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李登輝「血書志願」效忠皇軍

 2007-06-30 12:18:41 更新 來源： 《海峽評論》07年07月

台胞抗日運動與內地抗戰相結合

　七七抗戰將台胞的抗日運動與祖國的抗日聯繫在一起。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保衛聖戰，這場戰爭將兩岸人民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1937年7月7日，日本於我國北京西南郊發動盧溝橋事件(日人稱為支那事變)，自此揭開中日八年戰爭的序幕。故七月七日，可說是台灣人民投入祖國抗戰行列一個關鍵的日子，因七七事變將台胞抗日運動與祖國的抗戰結合在一起；隨著戰爭的展開，日人加強了在台殖民統治的力度與深度，發動了皇民化運動，也就是日本化的思想改造運動，但皇民化運動卻更加激發了台灣菁英有志之士的奔向祖國，投入抗戰的行列。

日人在台教育失策

　就殖民者而言，最好的同化工具，就是透過現代小學、中學、高中與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日人在台殖民統治，最大的失策，就是在教育上：

　一、消極的教育政策。1914年時，日人統治台灣近二十年，但台灣人學齡兒童小學就學率僅9.1%，但在台日人學齡兒童就學率則為94.1%。1915年，日本人方才在台設立第一所初中。1930年，日人統治台灣已經三十五年，本省人學齡兒童就學率亦僅33.1%，僅及日本本土六十年前1870年代初的水準。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人驚覺台灣同化政策失敗，乃發起皇民化運動，並且講明了皇民化運動就是使本島人成為真正日本人的運動，也就是國家認同的思想改造運動。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教育，在正規的小學教育，本省人的學齡兒童就學率從1937年的46.7%，迅速升至1943年的71.3%，七年間迅增24.6%。

　二、極度歧視台灣人的教育政策。以七七事變第二年的1938年為例，當時日人佔據台灣已經43年，但當時全台灣公私立男子中學共14所，該年報考中學校的台灣學生為5,248人，錄取724人，錄取率僅13.8%，但報考中學校的日本學生僅1,925人，卻錄取1,266人，錄取率高達65.8%，是台灣學生錄取率的4.8倍。1938年報考工業職業學校、商業職業學校與農業職業學校者均亦然，日本學生錄取率分別為台灣學生錄取率的6.2倍、4.7倍及4.3倍。

　至於台北高校（全銜為台北高等學校），創於1922年。依當時的學制，日本有八所帝國大學，非高校畢業的學生，無法進入該八所帝國大學中的任何一所學校。當時全日本共有38所高校，其中兩所設在日人侵略我國的殖民地，一為台北高校、另一所為旅順高校；台北高校高等科學生自1925年進入該校的第一屆，迄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止，台北高校畢業生共19屆，計共2,479名，其中台灣人559名，日人1,920人，台灣學生佔畢業生總數的22.5%，日本學生佔77.5%；至於台北帝大（今台灣大學）亦然，例如1943年時，台北帝大有學生計454人，其中台灣學生僅69人，日本學生384人，佔學生總數的84.8%，但當時在台日人僅佔全台人口的6.0%。也就是說，6.0%的日本人，卻享有84.8%台灣的大學教資，這種歧視程度，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

民族的傳承與認同

　抗日的民族傳承，自1895年日軍侵入台灣以來，台灣同胞抗日峰起雲湧，前期1895-1902是激烈的大規模武裝抗日，及後是零星武裝抗日，接著是1915-1936年間的非武裝抗日。當時，日本列為極機密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敘從事非抗日的台灣志士，對支那(中國)將來寄與莫大囑望，認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而雄飛世界，必定能收復台灣。基於此一見解，於此刻到來前，不可失去民族特性，涵養實力以待時機。故日據時期，台灣先人一波接一波的抗日運動，延續著民族的傳承與對祖國的認同。

　與此同時，日人如此地歧視台灣的教育政策，使台人菁英情何以堪，自是引起台灣有志之士的不滿。從當時台人菁英相關回憶著作或文章可知，日人在學校極度歧視台灣學生的政策與施教方法、及舖天蓋地摧毀中華文化的皇民化運動，反而更加激發了台灣青年志士對祖國的認同，不惜冒險輾轉各地，前仆後繼地回到中國大陸，投入祖國抗日的行列。

台灣志士投入祖國抗戰行列

　這次台胞抗日運動的最大特點，就是因為七七事變的抗戰爆發，將台胞的抗日運動與祖國的抗日緊密地融合在一起。例如：

　投效中國國民黨的彰化二水人謝東閔、雲林人李萬居、陳哲生、台南人黃朝琴、翁俊明、吳思漢、嘉義人劉啟光、台北人李友邦、屏東人蕭道應、鍾和鳴、南投人林忠、台中人林正亨，…。

投效中國共產黨的嘉義人林思平、台南人楊誠、林棟、台北人李子秀、翁阿冬（哥哥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翁澤生）、台中人陳文英、高雄人楊美華，…。（其個別事蹟，見2006年8月《海峽評論》第188期）

　當時，由於內地有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大政黨。而這些獻身祖國民族保衛戰的抗日台胞，從或然率的角度，也就分別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如果依地理位置的角度來看，如果抗日台胞是先回到祖國華南，則大體上是加入中國國民黨。如果抗日台胞是從北方回到祖國華北，則多是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登輝以血書效忠皇軍

　當時的大時代環境，前述冒生命危險回到人生地不熟的中國大陸，設法投入祖國抗日行列，可說是台灣有志青年中冰山中的一角。廣大台灣青年或限於家庭因素、或限於個人膽識，雖然未能如前面的英勇豪傑之士，奔返大陸，但他們在本地或是不積極與日人配合、或是消極的應付日人；然而，同時代出身台北高校的台灣青年中，居然也出現了唯一的漢奸積極份子。

　當時，在徵召台灣「特別志願兵」的過程中，曾出現一位大學生的「血書志願」樣板。1944年(昭和19年)2月25日，《台灣日日新報》以「血書志願?熱誠結實」為標題，報導巖裡政男(中文名字為李登輝，四十餘年後出任台灣地方「總統」)以血書銘志參軍的事稱，住在淡水郡三芝莊小基隆巖裡龍男(李金龍)的次子政男(李登輝)，現年23歲，目前是京都帝大農學部經濟科(農學院經濟系)的在學一年生(大一學生)，前曾提出表達要擊滅鬼米英(鬼畜英國與美國)之熱烈意志的血書，現已被錄取為陸軍幹部候補生，光榮入營成為若櫻（意為年輕的櫻花、在台灣是指陸軍特別志願兵、在日本本土則意為年輕的軍人）學徒，其兄巖裡武則也在去年參加海軍。巖裡龍男表示，他們兄弟兩一起成為無敵皇軍的一員，是無上光榮的事。孩子們出發時曾說，願粉骨碎身地為君國殉死，為擊滅英美邁進，以報答廣大無邊的皇恩。

　關於日據末期日人在台徵兵一事，據許多當時台人菁英的回憶，例如與李登輝同時代的台灣菁英如朱昭陽、陳逸松、彭明敏等人都異口同聲地稱，台灣青年是被迫「志願」當軍伕(前期)或志願兵(後期)，從而走向戰場，為日本效力。即使是現今所謂台獨教父的彭明敏，那時也正在東京帝國大學唸書。當時各校軍訓教官辦公室召喚在日本大學文科留學的台灣學生，邀請學生簽請從軍。當「受邀」名單公佈後，彭明敏發現自己在該「受邀」名單內。當時彭明敏就決定不志願服役，最後並逃離東京，避居松本城。

皇民煉成的軍事教育

　日人在台施政的最大的失策，就是因歧視台人不實行平等教育，使台灣社會基本上仍處於漢化中國化的狀態。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人驚覺台灣並未與日本同化，故發動激烈的皇民化政治運動，強力急速推行使台灣人成為真正日本人的國家認同思想改造運動。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教育。然而，如果說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是廣義的教育，則軍事教育可說是核心教育。關於軍事教育的重要性，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首先需使島民能徹底實踐日本精神，其方法之一，就是要島民在可稱為日本精神熔爐的我軍隊中接受(皇民)煉成」。

　台灣1941年6月20日，日本內閣決定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台灣當局旋即開始舉行盛大宣傳。1942-44 年間，日本殖民當局以陸軍特別志願兵名義計共徵召4,200 多名台灣漢人，另亦徵集1,800 多名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兩者合計約6,000 餘人（此制度因1945年在台實施徵兵而廢止）。接著，台灣自1943年8月1日起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年12 月，應徵陸海軍特別志願者計共759,276人，結果海軍特別志願兵前後共徵11,000人。最後，因戰局惡化無法等待，日人提前於1945年1月再施徵兵，在台灣全島實施徵兵身體檢查，受檢查者計共45,726 人，其中大部分均入營為現役軍人；據日本政府厚生省發表的資料，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徵調20.7萬台灣青年入伍(其中軍人8萬、軍屬軍夫12.7萬)。惟據日本厚生省1948年4月發表的資料，台籍日本兵死亡者計共30,304人。二戰末期，日本當局明知戰況惡化，敗相已露，卻迫不及待地將台灣青年送往戰場陪葬。對那些埋骨異域的台灣人而言，這是國家機器宣導與強制下的「死亡鍊成」。

「日化世代」

　在時代的巨變中，人們因擁有共同的特殊歷史記憶，故會形成特殊「世代」。對台灣居民而言，上個世紀曾發生過二次劇烈變動，一是1895年乙未割台，一是1945年台灣回歸祖國。因此，當台灣回歸祖國時，台灣存在了兩個不同的世代。

　對1920-30年代出生的台灣人而言，可說是一日本化的「日化世代」。1935年時他們是滿6-14歲的學齡兒童，當時男童就學率高達56.8%。他們的童年適逢日據台灣五十年中最安定的一段時間，求學階段歷經完整的日本中小學教育與軍中教育。當時小學五、六年級的歷史教育，完全教日本歷史。他們共同的語言是「日語」，共同的國歌是「君?代」，共同會背誦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作家葉石濤，台灣台南市人，曾就讀台南州立二中(今台南一中)，光復時十九歲。葉君回憶，斯時受教育的年輕一代台人，大半都日本化，且在皇民化運動下，幾乎完全相信日本人。當時，他對中國可說一無所知，並將中國歷史當成東洋史的一部份如菲律賓般地看待，對中國歷史也只是基於一種對外國史的瞭解。

　1945年時，前述年代出生的台灣人，他們正是17-25歲的青年，成為日本人在台大肆徵兵的對象，從而再歷經了完整「日本兵」的軍事教育訓練，與對中國妖魔化的政治宣傳。許多人更有在中國大陸親睹中國落後的一面，甚至有在中國大陸的殘酷戰場殺戮經驗。

「中國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