低。如果富人不減少自己飯桌上的食物，而捐給50萬窮人每人每天5先令，那麼毫無疑問，由於這些窮人自然會比以前生活得舒適，比以前消費更多的食物，因而剩下來分給其他人的食物將減少，從而每個人的特許權的價值將會降低。也就是說，相同數量的銀市所能購買到的生活資料數量將減少。

人口增加，而食物不按比例增加，顯然會產生與上面相同的結果，即每個人的特許權的價值將降低。分配給每個人的食物數量必將減少，一天勞動所能購買到的食物數量也隨之減少。食物價格的上漲，要麼起因於人口的增長快幹生活資料的增長，要麼起因於社會上貨幣分配的變化。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其食物即使仍在增加，也增加得緩慢而有規律，無法滿足突然出現的需求，但社會上貨幣的分配卻經常發生變化，這無疑是食物價格經常變化的原因之一。

英國的濟貧法往往在兩個方面致使窮人的一般境況趨於惡化。首先，濟貧法往往使人口趨於增長，而養活人口的食物卻不見增加。窮人明知無力養家糊口，也要結婚。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濟貧法在產生它所養活的窮人。由於人口的增長必然使分配給每個人的食物減少，因而很顯然，那些在生活上不依靠教區幫助的勞動者所能購買的食物量將比以前減少，從而必將有更多的勞動者要求教區扶助。

其次，濟貧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說是最有價值的社會成員，但他們消費的食物卻會減少更為勤勞、更有價值的社會成員本應享有的食物份額，因而同樣也會迫使更多的人依賴救濟為生。如果讓濟貧院中的窮人比現在生活得好，則貨幣分配的這種變化將使食物價格上漲，將更為明顯地使濟貧院外的窮人的生活境況惡化。

對於英國來說，幸運的是農民們仍具有自立精神。濟貧法力圖根除這種精神，並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成功，但尚未獲得完全的成功。如果已獲得完全的成功，其有害的傾向就不會掩蓋得這麼久了。

應該形成一種風氣，把沒有自立能力而陷於貧困看作是一種恥辱，儘管這對個人來說似乎很殘酷。對於促進全人類的幸福來說，這種刺激似乎是絕對必需的，任何削弱這種刺激的企圖，不論其用意多麼好，總是會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如果某些人根本沒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養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區的施捨，便結婚成家，那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當的誘惑，不僅會給自己和家人帶來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還會不知不覺地損害同階級的所有其他成員。一個不能養家糊口而結婚的勞動者，在某些方面可說是他所有勞動夥伴的敵人。

我深信，英國的教區法促進了糧價的上漲和勞動實際價格的跌落，從而使只擁有勞動的那個階級陷入了更為貧困的境地。而且我認為，教區法大大助長了窮人的那種漫不經心和大手大腳的習氣，這恰與小商人和小農場主的謹慎小心、克勤克儉的脾性形成了鮮明對照。說得粗俗一點，窮苦的勞動者常常現掙現吃，吃了這頓不管下頓。他們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滿足現時的欲望上，而很少考慮未來。即使有機會儲蓄，也難得存下錢來，滿足眼前需要後的餘款，一般都用來喝酒了。因而可以說，英國的濟貧法削弱了普通人儲蓄的能力與意願，從而削弱了人們節儉勤勉度日、追求幸福的一個最強烈的動機。

大製造商們普遍抱怨，高工資使所有工人墮落了。然而，假如發生意外事故時工人無法指望教區給予幫助，則可以肯定，他們會把一部分高工資存起來，供將來養家用，而不是現在用來酗酒和揮霍。窮工人之所以花掉全部工資及時行樂，是因為他們可以指望得到教區的幫助，以下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大工廠倒閉時，立即有許多家庭向教區求助，儘管工廠生意興隆時他們掙得的工資高於一般農村勞動的價格，也許足以使他們省下一部分，在工廠倒閉時用，直到找到另一份工作。

如果一個男人想到自己病了，死了，妻子兒女可以靠教區救濟為生，那他便禁不住要到酒館裏去喝酒。但如果他知道發生這種意外後，妻子兒女將餓死或沿街乞討，那他在這樣亂花錢時就會有所猶豫了。在中國，勞動的實際價格和名義價格都很低，而且作兒子的尚須依照法律規定贍養年老無助的父母。我國是否也應頒佈這樣的法律，我不敢妄加斷言。但在我看來，如果因實施法規，使那麼多人喪失自立能力而陷於貧困，而且使人對此不再感到有多麼羞恥，則無論如何也是很不合適的。從最人道、最慈愛的觀點來看，人們是應該對喪失自立能力、陷於貧困狀態有羞恥感的。

這對於懶惰和揮霍，是一種最強有力的抑制。若去除這種抑制，誘使不能養家糊口的男子結婚成家，則只能從總體上減少普通人的幸福。毫無疑問，應該把阻礙結婚的每一個障礙都看作是一種不幸。但是，既然按照自然法則，人口的增長總要受到某種抑制，所以，與其鼓勵人口增長，然後讓匾乏和疾病對其加以抑制，還不如從一開始就讓預見與擔憂來抑制人口：預見到自己養家糊口有困難，擔心喪失自立能力而陷於貧困。

應時刻記住，食物與製造品具有本質上的區別。製造後者所需的原料非常充裕，對製造品的需求有多大，就可以創造出多少製造品。但卻沒有同樣的創造力來滿足對食物的需求。在全部肥沃土地都已被耕種的國家，需要出高價才能刺激農民改良貧瘠的土地，這種土地要過許多年才能帶來利潤。在有利可圖的前景足以刺激農民進行這種農業投資之前，在糧價上漲時期，糧食的匱乏可能已給人帶來了很大困苦。除少數國家外，各國對食物的需求總是在增加，而在所有歷史悠久的國家，滿足這種需求的能力卻提高得很緩慢。

無疑，英國濟貧法的頒佈是出於最仁慈的目的，但我們卻有充分理由認為，濟貧法未達到其預期目的。濟貧法固然使一些極為貧困的人生活好過了一點，然而從總的方面來看，靠救濟為生的貧民卻遠未擺脫貧困。不過，反對濟貧法的一個主要理由卻是，為了使一些窮人得到這種救濟（這種救濟本身未必是好事），英國全體普通人民不得不忍受一整套令人討厭的、給人帶來不便而又暴虐的法律的折磨，這種法律與英國憲法的精神實質是背道而馳的。整個來看，這種救濟窮人的方法，即使是就目前經過修改的方法而論，也是與自由思想格格不入的。這種法律還經常在勞動市場上制造障礙，給那些不靠救濟、盡力自謀生計的人乎添了許多煩惱。

伴隨著濟貧法而來的這些弊病，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要救濟某些人，就得使另一些人有權辨別誰應得到救濟，有權執行種種必要的規定，但干預他人的事卻是一種暴政，行使這種權力會給被迫要求救濟的人帶來種種煩惱，窮人普遍抱怨法官、教會執事以及救濟款管理人員暴虐無道，但罪過並不在這些人身上，他們在有權處理救濟事宜之前，也許並不比旁人壞，罪過是由濟貧制度的性質造成的。

濟貧法的弊害也許大大了，無法予以消除，但我確信，如果根本就沒有頒佈濟貧法，雖然非常貧窮的人也許要多一些，但從總體上看，普通人卻要比現在幸福得多。

皮特先生的濟貧法案表面上看來是以慈愛為目的的，而人們吵吵鬧鬧地提出的反對意見在許多方面並未切中要害，顯得荒唐可笑。但必須承認，該法案同所有這類法案一樣，有一巨大而根本性的缺陷，即它有助於增加人口，卻不增加養活人口的生活資料，從而使不靠救濟為生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境況惡化，造成更多的窮人。消除社會下層階級的貧困，確實是一項很艱難的工作。老實說，這部分社會成員所遭受的困苦與壓迫，乃是一種頑疾，非人類的智慧所能治癒。假如要我提出一種緩和痛苦的方法（按病的性質來說也只能提出緩和痛苦的方法），則首先是要完全廢除所有現行的教區法。這將使英國農民享有行動自由，而他們現在幾乎不能說享有行動自由。這樣，他們便可以不受妨礙地選擇居住地，哪里工作機會多，勞動價格高，就居住在哪里。勞動市場將因此而處於自由狀態，象現在這樣，長時期阻礙勞動價格不能隨需求而增加的種種障礙也就消除了。

第二，鼓勵人們開墾新土地，盡最大可能鼓勵農業而不是製造業，鼓勵耕種而不是畜牧。應盡力削弱和廢除所有那些與同業公會、學徒制有關的制度，這些制度致使農業勞動得到的報酬低於工商業勞動得到的報酬。因為，如果一個國家偏向手工業工人，這個國家就決不會生產出它所需要的食物量。鼓勵農業，既有助於向市場提供愈來愈多的有利於健康的職業，又可增加國家的農業產量，從而提高勞動的相對價格，改善勞動者的生活境況。生活境況有所好轉，再加上不能指望教區給予救濟，勞動者會更加願意也更加有能力為防備自己或家人患病而緒成互助團體。

最後，各郡可以為極端貧困的人設立濟貧院，由全國統一徵收的濟貧稅提供經費，收容各郡乃至各國的貧民。濟貧院中的生活應該是艱苦的，凡能夠工作的人，都應強迫他們工作。不應把濟貧院看作困難時期過舒適生活的避難所，而只應看作可以稍微緩和一下嚴重困苦的地方。可以把這種濟貧院的一部分分離出來，或者從最有利的目的出發——這點已有許多人注意到了——另建一些濟貧院，在這些濟貧院中，任何人，不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可以全天工作，並按市場價取酬。毫無疑問，如果有人想行善，機會還是很多的。

這種計畫似乎最能增加英國普通人的幸福總量，而實施這種計畫的第一步就是廢除所有現行的教區法。天啊！根除貧窮是人力所不及的。我們徒勞無益地力圖做根本不可能辦到的事，不僅犧牲了有可能獲得的利益，而且犧牲了有把握獲得的利益。我們對普通人說，如果他們服從一種暴虐的法規，他們就將永遠免除匱乏之苦。他們服從了這種法規，履行了他們應盡的義務，但我們卻沒有，也不能履行我們的義務，因而窮人奉獻了寶貴的天賦自由，卻未得到等價的回報。

所以，儘管英國實施了濟貧法，但我認為必須承認，從城鎮和鄉村下層階級的整個狀況來看，他們因食物不足、勞動艱苦和住處不衛生而遭受的困苦，肯定仍經常抑制著人口的增長。

在所有歷史悠久的國家，除了上述抑制人口的那兩大因素，即我所說的預防性抑制和積極的抑制外，尚有對婦女的不道德習俗、大城市、有礙健康的製造業、流行病和戰爭等抑制因素。

所有這些抑制因素不外乎貧困與罪惡兩大類。每當這些因素被極大削弱時，人口便較為迅速地增長。這充分表明，它們正是現代所有歐洲國家人口增長緩慢的真正原因。

第六章

新殖民地——那裏的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北美殖尺地——美洲腹部殖民地人口異常增加的實例——古老的國家也可以從戰爭、時疫、饑饉和自然災害的破壞中迅速恢復過來。

人們普遍注意到，位於幅員廣闊、食物充足、有利於身體健康發展的地區的一切新殖民地，其人口持續不斷地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增長。古希臘的一些殖民地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人數和實力上超過了母國。不必詳細他講很久以前的事例，拿歐洲人在新世界的殖民地來說，就可以提供充足的證據來證明一種說法——據我所知，它從未受到人們的懷疑——的真實性。只須支付極少的代價或不付任何代價就可以取得大量肥沃的土地，是人們能夠克服其他一切障礙而增加人口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西班牙在墨西。哥、秘魯和基多的殖民地，管理得比任何其他國家的殖民地都糟。母國的暴政、迷信和惡習在殖民地盛行。王國政府勒索過高的賦稅。對它們的貿易實行各種極其專橫的限制。統治者們也為其主子和他們自己大肆敲詐和掠奪。可是，在這一切障礙之下，殖民地的人口依然迅速增加。征服後建立的利馬市，據烏洛亞說，在近50年前已有5萬居民。基多原來不過是印第安人的一個小村莊，據烏洛亞說，共人口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同樣稠密。墨西哥據說有10萬居民，雖然西班牙的一些著述家言過其實，估計也比蒙提祖馬時代的人口增加了四倍。

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也，其統治差不多同樣暴虐，但據推測，30年來那裏已有60萬歐洲血統的居民。

荷蘭和法國的殖民地，雖然處於貿易商的一些獨佔公司的統治下（亞當‧斯密博士說得很對，那種統治是一切可能存在的統治中最壞的一種），但在這種不利條件下，它們仍很繁榮興旺。

但是，發展最為迅速的，還得說是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即現在強大的美國。它們除了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樣擁有很多肥沃的土地以外，還在較大的程度上享有自由和平等。雖然它們的對外貿易也受到某些限制，但它們在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方面卻享有完全的自由。盛行的政治制度有利於財產的轉讓和分割。地主的土地如果不在限定的時期內耕種，[官方]就宣告它可以歸其他任何人所有。在賓夕法尼亞，不存在長子繼承權，在新英格蘭地區的一些州，長子也只能得到雙份財產。任何州都不收什一稅，而且幾乎不課征任何賦稅。由於肥沃的土地價格極其低廉，將資本用於農業最為有利，農業在提供最大數量有益於健康的工作的同時，還可以向社會提供大量最有價值的生產物。

這些有利情況相結合的結果，使人口以也許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長。人們看到，在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人口在25年內增加了一倍。1643年，原先在新英格蘭四州定居的人數為21000。其後，據說離開那裏的人數多於到那裏去的人數。1760年，那裏的人口增加到了50萬。因此，那裏的人口一直是每25年增加一倍。在新澤西，人口每22年就增加一倍；而在羅德島，連22年也不要。在腹部殖民地，由於居民一心從事農業，不知奢華，其人口每15年就增加一倍，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人口增長事例。只是在人們自然最先居住的沿海地區，人口增加一倍的時間約為35年；某些沿海城市的人口則完全處於停滯狀態。

這些事實似乎表明，人口恰好是按阻礙其增長的兩大障礙即貧窮和罪惡被清除的比例增長的，並表明衡量人民幸福和純真的最正確的標準是人口增加的速度。城市（某些人由於他們的職業的性質必然會被趕到那裏）的不衛生，應當看作是一種貧窮，結婚由於人們預料將來難以供養家庭而受到的各種微小阻礙，也完全可以歸人這一類。總之，很難想像有哪種對人口增長的阻礙不能歸於貧窮或罪惡的範疇。

美國13個州戰前的人口估計約為300萬。大不列顛的少數移民使那裏的人口得以如此善衍，但誰也沒有感到大不列顛的人口現在有所減少。相反，大家知道，一定程度的移民對母國的人口增長還起促進作用。人們特別注意到，西班牙有兩個省移居美洲的人最多，結果這兩省的人口大為增加。不管導致北美殖民地人口如此迅速增長的不列顛原先的移民人數是多少，我們都要問，為什麼在大不列顛同樣的人數在同一時期沒有使人口得到同樣的增長？可以說，其重要而明顯的原因是土地和食物不足，或者換句話說，是貧窮。同罪惡相比，貧窮還是更加有力得多的原因，這充分表現在：甚至一些古老的國家也很快地從戰爭的創傷、瘟疫或自然災害中恢復過來。這時，這些古老的國家暫時幾乎處於新興國家的狀態，而結果也就往往不出人們所預料了。如果居民的勤勞不為恐懼或暴政所破壞，生活資料很快就會超過減少了的人口的需要，而其必然的結果當為，過去幾乎固定不變的人口，也許馬上就開始增加。

佛蘭德的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發生最具破壞性的戰爭，但其後經過兩三年的休養生息，又總是象以往那樣物產豐富，人口眾多。甚至巴拉丁領地在該詛咒的路易十四的掠奪之後也會再次抬起頭來。1666年倫敦流行的可怕的黑死病的後果，15年或20年以後就感覺不到了。按照人們的記述，中國和印度發生的一些最具破壞性的饑謹，其痕跡很快就消失了。甚至土耳共和埃及的人口一般說來是否由於週期地發生的使二國土地荒廢的黑死病而大為減少，也還是一個疑問。如果它們擁有的人口現在比過去少，那麼，也許與其把它歸因數黑死病所造成的損失，不如把它歸因於政府的專橫和壓迫（人們在這種專制政治下呻吟），以及農業由此受到的妨害。最可怕的自然災變，如火山爆發和地震，如果不是頻仍發生，致使居民不得不遷離，或者損害他們的勤勉精神，對任何國家的平均人口就只發生微小的影響。那不勒斯以及維蘇威火山山麓地方雖然經常遇到火山爆發，但那裏的人口仍極為稠密。里斯本和利馬現在的人口也許和上一次地震以前大致相同。

第七章

導致流行病蔓延的一個可能的原因——蘇斯米爾希先生編制的一些統計表的摘要——可以預料在某些情況下會週期性地流行疫病——任何國家短期內出生數與埋葬數的比例都不是衡量人口實際平均增長幅度的恰當尺度——衡量人口不斷增長的最好尺度——生活非常節儉是中國和印度發生饑謹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濟貧法案中有一條款具有有害傾向——促使人口增加的唯一適當的方法——國民幸福的原因——饑饉是自然抑制過剩人口的最不適當、最可怕的方式——可以認為三個命題已經確立。

由於十分注意清潔，倫敦似乎終於完全消滅了黑死病。但是，人口密集和食物不衛生、不充足，也許應當列在出現疫病流行季節和各種流行病的次要原因之中。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看過蘇斯米爾希先生編制的一些統計表，這些統計表普賴斯博士在關於英格蘭和威爾士人口論戰的跋文的一個注釋中曾加以摘錄。人們認為它們極其正確，如果這種統計表具有普遍意義，它們就很能說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加超過一國生活資料的種種方式。我將從這些表中摘錄一部分，並援引普賴斯博士的注文。

普魯士王國和立陶宛公國

年平均 出生數 埋葬數 結婚數 出生數與結婚數之之比 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到1702的10年間 21963 14718 5928 37比10 150比100

到1716年的5年間 21602 11984 4968 37比10 180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間 28392 19154 5599 50比10 148比100

“注意，在1709年和1710年，這個國家的居民有247733人患時疫死亡，在1736年和1737年，傳染病的流行又阻礙了人口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在大時疫發生後的5年內最大。

波美拉尼亞的荷蘭人

年平均 出生數 埋葬數 結婚數 出生數與結婚數之之比 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到1702年的6年間 6540 4647 1810 36比10 140比100

到1708年的6年間 7455 4208 1875 39比10 177比100

到1726年的6年間 8432 5627 2131 39比10 150比100

到1756年的4年間 12767 9281 2957 43比10 137比100

“在這一事例中，居民似乎在65年內幾乎增加了一倍，極其嚴重的流行病未妨礙人口增加，但在緊接最後一個時期之後的3年（到1759年）疾病大為流行，因而出生數減至10229人，而埋葬數則增加到15068人。”

在這種情況下，居民的人數不是也許比食物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種設備增加得更快嗎？按照這一假設，大部分人不得不過更加艱苦的生活，更多的人將擠住在一間屋子裏，這種情況當然不能不是那3年疾病流行的自然原因之一。雖則該國的人口絕對地說不是非常擁擠、非常稠密，這些原因也會產生這種結果。即使在一個人口稀少的國家，如果人口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增長，則居民必然會在某一程度上因缺少房屋和生活資料而陷入痛苦境地。假如英格蘭的結婚者在以後的8年或10年間生育的子女比平時多，或者結婚的人數比平時多，而住房的數量一仍其舊，則一間小屋就不是住五六個人，而是要住七八個人了，這種情況，加上人們的生活必然會更加艱苦，或許會對普通人民的健康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

勃蘭登堡的諾伊馬克

年平均 出生數 埋葬數 結婚數 出生數與結婚數之之比 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到1701年的5年間 5433 3483 1436 37比10 155比100

到1726年的5年間 7012 4254 1713 40比10 164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間 7978 5567 1891 42比10 143比100

“1736-1741年6年間傳染病的流行阻止了人口增加。”

馬格德堡公國

年平均 出生數 埋葬數 結婚數 出生數與結婚數之之比 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到1702年的5年間 6431 4103 1681 38比10 156比100

到1717年的5年間 7590 5335 2076 36比10 142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間 8850 8069 2193 40比10 109比100

“1738、1740、1750和1751年，疾病格外流行。”

如果讀者想獲得有關這個問題的更多的資料，請參閱蘇斯米爾希先生編制的那些表。我所作的摘錄已足以說明疾病流行是週期性地（雖然是不規則地）復發的，而房屋和食物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從上列各表看來，對古老的國家來說，這些國家雖然不時流行疾病，但其人口仍增加得相當快。耕作必定在改進，因而結婚得到鼓勵。人口看來與其說是受到預防性的控制，毋寧說是受到積極的控制。當由於人們期望生活資料在國內愈益豐富，抑制人口增加的壓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時，這種動機將持續發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超過當初促使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或者，說得詳細一點，當一國的生產物不斷增加，對勞動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改善到使結婚得到很大鼓勵的程度時，也許早婚的習慣在該國人口的增加超過生產物的增加以前一直會延續下去，而發生季節性流行病似乎是其自然和必然的結果。所以，我認為，其生活資料不斷增加、有時足以促使人口增加但不能滿足人口一切需要的那些國家，會比其人口能夠充分適應於其平均產量的那些國家更多地遭受週期性流行病的侵襲。

從反面來進行這種觀察，或許也是正確的。在其他一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受各種週期性疾病侵襲的那些國家，在這些週期的間隔期間，其人口的增加或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數額，常常大於受這種騷擾較少的那些國家。雖然土耳其和埃及上一世紀的平均人口幾乎固定不變，但在週期性的黑死病暫停發作期間，其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比例就必定會大子象法國和英格蘭那樣的國家。

因此，任何一國在5年或10年間出生數與埋葬數的平均比例，作為判斷其人口實際增長的尺度，似乎是很不適當的。這種比例確實表明了這5年或10年間的人口增加率；但我們不能由此推斷20年以前增加多少，或者20年以後將如何增加。普賴斯博士說，瑞典、挪成、俄國和那不勒斯王國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他未從戶籍登記簿摘錄足夠長的時期的資料來證實這一點。雖然瑞典、挪威和俄國的人口事實上很可能是在增加，但共增加率不是普賴斯博士選錄的短時期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所似乎可以表明的。在到1777年為止的5年間，那不勒斯王國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為144比100，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個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加率，比該王國100年間的實際人口增加率大得多。

肖特博士將英國許多村莊和集鎮兩個時期的戶籍登記簿作了比較；第一個時期是從伊莉莎白女王到上一世紀中葉，第二個時期是從上一世紀末期的若干年到本世紀中葉。從這種摘錄的比較中可以看到，出生數在前一時期以124比100的比例超過埋葬數，而在後一時期則僅以111比100的比例超過埋葬數。普賴斯博士認為，前一時期的戶籍登記簿是不可靠的，但我們認為它所提示的比例或許不是不正確的。至少，我們有許多理由可以認為，前一時期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幅度會大子後一時期。在任何一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的過程中，在其他一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投入耕作的肥沃土地前一時期總是多於後一時期。生產物每年增加的比例如大，人口增加的比例往往會隨之加大。但是，除了使伊莉莎白女王末年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數額大於本世紀中葉的這一重大原因以外，我不能不認為，前一時期不時發生的黑死病的禍害，也很可能多少具有增大這一比例的趨向。如果從發生這種可怕的災難的間歇時期的統計中選取10年的平均數，或者如果將發生黑死病看作偶發事件而將流行這種疫病年份的情況不算在內，戶籍登記簿所提示的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就必然會過高，不能反映人口的實際平均增加情況。在1666年發生嚴重的黑死病以後的一些年，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數額或許大於平時，特別是如果普賴斯博士的看法是有根據的話，則英格蘭革命（它在其後22年就發生了）時期的人口就要比現在多。

1693年，金先生說，英國全國（倫敦除外）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為115比100。肖特博士提出，本世紀中葉，包括倫敦，這一比例為110比100，到1774年為止的5年間，法國的這一比例為117比100。如果這些說法接近事實，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時期這一比例沒有很大的變動，則法國和英國的人口就似乎大致適應于本國的平均產量了。結婚所受到的阻礙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惡習、戰爭、奢侈、大城市未受到人們注意而確鑿無疑的人口減少，住房狹窄和許多貧民食物不足，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過生活資料的增加，因而（如果我可以採用一種人們剛聽到時必定會感到奇怪的說法）毋須由嚴重而富有破壞性的流行病來抑制過剩人口。如果破壞性很大的黑死病在英格蘭殺死200萬人，在法國殺死600萬人，則毫無疑問，在這兩個國家的居民從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打擊中恢復過來以後，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會大大超過現在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在新澤西，到1743年為止的7年間，出生數與死亡數之比平均為300比100。在法國和英國，其最高比例則僅為117比100。對於這種巨大而令人驚訝的差別，我們不必那樣驚奇，以至要把它歸因於上天的不可思議的干涉。其原因並不遙遠、隱晦和神秘；它就在我們的近旁，就在我們周圍，任何有研究精神的人都可以窺見。設想沒有造物主的力量直接發生作用，石頭就不能落下，植物就不能生長，這是符合最自由的哲學精神的。但是，我們從經驗中得知，人們所謂的自然界所起的這種作用幾乎一律要遵循固定的法則。自開天闢地以來，人口增加和人口減少的原因，或許同我們所熟知的任何自然法則一樣是恒定不變的。

兩性之間的情欲似乎在任何時代都幾乎是相同的，因而，拿代數學上的用語來說，常常可以看成是一個已知量。阻礙任何一國的人口增加超過其所能生產或獲取的食物數量的偉大的必然法則，是這樣一種法則，即，它在我們的視域中是這樣明顯，在我們的知性中是這樣明白，又這樣充分地為一切時代的經驗所證實，以至我們片刻也不能對它有所懷疑。固然，自然用以防止或抑制人口過剩的各種方式，在我們看來不那麼明顯、不那麼規則，可是，我們雖然並非總能預言其方法，但卻能夠確鑿地預言其事實。倘若幾年間一國出生數與死亡數之比表明人口的增加大大超過該國生產物或獲得物按比例增加的數量，我們就可以確切地斷言：除非進行移民，否則死亡數就會迅速超過出生數，並可以斷言這幾年人口的增加不能代表該國人口的實際平均增加情況。如果不存在其他一些減少人口的原因，該國無疑就會發生週期性流行病或饑謹。

衡量任何國家人口真實而持續不斷增加的唯一正確的尺度，是生活資料的增加。但是，甚至這一尺度也常常會發生某些微小的變動，但這種變動我們卻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某些國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動。這些國家的人民已逐漸習慣於幾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來維持生活。這類國家很可能經歷過這樣一些時期，即，這時其人口持續不斷地增加，而生活資料卻沒有增加。中國似乎就是這樣的國家。如果我們所知道的有關中國的各種記述是可靠的話，則中國下層階級的人民已習慣於幾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來維持生活，並且樂於食用歐洲的勞動者寧願餓死也不願意吃的腐爛變質的食物。中國的法律允許父母扔棄他們的子女，也趨向於大大加快人口的增長。處於這種狀態的國家必然會常常發生饑饉。在其人口就它同生活資料的比例來說如此眾多，以致其平均產量僅足維持居民生命的國家，時令不好所造成的任何短缺都必然會產生嚴重後果。印度人非常節儉的生活習慣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對印度發生饑謹起了促進作用。

在美國，現今勞動者的報酬很高，因而遇到荒年，下層階級勒緊褲腰帶，就不致陷入明顯的痛苦境地。所以，那裏幾乎不可能發生饑謹。可以預料，隨著美國人口的增長，勞動者的報酬將大大降低。在這種情況下，人數將持續不斷地增加，而生活資料卻不會按比例增加。

在歐洲各國，由於每一國家盛行的生活習慣不同，其居民人數與食物消費量之比必然有所不同。英格蘭南部的勞動者慣于食用小麥制的上等麵包，因而他們要等到餓得半死不活才肯過蘇格蘭農民那樣的生活。由於嚴酷的必然法則持續不斷地發生作用，他們也許最終不得不過中國下層階級那樣的生活，到那時，同等數量的食物就要供養較多的人口。但是，為做到這一點而進行的嘗試常常是極其困難的，一切人類之友也希望它歸於失敗。應該鼓勵人口增加，這種說法我們經常聽到。如果人口增長的趨勢象我所描述的那樣顯著，則這樣的增長為什麼在頻頻受到鼓勵的時候沒有出現，就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了。其真正的原因是，促使人口增長的要求是在沒有準備供養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基金的情況下提出的。如果通過促進耕作增加對農業勞動的需求，並由此增加農村的生產物，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就完全不必為人口按比例的增加而擔心。以其他任何方法實現這一目的的嘗試都是不道德的、殘忍的和暴虐的，因此在任何有相當自由的國家是不可能成功的。促使人口增加也許是國家的統治者和富人很感興趣的事情，因為這樣可以降低勞動的價格，從而降低海軍和陸軍的費用以及在國外銷售的製造品的成本，但是，對於這一類嘗試，特別是當這種嘗試披著所謂仁慈的騙人的外衣，因而被普通人民興致勃勃、誠心誠意地接受的時候，貧民之友應當留心觀察，全力抵制。

皮特先生的濟貧法案中有一條規定：有三個以上子女的一切勞動者，都可以為其第四、第五……個子女領取救濟金，每星期各一先令；我確信這一條款沒有任何惡意。我承認，在該法案提交國會以前及提交國會以後的一段時間，我還認為這個規定是非常有益的；但對這個問題進行進一步的反省以後，我就確信，如果該法案旨在改善貧民的生活狀況，則其所期待的目的決不能實現。我看不出它有增加整個國家生產物的趨向，倘若它趨向于增加人口而不是增加生產物，則其必然而無法規避的結果看來就是同一數量的生產物必須在較多的人口中間分配，從而一天的勞動只能換得較少的食物，貧民一般說來也就更加困苦了。

我已經談到，在一些情況下，即使生活資料不按比例增加，人口也可以持續不斷地增加。但很明顯，各國的食物和食物所能供養的人口之間的變化是有一不可逾越的限度的。在任何一國，其人口如果不在絕對減少，其食物就必須足以供養勞動者，使其能一代一代生存下去。

在其他一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可以斷言，一國人口的多少隨其所生產的人類食物的數量而定，而該國人民的幸福則取決於食物分配的寬裕與否，或者說，一天的勞動所能換得的食物數量。產谷國的人口比牧畜國的人口多，產米國的人口又比產谷國的人口多。英格蘭的土地不宜種稻，但都可以種馬鈴薯，因而亞當.斯密博士說，如果馬鈴薯成為普通人民所喜愛的植物性食物，又用和現在種植穀物的土地一樣多的土地種植馬鈴薯，英格蘭就能夠維持比現在多得多的人口，其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人口就會大大增加。

一國的幸福井非絕對取決於其貧富、歷史的長短和人口的疏密，而取決於其發展速度，取決於每年食物的增加同每年人口無限制地增加相接近的程度。在一些新的殖民地——舊國的知識和產業常常在它們那肥沃而未被佔用的土地上發生作用——食物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二者是最接近的。在另一些情況下，國家歷史的長短在這方面並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不列顛居民現在分得的食物也許同二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一樣充足。我們有理由相信，蘇格蘭高地的貧瘠而人口稀少的土地，同佛蘭德的豐饒而人口眾多的地區一樣深受人口過多之苦。

假如一國從未遭受技術比較先進的民族的侵略，而聽任其文明自然發展，則從其生產物可以看作一個單位的時候，到其生產物可以看作100萬個單位的時候，也許要經過好幾百年的時間，其間或許沒有一個時期的人民群眾可以說擺脫了直接或間接由食物缺乏造成的困苦。在歐洲各國，自有歷史以來，當已有千百萬人受到這一簡單抑制而未能出世，儘管其中某些國家從未發生過極為嚴重的饑饉。

饑饉似乎是自然的最後、最可怕的手段。人口增加的能力遠遠大於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的能力，因而人類必然會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過早地死亡。人類的各種罪惡積極而有力地起著減少人口的作用。它們是破壞大軍的先鋒，往往自行完成這種可怕的行為。如果它們在這消滅人口的戰爭中失敗了，疾病流行季節、時疫、傳染病和黑死病就會以嚇人的隊形進擊，殺死無數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嚴重而不可避免的饑謹就會從背後潛步走近，以強有力的一擊，使世界的人口與食物得到平衡。

由是，對一切時代、一切國家人類生活的歷史進行過細心考察的人都必須承認：

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資料的限制。

當生活資料增加的時候，人口總是增加。較強的人口增殖力，為貧困和罪惡所抑制，因而實際人口同生活資料保持平衡。

第八章

華萊士先生——一些人認為人口增加只有在遙遠的未來才會帶來困難，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孔多塞先生對人類理智的進步所作的概述——孔多塞先生所說的那種擺動何時適用於人類。

上述顯而易見的推論是在考察了過去和現在人類的狀況後作出的，因此，在我們看來，論述人類和社會的可完善性的一切著述家既注意到有關人口過多的論點，又常常對它掉以輕心，並且總是認為由於人口過多而產生的困難在遙遠而幾乎無法估計的未來才會出現，就成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甚至認為這一論點的影響力足以破壞他的整個平等制度的華萊土先生，似乎也覺得，在全部土地開墾得象萊園一樣，生產物毫無可能進一步增加以前，不會由於人口過多而產生任何困難。如果情況果真如此，而美好的平等制度在其他一些方面又可以實行，我們就不應當因為預料在遙遠的未來會發生困難而壓抑追求這個制度的熱情。一件這樣渺茫的事情完全可以聽天由命；但實際情況是，如果本篇論文提出的論點有充分根據的話，那麼，這種困難就不是在遙遠的未來才會發生，而是近在眼前、馬上就要發生的。在從現在到全部土地都變得象菜園那樣的耕作進步的每一時期，食物匱乏所造成的困苦將持續不斷地強加於一切人（如果人是平等的）。雖然土地的生產物每年會不斷增加，但人口的增加要比它快得多，因而過剩的人口必然會由於貧困或罪惡週期地或持續不斷地發生作用而受到抑制。

孔多塞先生的《人類精神進步史梗概》一書，據說是在被冷酷地剝奪了公民權（到他死了為止）的壓力下寫成的。如果他對這本書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出版不抱希望，對它受到法國的歡迎也不懷有希望，那麼，他那樣依戀同日常經驗完全抵觸的原理，確實是很奇怪的。他看到世界上最開化的國家之一的人類精神，在開化幾千年以後，竟然會在各種可憎惡的、即使最野蠻的時代最野蠻的部落也引以為恥的感情——恐怖、殘忍、惡意、報復心、野心、狂熱和放蕩等等的騷擾下墮落，他的人類精神必然而不可避免地會進步的想法當會受到極大的打擊，以致不管他表面表現得如何，只有靠他對自己的原理的真實性抱有極其堅定的信心，才能經受住這種打擊。

這部在孔多塞先生死後出版的著作只是他計畫完成的一部篇幅大得多的書稿的梗概。因此，它必然缺乏唯一能證明某一理論真實性的闡述及其應用。如果這個理論應用於實際事態，而不是應用於想像的事態，則只要稍許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出，這種理論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這部著作的最後一部分論述了人類將如何趨於完善。他說，將歐洲各文明國家的實際人口和土地面積加以比較，並考察一下它們的耕作，它們的產業，它們的分工以及它們的生活資料，我們就會明白，沒有許多人以自身的勤勞作為滿足自己需要的唯一手段，就不能保持同樣多的生活資料，從而不能維持同樣多的人口。他承認不得不存在這樣一個階級，隨後又談到勞動者的家庭完全依賴於其一家之長的壽命與健康，這種家庭的收入是很不穩定的，於是很恰當他說：“因此，不平等、依賴、甚至貧困等現象（它們不停地威脅著社會上人數最多、最勤勉的階級）的發生有其必然的原因。”這種困難已得到適當而充分的說明，然而他提出的克服困難的方法恐怕不會收到實效。根據對人的壽命的或然率和貨幣利息的測算，他建議設立一種基金，以保證老年人得到資助，這種基金的形成部分依靠老年人自己以前的儲蓄，部分依靠其他一些人的儲蓄，這些人作出了同樣的犧牲，但是在獲得儲蓄的好處以前就去世了。同一基金或類似的基金也可以用來幫助失去丈夫或父親的婦女、兒童，井向已到達成家年齡的人們提供足夠的資本，使他們能夠適當地發展自己的事業。他說，這種基金可以以社會的名義籌集，並由社會加以保護。他更進一步說，通過正確地進行測算，還可以找到一種方法來防止信貸成為巨宮的獨佔權，並為信貸提供同樣穩固的基礎，使產業的發展和商業活動較少地依賴大資本家，從而比較完滿地保持平等狀態。

這種基金和測算在理論上很誘人，可一旦應用於實際生活，就毫無價值了。孔多塞先生承認，完全靠勤勞維持生活的階級，是一切國家所必需的。為什麼他承認這一點？他所能提出的唯一理由是，他以為，為獲得供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勞動，沒有必要的刺激是不會進行的。如果對勤勞的刺激由於上述制度的建立而消除，如果在信貸上，在妻子和子女未來的供養上，懶漢和怠忽職守者處於同勤勉、刻苦的人一樣的地位，我們還能期待人們發揮旺盛的活動力去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現在這已成為社會繁榮的主要動力）嗎？如果設立一個審理機構來研究每個人的要求，斷定每個人是否已作出最大的努力，從而答應或拒絕給予補助，那就不過是以更大的規模再次實施英國的濟貪法，而完全破壞真正的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

即使撇開上述反對這種制度的重大理由，暫且假定它不致妨礙生產性的勞動，也還有另一極其巨大的困難妨礙這種制度的建立。

如果一切男子都確信能向家庭提供使生活舒適的物品，則幾乎一切男子都會成家，而如果下一代能夠擺脫貧困的“殺氣”，人口必然會迅速增加。孔多塞先生似乎也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他在描述進一步的改良以後說：“但隨著產業的發展和幸福的增加，每一代都將要求得到更多的享受，結果是，人口將因人類體質的增強而增加。這樣，必定會出現這樣一個時期，使具有同樣必然性的法則互相抵消。如果人數的增加超過生活資料的增加，其必然結果或者是幸福和人口持續減少（一種真正的倒退運動），或者至少是在善與惡之間搖擺不定。在已進人這一時期的社會，這種搖擺不定難道不會成為週期性貧困經常存在的原因嗎？它不是標出了一切改良不能逾越的界限，指明了人類完善的時期經過長久的歲月總會到來，但決不能超越嗎？”

他接著說：

“誰都知道，這樣一個時期離我們很遠，但我們是否總有一天會到達呢，誰也不能斷定，在人類進步到我們現在不能設想的時代才會發生的事件，將來會不會成為現實。”

孔多塞先生對人口數量超過生活資料時可能出現的情景所作的描述，是適當的。他所描述的那種搖擺不定的確會發生，而且無疑是週期性貧困經常存在的原因。我和孔多塞先生不同的唯一的一點，是它能夠適用於人類的時期。孔多塞先生認為，它只能適用於極其遙遠的時低事實正好相反，如果我所舉出的人口自然增加和食物自然增加之間的比例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事實，則人口超過生活資料的時期早就到來了，而必然發生的搖擺不定，即週期性貧困經常存在的原因，從有人類史以來一直存在，現在依然存在，而且除非人類的本性發生明顯的變化，否則還將永遠存在。

孔多塞先生繼續說，即使他認為非常遙遠的那個時期真的到來，人類及為人類的可完善性辯護的人也不必驚恐不安。他提出那時有一種方法（我承認自己對它並不理解）可以使人們擺脫困境。他說，到那時，迷信的荒謬的偏見將不再從道德上嚴厲指責可以防止生育的男女亂交或其他反常行為為腐敗、墮落。但是，在大多數人看來，用這種方法來擺脫困境，肯定有損于美德和純樸的社會風俗，而美德和純樸的社會風俗正是為平等和人類的可完善性辯護的人聲稱所要達到的目的和目標。

第九章

孔多塞先生對人類有機體的可完善性和人類壽命的無限延長所作的推測——以動物的繁殖和植物的栽培為例，說明由界限不能確定的局部改善推論無止境的進步，是一個謬誤。

孔多塞先生提出來考察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人類有機體的可完善性。他說，如果已經提出而在發展中當能發揮更大作用的各種證據，在人們現有的天賦不變、有機體也不變的假設下，已足以證明人類具有無限的可完善性，那麼，如果這種有機體、這些天賦是可以改善的，事實會是怎樣，人們抱有的希望又將達到什麼程度呢？

他認為，隨著理性和社會秩序的進步，醫術將不斷得到改進，人們將食用更衛生的食物，住在更衛生的房間裏，將採取較好的生活方式，依靠鍛煉增進體力而不因鍛煉過度而損害體力，世人墮落的兩大原因——貧困和極其富有——將被消滅，遺傳性疾病和傳染性疾病隨著物理知識的增進將逐漸被消除，這一切使他作出如下的推論：人雖然不能絕對不死，但是從出生到自然死亡之間經歷的時間將不斷增加，無從確定，也許可以用“無限”一詞來表示。他提出，“無限”這個詞有兩種意思，一是，不斷地向一無限的界限靠近，但永遠達不到這一界限，另一個意思是，壽命可以無限延長，以致大於任何可以確定的界限。

但是，這個名詞在任何一種意義上應用於人類壽命的長短，無疑是極不明達的，不能在自然法則上找到任何根據。由各種原因引起的壽命的變動；其性質與有規則的、有進無退的壽命的延長是截然不同的。人類的平均壽命在一定程度上因氣候對健康有益還是有害、食品衛生與否、社會風俗的善惡及其他各種原因而有不同，但是，從我們有可信的人類歷史以來，人類的自然壽命是否確有稍許覺察得到的增加，是很可懷疑的。一切時代的成見都正好同這個假設相反，雖然我不願意過分強調這些成見，但它們確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人類的自然壽命未曾明顯增加。

也許有人會說，世界剛剛誕生不久，尚處於幼年期，期望它很快有所變化，是不應該的。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人類的一切科學馬上就會完結。從結果到原因的整個推理順序都會被破壞。我們可以閉眼不看自然這本書，因為讀它不再有任何益處了。最不切實際、最不可能成為現實的推測，就同建立在小心謹慎的反復試驗基礎上的有充分根據、極其卓越的理論一樣確定無疑了。我們也就可以重新採用陳舊的推理方法，使事實屈從體系，而不是根據事實來建立體系了。牛頓的宏大而首尾一致的理論也就同笛卡兒的輕率而古怪的假說平起平坐了。總之，如果自然法則如此變化無常，如果竟可以斷言和相信亙古從未發生變化的自然法則將有所改變，則任何刺激都將不復能激起人類的研究精神，人們必然會停留在遲鈍麻木狀態，僅以迷人的夢想和狂妄的想像自娛。

自然法則的不變性和因果的不變性是一切人類知識的基礎，不過，我完全不是說制定和執行自然法則的力量不能“在一剎那，在轉瞬之間”完全改變自然法則．這種變化無疑是可以發生的。我要說的只是，我們不能從理性推論這種變化。倘若事先沒有任何明顯的徵兆或跡象表明某種變化會發生，我們就能夠推斷這種變化必將出現，那麼，我們作出任何判斷都可以認為是合理的，一如肯定明天月球將與地球相碰，同說明天太陽將照常升起一樣是合理的。

從遠古到現今，沒有任何永久性徵兆或跡象表明人類的壽命在不斷延長。關於壽命的長短，有人提出，氣候、習慣、飲食及其他原因所產生的顯著影響，已向人們提供可以斷定壽命能夠無限延長的理由；但這種議論是建立在如下不穩固的基礎上的，即：人類壽命的年限是不能明確劃定的，而由於你不能精確地劃定它的期限，你就不能確切他說它是這樣長，不能再長，因此，壽命可以永遠增加，並且可以恰當他說它是無定限的或無所限制的。然而，這種議論的謬誤和荒唐，只要對孔多塞先生所說的各種植物和動物有機體的可完善性或退化（他說，這可以看作一般自然法則之一）略加考察，就可以充分看出。

據孔多塞先生說，家畜改良家有一準則，即：你想要多麼優良的家畜，就可以繁育出多麼優良的家畜；這一準則是以另一準則為依據的，即，某些牲畜的崽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母體的優良品質。著名的萊斯特羊的繁殖，其目的在於促使這種羊的頭和腿變小。從上述準則出發，這種羊的頭和腿顯然應當能夠改變到近似消滅，但這顯然是極其荒唐的，因而我們完全可以肯定：那個前提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不能夠看出改良的限度，或者準確他說出這個限度，但它確實是存在的。就這個例子來說，最大的改良限度或最小的頭和腿可以說是難以明確劃定的，但這與孔多塞先生所說的無定限或無所限制是兩碼事。儘管在目前情況下我不能劃定改良所無法逾越的限度，但我卻可以很容易說出改良所無法達到的一點。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斷定，即使這種羊的繁殖持續不斷地進行下去，萊斯特羊的頭和腿也決不會象老鼠的頭和腿那樣小。

所以，說某些動物的崽兒會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具有其母體的優良品質，或者說動物具有無限的可完善性，都是不正確的。

由野生植物變成美麗的園花，也許是比動物界的任何變化都更為明顯和驚人的進步，但即使在這裏，斷言這種進步是無所限制的或無定限的，也是極其荒謬的。植物改良的一個最明顯的特徵是體積增大。花卉通過栽培而逐漸增大。如果進步真是無限的，則其體積應當也可以無限增大，但這是極端悖謬的，因而我們完全可以肯定，植物的改良同動物的改良一樣是有其限度的，雖然我們不確切知道這個限度是在哪里。也許爭奪花獎的花匠們往往施用效力較強的肥料，但都沒有成功。同時，有人如果說他看見了最美麗的麝香石竹或銀蓮花，這或許過於誇張。然而，他如果斷言麝香石竹或銀蓮花的體積永遠不能通過栽培增加到同大甘藍一樣大，卻不會同未來的事實相抵觸，雖然還有比甘藍大得多的可定量。誰也不能說他看見了最大的麥穗或櫟樹；但是他可以很容易而非常肯定他說出它們所不能達到的一點。因此，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對於無所限制的進步和只是其限度難以明確劃定的進步，應當細心地加以區分。

也許有人會說，植物和動物的體積不能無限增大的原因，是它們本身的重量會把自己壓倒。我的回答是，不實際體驗構成它們軀幹的力量有多大我們怎麼能知道這一點呢？我知道，在麝香石竹的體積增加到象甘藍那樣大以前，它的莖就支承不了它了，而我知道這一點，只是由於我體驗到麝香石竹之莖的質地是脆弱而缺乏韌性的。自然界中有許多同石竹的莖同樣大小的物質可以支承象甘藍那樣大的頭狀物。

植物死亡的原因，現在我們還完全不知道。誰也不能說明為什麼這種植物是一年生的，那種植物是二年生的，另一種植物則是多年生的。在這一切場合，在植物、動物和人類方面，一切都還是取決於經驗，我只是因為一切時代的經驗都證明構成有形人體的那些物質是會死亡的，才斷言人會死亡。

我們只能根據我們所知道的進行推理。

在能夠充分證明人類的壽命已經、並且還在明顯地延長到接近無限的程度以前，正確的哲學不允許我改變世人都會死亡的看法。而我從動物界和植物界引用兩個特殊事例的主要原因，是在於揭露和說明（如果我能夠）一種論點的謬誤，這種論點僅僅因為看到了某些局部的改進，而這種改進的限度不能精確地規定，就推論這種進步是無限的。

植物和動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是誰也不能懷疑的。在這方面已取得顯而易見的進步；但是我認為，宣稱這種進步是無限的，似乎是極其荒謬的。人的壽命雖然由於各種原因而有很大的變動，但自有世界以來，能否明白地確定人的身軀得到了有組織的改良，是大可懷疑的。因此，有關人類有機體的可完善性的論點所據以建立的基礎，是非常脆弱的，只能認為是一種推測。不過，通過注意生育，人類也許會在一定程度上發生類似於動物界發生的那種改良。智力能否遺傳或許是一個疑問；但身材、力氣、美、氣質甚或長壽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遺傳給後裔的。謬誤並不在於假設較小的改良是可能的，而在於對限度難以確定的小規模的改良和真正無限的改良不如區分。不過，若要用這種方法去改良人類，就必須禁止劣等人結婚，但人們卻不可能普遍注意生育；實際上，據說，除了古代比克斯塔夫族曾通過謹慎的婚配、特別是非常審慎地同擠乳女工“雜交”，在使皮膚變白和增加身高，從而矯正族人體格上的一些主要缺點上得到很大的成功以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這類目標明確的嘗試。

我認為，為了更加充分他說明世人不能不死，不必強調壽命的延長會大大增加人口問題的份量。

孔多塞先生的著作不僅可以看作一位名人的意見的概述，而且可以看作革命初期法國許多工人的意見的概述。因此，它雖然是一個概述，似乎也值得注意。

第十章

葛德文先生的平等制度——將人類的一切罪惡歸因於人類制度是錯誤的——葛德文先生對人口增長帶來的困難所作的第一個回答是很不全面的——假設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是可以實現的——只是由於人口原理，這種制度就會在短短30年間完全垮臺。

人們閱讀葛德文先生的獨出心裁和才智洋溢的《政治正義論》，看到他的文筆氣勢雄渾而有力，他的某些推理精密而有說服力，他的思想熾熱而強烈，特別是他那給人深刻印象的誠摯態度，使全書具有真理的外觀，不能不為之感動。同時，又必須承認，他沒有以似為正確哲學所必需的謹慎態度來進行他的研究。他的結論常常不為他的前提所認可。他自己提出的異議，有時也不能加以排除。他過分依賴那些不能應用的一般而抽象的命題。他的推測無疑遠遠超出了自然的質樸。

葛德文先生所提倡的平等制度無疑比現已存在的任何制度都更為美好和令人嚮往。僅僅憑藉理性和信念所進行的社會改良，比憑藉權力施行和維持的任何變革都將更為持久。無限運用個人判斷力是一種極其偉大而有魅力的原則，遠遠優於那些一切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社會奴隸的制度。以仁愛代替自愛作為社會的主要動機和動因，是人們熱誠地希望看到的一種成就。總之，看到這一美好的制度的一切，必然會抱有喜悅和羡慕的心情，熱望有朝一日它會實現。但是，可惜得很！這個時刻決不會到來。這一切不過是一場夢，一個美好的想像的幻影。這種幸福和永生的“華麗的宮殿”，這種真理和美德的“莊嚴的神殿”，如果我們瞭解實際生活，並細心觀察人類在地球上的真正處境，它們就會象“空中樓閣”一樣消失。

葛德文先生在《政治正義論》第八篇第三章結尾談到人口，他說：“人類社會有一條規律，根據這條規律，人口總是保持在同生活資料相適應的水平。比如，我們發現，美洲和亞洲的遊牧部落，經過多少世代，人口並未增加到需要耕種土地的程度。”葛德文先生作為某種不可思議的、神秘的原因提及而未試圖加以研究的這一原理，我們將看到，就是折磨人的必然法則——貧困和對貧困的恐懼。

葛德文先生在全書中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是將文明社會中幾乎所有的罪惡和貧困都歸咎於人類制度。在他看來，政治制度和現存財產制度是一切罪惡的重大根源，是使人類墮落的所有罪行的溫床。如果實際情況果真如此，則從世間完全消除罪惡，就似乎不是一伴沒有希望完成的工作，而理性似乎就是實現這一偉大目的的非常合適的手段了。但事實真相是，雖然人類制度似乎是造成人類許多災禍的明顯和突出的原因，但實際上它們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濁、使全部人類生活的水流渾濁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潔原因相比，它們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葛德文先生在論述平等制度帶來的好處的那一章中說：“壓迫精神、奴隸性和欺騙的風氣，都是現存財產制度的直接產物。這一切都一致同智力和道德的發展為敵。妒忌、怨毒和報復等其他惡行是上述精神和風氣不可分的伴侶。在富裕而人人同樣分享自然的恩賜的社會狀態下，這類感情必將消失。狹隘的利己主義的原則也會消失。任何人也無需小心看守自己小小的儲備或擔心而又吃力地去滿足自己經常感到的需求，每個人也就能把個人的存在溶合到關心普遍福利的思想之中。任何人也不會以別人為敵，因為他們之間不存在你爭我奪；結果仁愛將取得理性所授予的最高統治權。人們將不再整天為肉體需要而操心，得以自由地遨遊在與人的意趣相合的思想領域之中。在擴大知識的工作上，人人都會幫助我而我也會去幫助他們。”

這確實是一種幸福的狀態。但是，這只是一種想像的情景，與現實毫不相干，這一點恐怕讀者已經充分覺察到。

人無法生活在富裕當中。井非一切人都能同等地分享自然的恩賜。如果沒有現行財產制度，則每個人都不得不盡力保護他的少許財產。利己心將大獲全勝。你爭我奪將永遠存在。每個人都將經常為肉體需要操心，而沒有一個有才智的人能夠自由地在思想領域遨遊。

葛德文先生沒有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意一下地球上人類的真實狀況，看一下他準備用什麼方法克服人口過多帶來的困難就可以充分他說明這一點。他說：“……對本章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明確回答是：現在設想困難未免過早。地球上四分之三可以住人的土地還沒有耕種。已經耕種的土地還能進行無限的改良。儘管人口不斷增加，可也許過了多少世紀之後，大地仍將足以養育它上面的居民。”

我已經指出，認為在地球絕對無法增加生產物以前人口過多不會帶來困苦和困難的觀點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暫且假設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以其最純粹的形式實現，並看一下這個困難會怎樣迅速地在這種完善的社會形態下壓在人們身上。一種理論倘若無法加以應用，也就不可能是正確的。

我們暫且假設產生貧困和罪惡的一切原因在這個島國都已消除。戰爭和你爭我奪已停止。有害身心健康的職業和工廠已不復存在。人們不再為宮廷的陰謀、為商業目的、為邪惡的滿足而聚集于疫癘叢生的大城市。單純的、健康的和適度的娛樂代替了飲酒、賭博和放蕩。沒有任何城鎮大到會對人體發生有害的影響。這一人間天堂的幸福居民大都居住在鄉間的小村莊和農場中。每座房子都清潔、通風和寬敞，坐落在有益幹健康的地點。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奢侈品的生產停止了。必須進行的農業勞動和睦地由一切人分擔。這個島國的人數及其生產物，我們假設同現在一樣。仁愛的精神受公平無私的正義的支配，使這些生產物可以按照人們的需要在社會上的一切成員中分配。雖然或許不能做到每個人每天都有肉吃，但植物性的食物和偶爾吃到的肉，已可滿足儉樸的人民的需要，並足以使他們保持健康、體力和飽滿的精神。

葛德文先生認為婚姻是一種欺騙和獨佔。我們暫且假設性交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原則之上。葛德文先生並不認為這種自由會導致男女亂交，在這一點上，我同他是完全一致的。用情不專是一種不道德的、腐敗的和不合人情的嗜好，因而在單純而有道德的社會中不可能很普遍。每一個男人都會自己選擇一個伴侶，而且只要雙方都願意保持這種關係，他也就保持下去。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一個女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屬於誰，將是無關緊要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自然會從多餘的地方流向缺乏的地方。每個人都樂於盡力教育年輕的一代。

我想像不出還有比這從總體上看更有利於人口增加的社會形態。現存婚姻的不可補救性，無疑使許多人對它望而卻步。另一方面，不受約束的性交則會成為早婚的最有力的誘因，而由於我們假定人們不必為兒童未來的撫養擔憂，因而我以為，在100個23歲的婦女中也許找不到一個尚未成家的婦女。

由於上述這一切大大促進人口增加，減少人口的各種原因又假定已經消除，人口數量的增加必然會快於任何已知社會。我曾經說過，據斯泰爾斯博士發表、普賴斯博士曾引用的小冊子所載，美洲腹部殖民地的居民人數在15年間增加了一倍。英國當然是比美洲腹部殖民地更有益於健康的國家，並且，按照我們的假設，這個島國的一切房屋都是通風和衛生的，而對人們組織家庭的鼓勵又大於美洲腹部殖民地，因而，其本上人口為什麼沒有（如果有可能）以少於15年的時間增加一倍，就沒有什麼理由可以給予說明了。但我們決不背離事實，我們只假定人口增加一倍的時間為25年，眾所周知，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口就是以這一速度增加的。

無可懷疑，我們所假設的財產的均等化，加上全社會的勞動主要用於農業，將大大有助於我國生產物的增加。但是，要滿足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的需要，葛德文先生所計算的每人每天勞動半小時肯定是不夠的。或許每個人必須以一半時間用於這一目的。可是，即使作出這樣的、甚至更多的努力，瞭解我國土壤的性質、已耕土地的肥力和未耕土地的貧瘠程度的人，也會對25年間平均總產量能否增加一倍心存疑慮。要做到這一點，唯一可行的辦法或許是耕種全部放牧地，並幾乎完全不再食用肉類。但這個方案的一部分也許自己就行不通。英國的土地不施肥是不能生產出大量食物的，而要製造出最適合於英國土地的肥料，家畜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據說，中國有些省份的土地十分肥沃，不施肥稻一年仍可收穫兩次。英國則根本沒有這樣的土地。

雖然這一島國的平均產量很難在25年間增加一倍，但我們暫且假定它能夠做到這一點。因此，在第一個時期屆滿時，食物（縱然全部是植物性的）足以供養增力同了一倍的人口：400萬，使其保持健康。

在第二個人口倍增的時期，哪里可以找到食物來滿足愈益增加的人口的迫切需要呢？哪里有生荒地可以開墾呢？那裏有必不可少的肥料來改良已耕的土地呢？對土地略有所知的人都會說，在第二個25年間，按相當於其現在收穫的數量來增加我國的平均產量是不可能的。儘管這種增加不可能實現，我們仍假定它會實現。我們的論證具有極大的力量，允許我們作幾乎一切讓步。然而，即使我們作這種讓步，在第二個時期屆滿的時候，仍會有700萬人沒有給養。僅夠2100萬人糊口之用的食物量將由2800萬人分擔。

天哪！所謂人們生活在富裕中，任何人也無需擔心而又吃力地去滿足自己經常感到的需求，狹隘的利己主義原則也會消失，人們將不再整天為肉體需要操心，得以自由地邀遊在與人的意趣相會的思想領域之中，這樣一種情景安在？這種想像出來的華麗建築物一經事實的嚴格檢驗便消失了。由富裕培育和激勵起來的仁愛精神，將被匱乏的寒冷氣息所抑制。已經消滅的可憎的感情將再次產生。自我保存的強大法則將驅除人們心靈中一切較溫柔、較高尚的感情。作惡的誘惑過於強烈，非人類的本性所能抵制。穀物在成熟以前就被收割，或者被過多地隱藏起來，而一切撒謊騙人的不道德行為馬上就會發生。子女眾多的母親不會再源源不斷地得到生活必需品。由於缺乏食物，兒童體弱多病。健康的紅潤臉頰將被貧苦造成的蒼白臉頰和凹陷的眼睛所代替。仍在少數人的內心縈回的仁愛心作了幾次無力的最後掙扎以後，利己心最終便恢復了其經常的絕對統治權，得意洋洋地橫行子全世界。

葛德文先生將最壞的人的原始罪惡歸咎於人類制度的腐敗，但這種制度在這裏已不存在。也不存在這種制度產生的社會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對立。理性指定要留歸公眾的那些利益沒有被人獨佔。誰也不受不公正的法律的驅策去破壞秩序。仁愛之心已深深紮根於一切人的心中；可是，在短短50年中，使現在的社會狀態墮落和陰暗的暴行、壓迫、虛偽、苦難，各種可憎的罪惡以及各種形式的貧困，就會由各種最緊迫的事情、由人類的本性所固有而與一切人類制度毫無關係的法則再生出來。

如果大家仍不十分相信這種令人憂傷的情景的真實性，不妨看一下第三個25年的情況，我們當會發現，那時將有2800萬人沒有生活資料；而在第一個100年終了時，人口將為11200萬，食物則僅足供養3500萬人，其餘7700萬人沒有給養。到那時，人們將普遍感到匱乏，劫掠和謀殺將在世間盛行，儘管我們一直假定，土地的生產物是絕對無限的，其每年增加的數量比最大膽的思辯家所能想像的還要大。

毫無疑問，對於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困難所持的這種看法，和葛德文先生的看法大不相同，他曾說：“儘管人口不斷增加，可也許過了多少世紀之後，大地仍將足以養育它上面的居民。”

我完全知道，我提到的那過剩的2800萬人，或者說7700萬人，是決不會存在的。葛德文先生說：“人類社會有一條規律，根據這條規律，人口總是保持在同生活資料相適應的水平上。”這個看法是完全正確的。唯一的問題是，這條規律是什麼？是某種曖昧而不可思議的原因嗎？是上帝的神秘干預——在一定時期突然使男子無性交能力，使婦女不能受孕嗎？或者是這樣一種原因，它在我們的視野之內，是能夠加以探究的，人們可以看到，在人類所處的任何狀態下，它都持續不斷地（雖然是以不同的強度）發生作用。這不正是一定程度的貧困嗎？這種貧困是自然法則造成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人類制度決沒有加重它，而是大大減輕了它，雖然永遠不能消除它。

在我們所假設的情況下，現在支配文明社會的一些法則會相繼聽命於最緊迫的需要。對於這種說法，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人類是其所接受的印象的產物，因而匱乏的鞭策持續不了多久，就必然會發生侵害公眾資財或私人資財的行為。由於這種侵害次數增加、範圍擴大，社會上比較活躍、富有才智的人士很快就會察覺人口在迅速增加，而年產量卻在減少。在這種緊急情況下，人們會意識到必須立即採取某些措施來保護社會的安全。那時會召開某種會議，井以最有力的措詞說明國家的危險狀況。可以說，當人們生活在富裕中時，誰勞動最少，或者誰佔有最少，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每個人都十分願意並隨時可以滿足鄰人的需要。但是，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人應不應當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別人，而是他應不應當把自己生存所絕對必需的食物送給鄰人。應當指出：缺少食物的人數大大超過了供養他們的人數和手段；這種按照本國的生產狀況不能完全滿足的迫切的需要，導致了對正義的若干公然侵犯；這種侵犯已經阻礙了食物的增加，如果不採取某些方法制止，還會使整個社會陷入混亂狀態；緊迫的需要似乎在命令人類無論如何要使生產物逐年增加：為了達到這一基本的、重大的和責無旁貸的目的，應更加全面地分配土地，並應通過最有效力的懲罰，甚至死刑，來保障一切人的資財不受侵犯。

某些反對者也許會提出，由於土地肥力的增加和各種偶然事件的發生，一些人得到的份額可能大大超過維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數量，而利己心的支配權一旦確立，沒有某種補償作為報酬，他們決不會把自己剩餘的生產物拿出來分配。我們的回答是，這是一種大可悲歎的不便，但是，這種弊端同由於財產不安全而必然會帶來的一系列陰森恐怖的災難是不能相比擬的。一個人所能消費掉的食物數量必然要受人類有限的胃容量的限制；他肯定不會把餘下的部分扔掉，而會以剩餘的食物來換取別人的勞動，從而使別人在某種程度上靠他生活，儘管這是一種有償的讓予，也還是比聽憑別人活活餓死要好。

因此，救治一直折磨著社會的最好（雖然僅此還不夠）方法，看來很有可能就是建立一種同目前各文明國家所盛行的沒有很大差別的財產管理制度。

要討論的下一個問題，與前一問題密切相關，就是兩性之間的交往。一些人已注意到了社會遭受各種困難的真正原因，這些人或許會強調，如果每個人都安然地認為他的一切子女都能依靠一般的仁愛心而得到適當的撫養，則土地的能力將絕對不能生產出足夠的食物來供養由此必然增加的人口；即使社會的全部注意力和勞動都指向這唯一的目的，而且由於財產得到完善的保護，以及其他各種可以設想的鼓勵，因而生產物逐年增加的數量可以達到最大限度，但食物的增加仍不能與人口更加迅速得多的增加相適應；所以對人口的增加必須實行某種控制；最自然、最明顯的控制似乎是使每個人撫養他自己的子女；就某一點來說，這可以作為一種人口增加的測度和規准發生影響；可以預料，人們如果無法獲得用以供養後代的生活資料，就不會生兒育女；但即使如此，為了做戒他人，讓輕率地使自己及其無辜的子女陷入貧困和匱乏的個人，遭受隨同這種行為而產生的恥辱和麻煩，似乎是必要的。

婚姻制度，或者至少是每個男人要承擔撫養自己子女的某種義務（明確的或暗示的）的制度，在我們所設想的存在種種困難的社會裏，似乎是上述推理的自然結果。

對這種困難所作的考察，揭示了女子貞操的破壞比男子發生這個問題蒙受更大恥辱的很自然的根源。不能指望婦女具有足以抉養她們子女的資力。因而，如果一個女子同沒有簽約承擔撫育子女責任的一個男子結合，一旦這個男子感到不自由而將她遺棄，則這些子女必然要仰給於社會，否則就會餓死。而由於以監禁或判刑來懲處這種很自然的過失，以防止上述麻煩反復發生，或許是很不正當的，人們就可能同意以恥辱來懲處。此外，這種罪過在女子方面更為明顯和引人注目，更不至於誤認。一個孩子也許常常不知道誰是他的父親，但他很容易確切知道誰是他的母親。人們同意，對於犯罪證據極為充分、同時對社會的妨害又最大的方面。應責其承擔最大部分的罪責。如有必要，社會可以強迫一切男子擔負撫養子女的責任；男子為維持家庭生活必然要遇到較多的麻煩，作出較大的努力，因此，如果一個男子使他人陷入不幸，即今只使他蒙受幾分恥辱（這是每個人必定會遭受的），也可以認為他受到了充分的懲罰。

現在婦女犯罪幾乎要被趕出社會，而男人犯罪卻幾乎不受懲罰，這似乎毫無疑問是對自然正義的侵犯。但是，這種習俗作為防止嚴重妨害社會的事件經常發生的最明顯、最有效的方法，雖然也許不完全公正，其起因卻似乎是自然的。然而，這個起因現在已在這種習俗後來引致的一系列新觀念中湮沒無聞。起先也許是由於社會需要而做的事情，現在要靠婦女的賢淑來維持；而這種習俗在其原來的意旨雖然還保存，但人們對它已毫無實際需要的地方，仍以最大的影響力對社會上的那一部分人發生作用。

社會上的這兩個基本規則——財產的安全和婚姻制度——一經確立，不平等的狀況必然會隨之發生。在財產分割後出生的那些人面臨的是已被人佔有的世界。如果他們的雙親由於子女過多而不能很好地撫養他們，他們在萬物均被佔有的世界上該怎麼辦呢？前已提及，如果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有權要求從土地生產物中得到相等的一份，會給社會帶來什麼嚴重後果。人數增加過多以致原先分得的那份土地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家庭，不能象要求償還債務那樣，要求從別人的剩餘生產物中分取一部分。很明顯，按照我們本性的必然法則，有些人必定會因匱乏而受苦。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的大抽彩中抽了空彩。這種索取者的人數很快就會超過剩餘生產物的供應能力。道德上的是非曲直，除在一些極端的場合以外，是一種很難識別的標準。剩餘生產物的所有者一般都要尋找某種比較明顯的識別標準。除在各種特殊的場合以外，他們會選擇能夠並表示願意盡力取得更多的剩餘生產物的那些人，這是很自然的，也是正當的；這樣做既有利於社會，又使這些所有者能夠幫助更多的人。一切缺乏食物的人當為緊迫的需要所驅策而提供他們的勞動，以換取其生存所絕對必需的這種物品。適於維持勞動的基金相當於土地所有者擁有的、超過他們自己消費所需的食物總量。如果對這種基金的需要很大、很多，它就必然會以很小的份額進行分配。勞動報酬將降低。人們提供勞動，將只能獲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因而親屬的撫養將受阻於疾病和貧困。相反，如果這種基金迅速增加，如果它在比例上相對於提出要求者的人數而言很大，它就會以很大的份額進行分配。任何勞動者如果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作為報酬，他就不會以勞動進行交換。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便可以過舒適和安逸的生活，因此能夠撫養許多健壯的子女。

在現在我們所知道的任何國家內，各下層階級的幸福或苦難程度，主要取決於這種基金的狀況。而人口是增加、靜止不變還是減少，又取決於這一幸福或苦難程度。

因此，很明顯，一個按照人們的想像力所能設想的最美好的方式組成、以仁愛心而不以利己心作為其活動原則、並且靠理性而不靠勢力來糾正其一切成員的有害傾向的社會，很快就會按照我們本性的必然法則（而不是由於人類的任何原始罪惡），蛻化為與目前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國家裏普遍存在的社會沒有本質區別的一種社會；我指的是，會蛻化為分成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並以利己心作為那龐大機器的主要動力的一種社會。

在我所作的假設中，不容置疑，我所舉出的人口增長率總會小於其實際增長率，我所舉出的生產物增長率又總會大於其實際增長率。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認定，在我所假設的情況下，人口的增長不能快於任何已知實例中的人口增長。因而，如果我們假定人口增長一倍的時間為15年，而不是25年，並且考慮一下要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使生產物增加一倍（即使我們承認有此可能）必須花費多少勞動，我們就敢斷言，即今葛德文先生的社會制度以最完美的形式建立起來，也不用說不要很多世紀，甚至30年不到，就會僅僅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徹底毀滅。

由於一些明顯的原因，我沒有提到移民。如果歐洲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建立了這種社會，它們在人口方面當會產生同樣的困難，因而不能容納新的成員。倘若這種美好的社會局限於這個島國，則它本來的純淨必定會不可思議地減損，其所企求的幸福也只有極小一部分能夠實現；總之，在該社會的任何成員願意自動離開。願意在目前存在於歐洲的那種政體下生活，或甘受極端困苦移居新開發的地區以前，該社會的根本原則當已完全破壞。我們從日常經驗中看得很清楚：人們只有在苦難極其深重時才會下決心離開祖國；即便是最吸引人的開拓新殖民地的計畫，瀕於餓死的人們也往往拒不接受。

第十一章

葛德文先生推測，兩性之間的情欲將來會消失——這種推測沒有明顯的根據——性愛的激情同理性或美德並不矛盾。

我們曾假設葛德文先生的社會制度可以完善地建立起來。但這種假設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個制度一建立，就會被各種自然原因迅速摧毀，同樣的原因也會使這一制度不可能建立。我想像不出我們根據什麼理由可以認為這種自然原因將發生變化。在世界存在的五六千年間，從未發生任何趨向於消滅兩性之間情欲的事情，一切時代已屆晚年的人們都激烈反對自己感覺不到的情欲，但卻沒有多少理由，也極少成功。生來性情冷淡、不知性愛為何物的那些人，當然完全沒有資格判斷情欲對於生活中愉快感覺的總和可以作出多大的貢獻。年輕時縱欲過度，因而年老後身體虛弱、內心充滿悔恨的那些人，也很可能指責這種愉快空虛無益，不能使人永久滿足。但是，純粹性愛的快樂，與最進步的理性和最高尚的美德並不矛盾。一個人若體驗過純潔性愛的真正快樂，則無論他體驗過的理性的快樂多麼巨大，也不免經常回顧那一時期，認為它是自己整個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刻，對此心往神馳，深情地懷念那個時期，並且非常希望自己能再度生活在那個時期。理性的快樂超越肉體快感之處，與其說是在於它較為真實和根本，不如說是在於它持續時間較長，牽涉面較廣，並且不易滿足。

任何享受如無節制，都有損於其本身的目的。天氣晴朗時在非常美麗的鄉村散步，如果走得太遠，終究會感到煩悶和疲乏。非常衛生而且富有養分的食物，貪吃過度，非但不能增強體質，反而會使身體衰弱。甚至理性的快樂，雖然確實比其他各種快樂不易滿足，但如幾乎毫不間斷地追求，也會使身體虛弱，精力衰減。由於人們濫用這種快樂而否認它的現實性，似乎不是很恰當的。按照葛德文先生的說法，道德就是結果的打算，或者象佩利副主教所十分恰當地表述的，道德就是神的意志，是由一般便利推斷出來的。按照這兩個定義，肉體的快感如果不伴有產生不幸結果的可能性，就不違反道德法則，如果對它的追求有所節制，為理智的發展留有極大的餘地，則無疑會增加生活中快感的總和。因友誼而增強的純潔的性愛，似乎是肉體享受和智力享受的混合物，特別適合於人的本性，能極其有效地喚起人的同情心，並使人得到極大的滿足。

葛德文先生為了說明肉體快感顯然低下，曾說：“剝脫掉兩性性交的一切伴隨情況，它就會普遍遭到輕視。”他同樣可以對一個觀賞樹木的人說：除去這些樹伸展開的枝叉和嬌嫩的葉子，你還能在它們那光禿禿的樹幹上看到什麼美？但吸引人們觀賞的樹，總是有枝有葉的，而不是無枝無葉的。一個物體的特點和它的總體，可以象任何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那樣迥然不同（如同一個美麗的婦女和一張馬達加斯加的地圖），從而使人產生不同的情緒。引起情愛的是女人“身材勻稱、活潑、性情溫柔、親切、有想像力和才智”，而不只是因為她是女性。男人在情愛的驅策下，曾被迫作各種大大有損於社會一般利益的事情，但如果女人只有女性的外貌，沒有其他什麼引人注目的地方，也許男人就不難抵制這種誘惑。從肉體快感中除去它的一切附屬物以證明其低下，一如使磁石失去產生引力的一些最根本的因素，然後斷言磁石的作用微弱。

在對一切享受（無論是肉體的還是智力的）的追求中，理性即我們能夠計算結果的能力，都是適當的矯正者和指導者。因此，較高的理性往往可以防止縱欲過度，不過它決不會因此而滅絕這種快樂。

我曾努力說明從限度不能完全確定的局部改良推論沒有限制的進步這種論證的謬誤。我以為，很明顯，雖然有許多事例揭示了明顯的進步，但如料想這種進步是無定限的，就大謬不然了。而關於兩性之間情欲的消滅，迄今尚未取得顯著的進展。因此，設想這樣一種消滅，只是提出了一種沒有事實根據的推測，未得到任何哲學上的蓋然性的支持。

歷史非常明確地提示了如下的真理，即：某些智力極高的人不只是適度地享受性愛的快樂，而且是過度地沉溺於這種快樂。但是，即使承認（雖然有許多相反的例證，我仍願予以承認）智力上的巨大努力能削弱這種情欲對人類的支配，但很明顯，大多數人的進步必須超過現在人類最光輝的典型，才能產生足以明顯影響人口的影響。我並不認為大多數人已經達到了進步的極限；但本文所作的主要論述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觀點，即：任何國家下層階級的人民都永遠不可能完全擺脫貧困和勞動，而獲得智力的高度發展。

第十二章

葛德文先生推測人類壽命可以無限延長——用各種實例說明，根據精神刺激對人體的影響作出的推斷是不恰當的——不以過去的一些跡象為根據的推測，不能認為是哲學推測——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推測地球上的人類接近不死，這是懷疑主義的一個自相矛盾的難以理解的例子。

葛德文先生推測未來地球上的人類接近不死，這種推測安插在宣稱要消除人口原理對他的平等制度的異議的那一章，似乎是很奇怪的。除非他假設兩性之間情欲的減弱快于壽命增加，否則地球必將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擁擠。但是，把這個困難留給葛德文先生吧，我們暫且考察一下他據以推斷人類或可不死的幾種幻象。

為了證明精神支配肉體的力量，葛德文先生說：“突然接到好消息不是時常使身體上的微恙不藥而愈嗎，……人們不是常說，足以使懶人致病的意外事件，勤奮的人卻可以忘得一乾二淨嗎？如果我懶懶散散半心半意地走上20英里，我就會極其疲倦。如果我目標明確熱情洋溢地走上20英里，我到達時就會同出發時一樣地精神抖擻，由一句話或是一封信引起的心情激動，會使身體發生最為異常的劇變，加速血液迴圈，造成心悸和舌呆，有些時侯極端的痛苦和高興還會引起死亡。醫生最常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精神力量怎樣促進或阻礙健康的恢復。”

這裏提到的事例，主要是要說明精神刺激對身體的影響。從來沒有人懷疑過精神和肉體的密切（雖然是難以理解的）關係。但是，如果假設精神刺激可以持續不斷地以同等的強度應用，或者看到它暫時可以這樣應用，就假設它可以用之不竭，用之不敝，那就表明作這種假設的人完全不瞭解精神刺激的性質。在這裏提到的一些事例中，刺激的強度取決於刺激的新奇性和突然性。這種刺激由於其自身的性質，不能以同樣的效力重複運用，如果反復運用，產生其強度的那種特性就會喪失。

在其他一些情況下，他是從微小的、局部的結果推論巨大的、一般的結果，從無數事例中可以看到，這種推理方法是十分錯誤的。忙碌和勤勉的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消減小病，或者不把它放在心上（這也許更加接近事實），而無所思慮的人卻會集中注意力於這種小病；但是，這種情況並不能證明精神活動能夠使某人忽視嚴重的熱病、天花或黑死病。

一個人若目的明確，一心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則步行20英里後，不會注意到身體有點疲勞；但如使其目的性增強一倍，使他再走20英里，又使其目的性增強兩倍，使他再走20英里，由此類推，他能走多遠，終究取決於共體力，而不取決於其精神。鮑威爾為得到10畿尼而願意走的路或許比葛德文先生為得到50萬畿尼的影響下，或許會由於用力過度而毀掉自己，而這種動機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他在24小時內步行100英里。這個例子表明，如果認為一個人最初步行20英里毫不疲倦，是因為他似乎不疲倦，或者也許他自己幾乎不感到疲倦，那就錯了。人不能同時將其注意力高度集中於一種以上的物件。2萬鎊已經使他全神貫注，因而輕微的腳疼或肢體有點不靈便不會引起他的注意。如果由於他步行20英里後確實同出發前一樣精神飽滿，機靈活躍，就說他能夠象走那20英里那樣不費力地再走20英里，再走40英裏，……就顯然十分荒唐了。一匹良馬在相當疲倦時，在踢馬刺的催促和嚼子的適當操縱下會向前賓士，在旁觀者看來，它精力充沛，生氣勃勃，像是剛剛起步。甚至這匹馬本身沉浸於這種刺激物所激起的熱情和激情之中，或許也不覺得疲倦；但是，如果根據這種現象進行論證，說只要上述刺激持續下去，這匹馬就永遠不會感到疲倦，那就完全背離一切理性和經驗了。一群獵犬的吠叫，能夠使一些馬在賓士40英裏以後，同它們剛出發時一樣精神飽滿，生氣勃勃。在開始追獵時，騎馬的人也許一點不覺得馬的力氣和精神有所減退，但在使勁費力的打獵結束時，先前的疲勞就會產生很大的壓力和影響，使這些馬很快就感到疲倦。如果我持槍遠行而一無所獲，回到家裏往往會由於疲勞而深感不快。他日，我走同樣遠的路打獵，獵獲甚多，回到家裏則依然精神很好。在這兩天的當天，疲勞的感覺也許大有差別，但在這兩天的翌晨，我卻不會感到這種差別。我感到，在獵獲甚多那一天的翌晨，我的肢體同樣不靈便，我的腳同樣疼痛。

在所有這些場合，看來與其說對精神的刺激真正抵消了肉體的疲勞，不如說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從肉體的疲勞移開了。如果我精神上的力量真正抵消了肉體的疲勞，那麼，為什麼我在翌晨會感到疲勞呢？如果對馬的刺激實際上同外表上一樣完全克服了行程的疲勞，那麼，又為什麼走了40英裏的馬比沒有走那麼多路的馬容易感到疲勞呢？我寫這本書時，正逢牙痛猛烈發作。因為熱中於寫作，我常常暫時忘記疼痛。但我不能不感到牙疼還在繼續發展，而傳送痛感到大腦的神經此時也要求我對其振動給予適當的注意。神經的其他各種振動或許會進行干預，不許我答應它的要求，直到牙一下子疼得叫我無法忍受，不再感到神經的其他振動，把我寫作的勁頭打消，牙疼在大腦中占壓倒一切的地位。在這個場合，同在其他場合一樣，精神似乎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克制或消除病痛的能力，而只是如果受到強烈刺激的話，具有轉移注意力的能力。

然而，我並不是說，健全、旺盛的精神不具有使身體保持同一狀態的任何趨向。精神和身體的結合極其緊密和密切，因而倘若它們的功能不能相互增進，倒是令人十分驚奇的。但是，比較起來，肉體對精神的影響還是大子精神對肉體的影響。精神的基本目的是滿足肉體的欲求。如果這種欲求完全得到滿足，活躍的精神固然往往會進一步漫遊，徘徊於科學領域，或邀游於想像的世界，幻想它已“擺脫人世的紛擾”，而尋求類似的活動範圍。但這一切努力同寓言中兔子所作的努力一樣，是徒然的。行動遲緩的烏龜——肉體，總會超過精神，無論精神徘徊的範圍怎樣寬廣；最活躍、最旺盛的精神雖然會勉強聽從第一次或第二次召喚，但最後必然會在饑餓的要求面前屈服，或者隨同筋疲力盡的內體陷入睡眠狀態。

有人也許會十分有把握他說，如果能發現一種藥，使肉體不死，則精神也會隨之不死。但精神不死似乎並不意味著肉體不死。相反，可以想像的最大的精神力量很可能會耗盡和摧毀肉體的力量。適度的精神力量似乎有利於健康，而過度運用腦力則會象人們常說的那樣有損耗肉體的傾向。葛德文先生拿來證明精神的力量超過肉體的力量、從而證明人類有可能不死的大多數例子都屬於後一類、不斷地運用這種刺激，非但不能使肉體不死，反而會很快地摧毀肉體。

葛德文先生接下來考察的一個問題是，人類意志支配人類軀體的能力是否有可能增加。他的結論是，在這方面，某些人的意志力已伸展到另一些人無能為力的許多方面。但是，這種推理是以少數例外反對幾乎是一般的法則；而這些例外似乎與其說是可以用于有益目的的力量，毋寧說是戲法。我從未聽說有人能在熱病中調節自己的脈搏，也很懷疑有沒有人在其肉體疾病的正規療治、從而在其壽命的延長上，曾經取得稍許可以感覺到的進展。

葛德文先生說：“因為某種力量為我們現在觀察所不及，便斷言它在人類精神的界限之外，是極不明達的。”在這一點上，我承認，我的哲學觀念同葛德文先生的哲學觀念大相徑庭。在具有哲學依據的推測和預言家布拉澤斯先生的斷言之間，我只看到一種差別，這就是，前者建立在我們現在觀察所得的各種跡象的基礎上，後者則沒有任何根據。我希望在人類的一切科學領域、特別是在物理學中還能有偉大的發現；但是，如果我們離開據以推測未來的過去的經驗，尤其是，如果我們的推測完全與過去的經驗矛盾，我們就會陷入沒有確定性可言的曠野，於是任何一種假設都象其他假設一樣適當了。倘若有一個人告訴我，人類的背後最終會同前面一樣有一雙手和一對眼睛，我應當承認，多一雙手，多一對眼睛，是有用的，但是，我在過去從未看到有任何跡象可據以推斷有可能發生這種變化，因而我有理由對此不予置信。如果這不能認為是有確實根據的反對理由，則一切推測便都是一樣的了，且都同樣具有哲學依據了。我承認，在我看來，按照我們現在所作各種觀察的結果，說人類將來可以在世間永生，同人將有四隻眼睛、四隻手，或樹木將橫著生長而不是垂直生長一樣，都沒有真實的徵兆可以證明。

也許有人會說，世界上有許多發現是人們毫未預見到和出乎意料的。我承認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如某人不是按照過去事實的類比或指示來預言將有這些發現，他就只能稱為先知或預言家，而不能稱為哲學家。近代的某些發現足以使忒修斯和阿喀琉斯時代歐洲未開化的居民感到驚奇，但這幾乎不能證明什麼。不能指望幾乎完全不知道機械力的人去猜測機械力的作用。我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已充分認識人類的精神力量；但是，我們對這種工具的瞭解肯定要比四千年以前人們所瞭解的多；所以，雖然我們不能說是稱職的評判者，但我們肯定要比未開化的人更有資格說什麼是我們精神所能把握的，什麼是我們精神所不能把握的。一隻表會象永動機那樣使未開化的人感到驚奇；但在我們看來，表是一種最常見的機械，而永動機卻是最有才智的人無論如何永遠也製造不出來的。在許多場合，現在我們已知道，一些最初似乎完全可以無限改進的發明，為什麼不能無限改進。最初改進望遠鏡的人也許會想，只要鏡身加大、管子加長，這個儀器的放大力和效益就會增加；但其後經驗告訴我們，視野的狹小，光線的不足，以及大氣條件的增大，使人們不能從鏡身和放大力極大的望遠鏡得到預期的有利結果。在許多知識領域，人幾乎持續不斷地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在另一些知識領域，人的努力卻常常遇到阻礙。這種巨大差別的起因未開化的人是猜想不出來的。我們所具有的較多經驗卻使我們對此多少有所瞭解，從而至少使我們能夠較好地判斷，什麼是我們不能預期將來會發生的（這雖然是消極的，但卻是一種十分有用的知識），儘管我們不能較好地判斷什麼是我們能夠預期將來會發生的。

睡眠的必要性與其說是取決於精神，毋寧說是取決於肉體，因此，通過增進精神來非常明顯地消除這一“顯著的弱點”，似乎是不可能的。一個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能夠兩三夜不睡眠的人必然會按比例地消耗他的體力，而健康和體力的減退很快就會妨礙他運用理解力，所以他雖然作出了這些重大的努力，但在消除睡眠的必要性上卻似乎未取得任何真正的進展。

在精神能力和仁愛行為等等方面，我們所知道的各種人無疑具有十分顯著的差別，使我們能夠判斷，智力活動是否對人類壽命的延長具有任何明顯的影響。毫無疑問，這種明顯的影響人們尚未看到。雖然無論是注重肉體還是注重精神，迄今都尚未產生使人類不死的作用，但若說何者在這方面具有較大的作用，那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注重肉體而不是注重精神。飲食適度、經常認真鍛煉身體的人一般比埋頭進行腦力工作、常常忘記肉體的這種迫切需要的人更為健康。思慮不出田園、活動不出田園的隱居平民，同智力活動範圍極其廣泛、頭腦比同時代的任何人都清楚的哲學家相比，也許具有同樣長的壽命。注意死亡表的那些人都可以確切地看到，平均說來，婦女的壽命比男人長，雖然我不能說婦女的智力較低，但我以為，必須承認，由於婦女所受的教育不同，致力於富有活力的精神活動的婦女不象男人那樣多。

從上述事例或與此類似的事例來看，或者從牽涉面更寬的事例，從幾千年來世間存在的各種各樣的人來看，從未看到人類的壽命由於智力的作用而產生明顯的差別，因此，人在這個世界上必死同任何永恆的自然法則一樣是確定無疑的，而且依據的理由也同任何永恆的自然法則一樣。宇宙創造者的威力直接發生作用，固然可以突然或逐漸改變這些法則當中的一個或全部，但若沒有發生這種變化的跡象，也不存在這種跡象，那麼，假設人類壽命可以無限延長，就如同假設地球的引力會逐漸地變成排斥力，石頭最終將上升而不是下落，地球在某一時候會脫離軌道而飛向更暖更熱的太陽一樣，是毫無哲學根據的。

毋庸置疑，那一章的結論給我們描述了一種非常美好和今人嚮往的情景，但它是憑空想像而不是以實際情況為依據的，不能引起人們的那種只有自然和蓋然性才能使人們在內心深處產生的興趣。

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所作的人類壽命可以無限延長的這種推測，可以說是靈魂渴望不死的一個極妙的例子，我不能不對此加以評述就放下這個問題。這兩位先生都拒絕接受絕對允許人類在另一種狀況下永生的天啟。一切時代最有才智的人都認為自然宗教的啟示已經預示將來靈魂的不死，對於這一點，他們也拒不接受。可是，不死的觀念與人類精神極為投合，所以他們又不能同意完全從他們的體系中排除這種觀念。雖然他們對不死的唯一方式深表懷疑，但他們卻另行提出了一種不死，不僅完全與哲學上的蓋然性法則相矛盾，而且其本身也是極其狹隘、偏頗和不公正的。他們假設，一切偉大、善良和高尚的人——他們或者是曾經存在的，或者是可能在幾千年、幾百萬年間存在的——都會歸於寂滅，只有少數人——其數目不比能夠同時在地球上生存的人多——最後能獲得永生。這種教義如果作為天啟的教義提出，我深信，宗教的一切敵人，或許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也在其中，都會竭力加以嘲笑，認為它是迷信、愚蠢的人所能杜撰的教義中最幼稚、最荒唐、最拙劣、最可憐、最不公正，因而與上帝最為不配的一種。

這種推測就懷疑主義的矛盾提供了一種何等奇妙的證明啊！因為，應當看到，相信一種完全與始終如一的經驗相矛盾的主張，同相信一種不與任何事物相矛盾、但完全超出我們現在的觀察力和理解力所能達到的範圍的主張之間，存在著十分明顯的本質區別。我們周圍的自然物極其紛繁，每天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巨大力量也非常多，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假定，自然界的許多形態和作用我們尚未看到，或者以我們現有的有限的知識也不可能看到。既然可以使穀粒萌生麥芽，使橡籽萌生橡樹，則精神體脫離自然體而復活，似乎並不是令人驚訝的顯示力量的事例。假使有一個有才智的人處在這樣的環境裏，致使他只熟悉無生物或已成熟的植物，而從未親眼目睹植物生長或成熟的過程；另外有一個人給他看兩件物品，一顆麥粒，一粒橡籽。希望他加以檢查，如果他願意，還加以分析，並努力弄清它們的特性和本質；然後告訴他，這兩小粒物質雖然在他看來也許微不足道，但卻具有奇特的選擇力、結合力、排列力和創造力，如果把它們放人土地，它們就會在其周圍的泥土和濕氣中選擇對自己最適用的部分，以奇特的愛好、判斷和行為，把這些部分收集和排列起來，長成美麗的形體，幾乎完全不象當初放人土地的那兩小粒物質，我想，無可置疑，我所假設的這個想像中的人在相信這種不可思議的斷言以前，較之他如果聽到如下的說法——即有一個擁有非凡力量的神，作為他周圍所能看見、所能意識到的一切的造物主，依靠對人類的死亡和毀滅擁有的巨大力量，會以無形的或者至少是肉眼看不見的方式提高思想的本質，使之在另一種狀態下更加幸福地生存——而表示相信以前，必然會更加猶豫不決，而要求提供更好的證據和更有力的證明。

按照我們自己的理解，對後一斷言不利的唯一差別是，前一種奇跡是我們經常看到的，後一種奇跡則是我們從未見過的。我承認這種驚人的差別極為重要，但是，可以肯定，人們會毫不猶豫他說，如果將天啟置之度外，則精神體離自然體而復活（這也許只是我們不能看到的自然作用之一入較之地球上的人類永生不死（這種情況不僅未曾顯露任何徵兆或跡象，而且完全與一直在人類觀察範圍之內的恒久不變的自然法則之一相矛盾），也許具有較大的可能性。

或許我又該為我花費這麼多的時間去研究上述推測向我的讀者表示歉意，我知道，有許多人會認為，這種推測太不合理，不可能實現，不必研究。但是，縱然它是不可能實現的，並且象我所認為的那樣，與哲學的真正精神相悻逆，又為什麼不應當在一種公正的考察中說明其所以如此呢？一種推測雖然最初看來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如果它是由有才幹、又有獨創性的人提出的，似乎人們至少就應當對其進行一番考察。就我自己來說，我不是不願意在一定程度上贊同世間人類或可不死的看法，如果能夠用來支持這種看法的各種現象使我們感到應當表示贊同的話。在我們斷定這種情況完全不可能出現以前，我們只能公正無私地考察這些現象；而從這種考察中我認為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斷，即，假設樹木可以長得無限高，馬鈴薯可以長得無限大，固然沒有理由，但假設人類的壽命可以無限延長，更加沒有理由。

第十三章

葛德文先生把人類看作是僅僅具有理性的動物，這是錯誤的——人是一種複合動物，情欲對於人類理智作出的決定將永遠是一種干擾力量——葛德文先生有關強制問題的推理——某些真理按其性質來說無法由一個人傳達給另一個人。

在我們所討論的那一章中，葛德文先生宣稱要考察人口原理對於實行他的平等制度所起的阻礙作用。他認為，人口增長只有在遙遠的未來才會起阻礙作用，我想從我的論述中已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這種觀點是大錯而特錯的，用不著等到無數年以後，實際上只要30年以後，甚或30天以後，這種阻礙作用就會顯現出來。假設人類在世間將趨於永遠不死，也絲毫不會減輕這種阻礙作用。因此，在那一章中，有可能消除那種阻礙作用的，就只剩下這樣一種假設了，即假設兩性間的情欲將消失，但是，由於這僅僅是一種假設，沒有任何證據的支持，因而完全可以說，那種阻礙作用的力量絲毫未受損害，無疑具有足夠大的力量來推翻葛德文先生的整個平等制度。不過，我還是要對葛德文先生的若干著名論斷發表一點意見，借此更為清楚他說明，他在《政治正義論》中展現給我們的人類和社會的性質將得到巨大改進的前景，雖然令人讚歎不已，但卻幾乎完全是癡人說夢。

葛德文先生把人類看作是僅僅具有理智的動物。至少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謬誤，這種謬誤彌漫於他的全書，且同他的全部推理混雜在一起。人的自覺行動或許產生于信念，但是信念受影響的程度，在既具有理性又具有肉體的動物那裏同在僅僅具有理性的動物那裏，是泅然不同的。葛德文先生在證明正確的推理和真理能夠為足夠多的人所接受時，先從實踐上考察了這一命題，然後補充說：“這便是以粗疏和實際的觀點考察時，該命題所表現出來的樣子。即便進行嚴密的考察，該命題也是不容爭辯的。人是理性動物。”我非但不把這稱為嚴密的考察，反而認為這是一種最最不嚴密、最最不正確的考察方法。這種考察方法猶如先計算出物體在真空中的下落速度，然後硬說在有阻力的情況下，物體的下落速度與此相同。牛頓根本不是這樣進行推理的。一般性命題很少能絲毫不差地應用於特殊問題。無論是月球環繞地球的軌道，還是地球環繞月球的軌道，都井非僅僅是距離平方的反比例。要使有關天體運行的一般性理論能完全應用於這些天體的運行，就必須精確地計算出太陽對月球的干擾力量，以及月球對地球的干擾力量；尚未正確地推算出這些干擾力量之前，實際觀察這些天體的運動會證明，這種一般性理論並不十分正確。

我願承認，每一自覺的行動都先有理智作出的決定，但是倘若說人的肉體傾向不會作為干擾力量嚴重影響理智所作的決定，那就與我所認為的有關這一問題的正確理論大相徑庭了，也與一切實際經驗顯然相矛盾了。所以，問題並不僅僅在於是否能使人理解清楚明白的問題，是否能使人相信無可辯駁的論點。人作為理性動物會明白真理，相信真理，但作為複合動物，人又會決心逆真理而動。貪欲、嗜酒、想佔有美女的欲望，會促使人行動，儘管他們在採取行動時明明知道這樣做會給整個社會的利益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倘若消除了肉欲，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反對這種行為。若別人有這種行為，問他們怎麼看，他們會立即予以譴責。但如果他們有肉欲，則在具體情況下，複合動物的決定會完全不同於理性動物的信念。

如果在這個問題上，這是正確的觀點，而且理性與經驗都證明這是正確的觀點，那麼，葛德文先生在其著作的第7章有關強制問題的幾乎所有論斷，就似乎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之上。葛德文先生花費了一些時間嘲笑有人試圖用毆打的方式使人相信理智，用毆打的方式闡明模糊的命題。毫無疑問，毆打既是可笑的，也是野蠻的，鬥雞也是如此，但前者要比後者與懲罰的真正目的有更多的關係。常見的（實際上是司空見慣的）一種懲罰方式是判處死刑。葛德文先生恐怕不會認為判處死刑是為了使人相信理智，至少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即用這種方式開啟的理智不會給個人或社會帶來多少利益。

懲罰的主要目的無疑是約束和做戒。所謂約束就是把那些具有不良習慣而對社會有害的社會成員監禁起來。做戒就是通過表達社會對某種罪行的看法，通過較為直接和明顯地把罪行與懲罰聯繫在一起，來維持一種道德動機，勸阻他人不要犯罪。

第十五章

模式過於完美，有時反倒阻礙改進，而不是促進改進——葛德文先生有關貪欲與浪費的論述——不可能把社會的必要勞動適當地分配給每一個人承擔——嘲笑勞動在當前會產生惡，將來也不會帶來善——農業勞動總量的增加，對勞動者來說永遠都是好事。

在《詢問者》一書的序言中，葛德文先生講的一些話似乎暗示，自從他撰寫《政治正義論》以來，他的觀點已有所轉變。《政治正義論》是他多年以前的作品，因而我不免想，我所一直反對的那些觀點，大概葛德文先生自己也看出有必要加以修改了，不過我認為，在《詢問者》一書的某些文章裏，葛德文先生的獨特思維方式和以往一樣刺眼。

常有人說，雖然不能指望任何事情達到盡善盡美的狀態，但在眼前豎立起一盡善盡美的模式，總是有益無害的。這種觀點表面看來似乎有道理，但實際上卻遠非如此。我甚至懷疑它是否適用於一可能出現的最明顯例證。我懷疑，年輕畫家臨摹完全畫好的畫兒，是否能象臨摹線條較清晰、塗色方法較易辨識的畫兒收穫那麼大。但是，如果我們所追求的完美模式不同于並強于自然存在的模式，我們肯定會向這種完美模式有所邁進，不過，由於我們的雙眼緊盯著如此完美的模式，我們在其他方面的進步很可能會因此而受到阻礙。一種具有高度智慧而無需吃飯、無需睡覺的生物，無疑要比人類完美得多，但人類倘若要模仿這種生物，不僅無論如何模仿不來，而且還會由於盡力模仿不能仿效的事物，而損害他力圖改善的那點理智。

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種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從本質上說不同於世界上迄今所流行的任何社會形態，就象不吃、不睡的生物從本質上說不同於人類那樣。即使我們改進當前的社會形態，我們也絲毫不會趨近于葛德文先生描述的那種社會狀態，正如兩個人平行前行，永遠不會走到一起那樣。所以問題是，我們把這種社會形態視為北斗星，究竟是會促進還是會阻礙人類的不斷完善？在我看來，葛德文先生在其《詢問者》一書論述貪欲與浪費的那篇文章中已得出了不利於其觀點的結論。

亞當‧斯密博士非常正確地指出，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會由於節儉而變富，由於浪費而變窮，因而每個節儉者是其國家的朋友，每個揮霍者是其國家的敵人。他給出的理由是：節省的收入總是會用來增加資本，因而這部分收入不再用於供養非生產性勞動，而用於供養生產性勞動，即用於生產有價值的商品。顯而易見，沒有比這再正確的說法了。乍一看，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討論的問題與這有點相似，但實質上卻有天壤之別。他認為，浪費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必再加以論述，應該加以比較的是貪財者和花錢者。葛德文先生所說的貪財者同亞當‧斯密博士所說的節儉者相比，至少就他們對國家繁榮的影響來說，是迥然不同的。節儉者把收入節省下來，增加資本，是為了賺更多的錢，因而他要麼親自運用這種資本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要麼借給他人來維持生產性勞動。他由此而使國家受益，因為他增加了國家的總資本，因為財富當作資本使用要比當作收入使用，不僅能調動更多的勞動，而且調動的勞動也更有價值。可是葛德文先生所說的貪財者卻把財富鎖在櫃子中，無論是生產性勞動還是非生產性勞動，什麼勞動也不調動。這種區別是本質上的區別，以致如果亞當‧斯密博士的觀點顯然是正確的，那麼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觀點就顯然是錯誤的。葛德文先生肯定會想到，把供養勞動的錢鎖起來，會帶來某些危害。所以，他所擁有的削弱這種反對論點的唯一方法，便是對照比較這兩種人，看哪一種人更能促進人為平等的幸福狀態的到來，在葛德文先生看來，我們的兩眼應時刻盯著這種平等狀態，把其作為我們的北斗星。

我想，我在前面已經證明，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完全是空中閣樓。那麼，在政治發現的茫茫大海中，把這樣一點當作我們的嚮導，當作我們的北斗星，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呢？理性會告訴我們，由此而可以希望得到的，僅僅是愈刮愈大的逆鳳，無窮無盡而又毫無結果的苦役，船隻經常失事，災難一個接著一個。我們實際上非但絲毫不會趨近于那種完善的社會形態，而且由於白白浪費精力與體力向著無法行進的方向前進，由於總是失敗，一而再、再而三地遇難，我們顯然反倒會阻礙那種實際上可以進行的社會改良。

顯而易見，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理論建立起來的社會，在無法逃避的自然法則的作用下，將分裂為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用仁愛取代自愛作為社會的推動力，非但不會帶來有益的結果，反而會使人對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而且還會使現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被整個社會所感受到。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類心靈的所有美好而細膩的感情，實際上文明狀態欄別於野蠻狀態的一切東西，有哪一樣不是仰賴于現行的財產制度，有哪一樣不是仰賴於表面狹隘的自愛心呢。現行的財產制度和自愛心是人類得以上升到目前這一高度的梯子。文明人的本性尚未發生足夠大的變化，使我們能夠說他現在或將來能拋開這個梯子而不摔下來。

如果在超越了野蠻狀態的每一個社會，都必然存在著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那麼很顯然，由於勞動是勞動者階級唯一的財產，因而凡是趨於降低這種財產價值的事物，必然也就趨於減少勞動者階級擁有的財產。窮人自謀生路的唯一方法是運用自己的體力。體力是窮人能用以換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商品。因而很顯然，縮小這種商品的市場，減少對勞動的需求，降低窮人擁有的這一財產的價值，只會使窮人受害。

葛德文先生也許會說，整個交換制度是骯髒卑劣的。如果想要從根本上解救窮人的話，就應親自分擔窮人的勞動，把自己的錢分給窮人而不要求相應的回報。對此，我們可以回答說，即使能夠勸說富人以這種方式幫助窮人，其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富人雖然自以為很了不起，但其人數相對于窮人來說卻很少，因而分擔他們的勞動只能解除他們很小一部分負擔。假設所有生產奢侈品的人改而生產必需品，假設這種必要勞動可以適當分配給每一個人承擔，那麼每個人承擔的勞動確實會比現在輕；然而，這種分擔勞動的方法好倒是好，可我想像不出根據何種切實可行的原理能做到這一點。前文已證明，仁愛精神，在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種嚴格而無私的正義的指引下，若發揚光大的話，將會使整個人類陷入貧困與苦難的深淵。讓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所有者為自己保留一份適當的財產後把其餘財產分給窮人而不要求他們做工來回報，那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且不說廣泛採用這種作法在當前的社會狀態下會帶來的懶惰與罪惡，會在多大程度上減少土地產品，會誘使勞動者過何種奢侈的生活，這些都暫且不談，還有反對這種作法的另一個理由。

如前所述，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缺穿少吃者將永遠存在，任何時候都不會使每一個人都吃飽穿暖。富人的剩餘也許能養活三個人，但卻會有四個人想得到施捨，因而不得不從四個人中挑選三個人，由此而使被挑選上的人受到了恩惠，必然會感到受了別人很大的恩典，產生一種依附感。在這種情況下，富人會感覺到自己擁有權力，窮人則會感覺到自己的依附性。這兩種印象對人類心靈的有害作用是眾所周知的。所以，雖然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觀點，認為艱苦的勞動是一種罪惡，但我仍感到，艱苦的勞動同依附於他人相比，是一種較小的罪惡，不會使人類心靈墮落得那麼厲害，而且我所讀過的全部人類史都明白無誤地表明，讓一些人握有永久性權力是極其危險的。

在當前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有人需要勞動的時候，某人為我幹一天活兒給予我的恩惠，同我給予他的恩惠一樣多。我擁有他需要的東西，他擁有我需要的東西。我們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換。窮人由此而可以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頭走路，雇主的心靈也不會被權力欲所玷污。

三四百年前，相對於人口而言，英國勞動者的人數無疑要比現在少得多，依附性要比現在大得多，我們現在能享有這麼大的公民自由，也許正是因為建立了製造業後，窮人能夠用某種東西來換取大地主的食物，而不是依賴于大地主的施捨。即便是貿易和制造業的最大敵人（我並不認為我是貿易和製造業最忠誠的朋友）也得承認，隨著貿易和製造業在英國的建立而給公民帶來了自由。

以上所述絲毫沒有貶低仁愛之心的意思。仁愛之心是人類心靈中最高尚、最神聖的品質之一，也許是從自愛之心緩慢而逐漸產生出來的，隨後成為一項一般法則，其天生的作用是幫助克服其生身父母即自愛之心的種種毛病，緩和其乖情，矯正其暴躁，撫平其皺紋；這似乎就是整個大自然的寫照。也許沒有一項自然法則不在某種程度上帶來罪惡，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而與此同時我們也時常看到，大自然的某種慷慨贈予會作為另一項一般法則糾正前一種法則造成的不平等。

仁愛之心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在某種程度上緩和自愛之心帶來的惡，但仁愛之心決不能取代自愛之心。如果人只有在完全弄清了自己的一種行為是否比另一種行為更加有利於公共福利之後才能有所行動，那麼最聰明的人也不免會茫然不知所措，愚昧無知者則會一個大錯接著一個大錯地犯。

由此可見，葛德文先生並未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原理，據此可以把必要的農業勞動分配給全體勞動者階級來承擔，因此，他泛泛地反對雇用窮人幹活兒，似乎是想通過現在的大惡來追求未來可望而不可即的善。因為，如果誰雇用窮人，便把誰看作是與窮人為敵，看作是壓迫窮人，如果因此而寧願要守財奴而不要花銷者，那麼，為了有利於社會，現在的花銷者就應轉變為守財奴。假設有10萬名雇主，每個雇主雇用10個人，他們現在把錢鎖入錢櫃，則顯而易見，將會有100萬各行各業的工人丟掉飯碗。即便是葛德文先生恐怕也不會否認，在當前的社會狀態下，這會帶來巨大的災難，因而葛德文先生或許很難證明，這種守財行為要比花銷行為更加有利於"使人類處於所應處的狀態"。

但葛德文先生說，守財奴實際上什麼也沒有鎖起來，人們未能正確地理解這個問題，財富的性質已發生變化，當前有關財富的定義不適用於說明這一問題。他給財富下了一個很正確的定義，說財富是人類勞動生產的商品，接下來指出，守財奴既沒有把穀物鎖起來，也沒有把耕牛、衣服、房屋鎖起來，但他卻把生產這些東西的能力鎖起來了，這實際上同把這些東西鎖起來是一樣的。誠然，與其同一時代的人會照樣使用和消費這些東西，就象他是個乞丐那樣，但是，如果他用錢財開墾更多的土地，飼養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裁縫，建造更多的房屋，則與其同時代的人會有更多的物品使用和消費。即使暫且假設，守財奴的行為不阻礙真正有用的東西的生產，也會出現這樣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即：所有那些失業者將用什麼東西來換取社會生產的食物和衣服？

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現在世界上窮人付出的勞動遠遠多於實際需要的勞動數量，即使下層階級一致同意每天工作不超過六七個小時，人類幸福所必需的商品也照樣會生產出來，數量絲毫不會比現在少。但我們卻很難想像這種協議會得到遵守。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有些人必然會比另一些人更貧窮。兒女多的人自然想多幹兩小時活兒，以換取較多的生活資料。怎樣來阻止他們作這種交易呢？若訂立明確的規章來干預人類對自己勞動的支配權，那就是侵犯人類擁有的最為基本和最為神聖的財產。

所以，除非葛德文先生能提出某種切實可行的方案，據此可以平均分配社會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否則，他對勞動的詛咒，不引起人們的注意則已，一旦引起人們的注意，便必將產生更多的惡，而絲毫不會使我們趨近于那種人為平等的狀態。葛德文先生把這種人為的平等狀態視若北斗星，在他看來，我們現在就應把它當作嚮導，以此決定人類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但我要說，航海家若以這樣的北斗星作指引，很可能會觸礁遇難。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特別是對於一個國家的下層階級來說，最有利地利用財富的方式，也許是改良土地，使本來不值得耕種的大地肥沃而多產。假如葛德文先生運用其雄辯的口才來向那些雇用窮人生產奢侈品的人描述雇用窮人改良土地的價值和效用，那麼每一個開明人士肯定會為他歡呼。農業勞動需求的增加，必將有助於改善窮人的境況；如果增加的勞動用於改良土地，則窮人非但不會為8小時的報酬工作10小時，實際情況反而正好相反，勞動者以前養活一家老小需要幹8小時的活兒，現在只要幹6小時就行了。

生產奢侈品的勞動，雖然有助於分配全國的產品，而不以權力敗壞所有者的道德，不以依附性降低勞動者的人格，但卻無助于改善窮人的境況。製造業方面勞動的大幅度增加，雖然比農業勞動需求的增加更加有助於提高勞動的價格，但是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全國的食物數量不可能相應增加，因而窮人得到的利益僅僅是暫時的，因為相對於勞動的價格而言，食物的價格必然會上漲。關於這一問題，我不能不談到亞當‧斯密博士的《國富論》，假如我與政治界的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分歧，那我是不勝惶惑的。

第十六章

亞當，斯密博士認為，社會收入或社會資本的每一次增加都會導致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增加，這種觀點也許是錯誤的--在某些情況下，財富的增加絲毫無助于改善窮苦勞動者的境況--英國財富的增加，並未相應增加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在中國，即使製造業使財富增加，窮人的境況也不會得到改善。

據亞當‧斯密博士公開宣稱，寫作《國富論》的目的，是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不過，與此同時，他間或還進行了另一種也許更加今人感興趣的研究，我指的是他有時還研究影響國民幸福或下層階級幸福與安樂的種種因素，無論在哪一個國家，下層階級都是人數最為眾多的階級。我很清楚，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關的，一般說來，有助於增加一國財富的因素，也有助於增加下層階級的幸福。但是，亞當‧斯密博士也許把這兩者的關係看得過於緊密了；至少他未注意到另外一些情況，即有時社會財富（就他給財富下的定義而言）的增加，絲毫無助于增加勞動階級的幸福。我並不想從哲學上考察構成人類幸福的各種要素，而只想考察其中兩個得到公認的要素，即健康和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權。

窮苦勞動者的安樂取決於供養勞動的基金的增加，完全與這種基金的增加速度成比例，這一點幾乎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或者說是毫無疑問的。這種增加引起的對勞動的需求，會在市場上引起競爭，從而必然提高勞動的價值。在生育扶養出所需的追加工人之前，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增加了，而分享這種基金的人數卻保持不變，因而每個勞動者將比以前過得好。但是，亞當‧斯密博士認為，社會收入或社會資本的每一次增加都會導致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增加，這種觀點也許是錯誤的。固然，這種剩餘資本或收入，總是會被佔有這種剩餘的人看作是追加的基金，可用來供養更多的勞動者；但是，除非增加的全部資本或收入或至少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能轉變為在數量上與此成比例的食物，否則，增加的收入就不會是真正有效的可用以供養追加勞動者的基金。而如果收入的增加僅僅是勞動產品的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產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的收入就不會轉變為食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資本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數與土地所能供養的工人人數顯然就是有區別的。

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根據亞當‧斯密博士給國民財富所下的定義，一國的財富是由該國的土地年產品和勞動年產品構成的。顯而易見，根據這二定義，財富不僅包括土地產品，而且還包括製造品。現假設某一國家在一段時間內把每年節省的年收入僅僅添加到製造業使用的資本上，而不增加用於土地的資本，那麼很顯然，根據上述定義，該國會變得更富，雖然它沒有能力養活更多的勞動者，因而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也絲毫沒有增加。儘管如此，每個製造業者卻有能力或至少他自認為有能力擴充其原有的營業資本或增添新業務，因此而會對勞動產生新的需求。這種需求自然會提高勞動的價格，但是，如果該國食物的年儲存量未增加，勞動價格的上漲很快就會變成僅僅是名義上的上漲，因為食物的價格必然也會隨之上漲。誠然，對製造業勞動者的需求增加，會誘使許多人脫離農業，從而會減少土地的年產品，但是，我們假設，農具的改進將完全抵消這種作用，從而食物產量將保持不變。當然，製造業使用的機器也會得到改進，這一因素，加上製造業雇用的工人增加，會使該國勞動的年產品從總體上說大大增加。因而，根據上述亞當‧斯密給財富下的定義，該國的財富每年會不斷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也許不會很慢。

問題是，由此而增加的財富是否有助於改善窮苦勞動者的生活境況。一個不言自明的命題是，在食物存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價格的普遍提高，只能是名義上的提高，因為食物價格必然也會很快跟著相應提高。所以，我們所假設的勞動價格的提高，將幾乎不會或根本不會使窮苦勞動者擁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在這方面，他們的處境將幾乎和過去沒有什麼兩樣。而在另一方面，他們的處境會更糟。將有更多的窮苦勞動者在製造業中工作，因而農業部門的勞動者將減少。我認為，大家都會承認，職業的這種變換對於身體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而健康對於人類幸福來說是一極其重要的因素，此外，由於人的愛好變化無常，由於戰爭的爆發或由於其他原困，製造業的勞動同農業勞動相比更加不穩定。

有人或許會說，我所假設的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食物價格的上漲會立即使一部分增加的資本流入農業部門。但這是很緩慢的，因為勞動價格已先於糧食價格而上漲，這會阻礙土地產品價值的上漲對農業產生有利的影響。

另一些人或許會說，該國資本的增加，會使該國有能力進口足夠的糧食來供養它所能雇用的人。象荷蘭那樣的小國，若擁有強大的海軍，內陸交通運輸發達，確實可以進口和銷售大量的食物；但是在這方面條件較差的大國，食物價格必須非常高才能使進口和銷售食物有利可圖。

也許從未出現過與我的假設完全相同的情形，但我確信，不用費很大力氣便可發現與其相類似的情形。我實際上特別認為，革命以來的英國就為我的論點提供了一非常明顯的例證。

我國的商業，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在上個世紀確實發展得很快。我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在歐洲市場上的交換價值，無疑也有很大提高。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提高的主要是勞動產品的價值而不是土地產品的價值，因而，雖然我國的財富迅速增加，但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卻增加得很慢，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國財富的不斷增加幾乎沒有或絲毫沒有改善窮苦勞動者的生活境況。我認為，他們現在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並不比過去多，卻有比革命時期多得多的窮苦勞動者在製造業中幹活兒，擁擠在不通鳳的、對身體有害的屋子裏。

普賴斯博士說，英國的人口自革命以來在不斷減少，假如我們相信他的這種說法，那麼很顯然，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在其他方面的財富增加時卻在不斷減少。因為我認為，一條一般性規律是，如果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在增加，也就是說，如果不僅資本可以雇用更多的勞動者，而且土地也可以供養更多的勞動者，那麼很快就會生養出較多的勞動者，即便發生普賴斯博士所列舉的那一場場戰爭。所以，如果某一國家的人口處於停滯狀態或減少，我們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論說，不論其製造業方面的財富有多大增長，其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沒有增加。

英國的人口自革命以來在不斷減少，這讓人很難想像，可是所有證據都證明，英國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增加得很緩慢。在這一問題引起的論戰中，普賴斯博士毫無疑問要比其對手對這一問題的瞭解更全面、更精確。僅僅根據這場論戰來判斷，我認為應該說，普賴斯博士的觀點要比霍萊特博士的觀點更接近於事實真相。事實真相也許在這兩種主張之間。我們認為，人口的增長自革命以來同財富的增長相比一直是很緩慢的。

很少有人會相信，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土地產品在不斷減少，或處於絕對靜止狀態。圈佔公有地和荒地確實有助於增加我國的食物，但有人一直深信，圈佔公有田地常常有相反的作用，以前生產大量穀物的大片土地，轉變成牧場後，雇用的人手比圈佔前減少了，養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一條公認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況下，一塊土地用於放牧所能生產出來的人類生活資料，要少於用於種植穀物所能生產出來的人類生活資料。假如能確定無疑他說，由於對上等鮮肉的需求不斷增加，從而由於其價格不斷上漲，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於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導致的人類生活資料的減少，或許已抵消了圈佔荒地和農業的一般改良所帶來的利益。

當前鮮肉價格高昂，並非是由於鮮肉稀少，以前鮮肉價格低廉並非是由於鮮肉充足，這是毋庸贅言的。價格今昔不同，是因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費用不同。不過，一百年前我國家畜的數量也許比現在多，但毫無疑問，現在本市的優質肉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過去鮮肉價格低廉時，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飼養的；除了供應某些大市場的肉外，家畜也許不等到上膘就被屠宰了。當前在一些邊遠的郡出售的小牛肉，價格很低，但與在倫敦購買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稱相同外，別無相同之處。從前，鮮肉的價格不足以補償在荒地上飼養家畜的費用，更不用說補償在可耕地上飼養家畜的費用了，現在的價格則不僅能補償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費用，而且甚至能補償在高產田地上飼養家畜的費用。不同時期屠宰的相同數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費（恕我使用這樣的表達方法）的食物數量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國經濟學家的話來說，一頭膘肥體壯的家畜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一個非生產性勞動者，所謂非生產性勞動者就是不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價值的人。相對於我國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而言，當前我國飼養家畜的方法要比過去的飼養方法更嚴重地減少食物數量。

我的意思決不是說，以前的飼養方法能夠或者應該繼續採用。鮮肉價格的提高，是農業全面進步所帶來的一個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我不能不認為，當前對優質鮮肉的需求之大，因而每年用以生產優質鮮肉的良田之多，加上當令用於娛樂的馬匹之眾，乃是致使我國的糧食數量不能與土地肥力的提高同步增加的主要原因。我認為，在這些方面改變一下習俗將會對我國的糧食數量從而對於我國的人口產生非常明顯的影響。

大量最為肥沃的土地用於放牧，農具不斷得到改進，大農場日趨增加，特別是全國各地小農的人數不斷減少，這一切都證明，現在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很可能不象革命時期那樣多。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幾乎都被吸收到製造業中了，而製造業需要更多的人手，僅僅是由於時尚變幻無常，例如過去人們喜歡絲綢，現在則喜歡鞋帶和暗扣。這些再加上行會和教區法對勞動市場的限制，經常迫使成千上萬的人靠救濟為生。其實，濟貧稅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證明，窮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並未增加。在這方面，窮人的境況與其說得到了改善還不如說惡化了，此外，現在有比過去多得多的窮人在大製造廠內幹活兒，無論在健康上還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若考慮到以上兩點，就不得不承認，近年來財富的增長絲毫無助于增加窮苦勞動者的幸福。

一國資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長，不能看作是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的增長，因而也就不可能對窮人的境況產生有別的影響。把這一論點應用於中國，這一點會看得很清楚。

亞當‧斯密博士指出，中國也許很久以前就已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質所允許的程度，如果改變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視對外貿易，中國也許會更加富裕得多。但問題是，財富的這種增長是否會使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也增長，從而有助於使中國的下層人民過較富裕的生活？

顯而易見，如果中國非常重視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則由於勞力充裕和勞動價格低廉，中國可以製造出大量產品供出口。同樣明顯的是，由於其所需的食物數額巨大，由於其領上面積大得驚人，中國無論進口多少食物，也不會使其每年的食物總量有明顯的增加。因此，中國主要會用其巨大數量的製造品來同世界各國交換奢侈品。當前在食物生產方面，中國似乎未節省任何勞動。相對於資本所能雇用的勞力來說，中國的人口過於稠密了，因而勞力非常充裕，也就無需費力節省勞動，由此而帶來的結果也許是，土地在提供所能提供的最高食物產量。節省勞動的方法雖說也許使農民能以較低的價格向市場供應一定數量的食物，但卻會減少而不是增加總產品，因而在農業中，節省勞動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應當看作是對私人有利，而不是對公眾有利。

中國若運用大量資本建立製造業來為出口生產物品，勢必要從農業中吸收大量勞力，致使上述狀態發生變化，在某種程度上減少國家的總產量。製造業對勞力需求的增加，自然會提高勞動的價格，但由於食物數量不會增加，因而食物價格會以相同的幅度上漲，而如果食物數量實際減少，食物價格上漲的幅度甚至會超過勞動價格上漲的幅度。中國的財富顯然會增加，其土地年產品和勞動年產品的交換價值會逐年提高，然而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卻將保持不變，甚或減少，因此，中國財富的增長與其說會改善窮人的生活境況，還不如說會使窮人的生活境況惡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適品的數量來說，窮人的狀況會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會有許多窮人不再從事有益於健康的農業勞動，改而在有損于健康的製造業中幹活兒。

上述論點應用於中國之所以會顯得更加清晰明瞭，是因為大家都承認，中國的財富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就任何其他國家來說，若拿兩個時期作對比，哪個時期財富的增長較快，總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而根據亞當‧斯密博士的說法，窮人的生活境況正是取決於財富的增長速度。不過顯而易見，兩個國家的年土地產品的勞動產品的交換價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國主要從事農業，另一國主要從事製造業，那麼供養勞動的基金，從而財富增長在這兩個國家所起的作用，將會是迥然不同的。在主要從事農業的國家，窮人的生活會很富裕，人口會迅速增長。在主要從事商業的國家，窮人得到的利益相對來說則少得可憐，因而人口的增長也很慢。

第十七章

什麼是一國財富的適當定義——法國經濟學家認為所有製造業者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他們這樣認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勞動雖然對國家來說不是生產性的，但對個人來說卻完全是生產性的——普賴斯博士的著什中一段值得注意的話——普賴斯博士錯誤地認為，美國的幸福狀態和人口的迅速增長主要是其特有的文明狀態造成的——拒不承認社會改良道路上的困難毫無益處。

這裏自然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土地和勞動年產量的交換價值，是不是一國財富的適當定義，或者是否應按照法國經濟學家的作法，把一國的財富更精確地定義為土地總產量的價值。確實，根據法國經濟學家的定義，財富的每一增加都會增加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從而總是有助於改善窮苦勞動者的生活境況，而根據亞當‧斯密博士的定義，財富的增加卻不一定會產生這種作用。然而，並不能由此而推論說，亞當‧斯密博士的定義是不正確的。從許多方面來說，把一國人民的衣服和住房排除在收入之外，是不合適的。與一國所需的糧食相比，許多這類東西確實是微不足道而沒有多大價值的，可是仍應當把它們看作是國家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同意亞當‧斯密的地方僅僅是：他似乎認為，一國收入或資本的每一增加都會增加供養勞動的基金，從而總是有助於改善窮人的生活境況。

富國生產的細絲、棉布、花邊和其他用於裝飾的奢侈品，會大大有助於增加該國年產品的交換價值，但對於增加社會的幸福總量卻作用很小，因而在我看來，我們估價不同種類勞動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時，應著眼於產品的實際效用。法國經濟學家認為，用於製造業的全部勞動都是非生產性的。把用於製造業的勞動同用於土地的勞動相比較，我完全傾向于同意法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但我持這種觀點的理由卻與他們列舉的理由不盡相同。他們說，用於土地的勞動之所以是生產性的，是因為土地產品在向勞動者和農場主支付全部報酬後，還能向地主支付純地租，而用於生產花邊的勞動之所以是非生產性的，是因為花邊僅僅能補償工人消費的食物和雇主墊付的資本，一點純地租也不提供。但假設花邊具有很大的價值，以致在向工人和雇主支付全部報酬後，仍能向第三者提供一種純地租；在我看來，即便如此，相對於使用在土地上的勞動而言，用於生產花邊的勞動也仍然是非生產性的。雖然根據法國經濟學家的推理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雇用來製造花邊的人似乎是生產性勞動者，然而根據他們對一國財富所下的定義，卻不應把這樣的人看作是生產性勞動者。他不會為土地總產品增添任何東西，反而消耗了一部分土地總產品，而只留下少許花邊作為回報；雖然他出售花邊換得的食物可以是他製作花邊時消費的食物的三倍，從而對於他自己來說，製作花邊的勞動是生產性很高的一種勞動，然而卻不能認為他通過這種勞動增加了國家的財富。所以，某種產品在支付了生產費用後所能提供的純地租，似乎並不是據以判斷某種勞動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唯一標淮。

設有20萬人生產製造品，這些製造品僅僅有助於滿足少數富人的虛榮心，假如現在改而雇用這20萬人開墾荒地，僅能生產出他們消費的食物的一半；那麼，即使如此，對於國家來說，他們現在也比過去是生產性更高的勞動者，儘管他們的勞動非但不能向第三者提供地租，而且生產出來的食物只能補償所消費的食物的一半。在前一種情況下，他們消費一定數量的食物而生產出一些絲綢和花邊。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們消費同樣數量的食物而生產出可養活10萬人的食物。生產出來的這兩種產品究竟哪一種真正對國家最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我認為，與其用財富養活20萬人生產絲綢和花邊，還不如養活他們來生產更多的食物。

用於土地的資本對於使用資本的個人來說也許是非生產性的，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卻是高度生產性的。與此相反，用於工商業的資本對於個人來說也許是高度生產性的，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卻可能幾乎完全是非生產性的；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我才把相對於農業勞動而言的製造業的勞動稱作非生產性勞動。的確，我們在看到工商業積聚起巨額財富和許多商人過著非常富裕的生活時，幾乎不能同意法國經濟學家的說法，按照他們的說法，製造業者只有依靠節衣縮食才能發財致富。其實，在許多行業，利潤非常大，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純地租，但由於根本沒有第三者，由於全部：利潤都集中在製造商或商人手中，因而他們似乎用不著節衣縮食就可以發財致富，所以我們就看到一些並非以節儉著稱的人通過經營工商企業發了大財。

日常經驗告訴我們，用於工商業的勞動對於個人來說是高度生產性的，但對於國家來說卻肯定不具有相同程度的生產性。食物的每一增加都有助於增進整個社會的直接利益。但得自商業的財富卻僅僅是以間接的、不確定的方式有助於增進整個社會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相反的傾向。目前國內貿易是各國最重要的商業活動。中國沒有對外貿易，卻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因而我們暫且可以撇開對外貿易而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精巧的製造業而從原有食物總量中獲取雙份食物的人，肯定不如通過自己的勞動為原有食物總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對國家有用。絲綢、花邊、裝飾物以及昂貴的傢俱等消費品，毫無疑問是社會收入的一部分，但僅僅是富人的收入，而不是整個社會的收入，所以不能認為這部分收入的增加具有和糧食增長相同的重要性，因為只有糧食才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主要收入。

按照亞當‧斯密給財富下的定義（而不是按照法國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對外貿易可以增加一國的財富。對外貿易的主要用處，以及人們一般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視對外貿易的原因，是它可以大大增加一國的對外力量，大大增加一國對其他國家勞動的支配權；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對外貿易幾乎無助于增加國內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因而幾乎無助于增進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幸福。按財富增長的自然順序來說，製造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應在農業的高度發展之後。在歐洲，事物的這一自然順序被顛倒了過來，土地的耕種依賴於製造業的過剩資本，製造業的興起並非依賴於農業資本的過剩。城市中的工業受到了較多的鼓勵，工匠的勞動由此而得到了比農業勞動要高的報酬，歐洲為什麼有那麼多土地未得到耕種，原因也許正在於此。假如整個歐洲奉行另外一種政策，歐洲的人口無疑會比現在多得多，但又不會因人口較多而陷入困境。

人口增長會造成困境，這是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在我看來，對這個問題需作詳盡而深入的討論，而這遠非是我所能做到的。但在撇開這一問題之前，不能不提及普賴斯博士在其著作中說的一段非常離奇的話。他列出了一些表格來說明城市和鄉村人壽的概率，接著便說："通過這種比較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人把大城市稱作人類的墓地，是非常符合實際情況的。同時也肯定使所有善於思考的人相信了我們在上一卷第四篇論文的末尾所說的話，即把人類的各種疾病看作是大自然的本來意圖，嚴格說來是不合適的。一般說來，人類的各種疾病無疑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假如有這樣一個國家，其居民都過著完全自然而合乎道德的生活，那麼肯定他說，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會享盡其天年，不會知道痛苦和疾病，死亡僅僅是逐漸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結果，會象睡眠那樣降臨到他們的頭上。"

我不得不說，根據普賴斯博士在其兩大卷著作中所列舉的事實，我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在閱讀普賴斯博士的著作以前，我在一段時間內便意識到，人口和食物是以不同比率增長的，因而我朦朧地感到，要使這兩者保持平衡，只有借助於某種苦難和罪惡的力量，而仔細讀了普賴斯博士的兩卷本《關於恤金賠付的意見》後，上述朦朧的意識立即變成了一種信念。他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明，人口若不受抑制會極其迅速地增長，並舉出了許許多多證據說明，大自然的一般規律會怎樣抑制人口過剩，在做了所有這一切之後，他竟寫下了我所引述的那一段活，簡直今人不可思議。他極力倡導早婚，認為這是防止人們道德敗壞的最好方法。他不象葛德文先生那樣幻想兩性間的情欲會消失，也不認為能用孔多塞先生暗示的方法逃避困境。他常常說應該給予大自然的增殖力以發揮作用的餘地。然而，儘管他有以上種種想法，儘管他不可避免地本應得出以下明顯的推論：人口若不受到抑制，會以無比快的速度增長，以致即使人類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地球也生產不出足以供養人類的食物，但是，他卻沒有得出這一推論，我吃驚的程度猶如他否定了歐幾裏得的一個最明白的命題。

普賴斯博士在談到文明的不同階段時說："最初的、純樸的文明階段，最有助於人口的增加，最有助於增進人類的幸福。"接著他以美洲殖民地為例，認為這些殖民地當時就處於最初的、最幸福的狀態，認為它們非常明顯地表明瞭不同的文明狀態對人口所產生的影響。但是，普賴斯似乎沒有意識到，美國人的幸福與其說取決於其特有的文明狀態，還不如說取決於其作為新殖民地的特有狀況，即取決於其擁有大量未耕種的肥沃土地。在挪威、丹麥、瑞典或我國的某些地區，三四百年以前的文明程度和現在美國的文明程度相同，但幸福程度和人口的增長速度卻大不相同。他引述了亨利八世頒佈的一項法令，抱怨耕地荒蕪，食物價格上漲，"大批人因此而無力養家糊口"。毫無疑問，美國較高程度的公民自由對工業和人口的增長以及人民的幸福是有促進作用的，但公民自由無論能產生多麼強大的影響，也創造不出新土地來。現在獨立了的美國人民，或許可以說要比他們受英國統治時享有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但我們卻可以毫不含糊他說，美國的人口決不會長此以往地迅速增長下去。

瞭解20年前美國下層階級人民幸福狀態的人，自然希望他們永遠處於那一狀態，而且也許認為，只要不引入製造品和奢侈品就能做到這一點，但他的這種願望就如同女人想不曬太陽不吹風就可以永葆青春那樣荒唐。管理良好的新殖民地的狀況，猶如人的青春期，任何人為的努力也不能使其長駐。誠然，無論對於動物機體來說還是對於政治機體來說，可以採用許多種處理方法來加速或延緩衰老的來臨，但是，若想發明一種方法來使它們永遠年青，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或許可以說，歐洲由於更多地鼓勵工業而歧視農業，已使自己未老先衰。改變這方面的政策也許會給每個國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活力。長子繼承法和歐洲的其他習俗，使土地具有壟斷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投資決不會給個人帶來多大利益，因而土地也就不會得到適當的耕種。儘管每一個文明國家都必然存在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但較為平均地分配財產總是會帶來永久性利益。所有者的人數愈多，勞動者的人數必然愈少，必然會有更多的社會成員處於擁有財產的幸福狀態，必然會有更少的社會成員處於僅僅擁有勞動這一種財產的不幸福狀態。但是，方向最正確的努力，雖說可以減輕匱乏的壓力，卻決不會消除匱乏的壓力。人們只要瞭解人類在地球上的真正處境，了解大自然的一般規律，就很難認為最卓越的努力會使人類處於普賴斯博士所說的那種狀態，即："絕大多數人都會盡享其天年，不知道痛苦和疾病，死亡僅僅是逐漸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結果，會象睡眠那樣降臨到他們頭上。"

毫無疑問，想到要對社會進行大規模改良必然會遇到巨大障礙，而這種障礙又是無法克服的，確實令人心灰意冷。人口的增長總是趨於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是生氣勃勃的大自然表現出來的一條一般規律。不過，儘管認識到這種困難會使那些令人欽佩地想完善人類的人感到沮喪，然而很顯然，盡力掩飾這種困難或盡力忘記這種困難，也是無濟於事的。相反，若因為事實真相今人不快，就怯懦地不敢正視現實，則會帶來最大的災禍。儘管存在上述巨大障礙，仍有大量事情需要為人類去做，激勵著我們作出堅持不懈的努力。但是，在作這種努力時，若對我們將必然遇到的困難的性質、範圍和大小沒有全面而確切的瞭解，若愚蠢地力圖達到可望不可即的目標，那我們不僅將徒勞無益地耗盡力氣，而始終離想要達到的山頂同樣遙遠，而且還會被山頂滾下的巨石碾得粉碎。

第十八章

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人類經常處於貧困的壓力之下，由此而使我們寄希望于來世--受苦受難的狀態不符合我們先知先覺的上帝的觀念--現世也許是喚醒物質，使其轉換為精神的一偉大過程--有關精神的形成的理論--肉體需要帶來的刺激---般法則帶來的刺激--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生活困苦帶來的刺激。

人類困苦不堪地生活著，經常處於貧困狀態，且幾乎毫無希望在這個世界上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人類生活的這樣一幅圖景，似乎會使人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託在來世上。與此同時，在我們前面考察的那些自然法則的作用下，人類又必然會受到各種各樣的誘惑，由此而使世界顯得象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樣，似乎是考驗孤磨練人的品格與意志的學校，以使人進入較高級的幸福狀態。但我希望人們能諒解我，我要對人類在這世界上的處境提出一種與此有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來，我的這種看法更加符合我們所觀察到的各種自然現象，更加與我們有關全能的、仁慈的、先知先覺的造物主的觀念相一致。

如果我們對人的理解力抱適當的懷疑態度，並正當地感覺到我們無法完全理解我們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如果我們懷著感激之情為照射進我們心靈的每一道光線而歡呼，而當沒有光線時認為黑暗是來自我們心靈的內部而不是外部，如果我們對造物主的最高智慧謙卑地表示敬意，認為他的"思想高於我們的思想"，"猶如天空高懸於大地之上"，那麼我希望人們不要把這看作是對人的智力的無謂濫用，試圖"證明上帝為人作出的安排是正當的"。

不過，在我們試圖以自己微薄之力"發現盡善盡美的上帝"時，我們的推理應該是由自然推論至自然的上帝，而不是由上帝推論至自然，這一點似乎是絕對必需的。一旦我們不是盡力去說明事物現在的這種樣子，而只是一味詢問為什麼某些事物不是另外一種樣子，我們的推理就會無所適從，陷入極其荒謬、極其幼稚可笑的境地，我們在瞭解神意方面的全部進展就會停止，甚至為此而作出的探究也不再是對人腦的有益訓練。我們總是單純而幼稚地想像造物主具有無窮大的力量。這一觀念太大，太叫人無法理解了，每當思考它時，人的頭腦便被弄得混亂不堪。由於帶有這種觀念，我們往往想像上帝能創造出無數生存物，其數目之多猶如整個無限的空間所能容納的點，所有生存物都不會遭受痛苦的折磨，都很完美，都具有出眾的美德與智慧，都能享受到最高級的快樂。但當我們的目光離開這種虛無縹緲的夢幻境界，轉向我們唯一能看清上帝面目的大自然這本書時，我們看到的則是綿延不絕的有感覺的生物，它們顯然產生于大量的物質微粒，在這個世界上要經歷長期的、有時是痛苦的過程，但其中許多在這一過程結束之前，肯定會具有很高的才能，擁有強大的力量，從而能處於某種較高級的狀態。既然如此，難道我們不應根據我們實際所看到的存在物糾正我們對萬能的上帝所抱的看法嗎？除了根據已被創造出來的天地萬物之外，我們又能根據什麼來品評造物主呢？倘若我們不想貶抑上帝的仁慈而吹捧上帝的力量，我們就應得出結論說，即使是偉大的造物主，儘管其力量無比巨大，也仍需要一定的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至少是我們所認為的時間），才能創造出符合其崇高目標、具有高尚精神品質的人。

如果認為人處於受磨難的境地，那似乎意味著，人在未來到這個世界以前就已存在，而這是與嬰兒期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樣子不一致的，同時又使人懷疑上帝是否有先見之明，而這是與我們有關上帝的觀念相矛盾的。所以，正如我在前面一個注釋中所暗示的，我寧願將這個世界和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看作是上帝安排的一偉大過程，其目的不是為了使人遭受磨難，而是為了創造和形成人的精神。若要喚醒死氣沈沈、渾沌無序的物質，使其成為精神，若要使地上的塵埃昇華為靈魂，若要使泥土迸發出耀眼的火花，這一過程是必不可少的。倘若這樣來看待這一問題，則可以把人在生活中得到各種印象和受到各種刺激看作是造物主的手通過一般法則在起作用，怠惰的存在物通過與上帝接觸而被喚醒，具有活力，得以享受較高級的事物。人類所犯的原罪，就是混沌的物質的麻木與腐敗，而人可以說正是從混沌的物質中誕生的。

考察精神究竟是與物質不同的實體，抑或僅僅是物質的較為精緻的表現形態，是毫無用處的。這一問題最後很可能僅僅是名詞之爭。精神無論是由物質形成的還是由任何其他實體形成的，從本質上說仍是精神。我們根據經驗知道，靈魂與肉體是非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所有跡象似乎都表明，它們是自從嬰兒期起一同成長起來的。很少有人認為，每個嬰兒都具有健全而完整的精神，只不過在人生的頭20年，身體的各個器官軟弱無力、缺少感覺，精神未能起作用。人們都傾向於認為，上帝既是肉體的創造者又是精神的創造者，肉體和精神是同時形成，同時發展的，因而如果設想上帝在不斷用物質創造精神，而人在生活中不斷得到各種印象便是創造精神的過程，如果這種設想是符合自然現象的，那也就不會與理性相悖，不會與天啟相悖。從事這樣的工作肯定是與造物主的最高屬性相稱的。

這樣來看待人類在地球上的處境，完全是有理由的，因為根據我們對精神的性質的那少許了解，通過仔細考察會發現，我們周圍的現象以及人類生活的各種事件，似乎都是特意安排來達到那一偉大目標的，特別是因為，根據這一假設，我們甚至可以運用我們自身有限的理解力來解釋生活中那許多艱難困苦與坎坷不平，愛怨天尤人的人正是為此而經常埋怨自然之神的。

精神的最初重大覺醒，似乎產生於肉體方面的需要。正是肉體方面的需要，最先刺激了嬰兒的大腦，使其進行有感覺的活動，而原初物質卻具有非常大的惰性，以致如果不通過特定刺激方式產生出同樣強有力的其他需要，那就似乎仍要有肉體需要的刺激來保持已喚起的活動不中斷。如果不是饑餓和寒冷把野蠻人從麻木狀態中喚醒，他們會永遠躺在樹下打盹。他們不得不盡力獲取食物、為自己建立棲身之所，以免受饑餓和寒冷之苦，為此而作出的努力便造就了他們身體各部分的官能，使其處於不斷的運動。狀態，而如果不必為此作出努力，他們就會陷入無精打采的懶散狀態。根據我們對人腦結構的瞭解，如果廣大人民群眾沒有肉體需要，從而不被刺激去作出努力，則我們與其說有理由認為他們會由於擁有閒暇時間而臍身于哲學家的行列，還不如說有理由認為他們會由於缺少刺激而淪為野蠻人。物產最豐富的國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見得最敏捷。需要是發明之母這句活是很有道理的。人腦進行的一些最崇高的努力，就是出於滿足肉體的需要。肉體需要常為詩人的想像力插上翅膀，使歷史學家的創作進入旺盛期，使哲學家的研究更為深刻。雖然毫無疑問，現在有許多優秀人物，其大腦已在各種知識和社會同情心的刺激下變得非常發達，即使不復存在肉體刺激，也不會重新陷於無精打采的狀態，但是，幾乎可以肯定他說，廣大人民群眾如果沒有肉體刺激，則會陷於普遍而致命的麻木不仁狀態，未來改善的萌芽便會消滅殆盡。

根據我的記憶，洛克曾說過，主要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們在生活中採取行動。我們想獲得某種快樂時，只有等到時這種快樂思考了很久，以致沒有這種快樂而感到痛苦不安時，才會採取行動以得到這種快樂。避惡趨善似乎是人類的神聖職責，而這個世界似乎是特意安排來提供機會讓人不懈地做這種努力的，正是通過這種努力，通過這種刺激，才產生了精神。如果洛克的觀點是正確的，如果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洛克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惡對於促使人類作出努力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出努力對於產生精神顯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為了維持生命而對食物產生的需要，也許要比肉體或精神的任何其他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促使人類作出努力。上帝下了這樣的命令，在人類尚未向地球表面投入大量勞動和才智以前，地球不得向人類提供食物。就人類的理解力來說，種子與產生於種子的草木之間沒有任何可以想像的聯繫。毫無疑問，造物主無需借助於我們稱之為種子的那一丁點物質，甚或無需借助於人類的勞動和照管，就能使各種植物生長，供其創造物使用。耕地、除草、收割、播種等項勞動，肯定不是幫助上帝來進行創造的，而是上帝規定的先決條件，只有滿足了這些先決條件人類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借此促使人類積極行動，按理性的要求塑造精神。

為了經常不斷地刺激人類，為了敦促人類精心耕種土地以促使上帝的神聖構想得以實現，上帝已下了這樣的命令：人口的增長將遠遠快於食物的增長。毫無疑問，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這個一般法則產生了許多局部的惡，但稍稍思考一下，我們也許會看得很清楚，這個法則產生的善遠遠超過了惡。要使人不懈地努力，似乎得有很強的刺激才行，而要給人的努力指引方向，使人類具有推理能力，上帝的所作所為必須符合一般法則。自然法則的固定不變，或者相同的原因總是會產生相同的結果，是人類推理能力的基礎，如果在正常情況下經常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或者更確切他說，如果上帝經常改變其意志（其實，我們在所見到的每片草葉上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人致使人類不能肯定其努力是否會帶來預期的結果，那麼人體各器官的功能也許很快會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痹狀態，甚至連人類的內體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類積極努力。正是由於自然法則保持不變，農民才勤奮勞作、深謀遠慮，工匠才不知疲倦地運用其技巧，醫生和解剖學家才熟練地搞研究，自然哲學家才仔細觀察和耐心考察。人類運用智力所取得的所有最偉大、最輝、煌的戌就，都仰賴于自然法則的固定不變。

所以，就連對我們的理解力來說，自然法則保持不變的理由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類的真實面目，認識到除非被需要所逼迫，人類總是惰性很大的，懶散的，厭惡勞動的（毫無疑問，按照我們幼稚的幻想來談論人類可以成為什麼樣子，是極其愚蠢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斷言，若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於生活資料的增長力，這個世界就不會有人居住了。這不斷刺激人類去耕種土地，倘若受到如此強烈的刺激，土地的耕種仍進行得很緩慢，我們就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比這輕的刺激是不會起作用的。即便經常受到這種刺激，物產豐富地區的野蠻人也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從事畜牧業或農業。假如人口和食物按相同比率增長，人類很可能永遠也不會脫離野蠻狀態。但假設一個亞歷山大、一個凱撒、一個帖木兒或一場流血革命可以把本來人口稠密的地球弄得人煙稀少，致使造物主的偉大計畫落空。而且一場瘟疫的影響可以持續幾個世紀之久，一場大地震可以使一個地區永遠荒無人煙。這種人類的惡行或自然災害是一般法則帶來的局部的惡，人口增長法則可以阻止它們妨礙造物主實現其崇高的目標。在人口增長法則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民總是會與生活資料的數量不相上下，這一法則是一種強大的刺激因素，不斷促使人類去進一步耕種土地，使土地能養潔更多的人口。但這一法則在產生上述明顯符合上帝意圖的結果時，不可能不帶來局部的惡。除非人口原理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而發生變化（這不僅與我們有關自然法則的一般經驗相抵觸，而且甚至還與人類的理性相矛盾，在人類的理性看來，要形成理智，一般法則是絕對不可少的），否則很顯然，既然人口原理在勤勞的幫助下能在短短幾年中使富饒地區人煙稠密，它必然也會使早已有人居住的國家陷於貧困。

然而，從各方面來看，人口法則所帶來的那些公認的困難，很可能會促進而不是阻礙達到上帝的一般目的。這些困難會刺激人們作出普遍的努力，有助於造成無限多樣的處境和印象，而這從整體上說是有利於精神的發展的。當然，太大的刺激或太小的刺激，太窮或太富，很可能同樣不利於精神的發展。處於中產階級的地位似乎對智力的發展最為有利，但想要全體社會成員都成為中產階級卻是違反自然的。地球上溫帶地區似乎最有利於人類發揮其精力與體力，但不可能整個地球都是溫帶。由於只有一個太陽溫暖和照耀著地球，因而在物質法則的作用下，有些地方必然永遠覆蓋著冰雪，另一些地方則必然永遠熾熱炎炎。每一塊平放的物質，必然有上面和下面，不可能所有物質微粒都在中間。對於木材商來說，櫟樹最有價值的部分既不是樹根也不是樹枝，但樹根和樹枝對於人們所需要的中間部分即樹幹的存在卻是絕對不可少的。木材商不能指望棟樹沒有樹根或樹枝而生長，但是，如果他發明了一種栽種方法，能使樹幹長得較大，樹根和樹枝長得較小，那他盡力推廣使用這一方法就沒有什麼不對。

同樣，雖然我們不能指望消除社會中的貧富現象，但是如果我們能找到一種政治制度，能借以減少兩個極端的人數，增加中產階級的人數，則我們無疑就有義務採用這種制度。不過，正象櫟樹的情況那樣，大量減少樹根和樹枝必然會減少輸往樹幹的樹液，與此相同，在社會中，減少兩極的人數超過一定限度，就必然會減弱整個中產階級生氣勃勃的活力，而這種活力正是中產階級智力最發達的原因所在。如果誰也不想在社會的階梯上往上爬，誰也不擔心會從社會的階梯上摔落下來，如果勤勞得不到獎勵，懶惰得不到懲罰，中產階級就肯定不是現在這種樣子了。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們顯然應著眼於全人類，而不是著眼於個別人。毫無疑問，現在有許多富有才智的人，而且從概率上說也應該有許多富有才智的人，因為已有那麼多的人早已由於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煥發了活力，無需再經常受狹隘動機的驅使來保持活力。但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各種有用的發現、有價值的著作以及人類作出的其他值得稱道的努力，我想我們會發現，人們作這種努力大都是出於影響許多人的狹隘動機，而不是出於影響少數人的高尚動機。

閒暇對於人類來說無疑是非常寶貴的，但就人類現在的這種樣子來說，閒暇很可能將給大多數人帶來惡而不是善。人們常常發現，弟弟往往要比哥哥更加富有才能，但卻不能認為弟弟一般說來天生就具有較高的才能。如果說實際上有什麼可以觀察到的差別的話，那也只能是不同的處境所造成的差別。對於弟弟來說，付出努力和積極活動一般是絕對不可少的，而對於哥哥來說，則可以按自己的意願行事。

生活上的困難有助於使人具有才能，這一點即使從日常經驗上看也會使人深信不疑。男人必須為養家糊口而付出努力，由此而喚醒了他們身體的一些機能，否則這些機能會永遠處於休眠狀態，而且人們常看到，每當形勢發生新的特殊變化時，總會造就出一些富有才智的人來應付新形勢帶來的困難。

第十九章

需要有人生的不幸來使人的心變軟，變得富有人情味——在社會同情心的刺激下成長起來的人，往往要比僅僅具有才能的人高一級——也許需要道德上的惡來達到道德上的完善——大自然的無窮變化以及形而上學問題的晦澀難解，使人在智力上總是受到刺激——應根據這一原理來解釋天啟中叫人不好理解的地方——聖經中所包含的那些證據，也許最適於改進人體的機能和提高人的道德水平——精神產生於刺激這一觀點，似乎可用來解釋為什麼存在著自然的惡和道德上的惡。

人生的不幸與痛苦是另一種刺激。這種刺激可產生一系列特殊的印象，這種印象對於使人的心變軟，變得富有人情味，對於喚醒社會同情心，對於產生出基督教的所有道德，對於慈善博愛之心能充分發揮作用，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事事順遂、一切如意，與其說會使人的品行高尚，不如說會使人的品行墮落。從未經歷過不幸的人，很少會感受到其同胞的痛苦與快樂，需要與希冀。這種人的心中很少會充滿溫暖的手足之情，很少會體驗到各種溫柔親切的感情，而具有這些感情要比擁有最高的才能更能使人的品格高尚。才能無疑是人的精神的一突出而重要的特徵，但卻決不能視作精神本身。有許多人雖然不具有很高的才能，但在社會同情心的刺激下，卻達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在每一社會階層，無論是最高階層還是最低階層，都有一些人充滿了仁愛之心，對上帝和人類表現出無限的熱愛，他們雖然不具有那種稱作才能的精神力量，但在人生的階梯上顯然要比許多具有才能的人處於更高的位置。傳道士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博愛、謙卑、虔誠以及所有那些被特別稱為基督教美德的品質，似乎並不一定涉及才能，然而具有這些可愛品質的靈魂，被這些真誠的同情心所喚醒而充滿活力的靈魂，似乎要比只是才智敏銳的人更加接近于天國。

最卓越的才能往往被濫用，從而才能愈大，帶來的惡也愈大。理性與天啟似乎都使我們確信，濫用才能的人將被打入地獄，不過在地球上，這樣的惡人也自有其用處，會使大部分人感到反感和厭惡。對於達到道德上的完善來說，道德上的惡很可能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如果一個人接觸的僅僅是善，則完全可以說這個人將為盲目的必然性所驅使。在這種情況下，追求善絲毫也顯示不出一個人的道德傾向。或許可以說，上帝並不要求一個人用外部行動來顯示其道德傾向，但上帝也許想預先確切地知道一個人是選擇善還是選擇惡。據此我們似乎有理由反對把人生看作是一場磨難，有理由認為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是要形成一種精神。根據這種觀點，那些看到了道德上的惡並反對和憎恨道德上的惡的人，實質上不同於只看到善的人。兩種人都是用泥土做成的，但由於從外界得到的印象不同、因而必然處於不同的狀態；即便兩種人表面上具有同樣討人喜歡的美德，我們也必須承認，前一種人閱歷較豐富，性格堅強而剛毅，後一種人則較脆弱，易於為偶然的衝動所擺佈。若要從心底裏讚美和熱愛美德，就非得存在與美德相對立的東西不可。如果朱見過道德上的惡，未體驗過由此而產生的厭惡心情，很可能不會達到外表與內心在相反情況下所能達到的那種美的境界，性格也達不到那種完善境地。一且肉體上的情欲和需要喚醒了精神，使其轉化為行動，便會產生智力上的需要。對知識的渴求和對愚昧無知狀態的不能忍受，構成了另一類重要的刺激。大自然的每一部分似乎都是特意安排來刺激大腦作出這種努力的，似乎都是特意安排來提供無窮無盡材料供人進行不懈探索的。我國的不朽詩人莎士比亞談到古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時說：

習俗也減少不了，

她那無窮的風采。

這一詩句用於描繪某一物體，可以認為是詩的誇張，但用於描繪自然，卻是準確而真實的。色彩斑斕的圖景可以賦予綺麗的大自然以勃勃生機和卓異風姿，那粗糙不乎之處以及襯托著高山的峽谷，雖然有時會使戴眼鏡的人感到不舒服，但卻有助於使整個畫面顯得勻稱、優雅與協調。

大自然的形態與作用變化無窮，除了會給人造成多彩多姿的印象，直接有助於喚醒和改進入的精神外，還會提供無限廣闊的探索與研究的領域，為改進人的精神開闢另一些有利的途徑。大自然若盡善盡美，簡單劃一，就不會有這種喚醒人心的力量了。因此，當我們沉思默想廣漠的宇宙時，當我們把繁星看作是散佈在無限空間中其他星系的太陽時，當我們想到我們所看到的那些發光並給予無數世界以生命的天體還不到其總數的1%時，當我們的頭腦不能把握無限的概念，而感到絕望和困惑，對造物主那叫人無法理解的巨大力量讚歎不已時，讓我們不要抱怨氣候並不總是那樣溫暖宜人，不要抱怨一年並不總是春光明媚，不要抱怨上帝創造的一切並不享有同樣有利的條件，不要抱怨烏雲和暴風雨有時使自然世界一片昏暗，罪惡和苦難有時使道德世界一片昏暗，不要抱怨天地萬物不同樣完美。理性和經驗似乎告訴我們，大自然的無窮變化（沒有優劣之分和瑕瑜互見，也就無所謂變化），特別有助於實現上帝創造世界的崇高目的，有助於產生盡可能多的善。

在我看來，所有形而上學問題的晦暗不明，也是特意安排來增加求知欲引起的那類刺激的。地球上的人類很可能永遠無法完全弄明白這類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類不應研究這類問題。在人類感到好奇的這些有趣問題的周圍籠罩著黑暗，可能是為了不斷刺激人類的智力活動與努力。為驅除這種黑暗所作的不懈努力，即使達不到目的，也會刺激和提高人類的思維能力。一旦人類探索和研究的物件被耗盡，人的大腦很可能也就會處於停滯狀態；但是，這樣的時期永遠不會到來，因為大自然的形態與作用變化多端，供人思考的形而上學問題層出不窮。

所羅門說："太陽底下沒有新奇之事"。這種說法並不十分正確。與之相反，倘若我們這個宇宙存在千百萬年，人類知識的總量很可能會不斷增加，不過，人的智力是否會顯著提高，卻是個疑問。不管人們認為蘇格拉底、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在所掌握的知識上多麼不如當今的哲學家，他們的智力水平卻似乎不比當今的哲學家低多少。智力產生於一小塊物質，只是在一段時間內具有活力，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只能接受一定數量的印象。誠然，這些印象可以無限變化，這些變化可以增加原胚的感受力，由此而在這個世界上產生了無限多樣的人；但是，理性與經驗兩者都使我們確信，每個人的智力水平並沒有隨著現有知識總量的增加而增加。最聰明的頭腦似乎是通過努力進行創造性的思維，通過盡力構造新概念，通過盡力發現新真理而形戌的。假如真有這麼一天，人們不能指望再作出新的發現，只能運用腦力獲取已有的知識，不再努力提出富有創見的新思想，那麼，即使那時人類知識的總量比現在多一千倍，也顯然不會再有對腦力的一種最為崇高的刺激，智力活動的最美好特徵將因此而喪失，與創造性才能有關的一切將不復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的智力都不可能高於洛克、牛頓、莎士比亞，甚至不可能高於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或荷馬。

假若從天上降下一條人們對其真實性深信不疑的啟示，把現在籠罩在形而上學問題上的迷霧一掃而光，使人能看清精神的性質與結構，看清所有物質的特性與本質，把上帝創造萬物的方式以及整個宇宙藍圖說得一清二楚，這無疑會增加人類的知識，但人類由此而獲得的知識非但不會增加人腦的活力，反而很可能會抑制人類未來的努力，折斷人類智力的翅膀。

因此，雖然聖經中有今人懷疑的地方和費解的地方，但我從未因此而認為聖經不是出自上帝之手。毫無疑問，上帝本來可以在向人類提供啟示的同時創造一系列的奇跡，使人對上帝的意圖深信不疑，一舉消除一切遲疑與爭論。但儘管我們的理性很脆弱，理解不了上帝的意圖，可仍能看出上帝有一極為明顯的理由不能向我們提供這種啟示。即便依據我們對人類理解力的那點瞭解，我們已深知，對上帝意圖的那種深信不疑，非但無助於人類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反而會麻醉人類在智力上的全部努力，使人類的美德不復存在。假如對每一個人來說，聖經上所說的永恆懲罰象夜隨日至那樣明白無誤，則這一巨大而陰鬱的觀念就會完全攫住人類的官能，無法再進行任何其他思維活動，人們的所作所為就會完全相同，善行就不再能表現出善心，善與惡便會攪在一起，雖然上帝那雙明察秋毫的眼睛可以把善與惡區別開來，但善與惡給人類造成的印象卻完全相同，因為人類只能根據外表判斷善與惡。在上天的這種安排下，很難想像人類怎麼會厭惡道德上的惡，怎麼會熱愛和崇敬上帝，怎麼會達到道德上的完善境地。

我們有關善與惡的觀念也許是不準確的，是模糊的，但我認為，如果人們僅僅因為害怕遭受巨大的懲罰或希望得到巨大報償而做某件事，那很少有人會把這種行為稱為善行。可以說，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但智慧的終點卻是熱愛上帝和崇敬道德上的善。聖經中所說的未來懲罰，似乎是有意要阻止惡人為所欲為，提醒漫不經心者要小心謹慎，但經驗一再告訴我們，聖經中的這種說法缺乏有力的證據，因而不足以左右人的意志，不足以使性本惡的人僅僅由於害怕來世遭受懲罰而過有德的生活。一般可以說，真正的信仰產生于溫厚有德的性情，而溫厚有德的性情與其說源於純粹的畏懼，還不如說源於愛。我所謂的真正的信仰，是指由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具有的全部美德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信仰。

在這個世界上，人由於自身肉體的構造和自然法則的作用，必然要受各種各樣的誘惑，因而從這口創造世間萬物的大熔爐中煉製出的容器肯定有許多是歪七扭八的。想到這些，我們怎麼也不能不認為，上帝之手創造的這些東西會被判處永遠受折磨。一旦我們接受這樣的觀念，我們有關善與正義的自然觀念就會完全被推翻，就不會再把上帝看作是大慈大悲、主持公道的主。但福音書告訴我們的有關生命與不朽的理論，卻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是正當而仁慈的，與造物主的意圖是相稱的，這種理論認為正義的結局是永生，而罪惡的報償是死亡。從創世過程中產生的那些可愛而完美的人，最終將獲得永生，而那些生來有缺陷的人，那些從精神氣質上說不適宜過較純潔、較幸福生活的人，則將死去，註定要再次和產生他們的泥土混合在一些，似乎沒有比這更符合我們理性的了。這種永恆的宣判可以看作是一種永恆的懲罰，因而無怪乎這種懲罰有時會表現為受苦受難。但在《新約全書）中，經常相互對照的，卻是生與死、拯救與毀滅，而不是幸福與苦難。假如我們認為上帝不僅將使那些天生不適宜過較純潔、較幸福的人重新陷於原始混池狀態，而且還將永遠記恨和折磨那些觸犯過他的人，那麼上帝在我們眼中的形象就會大不一樣了。

一般說來，生命是一種恩賜，與未來狀態無關，是神授之物，即使是不怕死的惡人也不願予以放棄。因此，造物主在倉造出無數個人，使其能享受無限的幸福時，雖然也給人帶來了一些痛苦，但同賜予人類的幸福相比，痛苦只不過是天平上的一粒灰塵。我們有一切理由認為，世間的罪惡只不過是那一產生精神的偉大過程的一個要素，並未超過絕對必需的限度。

形成理智顯然要有一般規律的幫助，出現一兩個例外絲毫也不會否定這一點。存在一般規律顯然不是要達到局部的目的，而是要經過許許多多世代對絕大多數人產生影響。根據我對精神形成方式的看法，神的啟示對一般自錐法則的違背，似乎是上帝在親手把新成分混入精神形成這一特殊而偉大的過程，特意給人造成一系列強有力的新印象，以淨化、提高和改善人類的精神。一旦伴隨著這些啟示的奇跡引起了人類的注意，使人類展開積極熱烈的討論，由此而無論是上帝還是由人類創造出教義，這些奇跡也就起到了應有的作用，達到了造物主的目的；所傳達的這種神意一方面自身具有內在價值，另一方面也作為道德動機而起作用，會逐漸影響和改善人類的各種宮能，而決不會阻礙人類官能的發展，更不會使其停滯不前。

認為上帝只會以其選定的方式而不會以其他方式來實現其意圖，這無疑是武斷的，但由於我們得到的有關神意的啟示總是伴隨有某些疑問和令人費解之處，由於我們的理性總是使我們最強烈地厭惡那種迫使我們無條件地、立即而全面地接受某種信仰的啟示，因而我們確實有正當理由認為，這些疑問和費解之處決不是否定聖經的神聖起源的理由，而且有理由認為，聖經中所包含的那類證據最有利於改善人類的官能，最有利於提高人類的道德水平。

這個世界向人類提供的各種印象和刺激，是上帝藉以把物質塑造成精神的手段，而產生這些印象和刺激的主要源泉，則是避惡趨善的不斷努力，這種看法似乎可以消除我們在思考人生時遇到的許多難題。而且在我看來，似乎由此也可以令人滿意他說明，為什麼存在著自然的惡和道德的惡，說明為什麼產生于人口原理的這兩種惡都不是很小。但是，雖說根據這種假設，惡決不會從這個世界上完全消除，可是很顯然，如果惡的數量不隨著人類勤奮與懶惰的程度而增減，它就不會實現造物主顯而易見的目的，也決不會強有力地刺激人們去作出努力。這種壓力在重量和分佈上的不斷變化，使人心中總是懷著壓力最終會消除的希望。

希望永遠在人的胸中湧現，

幸福的降臨永遠是在未來，而決不是現在。

世上存在著惡，不是為了使人悲觀絕望，而是為了刺激人的活動。我們不應忍受和屈服於惡，布應盡力避免惡。竭盡全力消除自己身上的惡並盡可能在自己影響所及的範圍內消除惡，不僅是每一個人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每一個人的義務。每個人愈是盡力履行這種義務，其努力的方向便愈正確，成果也愈大，每個人也就愈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從而愈全面地實現造物主的意圖。

人口原理概觀

在觀察生物界時，我們不能不對動植物的巨大繁殖力產生深刻印象。由於大自然的產物變化無窮，它們要達到的目的又各不相同，它們在這方面的能力的確幾乎是變化莫測。但是，無論它們緩慢增長還是迅速增長，只要它們以種子或以世代增長，它們的自然趨勢必定是按幾何級數增長，即以倍增的方式增長；在任何一個時期，無論它們按什麼比率增加，要是沒有其他障礙妨礙它們。必定以幾何級數增長。

小麥在其生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喪失大量種子。如果實行點播而不是以通常的方法播種，兩配克麥種就能有高達兩蒲式耳的收穫量，因此，收穫的小麥是播到地裏的麥種的四倍。《哲學學報》（1768年）刊登了一篇有關一次實驗的報導。報導說，把一棵小麥的根分出來並移植到適宜生長的土地上，結果收穫了500000多粒麥子。但是，不舉特殊的例子，也不講特殊的耕作方式，大家都知道，對產量的計算常常是根據在不同的土地上和在不同的國家裏以平常的耕作方法進行小麥生產的實際經驗作出的，還估計到所有的平常種子被毀壞情況。

洪堡已搜集到這類物品的一些估計數字，從中可以看出，在法國、德國北部、波蘭和瑞典，一般說來，1粒麥種可收穫5、6粒小麥；在法國一些肥沃的土地上1粒麥種能生產出15粒小麥；在皮卡迪和法蘭西島的沃土上每粒麥種能收穫8至10粒麥子。在匈牙利、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每粒麥種能生產出8至10粒麥子。在拉普拉塔王國，每粒麥種能生產出12粒小麥；在布宜諾賽勒斯市附近，每粒麥種能產出16粒；在墨西哥北部，每粒能產出17粒；而在墨西哥赤道地區，每粒能產出24粒。

現在假設，在任何一個國家裏，在一定時期內，使用平常的耕作方法，每粒麥種能產出6粒小麥，可以確切他說，小麥具有以幾何級數增加的能力，即每年增長5倍，可以有把握地作這樣的計算：假定從一英畝產量開始，人們能夠迅速地把肥力相同的土地準備好，而且任何麥種都不浪費掉，則其增長率將提高到14年後小麥能完全覆蓋住整個地球陸地的表面。

同樣，人們憑經驗會發現，在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地上，估計到通常的死亡率和偶然事故後，綿羊的數量平均每兩年翻一番。確切他說，綿羊具有按幾何級數自然增長的能力，其公倍數是2，期限是2年。可以有把握他說，假如能將肥力相同的土地迅速地準備好，而且任何羊只都不消耗掉，要是我們從一英畝土地所能承載的足夠數量的羊只開始，其增長率將提高到，在不到76年的時間裏整個地球陸地表面就會完全被羊只覆蓋。

即使從上述增加得非常快的食物中扣除充分供養人類所需的部分，即使人口的增長和過去一樣快，扣除的部分相對來說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食物的增長率仍會非常高，一直要等到發生了以下兩件事情的時候，這種增長才會被阻止，一是人類將缺乏自然意志來作出努力使食物的增長超過可能的消費量，一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人類會絕對沒有能力預備好相同質量的土地以使同一增長率能保持下去。

由於這兩個原因合在一起的作用，我們發現，儘管動植物具有巨大的繁殖力，然而，它們的實際增長力是極低的。顯然，僅僅由於後一個原因並且在進一步增長最終停止以前，它們的增長率必定受到非常大的阻礙：要最開化的人們作出努力使地球上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目前正在耕種的土地那樣的肥沃程度是做不到的；而且，實際達到上述目的，將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以致在早期就會使食物的自然增長受到經常而巨大的阻礙。

儘管人類在智力上高於其他一切動物，但是不能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的自然法則與人們看到的普遍存在於生物界其他部分的自然法則有本質的區別。人類的增長可能比大多數其他動物要慢，但是要養活人類，食物是同樣必不可少的；要是人類的自然增長力超過有限的土地所能長期提供食物的能力，那麼，人類的這種增長就必然經常為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所阻礙。

在維持生活的手段上，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主要特點，在於人類具有極大地增加生活資料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顯然受到缺少土地這種狀況（地球表面很大一部分是不毛之地）的限制，它還明顯地受到對已耕的土地不斷追加資本而所獲得的農產品的產量的比例卻不斷下降這種情況的限制。

然而，我們必須特別地將人類的自然增長能力同土地這種遞減的、有限的農產品的增長能力作一比較，以便弄清楚：在土地全部得到開墾和地球上住滿了人的情況下，人類的自然增長力是否絕對不會經常地為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所阻礙；要是情況果真如此，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在為了確定人類的自然增長力和人類增加農產品的能力所作的努力中，我們除了過去的經驗以外沒有其他的指南可以遵循。

我們從經驗中得知，對動植物增長的巨大抑制是空間和養料的不足；這種經驗也會指引我們去查明，在空間最充裕、養料最豐富的情況下這些動植物實際上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增長。

依照同一原理，在存在大量優質土地、生活必需品的絕大部分實際上分給社會大眾的情況下，我們當可看到人口在實際上最大的增長。

就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國家而言，美利堅合眾國--以前大不列顛在北美的殖民地--幾乎完全符合上述情況。美國不僅擁有大量優良的土地，而且，從它的分配方式和農產品的銷售市場看，那裏對勞動力的需求更加巨大、更為經常，與其他那些擁有同樣多或更多的耕地、其土地具有同樣大或更大肥力的國家相比，美國把更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分給了勞動者。

那麼，我們當可看到美國人口的自然增長力非常引人注目（無論它可能多大）；因此，看來美國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比我們所瞭解的任何國家的人口增長率都要高得多，儘管美國除了擁有充裕的優質土地和對勞動的巨大需求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特別有利於人口增長的因素。

前面已談過，所有的動物，根據人所共知的法則，必定具有按幾何級數增長的能力。那麼，人類按幾何級數增長的增長率有多大呢？

我們自然而然要把我們的目光轉向作為人口增長率最高的例證的那個國家，幸好那裏已進行過四次人口普查，這種普查每10年搞一次；儘管北美各殖民地早期的人口增長的估計數在缺少更多的確實無疑的文獻資料的情況下，對於證明一些非常重要的推論仍然具有充分的權威性，然而，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擁有這些文獻資料，又因為與這些文獻有關的那個時期已足夠長，從而使有爭議的觀點得以成立，所以，沒有必要再提早期的情況了。

遵照國會的命令，在1790年進行了一次定期人口普查（有充分理由相信這次普查基本上是準確的）。根據普查結果，美國當時的白人總數為3164148人。1800年進行的一次類似的人口普查查明，美國的白人總數已增加到4312841人。該國人口在1790年至1800年的10年間已增加了36．3%。如果按這一增長率發展下去，其（白人）人民總數會在22年又4個半月中翻一番。

據1810年進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白人總數達到5862092人，與1800年的人口數相比，人口總數在第二個10年中增加了36%。要是按這一增長率繼續下去，美國的人口會在大約22年半中翻一番。

據1820年所進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美國的白人人口為7861710人，同1810年的人口數相比，人口在第三個10年中增加了34．1%，若以這一增長率繼續下去，人口就會在23年又7個月中翻一番。

要是我們將根據這一系列10年中人口增長最慢的10年的增長率計算出來的翻一番時間同25年作一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其間存在著差別，諸如把由於移民或外國人的流入所引起的人口增長完全包括在內。

根據從大西洋兩岸都能獲得的最可靠的文獻，在1790年至1820年的30年中移居美國的人數肯定每年平均不到10000人。大西洋彼岸最大的權威西伯特博士說，從1790年至1810年每年進入美國的移民人數平均不到6000人。按照我國官方的統計資料，1812年至1821年的10年中自英格蘭、愛爾蘭和蘇格蘭向美國移民的全部人數每年平均不到7000人，儘管這個時期包括1817年和1818年這兩個獨特的年份，在這兩年中向美國移民的人數比這兩年以前及其後直到1820年的所有年份中的已知移民人數都大得多。美國官方的統計資料，能夠證實該遷入人口平均數的，充其量，也只有自1819年9月30日開始的兩年的資料，在充分考慮到從歐洲其他各國遷入美國的移民的情況下，每年遷入美國的移民人數仍然不到10000人。

然而，近來有人提出了一種估算任何國家由於遷人移民引起的人口增長量的新方法。恰當他說，當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時，將人口分成10歲以上和10歲以下兩部分。所有10歲以上的人口，不包括遷入移民在內，在人口普查前都必定已經出生。因此，酌情減去在這10年中的死亡人數，比剩餘的人數還要多的這部分必定是遷入人口造成的，假如我們有辦法準確地估算出美國的由於沒有出生人口補充而未增加的人口在10年中所受到的損失，那麼，這種估算遷入移民的方法是無可非議的，往往是很有用的。

可是很遺憾，這種方法有缺點。甚至美國每年的死亡人數都搞不清。普賴斯博士認為死亡率是1：50；巴頓先生認為死亡率為1：45；而布裏斯特德先生則在《美國和它的資源》一書中說，整個美國的年平均死亡率為1：40，最有利於健康的地區為1：56，對健康最為有害的地區為1：35。

然而，即使我們能準確地弄清年平均死亡率，我們還是難以弄清有爭議的死亡人數，因為無論按照哪一個死亡率計算，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口增長率。下面這張簡表把所觀察到的實際情況表示得明明白白。我們得益於一位非常能幹的計算專家米爾恩先生，他是《論年金和保險》這一名著的作者。它是依據以下的假設創作的，即：在任何情況下，人民總是受到與到1805年為止的5年間普遍存在于瑞典和芬蘭的相同的死亡率支配；今年的出生人數為10000人。

人口數始終不變 在100多年中正在或已經以幾何級數增加的人口數，為的是使人口每50年或25年翻一番

50年 25年

自某個時候起10年間的人口數 393848 230005 144358

現在10歲以上的人口總數 320495 195566 126176

10年開始時存活人口中在10年期間的死亡人數 73353 34439 18182

（死亡人數）每幾個人中占一個 5．3692 6．6786 7．9396

我們從上表可以看出，按同樣的死亡率，一個由於沒有新出生人口作補充、總人數不增加的人口，10年中由於死亡而損失的人數上的差別是，假定人口屬於靜止人口、50年中翻一番和25年中翻一番這三種情況時，分別為1∕5．3692，1∕6．6786和1∕7．9396。我們還可以看到，當人口在25年中翻一番時，死亡人數幾為1/8。

但是，這幾次人口普查應當能夠成為證明美國人口在某一時期持續不斷地在25年中翻一番的確鑿的證據；假設這個證據成立（在人們能夠拿出相反的證據以前我對此一直加以肯定），則很明顯，按照剛才提到的規律推斷，遷入移民的總數每年不到10000人。

1800年美國白人的總數是4312841人。要是不把新出生的人數計算在內，人口總數到1810年會減少八分之一，或者下降到只有3773736人。1810年10歲以上的人口數為3845389人；將前一人數從後一人數中減去，其差額或遷入移民總數為71653人，或每年平均7165人。1810年白人總數為5862092人，10年中減少八分之一後，其人數為5129331。1820年10歲以上人口數為5235940人。從前一人數中減去後一人數，其差額或遷人移民人數為106608人，或每年10660人。這表明，正如我們所料，1810年至1820年間的遷確移民人數大大超過1800年至1810年間的人數，但是即使在後一個10年中，甚至包括來自加拿大以及其他國家的遷入移民在內，移民總數也只每年少許超過10000人。

那麼，總而言之，要是我們承認1795年至1820年的25年間每年遷入人口的平均增長數為10000人，是大致有把握的；將這個數字運用到人口增長速度最慢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人口增長率如此之慢，以致要23年零7個月人口才能翻一番，由此，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計算出，在另外的一年又五個月中，按照同樣的增長率，擁有5862000人的人口所增加的人數將比每年流入的10000人要大得多。

然而，這種情況不會出現。1821年的《美國國家年度記事》上有一則記載表明，1819年9月30日至1820年9月30日期間有7001人抵達美國，其中只有1959名婦女，其餘5042人都是男子。這個性別比--要是它接近代表平均數值--必將極大地降低按同樣的比率由這個數字計算出來的人口增長數。

但是，我們先不考慮這些，如果我們假定在1795年至1820年這25年期間從歐洲向美國的移民人數為10000人。這個時期的絕大部分時間歐洲捲入一場大範圍的戰爭之中，很需要人口，如果我們估計到在這整個時期所有的移民以最高的增長率增加，則餘下的人口數仍然足以顯示出該人口會在不到25年的時間內翻一番。

1790年美國的白人總數為3164148人。該人口按其以往的增長率，到1795年就會增加到3694100人；假定該人口在1795年至1820年的25年內翻一番，那麼到1820年時人口總數就會達到7388200人。但是，到1820年時實際白人總數，據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達到7861710人，表明人數多出了473510人。而每年遷入移民為10000人，加上其以3%的增長率（該增長率會使人口總數在不到24年的時間內翻一番）增加的人口，其總數也只不過364592人。

但是，米爾恩先生為我們提供了美國幾次人口普查最引人注目的證據和幾乎只是由人口繁殖引起的增長率的最顯著的證據。米爾恩先生在他的《論年金和保險》一書中（讀書收有非常有價值的和令人感興趣的人口方面的資料），已注意到經常的需求壓力對瑞典勞動階級的影響，由於死亡人數愈益增加，它使沃金廷教授和尼坎德教授準確地觀察到的該國人口死亡率不能適用於情況較好的其他國家。但是，從普賴斯博士編制瑞典（死亡）表時起，人們看到死亡率在逐步下降；從1800年到1805年底沒有發生（食物）短缺和流行病，並且由於使用了疫苗，國家的健康狀況已進一步得到改善。他正確地認為，在這5年中所觀察到的死亡率可能在人民的狀況比瑞典以前的情況要好得多的那些國家中適用。他以此為根據，把瑞典上述期間的死亡率應用於一個假定由於繁殖而以幾何級數增長了100多年的人口，以達到人口每25年翻一番。假設該人口為100萬，按照假定的死亡率，他參照美國歷次人口普查的做法，將該人口分成不同的年齡，然後，將這些不同年齡的人口數同在1800年、1810年和1820年三個時期美國人口普查時各種年齡的實際統計表所分佈的同樣人數進行比較。

結果如下：

三次不同的普查在各種年齡的人口分佈彼此之間以及它們同假設的人口大體上的相似清楚地證明：

一個為數100萬的人口按下述年齡間隔的人數分佈狀況

在以下年齡之間 根據美國

假設的人口 1800年普查 1810年普查 1820年普查

0至10 337592 334556 344024 333995

10至16 145583 154898 156345 154913

16至26 186222 185046 189227 198114

26至45 213013 205289 190461 191139

45至100 117590 120211 119943 121839

0至1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6歲以下 483175 489454 500369 488908

16歲以上 516825 510546 499631 511092

首先，不同人口普查中各種年齡的人口分佈情況，必然是相當謹慎地整理出來的，因此，總的來說是正確、可靠的。

第二，假設人口中假定的死亡率基本上不能偏離普遍存在於美國的那個死亡率。

第三，美國人口的實際結構同僅僅由於繁殖而按幾何級數正常增長以致每25年翻一番的人口結構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論，（美國）人口幾乎沒有受到移民的干擾。

要是除了實際上存在的人口迅速增長的這些證據以外，我們再把考慮到的以下各種情況都加上，那就是：該人口增長率是個應用于非常廣大地域的一個平均數，其中有些地方是人所共知的不衛生地區；許多居民必定從事對健康不利的職業並且受到在其他國家普遍存在的妨礙人口增長的那些抑制；而且，在美國西部地區，那裏不存在這些對人口的抑制，儘管對遷入的移民作了最充分的估計，該地的增長率仍比一般的增長率要高得多--顯然應當肯定，美國全國人口在過去30年中的實際增長率必定大大低於人類在最有利的條件下實際增長的能力。

人類按某一個增長率實際增長的能力方面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證據，就是他們按那個增長率實際增加的狀況。同時，假如在個別國家出現的特別快的人口增長率沒有得到其他證據的證實，我們就可以把這種情況歸結為誤差或一種偶然事件，而不能據此作出重要結論。但是，目前這個例子則是另外一回事。在其他國家多次出現的人口增長率，在妨礙人口增長的巨大而又明顯的抑制的作用下，充分表明，要是排除這些抑制，可以預料會發生什麼情況。

與美國非常相似的國家是美洲新近歸屬西班牙的那些領地。這些領地確實具有土地廣大而且肥沃的優勢；但是，母國（指西班牙--譯者）政府的所有弊病都被帶到殖民地，特別是存在於封建制度下的非常不公平的地產分配制度。這些弊病，加上極大部分人口是處於社會底層、在勤勞和能力上也不如美洲人的印第安人，必然妨礙廣大而又肥沃的土地所能容許的人口的迅速增長。但是，從洪堡不久以前介紹給大家的有關新西班牙的能給人以啟示並令人感興趣的情況看來，在18世紀下半葉，那裏出生人口超過死亡人口的數量以及人口增長都是非常巨大的。以下表中所列是11個村莊的登記表上記錄的死亡人數與出生人數的比例，這些詳細數字是教區的副牧師們提供給洪堡的：

但是，洪堡認為對全部人口（死亡人數與出生人數）最合適的比例是100：170。

村名 死亡人數 出生人數

多洛莉絲 100 253

辛圭盧坎 100 234

卡利瑪亞 100 202

瓜納夏托 100 210

聖安娜 100 195

馬西爾 100 194

克雷塔羅 100 188

阿克薩普斯科 100 157

伊瓜拉 100 140

馬拉卡特貝克 100 130

帕努科 100 123

平均比例為100：183

在上述某些村子中，出生人數與總人口數的比例特別高，並且死亡人數與總人口數的比例也相當大，這證明了一種令人驚訝的看法，即熱帶氣候條件下的早婚和早逝以及每代人的死亡太快。

在克雷塔羅村，出生人數與人口數之比為1：14，而死亡人數與人口數之比為1：26。

在瓜納夏托村，包括附近的聖安娜和馬西爾礦區在內，出生人數與人口數之比為1：15，而死亡人數與人口數之比為1：29。

從能搜集到的所有資料中所得出的一般結果是：整個新西班牙王國的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17，而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30。要是人口按這些出生人數與死亡人數的比例繼續發展下去，其總數就會在27．5年中翻一番。

洪堡還進一步觀察到，他所搜集到的關於出生人數與死亡人數之比以及這兩種人數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的資料證明，只要自然法則沒有被某些非常的、干擾性的原因攪亂，新西班牙的人口就應該每19年翻一番。

然而，人們知道，這些原因實際上並不存在，因此，我們不能認為新西班牙的人口實際增長率比根據以前的計算法計算出來的增長率要高。但是，象人口在27年半中翻一番這樣的增長率是非常特殊的，儘管存在著洪堡所列舉的所有那些妨礙。該人口增長率僅次於美國的增長率，比在歐洲所能看到的增長率要高得多。

可是，歐洲的人口增長趨勢總是非常明顯，而且在幾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口實際增長有時會比所能預料的大得多，如果考慮到有一些障礙需要克服的話。

蘇斯米爾希認為，在普魯士和立陶宛，在經歷1709年和1710年的大瘟疫以後，由於登記表上所載明的出生人口超過死亡人口，其人口大約在44年中翻了一番。

俄國1763年的人口總數，據查點和計算，估計有2000萬，到1796年有3600萬。若按此增長率繼續增加，那麼不到42年該國人口就要翻一番。

愛爾蘭的人口在1695年估計有1034000人。據1821年的調查統計表，該國人口已增加到了6801827人這樣龐大的數字。這是總共125年中實際增長的一個例子，按此增長率繼續增加，該國人口大約在45年中翻一番。這是在社會勞動階級經常遭受極大苦難的壓力和頻繁、大量地向國外移民的情況下發生的。

但是，在存在巨大的積極抑制和預防性抑制的情況下，要獲得人口繁殖力的證據，我們不必離開大不列顛就能辦到。自從我們開始搞人口普查以來，對於人們認為人口已經相當多的國家來說，人口增長率已經很高了。統計表所提供的某些詳細情況明顯地有利於闡明人口原理。

據新近幾次人口普查，大不列顛的人口，1801年為10942646人，1811年為12596803人。10年中人口增長了15%以上。要是繼續按此增長率增加，該國人口在49年或50年中要增長一倍。

據1821年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大不列顛存14391631人。與1811年的人口數相比，10年中人口增加了14．25%。若按該增長率繼續下去，人口大約在52年中會增加一倍。

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最近10年中的人口增長率比頭10年的增長率要低；但是，從1811年人口普查中男性人數超過女性人數的情況（1801年和1821年的人口情況與此恰好相反，在這兩個時期女性人數都超過男性人數，特別是後一個時期）看來，在1811年加入陸軍、海軍和註冊的商船隊的大量人員中，占相當比例的人必定是外國人。由於這個原因，還因為很難瞭解到這批人中哪些是愛爾蘭人，有人建議採用只估算女性人數的方法來估算每10年人口增長的百分比；按這個計算法，在第一個時期，人口增長了14．02%，而在第二個時期增長了15．82%。按照最後一個增長率計算，（大不列顛）人口不到48年就要增長一倍。

這種計算方法的唯一缺點是沒有考慮到在戰爭期間大量男性人口死亡這一情況。在1801年女性人口超過男性人口21031人，到1821年則超過63890人，而在這兩個年份之間，由於上述原因，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少35685人。

然而，如果居民人口中陸軍和海軍的人數分佈適當，並且只拿英格蘭和威爾士來說，人們就會發現，從1801年至1811年人口增長了14．5%，從1811年至1821年增長了16．3%。按前一個增長率計算，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時間要50年多一點，而按後一個增長率，人口翻一番時間則不到46年。把這兩個時期加在一起考慮，人口翻一番時間大約是48年。但是，在大不列顛，住在城鎮裏並從事被認為有害健康的職業的人所占的比例，比大家知道的其他任何幅員相同的國家大得多。還有最好的理由可以確信，在其他幅員相同的國家，其晚婚人數或未婚人數所占的比例都不象大不列顛那樣大。在這種情況下，假如對勞動的需求和維持勞動的資金的增加持續20年的話，就會出現這樣的增長率，要是該增長率繼續保持下去，人口就會在48年中翻一番，在96年中翻兩番。要是鼓勵人們結婚，並且供養家庭的生活資料象美國那樣豐富，大不列顛人口翻一番的時間極有可能不超過25年。甚至在存在著大城鎮和工廠的情況下，要是這些抑制增長的因素得以排除，人口翻一番的時間肯定還要短。

所以，考慮到在健康狀況和發展速度方面情況千差萬別的美國廣大地區所具有的實際增長率（刊載於最好的文獻），進一步考慮到新西班牙的增長率以及在生活資料和其他條件方面同美國無法比擬的歐洲各國的增長率，並特別注意到以往20年中各種難以克服的抑制人口增長的因素（這些因素必定會引起最漫不經心的人的注意），當人口不為獲得生活資料的困難或引起早逝的其他特殊原因所抑制時，能使人口在25年內翻一番的、代表實際自然增長的、假設的人口增長率無疑就是實實在在的增長率。

因此，可以有把握他說，在沒有受到抑制的情況下，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以致每25年總數要翻一番。

要是能把在不受抑制的情況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同人類實際生活著的有根地域中可能的糧食增長率進行比較，無疑是再好沒有的；但是，對後一個增長率的估算比對前一個增長率的估算更為困難、更無把握。要是在一段不長的特定時期內的人口增長率可以較準確地確定下來，我們就必須假設，繼續同以前一樣鼓勵人們結婚，養家糊口同樣容易，道德習慣一如既往，人口死亡率也和過去相同，在人口達到10億後仍然按同樣的增長率增長如同中期和早期一樣是很可能的；但是，很明顯，在有限的空間裏食物的增長卻必定按完全不同的原理進行。前面已經說過，當擁有大量的優質土地時，食物的增長率會大大超過為適應人口最迅速增長（就人類而言，這是自然法則所容許的）所需要的數量。然而，要是社會的結構能最充分地讓土地得到開墾並讓人口得到增長的話，所有的優質土地和所有具有中等質量的土地都將很快被使用；到將來食物供應的增長終於要依賴開墾非常貧瘠的土地和對已開墾的土地進行逐步的、費力的改良時，食物的增長率肯定會非常象遞減的幾何級數，而不象遞增的幾何級數。無論如何，每年的食物增長總是呈現出持續遞減的趨勢，並且後10年的食物增長量可能少於前10年的增長量。

但是，實際上必定會出現難以捉摸的情況。對勞動的需求下降過早所引起的農產品分配不公，在早期可能會妨礙食物的增長，就象土地被進一步開墾、人口進一步增長那樣；而農業生產的改進，以及伴隨而來的對勞動和農產品的更大的需求，在後期可能會引起食物和人口的迅速增長，就象在早期土地被迅速開墾、人口大量增加那樣。然而，這些變化顯然是由各種原因造成的，這些原因不會使人們對農產品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續增長將來會使其增長力下降的總趨勢產生疑問。

在對於總趨勢有把握而對於各特定時期卻捉摸不定的情況下，為了闡明該問題，現在就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食物的產量一事作一假設（先不論假設的正確性如何），顯而易見，這樣做對瞭解土地生產用以養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資料的能力，而不是瞭解我們經歷過的不同質量的土地所能生產的生活資料的能力更為有用。

如果，從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如英格蘭、法國、義大利或德國開始，我們就必須先假定，由於該國非常重視農業，其農產品的產量能持久地在任何一個25年中按相當於目前的產量增加，這樣，其增長率無疑會高到決不可能實現的程度。最樂觀的耕作者也幾乎不可能指望在未來的200年中該國的每個農場平均能生產出其數量等於目前所能生產的8倍的糧食，更不能期望這種增長率能持續下去，以致每個農場500年後能生產出其數量20倍於目前的糧食，1000年後能生產出其數量40倍於目前的糧食。然而，這還只是一種算術級數，遠遠落後于按幾何級數增加的人口自然增長。根據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的自然增長計算，任何國家的人口在500年以後不是增長20倍，而是會增加到目前人口數的100萬倍以上。

或許有人會說，地球上有許多地方至今還是人煙稀少，只要作適當安排，其糧食的增加就會大大快幹人口更為眾多的歐洲各國所能達到的程度。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地球上某些地方無疑是能夠以在幾個時期內同人口無限制的增長相適應的速度生產出糧食。但是，把這種潛力開發出來是件最困難不過的事。要是用提高世界各地現在的居民的知識、管理水平、勤勞程度、技藝和道德水平來做到這一點，那麼怎樣開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或者怎樣推定實現上述想法的時間，都非常難說。

要是用從世界上發達地區移民的辦法來實現，顯而易見，除了通常在未開化國家建立定居點所帶來的一切困難以外，必定會發生許多戰爭和消滅當地居民的情況。光是這些就很難對付，而且它們在很長時期內有很大的破壞性，此外，人們自然總是不願遷離自己的家園，因而，人們尚未來得及通過移居外國使困難得到緩解，他們在國內就吃了許多苦頭。

但是，暫時假定這個目標能完全實現--就是說，假定地球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能充分發揮出來，而且，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比例非常有利於資本的增長和對勞動的有效需求--人口的增長（不論它是由每個國家的居民人數增加還是由農耕更先進的那些國家的移民流入引起的），就會大大加速，以致在較短的時期內，一切優質土地都被佔用，食物的可能的增長率將降到比上面假設的算術級數低得多的水平上。

假如僅僅自我國1688年革命以來已過去的一個短時期內，地球上的人口以未受到抑制的自然增長率增加，假設那時總人口僅為8億，那麼，世界上一切地方（不將沙漠、森林、岩石和湖泊除外）的人口平均會象目前英格蘭和威爾士一樣稠密。這一點只要人口加倍或者125年就能達到；而再多一兩倍人口，或者比詹姆斯一世王朝開始以來已過去的時間短一些的時間，就會產生與某些國家居民過多所造成的相同的結果，在那些國家，由於耕作的進一步發展，土地已不能生產出其數量與人口的無節制增長相適應的糧食。

因此，無論個別國家由於向國外移民能夠使人口實際緊張狀況得到怎樣的臨時的、局部的緩解，顯而易見，從總體上和主要方面考慮這個問題，向國外移民簡直可以說不能應付任何困難。無論我們把向國外移民排除在克服困難的各種辦法之外還是包括在內，無論我們指的是個別國家還是全球，設想土地將來能夠每25年增產出其數量相當於目前產量的生活必需品，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但是，要是人口沒有受到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或其他特殊原因的制約，其自然增長達到每25年總人數翻一番，要是在我們地球這樣有限的土地上目前所能達到的養活人類所必需的糧食的最大限度增長至多也只能每25年增加相當於目前的產量，那麼，很明顯，必須有一種強有力的抑制人口增長的因素經常起作用。

按照自然法則，人類沒有食物就不能生存。不論在人口未受抑制的情況下其增長率有多高，人口的實際增長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超過養活人口所必需的食物的增加。但是，按照關於有限的土地生產能力的自然法則，對土地所生產的食物來說，其在同樣長的時期內所能達到的增長，過了一個短時期後，必然會持續下降（這種情況確實是會發生的），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停滯不前，以致只能按算術級數來增加生活資料。因此，情況必然是這樣：地球上絕大部分地區人口的實際平均增長率（它服從食物增長的同一規律）的性質必定和未受抑制的情況下人口的增長率完全不同。

那麼，需要考慮的一個大問題是，這個實際上對人口經常地、必然地起作用的抑制因素起作用的方式問題。

要是任何遼闊的，人口眾多的國家的土地是在該國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那麼對人口增長的抑制所採取的方式是非常明顯而又簡單的。在人口眾多的歐洲各國，每個農場或許可以容許人口翻一番，甚至翻兩番，而不會造成貧困。但是，人口絕對不可能按同樣的增長率繼續增加，這一點極其明顯，最粗心的思想家也會注意到。當經過非幾的努力，所產的糧食已達到能養活土地目前所能供養的人口數的4倍時，在往後的25年中對糧食倍增還能抱什麼希望呢？

然而，除了在獲得足夠的生活必需品上存在著困難外，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有什麼東西能使很大一部分人不能過早結婚，或者使他們不能健康地將大群子女養大。但是，這種困難必定會發生，其結果，或者是阻止人們早婚，以防止同樣數量的一部分人出生來抑制增長率，或者是使兒童由於營養不良或營養不足而身體不健康，造成很大一部人死亡，從而抑制增長率。非常有可能發生的是，人口增長率部分地由於出生人數減少，部分地由於死亡人數增加而得到抑制。

人們可以恰當地把這些抑制中的第一種稱作對人口的預防性抑制，而把第二種抑制稱作積極抑制；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作用的絕對必要性就象人類沒有食物不能生存一樣肯定無疑和明白無誤。

當只考慮一個農場時，誰也不會大膽地斷言，該農場的農產品能長期地同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國家裏人們所看到的以每20年或30年增長一倍的增長率在不斷增加的人口保持平衡。人們確實不得不承認，假如允許作最樂觀的猜測的話，那麼可以認為，在一定時期內土地所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持續不斷地增加，然而，這樣高的農產品增長率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是使土地的生產能力始終適當地發揮作用，那麼，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在沒有新發明的情況下，農產品產量的增加會不斷下降，直到再投入一個勞動者也生產不出供他自己消耗的生活必需品為止。

在這一方面，對於單個農場來說情況是這樣，對於為現有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整個地球來說情況也必然如此。就對人口增長的各種抑制來說，當地球上的土地在居住其上的所有家庭中間平均分配時，情況是如此，當現在財產的分配不公平以及人們的職業存在著很大差別時，情況也必定如此。只是由於這個題目太大而產生的混亂和含糊不清，使人們在談到廣闊土地或全球時就否認（人口增長與生活必需品增長之間存在不平衡），而當涉及單個農場時則不得不承認。

的確可以預料，在文明的、發達的國家中，資本的積累、勞動的分工和機器的發明，都能擴大生產的領域；但是，經驗告訴我們，這些原因在製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方面的作用確實令人吃驚，但在增加糧食生產方面的成效卻不怎麼好。儘管節省勞動和改進耕作制度可以作為將農業耕作擴展到比其他能耕作的土地貧瘠得多的土地的方法，但是用這樣的方法增加的生活必需品的數量在任何時候都取代不了對人口增長的預防性抑制和積極抑制所起的作用。在文明、發達的國家中，如果每個家庭都能分到一份土地，則這些抑制不但絕對有必要，而且幾乎精確地以同一方式起作用。由人口的增長快於有限的土地所生產的生活資料的增長的自然傾向所造成的、以最簡單的社會狀態明顯地表現出來的貧困，使發達的、人口眾多的國家中的上層階級清楚地認識到他們自己難以按同樣的生活方式供養家庭，也使組成社會大多數的勞動階級感到憑他們的普通勞動掙得的實際工資不足以養活大家庭。

在任何國家中，最普通的勞動者的年收入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供求狀況決定的，過去如此，將來也總是如此。假如他們的年收入與勞動相比較，還不足以健康地供養大家庭，前面提到的三種情況中有一種必定要發生。要麼養活家庭的困難將阻止一些人結婚並使其他一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例如，從我們所瞭解的古代各國和世界較不開化的地區的情況看，戰爭和各種烈性病是對人口增長的主要抑制。頻繁的戰爭及其對人類的極為嚴重的破壞，加上有案可查的瘟疫、饑荒和致命的流行病，已對人類造成極大的消耗，以致極為巨大的人口增長力在許多情形下不足以補償損失。我們馬上可以看到鼓勵結婚的根源和為增加人口所作的努力。這些鼓勵和努力，幾乎毫無例外地不同于古代的立法和一般政策。然而，有少數人看得更遠，他們在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更好的辦法時完全清楚，在他們所能想像的最完美無缺的政府的治理下，由於人口過快增長可能產生極為嚴重的貧困和苦難。他們所提出的補救辦法堅決而又激烈，這同他們所瞭解的罪惡的嚴重性是相稱的。甚至鼓勵人們結婚的注重實際的立法者似乎也認為，源源不斷地生出來的孩子對養活他們的生活資料來說有時確實太多了；似乎還曾出現這樣的情況，即，為了應付這個困難，並用勸阻人們結婚的辦法來防止困難的發生，他們經常默許殺害嬰兒這種不人道的作法。

不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對結婚的謹慎抑制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發生作用。除普遍的道德敗壞可以作為一種最糟糕的預防性抑制發生作用這些情況以外，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生殖力都發揮了作用：偶爾有多餘的生殖力為某些激烈的原因所抑制。這些原因幾乎完全可以分成罪惡和貧困。人類總是有能力避免罪惡和很大一部分貧困。

回顧現代歐洲各國對人口增長的抑制情況，與古代和世界許多未開墾地區相比，看來積極抑制較少，而預防性抑制較多。戰爭造成的破壞無疑已經減少，因為不但總的說來發生戰爭的頻次下降，而且戰爭的創傷無論對於人類還是對於養活人類的生活資料都沒有從前那樣大的致命性。儘管在現代歐洲歷史的初期，瘟疫、饑荒和致命的流行病時常發生，然而由於社會愈益文明和進步，它們發生的頻次和死亡人數都大大減少，在有些國家它們現在已經幾乎無人知曉了。對人口增長的這種積極抑制減少，預防性抑制的作用必然隨之增加，因為積極抑制在程度上比糧食和人口的實際增長肯定要大得多。或許可以有把握他說，在現代歐洲幾乎所有比較發達的國家中，目前使人口與實際生活資料保持在相應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對結婚的謹慎抑制。

然而，我們將現代各國的情況同登記表上的資料進行比較時，仍會發現主要起作用的幾種抑制在其性質和力量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登記表最能說明問題。歐洲一些地方的情況至今尚未得到改善，仍然遭受頻繁發生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折磨。可以料想，在這些國家很難看到對結婚進行謹慎的抑制的跡象。但是，即使在情況已獲得改善的國家裏，還可能存在這樣的環境，致使大量人口死亡。人們知道，大城鎮對人類的健康不利，特別是對兒童的健康不利。低濕地帶的不衛生狀況如此嚴重，以致在某些場合，即使把大城鎮裏人口的生殖力全部釋放出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人口增長的原理也會被抵消掉。

蘇斯米爾希提供的荷蘭22個村莊的登記報表表明，那裏的死亡率（可以設想主要是由該國的自然條件不衛生引起的）高達1：22或1：23，而不是通常的1：35或1：40。結婚率不是通常的1：108或1：112左右，而是高達1：64，表明結婚頻次高得異乎尋常。由於死亡率高，人口總數幾乎呈靜止狀態，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大體相等。

另一方面，在挪威，那裏的氣候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似乎對健康特別有利，其人口死亡率只有1：48。該國對結婚的謹慎抑制作用得到比往常更大的發揮，其人口的結婚率僅為1：130。

以上所列可能被認為是極端的例子，但是，在各國的登記表中可以看到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同樣的結果。在長期對出生、死亡和結婚的人數進行登記的那些國家這種情況特別明顯。人們養成更加有益於健康的習慣以及隨之而來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減少所引起的死亡人數的逐漸減少，兼帶著結婚和出生人數所占比例的降低。蘇斯米爾希提供了在上一世紀的一個時期中結婚人數所占的比例逐漸下降的一些令人吃驚的事例。

1620年在萊比錫市，每年結婚人數與總人口數之比為1：82，而在1741至1756年之間，其比例為1：123。

1510年在奧格斯堡，結婚人數與總人口數之比為1：86，而1750年則為1：120。

1705年在但澤，該比例為1：89，而在1745年則為1：118。

1700年在馬格德堡公國，該比例為1：87，而1752至1755年期間則為1：125。

1690年在哈爾伯施塔特公國，該比例為1：88，而1756年則為1：112。

1705年在克利夫斯公國，該比例為1：83，而1755年則為1：100。

1700年在勃蘭登堡的邱馬克，該比例為176，而1755年則為1：108。

這類例子舉不勝舉。它們有助於說明，在所有的古老國家中結婚人數取決於死亡人數。大批人的死亡常常造成大批人的早婚。同樣應當肯定，除非生活資料能夠適當增加，否則大批人的早婚必定導致大批人的死亡。

每年出生人數與總人口數的比例，顯然主要取決於結婚人數所占的比例和訂婚的年齡。因此，從各種登記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口沒有大量增加的國家中。出生人數和結婚人數主要受死亡人數的影響。當人口實際上並沒有減少時，出生人數總是能夠填補死亡所造成的人口空額，並且還會增加到日益增長的國家財富和對勞動的需求所能允許的程度。在任何地方，在瘟疫、流行病和破壞性戰爭的一些間隙期間，出生人數大大超過死亡人數；但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各國死亡人數差別極大，從各種登記表可以看到，由於考慮到上述情況，出生人數都是以相同的比例變化。

因而，在荷蘭的39個村莊中，在登記時的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約為1：23，而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亦為1：23。在巴黎附近的15個村莊中，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與上述相同，甚至更大，因為死亡人數所占的比例更大，出生人數所占的比例為1：22．7，死亡人數所占的比例亦相同。在勃蘭登堡的幾個小城鎮中，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29，而出生人數所占的比例為1：24.7。在瑞典，死亡人數所占的比例為1：34．5，而出生人數所占的比例為1：28。在勃蘭登堡的1056個村莊中，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39或1：40，而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30。在挪威，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48，而出生人數與總人口數之比則為1：34。

在《人口論》評述過的所有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象瑞士那樣如此明顯地表明瞭結婚人數和出生人數在總人口數中所占的比例取決於死亡人數所占的比例這一極其重要的事實和一般人口原理。看起來，在1760至1770年期間，人們普遍認為人口在減少。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沃韋教區的牧師M.穆雷對各個教區自它們最早建立時起的登記表進行了艱苦、細緻的查閱。他對每70年為一個時期的三個不同時期內出生的人數作了比較。這三個時期是到1620年為止的第一個70年，到1690年為止的第二個70年，到1760年為止的第三個70年。通過這一比較，他發現，第二個時期的出生人數比第一個時期的出生人數要少，而第三個時期又比第二個時期少。他認為，該國人口自1550年起一直持續減少的證據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本人所作的計算清楚地表明，他所指的前兩個時期的死亡率比後一個時期的死亡率高得多；以前在登記表中發現的出生人數較多不是由於總人口較多，而是由於幾乎總是伴隨較高的死亡率而來的較高的出生率。

根據完全可以信賴的報導，在最後一個時期，人口的死亡率特別低，而從嬰兒撫養到青春期的兒童人數所占的比例特別大。在1766年，正當M.穆雷撰寫他的論文時，派德沃地方死亡人數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為1：45，出生人數所占的比例為l：36，結婚人數所占的比例為1：140。同其他一些國家相比，上述出生、死亡和結婚人數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但是，16世紀和17世紀的情況必定完全不同。M.穆雷列出了一份自1520年起歷次瘟疫在瑞士蔓延的清單。從中可以看出，這種可怕的災禍在整個第一個時期的幾個短暫的間隙中使國家荒涼，有時並把它的破壞作用擴展到第二個時期末尾的22年中。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斷言，在這些時期，平均死亡人數比現在要大得多。但是，使這個問題變為確定無疑的東西，是16世紀普遍存在於相鄰的日內瓦市的大量人口的死亡和17世紀、18世紀死亡人數逐漸減少的事實。《大英圖書館館藏》（IV，328）所發表的計算數字表明，在16世紀，半數活產嬰兒的生存概率或所能活到的年齡只有4．883歲，或者不到4歲又11個月；人口的平均壽命或每個人平均應該生存的年數為15。511歲，或者大約18歲半。在17世紀，日內瓦人口的生存概率為11．607歲，或者約為11歲又7個月；平均年齡為23．358歲，或者23歲又4個月。在18世紀，人口的生存概率增加到27．183歲，或者27歲又2個月，平均年齡增加到32歲又2個月。

從M‧穆雷談到的瘟疫流行及其逐漸消滅的情況看來，毫無疑問，這種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減少情況必定在瑞士發生過，儘管在程度上也許不那麼相同，但是，要是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不是低於1：30或1：32，並且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不是M.穆雷寫那篇論文時的那個數目，很顯然，該國的人口將會迅速減少。可是，正如人們從登記表上記載的實際出生人數中瞭解到的，情況並非如此，從前人口大量死亡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是人口出生率隨之更大幅度地上升。這種情況馬上表明，試圖憑藉出生人數和人口填補（由死亡造成的）所有缺額以及除了養活家庭的困難以外幾乎不受其他任何原因制約的強有力的傾向，來確定各國的實際人口總數或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實際人口總數，是錯誤的。

瑞士和派德沃就出生人數依賴死亡人數提供了其他十分引人注目的實例；這些事例或許更為可靠，因為它們同搜集這些資料的人的先入之見似乎是矛盾的。

關於瑞士婦女生育能力不旺盛的問題，M.穆雷說，在普魯士、勃蘭登堡、瑞典、法國、甚至在任何國家，他所查閱過的登記表表明，受洗禮人數（即出生人數）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派德沃大，後者的比例只有1：36。他補充說，根據新近在里昂努瓦所作的計算，里昂城區受洗禮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28，小城鎮所占的比例為1:25，而鄉村則為1:23或1:24。他驚歎道，在里昂努瓦和派德沃之間存在著多麼大的差別啊。在派德沃，最好的比例不超過1:26，而這種情況僅存在于婦女的生育力特別旺盛的兩個小教區，在許多教區該比例大大低於1：40。他說，在平均壽命方面存在著同樣的差別。里昂努瓦人口的平均壽命幾乎不超過25歲，派德沃的平均壽命最低則為29．5歲，而這種情況僅存在於唯一的一個低濕的、不利於健康的教區，在許多地方超過45歲。

他問道，"在兒童脫離危險的嬰兒期的人數最多，並且不管用什麼方法計算出來其平均壽命高於任何其他國家的國家，怎麼恰好就是婦女的生育力最低的國家呢？在我們所有的教區裏，平均壽命最高的教區也應該是人口增長趨勢最微弱的教區，這種情況又怎麼會發生呢？"

M.穆雷說，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要作一個假設，我也只能作這樣的假設。為了在一切地方保持人口的適當平衡，上帝已將各種事物作了這樣明智的安排，以致每一個國家的生命力應該同該國婦女的生育力成反比，難道情況不是這樣嗎？實際上，經驗已證明我的假設是正確的。萊辛是阿爾卑斯山上的一個村莊，有400人，每年只有8個多一點孩子出生。派德沃差不多有同樣多的居民，每年出生11個孩子，而里昂努瓦則每年有16個孩子出生。但是，倘若在20歲時，上述8個、11個和16個孩子數減少到同一個數目這種情況發生的話，就會出現在一個地方生命力下降而在另一個地方婦女的生育力下降。因而，最有利於健康的國家由於生育力不旺，其人口不會太多，而不利於健康的國家由於婦女的生育力特別旺盛，其人口將繼續增長。"

這些事實和所觀察到的情況充滿極其重要的教益，並且引人注目地證明了人口原理。可以認為，如此明白無誤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人口出生率的三個等級，體現著發生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人口出生率的變化。實際問題是，當這種變化普遍發生而沒有出現人口增長率的相應的差別時（這種情況幾乎普遍存在），我們是按照M.穆雷的意思假定，上天保佑使有利於健康的國家的婦女少生孩子，在那些國家，衛生習慣的養成已使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絕跡，還是憑經驗假定，有利於健康的、發達的國家裏較小的死亡人數被更普遍存在的對結婚和對人口的謹慎抑制所抵消。

借助瑞士可以特別清楚他說明這個問題，因為該國有些區的人口已處於靜止狀態。人們認為阿爾卑斯山上的人口數量已經減少。這可能屬於誤傳，但是那裏的人口數量處於靜止狀態或接近靜止狀態不是不可能的。那裏耕地面積很少，都是高山牧場，難以養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當那裏充斥牲口時，就一籌莫展了。如果既沒有往國外移民來處理多餘的人口，也沒有製造品可用以購買更多的食物，那麼，死亡人數必然會與出生人數相等。

前面提到過的阿爾卑斯山的萊辛教區就是一個例子。那裏在一段長達30年的時期裏，死亡率和出生率幾乎精確地彼此保持平衡。結果是，如果對人口增長的積極抑制非常小，預防性的抑制就必定非常大。按照M.穆雷的說法，萊辛教區人口的生存概率高達61歲。但是，顯而易見，要是沒有對結婚的相應的謹慎抑制，在該教區有關生活資料的實際情況下，要想達到這樣高的健康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該教區的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只有1：49，而16歲以下的人口數隻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由地理位置和所從事的工作造成的人們身體的極端健康，會更多地造成對人口的謹慎抑制，而不是謹慎抑制使人民的身體極端健康。然而，可以非常肯定他說，人們身體的健康和謹慎抑制必然經常起作用且互相影響，而且當環境不能提供充足的生活資料來養活增多的人口和人口沒有因向國外移民而減少時，如果不是普追存在謹慎抑制，那麼不管自然環境多麼有利於健康，也不會防止人口的大量死亡。可是，要造成這樣高的死亡率，貧困和苦難程度就必須大大高於那些不那麼有利於健康的地區。由此，我們立即會明白，為什麼在全是高山牧場的國家裏，如果無法通過向國外移民減少人口，謹慎抑制的必要性會更加強烈地引起人們的注意，因而這種抑制會在更大的程度上普遍存在。

就一般國家來說，在自然環境的衛生方面，即從最濕軟而尚能居住的沼澤地到最純淨的、有益于健康的空氣，必然存在差別。由人於們的職業的性質、愛乾淨的習慣和對防止流行病蔓延的關心的程度不同，這些差別會進一步擴大。如果任何國家在獲取生活資料方面沒有困難，衛生條件的差別就會對人口增長產生重大影響。鑒於許多國家的自然環境衛生狀況比美國好，這些國家的人口增長應該更快。但是，幾乎毫無例外，因為人口的實際增長是由獲得生活資料的相對困難程度決定，而不是由相對的人口自然增長力決定的。經驗告訴我們，除了極端的例子外，環境有利還是有害于健康對人口實際增長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是，這些情況非常有力地表明它們本身具有抑制人口增長的性質，這些抑制使人口保持在與生活資料相適應的水平上，並引起M.穆雷所舉的例子中提到的各國登記表中的那種變化。

人口增長的直接原因是出生人數超過死亡人數。人口增長率或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時間取決於出生人數超過死亡人數的部分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過剩的出生人口由以下三個原因引起，並同它們保持相稱的比例：第一，結婚人數的激增；第二，出生後能活到結婚年齡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第三，與平均預期壽命相比，這些人結婚早到什麼程度，或者與一代人由於死亡而消逝相比，這些人的壽命由於結婚和生育而縮短到什麼程度。

要使人口的增長力全部得到發揮，一切情況都必須有利。由於訂婚早，結婚後必然多育。由於結婚的趨向和出生後活到青春期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出生後活到結婚年齡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必然很大。由於國家的衛生狀況好和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高，結婚的平均年齡和死亡的平均年齡之間的間隔必定相當長。由於每一個原因都以人們已知的最大的力量發揮作用，這三個原因合在一起所起的作用或許人們從未見過，即使在美國，儘管頭兩個原因非常有力地發揮作用，平均預期壽命和隨之而來的結婚年齡和死亡年齡之間的間隔並不很大。然而，總的說來，由於每個國家都承認的出生人口過剩還遠沒有達到人口增長力全部發揮出來的水平，上述幾個原因，根據每個國家的不同情況和人們的習慣，對幾種很不相同的增長率產生影響。

一個最令人感興趣的、最有用的觀點（人們可用以研究各種登記表）是在於登記表能夠證明，在各國和各地區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結婚和對人口增長的謹慎的抑制。這種觀點並不罕見，在近幾年中它還由人們強烈地表達出來，儘管人們對以下問題的瞭解比過去多，即，對於處在他們所生活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人們不可能合情合理地期望他們在達到結婚年齡時對此進行慎重的考慮。但是，這種看法對他們很不公平。這不僅對於通常的觀察來說是明白無誤的，憑藉這種觀察我們定能看到大批人把結婚推遲到他們的情欲最旺盛的時期過去以後，而且上面這種看法的不公正還從各國的登記表中得到證實，這些登記表清楚地表明，要麼有相當多的達到結婚年齡的人永遠不結婚，要麼他們結婚比較晚，而且他們結婚後所生育的子女數比他們要是早結婚要少得多。由於對結婚的謹慎抑制可能以這兩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它可能以不同的結婚率幾乎在同樣程度上普遍存在。進一步說，在結婚率相同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不同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長率。但是，假定大多數國家婦女的自然生育力相同，人口出生率低下這種情況一般地以差強人意的正確性表明對人口增長的謹慎抑制存在的普遍程度，無論這種抑制主要是由於晚婚和結婚後不生育，還是由於很大一部分人尚未結婚就死了。

那麼，我們必須把各國不同的出生率看作判斷對結婚的謹慎抑制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的最好標準。各國人口出生率變動範圍從大約1：36到大約1：19或1：17，各教區或各地區間的差別程度還要大。

前面已提到的阿爾卑斯山區一個獨特的教區裏的人口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僅為1：49。不久前按照英格蘭和威爾士教區記錄簿所製作的統計表表明，蒙默思郡的出生率只有1：47，而佈雷肯郡則為l：53。儘管充分估計到漏報的情況，這些出生率仍表明對結婚的謹慎抑制在很大程度上普遍存在。

倘若在某一國家，所有的人都在20或21歲結婚，那麼人口的出生率很可能會超過1：19；而且在該國資源無法維持人口加速增長的情況下，要比在生活資料極大地豐富且勞動需求象美國那樣巨大的情況下，上述結論會更加確定無疑。按照後一個假設，假定人口出生率為1：19，平均預期壽命與英格蘭相同，則其結果是引起人口非常迅速的增長，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時間不是46年或48年，而是比美國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時間要短。另一方面，要是該國的資源不能養活比1821年人口普查前10年中發生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增長快得多的人口的話，其後果就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大大下降。要是出生率是1：19，而不是1：30，要是每年的死亡率增加到大約1：26．5，當時的人口的增長率就會同現在一樣高。那樣，平均預期壽命就會相應地從41歲、或者更可能地從45歲以上下降到不到26歲。由於不存在對結婚和人口增長的謹慎抑制，這種後果必定會產生。毫無疑問，在世界各地發生的相當一部分人口的夭亡都是它造成的。當將自然法則應用于作為有理性的人的人類時，這些法則並不顯示出要將青春期年齡以下的一半人口毀滅掉的傾向。這種情況只是在非常特別的情況下，或者只是當人們對這些自然法則經常向人類發出的警告充耳不聞時才會產生。

有人說，人口增長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其數量會在25年內翻一番，而且只要有足夠的空間，人類會在相當短的時間裏使地球上一切可居住的地方都佈滿人，人類所具有的這種傾向不可能成為自然法則，因為實際存在的非常不同的人口增長率必定包含著與事實和現象很難調和的過高的死亡率和生命的毀滅。但是，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的規律的獨特的長處是，儘管其增長的力量在沒有受到抑制的情況下是絕對無限的，然而，如果這種增長未能達到，那也許是受到了一種比較有節制的力量的抑制。當然，以下這種情況決不會發生，即：按幾何級數不停地生產出來的大量增加的人口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先是存活下來，然後被毀滅掉。使食物成為人類和動植物所必不可少的東西的這個自然法則，防止養活不了的過剩人口繼續存在，因此，自然法則或者阻止這種過剩人口的產生，或者以使粗心大意的觀察家都幾乎難以覺察的方式將這些多餘人口消滅在萌芽狀態。人們看到，在人口的實際增長比其他許多國家要慢的一些歐洲國家，如瑞士和挪威，死亡率相當低。因此，對人口的自然增長施加更大的抑制的必要性就會使死亡率不再提高。而且，很明顯，甚至死亡率達到足以消滅每年自然出生的過剩人口（雖然所有已婚的年輕人和全體人口都能得到供養）的程度--這種狀況可能存在並且常常在特殊情況下存在，也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大約在上一世紀中葉，斯德哥爾摩和倫敦的死亡率是1：19或1：20。死亡率達到這種程度，或許會使出生人數同死亡人數保持平衡，即使所有的人都在20歲結婚。然而，卻仍然有許多人經過選擇而遷往斯德哥爾摩和倫敦，大多數人或許沒有意識到，他們這樣做會使他們自己和子女的壽命縮短，而其他的人則認為，這些差別不值得重視，或者至少這些差別會被社會的各種優點和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所抵消。所以，在各國初各種情況下產生的實際死亡狀況中，沒有任何東西同我前面提到的那樣大的人口自然增長趨勢的假設有一點矛盾。

人們還注意到，既然實際上人口連續按任何一種幾何級數增長的情況極為罕見，並且只有在25年內人口翻一番這樣僅有的實例，因此，把研究重點放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產生過自然效果的增長趨勢上，是毫無用處的，而且是荒唐的。但是，我們實際上也可以說，我們將不是要估算小麥或綿羊的自然增長率，因為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它們的自然增長趨勢實際上從來沒有象人類的自然增長趨勢那樣長期持續地發展。把在最重要的動植物中普遍存在的自然增長的規律作為自然科學問題，甚至作為經濟問題來認識是難以理解的，但卻是可取的。按照同樣的看法，認識人類的自然增長規律必定更今人感興趣。可以千真萬確他說，我們周圍的一切實際現象--各國不同的人口增長率，有的國家增長十分緩慢或者處於靜止狀態，而另一些國家的增長十分迅速--必定是大量不正常的現象，它們同生物界其他一切動植物的類似情形完全相反，要是人類的自然增長趨勢至少不象在條件最有利的情況下發展的那樣大，而在其他一切情況下這種自然增長趨勢又受土地狀況和其他障礙等各不相同的種種困難的制約。當把這個問題應用于人類時，其在道德和政治影響方面的重要性馬上增長10倍。這些道德和政治影響必定來自對人口增長的那些抑制。這些抑制以這種那種形式存在並起作用（人類無論作出什麼努力都不可能加以防止）。現在已為人類幸福之友進行最令人感興趣的探索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

但是，作為這種探索的開端，顯然我們必須瞭解要克服的力量大到什麼程度，還要瞭解世界各國實際上需要克服的各種抑制的不同性質。為此，第一步就是要努力弄明白人口的自然規律，或者人口在鮮為人知的各種障礙的作用下的增長率。在隨後的探索中，人口的這種增長趨勢肯定不會消失。探索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們在社會上的道德水平。

如果不加以抑制，人口會增長到有限的土地不能充分供應食物的程度，這種增長趨勢的存在要求我們立即決定這樣一個問題，即，在財產法得到確認的社會裏，窮人有得到社會供養的天生的權利。因此，這個問題本身主要地演變成有關承認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各種法律的必要性這樣一個問題。通常都把最強者的權利看作是人類以及獸類的自然法則。然而，這樣一來，我們就馬上放棄了人類作為理性的人所具有的獨特的優越地位，而將自己歸屬于原野的野獸一類。可以用同樣的語言來說，耕種土地並不是人類的天性。肯定他說，不能把人類看作只是沒有理性的動物。但是，對於可預見到結果的有理性的人，自然法則命令他們耕種土地，以此作為養活個人和增加日益增長的人口所需的供應的手段。那些自然法則的命令顯然是事先已計畫好的，共目的是為促進社會總體利益並增進人類幸福。正是用同樣的方法並為達到同樣的目的，自然法則命令人們置辦財產，並命令社會絕對必須具有某種能夠保護財產的權力。自然法則用如此強烈的語言對人類說話，使人們充分感受到講話的份量，以致對有理性的人來說，似乎可以認為沒有任何東西象同一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最強者的權利那樣絕對難以容忍。一切時代的歷史都表明，如果人們認為除了建立起個人專權以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結束這種狀況，那麼人們就會寧願屈從於某個人和他的僕從的暴政、壓迫和殘酷，也不願受想要將他人勞動果實據為己有的第一個強者的擺佈。當將自然法則必然產生的這種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感情應用到有理性的人時，其結果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幾乎確鑿無疑的後果就是專制主義。

由是，人們明白無誤地認為財產權是由成文法創造出來的，然而，這種法律這樣早、這樣專橫地強加於人類，以致它雖然不能稱為自然法，但也必定被人們認為是一切成文法中最自然和最必需的一部法律。制訂這部優越的法律的根本原則顯然是促進社會總體利益，很明顯，倘若沒有這種法律，人類有可能倒退到與野獸為伍的地步。

由於財產權是由成文法產生的，制訂法律的出發點又是為了促進大眾的利益和增進人類幸福，因而該法律可以由制訂它的同一當局加以修訂，以期更完滿地實現既定目的。確實可以說，徵收供政府使用的一切國稅和由郡或教區收取的一切地方稅，都是對這種法律進行修訂的結果。但是，對財產法沒作過修訂，其目的仍然是為了增進人類幸福，不能因為承認完全供養所有可能出生的人口的權利而予以廢棄。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他說，對這種權利的承認和對財產權的承認是絕對不相容的，是不能並存的。

即使根據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向處於貧困之中的社會貧苦階級提供幫助，而不致廢棄財產法的大目標，這是根本不同的一個問題。它主要取決於社會勞動階級的感情和習慣，並且只能由經驗來決定。要是人們普遍認為接受教區的救濟是如此丟臉，以致儘量避免去領取這份救濟，並且要是當窮人看到他們不得不求助於救濟，因此很少有人或沒有人敢於結婚時，毫無疑問，真正的窮人也許會充分得到救濟而不致有經常增加乞丐比例的危險。那樣一來，就能獲得巨大好處而不致造成相應的罪惡把所得到的好處抵消掉。但是，假如依賴救濟的大量窮人存在的對領取教會救濟丟臉的感覺減少到實際上根本不顧臉面的程度，以致許多人結婚後幾乎肯定會變成乞丐，從而，他們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繼續增大，那麼可以肯定，已經得到的部分好處必定會被社會廣大民眾生活條件的普遍惡化和情況將變得更糟所大大抵消。因此，從許多場合發放的不充分的救濟品看以及從發放的方法和起抵消作用的各種原因看，儘管象英國那樣的濟貧法所起的作用和承認窮人享有受供養的權利的影響以及完全履行由於承認這種權利而引起的各種義務所造成的影響大不相同，然而，這種情況應該向每一個社會幸福之友提出最嚴重的警告，並作出符合正義與人道的努力以便進行補救。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採取什麼措施，必須承認，不論為窮人立法成功與否的前景如何，人們必須充分認識到，社會勞動階級具有這樣一種自然趨勢，即這些階級的人口趨於不斷增長，以致超過對其勞動的需求，超過充分供養他們所需的手段，並且必須充分意識到，這種增長趨勢會給勞動階級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設置最大的障礙。

對寫文章反對我在本文中所闡述的各種原理的著述家們形形色色的反對意見進行評論，大大超出了本文的範圍。那些看起來在最低程度上貌似有理的文章，我已在《人口論》新近的幾個版本，特別是第五版本和第六版本的附錄中作了答復，讀者自己可去查閱。因此，我們只對某些人以宗教為由提出的反對意見作進一步的評論。因為把對不同意見所作的答復牢記在心裏肯定十分重要，我不得不在本文末尾為我對反對意見的答復中提煉出來的一些話留一點位置。

人們一直認為，人類的增長能力超過在有限的空間裏食物最大可能的增長能力的這種趨勢是對上帝仁慈的褻瀆，並且同《聖經》的字義和精神都不相符。要是這種反對意見有充分根據，那肯定是提出了最嚴重的問題。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看來十分令人滿意，井可以將它壓縮到很小的範圍內。

首先，人口原理引起的罪惡似乎同一般的人類情欲過度的滿足或不正常的滿足引起的罪惡恰好一樣，同樣可以用道德抑制加以避免。因此，既然我們沒有理由因為存在著人類情欲引起的罪惡而斷言，這些情欲太強烈了，需要將其減弱或加以消滅，而不是對其進行調節和引導，那麼，我們也就同樣沒有理由因為存在著人口原理引起的罪惡而斷言，人口原理的力量太強了。

其次，人們幾乎普遍承認，（基督教《聖經‧新約》中的）《啟示錄》的表面文字和精神實質把我們這個世界描繪成了一種叫人接受道德磨煉和考驗的狀態。而叫人接受道德磨煉和考驗的狀態不會是純粹幸福的狀態，因為它必然包含著要克服的困難和要抵制的誘惑。在一系列自然法則中，現在誰也無法指出哪一個自然法則特別符合聖經對地球上人類狀態的這種觀點，因為同其他觀點相比，這種觀點使情況變得更為紛繁複雜，要求人們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且還以更普遍、更強烈的方式，向國家和個人展示了道德和罪惡所產生的不同結果--即適當控制情欲和應當受到遣責的縱欲所產生的不同結果。由此可見，人口原理非但不與《啟示錄》相矛盾，反而應認為人口原理為證實《啟示錄》的真實性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證據。

最後，人們會承認，在考驗狀態中，看來最符合仁慈的造物主購觀點的自然規律是這樣一些規律，這些規律一方面提供困難和誘惑，（這些正是考驗狀況的本質），同時又在今生和來世用幸福獎勵那些克服了困難和誘惑的人。而人口規律就特別符合這一點。每個人由於本能和受天啟教的鼓勵而實行德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使自己和社會避免罪惡後果的能力。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德行大大有助於實行德行的個人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並增加舒適品，並通過他們，使全社會的生活條件獲得改善並增加舒適品，由此也就完全證實了上帝通過這個偉大的規律對待人類的方式。（完）

人口生育政策的評價方法研究

(陳正)

（摘自《人口學刊》2000年第5期） 簡体連結 http://www.popinfo.gov.cn/popinfo/pop_docrkxx.nsf/v_rkbl/5BA68FE3E230318B48256B37001BA15F


政策是指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社會機構、組織等為達到其特定的目標所制定的計畫或行動綱要。當這些計畫或行動綱要涉及到人口的規模、分佈和結構 等時，我們稱之為人口政策。縱觀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可以分成兩類，即直接政策和間接政策。直接政策在其制定過程中具有明確的目標，例如，實行計劃生育， 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間接政策雖無明確的目標，但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影響了人口規模、分佈和結構等的變化，例如，國家投資重點開發某個地 區，這會引起未重點開發地區的人口向重點開發地區遷移。在人口政策中核心部分是人口生育政策，對人口政策評價的主要內容就是對人口生育政策的評價。


　　對人口生育政策的評價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它不但要涉及到人口生育政策的各環節，而且需要合理測度政策的執行情況及執行效果等方面內容。本文提出一種系統評價人口生育政策的方法。同時利用此方法對我國70年代初以來人口生育政策進行較為全面的分析評價。


一、 人口生育政策的評價方法


　　對人口生育政策的評價是指對人口生育政策所提出的目標和其所取得的成效之比較，同時也從政策存在的環境、具體政策內容和執行情況等方面分析其 達到（或未達到）既定目標的原因。我國在70年代初開始實行人口控制政策（計劃生育政策），並在1980年9月制定了到2000年將總人口數控制在12億 左右的目標。從目前情況看，1999年底全國總人口數為12.59億人，到2000年這個目標基本上可以達到。那麼是什麼原因使這一目標得以實現呢？其根 本原因在於我國人口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和人民群眾對政策的理解與貫徹執行。


　　評價人口生育政策可通過對其宏觀政策的投入評價和對其微觀生育效果的產出評價來進行。基本評價框架由圖1給出。我國的人口生育屬於人口控制政 策，其最終目的是降低生育率。評價我國的人口生育政策同樣也可用圖1給出的框架來進行，分別就政策存在環境、政策的具體內容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的情況、 最終生育水平來進行分析。


　　政府對計劃生育政策的重視與期望集中體現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具體內容上，而人民群眾對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解與支持則反映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執行情況 中。此外，國家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宣傳和對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也反映在計劃生育的執行情況中。這些構成了我國計劃生育宏觀政策投入。


　　圖1 人口生育政策評價框架圖

　　附圖{原載沒有附圖}


生育水平是人口生育政策的微觀效果的產出，它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社會經濟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不但通過對人口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執行 情況來達到，而且也能直接影響到決定生育率的諸多因素。二是人口政策的直接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人民群眾對生育政策的理解和自覺接受而達到。三是生育 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這是計劃生育工作的最直接成效，是生育率水平下降的根本保證。


二、 政策存在環境評價


　　評價一個國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首先應從其政策的存在環境出發。政策存在環境應該包括：社會文化背景、經濟發展、人口發展特徵和國家的政治制度 等。我國社會發展基本情況對其計劃生育政策的合理制定和成功執行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下面就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存在的社會文化背景、經濟發展、人口發展特 征和國家政治制度等環境進行簡要評價。

　　我國的文化同其他國家的文化差異很大，是幾千年的歷史文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相結合的產物。我國文化注重集體主義思想， 70年代以來生育的快速下降是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教育的深入開展，使廣大人民群眾都深深地懂得為國家的發展必須刻不容緩地控制人口增長速度。在 我國社會歷史上，宗教與政府一直是相對獨立的，這在客觀上使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免受宗教因素的巨大影響。男女平等是我國文化的一個嶄新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 以來，國家曾在各方面下大力氣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50年代以來婦女受教育水平、就業結構等都有了明顯的提高和改善，這些都有利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執 行。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經濟有了巨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根本改善和提高。由於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五、六十年代曾出現了二次人口生育 高峰。過高的人口增長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黨和國家及時地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政策。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上 達到了溫飽，正向小康水平邁進。人均國民收入由1965年的194元增長到1993年的2111元，人均消費水平也由1965年的125元增長到1993 年的1148元。到1999年初，國民生產總值名列世界第七位。由於經濟的發展，使國家有能力投入更多的物力、財力到計劃生育工作中。同樣由於經濟水平的 提高，從城鎮人口到農村人口開始形成了新的少生優生的生育觀念。這些對新時期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貫徹與執行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建國以來人口發展的特點影響了生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建國初期，由於社會經濟的穩步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醫療保障制度的健全與發展，人 口死亡水平大幅度下降。粗死亡率由1949年的20?下降到1969年的8?，嬰兒死亡率也從50年代初的195?下降到60年代末的81?。低死亡率的 出現,一方面加速了人口自然增長，促進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合理制定；另一方面低死亡率，特別是低嬰兒死亡率的出現有利於廣大婦女自覺接受其所期望子女數和其 實際所生育子女數相接近的生育的觀點，進而影響了廣大婦女的生育觀念，有利於計劃生育貫徹和執行。此外，在人口年齡結構中，育齡婦女的比重一直有增大趨 勢。從前四次人口普查的資料看，20到34歲的婦女占女性人口的比重從1964年至1990年一直呈上升趨勢。眾多的處於人口再生產旺盛期的婦女，對年出 生人口總數產生了巨大的壓力，這就促使國家、社會各界關心人口數量增長，重視對人口出生的控制。


　　國際人口研究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要得到成功，同樣也依賴於國家的政權形式，政府的強大程度與信譽。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多黨合作為 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是一個對外有強大的國際地位，對內有堅強的党的領導的國家。全國各族人民充分信賴黨和人民政府，積極擁護和執行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 策。這些同樣也是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制定和成功執行的保證。


三、 人口生育政策與人口生育政策執行情況評價

（一）人口生育政策評價


　　評價人口生育政策可以從三方面進行：一是政策是否有實質性內容，二是政策的可行性，三是政策的實施環境。


　　我國的人口控制政策在計劃生育工作全面展開時就有獨立的政府檔和完整的政策規定。建國以後，經過長期醞釀，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大規模的開展始 於1971年。1971年7月8日，周恩來親自部署，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商業部和燃料化學工業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1981年3月國家設 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同年11月，趙紫陽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這就是我們的人口政策"。黨的"十 二大"報告中也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在1982年通過的憲法中第一次把"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 "寫進總綱。計劃生育政策從內容上包括：生育政策，獎懲政策，技術政策三部分。生育政策是計劃生育政策的主要方面，具體要求是提倡晚婚、晚育、優生、優 育。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堅持群眾自願和思想教育為主的原則，對響應黨的號召、自願節育者，給予一定經濟上的獎勵和物質上的照顧；對於不接受教育、計畫外生育 者，予以罰款，行政降級等處理；對破壞計劃生育工作的行為，予以法律制裁。提倡綜合避孕的節育措施，通過免費供應避孕藥具，免費進行節育手術措施為計畫生 育政策的實施提供技術保證。


　　我國計劃生育是經過長期醞釀後產生的，該政策從根本目標到具體實施都同國家的社會、經濟、人口特徵等相適應，易於被人民群眾接受和執行。同 時，在計劃生育的實施過程中，結合人口發展的不同特點，具體的實施政策也在不斷調整。60年代的政策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70年代的政策 為"晚、稀、少"，以後為獨生子女政策。進入90年代以來，在計劃生育基本政策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其工作模式轉變到以服務為宗旨，以群眾為基礎，以婦女為 中心，以基層為重點，與發展相結合的生殖健康服務。此外，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時也考慮到了計劃生育與勞動力問題，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問題等。最後還需 提及，由於政府的合理性與可執行性，也得到了各少數民族和宗教界的支持和積極參與。

　　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有良好的實施環境。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和支持計劃生育工作，計劃生育已成為基本國策被內入法制的軌道。憲法、婚姻法還把實 行 計劃生育確立為公民必須履行的義務。國家為了確保計劃生育工作的具體實施，建立了一套組織嚴密、遍及全國各地的專門組織--計劃生育委員會系統。計生委組 織的成立，對具體實施與管理計劃生育工作起到了強有力的保障作用。

（二）計劃生育工作的執行情況評價


　　評價計劃生育工作可以從三方面進行：一是對計劃生育工作投入的評價，二是對計劃生育工作過程的評價（即計劃生育工作所提供的服務和服務質量的評價），三是對計劃生育工作過程的檢查、監督的評價。


　　評價對計劃生育的投入，主要是分析人力、資金和物質設備的投入數量和質量。一般可以從每個育齡婦女所能得到計劃生育服務的服務程度，基層計畫 生育組織現有的基礎設施、醫療衛生設備、計劃生育工作所必需物質設備的擁有量等方面來反映。我國對計劃生育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目前我國基層以上 的計劃生育幹部將近20萬人，在農村、縣、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和企事業單位的專兼職幹部也數以百萬人。現在基本上達到了對每位育齡婦女在婚前、婚後和妊娠 期衛生保健服務。專門從事計劃生育工作的醫療衛生機構遍及所有的城區和農村的鄉鎮，這些機構無論從人力、醫療器械和避孕藥品等方面都有足夠的保障。此外， 在城鄉還有相當數量的民營和個體醫療診所也從事計劃生育衛生保健服務工作。


　　評價計劃生育工作過程的核心是對開展計劃生育服務的數量、項目和質量的評價，高質量計劃生育服務的提供可以認為是計劃生育成功執行的最關鍵環 節。國際人口學者指出，高質量的計劃生育服務需要有六個條件組成，即多種計劃生育服務方法的選擇；向育齡婦女提供足夠的服務資訊；具備完善的技術設備；醫 務人員與育齡婦女關係融洽；幫助婦女長期接受檢查的服務方式；醫療服務網點的合理設置。我國目前的計劃生育服務工作提供結紮、上環、服藥、避孕套、避孕針 等各種現代避孕、節育方法，同時也介紹一些傳統避孕方法。在國家各部門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領導下，全國對計劃生育的宣傳和教育工作家喻戶曉，每個基層計畫 生育機構除提供計劃生育技術和物質方面的服務外，還進行宣傳工作。由於國家的重視和投入各級機構的積極落實，各基層服務機構無論從技術設備、人員素質、服 務方式和網點分佈等都能滿足廣大育齡婦女對計劃生育的要求。此外，評價計劃生育工作過程還可以用具體的量化方法來進行。例如，可利用計畫外懷孕率、計畫外 懷孕人口流產率、計畫外生育率、夫妻保護率（CYP法）、標準夫妻保護率（SCYP法）、避孕節育的夫妻保護率等的統計指標和凱菲茨模型等來進行。


　　對計劃生育工作檢查、監督是對整個計劃生育政策的宏觀投入及執行過程的全面管理與總結，評價計劃生育工作的檢查、監督情況不僅是為了檢查計畫 生育工作的執行過程，更重要的是可以從中找出問題，以提高計劃生育的服務工作。對任何工作的檢查、監督都離不開資訊服務系統，評價計劃生育工作的檢查、監 督是從計劃生育資訊系統，特別是計劃生育管理系統開始。我國對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包括對計劃生育目標、決策、組織、財務、技術、藥具、 資訊和政策的管理等多方面，建立以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為主的完整資訊服務體系。我國對計劃生育工作的檢查、監督系統包括有國家權力機關的檢查、監督；黨的 檢查、監督；計劃生育委員會系統內部的監督；司法機關的檢查和監督；人民政協的檢查和監督；群眾的檢查和監督；社會輿論的檢查與監督等七方面。完善的資訊 系統和強大的檢查、監督體系使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得以順利執行，並且取得了舉世注目的成績。


四、生育水平評價


　　對生育水平的評價實質上就是對計劃生育政策微觀效果的產出評價。全面評價生育水平包括：對計劃生育政策及執行的社會效果評價；直接生育因素效 果的評價；最終效果，即生育率的評價。其基本框架由圖二給出。這是整個人口生育政策評價過程中最為複雜的階段，通常利用計劃生育統計指標的變動程度和趨勢 來進行對比分析。


　　圖二　生育水平評價框架圖

　　附圖{原載沒有附圖}


　　社會效果是政策存大環境、人口生育政策和政策執行情況共同影響和結果。對社會效果的評價包括：人民群眾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和計劃生育知識瞭解 程度的評價；婦女生育觀念的評價。評價人民群眾對計劃生育政策和計劃生育瞭解程度可利用計劃生育知識一般普及率和節育避孕知識普及率等指標來進行。評價婦 女生育觀念可利用婦女對家庭規模的期望、婦女對子女性別的期望、婦女對子女作用的認識等方面來進行分析。在我國的初中教育中有生理衛生方面的教學內容，許 多省市把人口國情教育也納入中學教育內容之中。由於我國幾十年來初中入學率保持在70%以上，因此，大多數青年已具備了基本的生理衛生知識，這對開展計畫 生育教育十分有利。在各級計生委組織的努力工作下，我國目前已基本已達到了對全部已婚婦女計劃生育知識的教育。節育避孕知識普及率在育齡婦女中已超過 95%。婦女的生育觀念也在逐漸地發生改變。從80年代中期對我國部分省市的調查結果看，城鎮婦女期望的家庭子女數為1.7左右，農村（或城市近郊）婦女 期望的家庭子女數為2左右，這說明在計劃生育政策的貫徹與執行的影響下，婦女的期望總和生育率已經迅速下降，接近了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此外，由於社會經濟 的進一步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在我國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正在受到衝擊，在廣大婦女中逐步開始形成"少生優育"的新生育觀念。


　　直接生育因素是指直接影響婦女生育的人口學和計劃生育因素，包括：初婚年齡、生育年齡、哺乳時間、人工流產、避孕措施與避孕措施的使用分佈 等。評價直接生育因素的效果就是分析上述幾方面在實施計劃生育前及計劃生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變化情況，利用計劃生育統計指標來進行分析。例如，對初婚年齡 和生育年齡評價可用晚婚率與晚育率、平均初婚年齡、胎次間隔時間等變化來進行分析；對人工流產情況的評價可利用人工流產率、人工流產比和人流出生比等指 標；對避孕情況的評價可利用節育率、節育措施落實率、節育構成比、避孕措施損失率和絕育率等指標。在我國開展計劃生育以來的20多年裏，除避孕措施損失率 保持下降以外，上述各種指標都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初避孕率一度出現過一次高峰，這是因為1980年新婚姻法的實施使當時初婚年 齡有所下降，為達到計劃生育目標，國家採取了絞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


　生育政策的最終效果表現在對生育率水平的影響上。反映生育率水平的指標通常有總和生育率，年齡別生育率、一般生育率和出生率等。總和生育率能反 映出一個時期婦女的生育水平，評價最終生育水平時通常側重于對總和生育率的變動進行分析。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70年代初的6左右，穩步下降至90年代 的2以下，低於人口再生產替代率水平，這在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中居低水平。這說明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在短短的20多年裏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