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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教改過錯 不應把我當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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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14 |
【聯合晚報╱記者鄭語謙╱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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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教改召集人前中研院長李遠哲，強調教育改革是社會改革一環，若政府財稅不公，民眾生活在不公義社會，教改不可能成功。記者林俊良／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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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教改」邁入20周年，當初擔任教改審議委員會召集人的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因教改問題成眾矢之的，他上午指出，20年前接下行政院教改會召集人是基於責任，但教改會是臨時編組，不是行政單位或機構、沒有經費，把「單一對象」當作教改過錯的焦點，對促進改革不僅沒有幫助，也是不對的。
社會不公義 教改難成功
李遠哲還說，教育要改革，首先社會要先改革，如果政府財稅不公，民眾生活不公不義，教改不可能成功。
台師大今天舉辦「教改20年：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四個國家、200餘位國內外學者參與，李遠哲以「談教育改革與社會改造」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李遠哲說，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只是一個為期兩年的臨時編組，不是長期編組，僅提供建議，後來政黨輪替，外界卻把矛頭指向他，「受到委屈，沒有關係，但對社會是非不分，感到遺憾」。
教長換太快 政策太匆促
李遠哲表示，教改20年來，國內教育部長換得太快、九年一貫教育政策還沒準備好就匆促上路，都是教改失敗原因，他指出，挪威等國家，學生念到大學都是免費，「十二年國教是免費的嗎？」
李遠哲說，「多元入學」升學管道，要求學生要會打籃球等各種才藝，許多外配子女或鄉下學生反而沒有機會，「到底十二年國教要達到什麼目的？教育部長必須想清楚」。李遠哲認為，教改要成功，社會要先改革，但台灣至今還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講「行行出狀元」根本沒人相信，在「贏者全拿」社會，大家都想變成贏者，難推動多元化社會。
他將這種情況歸咎台灣環境「不公不義」，他說，政府負債太高，導致台灣年輕人一出生就負債上百萬元，對未來沒有希望；房價高漲，中研院附近一坪從10幾萬元漲到60幾萬元，年輕研究員根本買不起，連院士都要住到外縣市。
看台灣未來 「非常黯淡」
李遠哲表示，政府經費只占GDP（國內生產毛額）13%，能做的財務重分配有限，有錢人、大企業不納稅，三民主義「漲價歸公」不落實；挪威政府經費占GDP 31%，採很高的累進稅率，挪威家庭不會限制孩子學藝術、跳舞，基本的公共設施、子女教育與社會保險都有保障，未來收入少一些沒關係。
他感嘆，台灣現在面對的將來，「是非常黯淡的」，若社會要成功改革，就要先讓社會公平合理，才能扭轉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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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失業潮 恐衝擊供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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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15 |
【聯合報╱記者林秀姿、許俊偉／台北報導】
教改廿年，台灣的大專校院從廿九所飆升到一百六十多所，面對高中畢業生將瞬間減少三萬人的「一○五大限」，教育部預計後年輔導大學退場、減至一百所大學，上萬名教師恐失業；不僅學界和教育團體開砲「失敗的教改就像詐欺」，勞動部長陳雄文也憂心未來幾年的高知識分子勞動力供需問題。
陳雄文說，一○五大限不只是失業教授屆時找工作會有問題，恐怕也會衝擊到原本要畢業進入職場的博、碩士。他說，就業市場對高等人才需求有限，但突然間大量高等人才流入就業市場，從一○五到一○七年，恐怕至少會有三年將供需失衡。
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劉源俊昨天批評，孩子被騙上大學，結果學非所用、學歷貶值，廣設大學讓技職人才流失，面對一○五大限，大學又將相繼關閉，直言「這些爛攤子沒得救了。」
劉源俊說，廿年前有人跟李遠哲提醒未來會少子化，廣設四年制大學不妥，尤其當時日本已經出現少子化問題，忙著在解決大學退場問題。他說，教改錯誤不能全部歸咎李遠哲，但「李遠哲也太過雲淡風輕，都不檢討、反省自己。」
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立昇表示，「李遠哲聲望高，沒人敢反對。」但教育政策缺乏完整程序，也沒有緩衝空間，政府執行時，李又無法監督，導致廿年來荒腔走板。
教育部前部長吳清基認為，教改不是一個人的責任，時空背景不同，決策就會不同，當時沒人想到這麼快面臨少子化，他也反對一○五大限草率關閉六十多所大學。
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說，「批評李遠哲已經來不及了。」他認為，每年陸生有三百五十萬人無法上大學、東南亞的大學錄取率也只有兩成，這些都可轉成台灣的招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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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拚轉骨 教育部下月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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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15 |
【聯合報╱記者沈育如／台北報導】
教改廣設高中大學，造成今日大學面臨退場的惡果。教育部昨天表示，當時教改沒考慮少子化，讓大學過度擴張，「確實需要檢討」，教育部預計下月提出「高教創新轉型」方案，針對大學轉型退場提出具體政策。
教育部主任秘書王俊權表示，教改一九九四年啟動，當時社會氛圍很複雜，李遠哲願意挺身而出，擔任「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召集人，兩年後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作為教改藍圖，教育部表示感謝。
王俊權指出，綜觀教改廿年，確實讓教育現場產生「正面效益」，包括國中小班級人數降到卅人以下、關懷弱勢、校園性別平等、禁止體罰等，也因為教改的遠見，帶動教育民主化。
王俊權指出，廣設高中為十二年國教打下基礎，「現在看起來是件好事」；當年廣設大學，確實有教育、選舉等非教育考量，甚至還有「一縣市一大學」的呼聲，確實需要檢討。
王俊權指出，少子化、高齡化、數位化是教改過程中出現的新衝擊，教育部也積極祭出「新設大學及學校改制改名從嚴審查」、「系所招生名額總量管制」政策，適度控制大學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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飆設大學 教改像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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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14 |
【聯合晚報╱記者王彩鸝、鄭語謙╱台北報導】
前行政院教改會委員、教育部前部長黃榮村說，評論教改成敗，若脫離歷史軌跡，「跟統獨之爭、藍綠對立有何不同？」少子女化對高教的衝擊兩三年後就要發生，眼前最重要的是回歸教育政策基本面，有效處理大學轉型退場問題。
長期關心教改的東吳大學物理系名譽教授劉源俊則說，教改就像詐欺事業，20年前台灣還只有29所大學，但廣設大學後，目前有150多所，導致「昨日飆設大學，明天將備嘗大學逐一退場，碩、博士班逐一關門苦果」，孩子上大學，畢業卻學非所用；就連十二年國教強調不考試，卻還有會考，都有「盜世之嫌」。
黃榮村：不能只怪教育部
選舉和觀念都在推波助瀾
黃榮村表示，教改20年的起始點是民國83年的410教改行動，當時提出「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教育現代化」及「制定教育基本法」四大訴求；李遠哲民國83年9月才接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會召集人，教改四大訴求已經定調。
黃榮村說，民國83年，大學生淨在學率很低，政府對高教投資不足，才會出現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但當年訴求的是廣設公立學校，而非私立專科學校升格學院、科大。民國85年至91年間專科改制學院、大學超過50所，但技專升格大學後，沒有維持技職精神。
「追究廣設高中大學的禍首，沒意義。」黃榮村說，這不能只怪教育部政策，選舉和社會觀念都在推波助瀾；若要追究政治責任，國民黨占七成、民進黨占三成，不少專科改制都是選舉及政治考量，連陳水扁時代也喊出「一縣一大學」口號。
他說，檢討教改成敗若沒有「歷史感」，就會跟統獨之爭一樣無解；大學轉型退場一定要做，如何從法令面及策略上著手，才是當務之急。
劉源俊表示，18年前台灣只有29所大專校院，但政治人物為了競選「施惠」廣設大學，就連李遠哲也曾在全國教育會議上公開講「我們四年制學生比率低於先進國家。」結果不僅廣設大學，更廣設碩博士班，目前國內有67所大學、56所科技大學、22所學院，大學入學率成為全世界最高，結果大學生程度低落，學生學卻非所用，20年教改已經走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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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教改過錯 不應全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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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15 |
【聯合報╱記者林秀姿／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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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昨天回顧教改廿年，認為教改後遺症「大家都有責任，我當然也有責任」；問題在於教育部長換太快，很多政策沒準備好就上路。 記者林俊良／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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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教改」今年邁入廿周年，當年擔任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召集人的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昨天表示，教改會是臨時編制，僅提供意見，既沒經費、也沒權力執行政策，過錯不應全指向他；他認為是台灣教育部長換得太快，很多政策還沒準備好就上路，「我委屈沒有關係，但對社會是非不分，感到很遺憾。」
李遠哲於一九九四年擔任教改審議委員會召集人，提出教改總諮議報告書，建議增加大學招生容量、廣設高中及推動多元入學等方式，紓解升學壓力。但也衍生廣設大學、技職專校爭相升格大學等後遺症，社會批評聲浪迭起；李遠哲也曾於二○○五年公開為教改認錯、道歉。
昨天李遠哲應台師大「教改廿年」學術研討會之邀，到場談教改。他說，當時接下教改審議委員會召集人是基於社會責任，但這只是一個為期兩年的臨時編組，「不應把單一對象當作教改過錯的焦點」。
他說，當初這份教改諮議書，是一份理念，只給教部參考，「沒說一定要這麼走」，是行政院和教部有共識才推動；對於目前博士、碩士滿街跑，就說「這是李遠哲的問題」，他反問「這是我作主嗎？」
談到教改，他說，「大家都有責任，我當然也有責任，」他並非卸責，而是太多人不了解，「尤其台灣的教育部長換得太快，九年一貫還沒準備好就上路，很多政策都是還沒準備好就上路，這才是嚴重的問題。」
李遠哲也質疑十二年國教，「十二年國教是免費嗎？多元入學搞了半天跟聯招沒什麼改變。」他說，十二年國教推動多元入學，但很多鄉下小孩已經出局，從國中就開始落後，高中根本考不好，升了學坐在教室聽不懂、也沒辦法發言，「這是教育暴力」，不只是升學管道的問題。
他認為，教改要成功，社會必須改革，政府鼓勵「贏者全拿」的價值觀，製造不公不義的社會，導致家長的價值觀也是贏者全拿，根本不相信行行出狀元，很難推動多元化社會；社會不公不義，教改不會成功，「我們面對的將來非常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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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傷自尊為前提 教宗認同打孩子做懲處
2015-02-06 15:13:07 聯合晚報 編譯彭淮棟／綜合報導
教宗方濟各贊成適當體罰，圖為他4日抱嬰兒畫面。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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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周四是方濟各每周會見民眾之日，主題是父親在家庭裡的角色。
方濟各給了好父親的定義大要：能原諒，但也懂得在不傷孩子勇氣和尊嚴之下「堅定糾正」。
方濟各說，他有一次會見一對父母，那位父親說：「我有時不得不給孩子巴掌，但從來不掌臉，避免羞辱孩子。」
方濟各說，這樣極好，那位爸爸「了解什麼叫尊嚴，他必須罰一罰孩子，但做得正確有理」。
媒體報導方濟各的體罰論，使用的是英文spank，意指掌摑，主要是打屁股。
在梵蒂岡新聞室負責英文事宜的加拿大神父羅西卡說，教宗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是贊成父母對孩子暴力或殘忍，他的要義是「協助孩子成長和成熟」。
羅西卡指出，誰不曾罰過孩子，誰在自己成長過程中不曾被父母罰過？「看看教宗方濟各怎麼小孩子相處。看他的身影和姿勢表情，其理自明！」他說，方濟各的話正常且簡單明白，各界不必做太多推論，也不必扭曲。
去年聯合國一個人權委員會檢視聯合國童權公約的落實情況，曾嚴評天主教對體罰的立場，其定版報告提醒教廷，公約明文規定簽字國採取包括立法、教育在內一切措施，保障兒童，包括其受父母撫養之時，免於任何形式的身體或精神暴力。
報告建議教廷修正其法律以明令禁止體罰，包括家庭內的體罰，並採取措施在全球天主教學校落實禁令。
教廷在給聯合國委員會的書面答覆裡說，根據教會綱領，父母「應能匡正子女的不當行為，匡正方式是對這類行為加以確定但合理的後果，並考慮孩子有無能力將這些後果理解為糾正。」
聯合國童權公約簽字國被批評者，不只教廷。2002年，英國也接到類似建議，要英國廢止允許父母掌摑孩子的法律。
瑞典、德國、南蘇丹等39個國家禁止所有場所(包括家裡)的體罰。
美國法律允許父母打孩子，只要打得「合理」，並且有19州的法律允許學校打學童板子(paddling)。
誰逼教授當菩薩
2015-01-19 01:54:51 聯合報 尹蓉先／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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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強調，各大學中應該仍有學生在教授嚴格要求下，上課認真聽講，下課孜孜不倦努力向學。
不過，我們也知道，有相當數量的大學生，每天放了學，就在家裡或宿舍，夜以繼日忙碌於臉書、批踢踢、線上遊戲或youtube，十二點以前就寢的非常稀有，拖到兩、三點的比比皆是。第二天上午的課多半蹺掉，下午進教室則是吃早餐、聊天，滑手機，或者繼續在筆電上忙碌於臉書、批踢踢，線上遊戲及youtube。
這樣的學習狀況，奇怪的是學生分數越來越高。注意喔！不是實際表現，只是分數，現在教授期末幾乎已不當學生了。期中、期末考試之前，必定複習透露「出題重點」，說白了就是洩題，但就算一字不變的題目，一堆學生不會的還是不會，好一點的考前影印別人筆記，也只會寫這些洩漏必考題，其他的只能鬼扯，理所當然成績一塌糊塗，可是不要緊，現在很多教授都會「調整」分數。調整方式很多，常見的是開平方乘以十，卅六分及格，阿莎力的是每人加卅分，或每人贈送可以錯一大題—要容許學生有出錯的狀況。一再退讓之後，還是有沒過的學生會傳簡訊給教授：「我快要三二了，拜託給我補救的機會，我可以交報告、抄法條、抄心經。」
有些學生自己都覺得奇怪，為什麼教授從傳聞中的倚天劍、屠龍刀變成了觀世音菩薩，分數比自己的表現好太多。當然也有人心知肚明，教授不敢當人，「他敢當我，我就當他」。
我知道有一個教授把學生期中報告退回重寫，有別於其他三催四請不肯上網評鑑的同學，這組學生期末時，在電腦教室門口苦等進場，積極參與評鑑：「報仇的機會到了，我一定要把他每一項都打到最爛。」學生的評鑑直接影響到教授的續聘與否，堅持水準的教授通常死得很難看。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過大部分老師想的是保住飯碗先。於是學生在亮麗的成績之後原來是草包一枚，至於國家競爭力則是笑話一則。
星期透視／大學擴張 大夢一場
2015-01-18 02:36:14 聯合報 薛承泰／台灣大學教授
這兩天，有兩則人口相關消息，一是內政部發布去年生育量，突破廿一萬比預期好，是民國九十九年（虎年）歷史新低以來，僅次於一○一年（龍年）的生育量。另一是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為了因應少子女化趨勢，教育部要求減招並提高師生比。
政府曾規畫一○一年後的十年，以平均每年十八萬的生育量做為政策目標之一。近年來，生育量年年突破十八萬，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群爸媽為六十五至七十二年出生的人，這批人口數量超多（平均一年四十萬人），只要總生育率能維持一人以上，要達到廿萬並不難。可是今年開始，生育年齡人口群，逐漸轉到七十年以後出生的，即便生育率維持不變，未來要出現廿萬生育量並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六十五至七十二年次的爸媽，正好就是廿年前學生，當時教改喊出「廣設高中大學」口號，何嘗不是因為他們人數眾多，面臨激烈升學競爭，教改才會遍地開花；於是，父母為他們的子女走第一次上街頭，將高教推向了擴張之路，並要求政府為升學管道的不暢通，為考試領導教學扭曲教育宗旨來「認錯」！
在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上，出現了一六四所大學院校，密度堪稱世界之最！廿五至卅四歲具大學及以上學歷的比率扶搖直上，不僅領先西方國家，更搶下了世界第一；這段時間，台灣競爭力卻未相對提升，就算是有五年五百億加持，擠入世界百大勉強有一個！
其實，自民國九十五年升學率幾乎衝到頂，此後招生不足現象，即開始破口蔓延。去年，高鳳技術學院是退場的第一槍。教育部意識到趨勢的嚴峻，若不處理，未來十年台灣大學真的會崩盤！用淨在學率七成來估算，十年間大學新生，三成空缺一點都不誇張！
可是，在全國校長會議中，有校長認為教育部不宜干涉招生、規範師生比或學費，因為人口趨勢形成的市場，就是最好的檢驗。這樣的論述，對富有盛名大學來說，是理直氣壯，然而，對過去一、二十年高教擴張期誕生的院校，則是如坐針氈。對教育部來說，不能坐視崩盤真的發生，因為那不是學校經營成本的考量，而是社會與國家成本的顧慮！
於是，政府呼籲加速大學國際化，提升國際學生比例，對內部市場形成瓶頸的台灣，的確是一個解套。很不幸，不是每個大學可以做到，對於有招生危機的學校，更緩不濟急。
因此，如何朝就業取向培養專業，和產業界建教合作，或許還能殺出一條活路。教育部應更積極些，將過去普及式大學評鑑，改為申請制評鑑，鼓勵大學朝向專業化特色發展，只要通過評鑑，教育部即應提供協助，未能通過者由市場來決定其未來。
大學並不等同就業訓練場所，可是，當大學和產業發展或職業結構脫節，如何吸引學生呢？大學畢業生若缺乏就業力，又如何能發展自我呢？
近年來碩博士報名人數的銳減已是警訊！鑑於此，教育部也呼籲大學科系限縮與調整。可是，學校內部可依憑的調整機制，猶是教學與同儕評鑑，於是討好與媚俗之風，學術裙帶與壟斷資源之症，又將左右其發展。
看來教育部能著力之處不多，為因應人口趨勢要求大學「限」、「縮」、「退」，最後都可能適得其反；教育部不如以鼓勵轉型，來取代限縮發展，不要讓大學只看到棒子，而沒有好吃的蘿蔔！
【獨立評論】崩解中的人文與社會教育──少子化論述所掩蓋的真相／王盈勛
2015-03-20 13:27:01
大學研究所報名熱季剛過。不出意外地，各校報名人數一如往年，普遍呈現下滑態勢，就連所謂的「頂尖大學」也無法倖免，據聯合報統計，台、政、交大的報名人數，和去年相比，少了400到1000人之譜，和10年前相比，報名人數則是腰斬。
在近年，大學的招生問題已是老生常談，而我們的社會對這問題，也已有了個制式的回答：少子化。在我看來，這種看似合理的推論，不但與事實有所出入，徒然將問題推給無可改變的「大勢所趨」，反而掩蓋了我們所面對的真切危機。
一個最簡單而基本的事實是，研究所的報考主力來自大學畢業生，那在過去10年間，台灣的大學生，究竟是減少還增加呢？依照教育部的統計，從92學年度到102學年度的10年間，台灣大學生的人數，從83.8萬增加到103.6萬，增幅為23.6％。這當中，除了102學年度比101學年度少了兩千人，其他的年份大學生人數都是成長的。
這也就是說，潛在「符合資格」報考研究所的人數根本還在增加當中，和少子化沒有任何關係。台灣的大學生不讀台灣的研究所，難道都是出國留學去了嘛？這也與教育部統計結果並不相符，台灣赴歐美各主要國家的留學生人數，同樣也呈現下跌的態勢，僅少數國家有微幅的成長。
10年間頂尖大學研究所報名腰斬，這些大學的人文與社會學科報考人數則是頻頻破底。在一位學界先進口中，是台灣最佳研究所的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報名人數從94學年度的75人，下滑到104學年度的5人，跌幅93％；清華大學的台文所，10年間報名人數從63人下滑到13人，跌幅79.3％；政治大學的傳播學院照理說應為該校的招牌系所，將過去新聞、廣電與廣告整合為傳播碩士學位學程，今年也僅有208人報名，僅及10年前1028人報名的兩成；自詡為台灣大學龍頭的台大也好不到哪裡去，大學部競爭非常激烈的外文系，研究所報名人數從134人跌到34人，音樂學研究所則由52人縮減到只剩10人。人文與社會學科研究所報名人數的巨幅萎縮，不但與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的趨勢並不相符，平均跌幅也遠大於總體研究所的報名人數。
這事的嚴重性在於，當連台灣的頂尖大學研究所都面臨了報名人數低於招生人數的窘境（還得加上考生重複報考同類多所研究所、考上沒來念、以及報名了根本沒來考等情況），這已不光是研究生素質良莠與否的問題（很多研究所為了生存，恐怕即便知道考生並不合適，還是得勉強收進來），而是整個該領域研究在台灣的存亡問題。
在這10年間，差不多也就是我們的高教發展，宣稱以追求國際一流為目標，以五年五百億補助重點大學的同一時期。而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和拿到補助款的大學，自然也不忘宣傳這樣的大學走向與補助方式，如何提升了台灣的大學競爭力，而這類的宣傳，又以國際大學排名提升了多少為主要的依據。
但諷刺的是，如此的頂尖大學，對台灣大學生的吸引力卻是與日俱降，台灣的大學生畢業生為這樣大學走向投了否定票。照理說，大學越「頂尖」，研究所的吸引力應該高過大學部才對，因為前瞻性的研究，對研究生的幫助遠大於大學生，大學生需要的，是基礎而質優的教學活動。大學生數量沒減少，不是因為大學的「頂尖化」對他們有所助益，而是家長、學生、以及我們的社會普遍地認知到，沒有一張大學文憑，中產階級或準中產階級式的生活將是遙不可及，因此不管台灣的大學變成什麼模樣，對無力遠走他鄉留學的人來說，他們是沒有選擇地不得不讀，但是研究所，那就未必是如此了。
那麼，我們該如何解讀這樣的現象呢？我前面就說了，別再以少子化為藉口了。真正的問題，是在台灣的教育主管機關的主導下，我們的大學體制對公眾許了一個無法兌現的承諾：大學越「頂尖」，學生就越有競爭力，未來就越有出路。
但這麼10年下來，不管是學生、家長、大學從業人員或是產業界的主觀感知，或是各種客觀數據所顯示的，這兩者要不是沒關係，就是關係非常薄弱，但是沒有幾個人敢於戳破這個謊言。
與台灣現實脫節的國際期刊論文，為何可以增加學生的就業競爭力？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原本，為知識而知識，或是對現實採取批判的立場，也是大學重要的功能之一，不可偏廢。但是我們的教育機構，在過去一、二十年間，型塑了一種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主流氛圍：「有用」的大學課程與系所才值得存在，然後我們又假裝，大學之「頂尖」，確乎是對學生有用的。因而我們也經常可以在各大頂尖大學的網站，看到諸多基礎學科系所的網站，煞有介事地條列念了該研究所可能有的美好出路。
為何大家不念這些研究所了，根本的原因在於，經過這麼些年，大學畢業生也變聰明了，他們知道這些許諾，終將是不會兌現的謊言──真實社會已經年復一年地證明，耗費大把青春念這些過去可望不可及的研究所，對他們找到一個好工作、薪水高一點的工作幫助非常有限。
請不要誤會，我並不認為這是這些頂大系所的錯，真正錯誤的，是我們的大學體制，創造出這些錯誤的期待。頂尖的社會與人文科學研究，本來就無法保證學生能有對等頂尖的出路。唯一能提升這類系所畢業生出路的，是國家對文化、藝術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視，並提高從業人員的工作條件。在產業面，則是要促進產業轉型，提高創新、高附加價值產業的比重。但很顯然的，台灣在這些面向上的進展與轉型相當遲緩。
台灣的人文與社會學科要自救，在我看來，就是要從這無法兌現的謊言中跳脫出來，不要再去硬凹，從事社會批判對學生的未來出路有何幫助，而是要找回學生對知識的追求有真誠的熱愛、對社會改革有誠摯的熱情，這才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應該走的路。
假的市場性，終究要被市場所淘汰，現在看清這一點還不算太晚。10年前，當這些假的市場性期待還不存在的時候，這些研究所還頂熱門的，不是嗎？（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淘汰「偽大學」 別再製造虛度教育的台灣人
2015-04-08 01:39:12 聯合報 邱天助／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教授（新北市）
受到少子化的衝擊，未來十年，約有三分之一的大學院校，將會面臨招生不足被迫退場的命運。這對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危機，卻也是轉機。
二十年來大學院校急速擴增，不但稀釋、浪費許多教育資源，也讓教學品質及學生素質每下愈況，造成大學高中化、教育學店化。台灣的高等教育因此失去固有的價值，也失去應有的尊嚴。
雖然，目前台灣大學院校高達一百五十九所，就讀的學生也超過一百三十萬人，但其中有相當比例的人在高等教育的殿堂中，有些假裝在教書，有些假裝在讀書，其實什麼也沒教、什麼也沒學，但薪資照領、文憑照給。不幸的，這種「偽大學」有逐漸增多的現象。
在招生不足，學校面臨倒閉的惡劣環境下，為挽留學生，有些學校不斷降低入學標準、放寬退學規定；有些老師不得不用各種方法，儘量討好學生，只求能保住生活飯碗。多少老師因而不敢點名、不敢當人，甚至還以高分招徠學生。他們沒辦法教，也不敢教，只是扮演「偽老師」的角色。
有些大學生，他們只是被缺乏品質管控的教育工廠裝配線，一路輸送上來的產品。他們不知為什麼要讀大學，沒有動機、也沒有程度，但卻懵懵懂懂，甚至大剌剌的進入大學校園。多少學生上課不來，來則睡覺、滑手機，考試缺席、作業不交。他們不想學，也沒能力學，只是扮演「偽學生」的角色。
大學是鑽研學術、培育人才的地方。以台灣彈丸之地，並不需要那麼多大學，也不需要那麼多大學生。很多工作、職業，也並非一定要讀到大學不可。
新加坡五百萬人口，只有四所大學，每一二五萬人才有一所；香港七百萬人口，有七所大學，每一百萬人一所；即使馬來西亞二千七百萬人，有五十六所大學，也要四十八萬人才有一所。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卻有一五九所大學，每十四萬人就有一所。廿至廿四歲人口中，更有七、八成都是大學生，密度之高居全球之冠。
然而，大學數量的急速擴增，只是高等教育環境惡化的原因之一，教育品質的低落，才是毀敗台灣高等教育的那根稻草。當前，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不只是哈佛大學經濟學者佛利曼所批評的「過度教育的美國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得不償失，而是造成一種「虛度教育的台灣人」—打混學習。
多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的改革，總是陷入百大排名的迷思，很少注意input/output學生品質的控管。如果，大學四年，學生都沒有學到任何東西，反而養成不良的習性，台灣社會將因此而墮落。
大學教育應該讓想學的、可以學的學生需求獲得滿足，而非一味討好打混的學生。如果能藉由少子化的契機，淘汰一些「偽大學」，提升師生比例；妥善運用教育資源，改善校園環境；提升教學品質，重建大學存在的價值；讓老師教學有尊嚴，學生學習有收穫，不失是台灣高等教育的轉機。
面臨少子化壓力，許多大學惶恐不安，只能藉由「偽大學」的經營方式，苟延殘喘。若能逆向思考，堅持品質管控，建立正面品牌形象，反而可在惡劣的高教環境中脫穎而出。
芬蘭教育革命 2020不上數學課
2015-03-25 19:32:00 聯合新聞網 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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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o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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