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的民主 卷二第三部份
以上，我考察了身份的平等在民主國家，尤其是在美國是怎樣改變了公民之間的關系的。
現在，我想再進一步，深入到家庭的內部。我在這方面的目的不是尋找新的真理，而是闡明已知的事實與我的題目有什麼關係。
大家都已看到，在我們這個時代，家庭的各個成員之間已經建立起新的關係，父子之間昔日存在的差距已經縮小，長輩的權威即使沒有消失，至少也已經減弱。類似的情況也見於美國，但它更使人注目。
在美國，始終就不存在羅馬人和貴族就“家庭”這個詞的含義所理解的那種家庭。美國人只是在出生後的最初幾年才具有家庭意識。在孩子的童年時期，父親實行家庭專政，子女不得抗拒。子女的年幼無知，使這種專政成為必要；而子女們的利益，以及父親的無可爭辯的優勢，又使這種專政成為合理合法。但是，美國人達到成年之後，子女必須服從父母的關係便日漸鬆弛。他們先是在思想上自己做主，不久便在行動上自主。嚴格說來，美國人沒有青年時期。少年時代一結束，人便自己闖天下，開始走其自己的人生道路。
如果認為這是一場家庭內部鬥爭的結果，做兒子的在這場鬥爭中以違反道德的辦法取得了父親拒絕給予他的自由，那將是錯誤的。促使做兒子的要求自己獨立的那些習慣與原則，也在使做父親的承認兒子享有獨立是他的不可抗拒的權利。因此，前者絕對不會有那種人們在擺脫壓制他們的權勢之後還將長期懷恨在心的憤懣感情，而後者也決不會產生那種在失去權勢之後通常會隨之而來的痛苦和氣憤的遺憾感覺。這就是說，做父親的早已看到他的權威總有一天期滿，這個期限一旦到來，他便自願放權；而做兒子的也已事先知道，他自主的日子必將到來，可以十拿九穩地獲得自由，就像一份財產必歸他所有，誰也不想來搶似的。
試述一下家庭方面發生的這種變化是如何與我們眼前即將完成的社會和政治革命密切相關的，也許不無用處。有一些重大的社會原則，或被一個國家到處推行，或不准它們在各地存在。
在等級森嚴的貴族制國家，當局從不向其統治下的全體臣民直接呼籲或求援；因為人人彼此都是受一定的關係約束的，所以只要上層人物發號施令就可以了，其餘的人一定追隨。這種情況也見於家庭和由一個人領導的一切社團。在貴族制國家，社會實際上只承認身為一家之長的父親的存在，做子女的只是通過父親而與社會發生關係。社會管束做父親的，做父親的管束其子女。因此，做父親的不僅有天賦的管教子女的權力，而且被賦予對子女發號施令的政治權力。他既是家庭的創造者，又是家庭生計的維持者，而且也是家庭裏的行政長官。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權力及於人民群眾中的每一個人，以同樣的法律直接地治理每一個人，不需要有父親那樣的中間人。在法律上看來，做父親的不過是一個比子女年齡大和有錢的公民而已。
當大部分人的身份極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又是永久性的時候，關於首長的觀念就在人們的想像中成長起來；即使法律不給予這個首長以特權，習慣和輿論也會讓他享有之。反之，當人們彼此之間無大差別，而且不再永遠有高低之分的時候，關於首長的一般觀念就將日益淡薄和模糊；即使立法者硬憑自己的意志強把一個人安排在首長的位置上，叫他對一個下屬發號施令，也是沒有用的，因為民情在使這兩個人彼此日益相近，逐漸走向同一水平。
因此，即使我從未見到一個貴族制國家的立法機構曾授予家長以獨享的特權，我也不能不確信貴族制國家的家長的權力比民主國家的更受尊重和更為廣泛，因為我們知道不管法律有無規定，首長在貴族制國家總比在民主國家地位高，而下屬則與此相反，即在前者低於在後者。
當人們在生活中主要是緬懷過去而不是重視現在，更多的是考慮祖先的想法而不是研究自己的想法的時候，做父親的便成為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天然的和必然的橋樑，成為聯繫和連結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套環。因此，在貴族制度下，做父親的不僅是家庭的政治首長，而且在家庭裏是傳統的繼承人和傳代人，是習慣的解釋人，是民情的仲裁人。他說話時，家庭的成員要洗耳恭聽；對待他只能畢恭畢敬，並且要愛得始終誠惶誠恐。
當社會情況變得民主，人們以自己判斷一切事物作為基本原則，並認為這樣做是正確和合理的，只把祖傳的信念作為參考而不視為規範的時候，父親的見解對於子女的影響力，正如他的合法權力一樣，便將大為降低。民主制度導致的分家，其最顯著的後果或許是父子關係的改變。
當一家之主的父親財產不多時，他和兒子將長期同住在一起，共同參加同樣的勞動。習慣和需要使他們聯合在一起，並且不得不時時刻刻彼此交談。因此，在他們之間不能不建立起一種不拘形式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使做父親的權威減少絕對性，並且很少講究尊敬的表面形式。然而，在民主國家裏，擁有這樣少量財產的階級，正是能夠使思想產生力量和使民情發生轉變的階級。這個階級使它的意見，同時還有它的意志，到處佔據統治地位；甚至最想抗拒它的領導的人，最後也聽任自己去仿效它的做法。我就看到一些激烈反對民主的人，曾容忍他的子女用“你”而不用“您”來稱呼他們。因此，隨著貴族失去權勢，父母的那種嚴肅的、約定俗成的、合法的權威也不見了，而在家庭之內建立起一種平等關係。
總的來說，我不知道社會是否由於這種變化而受到了損失，但我確信個人卻由此得到了好處。我認為，隨著民情和法制日益民主，父子關係也會更加親密和溫和，而不像以前那樣講究規矩和仰仗權威；他們之間的信任和眷愛也往往是堅定的。看來，父子的天然聯繫是緊密了，但他們的社會聯繫卻鬆弛了。
在民主的家庭裏，做父親的除了表示老人對子女的愛撫和向他們傳授經驗之外，並沒有任何權力。他的命令可能無人遵從，但他的忠告一般會發生作用。雖然子女們對他不是畢恭畢敬，但至少對他表示信任。子女同他交談沒有固定的禮節，而是隨時可以同他談話，經常向他請教。在這裏，家長和長官的身份不見了，但父親的身份依然存在。
為了判明兩種社會情況在這方面的差異，只看一看貴族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家書就可以了。書信的文體經常是端莊、死板和生硬的，而且文字冰冷得使人心裏感覺不到一點熱乎氣兒。反之，在民主國家裏，兒子寫給父親的信中，字裏行間總有某些隨便、親密和依戀的表現，一看之下就知道家庭裏建立了新的關係。這樣的變革也在改革兄弟姊妹的相互關係。
在貴族的家庭裏，也像在貴族社會裏一樣，人人的地位是早已規定好了的。不只是父親在家庭裏另成一級，享有廣泛的特權，就是子女之間也不平等。子女的年齡和性別，永遠決定著他們每個人在家裏的地位，並使其享有一定的特權。
民主制度把這些壁壘大部分廢除或減少了。
在貴族家庭裏，長子繼承大部分家產和幾乎全部權利，所以他將來一定成為家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兄弟們的主人。他尊貴有權，而兄弟們則平庸和依附於他。但是，如果認為在貴族制國家，長子的特權只能給他自己帶來好處，那也是錯誤的，因為這樣會引起兄弟們對他忌妒和懷恨。
長子一般都竭力幫助他的兄弟們發財致富和獲得權勢，因為一個家族的顯赫必然反映在它的代表的身上。而且，做弟弟的也設法協助長兄進行一切事業，因為族長的顯赫和權勢使他更能去扶掖家族的各支。因此，貴族家庭的成員彼此聯繫得極為密切，他們的利益互相關聯，他們的想法也頗為一致，但是他們的心卻很少互通。
民主制度也使弟兄間互相依靠，但依靠的方式與貴族的不同。根據民主的法制，一家的子女是完全平等的，從而也是自主的。沒有任何東西強制他們彼此接近，也沒有任何東西迫使他們互相疏遠。因為他們血統相同，在同一家庭裏成長，受到同樣的關懷，沒有任何特權使他們各不相同和把他們分成等級，所以他們之間從小就容易產生親密無間的手足情感。
成年之後形成的關係，也不會引起他們破裂不睦，因為兄弟的情義在使他們日益接近，而不會使他們反目。因此，在民主制度下，使兄弟們互相接近的並不是利害關係，而是對往日的共同回憶，以及思想和愛好的自由共鳴。
民主制度雖然要使他們分家析產，但能使他們的心靈融洽。這種民主的民情的魅力十分強大，以致擁護貴族制度的人也不再願意遵守貴族制度了，並在體驗若干時日之後，肯於放棄貴族家庭的那種畢恭畢敬的和刻板冷漠的規矩。只要他們能夠放棄他們原來的社會情況和法制，他們隨時都可以接受民主制度下的家庭習慣。但是，這項工作還牽涉另一個問題，即不忍受民主的社會情況和法制，就享用不了民主的家庭習慣。
我對於父子之愛和手足情義所述的一切，從人性本身自發產生的一切情感來說，也應當說是合情合理的。
當一種思想和一種感情是由人所處的一種特殊情況產生出來的時候，這種情況一發生變化，它們便不復存在。因此，法律雖然可以把兩個公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當這項法律廢除後，他們便彼此分離了。再沒有比封建社會把主僕聯繫起來的那種民情更具有緊密的聯結作用了。但在如今，這兩種人已各自東西，互不相識了。往昔使他們結成主僕關係的那些畏懼、感激、敬愛的感情，已經蕩然無存，而且一點痕跡也沒有了。但是，人類的天生感情卻不能如此。即使法律要以某種方式駕馭這種感情，也很少能夠制服；法律在想加劇這種感情時，也很少能從中得到什麼好處。這種感情只是依靠本身的力量，就能永遠強大。
民主制度使幾乎所有的舊社會習慣失效或消跡，鼓勵人們去接受新的社會習慣，從而使舊社會習慣所產生的感情大部分消失。但是，民主制度對於其餘的習慣只是做了改進，而且往往是賦予它們以原來沒有的活力和溫和性。
我認為，只用一句話來概括本章和以前各章所表述的思想，並非不可能。這句話是：民主制度鬆弛了社會聯繫，但緊密了天然聯繫；它在使親族接近的同時，卻使公民彼此疏遠了。
沒有一個自由社會沒有它的民情，而且正如我在本書上卷已經說過的，社會的民情是由女性創造的。因此，凡是影響婦女的地位、習慣和思想的一切東西，在我看來都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
在幾乎所有的信奉新教的國家裏，年輕女性的行動自主性都比在信奉天主教的國家裏大得無比。在像英國那樣的保有或獲得自治權利的新教國家裏，這種獨立自主性更大。因此，在這樣的國家裏，自由便通過政治慣例和宗教信仰而進入每個家庭。
在美國，新教的教義正和非常自由的政治體制和非常民主的社會情況互為補充，而且沒有一個地方的年輕女性能像美國的年輕女性那樣完全自主。
美國的女青年早在達到結婚年齡以前，便已開始逐步不受母親的監護；在她們還完全沒有走出童年時期，就已經自己獨立思考，自由發表自己的見解，自己單獨行動；人生的宏大場面不斷地展現在她們的面前，父母不但不干預她們去看這個場面，而且讓她們每天細緻地去觀察它，叫她們學會冷靜正確地去正視它。因此，社會上的邪惡和危險很早就呈現在她們的面前；她們能夠看清這些邪惡和危險，在作判斷時不抱任何幻想，並且敢於面對它們，因為她們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力量來應付，認為周圍的人似乎也在這樣想。因此，幾乎不可能指望在美國的女青年身上見到情竇初開時期表現出來的那種處女的稚氣，更不可能見到歐洲女青年在從童年過渡到青年時通常伴有的那種天真無邪的風韻。
美國婦女，不管年齡大小，都很少表現出孩子氣的怯懦和無知。同歐洲的女青年一樣，她們也想取悅於人，但她們卻清楚地知道應當付出什麼代價。即使她們沒有投身於邪惡，至少知道世間有邪惡。與其說她們有高尚的精神，不如說她們有純潔的情操。
當我看到美國女青年在歡歡喜喜的交談中發生爭執時能夠極其巧妙地和泰然自若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話語時，往往使我吃驚不已，幾乎為之傾倒。一位哲學家在一條狹道上可能跌倒百次，可是美國女青年卻能輕易地走過去而不發生意外。其實，人們不難看到，美國婦女甚至在年紀輕輕的時候，便已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她們盡情享受一切被允許的享樂，但從不沉湎於任何一種享樂；儘管她們往往好像隨隨便便，但她們的理智決不會失去其控制作用。
在法國，我們還在自己的觀點和愛好當中令人不可思議地摻有歷代的殘餘，以致往往對婦女施以貴族時代那樣的嚴加管束、隱居深閨、幾乎可以說是修道院式的教育，而在民主社會建立以後，又立即把她們棄之於這個社會必然產生的混亂之中，不加指導和支援。
美國人對他們自己的做法是很滿意的。他們認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個人的獨立是不可或缺的重大原則，青年人應當早熟，趣味不必持久，習慣可以改變，輿論通常應當是不定的和無力的，父權應予削弱，夫權應被否認。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然斷定，壓抑婦女發自內心的最強烈感情是無濟於事的，而最穩妥的辦法是教導她們以自己控制這種感情的技能。由於他們無法防止婦女的貞操常遭破壞的危險，所以他們希望婦女自己去保衛貞操，依靠婦女的自由意志力，而不依靠那些已經搖搖欲墜或已被推翻的限制措施。他們不是讓婦女懷疑自己無能，而是不斷設法增強婦女的自信力。由於他們不可能而且也不希望女孩子長期處於完全無知狀態，所以他們便及早授予女孩子以處理各種事務的初步知識。他們不向女孩子隱瞞世間的腐敗情形，而且願意叫女孩子一目了然，使其養成抵制腐敗的能力。他們認為，與其特別重視女孩子的貞潔，莫如培養她的操行。
儘管美國人是一個篤信宗教的民族，但他們並不只是依靠宗教來使婦女保衛貞操，而且也設法武裝婦女的理智。他們在這方面採用的方法，與在其他許多方面採用的相同。首先，他們積極努力，以使婦女在運用個人的獨立自主時有所節制；其次，在用盡人為的力量之後，才求助於宗教。
我知道，這樣的教育不是沒有危險的；我也不是不知道，這樣的教育可以發揮婦女的判斷力而抑制她們的想像力，使婦女雖有德行但感情冷淡，而不能成為男人的婚妻和親密伴侶。即使這樣的社會比較安定和更有秩序，家庭生活也往往缺乏溫暖。但是，這些還是等而次之的缺陷，而且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不去計較。事情到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地步，使我們只能做一種選擇：必須實行民主的教育，以使婦女免遭民主的制度和民情將會給婦女帶來的危害。
在美國，婦女結婚以後，便永遠失去她的獨立自主。年輕的未婚女性雖然不像在其他國家那樣受到嚴格管束，但是成為人妻之後，就要承擔沉重的義務。年輕的未婚女性，在出嫁前於父親家裏可以享受自由和樂趣，而出嫁後住在夫家就像進了修道院。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情況，或許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矛盾。其實，美國婦女從前一種情況過渡到後一種情況，是很自然的。
篤信宗教的人民和重視實業的民族，對於婚姻具有一種極其嚴肅認真的觀點。前者認為婦女在生活戶循規蹈矩是民情純樸的最好保證和最明顯標誌，後者認為這是家庭安定和繁榮的最可靠保障。
美國人既是清教徒，又是商業民族。因此，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經商習慣，都使他們要求婦女具有自我犧牲精神，使自己的樂趣永遠服從於事業，而在歐洲卻是很少要求婦女這樣做的。因此，在美國佔有統治地位的嚴峻輿論，便把婦女牢牢地封閉在只顧家庭的利益和責任的窄小圈子裏，不准她們越出雷池一步。
美國的女青年一進入社會，便發現這些觀念早已根深蒂固，看到從這些觀念推衍出來的規矩，並很快確信自己一和當時通行的習慣背道而馳，她的安寧和聲名，甚至她的社會存在，都有立即遭到破壞的危險。但是，由於她在理智上已有堅定的認識，她所受的教育又使她養成了剛毅的習慣，所以她有順應社會的能力。
可以說正是由於她享有獨立，她才在需要犧牲的時候得以鼓起勇氣去忍受犧牲，而且毫不抵制和沒有怨言。此外，美國婦女結婚後受到束縛，決不是由於自己單純和無知而落入預設的陷阱。她們婚前接受的教育，已使她們知道自己將來應當如何，而且結婚這個枷鎖是她們在沒有別人干預之下自己套在脖子上的。她們勇敢地接受了新的生活條件，因為這是她們自己選擇的。
在美國，父母的管束是不嚴的，而夫婦的約束則是很嚴的，所以一個青年女性只有經過慎重考慮和反復衡量才結婚。
在美國，決沒有早婚現像。因此，美國婦女只有在她們的理智經過鍛煉和達到成熟的時候，才決定結婚；而其他國家的大部分婦女，通常是在結婚之後才開始鍛煉她們的理智和使其成熟的。而且，我決不認為美國婦女結婚後在整個生活習慣方面隨即發生的這個巨大變化必定是出於輿論的壓力。在大多數情況下，她們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意志力來承受這個變化的。
擇偶的時期一到，自由的世界觀所培養和加固的那個冷靜而嚴肅的理智便告訴美國婦女：結婚後繼續輕浮和自我作主只能造成無止無休的爭吵，而決不會得到樂趣；未婚女青年的娛樂不能成為已婚婦女的消遣，已婚婦女的幸福源泉是她丈夫的家。由於她們事先就已看清，只有一條道路可以使其家庭得到最大幸福，所以她們一開始便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頭而不後退。
美國少婦表現出來的這種意志力，在適應新的情況所帶來的嚴格義務而不訴苦時，也在她們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重大考驗上反映出來。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個人命運像美國人那樣動盪不定。在美國，同一個人在人生的旅程中多次沉浮，即由富變窮，又由窮致富的現像，並不罕見。美國婦女總是以冷靜而堅定的毅力來對待這種巨大變化的。可以說她們的欲望是隨著她們的貧富變化而能伸能縮的。
正如我在本書上卷所說的，每年移居西部荒涼地區的冒險家，大部分是早年定居在北部的英裔美國人。其中有許多人在故鄉本已享有舒適的生活，但仍大膽地冒險前來追逐財富。他們帶著妻子同行，使她們同嘗在幹這種事業的初期總要遇到的無數艱險困苦。我甚至在西部荒漠的邊緣地帶，也常常遇到一些在大城市的舒適環境中生長起來的少婦，她們幾乎是結婚後剛剛離開父母的豪華住宅，就來到森林裏的簡陋茅屋的。疾病、孤獨和沉悶，都沒有使她們喪失勇氣。她們的面容顯得憔悴，但她們的神色卻是堅毅的。她們既有憂鬱的表情，又有果敢的氣概。（註B）
我毫不懷疑，這些美國少婦在她們的初等教育中就已養成她們在這種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內在力量。因此，美國的婦女早在年輕時期就已習得為妻之道。她們在生活中擔當的角色改變了，日常的生活習慣也不同了，但她們的精神仍然照舊。
（B）我從我的旅行日記裏找到下述幾段記載。這些記載可使讀者瞭解同意隨夫前往荒涼地區定居的美國婦女經受了哪些考驗。向讀者介紹這幾段記載，只是出於它們完全真實。
“……我們時常遇到一些新開墾的土地。所有這些新居民點都大同小異。我要描述我們今天晚上留宿的這個居民點，它給我留下使我想起其他一切居民點的印像。
“為了能在森林裏找回自己的家畜，墾荒者們特意在家畜的脖子上拴上了小鈴鐺。我們離居民點還很遠的時候，就已聽到這種鈴聲。過了一會兒，我們又聽到森林裏傳來斧頭伐木的聲音。隨著我們看到伐木的跡地，我們就知道這裏有文明人在勞動。被砍掉的枝椏佈滿了道路；被火燒毀的殘餘樹幹或伐木留下的樹墩，還立在我們所走的道路上。我們繼續往前走，來到一片森林旁邊，其中所有的樹好像得了一場暴病而枯死了。時值盛夏，但這裏卻好像是嚴冬。我走進森林仔細觀察這些樹，這才發現樹幹上有一圈被刮光樹皮的深痕。
樹內汁液的迴圈被切斷了，所以樹很快就枯死了。我們由此才知道，實際上這是開墾者照例要做的第一件事。第一年，他們還不能將全部的樹木都砍倒，使它們變為自己的新財產，而是要在留下的樹木之間播種玉米。如果把樹全都砍光，則作物將失去樹蔭的保護。走過這片作為文明在荒野中的起步的初具規模的田地，我們立刻看到田地主人的房舍。它位於一片比人們尚在濫伐的林地管理的好得多的田地中央。在濫伐的林地上，樹木已被伐倒，但尚未歸垛碼起來，樹墩還雜陳在昔日綠蔭覆蓋的土地上。在這片雜亂無章的荒地的周圍，有的地方種有小麥，有的地方簇擁著初生的柞樹；各種各樣的多年生植物和野草混合在一片尚未被人馴服的半荒土地上，競相生長。開墾者的房屋，或如當地人所稱的“圓木小屋”（log house），就掩映在這片由各種植物組成的茂密的樹蔭中間。這座簡陋的房屋也同它周圍的田野一樣，表明它是新造的，剛剛建成不久。據我目測，它長不過30英尺，高在15英尺以內。房層的四壁和頂蓋，都是用未破開的原木構築的，在縫隙之間填滿碎乾草，敷以泥土，用以防寒和防雨。
“夜幕降臨的時候，我們決定去找圓木小屋的主人借宿。
“一聽到我們的腳步聲，幾個在殘敗的小樹林裏滾地玩耍的小孩，馬上爬起來，慌慌張張地跑向家門，好像害怕見生人似的。這時，兩條尚有一半野性的大狗，豎著耳朵，伸長脖子，從狗舍裏竄出來。它們一面跑，一面低聲吠叫，前來保護它們的小主人。這家的主人出現在門前，他首先向我們掃了一眼，隨後又仔細打算一番。他打手勢，叫他的狗回狗舍去，並以自己的行動向狗表示，我們的光臨並未引起他的驚恐或不安。
“我們走進圓木小屋。室內的陳設，跟歐洲農民的完全不同，擺著許多多餘的東西，而必要的東西卻很少。
“只有一個窗戶掛著細布窗簾；在土坯砌成的壁爐爐臺上放著一盞大燈，燈光照亮了全屋；在這個壁爐爐臺的上方，吊著一支膛內有來福線的漂亮的火槍，一張麂皮，一串鷹的羽毛；在壁爐的右側牆上，掛著一張美國地圖，地圖被風吹動得在牆上直晃蕩；在地圖下面，架著一個粗糙的木擱板，上面放著幾本書；我走到架邊一看，其中有一部《聖經》，彌爾頓的最初6篇長詩，莎士比亞的兩個劇本；沿著牆放著幾個木櫃，而沒有皮箱；在屋地中央，有一張做工很粗的桌子，桌子的四條腿是用剛剛砍伐的小樹幹做的，上面未剝掉的樹皮還在發綠，好像是就地生長出來的；我看到桌子上面有一把英國制的灰色瓷茶壺，幾把銀制的匙子，幾個已經有缺口的茶杯，還有幾張報紙。
“這所房子的主人，顴骨很高，四肢修長，這表明他原來是新英格蘭的居民。顯而易見，他不是出生在我們同他相遇的這個荒涼地區的，因為他的舉止就足以證明他早年是在知識界中度過的。他是一個活潑好動、有理想和敢於冒險的人，能夠冷靜處理專靠熱情而發動起來的事物。他之所以要在這裏體驗一段時間野蠻生活，是為了將來更好地改造荒野，使其大大開化。
“當這位開墾者看出我們想跨進他的房屋的門檻時，他走上前來同我們對話，並按他的習慣同我們握了握手，但他的臉上還是沒有熱烈的表情。他首先開口，打聽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當他的好奇心得到滿足後，他便默不作聲了。我們猜想，他早就對世界發生的令人討厭和使人目眩的事情反感，所以不想再問了。我們向他談了我們的旅行目的，他向我們提供了我們所需的資料。接著，他又有些心不在焉了，但仍然誠懇地滿足我們的需要。當我們看到他能如此熱心待客時，為什麼又感到他的好客又有些冷淡呢？這是因為他的待客好像是出於命運對他的痛苦安排，他認為這是他的現在地位賦予他的義務，而不是一項快事。
“在壁爐爐臺的另一端，坐著一位婦女抱著一個小男孩在膝上搖晃。她只頻頻點頭，而沒有加入我們的談話。像那位開墾者一樣，這位婦女也正值壯麗的年華。她的舉止表明她原來也很高雅，她的服飾說明她愛打扮的興致並未稍減。但是，她的四肢已經不如昔日纖美，她的面容顯得有些疲憊，她的眼光溫和而又嚴肅。她的外表給人的整個印像，是她有一顆由於篤信宗教而產生的安身立命之心，一腔熱烈而寧靜的感情。我不知道是什麼天生的泰然自若的毅力在使她正視生活中的一切艱難困苦，而又不害怕和不輕視它們。
“她的幾個孩子圍繞在她的身旁，身體健康，性格活潑，還很淘氣。這些孩子是在這裏土生土長的，他們的母親不時地向他們投以憂鬱而又欣慰的目光。從孩子們如此年幼卻很強壯來看，可以說她為撫育他們費盡了心血，並對為此付出的代價毫不惋惜。
“移民們居住的房屋既無內室又無隔扇，全家都住在一個大統屋子裏，夜間共同在裏面安息。這所房屋自成一個小世界。它是漂浮在林海中的一葉文明方舟。在它四周一百步以外，就是無邊無際的茂密森林，而且又開始沒有人煙了。”
有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說過或對人當面講過，婦女的情操是隨她們的居住地離赤道遠近而變化的，即離赤道越遠就越端莊，離赤道越近就越不端莊。這種說法是回避難題的最好辦法。按照這種說法的意見，只用一個地球儀和一個圓規，立刻就可解決人性方面表現出來的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
我不認為這個唯物主義理論是依據事實建立起來的。同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就有不同的表現，一個時期重視貞潔，而另個時期顯得淫蕩。因此，一個國家的民情是否正派或放蕩無羈，取決一些可變的原因，而決不只取決於該國的不變的地理位置。
我並不否認，在一定的氣候下，性的相互吸引力激起的情欲是特別強烈的。但是，我認為社會情況和政治制度，經常是能夠激發或抑制這種天生的情欲的。
儘管訪問過北美的旅遊者們在若干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但他們全都承認那裏的民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端莊得無限。顯然，美國人在這一點上比他們的祖輩英國人優越得多。只對這兩個國家進行初淺的觀察，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英國，也像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一樣，人們總是懷著惡意評論婦女的弱點。人們經常聽到哲學家和政治家歎惋民情不夠正派，而文學家也每天在這樣虛構他們的作品。
在美國，所有的書刊，長篇小說也不例外，都把婦女構想為玉潔冰清，沒有人在書中講述男女的風流韻事。
美國的這種十分正派的民情，毫無疑問部分地來因於它的國土、種族和宗教。但是，在其他國家也有的這一切原因，還不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還要求助於某一特殊的理由。我認為，這個特殊的理由就是平等和由此而來的各項制度。（註C）
身份的平等，不是只依靠本身去使民情正派的，但毫無疑問它能使民情容易正派和加速正派。
在貴族制國家，出身和財勢不同的一男一女，往往不能結婚。情欲可能使他們結合，但是，社會情況和由此產生的觀念，卻阻止他們結成白頭偕老的正式夫妻。因此，必然出現許多露水夫妻和不公開夫妻。這是大自然在暗中報復法律加於它的限制。
當身份的平等把男女間的一切想像的和實際存在的隔障推倒之後，情形就不這樣了。這時，任何一個少女都相信自己能夠成為喜歡她的男人的妻子，而婚前的傷風敗俗行為也將難於實現，因為情欲雖然容易使人衝動和輕信，但你無法使一個女性在你完全可以自由結婚但你卻不同她結婚的時候，相信你還在愛她。這個原因對婚後生活也發生同樣作用，只不過轉為間接一些而已。
無論是在正搞不合理之愛的人看來，還是在許多想要搞這種愛的人看來，再沒有比強迫婚姻或隨機結合更能使不合理之愛合理化了。
在女性永遠可以自由選偶而且教育使她們能夠做出最佳選擇的國家裏，輿論對她們的過錯是決不寬容的。
美國人的嚴肅精神，也部分地來因於此。他們認為婚姻是一種負擔很重的契約，但又必須嚴格執行其中的一切條款，因為他們事先就可以知道這一切條款，而且享有拒不締約的完全自由。使夫婦在婚後必須更加忠貞的約束，也在使他們更加容易忠貞。
在貴族制國家，結婚的目的與其說是使兩個人結合，不如說是使雙方的財產結合。因此，有時在訂婚時男方已經上學讀書，而女方還在被哺乳。以聯合雙方的財產為目的的夫婦關係會使雙方心生異念，也是不足為奇的。這是契約的本質自然產生的結果。反之，當任何人都能永遠自己選偶，不受外來的干涉和指使時，使男女接近的，通常只能是愛好和思想的一致。這種一致又可以使他們相倚為命和鞏固夫婦關係。
我們的父輩對婚姻有過一種古怪的看法。由於他們見到當時剛剛流行的少數戀愛結婚幾乎都造成了悲劇的結局，所以斷言這類事情聽其當事人的心意是極為危險的。在他們看來，萍水相逢可能比精挑細選還好。但是，指出他們所見到的事例什麼也不能證明，並不十分困難。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民主國家在賦予婦女以自由選偶的權利時，也要設法事先使婦女的頭腦具備進行這種選擇的知識，使她們的意志產生能夠進行這種選擇所需要的力量；而貴族制國家的少女，在不顧父母的權威而私奔，將自己委身於一個她們既無時間瞭解其情況，又無能力判斷其好壞的男子時，就缺乏這一切保障。因此，她們初次運用自由意志時就失誤，她們沒有受過民主教育就在結婚方面仿效民主的習慣，結果犯了如此慘痛的錯誤，都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還不止於此。
當一男一女想要突破貴族的社會情況所造成的各種不平等而結合時，他們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在打破或削弱必須遵守父母之命的束縛之後，他們還要盡最後的努力去戰勝習俗的勢力和輿論的專橫。最後，當他們費盡九牛之力達到心願時，還將遭到親友的白眼：被他們打破的偏見，使親友同他們疏遠了。這種情況不久便要挫傷他們的勇氣，使他們感到心裏難受。因此，即使這樣結婚的一對夫妻一開始就很不幸，而且後來還可能犯罪，那也不應歸咎於他們的自由選擇，而應當歸因於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允許他們進行這種選擇的社會裏。
還不要忘記：粗暴地阻止一個人不犯一般的錯誤，幾乎總要同時驅使他失去理智；合法地使一個人敢於向他的時代和國家通行的觀念宣戰，同時也要讓他在精神上做好進行暴力的和冒險的鬥爭的一定準備，而凡是具有這種性格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都很少能夠得到幸福和很少能夠有善行。順便提一下，在一些最必要的和最神聖的革命中之所以很少見到溫和而穩健的革命家，其原因就在於此。因此，在貴族制度時代，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萍水相逢，一見鍾情，除了個人的意見和愛好以外，其他一切條件都不考慮，就倉促結為夫妻，而婚後不久就見異思遷而亂搞和出現悲劇，乃是無須驚奇的。但是，如果這種結合能按事物的常規和自然秩序進行，受到社會情況的支援，承認父母的權威，得到輿論的讚揚，則毫無疑問，家庭內部的和睦將更加增加，夫妻間的忠貞將更好地得到遵守。
在民主國家，幾乎所有的男人都參與政治生活，從事一種職業；另一方面，由於家庭的財產不多，做妻子的就不得不終日留在家裏，以便親自主持家政，精心管理家務的一切細節。
男女雙方的這種性質不同的必須承擔的勞動，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妨礙著性生活，使一方的性衝動日益稀少和不如以前興奮，而另一方的抵制也便更加容易。這並不是說身份的平等一定能使男人忠貞不已，但它能使男人的傷風敗俗行為減少危險性。由於這時誰也沒有餘暇和機會去評論某人是否想保持貞操，所以就出現了既有大量的娼婦，又有眾多的貞節婦女的現像。
這種情況雖然造成了個人的可悲不幸，但並不妨礙整個社會繼續活躍和堅強。它既不會破壞家庭的紐帶，又不會使民情頹靡。使整個社會陷入危險的並不是某幾人的嚴重腐化，而是所有人的普遍墮落。在立法者看來，賣淫遠遠沒有通姦可怕。
平等使人所過的這種忙亂的和到處奔波的生活，不但使人無暇沉湎於談情說愛，而且還通過一個比較隱秘的、但是比較可靠的辦法，使人避開談情說愛。
生活在民主時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工商階級的思維習慣；他們的頭腦比較嚴謹，注重實際，愛用心計，可以隨時不囿於理想而追逐某一擺在眼前的目標，把這一目標視為自然的和必然的嚮往對像。因此，平等並沒有破壞人們的想像力，但卻限制了它的活動，只准許它在地面上低空盤旋。
民主國家的公民最不願意幻想，也決不喜歡悠然耽於通常是在事前發生的並可能使心潮起伏的孤獨冥想。不錯，他們十分重視那種可以使生活美好與安定的深厚的、認真的和恬靜的情感，但不願意追求那些可以干擾生活並使生命縮短的強烈的並且難於控制的激情。
我知道，以上所述只適用於美國，目前還不能普遍地推廣於歐洲。
50多年以來，法律和習慣雖以空前的努力驅使許多歐洲國家走向民主，但仍不見這些國家的男女關係變得比較正派和純真。在某些國家，情況還適得其反。有些階級在這個問題上是很嚴肅的，但從整個國家來說，這方面的道德是比較差的。我不怕指出這一點，因為我的心情主要是想美化我的同時代人，而不是想非難他們。這個局面當然使人傷心，但也不必害怕。
民主的社會情況對習慣的正常化可能發生的良好影響，是只有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顯示出效果的現像之一。如果說身份的平等有利於良好的民情，那末，社會在生產這種平等時出現的陣痛，則有害於良好的民情。
在法國不斷改變自己面貌的近50年來，我們並沒有獲得很多自由，但動亂卻是經常發生的。在思想發生這樣的普遍混亂，輿論處於這樣的搖擺不定的時候；在是非、真假、功過混淆得如此難辯時期，社會的公德遭到了懷疑，而個人的私德則處於崩潰狀態。但是，我國所發生的一切革命，不管其目的何在和由什麼人進行的，最初都產生了同樣的後果。甚至那些以加強了道德而結束的革命，在開始的時候也是鬆弛了道德的。
我不認為我們屢見不鮮的動亂將會長期繼續下去，一些奇妙的徵兆已在顯示這一點。最腐敗透頂的，是失去了權力之後仍然保持著財富的貴族，因為他們享盡了庸俗的消遣之後，仍有大量的時間去花天酒地。他們失去了曾經使他們興旺的熱烈激情和偉大思想，而只剩下了一大堆看來很小但腐蝕性很大的惡習，像蒼蠅集聚在屍體上一樣，緊緊地附著在他們身上。
誰也不否認，上一個世紀的法國貴族是極其放蕩的。但是，傳統的習慣和古老的信仰，仍能使其他階級尊重道德。誰也不能不同意，在我們這個時代，這個貴族的殘餘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原則的嚴肅性，而社會的中下階層反而日益破壞道德。結果，50年前生活上最為放縱的家庭，今日卻成了最守規矩的模範家庭，使人覺得民主好像只是通過貴族階級才使道德向上了的。
法國大革命雖然分掉了貴族的財產，強其他們把精力集中於自己的私事和家庭，規定他們必須同子女住在一起，但卻使他們的頭腦比以前清晰和嚴肅了。因此，法國大革命使貴族在不知不覺之中學會了尊重宗教信仰、愛好秩序、愛好平凡的娛樂、愛好天倫之樂和家庭幸福，但本來持有這些愛好的其他階層，卻乘推翻法制和政治習慣所需的努力的餘威，走上了破壞秩序的道路。
法國的舊貴族忍受了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後果，但他們並沒有由此也產生革命激情，也萌生革命之前通常會有的無政府主義念頭。不妨這樣設想：他們預感這場革命將會對自己的生活方式發生健康的影響，比從事革命的那些人還早。因此，儘管乍一聽來有點聳人聽聞，但是我們仍然要說：
今天在民主理所當然造成的道德方面表現得最好的，反而是國內最反對民主的那些階級。
我不能不認為，在我們已經享有民主革命的一切成果的時候，只要消除革命所造成的混亂，現在只被少數人認為是真理的一些東西，就將逐漸為所有的人所接受。
（C）使人沒有道德和不信宗教的，並不是身份的平等。但是，當人們變得沒有道德和不信宗教，而人們又都是平等的時候，不道德和無信仰的行為就容易表現出來，因為人們之間已很少互相制約，社會上只剩下一個能夠承擔起維持治安之責的階級。身份的平等並不使民情變壞，但有時聽任其變壞表面化。
我已經?述了民主是怎樣消滅或改變社會所造成的各種不平等的。然而，是否僅止於此和民主最後能否對於至今似乎始終以人性為基礎的重大的男女不平等發生影響呢？
我認為，使父子和主僕，總的說來就是使尊卑處於平等地位的社會運動，也在提高婦女的地位，並且必將逐漸使婦女與男人平等。但是，我向來沒有像在這裏這樣感到有必要詳細說明我的意見，因為沒有一個題目比這個題目更可以使當代人信口雌黃了。
在歐洲，有些人抹殺男女的性別特點而力主男女不但是平等的人，而且是完全相同的人。他們賦予男女以同樣的職責，給予男女以同樣的義務，授予男女以同樣的權利，也就是在勞動、娛樂和公務等一切方面抹殺男女的差別。我們可以不難想到：強制兩性平等，反而會損害雙方；硬叫男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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