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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婚姻資料】(轉貼)
2004/10/25 14:54 瀏覽39,953|回應177推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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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3)

海怪
Vi
蒙成真

政治掛帥 誰給台灣新經典

美國建國兩百年時,中華民國政府給美國設有我使領館的各個城市,分別送去了一尊孔子銅像以為賀禮,銅像的下面刻有「禮運大同」篇,其對「男有分,女有歸」一句的英譯為:「Men have their respective occupations and women their homes.」(男人有自己的職業,女人有自己的家庭)結果引起了女權運動者的公開抗議,於是有的城市把孔子銅像送進了倉庫。

後來台灣有人認為應將「分」作為「婚」的通假字,而解此句為「男的都能成婚,女的都能出嫁」,這樣或許就能避開麻煩。不過依筆者看這也有歧視不婚族或單身者的意思,恐怕還是免不了被批評。

又有人將此句視為互文足義,意思為「男女都有職業、男女都有歸宿」。在當時看到孔子被擺進外國的倉庫中蒙塵,許多人絞盡腦汁,為「男有分,女有歸」這句話找一個讓現代人可以接受的解釋,而且也提出了各種的可能時,並沒有出現這樣的質疑︰這些人怎麼可以這樣解經?

筆者要說的是,文本一旦被創造出來之後,它就是獨立的個體,透過一代代閱讀者的詮釋而取得它的生命。合理的詮釋被保留、繼承,不合理的詮釋被淘汰。詮釋觀點的存或留,不盡然取決於誰最貼近創作者的想法,因為創作者的條件與心念是無法完全複製的。所以每個經典詮釋者,無論是多麼偉大的大師,也一定會面臨意見相左者的質疑,因此解義的歧異雖是經典傳布時須解決的問題,但卻不是我們在注視大陸的于丹國學熱時最該思考的問題。

應該讓我們心頭一凜的是文化與教育強弱的易位。筆者的同事是一位年輕的中文所博士生,其先生是生長在大陸的人士,寒假中她到夫家過春節,結果驚訝的發現,晚飯才剛吃完,全家人便迅速收拾完畢在電視前坐定,只因于丹的「莊子心得」就要開講了,而且發現左鄰右舍皆是如此著迷於這個節目。筆者的同事於是有這樣的感慨︰自己對「莊子」的了解沒有比較少,口才也沒有比較差,但是為什麼就是沒有找到這樣忠實的聽眾?

當對岸的經典學習熱潮蔚然成形,且漸漸深入庶民階層時,我們最熱中的話題、關心的焦點,永遠都是政治的攻防。當對岸的老老少少把「論語」和「莊子」作為流行的符號時,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卻苦苦的在為文言白話的比例、中國史台灣史的分合多寡,而爭吵不休。當「中國」與「中華」已成為邪惡的詞彙時,我們的年輕人又何必在意孔子與老子有什麼差別?當西方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中國有孔子、莊子時,這些愛台灣已愛成「專家」的人啊,能不能請快點提供可以填補我們精神空虛的新經典呢?

距離現在已超過三十年的文革,是對傳統文化的大規模毀滅,時至今日,對岸的中壯學者仍要被懷疑程度不夠。而像我們這樣子的絕食、自閉,慢慢的一刀刀割,把文化與政治攪在一起然後全部倒掉,不用幾年,對於「復興傳統文化要交給誰」這個問題,我們還問得出口嗎?

【2007/05/02 聯合報】



(向推薦的前五位朋友致歉,原主題文搬家至討論區)


本文於 2007/05/02 14:14 修改第 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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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青少年兒童福利資源 合計不到百分之六
2005/03/29 09:15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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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兒童福利資源 合計不到百分之六

記者梁欣怡/報導

佔全台人口近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及兒童所分配到福利資源合計未超過百分之六,最新版「行政院組織法」草案又計畫將青年輔導委員會、內政部兒童局整併,數個民間團體表達強烈不滿,要求政府重新考量,投資「台灣之子」,讓兒童、青少年福利解套!

青年節前夕,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集結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基督徒救世會、花蓮善牧中心、靖娟兒童安全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共同召開記者會,對「行政院組織法」草案表達關切與不滿。

台少盟理事長紀惠容表示,青少年福利需求和兒童福利需求不同,都需要有專責單位照顧,如果未來組織萎縮,預算更讓人不敢期待。民間團體主張,行政院組織再造後,在衛生及社會安全部下分設兒童福利與發展司、青少年福利與發展司,並由專業人士出任政務委員。

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表示,青輔會及兒童局被整併後,所有青少年、兒童事務將可能被納入衛生及社會安全部之下的社會及家庭服務司,將福利需求差異甚大的青少年及兒童與家庭政策綁在一起,讓一個「司」處理五分之一台灣人口事務,「究竟是組織精簡?還是便宜行事?」

事實上,從兒童福利法、少年福利法合併通過後,青少年福利預算遭到排擠的現象益發明顯,台少盟擔心,如今政府要將相關工作置入龐雜的家庭政策大傘底下,無疑將使青少年福利重蹈服務被切割、預算被排擠、政策沒有延續性的命運。

青輔會才剛通過「青少年政策白皮書」,其中最引以為傲的是「投資」青少年的政策精神,但葉大華質疑,青輔會遭裁撤後,勢必影響目前已漸入軌道的青少年志願服務、公共參與、活化 NGO 組織、就業生涯規畫等工作推展。

另外,依據兒少福利法規定,中央應設置兒童及少年局推動相關福利事項,如今「兒童局」即將消失在草案中,更遑論「少年局」的現身,台少盟痛批此舉無異是違法在先、大開倒車。

【2005/03/29 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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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和孩子 站在 同一邊
2005/03/26 19:41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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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麗雲 圖/簡漢平

我曾聽過一個醫生家庭的故事,那是當事人敘述的:他說父親是個老師,對孩子期望極高,要求每個孩子都當醫生。從小如果沒考滿分,父親就生氣地抓住孩子猛力撞向牆壁。大哥被責罰時,弟弟一旁看了內心直發抖,非常恐懼害怕。為了避免被罰,兄弟拚命努力,每一個都考上醫學院。

我想這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父母期待兒女有一個美好的未來,這是人之常情。但是父母往往以自己的價值觀,加之於兒女身上,只是孩子的能力,若不足以達到父母高遠的理想,那將是怎樣的悲劇?當父母不夠嚴厲、強悍,或孩子比大人更頑強時,父母居於劣勢,難以執行自己的意志,恐怕只能氣憤、沮喪,無可奈何了。

親子之間,如果要以傷害彼此情意的方式,才能達到望子成龍的目的,那我寧可不要。我不要孩子遵照我的要求,也不要和他對立,我要站到他那邊去。孩子有他的人生,對於他的未來,家長怎能有什麼立場?我不認為自己的想法一定對,怎能加於孩子身上?我可以對自己有期望,何必把期望放在他的身上?

我只希望他找到自己想要的,過快樂的人生。我站在他那邊去,了解他的想法?他要的是什麼?他想過什麼樣的生活?他們很樂意讓我理解,甚至聽聽我的看法,但是我把決定的權力交給他。例如國中時候他想選擇直升附中,只因為孩子「想輕鬆過日子,環境熟悉,而且我也喜歡這裡。」父母、老師常受不了孩子的日子太輕鬆、太快樂,我以此為戒。

後來他又說要放棄直升,參加校外分發。問我的意見。我說:「出去闖闖,見見世面也好。我最怕人們沒有什麼本事,卻又傲高自大。」於是他去了建中。我早已知道他志在二類組科系,高二居然選三類組,忍不住問他:「你搞什麼?多讀一科生物,多累啊!難道你是要留退路啊?」

「三類組同學程度整齊,競爭力更強,可以鞭策我。」他說。去年女兒考完第一次基測,可以直升附中。我問她:「你要等到八月再考第二次嗎?」「不。我選擇直升,我想出去玩了。」當然她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兒子看漫畫、看課外書,也打電動,更喜歡電影,都很有節制。一本他認為好看的漫畫、課外書、一部好電影,他會借我看,不只借,還強力推薦。

我盡力去看,看看他喜歡什麼趣味?若漫畫實在無趣,我也會消遣他:「品味真低啊。」漫畫有什麼好看?電動有什麼好玩?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青少年喜歡這些?不只是消磨時間、浪費眼力,其中有樂趣在。升國三的暑假,他覺得在家做老師發的測驗卷,很煩,很沒有意義,不想寫。「那就不要寫,何必強迫自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呢。」

我說。孩子升上高中,功課負擔加重,我只數說他們的辛苦,體貼他們的勞累,提醒讀書五十分鐘要休息,十一點前要上床,沒讀完,明天太陽還會升起,還有機會,成績好壞就別那麼在意。我願意站在孩子那邊去,讓他的生命可以自由自在的開發。我對人性深具信心。

本文於 2005/06/13 16:41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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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遼寧殺人魔 涉奪四五命 姦十女
2005/03/25 23:30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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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殺人魔 涉奪四五命 姦十女

聯合早報網(2005-03-24)

(聯合早報網訊)轟動中國的特大搶劫、殺人、強姦案昨天在沈陽中級人民法院開審,被告王強殺死四十五人、強姦十起。他的律師稱,王強成為「殺人惡魔」,主要是家庭原因。

綜合中國媒體報道,自二○○○年起,遼寧省沈陽市南北運河內頻頻發生惡性殺人、強姦案。二○○○年五月九日,警方發現一對青年男女被人殺死在瀋河區南運河東岸。二人都是被刺破心臟而死,女子被強姦。

二○○○年九月十九日,有人發現一男一女死在北運河西岸。兩人都是左胸部和左頸部中刀,兩被害人的衣服被翻動過,女子被強姦。由于運河殺人、強姦案頻發,遼寧省公安廳將此案定為「三號公案」,二○○三年,嫌犯王強落網。據檢方指控,王強自一九九五年以來殺人、強姦、搶劫,共計卅四起,殺死四十五人、強姦十人,搶得財物三萬余元人民幣。

他的律師稱,王強父母都是農民。他只上過兩年小學,只認識自己的名字和几個簡單的字。八歲時,父母離婚。六歲的弟弟跟母親,王強則跟父親。離婚沒多久,王強的父親就因賭博和人爭執,將人打成重傷,被判十一年有期徒刑,王強投靠爺爺奶奶。爺爺奶奶不喜歡王強,后來只好回到母親身邊,隨母親改嫁到繼父家后,王強等于過著沒人管的「放養」式生活。

一個人跑到瀋陽,整天在外面混,餓了就向別人要,晚上睡火車站。還學當小偷,后來和結交的豬朋狗友開始搶劫。一九九五年一月,王強一夥在沈陽市勞動公園搶劫五名中學生,其中一名中學生反抗,王強掏出隨身攜帶的刀子,猛刺過去。從此之后,王強便不斷殺人做案。

本文於 2005/06/13 16:43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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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小朋友 百分之七九幸福喔 百分之廿四為胖煩
2005/03/10 11:03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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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 百分之七九幸福喔 百分之廿四為胖煩



小朋友有個溫暖的家,還要有朋友,有感覺好的事,不要過胖,就會覺得自己幸福。
本報資料照片/記者楊迪文攝影

【記者朱若蘭/台北報導】

小朋友覺得自己幸福嗎?一項調查顯示,有七成九受訪的孩童「覺得自己現在幸福」,改變連續四年下降趨勢,稍稍略有提升。若以地區畫分,中部地區小朋友「最感幸福」,幸福指數已連續四年居首。

調查也發現,有兩成四受訪的國小高年級生,對身體肥胖感到不舒服或很不舒服,若以全國六十三萬國小高年級學童推算,約十五萬多學童擔心肥胖問題。

講義雜誌「小朋友幸福大調查」今年進入第五年,去年底在全國四十一所國小針對五、六年級學童抽樣,發出兩千兩百一十二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兩千零一十九份,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抽樣誤差為正負三個百分點。

調查發現,小朋友覺得自己現在幸福原因依序為:有溫暖的家、友情、父母帶出去玩及不愁吃穿。不幸福主因依序是:被責罵、課業問題、沒有愛。

儘管統計結果,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幸福指數止跌回升,但專家提醒,不能忽略幸福背後的潛在隱憂。國策顧問柴松林表示,過去四年小朋友幸福指數下降,和連年經濟不景氣有關,景氣開始好轉,連帶稍稍提升幸福指數。

台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主治醫師蔡文哲分析說,整體幸福指數雖上升,但其他數據卻下降,例如,小朋友覺得父母幸福的比率,近三年每年都下降,父母不幸福,小孩會幸福嗎?探究小朋友不幸福的原因,「沒有愛」比率為百分之十一點六,數字比往年都高。

此外,小朋友覺得未來幾年會比現在幸福的比率為百分之四十一,比去年大幅下滑了十四個百分點。

小朋友覺得父母不幸福主因包括:父母忙碌、被孩子氣、父母離異分居,以及父母常吵架、打人。

至於小朋友不幸福的宣洩管道,包括打娃娃、丟東西、看電視、聽音樂、唱歌、出去玩、告訴朋友、老師或哭。小朋友最希望大人傾聽「他們內心的感受」。有七成受訪孩童碰到困難,第一個會找的人是父母或朋友,求助老師的比率僅佔百分之八。

調查顯示,有感覺好的事、喜歡的人、快樂,以及擁有溫暖的家、家人朋友的關心與幫忙,對小朋友來說就是幸福。

【2005/03/10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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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美國父母溺愛子女 廿六歲才算成年
2005/01/08 05:49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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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訊

華爾街日報六日報導,美國家庭過於溺愛孩子已形成危機。許多父母為孩子寫申請大學論文,孩子上大學後還遙控協助他們作功課。數百萬廿多歲的年輕人搬回家與父母同住,等他們進入工作場所,還期望上司像母親一樣呵護他們。

這類「延長青少年期」跡象,絕非放手讓他們自理就可以解決。美國人的家庭關係已因離婚、生活費高漲、鑰匙兒童、晚婚和延後生育而改變。因此,有些年輕人可能確實特別嬌生慣養,不過父母正努力尋求適當的平衡。

十八歲和廿一歲已不再是進入成年人的關卡。愈來愈多年輕人大學畢業後自動放長假,做「心靈探索」,或是拖延不肯展開「成年」生活。

調查發現,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廿六歲左右才進入成年期。因此,許多父母不知道應該在何時如何放手,導致孩子到了卅多歲、甚至四十歲還過於倚賴父母。

許多父母都想知道確實的法則,懷疑自己是不是對孩子太嚴格或是太寬容。年輕人也在掙扎,一方面覺得應該自立,一方面又捨不得離開父母的懷抱。

年輕人搬回家住,讓許多父母與成年子女得以建立密切關係,兩代都蒙其利。不過,太多父母成為成年子女的生活方式補助來源、救火隊和雜務幫佣。專家針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指引:

悆讓孩子處理自己的事情。來自壓力強大的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以前受到更周密保護。他們大小事情都由父母處理慣了,稍不如意和遭到拒絕經常無法應付。因此,必須讓孩子學習開發生活技能。

悆讓他們腳踏實地。當今年輕人經常期望得到父母到了中年才享有的生活方式,過度爭取權益而飽受挫折。

悆自我遏制。離婚父母有時會以物質補償成年子女,或歡迎他們回家同住,結果斲傷孩子成長。新科技也改變家庭關係。手機和電郵讓人可以隨時保持連繫,可是如果成年子女動不動就打電話求救,就應該知道適可而止。

【2005/01/07 世界日報】

本文於 2005/07/30 11:45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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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亞洲人不快樂 文化差異的錯?
2004/12/12 10:56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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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不快樂 文化差異的錯?

編譯田思怡/報導

亞洲華爾街日報十日報導,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亞洲人是最不快樂的一群,在所謂「快樂評比」中,亞洲國家排名落後,只有新加坡擠進全球最快樂廿五國之列。

問題是亞洲人真的不快樂,或只是以訛傳訛?亞洲各文化對快樂的感受和世界其他地區有何不同?為何亞洲國家快樂排名落後?

上月公布的世界價值觀調查對八十二國人民進行快樂和生活滿意度調查,結果前廿五名幾乎都是西歐、南美和北美國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落到四十二名,中共和南韓分居四十八和四十九,台灣卅二,印尼殿後,比俄羅斯和前蘇聯共和國還不快樂。

這項調查引起大辯論,科學家和哲學家集思廣益,試圖找出東方集體主義和西方個人主義的差異,他們提出以下問題:什麼是快樂?不同國家和文化對快樂感受有別嗎?

研究人員說,這些問題的答案有益身心健康、國際間的相互了解和公共政策。

對亞洲人較不快樂的解釋分成兩派,一派認為工業化的西方社會比較個人主義,亞洲社會還陷在過去集體主義的「文化落差」中。亞洲開發中國家仍認為群體比個人重要。鹿特丹社會學家韋浩文說:「亞洲的生產模式已經改變,但文化未變。」

另一派認為,亞洲人對快樂的基本看法不同。亞洲人認為快樂可以拉近現實和理想世界的差距,西方人認為快樂是個人當下的感覺。漢城一位社會學教授說:「在西方,每個人多少有點必須快樂的潛在心理壓力。東方文化比較宿命,天堂才有快樂,你不快樂不是你的錯。」

比較各種文化觀點是了解快樂客觀意義的重要途徑。現代研究歸納快樂人的特點不外建立人際關係、包容別人、樂觀積極投入社會和工作。研究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學者發現,強調入世的儒家思想最接近現代人對快樂的看法。佛家認為,眾生的生命生存就是痛苦,最不符合現代人對快樂的定義。

【2004/12/12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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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我對東西方文化的看法 / 季羨林
2004/11/29 05:58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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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網棧 > 政黨政治 > 【日本做了什麼】網棧 > 文章
blackjack 2004/11/26 21:50

我對東西方文化的看法/季羨林

我對東西方文化的看法

季羨林(北京大學前副校長)

首先,我想衷心感謝這次大會的主辦方給我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上發表自己看法的機會。我這個望百老人,雖然不能與會聆聽大家的高見,也要遙祝大會取得圓滿的成功。

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世紀末」中。上一個「世紀末」,19世紀的「世紀末」,在西方文學藝術等意識形態領域中出現過許多怪異現象,甚至有了「世紀末病」這樣的名詞,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當前這一個「世紀末」怎樣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變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也不平靜。文化或文明的辯論或爭論就很突出。許多不同的意見,如懸河洩水,滔滔不絕,五光十色,紛然雜陳。這樣就形成了所謂「文化熱」。

在這一股難以抗禦的「文化熱」中,我以孤陋寡聞的「野孤」之身,雖無意隨喜,卻實已被捲入其中。在許多會議上,在許多文章中,我多次談到我對文化,特別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聯繫,以及東方文化在未來的新世紀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佔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這裡,我想把這些看法簡要地加以闡述。

我認為,在過去若干千年的人類歷史上,民族和國家,不論大小久暫,幾乎都在廣義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些貢獻大小不同,性質不同,內容不同,影響不同,深淺不同,長短不同;但其為貢獻則一也。人類的文化寶庫是眾多的民族或國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個文縐縐的術語,就是「文化多元主義」。主張世界上只有一個民族創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話,為我們所不能取。

文化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文化一旦產生,立即向外擴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文化交流」。文化決不獨佔山頭,進行割據,從而稱王稱霸,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世襲珍藏,把自己孤立起來。文化是「天下為公」的。不管膚色,不擇遠近,傳播擴散。人類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隨時進步,對大自然,對社會,對自己內心認識得越來越深入細緻,為自己謀的福利越來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雖然千差萬殊,各有各的特點:但卻又能形成體系。特別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組成了一個體系。據我個人的分法,紛紜複雜的文化,根據其共同之點,共可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一直到今天歐美的文化體系。再擴而大之,全人類文化又可以分為兩大文化體系: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人類並沒有創造出第三個大文化體系。

東西兩大文化體系有其共同點,也有不同之處。既然同為文化,當然有其共同點,茲不具論。其不同之處則亦頗顯著。其最基本的差異的根源,我認為就在於思維方式之不同。東方主綜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細推究,這種差異在各有所表現,不論是在人文社會科學中,還是在理工學科中。我這個觀點曾招致不少的爭論。

有人也許認為,我和我們這種對文化和東西文化差異的看法,是當代或近代的產物。我自己過去就有過這種看法。實則不然。法國伊朗學者阿里·瑪扎海裡所著《絲綢之路》這一部巨著中有許多關於中國古代發明創造的論述,大多數為我們所不知。我在這裡只引幾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論述中國文化和希臘文化的話:
由扎希茲轉載的一種薩珊王朝(226—Ca.640年)的說法是:「希臘人除了理論之外從未創造過任何東西。他們未傳授過任何藝術。中國人則相反。他們確實傳授了所有的工藝,但他們確實沒有任何科學理論。」(329頁)

繼薩珊王朝之後,費爾多西、賽利比和比魯尼等人都把絲綢織物、鋼、砂漿、泥漿的發現一古腦兒地歸於耶摩和耶摩賽德。但我們對於絲織物和鋼刀的中國起源論堅信不疑。對於諸如泥漿——水泥等其餘問題,它們有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於中國。我們這樣一來就可以理解安息——薩珊——阿拉伯——土庫曼語中一句話的重大意義:「希臘人只有一隻眼睛,唯有中國人才有兩隻眼睛。」約薩法·巴爾巴羅於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聽到過這樣的說法。他同時還聽說過這樣一句學問深奧的表達形式:「希臘人僅懂得理論,唯有中國人才擁有技術。」(頁376)

關於一隻眼睛和兩隻眼睛的說法,我還要補充一點:其他人同樣也介紹了另外一種說法,它無疑是起源於摩尼教:
「除了以他們的兩隻眼睛觀察一切的中國人和僅以一隻眼睛觀察的希臘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頁 329)

我之所以這樣不厭其煩地引這許多話,決不是因為外國人誇中國人有兩隻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興趣的是,在這樣漫長的時間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區就有了這樣的說法。我們今天不能不佩服他們觀察的細緻與深刻,一下子就說到點子上。除了說中國沒有理論我不能同意之外,別的意見我是完全同意的。在當時的世界上,確實只有中國和希臘有顯著、突出、輝煌的文化。

但是這也還不是令我最感興趣的問題。我最濃烈的興奮點在於,波斯和阿拉伯傳說都證明:東西文化之分的說法,古已有之,於今為烈而已。其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文化的東西二分法,我並非始作俑者,古代的「老外」已先我言之矣。令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認為東西方思維方式是東西文化的基礎。而波斯和阿拉伯古代的說法,完全證實了我的看法。分析出理論,綜合出技術,難道不是這樣子嗎?

時至今日,古希臘連那一隻眼睛也早已閉上,歐洲國家繼承並發揚了古希臘輝煌的文化,使歐洲文化光照寰宇。工業革命以後,技術也跟了上來,普天之下,莫非歐風。歐美人昏昏然陶醉於自己的勝利之中,以「天之驕子」自命,好像有了兩三隻眼睛。但他們完全忘記了歷史,忽視了當前的危機。而中國呢,則在長時期內,由於內因和外因的緣故,似乎把兩隻眼睛都已閉上。古代燦爛文化不絕如縷。初則驕橫自大,如清初諸帝那樣。繼則震於西方的船堅炮利,同樣昏昏然拜倒在西方的什麼裙下,一直到了今天,微有甦醒之意,正在奮發圖強中。

從上面談到的歷史事實中,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東西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本來是兩句老生常談,是老百姓的話,並不是我的發明創造。我竊以為這兩句話只說明了一個事實。中國古代哲學講變易,佛家講無常,連辯證法也講事物時時都在變化中。大自然、人類社會和人類內心,無不證明這兩句話的正確。《三國演義》開宗明義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說的不也就是這個淺顯的道理?

可是東西方都有人昧於這個淺顯的道理。特別是在西方,頗有人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覺得自己的輝煌文化會萬歲千秋地輝煌下去的。中國追隨者也大有人在。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文化也像世間的萬事萬物一樣,不會永駐的,也是有一個誕生、發展、成長、衰竭、消逝的過程的。

但是,中國有一句俗話:是非自在人心。人是能夠辯是非,明事理的。以自己的文化自傲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西方這種人簡直如鳳毛麟角。一戰爆發,驚醒了某些有識之士。事實上在一戰爆發前,就有人有了預感。德國學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爾(Oswald Spengler)在1911年就預感到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後來大戰果然爆發。從1917年起,斯賓格爾就開始寫《西方的沒落》。書一出版,立即洛陽紙貴。他的基本想法是:文化都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青春;二,生長;三,成熟;四,衰敗。儘管他的推論方法,收集資料,還難免有主觀唯心的色彩。但是,他畢竟有這一份勇氣,有這一份睿智,敢預言當時如日中天的,他認為在世界歷史上八個文化中唯一還有活力的文化也會「沒落」。我們不能不對他表示敬意。美中不足的是,他還沒有認識到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交流關係。(參閱齊世榮等譯《西方的沒落》上下冊,商務印書館,1995年)

在西方,繼斯賓格爾而起的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mold J.Toynbee,1889—1975年)。他自稱是受到了前者的影響。二人同樣反對「歐洲中心主義」,是他們有先見卓識之處。湯因比繼承了斯賓格爾的意見,認為文化——他稱之為「文明」——都有生長一直到滅亡的過程。他把人類歷史上的文明分為21種,有時又分為廿六種。這些意見都表述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中(1934—1961年),共十二卷。他比斯賓格爾高明之處,是引入東方文化的討論。到了70年代,他同日本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對話時,更進一步加以發揮,寄希望於東方文化。(參閱《展望二十一世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我並不認為,斯賓格爾和湯因比——繼他們之後歐美一些國家還有一批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贊成他們的意見,我在這裡不具引——等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確。但在舉世昏昏,特別是歐美人昏昏的情況下,唯獨他們閃耀出一點靈光,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們的看法從大體上來看,我認為是正確的。如果借用上面提到的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說法,我就想說:希臘人及其後代的那一隻眼睛,閉上了一陣,現在又要睜開了。

對西方的文化,魯迅先生曾主張「拿來主義」。這個主義至今也沒有過時。過去我們拿來,今天我們仍然拿來,只要拿得不過頭,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併拿來,就是好事,就會對我們有利。但是,根據我上面講的情況,我覺得,今天,在拿來主義的同時,我們應該提倡「送去主義」,而且應該定為重點。為了全體人類的福利,為了全體人類的未來,我們有義務要送去的,但我們決不會把糟粕和垃圾送給西方。《詩經·大雅》說:「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西方文化給人類帶來了一些好處。我們中國人,我們東方人,是懂得感恩圖報的民族。我們決不會白吃白拿。

那麼,報些什麼東西呢?送去些什麼東西呢?送去的一定是我們東方文化中的精華。送去要有針對性,針對的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個西方文化產生的「危機」。光說「危機」,過於抽像。具體地說,應該說是「弊端」。近幾百年以來,西方文化產生的弊端頗多,舉其大者,如環境污染、大氣污染、臭氧層破壞、生態平衡破壞、物種滅絕、人口爆炸、新疾病叢生、淡水資源匱乏,等等。此等弊端,如不糾正,則人類前途岌岌可危。弊端產生的根源,與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維方式有緊密聯繫。西方對為人類提供生存所需的大自然分析不息,窮追不息,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號。「天何言哉!」然而「天」——大自然卻是能懲罰的,懲罰的結果就產生了上述諸種弊端。

拯救之方,我認為是有的,這就是「改弦更張」、「改惡向善」,而這一點只有東方文化能做到。東方文化的基本思維方式是綜合,表現在哲學上就是「天人合一」。宋代張載的《西銘》是一篇表現「天人合一」思想最精闢的文章:「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下略)」韓國、日本、印度的哲學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總之,東方文化主張人與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敵人,不能講什麼「征服」。只有在瞭解大自然,熱愛大自然的條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類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這樣,人類的前途才有保障。

我們要送給西方的就是這種我們文化中的精華。這就是我們「送去主義」的重要內容。

倘若稍稍留意,人們就會發現,現在世界各國,不管出於什麼動機,也不管是根據什麼哲學,注意到上述弊端而又力求改變的人越來越多了。至於驚呼人口爆炸的文章,慨歎新疾病產生的議論,讓人警惕環境污染、臭氧層破壞、生態平衡的破壞、淡水資源的匱乏等等的號召,幾乎天天可見。人類變得聰明起來了,人類前途不是漆黑一片了。我想,世界各國每一個有心人,無不為之歡欣鼓舞。

我在上面刺刺不休說了那麼多話,畫龍點睛,不出一點:我曾在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說過一篇短話,題目叫做「只有東方文化能夠拯救人類」。我在上面說的千言萬語,其核心就是這一句短短的話。至於已經來到我們門前的21世紀究竟會是什麼樣子?西方文化究竟如何演變?東方文化究竟能起什麼具體的不是空洞的作用?人類的前途究竟何去何從?所有這一切問題都有待於歷史發展的進程來加以證明。

我們既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反對民族歧視。但我們也並不張揚「東方中心主義」。如果說到或者想到,在廿一世紀東方文化將首領風騷的話,那也是出於我們對歷史發展的觀察與預見,並不是出於什麼「主義」。我們虔誠希望,在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中,中國的兩隻眼睛都能睜開,而且睜得大大的,明亮而睿智。西方的一隻眼睛能變成兩隻,也同樣睜開,而且睜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世界上各個民族也都有了兩隻眼睛,都要睜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我們共同學習,努力互相瞭解。我們堅決相信,只要能做到這一步,人類會越來越能互相瞭解,世界和平越來越成為可能,人類的日子會越來越好過,不管還需要多麼長的時間,人類有朝一日總會共同進入太平盛世,共同進入大同之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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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中西文化比較概論 / 辜正坤
2004/11/07 23:20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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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比較概論

http://campus.cer.net 中國教育在線 2004-09-2910:10  

辜正坤 女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今天這個講座,我想應該是普及性的,因此我想把關于中西文化比較最關鍵的地方,做一個粗線條的介紹,讓大家對中西文化的比較有一個大致的看法。

  要講中西文化,首先就得講講關于文化的定義。那什么是文化呢?關于文化的概念,有人統計過,至少不下于180多种。今天不可能去一一探討它們。根据我的理解,我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跟別人使用的有所不同。我認為,文化可以分為廣義的文化和狹義的文化,我今天要用的這個文化在定義上主要是廣義的文化,我給它下定義是:人和環境互動而產生的精神、物質成果的總和。這個總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觀、知識、技術成果,以及一切經過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別具人文特色的物質對象。這樣一來,文化就是一個包羅万象的東西。請大家順著我的思路來理解文化的概念,那么就容易明白我是如何來作中西文化的宏觀比較的。

  第二點,講到文化我還要談談文化是受哪些因素驅動的,有沒有一些因素,導致文化的總的方向受到制約呢?當然有的。有各式各樣的因素,這些因素构成一個因素系統。從純理論上看,這些因素可能是無窮的,但是我們可以從無窮的因素中壓縮提取出一些主要的因素。我把它們概括成九大因素。這九大因素分為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哲理的四組因素,也就是1)生態、環境橫向決定律;2)語言、文字縱向誘導暗示律;3)科技、工具、媒介橫向催變律;4)物欲原動力律;5)情欲原動力律;6)權欲原動力律;7)審美遞增、遞減律;8)陰陽二級對立轉化律;9)万物五相(行)選擇律。一共有這么九大因素。它們會導致文化在不同的層面上發展。我今天不可能把每一個方面每一個因素都進行闡述,我只能側重其中的一點,或者兩點,以之作為一個匯通點,把其它的層面連貫起來講。比方說我可以從地理環境入手來展開這個話題,然后再把它橫向的拉開,引入其他層面。

  其次,我還要提出一個万物自協調理論觀點。万物都是具有自協調、自組織特性的。万事万物只要被賦予一個簡單的力以后,不管把它放在哪個地方,它都會和周圍的東西產生一种關系。這就如一杯水,如果你把它潑到地上,它就會依据一种力的作用向四面八方滲透,或者是遇到一种阻礙暫時停頓下來,或者是突破阻礙繼續滲透。總之,在最后你就會發現它是一种不規則的形狀,這個形狀就是和周圍的事物相關、互動而构成的一种形狀。這個形狀很類似于文化的形狀。人類的文化是可以自我協調的、自我組織、自我規范、自我節律、自我适應的。它在諸多互動、互构的因素网絡中一定要找到一种最好的存在方式。這個觀念和生態學的觀念是相通的。任何一個東西,它的任何一個因素被改變后,就往往發生一系列的相應改變。任何一個東西被放到一個環境里去以后,就會和周圍的環境產生一种協調的關系。這說明了什么呢?這說明了沒有一种文化不是合理的,這也說明了沒有一種文化不是好的。依据它适應周圍的條件而言,它肯定是最好的。換一种角度來說,如果文化換一個環境,它的滲透方式也就會發生改變,發生改變以后,它也是最好的,至少相對于它所依存的環境,它是好的。這也是文化相對主義的一种變相說法。

  那么,中國文化是怎樣自己加以協調的呢?西方文化又是怎樣自我協調的呢?就是說它找到了怎樣的一种形狀或者模式使它們處于一种最好的狀態呢?這正好是要講中西文化比較之前要說清楚的。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中國文化是怎樣自己協調的。要講清楚這一點,就必然會講到中國文化所產生的那個地理環境。而地理環境中最關鍵的因素則又是它的气候條件和資源條件。尤其是气候條件,它可以說明一切生命都依賴于它。在特定的時期和條件下,不僅生命的發展程度依賴于它,和生命相關的一切行為和現象,例如文化現象,也往往依賴于它。當地球的气候發生比較大的變化的時候,相應的文化也就會相應發生一种比較大的變化。舉例來說,根据諸多專家、學者的研究,大約距今一万年前,地球的第四冰期到達了尾聲,地球表面溫度開始慢慢地上升。到了距今五千年前后,地表的溫度普遍轉暖。這么一种气候產生了什么樣的文化效應呢?各种各樣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個地方的文化,都基本上适應這种條件而作出了相應的變化和反應。這個變化、反應的結果,就是在溫帶,在亞熱帶,例如北緯35度到40度這個地帶,首先發展出了人類早期最輝煌的文化,例如地中海文化,包括古埃及文化、巴比侖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等等。也就是說,到五千年前后,人類到此為止最輝煌的文化都差不多都在那個時候相繼產生。這不能以偶然性來解釋它。實際情況是,只要我們所在的地球給出了生命、生活、文化所必需的基本的相關條件,各种相關因素一旦不同程度地匯集到一起,就會產生互動、互构活動,產生种种協調、适應、組織現象,促成种种演化,于是文化、文明就在這樣一個條件下繁衍生發開來了。大体上說來,五千年前后的文化,在這個緯度上發展得最輝煌。這首先是和它所處的气候條件相關的。

  說到中國,情形就更是這樣。我們經常講華夏五千年文化,确實是有歷史依据的。中國古代文化也确實是在那個時候忽然間發展得最好、最快。那時侯為什么中國的文化發展得最好呢?竺可楨先生曾經把中國五千年的气候波動畫了一個曲線圖,學者們認為這個圖是相當客觀的測定。依据相應的气候的變化,人們就可以找到相對的文化的縮影。种种研究表明,一旦一個地方突然變得很冷的時候,就會發現這里也往往容易發生改朝換代的情形,也往往同時伴隨隨大飢荒,頻繁的干旱,水災等等。而當文化比較輝煌的時候,往往都是在气溫比較高的時候。這不是一种偶然現象,而是經常是這樣的。例如當商朝要滅亡的時候,气溫就突然降低了。唐朝興旺發達的時候,气溫就總是比較高,并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根据气溫會發現,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都會同時發生和气溫相應的波動現象,這是非常有趣的。有人會覺得非常奇怪,事實上這是沒有什么奇怪的,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因為一种物質條件的變動有可能導致相關的物質現象的變動。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就中國的情形而言,什么時候容易出亂子呢?顯然首先是人們沒有糧食吃的時候。沒有糧食吃的時候一般都是气溫比較低的時候,因為气溫一低,農作物就長不好,會相伴有很多的災害,戰爭也往往會隨之發生。同時,北方的少數民族迫于相類的惡劣的气候條件而不得不開拓更大的生存空間,這時也就會容易趁著當時中國內部苦于天災人禍的時机攻打中原,并且常常得手,對中國社會產生顛覆性影響。因此,古代中國文化在若干方面的起伏狀態都是必然的,并且往往呈一种循環態勢。這就頗類似白晝和黑夜,日和月的循環現象。當然,人類文化和自然現象畢竟是不同的,因為人類文化有一個自我累積并抵制淘汰的內在特性。但是總的說來,地球--甚而至于整個宇宙--它本身的發展就是循環的,因此人類的文化從宏觀的走勢來看,當人類自身對環境條件的干預能力較弱的時候,其早期發展也就必然具有循環性。如果只是以几十年為周期來看,這种循環現象可能不容易發現,但是象中國這么長的未曾中斷過的以千年計的歷史過程,就很容易讓人們發現這樣一种發展模式。所以中國的文化就是依据地理環境、气候條件及相關的种种歷史因素相應地不斷發展、演化,一直到現代。這樣來解釋中國文化的有机构成原理,就比較簡單明了。當然,還可以用其他的許多觀點來作出不同程度的解釋,這里我們就不展開討論它們了。

  更進一步地具体來說,為什么基本相同的气候條件下,中國的文化又會發展得和西方的不一樣呢?是什么東西使它們發展得不一樣了呢?首先我們還是從气候差別來看這個問題。中國的最北方是很冷的,所以不太适合于文化的發展。中國的古代的南方按理气溫高,應該适合文化的發展了。但也不盡然。因為古代南方的气候不是現在這樣的。最關鍵的是,當時南方的土地是非常貧瘠的,排灌系統落后,其土壤跟現在不一樣,根本不适合農作物生長。根据專家的研究,從遠古的時代起,中國北方的西伯利亞的寒流不斷地向南方移動,在經過蒙古大沙漠的時候,風力把細沙卷了起來,夾裹著飛揚,但是當到了中國的黃河中下游一帶時,由于風力不支,慢慢地沙塵又降了下來,經過長期的一個過程就在中原一帶形成了約莫150多米厚的土壤層,這層土壤是非常肥沃的。此外,如果此以喜馬拉雅山為界,它以西和以東的气候是完全不一樣的。以西的中國的气候比較濕潤,雨量充沛,因此在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就更加适合于農耕。這樣一种環境气候條件就產生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農耕生產方式,它是自然產生的。它的這种生產方式和西方很多國家的是非常不一樣的。農耕使得中國人可以長期地居住在同一個地方,這叫安居樂業。而游牧民族就不行,當一個地方的草被吃完了以后,就必須再換一個地方。這种生存條件導致一种流動的生活形態,因此西方古代社會在相當的程度上往往趨向于流動的生活方式。其中的關鍵原因,在于西方的地理气候條件不是很适合農耕,比如地中海一帶,就非常貧瘠,地中海本身也很貧瘠,連魚都不產。但是為什么它這种條件同樣能產生非常輝煌的文化呢?這是因為它的地理气候條件提供了另一种潛力。比如說,地中海的航路、航海業就非常的發達。航路的發達使得商業就逐漸的興盛起來。有了船,就可以四通八達。因此地中海周圍的文化也是非常發達的,比如古希腊、羅馬、古埃及等等都在這一帶。反觀中國,既然可以安居在一個地方,就少受遷徙流离之苦,而這种長時期地居住在同一個地方的條件便使得中國的家族發展得很快,所以中國的家族往往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中原一帶。百姓,百姓,一個姓就是一大家族,其實豈止一百個姓?一旦安居樂業以后,居安而不思流動,就容易促使靜態的文化模式發展起來。所以中國的文化就其整体相對于西方文化而言,更趨向于是一种靜態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則更趨向于是一种動態的文化。這樣一來中國文化中与靜態特點相關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勵而蓬勃發展起來。有人常說中國的宗法制、家長制為什么這么嚴重呢?嚴重二字具有一种貶義。其實它不是嚴不嚴重的問題,因為它就是在這樣一個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是為了适應周圍的環境而產生的結果,只有這樣,它才能獲得最佳的文化果實。如果相反,它就絕難有后來積累而成的輝煌文化成果,很可能整個國家跟歐洲一樣,至今四分五裂。這就從一個方面解釋了中國文化是如何具有自協調性的。西方的地理環境、气候促成的流動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觀念相對薄弱,促使他們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价值觀念發展得非常的充分。這种自由主義得力于也有利于商業的發展,這也就是西方商業之所以很發達的一個原因之一。這正是西方文化自協調的重要表現。所以中西方文化都是依据具体的先天的自然條件及后天的人性因素而互動互构發展起來的。不同的客觀條件模塑了不同的文化形態,這也是東西方文化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們進行中西文化比較的關鍵因素之一。當然,順便提一句,我們這里談環境談得較多,但絕不是說環境就決定了一切,因為環境畢竟是橫向性決定因素多一些,縱向因性因素相對少一些。實際上決定文化發展的因素還有很多,我們在前邊已經提到過了。這里因為以環境因素作為主要講話契机,自然就要談得多一些。

  從地理環境我們可以追蹤到一些文化發展的線索,當然不完全對應得那么緊密。現在我們進而談談中國在這种環境制約條件下會有些什么獨特的文化現象。首先,如果這种條件下的民族安居樂業,老是相對久遠地住在同一個地方,它的家族就容易繁衍來,一代又一代連鎖式地滋生,因為它所栖息的土地可以不斷再生所需要的生存資料。結果這個家族的人就會越來越多,人口數量越來越龐大,其相應的家族紐帶也越來越繁复体系化,人際關系网越來越大,在這种條件下,誰來處理人際關系呢?或者說,誰來當首領比較合适呢?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外來的部落、家族強行擠入的話,既然大家祖祖輩輩都住在這儿,論起來實際上就都是一家子,只不過慢慢地由于年代久遠了,相互之間的親戚關系、血緣關系不是那么親密,但歸根結底還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在一家人當中的矛盾該怎么處理?你不可能借外來人處理,邦有邦規,族有族規,自家的事情只能自家處理。那么听誰的,听來听去肯定只好听父母的、听年長者的話。這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尊老及相應而來的祭祖現象必然要在中國文化中產生。也就是說,所謂的家族觀念,所謂的宗法制這些東西,它一定就要這么自然而然地形成。這种形成方式孽生了中國式國家的形成方式。這若干的家族不斷地繁衍,繁衍成越來越大的家,家大到最后就變成了國了,所以叫家國,家國。國和家,家和國都是在一個規模上的變化,這樣就可以明白,為什么中國的家國主義,它有這么明顯,這么根深蒂固。我不是在暗示家國主義就一定是坏的,恰恰相反,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國主義就其所處時代的自律形式而言,是一种先進的社會机制。它非常符合它自身的生存條件。它和中國古代的農耕文化模式是完全呼應的。進而言之,中國社會中的与此相應的倫理、政治、經濟、藝術、哲學,种种制度、思想也跟隨著以相似的模式發展起來。比方從倫理方面來說,既然大家都是一家子,就不應該爭斗。不是說中國人不會去爭斗,因為人的天性中存在著一种爭強好胜的權欲,但是爭斗的程度是有差別的,至少為适應這种具体的人際關系,就會產生出一种理論來,壓抑這种爭斗的思想,例如和為貴的思想。什么叫和為貴?因為既然都是一家人,為什么要打打殺殺呢?顯然和睦、和諧、相互間的体諒這類品德是非常寶貴的。所以歷史地看,和為貴、愛好和平這种思想,必然在華夏文明,尤其在中原一帶這种文化當中產生出來。它不是從外國注入的。誠然,人生來就有權欲,就有征服欲,但也不是毫無解決辦法。通過一定的環境、條件,人的先天的權欲會慢慢地激發出另外一种和它相生相克的關系,慢慢地把人性中某些過當的權欲、征服欲加以削減,使之被約束到一個比較能夠被接受的程度。一种中庸形態的德行准則逐漸成形。單單這一點就很容易把中華民族和大多數的西方民族區別開來了。

  如果說中國人生活在這個地方容易把天下太平作為一种理想追求的話,那么在西方世界情況就不一定了。西方世界的社會生活動態感強。雖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它的農耕特點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游牧業确實比中國要發達得多。游牧業的特點就是老動來動去的。放牧的時候,一個地方的草吃完了,不可能馬上長出來,你就得不斷地遷移。加上地中海一代的商業特別發達,假如你去經商,漂洋過海,顯然不可能把一家老小都跟著遷走。這樣的條件,促成對個人行為的自決能力的強化。很多人的冒險的精神容易被激發出來,被熏陶出來。海上的貿易,面對大海,可以啟示人思考自然力的狂暴,引起人征服自然力的雄心壯志。當然,這种自立、自決行為方式和冒險精神也會從另一個方面激發人与人之間的矛盾。人們樂于爭奪各种生存資源如土地等,樂于爭奪一些要害地點,如港灣,航路等等。英雄精神、騎士精神容易得到鼓勵,于是發生戰爭的時間就特別多。所以西方民族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很突出。很多人問individualism,好戰性為什么會在西方特別明顯呢?中國人當然也有這种東西,可是是受到壓抑的,而西方民族那個東西非常鮮明。為什么?生存狀態使然。有人說西方人好戰成性,可能夸張了一點,但是他那個好戰的心理确實比中國人要強。就是號稱愛好和平的伊麗莎白女王對于自己的臣民到海上去搶別人的船只,她都要表揚嘉獎的。她的將軍在海上打劫了別國的商船凱旋歸來,她是要分贓的。這類海盜行為她并不認為不好。在中國,你要那樣去做的話,大家都要譴責你。那是不對的,是去搶劫別人。但是,他們覺得那是一种英雄行為。所以兩個民族由于各自的生存空間條件陶冶出了不同的民族性格。當然,近几百年來,西方人也不斷地試圖壓抑這种情緒,可是時起時伏,還只是壓抑到了一定的限度。民族深層心理結构被客觀的自然條件經過几千年來的陶冶,把它模式化了,定型了,塑造了一种民族性格,是不可能一下就改正過來的。

  我們還可以進而提出一個問題:儒家的思想為什么會在中國而不是在西方產生?因為儒家那一套思想,比方說扎根于周禮的那一套思想,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整套東西之所以會在中國文化中起那么大的作用,也是在相當的程度上由于上面提到的諸多地理環境原因所致。整個家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子,自然條件導致的生理、心理模式自然會對如何處理人際關系產生水到渠成的定勢作用。在一個家庭中父母最該受尊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從大一點的角度而言,其實那個皇帝在政治功能上有的時候就像家庭里的長輩。現在很多人把這叫作什么呢?家長主義。言外之意是家長主義一定是不好的。其實我們都已經看到,家長主義在古代中國中一定要產生,才可能產生最佳的傳統社會文化結构。國就是一個大家,那個長,父輩祖輩的,就是應該稱為長。在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中,相對而言,在處理各种爭端的時候,父母能產生公心的可能性最大,因為說到底,其他成員都是自己的孩子。偏袒行為有時可能會有,但總体來說,還是會比較公正的。而父母之外的其他成員由于自己就處于利害得失之中,難以不偏不倚。當然后來的皇帝不必一定是家庭中的長輩,但是這种家庭傳統要求皇帝總是象長輩那樣把下面的百姓看成是自己的子民,要求皇帝要以相應的德行去處理錯綜复雜的親戚關系。換句話說,家庭中對父母的孝敬心必然推而廣之地應用于邦國范圍內對帝王的忠心。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愛心,也必然推而廣之地被要求應用于邦國范圍內成為天子對臣下及庶民百姓的關愛与寬恕。所以我們就明白了何以儒家的整個一套政治理念會以孝為中心概念,主張以孝治天下。因為一個人只有首先在家庭里面學會尊重自己的父母,才有可能在社會上推己及人地去尊重別的一些長輩、別的一些領導人物。比如說皇上,對他要忠心耿耿。當然對他的忠也不是說一定要愚忠。反過來說,皇帝就像一家之主,如果自己的行為不足以以身作則,就難以被看作一個稱職的皇帝。對于臣下,他要學會寬宏大量,要學會寬恕臣下。忠和恕兩者總是相輔相成的。在領導与被領導之間有一种基于仁、義、禮、智、信的理解与默契。這一套東西在現代人眼中看來不一定是對的,但是在那個時代必然產生這樣一套政治思想,而且只有這樣,它才能最佳地符合它的條件,解決它所面對的种种社會問題。所以儒家思想必然要在中國產生。

  西方的地理環境及种种社會關系導致個人主義的興起,導致家庭、家族紐帶關系功能的相對松弛。既然要以個人、以自己為中心,當然就不可能以家庭中的某一成員,例如父母,為中心,也就不會產生強有力的孝敬觀念。而孝敬觀念恰好是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這樣一來,儒家思想体系就難以在西方社會中產生了。

  我們再來說一下歷史形態,什么叫歷史形態?西方學者,比如說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可以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有這么五种形態,或者說至少有這么五种形態。那么是不是每一個社會必然是依次地按照上面提到的順序經過這些形態呢?我認為不一定。

  當然馬克思最初也沒有系統地論証說五种形態必須一一經過,絕對不能跳越。可是后來在俄國人那里就把這個思想搞得僵化了,認為好像非要每一步都走到。實際上后來的發展証明是可以跳越的,有些形態可以不經過。在順序上可以打亂。當然在世界歷史上,許多國家不同程度地存在過這五种形態,這是對的。但是我要提的問題是:什么是奴隸社會?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在五四的時代學者們就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了,學者們認為,中國這個情況拿來跟西歐的一比,好像中國沒有奴隸社會。什么叫奴隸社會?這首先要看什么叫奴隸。如果一個人失掉了人身權,完全依附于另一個人,而且他生產出的東西都全部歸于他的主人,那就是奴隸。但是歷史學家們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時候,發現中國的情況好象并不是那樣。封建社會倒勉強可以找一個周朝來貼上標籤,像奴隸社會這樣的社會就不容易找到了。不是說一個社會中只要有了奴隸就是奴隸社會,而要看奴隸的數量在整個社會成員中的比例及具体受奴役的程度。我們看看西方奴隸社會,例如古希腊、古羅馬的奴隸社會。那种奴隸社會是比較典型的奴隸社會。因為那种社會中奴隸的數量很多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奴隸与自由民的比例相差很大。所謂自由民,就是有選舉權的公民,和奴隸的比例大概是1比5,有時還可能是1比10以上。所以在古希腊、古發羅馬的一些城邦中,自由民只有几万人,而奴隸有几十万人,連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學者,据說都有3到10几個奴隸,所以說那种奴隸社會、奴隸制才是真正的奴隸社會、奴隸制。而中國的古代社會,你仔細查查,發現雖然不同程度地有過奴隸現象,但是其數量還遠遠不足以构成一個真正奴隸社會。

  這樣一來,我們就會問,那為什么呢?為什么西方的社會,尤其是古希腊羅馬的社會容易產生奴隸制,而中國的社會就不容易呢?或者說它的程度比較低呢?這很值得探討。當然下面的話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其實根据我剛才上面講過的話,你們自己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為什么?因為奴隸雖然發源于多种渠道,比如說發源于借了人家的錢沒法還而賣身奴隸,但這一類奴隸數量相對要少得多,大多數的奴隸主要都發源于戰俘。一次戰爭后,巨量的士兵被俘虜過來了。俘虜過來你怎么辦?如果是關在監獄里面你還要喂他的飯呢,同時也沒有那么多監獄呀。那怎么辦呢?几十万,几十万的人,應當怎么樣處理呢?讓他勞動,強制他勞動,并且剝奪他的勞動成果,于是這些戰俘就成了奴隸。古希腊、羅馬的貴族們在發戰爭橫財時,分得的戰俘,也算一筆財富。打仗有功的士兵也可以撈到點這類財產,這是一种會說話的財產,比現代机器人還好使。由此就可以推論,如果一個社會的奴隸制特別發達,就意味著它那個地方戰爭特別頻繁;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地方在古代社會中异族戰爭頻繁的話,也就最容易產生奴隸制。因此,古希腊、羅馬所處的地中海一帶,一定是經常發生戰爭的。事實上也如此。這种頻繁的戰爭產生大量的戰俘,這些戰俘怎樣處理?就變成了奴隸。所以古希腊、羅馬的奴隸社會可以說必然要產生,就它當時的那种地理條件、民族因素及相關的歷史原因,必然要產生這么一种奴隸社會。而在中國你就發現這种條件不但不是那么充分,反倒有一种內在的抗奴隸机制。尤其在中原一帶,既然民族主体都是華夏民族,都在這個地方勞作,都是一家子。你如果編不出名正言順的借口,仗就打不起來。師出無名,必有敗軍之虞。師出有名了,也得是所謂仁義之師才行。打了胜仗的一方,也不好意思叫戰俘永遠作為奴隸,因為說到底還是自己人,有血緣關系在里面,在對陣時,父子朋友各為其主的現象很多。所以在大多數的場合,多半是呼吁敗方棄暗投明,或者將這些農民遣散回鄉,种地去了。當然,例外情況也有,比如据說白起坑降卒40万,就被當代當代史家所譴責,人神共憤,可見殘暴的行為總是受到中國傳統倫理規范的抵制。所以在中國推行象西方奴隸制那類非人道的制度不容易獲得認同,故而象西方社會那么完整的奴隸社會也就不容易產生。反過來也可以說,中華民族之所以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也是上述地理環境、民族因素及相關的歷史條件促成的。

  接下來我們再講一個大家經常討論過的,從五四以來就不斷在討論的問題,即中國有無科學的問題。有人說中國沒有科學。有人說中國沒有科學但是有技術。怎樣解答這個問題?實際上要從方方面面回答清楚這個問題,得專門開一個講座才行。我只能用不多的話闡明它。首先,你如果說中國有沒有科學,你就得說什么叫科學,然后才能說它有沒有。這樣一來,我們就得先為科學正名。有的人容易把科學等同于真理,科學實際上不等同于真理。科學主要是一种方法和一种組織嚴密的概念系統。它的方法是實証的方法,是條分縷析的方法,是邏輯性很強的理論框架。它把一套概念有机地組織架构成一個系統,然后再按步就班地一步一步推導出必然結論。因此客觀上它有助于我們去發現真理,去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但它本身還不能說是完全就等同于真理。按照這种理解,那么,不僅中國古代有科學,實際上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科學,因為沒有一個民族它不知道用實証的東西去發現什么東西,沒有一個民族不知道說話或寫作一定要有邏輯,要有條理。區別只在于各民族的科學形式和發達程度是不一樣的。如果簡單地說成是沒有科學,那是不對的。如果我們再換一种說法,說在中國古代,西式科學,或西式理論科學不那么發達,這就比較合乎情理了。

  但是事情并沒有完。許多人容易把科學和技術等同起來,這也是不對的。科學趨向于理論性,技術趨向于實踐性。科學不等于技術。与西方社會相比,技術在古代中國是非常的發達。至少在16世紀以前,中國的技術是領先于世界的。16世紀以后西方的技術才日新月异地發展起來。按照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的統計,西方的科學技術成就差不多85%以上發源于中國。這使人感到很奇怪。中國的科學理論好像不是特別發達,可是技術卻那么發達,這似乎產生了一种悖論,就是科學和技術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脫節,產生一种技術發達而科學相對落后的狀態。西方傳統的主流觀點總認為是科學理論指導技術實踐,科學理論先于或高于技術。而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恰恰是對這种觀點的挑戰。我認為,科學理論和技術的關系是互根、互构、互補、互彰陰陽循環互進的。在一些的情況下,理論超前;在另一些情況下,技術超前。科學并不永遠指導技術,技術也不可能總是超前于理論。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中國古代社會的技術盡管從大体來說較之現代技術要原始、簡單一些,但它的基本原理在那個地方。它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最初的設計,提供了后來進行加工的基礎,因此它是最重要的。比如說手槍、手榴彈、地雷、火焰噴射器、机關槍、大炮、火箭,這些東西在中國早就有了,而現代武器跟當時中國發展出來的相比,其基本原理區別不大,只不過現代西方科學家們做得更精巧一些。

  由此引出新的問題:為什么中國人的技術搞到那個程度卻不進一步發展它?為什么中國人技術上那么發展,理論卻沒有跟上去?西方人即使闡述一個最簡單的技術原理,也往往用整本整本的書來論証,而中國人往往几句話就完了,這是為什么呢?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若干個角度來解釋它,但我不妨只就文化發展九因素的中的一個因素,比方說第二個因素,語言文字誘導、暗示因素來做解釋。中國的漢語言文字是綜合性的,圖象感很強,它雖然已經不完全是象形字而是主要是形聲字了,可是早期它是圖畫文字演變而來的,至今殘存著相當多的象形特點,因此它就容易在我們的大腦當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勢思維,理解事物時就容易側重從形象方面去了解它,從宏觀整体方面去把握一個事物。而西方印歐語系語言文字則是非常精細的一种語文。學過英語的就知道英語有性、數、格,有主語、賓語,狀語、定語這一連串的東西。你學拉丁語,光是一大堆語法規則就念得你焦頭爛額。它的語法非常的發達。所以西方人的教育很注重語法教育。西方的16世紀前后建立的注重拉丁語教學的小學、中學就叫grammarschool,直譯就是語法學校或文法學校的意思。西方的儿童從小就學習這類語言,注重學習語法,培養一种條分縷析的思維能力。孩子一出生,父母就老教給他這個是單數,那個是复數,這是名詞,那是動詞。此外還有數、形、量、代,一大套分類。須知科學理論就往往是一种分類的條分縷析的理論体系,一种概念体系。西方的科學理論体系在形態上實際上就很類似臻于精密的語法系統。或者換一种說法,它的語法体系里面內涵著科學推量的基本成分,它的形式邏輯實際上就是語言成分里已經包含的那种東西,所以西方人只要強化語法訓練,由于日積月累的熏陶,就有助于為科學推理的能力的建立打下基礎。所以,西方式的理論科學形式就很容易被誘導、暗示,得到進一步的繁衍。而中國的語言文字,則語法形態比較隱晦。在馬建中的《馬氏文通》出現之前,中國數千年來可以說沒有一本語法書。馬建中的語法是拿了拉丁語法來套漢語語法的,把漢語強行地拉入印歐語系的語法体系里。中國人不注重語法教育,所以條分縷析的概念應用不像西方人那么系統。可是人們立刻會問:中國人沒有語法是怎么交流思想的呢?這個問題本身就預設了一個前提,似乎人類要思考,就非得有西方式的語法才行似的。實際上,事物發展往往有自我協調、自我完善的趨勢。當出現某种缺陷的時候,就往往會產生另一种优勢來加以彌補。漢語言文字自身當然有語法規律,可是由于它的語文要素中的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強大,遠遠超過印歐語系語言文字,它就無須強調語法功能。單從它的文字來看,其圖像特點強,寫一個門就象一道門,寫一個山,就象一座山,使你不借助語法系統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達的含意,豈不十分省時、省事?西方印歐語系語文卻缺乏這個直接表意功能。它的文字都是符號化的,彎彎曲曲的,你必須把它們一個個死記住,記住它那個跟所表達的實物已經割斷了聯系的符號形式及其含義,用語言學術語來說,就是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間看起來缺乏有机聯系。所以它在表意上非走彎路不可。印歐語系語文的直接表意功能有了缺陷,這一缺陷恰恰要由它的發達的語法系統來彌補。所以西方人的表意系統需要一個個大的語法系統來加以界定,使每個字詞的含意被抽象性的符號定位,被繁瑣的語法規則所制約住。你看一個英語單詞通常是絕不可能一目了然的,必須把它的含意死死記住。因此你學英語時,你得積累一万單詞左右,才能真正無大障礙地閱讀英文原版書報。但是中國字你不需要記住1万字,記住3、4千漢字就可以讀書看報了。所以漢語言文字之所以不強調語法系統,是因為它有這方面的优勢。所以五四時期某些學者抱怨漢語言文字文法不精密,試圖通過硬譯的笨辦法輸入新的表達方式來改造漢語的想法,今天看起來是站不住腳的。

  回到關于科學技術的討論上來,我們就會發現,既然漢語言文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強大,那么,不言而喻,對于具体的東西,中國人的形象思維能力就會相對強些,因此在特別需要形象思維的領域,例如寫詩,填詞方面,勢必非常發達。而技術性的東西往往實踐性強,与現實生活聯系緊密,也是很需要想象力的,因此中國人在這些方面容易超前做出來。所以西方人,例如李約瑟,就感到很奇怪:中國古代的科學理論好像沒有上去,而技術上卻做出來了。實際情形是,技術需要非常生動的想象力,某個東西該怎么,技術發明人往往趨向于把那個東西在大腦中构想出來,因此才容易付諸實踐。而古代中國人的形象思維能力強,所以擅長于技術制作。技術的超前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漢字直接表意上的超前。漢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可以經常潛移默化地暗示我們不斷地跟客觀現實相結合,發展發明一些非常實用的東西,而對抽象的純粹符號類的理論思考,因為与現實生活有距离,容易受到忽略,由此導致中國人在這方面技術超前,理論滯后。這就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古代的西式理論科學比較薄弱這個難題。

  當然上述情形后來還發生了變化,由于白話文運動的興起,中國人漸漸地也開始學語法這一整套東西了,因此實際上現在中國人是兼而有之,兼有了兩种磨練思維能力的語言功能,語法思維和語象思維。因為現代漢語的整個語法体系現在學生也懂了,雖然不需要這套語法,中國人照樣可以理解、表達的。李白、杜甫,屈原......他們根本就不懂語法的。但是你不能說他寫的東西不合語法。他們還是語言大師。

  還有一個很重要東西值得一提,這就是:中西方的語言和文字相互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換句話說,西方的語言可以規范文字,中國的文字可以規范語言。西方印歐語系語言注重語音變化,但聲音語言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容易發生流變。一旦流變,它的拼寫就必須要跟上去,它的文字要服從語言本身的變遷,因此變化的机會比較多。這就使得文字跟著語言走,結果就是語言在規范文字。而中國呢,它就倒過來了,文字在規范語言。從秦始皇統一文字以來,中國有許多民族,說著各式各樣的語言,它們的發音是各式各樣的,但是文字始終是統一的,因此它亂不了,因為語言必須以書面文字為准。你到南方去,很多地方話你听不懂,例如廣東話,上海話,你听不懂它,但是寫出來大家都明白,因為它服從于文字。用文字整肅語言,結果使文字成為中國社會強有力的統一因子。它使得中國文化几千年來得以長治久安地存在下來,沒有被中斷。而在西方,差不多每一個國家的文化都被徹底地毀滅過。古希腊文化、羅馬羅馬文化,都經歷過這樣的命運。而中國呢,五千年文化一根線下來,它就不中斷,非常的穩定,所以許多學者們都感到疑惑,老問:這是怎么一回事呢?為什么西方文化它那么容易就被中斷了,而中國文化卻具有一种超穩定的結构呢?這個超穩定的結构它也同樣得益于中國的文字的這种超穩定結构。你現在看四書五經那些書,會發現很多字你到現在都可以認識。這是很奇怪的,几千年了,你都可以認識它。可是西方的像印歐語系的文字,不說几千年,三、四百年前的你看來就相當吃力了。例如莎士比亞的著作,今天不將它的拼寫現代化,很多人要看懂是非常吃力的。四五百年,七八百年前的,像古英語、中古英語這些,你基本上就看不懂。不要說你看不懂,就是英國人自己都看不懂,因為它拼寫的變化太大了。它的文字是跟著語言走的,語言不斷地變,文字拼寫就跟著變,結果變出了很多种語言。因此,如果歐洲有一個統一的文字的話,它會成為一個非常大的象中國一樣大的國家。反過來說,如果中國沒有統一的文字,例如沒有漢字的話,它也今天肯定也是四分五裂的,分成了各式各樣的小國家。這种現象之所以沒有出現,就因為文字起到了一個非常強有力的凝聚作用。

  另外,從思維模式方面來看,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跟西方人的思維模式是不一樣的。之所以不一樣,也是跟語言文字分不開的。中國人的思維是立体型的,而西方人的思維是流線型的。流線型思維跟流線型文字一樣,彎彎曲曲的,一環扣一環。那中國思維為什么是立体性的呢?你一看到漢字就知道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了。一個漢字,它的筆畫是四通八達的。各個方面都可以伸展,橫的、豎的。因此這就可以誘導思維不要單向發展,而要四面都發展。這樣一來,就容易全面。所以中國人想事情總是事先把各种東西都預見到,給自己留下很多的退路,說話也總是留有余地,不會把什么事都說死。但是西方式的思維不是這樣,它是二元對立型的,不是A 就是非 A。這就是所謂真理只有一個,二者必居其一,這些話語結构,現在中國人也喜歡用,這都是向西方人學的。實際上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不是這樣。《易經‧系辭》就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它有同歸處,也有百慮,有各式各樣的差异。但是西方人往往趨向于把事物對立起來考慮。中國人則不光考慮對立性,也考慮合的一面,考慮合二而一的一面,謂之陰陽互補的思維模式。陰陽太极圖中的所謂陰陽魚,一黑,一白,你感到奇怪嗎?實際上不奇怪。它是中國人思維模式的圖示化。我們的思考起來就是這樣的。你看這兩個陰陽魚互相交織在一塊,它們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要知道其中之妙,你得把它們旋轉起來。在旋轉起來的每一瞬間,你會發現它們既是陰又是陽,既是陽,又是陰,不斷地變化。中國人看待事物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他是以流變的觀點來看。順便說說,這個陰陽魚其實并非象許多學者相信的那樣是什么陳摶老祖畫的。陳摶老祖固然也可以畫,但是不需他畫,這個陰陽魚太极圖是可以自己在一定的條件下產生的。你如果把八卦陰爻、陽爻符號-一個長橫,兩個短橫那种符號--按照64卦的順序排列起來,构成一個圓的形式,然后想法固定在什么支架上讓這個圓圖旋轉起來,當旋轉的速度達到每秒24轉時,就會產生一非常完整的陰陽魚。因此這個陰陽魚不是亂畫出來的,它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事物運動形式的反映。也可以認為這种太极模式是宇宙一切運動形式的縮影,是愛因斯坦一生嘔心瀝血机理想要找到的統一場模式。這种太极圖跟渦流形狀很相似。有人發現大腦的腦電波的運行也跟這個太极圖很相似。如果你到遠方觀察地球上大气渦流的旋轉形式,或遙遠的星云的旋轉形式,例如銀河系的旋轉形式,或者說宇宙最初處于渾沌狀態時候的星云旋轉形式,它們很可能跟太极圖的构成模式是相呼應的。因此遠古中國人的智慧是和事物、和宇宙那种生發模型有种暗合因素的。帶著這樣一种眼光,你就可以用比較開闊的眼光來觀照中國文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只有當你解清楚了中國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你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你如果不把一种文化徹底解,你就無法徹底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因為只有有比較才有鑒別。當你有了一個參照系統,或者說參照框的時候,別的東西才能看清楚。你首先要么精通西方文化,要么精通中國文化,然后把其中為一個參考座標,借以了解對立面,這樣來了解對立面,往往可以獲得兩种文化的真髓。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不單單是陰陽互補型,它還同時是內向型。而西方人的思維則外向型的東西多一些。中國人看問題的時候往往是由遠到近,而西方人則往往是由近到遠。我們容易從宏觀入手進入微觀,比方我這個講座中西文化比較,就是很大一個框框,先說大框框,叫作提綱挈領,然后慢慢地一步步深入,進入比較具体的分析、比較。西方人就不一定,他可能由一個很小的點出發,然后由此擴張出來,以點成面。比如海德格爾從一個大家都認為不怎么起眼的Being(一譯「在」或「存在」)入手,一步一步,剝茧抽絲式地挖掘這個概念的各個層面的哲學含意,最后延伸到探索哲學上本体論的一些最重大的命題和人生哲學問題。所以中國人容易從整体的觀點來看個別的東西,整体的先把握住,再來看個別的;西方人容易從個別的東西出發,推而廣之,到認識整体。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中往往有直觀成份,一眼就把握住了某种事物的本質性特點,一語中的。有些真理性的東西,他那個直觀一下就告訴他該怎么認識,他几句就把它說了出來。而西方人不是,他是理智的成份強,他要慢慢推論。如果沒有實証的東西,沒有一整套的推理過程,他是不承認、不認可某种結論的。

  所以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綜合性強,而西方人更傾向于分析性。我們再把這种思維模式推論到其他領域,比如用來解釋哲學,又怎么樣呢?很多人都知道中國哲學体系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那么為什么中國人會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和人是一個整体,自然界可以和人是一個整体,這個天有很多解釋,有的說是上帝,有的人認為是上天,有的是無所不在的一种最高原則,宇宙運行的最高原理等等、等等,各式各樣的解釋。這樣來解釋天,也不僅僅是中國人,別的國家的學者也能有這樣的解釋。問題是為什么中國人特別容易產生天人合一這种思想?其實,只要了解了中國文化衍生的具体環境,就知道這類思想必然要由中國人來發揚光大。我們無須引証其他論据,光是從漢字的构成就可以明白這一點。漢字本身有它的圖畫性質。漢字實際上就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縮影,因此它還保留著与外部世界的聯系,就象嬰儿生下來時那個臍帶還沒給割斷似的。你看到這种字的時候,它老是把你拖向客觀世界,使你感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感到人本身与它及它所表征的自然界是同体的。所以單單是文字本身的特殊的直接表意功能就會誘導、暗示中國人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當然,除了這個因素之外,還有別的因素,不贅。

  反過來,西方人就容易產生天人二分的思想。天人二分含天人對立、相爭的思想。這仍然可以從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條件來加以解釋。他的生存條件那么惡劣,就必須与這种惡劣條件斗爭,進而去征服,征服大海,征服自然。因此他一定要產生哥倫布式的冒險人物,向遠方開拓。那种斗天斗地的思想,一定要產生,這都是和他整個生存條件是息息相關的。因此,自然和他的關系是對立的,不是戰胜自然,就是成為自然的奴隸。所以天人二分的哲學思想一定要占上風。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哲學觀念。比方說心物一体論,這是中國哲學的概念。它指的是心理的東西和物質的東西是一個整体。又叫一体兩用,也可以說一体兩面。強調心和物不能完全截然分開,有時候一個心靈的東西也可以是物質的東西。比如意識,究竟它是物質的,還是完全非物質的、完全徹底的空的、無的?古代中國人不把它說死,不把它說成是徹底的無、徹底的空、徹底的非物質。中國人覺得心和物是一個整体,只不過它存在的狀態有差別。而西方人就往往要二者分開,一定要分出要么是心,要么是物,二者必居其一。西方人一定要想說清在心物關系中哪一個是第一性,哪一個是第二性,這個問題沒解決他就不往下說。他認為這是哲學的最高命題。這些命題至少在這几百年來爭論得非常厲害。但是在中國比較清醒的學者眼中,這類爭論有時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因為心和物本來就是陰陽互轉,互為主次的。由此可見,有些思想非在西方人的頭腦中產生不可,而有些思想則又非在中國人的頭腦中產生不可。

  西方的哲學也不是簡單的光是理論,它和什么是同源的呢?它和科學、技術這些東西是同源的。它講究物性,就是物理特性,跟物理科學是同源的。由于強調對客觀世界的研究与征服,它要試圖找到一种改造自然界的答案,因此它的哲學也是圍繞這些問題來進行研究,所以哲學和科學技術這些東西是同步的。而中國人不是這樣,他的哲學主要不是和科學同源,而是和另外一种東西--德性,即人倫道德同源,或者說是和性理科學同源。我所謂的性理科學,就是研究人性和人体功能本身的科學。為什么中國人把人性這個東西看得這么重要呢?因為中國人既然認定自己所在的地方已經是一個大一統天下,叫中國,叫中央之國,全世界最理想、最好的地方。百姓之族長期聚集在這個地方安居樂業,要安、要樂,首先是不要出亂子,如果天下不太平了,就絕對無法安樂。天下要保持長治久安,就要求中國人的個人素質要好,減少爭斗心。說來說去,就落實到如何處理好人際關系的問題。既然大家都是一家子,就要強調每一個人的道德修養,提倡忍讓精神。這樣一來,一整套的道德規范研究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環,沒有這個,人口如此眾多的這一大家子如何能生活得安宁?所以中國人的哲學往往和性理,或稱德性,或倫理觀念這些東西緊密相關。孔子的一整套學說實際上主要是倫理學。當然里邊有哲學思想,但他的哲學往往跟倫理學融為一体,成為一种德性本身的研究。

  此外,道家也有自己的一套科學。他那套科學跟西式科學不大一樣,他是把人体作為一個實驗工具。西方人的科學是拿人体外部的儀器去觀察自然,拿一個物体研究另外一個物体,而中國人把自己的身体作為一個儀器,來研究自然。所以我們知道漢語中有体察、体會、体驗、体証、体認這些詞匯,它們都和身体相關。因為道家認定人的身体就是個實驗儀器,它里面可以安鼎設爐,煉丹、煉藥。他要打坐,要不斷体會人的身体怎么跟外部世界打通。因此像《黃帝內經》、《周易參同契》這一整套東西,是另一种高深的既有理論性又有實踐性的學問。這門學問中的經絡學說非常典型、非常發達,它是靠体証証出來的,所以它實際上也是一种實証的東西,也是一种科學的東西,是一种陰性的科學、中國特色的科學。這种科學是西方人到現在為止還鬧不清楚的,因為西方人覺得只能夠拿外部的一個儀器去實証、去觀察,沒想到人体本身也可以是一個實驗儀器。這些道理,不但西方人鬧不明白,許多中國人自己也鬧不明白,常常糊里糊涂地把它們當作与西式科學完全對立的東西加以拋棄。世界是复雜的,事物是多元發展的,認識是有多种途徑的,我們對傳統遺產的繼承也應該在新的時代格局中有新的理解与開拓,株守西式理念所帶來的惡果到今天已經人所共知了。

  下面再談談經濟問題。中西經濟思想、經濟制度也有若干關鍵性的區別值得討論。例如社會主義的思想是誰創造出來的?當然有人不假思索就說是馬克思,恩格斯,其實社會主義是很古老的思想,但古今社會主義有區別。根据西方學者的專門研究,說世界上至少有80多种社會主義,不少學者認為,其中最好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80多种社會主義不管怎樣不同,在若干層面上是相通的。不論你采用什么具体的經濟体制,是不是社會主義,先要看產生的實際的效果。也就是鄧小平同志說的,不管是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樣就須界定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特點是什么?它要取得的實際效果是什么?按我的理解,就是全体社會成員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成員之間貧富懸殊不大,社會成員實際得到的權利比較均等。如果一种体制造成一部分社會成員特別富有,一部分社會成員特別貧窮,那么從本質上說,就有違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了。這种思想,不妨稱之為廣義上的社會主義。當然,這种廣義社會主義有一個較大的缺陷,就是,如果沒有一种相應的刺激社會成員生產積极性的競爭机制,它的社會生產效率就會遞減,最終使社會主義的优越性被貧窮狀態所抵消。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課題,這里不做進一步探討。那么,廣義上的社會主義是在在西方盛行呢?還是在中國盛行呢?如果你已經明白了前面我講的一整套東西的話,你就會明白,實際上社會主義思想,不借助于西方人,在中國它也一定要產生,而且遙遙領先于西方思想界而產生。它不但產生了,作為一种体制,它還不同程度地被實踐過。例如周朝的井田制所取得的實際效果就与社會主義試圖達到的理想在一定的層面上相通。所謂井田,它的田地排列形式象一口井,中間那一塊地是公田,周圍還有份量相當的八塊私田,八塊私田都是分給八戶人家來种,基本上是平分土地的形式。各家各戶有自己的自留地,但是也有公家的公有地。這种土地分配形式与現在的家庭聯產承包制頗相近,至少在實際的經濟效果上是相近的。這不是某种程度上的社會主義嗎?孔子非常崇拜井田制。春秋以后,禮崩樂坏,井田制逐漸被廢除,孔子為之痛心疾首,認為一定要恢复這种制度。所以,孔子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主張社會主義的。孔子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見《論語‧李氏第十六》)孔子主要強調均貧富,宁可日子過得窮一點(寡),也不能有太大的貧富懸殊(不均)。憧憬一种使少有所養、老有所終、互相關怀愛護的集体富裕社會。后來到了西漢的王莽,還搞了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當然他搞的社會主義是与現在的社會主義有區別的。王莽還想重新搞孔子特別推崇的井田制。王莽雖是皇親國戚,但小時候受排斥打擊,受過有過种种困頓的遭遇,對民間疾苦頗有了解。他發現當時的豪強地主兼并土地,已經成風,造成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重狀態,發誓要把這种貧富不均的現象消除掉。所以后來他當政之后,便主張土地收歸國有,然后拿來平分。平分之后就搞成井田制那种形式。所以他搞的,實際上也是一种朴素的社會主義。當然有的歷史學家認為,他這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可能成功。想單槍匹馬地從上自下地依靠皇權而和整個大地主階級為敵,豈能成功?他缺的就是馬克思這一套階級斗爭學說,所以折騰了10几年,最終失敗了。所以,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古代体制中和中國古代思想家(例如儒家)中,早就有了某种程度的表現,不是說一定要在西方才能產生。這一來,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五四前后,那么多西方思想嘩啦啦全部過來了,而中國人最終還是選擇了社會主義。中國人為什么容易認同這种理念?如果沒有歷史上這個根子在這個地方,就很難真正地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為什么馬克思主義會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它是有它的歷史原因的。因為馬克思提出的那些理想,很多暗合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東西。當然它們不等同,但很多是相通的,容易引起中國知識界的共鳴。再加上在五四那個時代,西方社會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搞得一塌糊涂,它所奉行的社會体制也就顯得捉襟見肘。只有這一套社會主義理想,還沒有經過大量實踐,如果它有弊端,那么弊端也還沒有暴露出來,所以它作為一种理想的東西,就很容易被接受。加上它跟傳統的某些東西是相呼應的,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容易認同它。

  同樣的道理,為什么西方資本主義會那么發達,社會主義不夠發達?資本主義發達,因為他的地理環境促成了商業的繁榮,它那四通八達的航路和戰天斗地的征服精神与特立獨行的個人主義价值觀容易使它往商業那邊、往資本主義那邊發展。當然,中國也不是說就沒有資本主義。商朝為什么叫商朝?不就是商朝的遺民在經商方面很有特色嗎?中國的商業在一定程度上發展得也還是不錯的。但是中國的環境條件与社會現實規定了它不可能完全讓商業沒有任何限度地發展。它主張重農抑商。它抑制商業,抑制資本主義。抑制,不是說不讓資本主義不存在,而是不讓它成為主流体制。所以資本主義這种形態,或者說市場經濟發展的模式,實際上在中國早也古已有之,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

  我們再看看經濟方面貧富懸殊這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平等的程度要高于西方社會。西方社會要么是特別的窮,要么是特別的富。這跟西方民族的的思維模式也暗合,即他們往往傾向于二元對立思維模式,要么是A,要么是非A。輪廓非常鮮明,對照非常鮮明。而中國人奉行的思維模式是陰陽互轉互補的模式。你現在富有,但是可能以后就不富有了,這种貧富轉換是存在的,甚至是一种規律性的東西。為什么會產生這种轉化?為什么一個社會成員現在非常富有,以后過一代兩代就不是那么富有了?這里面有諸多的因素。首先是中國人均等思想,尤其是對均田思想,對均貧富思想的那种青睞。既然華夏各族都是一家人,自然在理論上希望所有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集体主義一定會上升而個人主義就不會像西方那樣受到推崇了。但是,還不光是這個可以解釋,還有一些法律上的或者一些約定俗成的風俗習慣可以解釋這一點。比方有一种法律規定叫做長子繼承制。長子繼承制在西方頗盛行,它的存在加劇并确保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沒錢的人越來越沒錢這种狀態。因為如果實行長子繼承制,比如你八口之家,你有很多家財。一家之主臨終時把家產都給誰了?都給最大的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都沒有。然后老大的長子又再繼承下去,所以他那個財產可以不斷積累。于是造成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窮。而在中國,一般只有皇權的繼承才運用這個制度。皇權不用這個制度不行,如果皇子皇孫自由競爭,豈不名正言順地你爭我奪,國無宁日?所以皇權繼承取長子繼承法,是一种彌合爭端的好辦法。但是傳統中國人他有能力不把一种制度一杆子插到底,他在老百姓中就不提倡沿襲這長子繼承制。既然都是一家子,按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觀,老百姓家中的財產一般都是均分,老大、老二、老三,基本上比較公平地各得一份家產,實行的是家庭社會主義。所以一個家族再有錢,百万富翁,如果你生出20個儿子來,那20等分,每份就沒多少了,連續分上個几代人,完了,最有錢的到最后都變成沒有錢了。所以在中國,你總會發現,有錢的家庭要世世代代都有錢,根本辦不到,它延續不了几個時代。今天繁榮,過一段它又變成窮的了。所以在中國社會中,自古窮通賤貴,有一种循環。這种現象,通過文學作品的描寫渲染,几成共識。因此上述這些東西造成中國社會的經濟形態与西方的差异很大,這是我們通過比較才鑒別出來的。

  政治方面我也再講几句。政治方面,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是宗法式的,家長式的,因為它認定它要統治的并非蠻夷之族,而是家里人,是自己人,因此它要強調什么是很清楚的。它肯定不主張、也不敢主張拿武力來統治人民,而是試圖用德的方法來統治,強調德治。但是有了德治,它講不講法?有法,它叫王法。所以中國傳統社會以德治為主,以王法(法治)為輔。這是中國政治制度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德治又從何開始?從皇帝開始。皇帝首先得是一個好皇帝,有一整套的東西,從小就有博學的師傅教他。四書五經,他必須讀得爛熟。德治強調,只有一個德高望重的人才可能是一個好的統治者。同理,下面的官員,也都得通通去念國家認為可以陶冶出好的人格的那种書,比如四書五經。這一套書涉及到仁、義、禮、智、信各個方面,但核心是如何修齊治平,如何提高個人的道德休養,成為一個高尚的人。只有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成了一個合格的好人,才能夠參与管理社會。中國傳統社會是先強調這一套東西,然后才有相輔助的各种具体法令。而西方不是這樣,古代的西方雖然也有宗法制,但更多宗教內容,再加上較為完密的法律。稍后的西方社會則主要是力制加上法制。所謂力治無非是警察呀、法庭呀這一整套非常嚴密的東西來強制執行。但是在近代的西方,則又主要是以法制為主,然后再輔以力制。不服從的話,有監獄在那個地方,有警察,有法院,整個這一套東西。因此它是以法制為主,以力制為輔;而中國古代是以德治為主,法制為輔。

  政治方面最敏感的題目是民主問題。這兩大形態的社會,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今天大家都在談論民主。談論的結果是,許多學者認為中國社會以前沒有民主,好像全是專制,好像只有西方社會才存在民主。其實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實際情況是,中國的民主是另外一种民主。這就牽涉到要說清民主到底是什么,得從概念上探討一下什么是民主?照我看來,民主的真髓,歸根結底,還是權力分配的問題。就是說,每個人有多大的机遇從社會現存的權利總和中獲得自己想獲得的一份權利。或者說,應該用什么机制來使大家分享權力(包括發言權)的方式比較公正?古代中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摸索了兩、三千年,終于找到一個方法,什么辦法?考!用嚴格的方式來進行考查、考核!因為學者們研究過來、研究過去,發現無論多么有德行的英明的天子,要永遠都能准确無誤地遴選出賢才,是不可能的。權力更不能靠皇帝想當然地給誰就給誰,怎么辦?只有連皇帝都無法干預的考試才是相對說來比較公正的形式!于是發展出一個科舉制,用科舉制來考,考的人合乎條件,就可以當官,白屋可以出公卿。你就是一個討飯的,你考上了就可以做狀元,就可以當宰相。所以從唐憲宗到唐懿宗的133個宰相中,有104個宰相是進士,進士的文化水平有多高?相當于博士。實際上比博士水平還要高一點。104個博士來管理國家事務,你說唐朝的文化為什么會那么發達,會走在全世界的前面?這道理非常明顯,這么高文化水平的人在領導這個國家,怎么會不發達呢?這些進士輔助皇帝,和皇帝分享權力。一大批知識分子精英從社會的不同層面代表了不同的聲音進入國家執政集團,与皇帝一起共同討論如何治理國家。皇帝個人的看法,也常常被他們以委婉的方式否決,相應的監察制度、監察官員,各類諫官、拾遺之類,整合起來,构成一种以皇帝為首以知識分子精英為主体的統治集團,各類方針政策,常常要經過朝廷大臣的公開辯論,才能最終定奪。這种討論有時不限于朝廷官員,普通人有妙計妙策也可以上書。地方官員或學者有時還可以進京与宰相(總理)為首的朝廷官員就某一國策進行面對面的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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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論現階段中美文化的碰撞 / 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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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現階段中美文化的碰撞

世紀中國网站

厚德

2002年3月21日

關于中西文化,鴉片戰爭以來,學者們已經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廣泛論爭,并兩度掀起全國范圍的文化高潮:「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和改革開放之后的文化熱。第一次高潮使一部分國人在理論上認識了中國文化的糟粕,結識了西方文化的精華,并使之勢不兩立。如陳獨秀所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1]第二次高潮則使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了自己的不足,明确了追赶的方向,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同時也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文化基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些重要的文化問題仍未受到充分的關注或未得到深入的探究,如美國文化這一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与中華文化的碰撞及其焦點,中美文化的碰撞在中國所引發的社會現象及其主客觀成因等。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些問題的重要性還不很明顯的話,那么,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十多年的今天,則极有必要對這些問題給予充分的重視和深入的研究。

(一)

中華文化与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真正碰撞始于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之前,中西文化的碰撞基本上處于小面積思想意識的衝突和個別文明成果的較量。基督教思想的登陸、西洋歷法的挑戰和西方先進科技新產品的初露鋒芒只是在中國這個既大又深的水潭中投入了一塊巨石,石頭雖不謂不大,但撞擊的面積畢竟有限,所以真正被惊醒并感到疼痛的只是占龐大人口中一個很小比例的优患型知識分子以及個別比較清醒的帝王將相,其他國人要么鼾聲依舊,要么視而不見,要么食而不管其味。鴉片戰爭對所有的中國人都是當頭棒喝,使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人數千年來第一次認識到不僅自己的國家大難當頭,而且自己的文化也危机四伏,面臨著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的挑戰。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中華帝國的沒落之日恰恰是美國的崛起之始。從此,美國的經濟飛速發展,農業產量持續上升,工業化進展十分順利,至十九世紀末,美國在經濟諸方面已經超過了其最強大的對手--英國,成為西方最強國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成為無可爭議的霸方,美國文化隨之一躍成為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主流,在与中華文化的碰撞中也由配角迅速變成主角。

中美文化的碰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九年國民党政府退到台灣為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美文化碰撞的表現形式為,中國一直處于被掠奪、被威脅、被欺騙、被利用的地位。不論是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1858年的「天津條約」」,還是1936年的「中美白銀協定」,對中國人來說,沒有一個不是喪權辱國、任人宰割的鐵證。第二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中美建交。在這30年中,中美文化處于完全的敵對狀態,不僅在社會制度上、軍事上、外交上敵對,同時還表現在文化事業上的敵對。但是,中華文化已經走出了任人宰割的惡夢,進入了平等對抗的階段。雖然在國力上有明顯差距,但全國人民同仇敵愾,仍然在朝鮮戰場上打破了美國不可戰胜的神話,在外交上多次挫敗了美帝國主義的陰謀。1979年之后,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雖然政治、外交、經濟上的摩擦仍然不斷,但是軍事衝突沒有了,文化上的交流越來越多。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國大陸,從前那种美國文化的單向撞擊,包括軍事、外交和經濟上的圍剿,變成了同一水平線上公平的正面較量。廣大的中國人民第一次心平气和地用沒帶有色眼鏡的眼睛認識了美國文化和沒有被貪婪和野心扭曲了本性的美國人。所以我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文化真正意義上的碰撞始于改革開放。

討論現階段中美文化的碰撞,如果仍然采用老一套辦法,重复那几對熟透了詞語,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追淳朴,而西人求歡虞」,「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2]或簡單地妄論曲直,武斷地評說优劣,顯然沒有任何意義。中華文化之于那些經濟發達民族的文化,尤其之于美國文化的不同,要比我們已經認識到的多得多,甚至比我們感覺到的也多得多,更要比我們學者們所總結歸納出來的條條复雜得多,深刻得多。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國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更是异常的多姿多彩、斑駁陸离。下關東、走西口、赴西洋、留東洋,千百万中華儿女各有困難遭遇、各怀壯志雄心,但人在天涯,魂系老家,鄉土觀念比任何一個民族都強烈,對祖國總是一往情深。在中國歷史上,不乏賣國求榮的漢奸,也有不少在洋人腳下扮狗,在國人面前擺爺的敗類,更有數目頗大的不忠不孝之流,但真正的中華儿女從來就以忠孝為做人之本,以犧牲個人促全整体為榮,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在中國人看來,個人只是國家民族這個總机器,家族這個大机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為了國家和家族的群体利益,作為其一個微小部件的個人可以而且應該隨時奉獻上自己的一切。「孤掌難鳴」、「獨木易摧」是中國人世代深信不移的真理。個人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滄海一粟,即使你再聰明、再偉大,离開了整体也會一事無成,甚至生命本身都會失去意義。因而才有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有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有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這就是作為中個文化脊梁的群体本位意識。

美國人也有群体觀念,有時還很明顯,他們的國旗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旗使用率都高,作為美國人,他們一直感到自豪,但這只是一种表層觀念,絕不是美國文化的內核部分。如果有一天美國變窮了,變弱了,成了受人欺凌的第三世界,美國人是不是還會走到哪里把星條旗帶到哪里,是不是還會有那种「天之驕子」的豪邁,這的确是個未知數。美國人樂善好施,對聯合國和第三世界的經濟支持和對發展中國家教育文化事業的援助應該說是最多的,但這些慷慨解囊往往是為了保持世界盟主的地位,或者是出于「吃小虧沾大便宜」的動机,用美國人的話說,在美國從來就沒有免費的午餐。美國人比任何一個民族都更喜歡高喊「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口號,但這些口號在美國沒有一個不是以「個体」為出發點的。美國人一貫強調艱苦工作,公平競爭,首創精神和進取意識,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個人的成功,尤其是財富上的成功。可以說,在美國這個無論是軍力、財力、科技實力還是人力、物力都堪稱當今世界之最的國家里,每一個公民每天習慣性地忙于思考的,終日為之辛苦的是一個非常渺小的對象--自己。個人成功是從殖民時期到現在美國人始終不移的追求,個体本位意識是美國文化最深層的內核。

美國文化的個体本位意識還表現在立國大法之中:明确規定個人的權利來自上帝,是任何人都不能剝奪的;干脆利落地把教會与國家政權分開,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旗幟鮮明地宣布禁用貴族頭銜,奠定了人人平等的基礎。這一系列舉措大大激發了個人的積极性和創造力,并吸引了千百万在舊世界不得志的熱血男儿到新世界來圓夢。更由于美國自然資源的异常丰富,新生國家的青春活力和雜交文化的生理优勢及其它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美國只用了一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就一躍成為西方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說是群体本位意識支擎著中國這座巨廈聳立世界東方兩千年之久,那么美國發展之神速除外層原因外主要應歸功于以個人成功為核心的美國夢,是這种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發揮的個体本位意識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建造了美國這棟雄視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摩天大樓。

美國文化的個体本位意識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開始表現出兩种新的傾向:內心的空虛和膨脹的貪婪。內心的空虛和苦悶在以海明威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筆下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和生動的展現。在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中,雖然表達的方式在不斷變化,但空虛的程度一直在強烈化。膨脹的貪婪使一部分美國人不再滿足于僅僅得到本國的財富,而且要瓜分甚至獨吞世界財富。正是這种貪婪使美國不僅肆意掠奪鄰國,而且加入了到遠東蹂躪中國的行列,并逐漸成為在經濟、軍事、科技文化諸方面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西方列強,正式揭開了中美文化碰撞的序幕。中美建交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內層的較量業已開始,并以現代化的速度趨于激烈,趨于尖銳,這就是群体本位意識与個体本位意識的碰撞。

(二)

中美文化這种群体本位意識与個体本位意識碰撞之結果在現階段主要表現為以下几种現象:

1.「私」從潛意識升入意識

中華民族歷來強調群体意識,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一直是「公」,而不是「私」。早在殷商、西周時期,「公」就是社會的基石,主要表現為:

第一,土地國有(「王有」、「官有」)。國家對土地有絕對的權力,雖分封給各級貴族,但貴族只有使用權,無所有權。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3]。而且土地不得自由買賣,私相授受,如《禮記‧王制》所說「田里不鬻」。廣大庶眾則「上無通名,下無田宅」[4]。

第二,農業生產以集体耕作為主。殷墟甲骨文中的卜辭有「協田」二字,意即集体耕作。在《詩經》中也可以發現描寫集体,甚至數千、數万人共同勞作的詩句。如「載芟載作,其耕澤澤,千耦其耘」[5],「率時農夫,搖厥百谷。……亦服爾耕,十千維耦」[6]。

隨著私有制的完善和封建制度的形成,雖然這种「公」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大有被「私」喧賓奪主之勢,然而歷朝歷代的政府和仁人志士卻一直在為「公」或者搖旗吶喊,或者身体力行。戰國時期的「師古」和「師今」之爭,漢朝初期的「無為而治」和之后的「獨尊儒術」,王安石的變法,張居正的改革,以及從明末一直到歷代的中外之辯無一不是以國家的進退、盛衰、治亂和存亡為著眼點的。《禮記‧禮運》中的「天下為公」,孔子的「愛人」,藺相如的大度,諸葛亮的事必躬親,杜甫的「安得廣廈千万間」,范仲淹的「后天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都是「公」為社會主流的絕好例証。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多年中,「公」更得到了空前的宏揚廣大,「私」處于前所未有的低谷。

与此相反,在美國,「私」一直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土地私有是美國建國初到西部開發時期最有吸引力的口號。現在,美國的土地只有39%屬于國有,主要是荒漠、道路、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等,58%以上的土地在私人手中,而且地下資源也屬于土地所有者[7]。早期到美洲大陸的歐洲人主要有三類:其一,不得志者。由于宗教、出身、財產等方面的原因,不少歐洲人深感在舊世界個性受到壓抑,才智難以發揮,理想無法實現,甚至遭受到种种迫害,因此來到了這個可以自由發展的新世界。美國先民中大多數屬于此類。其二,冒險家。這些人在舊世界大多有一定的地位和財富,但遠遠難以滿足他們的欲望。在舊世界,社會結构穩定,階級差別分明,要想在短時間內暴發起來,難度很大,因而來到美國「淘金」。其三,軍人。這些人起初作為殖民主義的工具被派到美洲大陸,發現美洲的优越性后,或者直接留了下來,或者去而复返。上述三种人到美洲的初因雖然不盡相同,但最后留下來的目的卻是一樣的,即為了「私」,或稱之為個人主義。因此,在美國「個人主義」絕不是一個貶義詞,正如美國學者康馬杰所說,「個人主義最終變成了美國主義的同義詞」[8]。這是很精辟的概括和總結。

有著深遠歷史淵源的個人主義在美國可以說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也不可避免地隨著科技產品、影視產品、文藝作品和各种文化交流活動走進了中國,走進了中國人的意識,并把在中國人意識中一直受到壓抑的「私欲」調動了起來。雖然「公」在中國人意識中的信息較強,但卻從未經歷過現代經濟浪潮的衝擊。當意識形態方面對它強調的不足時,「私」便乘虛而入,由潛意識升堂入室,進入了意識,并且大有「方興未艾」之勢。這种「私」已不同于傳統文化中的所謂「私欲」,而是与美式個人主義相結合而產生的一种混合物。

第一,這种「私」可以在法律、政策和情理中找到其存在和發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使人們感到,它雖然無益于國家和集体,但卻是一种人之常情,是目前難以避免的一种「出格」。而且很多事實告訴人們,沒有這种「出格」就無法在短期內取得個人奮斗的成功,赶上「社會大潮。」

第二,這种「私」的目的仍然具有小農經濟社會的顯著特征:積累錢財、廣置房屋、蓄妾養妓、耀祖蔭孫。它使人們不關心國家和公共事事,而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聚焦在個人的占有、享樂和炫耀上,把私欲的滿足作為人生的終极目的。

2.价值觀向個体得失傾斜

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組成部分應該是家國主義,与現代漢語中的「愛國主義」基本上是同義詞。在漫長的中華文化史中,家國主義一直是中國人价值准則的基石。個人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而只是家族存在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家族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只是國家存在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人生的价值不是以個人得失或財富多寡為据,而是看他是否給家族帶來了榮耀;同樣家族的聲望以是否為國家培育過忠臣、良將、賢達為標准。中華文化价值觀的另一鮮明特征是,重奉獻輕成敗。對中國人來說,個人价值的實現不是表現在個人事業的成敗上,而是表現在對家族、國家的奉獻上。只要你奉獻了,成功与否都是光榮的,失敗了甚至更加可歌可泣,令人敬仰。屈原、諸葛亮、文天祥等沒有一個是成功者,卻贏得了令無數成功者嫉妒的不朽。這就是中華文化的价值觀。

美國文化的价值觀處于价值坐標的另一端,其核心在于個体的得失和財產的多寡。按照這种价值觀,財富是价值衡量的最根本標准,一個人事業上是否成功關鍵看他的財產有几位數,一個人能否得到尊敬第一要看他在富翁榜上的位置,第二要看他怎樣使用他的財富。美國歷史上的數十位總統中至今受人敬仰的只有不多的几位,那些偉大的失敗者更無資格在后人腦海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洛克菲勒、摩根等諸多富翁卻一直被大多數的美國人視為偶像,或者自我奮斗的榜樣。在美國開國領袖中,最受人怀念的不是華盛頓、杰弗遜,而是富蘭克林,這并不是因為他發明了避雷針,而是因為他把怎樣由窮變富的密訣傳給了后人。當美國人談論一個人的价值時,他肯定是指物質价值,除開這個標准外,他沒有別的標准。本應宣揚「財主進天堂比駱駝鑽針眼還要困難」的神職人員對此也深信不疑,著名的麻省主教勞倫斯經過反复論証,終于得出了「上帝与財富同在」的結論[9]。

這种以財富為度量單位的价值觀進入中國后,与以奉獻大小為尺度的中華文化价值觀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激烈的碰撞。前者所展示的是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實体,所帶來的是物質世界的成功,財富的積累,私欲的滿足和感官的享受;后者則屬于不可見的精神世界,所需要的是忘我的獻身和無私的公心,但對個人來說,得到的只是人格的升華和公眾的敬仰,無任何「實實在在」的東西。前者与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有物質上的絕對优勢,易于利用現代化手段使之滲入千家万戶,短期內造成巨大的影響;而后者与經濟沒有直接的關系,沒有物質基礎,靠的只是思想品德的提高和文化遺傳因子的慣性,需要長期的,多方面的,細致入微的工作才能奏效。美國文化以個人得失為標准的价值觀已經產生了不可輕視的影響,形成了一股較強的勢力。近几年,金錢的「升值」,人們對實用科學的重視,高學歷者的下海乃至「清貧=無能」的公式等社會現象似与价值觀的傾斜有著千絲万縷的聯系。

3.權利觀念從淡薄到模糊

中華文化歷來多講義務,鮮談權利。義務是指個体為了整体的利益應該做什么,權利則是指個体的整体中能夠做什么。中國的先哲圣賢們盡畢生心血研究,不遺余力教誨的只是「個人應該怎樣」,并且把這种「應該」上升到了倫理的高度,天理的高度。每一個有發著內容不同的諸多「應該」;作為臣民,應該「忠」;作為儿女,應該「孝」。這兩個「應該」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并行不悖的,正如《禮記‧祭統》所說「忠君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大丈夫應該「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妾婦應該「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10];而讀書人則應該以「八目」為追求,即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之,中華文化總是站在整体的立場上告誡個体應該怎樣,從不談及個体有權怎樣。所以,直到20世紀初孫中山提出民權主義的口號時,雖然僅指「凡為國民皆平等而有選舉權」,國人中几乎無人意識到其重要性,如柳亞子先生后來回憶說「大家對民生主義都是莫名其妙,連民權主義也不過裝裝幌子而已……最賣力的還是狹義的民族主義」[11]。

美國文化与重義務的中華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它一直是以個体為立足點,明确無誤地規定個人有權這樣或那樣。雖然這种對個体權利的重視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文藝复興之后又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深化,但只有在美國,個体權利被正式寫進了立國大法《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之中,作為最基本的准則加以實施,并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法案之一。在社會生活中,個体權利的表現隨處可見,連大多數人所不齒的同性戀也被視為是一种個人的權利。個人權利觀念賦予了美國文化許多我們感到頗為新鮮的社會現象,如每個公民都可以購買和備帶武器,父母進儿女的房間要先征得允許等。這种种在美國被視為正常的社會現象之所以使中國人感到新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個体權利觀念的极端淡薄。隨著美國文化的全方位進入中國,中國人開始認識到作為整体之組成部分的個体應該具有某些權利。但個体到底該有哪些權利,美國文化中那些個人權利的含義等問題對大多數國人來說卻是模糊的。這种模糊導致了對美國文化的盲目向往,導致了諸多錯誤的認識和不正常的社會現象。

4.俗文化升堂入室

從一般意義上講,一种文化的「雅」或「俗」主要在于這种文化所表現出的基調和情趣以及文化中人總的審美品位。由于歷史的悠久和世世代代的不懈努力,中華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一直是「陽春白雪」性質的高雅文化。不論是先秦散文,還是漢唐歌舞,不論是詩詞曲藝,還是建筑服飾,所追求的要么是一种气勢、風骨,要么是一种意境、韻味。即使是抒發個人的情思柔腸,描繪自己的「斷橋」、「長亭」,也總是盡量深沉含蓄,刻意溫文爾雅。這表現了一种資深文化的修養,一個古老民族的文明。但這种「雅」的專利權往往只屬于少數人對大多數人來說,只能做為一种欣賞的對象,一門陶冶情操的課程,只能有拍案叫絕的激動,嘆為觀止的感慨,而無身体力行的權利,親身參与的机會。這正是高雅文化的本質特征,也是其致命弱點。隨著「平等」、「民主」等觀念的深入人心,人們不愿意僅僅作為被動的旁觀者和受益者,而是迫切地要扮演角色,要參与進去。高雅的詩歌逐漸讓位于通俗的小說,文藝作品中那些出身高貴、才智過人的英雄被凡夫俗子所取代,卡拉OK受到普遍歡迎都是這种社會心理需求的結果。

雅文化高于生活,俗文化等于或低于生活。中國文化屬于前者,而美國文化無疑屬于后者。正如康馬杰所說「美國看來從一開始就注定文化上是平庸的」。[12]美國文化的平庸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資本主義的文化必須是俗文化;其二,個体本位為核心的社會需要俗文化。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俗文化首先俗化了西半球,繼而俗化了港台(港台文化的某些部分已經低于生活),目前,正在俗化大陸。文學描寫從「高大全」轉向「篱笆、女人和狗」,音樂從「黃河大合唱」轉向「一封家書」,建筑從追求雄偉壯觀到潛心于整齊實用,在舉止言談上,一改文雅含蓄,開始欣賞潑辣外露。美國俗文化對中華雅文化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也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又一次大融合的契机。

(三)

上述現象足以說明,中美文化的碰撞正在向縱深發展,其激烈之程度,其影響之大不容忽視。概而觀之,其焦點在于中華文化的群体本位意識与美國文化的個体本位意識的异質相斥。從目前的形勢看,美國文化的优勢比較明顯。之所以會出現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1.在中國文化与美國文化的這場碰撞中,實力因素是美國文化取得优勢的根本原因之一。一般來說,文化結构分為三個層面,即物質層--制度層--意識層,其中「文化的物質層面是最表層的,而審美趣味、价值觀念、道德規范、宗教信仰、思維方式等屬于最低層,介乎兩者之間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論体系」[13]。由于諸多歷史的、現實的原因,美國文化在物質層的优勢是非常明顯的。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經濟之落后,國力之衰竭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1841年,中國人口約為4.13億,農商業總產值只有3.9億兩白銀[14]。此時,美國人口近兩千万,僅北方制造業產值就達4.8億美元[15]。之后,中國一直是內憂外患,江河日下,到清政府垮台前,僅對外賠款一項就高達13億兩白銀[16]。而美國卻迅速騰飛,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至1900年梁啟超游歷美國時,美國制造業總產值已達130億美元[17],僅摩根一家的資產就相當「中國政府二十年之歲入」[18]。新中國建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們的工農業發展迅速,經濟建設日新月异,但也不可能用几十年(确切地說,20年)的時間走完人家走了200年的路。差距畢竟太大了,我們在物質層的劣勢決非是短期內可以扭轉的。

根据馬克思主義「物質決定意識」的理論,物質層的优劣必然影響到文化的最內層--意識層。美國文化在物質層的巨大成功不僅為其意識層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而且為意識層的可信性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証,使人們在承認其經濟發達、國家強盛的同時,很容易接受其意識層的諸多信息,如价值觀念、審美趣味、思維方式等。美國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能夠迅速走向世界并產生巨大影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這也是在与中華文化的碰撞中能夠短時間內取得优勢的重要原因之一。

2.在中美文化的碰撞中,中華文化之所以暫時處于劣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占一定比例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認識片面,對异質的美國文化缺乏全國了解。從客觀上講,中華文化自宋朝以降,一直沒有得到及時的「更新換代」,而且在一步步向著僵化的方向滑坡。鴉片戰爭之后,國人發現其薄弱有余,認識其長處不足。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批評其糟粕遠多于宏揚其精華,也沒有得到系統的發展完善和倡導宣傳。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文化更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毀滅性圍剿。其結果是多數年長者雖然對她依然感情深厚、難以忘怀,對其价值深信不疑,但他們中大多數已經年老体弱,去承擔發展宏揚中華文化的重任實在有些力不從心。而相當數量精力、体力俱佳的中青代或者由于上述歷史原因對中華文化有一种先天的偏見,或者認為中華文化在經濟戰場上「無能」而不屑一顧。相當數量的人把文化与經濟混為一談,認為我們的經濟落后,文化當然落后,或者說經濟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文化的落后,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達,其文化必定先進。我們的經濟要赶上他們,不僅要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更要把他們的先進文化整個拿來。這种膚淺的認識在個人是一种純粹的無知,一种愚味的武斷,對于整個民族則是一种可怕的自殺。其結果只會使我們的民族處于一种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境地。

由于地理的和歷史的諸多原因,美國文化在大多數中國人面前猶如云霧中的龍,只展示了其壯觀的尾,未露出其猙獰的頭。不少人,尤其是年輕人,剛剛接触到美國文化的一個方面,或僅僅看到了一些表象,就象那几個被譏笑了千百年的盲人一樣,深信自己已經了解了其整体,并且宣稱那就是國家發展的方向,個人奮斗的目標。孰不知,他們只看到了摩天大樓、豪華住宅,卻沒有看到貧民窟和露宿街頭的乞丐;只听說美國人家里都有汽車、電話等現代化設施,卻不了解美國今天的繁榮是多少代美國人民戰天半地,用鮮血和生命換取的;只羡慕一些美國旅游者在中國的揮霍和大方,卻不知道他們在工作時的緊張和辛苦。更為可怕的是,他們甚至把美國帝國主義發家致富的行徑--掠奪鄰國領土,強占他人資源,欺詐弱小民族--也視為一种先進的「競爭」,而把中華文化中的愛好和平、大度慷慨、扶貧助弱看作一种落后的「劣根性」。

3.「文革」的惡劣影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建國之后,我們國家一直強調群体意識,甚至使其發展到了頗為极端的程度。到60年代,中華文化的群体本位意識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頂峰,個体本位意識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點。然而,「文化大革命」卻使這种可貴的群体意識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扭曲和褻瀆。馬克思主義所提倡的是一种更加科學、更加系統的群体意識,這是中華民族先其他經濟發達民族接受并付諸實踐的重要內在原因之一。但是,不少人卻把「文革」的罪過加在了中國文化的頭上,加在了群体本位意識的頭上。8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使人們進一步加深了這种看法。

同時,美國文化所展示的以個人成功為幻影的西方式現代化進一步加快一部分人向個人本位意識滑行的速度。他們未作全面系統的分析和研究,就武斷地認為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華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群体本位意識;而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之所以發展得比我們快,是由于強調人們固有的個体本位意識,激發了先天的個人私欲,并過分簡單化地以此來解釋台灣与大陸、韓國与朝鮮、西德与東德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他們沒有看到,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中,多數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一些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其發展神速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充分調動了民族憂患心理、民族保護主義、民族凝聚力等不同形式的群体本位意識。群体本位意識不是導致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個体本位意識更不是一個國家走上富強的必由之路。目前,雖然不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中美文化的碰撞中,個体本位處于优勢,但這种优勢是暫時的,只是這兩种意識長期斗爭過程中的一個回合,絕對不是「最后得分」。

4.對美國文化中一些重要概念的曲解導致了認識上的誤區和行為上的偏差。在部分中國人看來,美國文化中最具魅力、最有影響的概念莫過于「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但事實上真正明白這几個概念的人卻為數很少。對美國人來說,「自由」是指不受政府、貴族階級、教會的隨意干扰(如在封建社會的歐洲),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愿望和能力;是不依賴他人,包括父母、政府、或任何組織,不欠任何人的任何東西,也不希望從任何人那儿獲得任何東西的一种獨立或自立。而美國文化的平等概念是指:在競爭中的机會均等,平等競爭。然而要想獲得均等的机會就需要付出代价--競爭。人生就是一場競爭,為了成功,人人都必須參加競爭,參加体力、精力和智力的競爭。善于競爭并且在競爭中取得了成功的人被推崇為「獲胜者」,反之則一律被輕視為「失敗者」。「民主」作為美國人民的一种權利主要表現為每個美國公民,不論貧富黑白都有權投票選舉自己的總統、州長,決定地方事務;有權公開發表個人意見,自由表達自己的愿望。「人權」概念主要來自「天賦人權」觀點和《美國獨立宣言》及《人權法案》,是指「造物主賦予的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即每個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權利」[19];公民有宗教信仰、言論、出版、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愿的自由;人民有保障其身体、住宅和財產不受侵犯以及法律方面的一些權利。

從以上定義和描述,我們不難看出,「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概念的真正意義与我們某些人,尤其是年輕人的理解有多么大的不同;自由与隨心所欲,平等与「大鍋飯」,民主与各行其事,人權与不要法規紀律可以說差之千里。同時我們還應認識到,即使是在這几個口號喊得最響亮的美國,富人和乞丐,白人和印第安人,高級政府官員和平民百姓在「自由」、「民主」和「人權」面前也絕對不是完全「平等」的。更需注意的是,每個國家有每過國家的具体情況,每個民族各有其獨具特點的傳統和現狀,如果硬要把一個國家習慣了几百年的東西強塞給另一個歷史和現實都大相徑庭的國家,并要它馬上毫不改變地接受,是不現實的,也是行不通的。

5.中國哲學處于「休整期」。以儒、道為精髓的中國哲學之著眼點在于人与人的關系,即研究在一個共生共存的群体中,人們怎樣才能相處得更和諧、更融洽,使社會更安定,國家更穩固、生活更太平。為此,孔子提出了「仁」,老子提出了「無為」,之后逐漸發展為愈來愈僵化了的「三綱五常」和謙、卑、忍、讓等處世原則。中國哲學在本体論上認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在認識論上強調「知行合一」、「心物交融」;在方法論上重視了悟和直觀。總之,是一种重整一、重協調的內向哲學。而美國文化的基礎--西方哲學是一种外向哲學,提出的中心問題是人与自然的關系,一貫堅持的是「天人相分」、「主客對立」等觀點,其表現在科學上的特點是重分析、重論証、重實踐。如果說重人際關系的中國哲學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相對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話,那么西方哲學的重分析、重實踐的确導致了近現代西方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以協調為宗旨的中國哲學所提倡的是一种群体意識,以對立為基點的西方哲學所助長的是一种個人精神。西方哲學使近現代西方科學一直沿著分析性路線發展,并且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是西方科學后來者居上的根本原因之一。而美國文化的外層优勢--先進的自然科學正是個體精神的充分發揮与分析性科學成功結合的果實。与此同時,中國科學只保守地專注于社會的穩定和制度的守成,在「治國」的獨木橋上逐漸衰老,卻沒有以發揮「平天下」的作用為契机獲得新生。

從中西歷史上無數事實和現象分析,以「化大為小」、「化整正零」為基本方法,以分析性科學為外化形式的西方哲學似乎已經達到了成功的頂峰,歷史的下一選擇應該是「大處著眼」、「整体入手「的中國科學及其基礎--中國哲學。統而言之,目前中美文化碰撞的現狀是有其深刻的哲學原因的,但据此我們可以預測到,正是由于中國哲學現在處于「休整期」,處于再生前的「涅磐」,其重返「戰場」之日,必將是中華文化的轉机之時,并且必將為未來科學展示出一個嶄新的天地。

注釋:

[1]陳獨秀《本志罪之答辯書》,《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

[2]嚴复《論世變之亟》

[3]《詩經‧小雅‧北山》

[4]《商君書‧徠民篇》

[5]《周頌‧載芟》

[6]《周頌‧噫嘻》

[7]FrankR.Scarpitti」SocialProblems」,P116,Holt,RinehartandWinston,Inc.U.S.A.1974.

[8][9][12]H.S.康馬杰著,南木譯《美國精神》,第38、68、643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

[10]《孟子‧滕文公下》

[11]柳亞子:《自傳》,《珊瑚》第13期。

[13]龐朴:《要研究「文化」的三個層次》,《光明日報》1986年1月7日。

[14]徐泰來主編《中國近代史記》(上卷),第2、7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17]黃紹湘:《美國通史簡編》第155、345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喬還田:《繩索的羈絆--不平等條約給近代中國帶來的災難》,《光明日報》1992年3月11日。

[18]梁啟超:《新大陸游記》,轉引自鍾叔河:《從東方到西方》第511頁,上海上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美國獨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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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經濟与農業文化的构建

胡火金(中國經濟史論壇于2003-12-2418:03:40發布)

中國傳統社會生產主要是農業的生產,傳統經濟的主要成分主要是農業經濟,其主要特點是小農經濟的運作方式,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層面都脫离不了農業。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她植根于中國這塊特定的「土壤」中,受到自然地理環境、政治宗法倫理、農業經濟及其小農生產方式等背景的深刻影響,表現出典型的生態型農業文化特征。傳統社會經濟的長期穩固与社會思想文化相得益彰,中國傳統社會在這兩者的互動中綿延和發展。本文試圖從中國古代社會經濟背景諸要素中尋求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因和特征,以期獲得農業社會經濟背景与文化的關聯。當然,對一個多元的复雜的環境背景進行探討,無疑是极其困難的,我們只有從全部背景中選擇可能決定事物方向的主要方面及脈絡來把握問題,再進行多向整合,就可能抓得問題的要領,得到環境背景与思想文化乃至現實的聯系才會成為可能。

一、自然地理環境為農耕提供了有利條件,決定了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奠定了農業社會文化的自然、物質基礎

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就存在著自然(或環境)、人類(或民族)活動、文化(或制度)這樣一個不可分的三角關系。起初,環境決定著人類或民族的生存發展,後來,人類的适應性和智能化活動有對環境產生重要作用,由此生出文化和制度,也由此引來社會變遷。就世界范圍而言,耕种和畜牧業決定著人類早期的農業文明,只是因為自然環境條件的差异各地區走不同的路。總体上來看,在環境條件适合的情形下,与畜牧業相比耕作農業對于人的生活來說會更便當。農耕能便利的獲取食物,有較多的生存机會,對人口的承載力和支持力高,溫熱的气候條件,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有利于人們進入農耕為主的定居生活,人類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發生在南方溫熱帶地區(1)。中國由于其地理環境的多樣性和优越性,為農業經濟(尤其是耕作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也因此造就了農業文明,為農業文化的生根發芽和成長奠定了基礎。而以古希腊為代表的西歐等國也因其自然環境的特點取向畜牧文化与海洋文化為主的异型農業文化,這應是整個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中國自然地理環境為農耕提供了有利條件。其總体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南北緯度大,熱量資源沿緯度分布呈地帶性差异;第二,季風气候,東南部水源丰沛,形成溫暖濕潤气候,其突出特點是雨、熱同期,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集中在作物的活躍生長期內;第三,地形起伏多山,熱量、水分資源以及植被和土壤類型,隨海拔呈帶狀更替。其中气候是自然地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自然地理環境又反過來影響气候;支配中國气候的三大因素,強盛的東亞季風气候、大跨度的經緯差和懸殊多變的地形,它們的綜合作用,形成了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和青藏高原區三大區域,其中季風區占全國總面積的47.6%,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95%,華夏文明起源發展于該區。季風區(2)的气候特征,雨熱同季,四季分明,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其土壤特點,南方酸性粘重,北方鹼性松細,土壤有机質含量較高;該區光熱資源丰富,黃河長江流域夏季時間長,溫度高,作物生長活躍期較長,黃土高原4-6個月,下游平原則長達7個月,与長江流域相當(3)。丰富的光、熱、水資源給黃河、長江流域的農業生產帶來便利,這就是种植業(水稻)發達并占農業主導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以种植業為主的農業生產占据了傳統經濟的主導。自然地理環境這個人類生存的初始條件的不同,會帶來物質及生產方式的不同,也終究會導致整個文明的差异。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其最顯著的气候特征是海洋性和緯度地帶性,表現為面積廣大的溫帶海洋性气候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溫度偏低,冬季溫暖濕潤,雨水多,降水均勻,空气濕度大,有效積溫較低,土壤粘重,酸性較強,肥力低。除南部利于耕作和种植谷物外,其它地區,尤其是西歐,要么水土不适,要么光熱不足。但西歐的气候卻有利于牧草的生長,這使得畜牧業得到長足發展,占据了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畜牧業為主導的社會導致游牧生活,游牧是人的生活与為了尋找水和草而移動的家畜群的運動相一致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由人和家畜群的共同關系所构成。游牧一般是以村落為根据地進行有規律的季節性遷移,也有的比較自由,規律性不強,人們對于自然表現出主觀積极的能動態度,這与以耕作為主的農業社會相比,人口密度明顯地小,社會組織關系也相當不穩定。人們不過分地依賴自然條件,也沒有固定的思維模式。古希腊由于其四周有半島,大陸環繞,海岸線綿延曲折,對航海十分有利,航海導致商業貿易的發達,生活新奇富有刺激;對自然的依賴性在海洋民族心理上不斷減弱,從而衝擊了原始農業和畜牧業時期具備的思維傾向(4),使原本直觀、整体的思維取向不斷減弱以至漸失根基,結果是強調人的主動性,突出人對自然的征服。

就農耕而言,种子作物和營養繁殖作物栽培以及种麥型農耕与种稻型農耕也會有很大差异,其支撐的社會和文化也有顯著的不同。种麥型農耕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約,會出現耕地和休閑、放牧交替進行的混合農業,這使得人們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從事其他行業,自由想象和思維的空間也大一些;水田農耕以水稻耕作為中心,就會產生社會性的、宗教性的有力、統一的「种稻文化」。其對水利的較高要求促進了村落共同体的統一。另外,在農忙季節常需換工協作,這樣就形成了多种共同勞動的慣例。從這种背景來看,中國的「种稻文化」更傾向于整体配合協作。因此,「种稻文化」在一定的意義上,強化了農業生產運作及其思維的固定化。

農耕的物質基礎是農作物的生長,它是由种子-植株-种子构成的一個循環往复的過程,這個過程具体包括播种、萌芽、生根、長葉、開花、結實等多個環節,人們對這一周而复始過程的認識和關注以及社會生產生活上循環運作,自然會產生對自然的依賴、与自然合拍、循環觀、取中思想等一些固定的思維模式,這無疑又強化了人們對于農業經濟的依賴。再講,糧食谷物(早期主要是小米和水稻)的生產必須要遵守一定的季節(气候),所以人們又必須關注自然物候、四季更替、气候變化、生活節律以及日、月、星辰的位置移動,農業生產實際上就是要把農作物生長与季節對應起來,人實行調控,才可獲得好收成。由于農業生產、農業自然經濟對自然的依賴性很強,農業生產的運作就必須要同天地自然條件密切聯系在一起,人們的生存依賴于自然,人們又總是把自己看作生命自然的一部分,從氏族時代起,人們就必須為社會性生存目標和應付環境的挑戰而齊心協力,做到人与自然相适應,從而鞏固人、社會、自然一体化的觀念(5)。這樣一种整体的生態化觀念,反過來使人們牢牢維系在農業生產上,從事著周而复始的小農生產和以傳統農業經濟為主導的社會生活。以農耕為主的社會經濟導致了農業文明,農業文化由此生根發芽,農業文化具有典型生態意味。

二、以自然經濟、小農生產方式為主体的農業社會經濟長期穩固,鑄就了早熟的典型的生態型農業文化

農業經濟是中國傳統經濟的主干,它的最顯著的特點是「靠天」,農業生產對天地自然的依賴性,越是往前,表現越強。适宜的光熱、雨量以及土壤環境是農業耕作的必備條件。對自然及土地的依賴,容不得人們有過分的舉措和非分的想法,人們活動空間相對狹小,交流、交往較多的限于宗族親情之間,重「和」重「仁」的人際關系,培養了人們的「中庸」性格。也由于對自然的依賴,一旦遇上自然災害(水旱災、虫災等),農業生產就會遭受致命打擊,久而久之就培養了中國人樂天知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現實生活中,則多取向「知足常樂」、平安、宁靜的生活。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看,小農經濟思想利于社會的穩定,也是專制社會政治得以穩固的基礎。在各种條件約束下,農民既勤奮耕作,又安于天命。總是在不可抵抗的自然環境中,圍繞田塊、吃飯、睡覺轉圈子,農業生產周而复始,人生老病死,循環往复,沒有新意与刺激,生活封閉、單調、形式化。小農經濟的主要經營者是農戶家庭,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則,其經營的唯一動机是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得到較好的收成,以達足食飽暖。農業在自然環境中進行,在生產中首先要處理好動植物与外界環境即光熱气水土肥的關系,做到天地人物的協調統一也就是動植物与外界環境的協調統一是農業生產的保証。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要求崇尚經驗,培養了人們愛好和平,禮儀為重,互幫互助的性格。這和歐洲人「好斗」性格以及「戰爭是万物之父」的觀念极然不同。一個是尋求和平、安宁;一個是征服和擴張;這种民族性格、心理和觀念的不同會帶來文化的差异,導致各走各的道。

傳統農業經濟可以說是一种自然經濟,它必然受到自然生態系統演替規律的啟迪。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要与自然環境相适應協調,農民盡可能少地干扰農業生態系統(農田、旱地、草原),使其近似于或順應于自然生態系統的自然生態演替,這樣,農業生態系統就具有自然生態系統的自我保持和修复功能,這种生態智慧本質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協調統一。當然,這也是由人口密度低、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以及實用性的最大追求原則所決定。也是基于農業初期這樣的一個事實:早期的火耕農業和草原牧場的利用這兩种農業系統,在人口稀少的情況下運轉良好,在各种生態環境下几乎都可以通過較少的勞動投入獲取食物。在農業的大部分歷史中,農民依靠土地、自然能(太陽能)和生態智慧進行著生產,這是一种良好地生態來适應体系,對于先民來說,生態适應体系就要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人們必須在同樣多的土地上生產更多的糧食,農業生態系統不穩定的因素就多起來,對于耕作農業來說產量低、病虫害、水旱災害等問題就更加突出,人們就必須增加勞動投入,采取措施,以求得生存。對此,中國先民采取「雜五糧,以備災害」的作物輪作間作套种等种植措施,并注重以耕作的方法和生物的方法(自然的)以及積肥進行養地,采取農業的生態的方法防治病虫害。興修水利,提高复种指數,以艱辛的勞動投入,自然合理的生態觀,進行精耕細作,与自然災害抗爭,獲得相對穩定的收獲,滿足需求。也就是說,小農在面臨生存危机的情況下,仍然以与自然相協調統一的生態觀來實行自救,明知違背自然的做法或掠奪性生產是走不通的,自然合理的生態觀是小農經濟能夠自我維持和相對穩定的重要前提。小農經濟与自然生態觀念有著必然的聯系。

農耕要求人們的生產實踐活動要与天地自然相協調、相一致,這是一個「天律」、「地律」,不可違背。農業走向天地人物協調統一的生態化道路(6),久而久之,這又必然貫穿于人們思想觀念實際行動之中。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可以用「農業生態化的泛化」來解讀。在思維層面上,其總体架构是「三才論」、「天人合一」、天地人整体系統思維,其思維觀念取向是气、陰陽、五行、圜道、中庸等,總体上趨于混沌模糊、實用、直觀、系統和整体;在社會生活生產實踐層面上,人們依存自然,注重于務實,重視傳統和經驗;心理上趨向于自足、樂天、均和、知命。因此,不論從農耕文明自身,還是從由它引導的觀念、思維、文化來說,都反過來規定著中國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業經濟的長期穩定是以小農生產方式為主的農業自然經濟結构与其培植的社會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中國古代社會在農業經濟和由它引導的農業文化相互作用下綿延發展。几千年來,漢民族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主要是簡單的農業生產方式--小農經濟,小農經濟的長期穩固,農民种庄稼的歷史培植了中國的社會結构,中國文化或許可稱之為「鄉土文化」或「五谷文化」,總之离不開「土」和「谷」。美國農業科學家金(F.H.King),曾于中國、朝鮮、日本調查農業,著有《四十個世紀的農民》(7)。他以土地為基礎闡述中國文化。認為中國人像是整個生態平衡里的一環,這個循環就是人和「土」的循環,人從土里生,食物取之于土,瀉物還之于土,一生結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人是這個循環的一部分,不与土地相對立,而是協和的農業(8)。五谷文化的特點是世代安居,人以土地為生,土地不能移動,人們跟著定居,聚集在一處,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即「生于斯,長于斯,終老于斯」。這無疑會強化「家」的觀念及其運作。在農業生產中,季節气候、農作物生長、農事活動(耕作栽培)周而复始。人与土地循環往复,如此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生態化模式,它由中國社會各种情況廣泛博弈的結果,鄉土文化、五谷文化等是這种生態化均衡机制下的必然產物,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一种「生態型文化」或稱之為具有生態意味的文化。從這种意義上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及其中蘊涵的力量可能是一种可取的視角(9)。

三、農業經濟培植了特定的宗法倫理制度,兩者相得益彰,為農業文化的生成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

在氏族部落(團伙)時期,社會秩序的維持,是人們的相互協調,而不是依靠權威或制度化的規定,協調性、互酬性和平等主義在小規模的社會中(部落)也可以极其自然地發揮社會化、政治性的机能,原始思維及思想文化在本質上趨同。進入農耕階段,由于生產力和人口支持力的顯著提高,產生了固定的村落,并相繼發展了以瓦器、陶器和机織為主的多种技術,在社會內部出現了不直接參加生產的商人、貴族、戰士和其它人員(如占星家、祭司等),人類社會文化出現了明顯的進化,其思維根基、思想文化主要源于農業生產實踐活動。農耕要依賴順應天地自然,人們必須直接面對和思考「人与自然」的關系,由此构成社會文化及宗法倫理的基礎。

新石器時代,最古老的一些農業文明區已构成原始部落社會,此期為巫術和祭司統治的階段,以崇拜太陽為主要文化特征(10)。對太陽的崇拜可能是表達了人對自然(太陽)的強烈依賴,農業生產社會生活离不開「天」,這体現了原始的天人關系。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已有的農業文明的痕跡,其中仰韶文化區遺址數量最多,表現的文化程度也最高,發展較速,成為重要的一支文化。而黃河流域就成為后來的主要農業文明區。如仰韶文化區的西安半坡發現有成堆的小米,河姆渡文化區以及漢水流域發現有人工栽培的水稻等,表明了先民對干旱和水、熱等自然環境的适應性,農業文明的產生就是人對自然的适應及人与自然的協調。受自然環境嚴格約束的社會經濟狀況,無疑會導致与之相适應的政治宗法觀念制度的產生。

夏朝世襲制代替了氏族「禪讓制」,財產私有制破坏了公社制度。商朝進一步發展,等級、階層進一步區分(11),國家(12)也隨之產生。國家雖由國王統治,但卻更象「巫史」政治。巫史從不同側面代替鬼神發言,指導國家政治和國王行動,國王事無大小,都得請鬼神指導,也就是必須得到巫史指導才能行動。《尚書嶈x范》中講國王遇疑難之事要与巫史商量大体可信。《禮記嶊禨O》也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商王遇事必卜,表示自己的行動是符合天命神意的,崇拜鬼神,祭祀祖先,溝通權威与天意,這是天人溝通的政治体現,實際上也是商人對自然現象不可抗拒的一种敬畏心理,企圖不違背自然行事。把人置于天地自然的大系統中,農業生產實踐納入天命神意之中。在科學文化方面,占星術最發達,歷法水平高,歷法在當時具明顯的政治功能,當然歷法的進步同時也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生產實踐及人們的行動要符合天命神意應該是政治倫理的最初表現。

周施仁政,行分封制,農業經濟運作以土地為樞鈕,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權向任何人取得貢賦,土地的授予和接受之間靠貢賦和服役來聯結,形成庶民-諸候-王子的貢賦,王子-諸候-庶民的土地授予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農業勞動者成了小私有經濟生活的主体,小農經濟因此產生(13)。農夫一家人世代附著在這土地上,离開土地不能生活。這种格局無疑會強化民、臣、君之間以及子、妻、父(夫)之間的關系,其結果便是「家族式」制度的建构和倫理本位。統治階級,尤其是天子,持有代天保民思想,「惟命不于常」,「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等等,認為要永命必須保民,要把民心看作天心所自出,民心是政治好坏的鏡子,民為天所生,保民即敬天,皇天上帝是丞民的宗王,上天選擇敬天有德的國君作天子,天子不稱職,皇天上帝就要改選他人。周代敬天保民思想,實際上是商代「巫史政治」的翻版或是它的深化和延伸。春秋戰國時期是個大動蕩、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形成了政治上七國劇戰和學術上百家爭鳴的格局。儒家是尊禮(周禮)、德治仁政的「仁學思想」,承認「天命」,天是最高主宰,天被當作有意志能賞罰的人格神,要敬畏天命,安于命運,人要順應天,做到「天人合一」,反映到農業生產實踐中,就是天地人物的協調統一,這實際上是對周禮的繼承和發揮。道家以「道」為最高哲學范疇,道是自然法則,是万物本原,先于天地存在,它強調對立雙方存在于同一体之中,關怀自然,講「無為」,道体現了對自然的崇尚,強調人和自然和諧,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為一」,指出人類的(自然的)生存智慧。法家強調統一專制,否認道法价值,比較极端,受帝王歡迎,也為秦統一提供了理論依据。儒家重視現世、關心社會,儒家文化占据了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它繼承了周禮那一套,其尊天、敬禮、倫理政治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對后世影響很大。中國歷來以農立國,歷代王朝都重視農業,中國農學乃至技術以及農書的刊行等,都曾領先于世。農業經濟發展早,比重大,人口多,這种傳統經濟造就了農業文化的早熟。民以食為天,農業穩定、農民安居則國家穩定、社會安定,重農重民思想以及与此相應的思想文化便成了農業文化的傳統。

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農業經濟狀況要求有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构,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的主要特點在于其血緣宗法制度。血緣結合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結合方式,中國的社會組織關系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在父子、夫婦、君臣之間的宗法原則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從整個歷史來看,像是一种「家邦」式的建构,抑或是「家長式」的國家社會組織,其制度或許可稱為「家國制」或「家國主義」。具体來講,社會組織關系就是「五倫」,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中「君臣」擬父子,「朋友」擬兄弟,從廣義上來講都屬于血緣關系,是一种廣義的「家」。國家、社會行為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家」的運作。中國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處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是世界聞名的,中國老話說「國之本在家」,「積家而成國」,認為家為組織單位。中國的社會組織,輕個人重家族,先家族而的國家。正如盧作孚所說:「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的社會生活,范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其社會的道德條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14)。究其原因無疑与農業自然經濟有關,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只需簡單的一個家庭,其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縱然有時超越了家庭范圍,也只是家庭關系的擴大或延伸。農耕經濟,有利于生產力的穩定,人口支持力顯著提高,村落比較固定,各种工藝技術也會應運而生,社會分工的產生也會遲早到來,有分工就有協作,傳統的「家」就得到鞏固和延伸。以家為本位的生產方法會導致以家為本位的生產制度和社會制度,其結果是一切社會組織都以家為中心,人与人的關系由五倫聯系著,确定著。中國的五倫就是中國社會組織,离了五倫另無組織,把個人編入這种層系組織中,使其居于一定地位,而負起那個地位的責任。中國實是倫理本位的社會,它脫胎于宗法,其基礎是道德禮教禮常,可稱為「孝的文化」,孝即倫理。這种倫理關系形成一個网絡,每個人只是一個网結,這可比擬為「生態關系」,与「天人合一」、「三才論」等思想是切合的,它從特定的自然、社會經濟、宗法倫理制度而來,但它一經形成,就影響制約著人們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生產實踐,政治上的倫理化或者是生態化政治,農業的生態趨向,小農經濟的持續穩定等等都与此相關。總而言之,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結构是一种「泛生態化」的建制,社會經濟与政治宗法倫理制度互相促進是傳統農業經濟乃至農業文化得以維持穩固和長盛不衰的重要條件。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經濟營造了生態化的農業文化。它是自然環境條件、政治宗法倫理制度、社會經濟狀況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在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互動中綿延發展,几千年沒有改變。我們不能割斷傳統与現實的聯系,要重視國情,以歷史与現實相結合的觀點看待和研究中國社會經濟与其思想文化,在經濟全球化、世界各國文化空前衝撞融合趨同的視野下,构建中國社會經濟思想文化体系,尋求區域、國家乃至國際整合的社會經濟發展之路。

注釋:

(1)林德宏,張相輪:《東方的智慧》,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第74-75頁。

(2)中國農業文明主要發祥地黃河、長江流域屬于該區。一般認為,新疆、柴達木盆地中西部、藏北高原西部、賀蘭山、陰山之北的內蒙古地區屬大陸性气候區,其他地區都是季風區。

(3)林之光等:《中國的气候》,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423-424。

(4)筆者認為,原始農業時期,人類思維趨同于整体、直觀。對此,本人將會有專文論述。

(5)胡火金:《天地人整体思維与傳統農業》,自然辯証法通訊,1999年第4期。

(6)F.H.King:」FarmersofFortyCenturies」or」permaneAgricultureinChina.KoreaandJapan」,RodalePress,Lnc.nt.參見費孝通:《學術自述和反思-費孝通學術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

(7)參見費孝通:《學術自述和反思-費孝通學術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

(8)梁淑溟先生認為,中國文化中必有一巨大力量蘊寓其中,但此偉大力量何在?眾所周知,西方人什么「知識就是力量」,中國似乎有談不上什么科學体系,始終走不上科學之道路。經濟力量似乎也不然,農業社會古朴不變,不擅發財。中國在諸多方面顯得文弱,消极無為,崇尚和平等等,說不上哪個地方顯示了力量和強悍。中國文化中肯定有一种偉大的力量,但卻指不出力量何在,太怪了。參見梁淑溟:《中國文化要術》,學林出版社,1996,6-7。

(9)林德宏,張祖輪:《東方的智慧》,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第78-82頁。

(10)商葬有俯葬、仰葬(賠葬)之分,人分出等級。

(11)甲骨文國家作「口戈」,意即用武力保衛人口。

(12)授土授民后,土地臣民名義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事實上,受土受民的人有權利割讓或交換土地,等于私有了,公田僅為裝飾,隨即廢除。

(13)盧作孚:《中國的建設問題与人的訓練》,轉引自梁淑溟:《中國文化要求》,學林出版社,1996,12-13。

作者:胡火金,江蘇省蘇州市。215021,蘇州大學人文學院。

出處:《農業考古》2003年第3期,編輯部惠寄

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2220&BigClassID=16&SmallClassID=16&Special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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