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教授假發票新聞之賜，我的人氣指數創新高。散步碰到鄰居，追著我問：「你認識妳們學校那兩位教授嗎？」美容院助理邊洗頭邊八卦：「你有沒有在那個國揚買過東西？那裡真的什麼都賣嗎？」其中以黃昏市場菜販問得最具學術意涵：「什麼是國科會？妳們不是教育部的大學嗎？」

國科會對大學而言，不只是教授申請研究計畫經費之處，她影響了大學教授之聘用、升遷，甚至發展方向；簡言之，各大學有意識或無意識都成了國科會大學。

舉例而言，各大學系所招募新教授，所列基本門檻是具有某個數量的國科會研究計畫或是幾篇Ｉ級研究，若果沒有，難以跨進大學之門；教授升等，除了提出代表與參考著作外，還要列出主持過幾個國科會計畫，以證明具有執行研究之經驗及能力；無數次，在學校會議中，我聽到同仁發言批評同事：「這個人幾年來一個國科會計畫都沒有，怎能讓他升等？」或者，「這個系國科會計畫這麼少，學校應該拿出辦法處理這個系。」

在聘用主管上，尤其是大學的研發長，更是以其拿國科會計畫之能力為重要考量因素；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各種方法，引導教授申請國科會計畫。而大學校長經營學校的潛在功績指標之一，即為任內申請到的國科會計畫案件是否有成長。

當教授申請到國科會計畫後，編有儀器費用之教授，在購置各式各樣的儀器後，就需要有研究生協助其操作、進行實驗到撰寫、發表論文，亦如同醫美診所添購雷射回春儀器後，要找顧客實驗一般，而其成果絕對稱得上「斐然」。

譬如，教授因所購實驗儀器產製的Ｉ級論文一年可多達十數篇或數十篇，研究生因此可以畢業，教授因此可以升等或來年拿到更多計畫。最妙之處是，每一篇發表的Ｉ級論文，又會在學校研發處的獎勵計畫中，獲得數千至數萬元不等之獎金。此外，年內論文量累積至某個數量後，又可到研發處領取不同名目的獎勵金，其名稱可謂五花八門，如「研究精進獎」、「研究傑出獎」、「研究精實獎」、「研究卓越獎」等。反正，多數學校為了擠進五年五百億大學，不惜花錢鼓勵教授發表論文；而教授，為了所謂的學術生命或錢，拚了命也要弄個研究卓越獎慰勞自己。

數年前，我參加一位英年早逝教授之告別式，喪禮中播放其生平事蹟時，亮點之一居然是其畢生一共獲得過的國科會計畫件數，當場讓我淚崩不止。

多年前一位同仁拒絕擔任主管，理由是某個同事不贊成，我問他何以如此尊重此同事之意見，他無奈地回答：「他是國科會計畫複審委員，我以後還想要拿計畫」。至於本校，連續三任校長都出自同一個學院同一個系，是校內最擅長拿計畫、買儀器、發表論文、與國科會聯結最強的系。

國科會大學，崛起中。

國科會「第一次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議」，探討科技人才危機。行政院政務委員管中閔表示台灣人才優勢快速流失。 記者徐兆玄／攝影

管中閔昨天在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以「如何面對台灣的人才危機」為題演講，指出台灣過去的確有人才優勢，但早已在「吃老本」。缺乏吸引人才的整體環境，使台灣人才「入不敷出」，加上民粹「為淵驅魚」，見到高薪者就當肥貓，等於把人才往外推。

他指出四大危機：人才供需落差、教育體制偏差僵化、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及國際人才競逐失利；他表示台灣一年有近卅萬名大學、研究所畢業生，卻大都「高不成，低不就」，到業界不會操作機器，也無法做尖端研究。

此外台灣「內憂外患」夾擊，人才流失、爭取不到國際優秀人才，內部則大學抱怨經費不足、限制太多，老師抱怨評鑑制度、學生抱怨找不到工作，產業抱怨大學訓練的學生不符所需，社會抱怨大學生的知識、能力及國際化程度。

「當社會上大家都在抱怨，當然須檢討。」管中閔說，教育體系多樣化、建構多元評鑑指標，讓各類型大學發展出特色；並強化一般型、技職型大學生的實用技能，「不適合的大學就退場」。

管中閔也提出中長期振興經濟藍圖表示，政府將從以往傾全國之力扶植少數明星產業模式，轉變為扶植更多掌握關鍵技術、核心中堅企業；參考德國、瑞士經驗，取代以往明星模式的規畫戰略，宣示「三年半內一定會見到成效」。「兩兆雙星成效如何大家心裡有數」，管中閔說，台灣不能再走老路、把有限資源置於少數籃子。

勞委會副主委潘世偉昨天說，台灣對外國人來台工作的限制並不算嚴，問題是整體環境、產業是否有前景；目前連藍領外勞來台意願都降低，第一優先選擇是薪水比台灣高的韓國。

另外，陸委會副主委高長的報告則提到，大量台灣科技人才持續流向大陸，政府雖早已開放優秀大陸科技人士來台定居或長期居留，但二○○七年至去年，長期停留、居留的大陸優秀人才只有八十二人；未來陸委會將檢討調整目前大陸科技人士來台規定，加強配套措施。

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昨天在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議表示，解決人才問題需要改變，例如限制大陸學生在台結婚，「幾乎違憲」；勞委會規範外國高階人才來台薪水高於三萬七千元，他認為不能只規定最低薪資，須配合不同產業需求訂定。

朱敬一說，國科會無法發揮功能、落實應做的政策，他就「不該繼續坐這個位子」，寧可不續任；但國科會副主委賀陳弘則說，人才問題冰凍三尺，不敢說立即可改變。

政務委員管中閔提出四大人才危機，他在會後強調，這些問題大家都知道，剩下就是修改法規、改善社會氛圍，「把門戶打開」，否則封閉的社會只會越來越衰弱。

潘世偉則說，現在勞委會規範的外國人來台工作標準對人才而言都「不是限制」，相較於香港能以年薪百萬、免費機票招攬大學剛畢業人才，「台灣有辦法提供這樣的環境嗎？」

他說，台灣的問題不只是薪資，重點應是塑造讓人才願意前來的整體環境，包括移民條件、產業前景等。

國科會科技發展諮議會議昨討論「如何面對台灣的科技人才危機」，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指出，其實不是台灣沒有人才，而是台灣經濟現況，沒辦法提供好舞台讓年輕人發揮。

施振榮表示，現在社會都講「一代不如一代」，但這並不符邏輯，對年輕人也不公平；當今社會沒有提供舞台給年輕人，也不願投資，把舞台越做越小，「今天一代不如一代，是我們的責任。」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則說，台灣不缺台清交成的碩博士生，也不缺基層人才，但缺乏「有創意、會創新」的中階人才；更缺少把科技轉換為經濟價值的人才。

「台灣人才轉型了嗎？」張忠謀說，現在社會強調產業要轉型，但台灣人才若不進階、升級，產業也不可能轉型；台灣應該自己培養人才，才能治本。

勞委會指出，現階段職訓中心的受訓者，高達七成五都是大學生，數字有點離譜，更顯示「大學高中化」相當嚴重。

施振榮說，齊頭式文化讓人才沒辦法有效發揮，若要解決短期內的學用落差，民間企業可結合學校資源，聯手設計「客製化」培訓計畫，加上政府提供企業誘因，應該可以儘快解決人才「代溝」。

行政院政務委員管中閔昨（7）日表示，台灣再不解決人才困境，不出3至5年，將淪為三流國家；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表示，台灣人才不轉型，產業就不太可能轉型；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則建議學校可提供客製化培訓計畫，政府提供租稅等優惠誘因。

國科會第一次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昨天進行到第2天，管中閔指出，台灣過去的確有人才優勢，但早已在「吃老本」，缺乏吸引人才的整體環境，使台灣人才「入不敷出」，加上民粹主義過重，見到高薪者就當肥貓，等於把人才往外推。

管中閔指出，台灣在人才問題上已有4大危機，包括人才供需落差、教育體制偏差僵化、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及國際人才競逐失利，「當社會上大家都在抱怨，當然須檢討（人才供需問題）。」

圖／經濟日報提供

張忠謀表示，台灣不缺科技人才，但缺少可為經濟創造附加價值的中、高層人才，建議可從大學教育起步，由台大扛起培育社會各界領導人的使命。

張忠謀昨天以國科會諮議會產業組顧問出席會議時，他認為，與其引進外來人才，或者鼓勵國外名校來台灣設立分支，還不如台灣本身透過教育來培養自己需要的人才。

但台灣欠缺有創意、有創新的人才，無論是專業創新、商業創新都很缺，同時缺乏中層（Mid-level）、有擔當、也責任感的人才，以及更高層（如副總經理）等領導人才，這類型的領導人才，是可以為企業指點方向的領導人。

張忠謀說，他是人力資源末端需要人才的使用者，三、四十年以前，台灣有很豐富的人力資源，當時的豐富人力資源使台灣經濟能有奇蹟般的成長。

但隨著大陸開放，台灣在量方面已經比不大上陸。

他建議，台灣需要1所大學，例如台灣大學，扛起培養社會領導人的使命，無論是學術、政治、企業界等各界領導人，都可以從大學開始建立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甚至根據學院打造宿舍，從大學起就讓學生住在一起，在美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施振榮表示，人才是「用」出來的，除了學校教育，企業扮演的責任比學校更重要，建議政府，要縮短學用落差，或者利用學校資源提供客製化的培訓計畫，由幾個學校共同成立計畫，政府不一定要出錢，只要持續投資抵減，減少稅收，就可以讓企業有誘因投資。

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昨（7）日在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表達改革決心，表示若國科會無法發揮功能、落實應做的政策，他就「不該繼續坐這個位子」，寧可不續任。

國科會副主委賀陳弘在會後記者會表示，有些該做的事可以馬上做，如國家型計畫管理與退場，人才問題因冰凍三尺，不敢說立即可改變。

朱敬一說，政府與大學間要共同集資，投入產學研究，解決產業界與學術界人才落差的問題，此外政府要擴大「彈薪計畫」，這是指用人薪水要更加彈性，才能從海外延攬到好的人才，同時台灣學子出國研究的人數愈來愈少，海外來台的人才多半都是教英文的老師，欠缺專業人才。

朱敬一說，解決人才問題須要改變，例如限制大陸學生在台結婚，「幾乎違憲」；勞委會規範外國高階人才來台薪水高於3.7萬元，他認為，不能只規定最低薪資，須配合不同產業需求訂定。

外籍教師在台灣沒有退休金、大陸人士來台工作得先取得中國大陸政府批准，這些問題都待改善。

他提到，過去十年，台灣的大學數量超過150間，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大學太多，談了十年卻也一直無法改善，「我們一定要做一些改變」，不要十年後還是有186所大學。

他自嘲這樣聽來像美國總統歐巴馬，同時再次強調「要設法做出改變」，若有國科會該做、他也想做的事，任期內卻沒做到，「我就不該繼續坐這個位子」。

為期兩天的科技發展諮議會討論如何銜接學研與產業、推動國家型計畫及台灣人才議題；賀陳弘指出，這些建議將被提到年底的全國科技會議討論，形成政策。

大學指考放榜，家長、學生關心考上哪個學校，媒體爭相報導學校系所排行，十二年國教比序紛爭繼續上演。然而社會對考試、排名的重視，似乎無法對應到國家人才培育層面，難道我們的教育面與國家競爭力脫節了嗎？

十二年國教議題吵得沸沸揚揚，但憂心人才斷層的專家學者或大學校長極少發言，似乎認為這是國中小學、高中的教育問題，與大學教育或未來國家人才培育無關。事實上從人才養成的角度看，大學絕不能自外於整個教育制度，有必要積極參與，甚至引導十二年國教的方向，才能為整個國家教育政策，乃至人才培育做好扎根工作。

業界及政府單位或學者建議開放國際人才到台灣，但靠外來人才只能救急，台灣應思考的是十年、廿年後我們的人才在哪裡？要能夠自己培養人才，不能只是以外來人才救急。

人才培育應該從小學、國中、高中就要開始做。十二年國教要跟大學結合，甚至應是國家人才培養的基礎。大學校長或主管人才培育的精英，應該參與十二年國教的前瞻規畫。

我們的高中教育很強，學生參加國際比賽都有好成績，但最近幾年落後了，因為我們的教育方式仍強調記憶，高中生很會應付考試，因為那些知識是用一再地背誦記下來的，考試也偏重各種記憶的整合，以致學生都變成考試機器，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進入大學後要跟國際學生比創意、比解決問題能力時就敗陣。

反觀歐美教育制度，強調要提出質疑，要會問問題，可以挑戰老師的權威，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因此可以訓練學生批判解決問題的能力。台灣的教育訓練出的學生很會考試，連上了大學都只求標準答案。我在大學教書，每到考試，學生最愛問的是「老師，要考什麼？標準答案是什麼？」但不見得每個問題都有標準答案，人生那有什麼標準答案？

好的人才是能夠發掘問題、解決問題，也要具有判斷力與溝通能力；現代社會資訊發達，不應該再花太多時間去背誦無意義的僵化的資料。教師要改變教學方式，引導學生有批判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能力需要從小培養，大學校長們有義務參與十二年國教的規畫，明確要求準大學生需要具備的基本能力，這樣從國小到高中的教育方式才能改變。

不要再把所有東西都犧牲在考試公平上、犧牲在同分比序的荒謬上。請大學校長及國家人才培育方案的主導者，明確地告訴各高中職，「我們不要考試機器，我們不要明星排行！」各大學不應再沉默以對，應讓大家知道，大學要的是什麼樣的學生，這樣才能跨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第一步，也是培育人才的重要基石。

台灣的人才資源，早已進入「吃老本」的階段，行政院政務委員管中閔今天在第一次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中憂心地說，如果再不積極解決人才流失問題，不出3、5年，台灣將淪為三流國家。

管中閔上午以「如何面對台灣的人才危機」為題發展專題演講。他指出，以前大家都說，台灣沒有天然資源，只能仰賴優質人力資源，這句話以前是對的，但目前就不對了。因為台灣早已在吃人才資源的老本，人才優勢幾已消耗殆盡。

他指出，台灣人才問題出現內憂外患，內憂是大家都在抱怨，大學抱怨經費不足、限制太多，老師抱怨評鑑制度，學生抱怨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產業抱怨大學不能訓練他們需要的人才，社會則抱怨大學生的知識、能力和國際化程度都不足外患則是無法對抗國際挖角，國內人才不斷流失，但又沒能力爭取國際優秀人才。國際人才不來，國內卻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當然出問題。

他也點出台灣目前面臨人才的四大危機，分別是人才供需出現落差、教育體制偏差僵化、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及國際人才競逐失利。

管中閔表示，台灣每年培養出29萬多名大學生及研究所碩、博士生，但這些畢業生創新尖端研究的能力普遍不足，就算到工廠工作也不會操作機器，出現「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台灣有太多的大學，碩博士班也多，可是大多數大學不具特色，加上評鑑制度又引導大學偏離發展方向，終讓大多數大學都變成「教育部大學」，缺乏特色也缺乏競爭力。

一般大學缺乏特色，技職院校則面臨缺少實務操作經驗、多數技職生一心想升學的問題。管中閔說，很多技職生連製造業、服務業的實作都不會，卻有7成以上想升學，本末倒置。

他建議應落實高教分類定位，讓研究型、一般型及技職型大學各自發展特色，並突出重點。不具特色的大學，積極推動轉型且建立退場機制。至於學校沒有訓練的服務業人才，不妨鼓勵民間成立專業學院，培育更多設計、工藝、餐飲、旅遊及行銷專才，將台灣打造成亞太地區的人力培訓基地，提供源源不絕的專業人力資源。

第一次科學技術發展諮議今天進行第二天討論，來自海內外的諮議委員鎖定人才議題。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認為，台灣並沒有人才問題，只有人才培育問題，只要提供舞台給剛出校園的年輕人，他們都會大展長才，成為優秀人才。

施振榮直言，很多人說台灣人才不足，「那是不對的！」他強調台灣有那麼多的年輕人，都是很好的人才，但關鍵在於有沒有適當的機會一展長才，而這個舞台不妨由企業提供。

施振榮解釋，每個人一生中待在企業的時間，遠超過在學校的時間，因此多數人才是由企業訓練，而不是大學訓練出來的，因此企業必須承擔更多責任，把年輕人從人才訓練成優秀人才。他認為，國內是舞台及創造價值的環境不足，才讓優秀人才被中國大陸給吸引過去。

施振榮也提醒有意培養人才的企業，一定要容許他們做錯事或失敗的胸襟，唯有不斷摸索及學習，從錯誤或失敗中學取經驗，才能成為有力的優秀人才。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也認為台灣不缺一般科技人才，至於能將科技轉為經濟的人才，則嚴重不足，使得台灣科技在面臨轉型時出現問題。

張忠謀說，台成清交等台灣頂尖大學培養的學生，就算只是大學部畢業的學士，也都有很好的能力，可以完成長官交給他們的工作，但光靠這些基層的科技人才仍不足。他比較在意的是，有擔當及勇於任事的中層管理人才，及可以找出新方向的高階管理人才，台灣相對不足。

首屆「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議」昨天召開，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左）出席受訪表示，人才資源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 記者曾學仁／攝影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昨天召開第一次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議，施振榮受訪表示，台灣不能關著門想事情，應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角色，有效整合人才資源。當前產業界正想辦法整合全球各方面人才，像是在世界各重要地區設研發中心，就是要借重全球人才資源。

施振榮說，美國之所以有競爭力，基本條件就是世界各國最好的人才都在美國。但台灣面臨人才流失，尤其是高階人才嚴重不足困境。

他說，政府與產業界應以突破性思維，提供較高薪水或更有挑戰性與前景的工作環境，和美國、歐洲、大陸、新加坡、香港與日本等國競爭優秀人才。

施振榮也指出產業創新的重要性，過去日本國力輝煌，如今卻因為跟不上創新腳步而式微，台灣應引以為鑑。他說，台灣應重視人才培育、全球化與創新研發，把握站上國際舞台的機會。

對於鴻海與日本夏普合作，卻因夏普虧損擴大，衍生諸多問題。施振榮說，要從長遠角度看事情，台灣在國際化過程中，面對挑戰在所難免，需要花些時間、繳些學費，但這是提升能力必經階段。

屏東大仁科技大學校長王駿發今天表示，台灣人才的流失，薪水不是最主要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讓人才發揮的環境。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王駿發受屏東私立大仁科技大學邀聘，1日接任校長，他今天出席公開活動，並與媒體互動。

王駿發曾任成大工學院院長、電機與資訊科技研發中心主任，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研究語音辨識系統30年，手上擁有近20個相關專利。近期他因自己研發的「雙向情境語音辨識系統」疑遭美國蘋果公司侵權、成功大學委託美國律師與蘋果打官司而聲名大噪。

談到台灣人才流失問題，王駿發說，台灣的大學教授薪水差不多新台幣10萬元，比香港、新加坡要少，有人因為高薪到新加坡及香港的大學任教，但也有不少人去了，因為文化和環境不適應，又回到台灣。

王駿發表示，其實台灣的大學教授薪水，曾足以支應水準以上的生活，生活並不是只有錢而已，還有整體的文化背景、環境、舒適感；台灣是個不錯的地方，有人情味、住起來舒服、很自由而且還有美食。他並沒有感覺台灣的大學教授有嚴重出走的現象。

不過，王駿發說，科技人才的流失有比較嚴重，但薪水也不是主要流失因素，能不能在工作上發揮才是最重要。他舉奇美公司經理人與百名技術人員被中國大陸的面板公司重金挖角的例子認為，問題不是薪水，而是原有的工作環境沒有辦法讓他們發揮。

王駿發認為，薪水只是治標，治本還是要推動文化及人文關懷等「橘色科技」產業，讓台灣成為高幸福指數國家。

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於新設「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開會前夕，警告台灣已進入「人才斷層期」，不趕快補救，與他國競爭將「死狀甚慘」！

其實，這樣的警告，民間有心人士早已提出，只是整個政府從上到下置若罔聞，徇使問題持續惡化；近來在周邊國家需才孔急的情況下紛紛高薪挖角，人才加速流失，才終於引起政府閣員的注意。

然而國科會主委究竟術有專攻、職有所司，因而所見到的人才斷層只及於工研院、國家實驗研究院、中研院等公立研究機構的「肥貓」問題；事實上，台灣人才缺口最嚴重的部門尚不在此，而在於所有「人才」中，責任最為重大、影響尤其深遠的公務部門以及教育機構。

在全球化而且斤斤計較的現實環境中，人才的流動與相對報酬關係至為密切。這就是朱主委所強調的，我們向國外禮聘公立研究機構的主管，待遇是原來國外所支付者「打對折再打對折」，而且還要被媒體、名嘴譏為「肥貓」，群起撻伐；當然人才難聘，原有的人才也不斷被挖。

但究竟誰負責禮聘人才、誰又立下種種阻攔人才進入卻將人才逐出的法令規章？當然是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吏！卻問，他們可是人才？誰都知道，即使貴為一品大員，其俸祿還只及那些肥貓的幾分之一；同時，他們的尊嚴與地位則早已到了「官不聊生」的地步。請問，一流人才怎會屈身接受這樣的官職？當然，除非他們充滿了革命精神，有為國為民犧牲奉獻的偉大情操！這又會有幾人？

官不聊生的原因，除了需要飽受民代與媒體修理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根源，那就是，由於官箴不修、貪腐時有所聞，而且，不問藍綠經常因而身陷囹圄，即使不然，只要有些無根的謠諑，就會千夫所指，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於是，只須聽到「圖利」二字，個個避之唯恐不及，那又要如何為民「興利」？結果上自公卿下到走卒，莫不以潔身自好、息事寧人、不做不錯為圭臬；人才流失、國政不修、經濟疲敝，反正都是大家的事，絕不歸我一人負責，則天塌下來也自有總統、院長挺著，何必多事惹禍、自詒伊戚？

本來羞澀的俸祿已經招攬不到所謂的人才，而無比優厚的退休俸又讓每個本該「食民之祿、夙興夜寐勞民之事」的大小官吏，都謹言慎行、敷衍推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即使不能「無災無殃到公卿」，至少也可以平平安安將饅頭數完，從此過著無憂無慮、幸福快樂的日子。

有無數這樣的官員，以及無數只問升等、獎助、擔任評審委員，努力為國外二、三流期刊寫些互相標榜的論文的大學教授，則國政自然不修、經濟必定疲敝、人才培育無門。有本事拿高薪者，紛紛另謀高就；只留下那些走不了的，不想走的，滿腔愛國情操者，鼓動民粹、撻伐肥貓，苦中作樂，關起門來共赴國難。這豈是「人才斷層」幾個輕描淡寫的字眼可涵蓋？除了「死狀甚慘」，還有其他出路？不過，既是大家共同的選擇，也只好「甘願受」了。 （作者為經濟評論者）

美國農業部營養政策與促進中心14日公布的年度「家庭育兒支出」報告顯示，中等收入家庭養育一名2011年出生的嬰兒至17歲，要23萬4900美元(約台幣704萬元)，比2010年出生嬰兒的撫養費增加3.5%。

許多家長憂慮子女未來的大學費用，其實在子女成年之前的食衣住行、教育和健康照顧費用，就很可觀。50年前，在農業部開始統計此資料的1960年，美國中等收入家庭育兒17年的費用是2萬5000美元，相當今天的19萬1720美元。

報告指出，美國育兒費用因家庭收入而有差異，年收入5萬9410美元以下的家庭，養育一名子女每年的費用，根據子女的年齡，平均為8760美元至9970美元；年收入達10萬2870美元的家庭，每年育兒費用為1萬2290美元至1萬4320美元；年收入10萬2870 美元以上的家庭，每年育兒費用平均為2萬420美元至2萬4510美元。此外，東北部都市的育兒費用最高，其次是西部和中西部的都市，南部的都市和鄉村的育兒費用最低。

教育部常態性大學學雜費調整方案草案出爐，教育部指出，國立大學一○二學年度新生最高可調漲百分之十，約漲三千元；私校不分新舊生最高可漲百分之五，約漲兩千七百五十元。

教育部強調，下周二起在台中、台北及台南舉辦三場公聽會，廣徵意見，年底到立法院專案報告後做出結論，並徵得行政院同意，就會修法漲調學費，最快一二年八月實施；教育部今天也首度指出，明年二月學雜費確定不會漲。

威斯康辛大學最新研究顯示，美國人越來越長壽，教育程度較高者壽命更長。這次研究範圍較以往更廣，審視了全國3000個郡；而且觀察的健康指標更多，包括諸如肥胖、是否吸菸、飲酒、運動，以及是否「過早死亡」。此研究甚至將不同地區速食店的密度亦納入考慮。

此研究顯示，時間拉得越長，大學教育對壽命的影響越大。此研究將75歲以前發生、可以預防的死亡定義為「過早死亡」。專家碧姬‧凱特林指出，受過大學教育者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者，過早死亡率數字的差距為35%；7年前，該數字為30%。

這個研究提供的證據是，美國人的財富和教育程度有關；教育也成為未來健康和收入的指標。凱特林表示，高中畢業後每增加1年就學時間，75歲以前死亡率減少16%。

國科會今年的研究計畫通過率大幅降低，影響到不少大學教授們的自由型研究，七月初經季瑋珠及劉仁沛兩位教授披露後，學界群起反彈。但經過一個多月後，周成功教授為文質疑，何以學界領袖級人物皆未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台灣知識分子究竟跑到那裡去了？這真是大哉問。

在一九九○年代前的戒嚴時期，台灣知識分子關心國是，大師級人物風骨建言，締造了台灣民主法治的改革。但自從民主政治及政黨輪替以來，台灣知識分子反而噤聲失蹤了，取而代之的是媒體人的論政及脫口秀時代。

有人認為學者不願與媒體人為伍，失去了論壇。或被歸類為藍綠陣營，失去了焦點。但部分或主要原因可能是唯恐影響到自身的權益，如研究計劃或資源的危害，可以說是民主國家中的另類白色恐怖。也許這才是台灣現階段知識分子噤聲的原因，潔身自愛，才是王道。

會讓學界及知識分子噤聲或潔身自愛，台灣學界科技計畫審查制度、計畫主持人的公正性以及補助機制的健全是其中關鍵。近十多年來，大家發現，國科會主持或審查人都是同一批院士級專家，尤其在國家型計劃或專題計劃更甚。有些專題計劃的提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為某些人或團體所量身訂做，卻樣板式的在計劃截止前一、兩周公布一下，令其他學界人士天真地猛投計劃，終究落空而不自知。即使陪榜通過計劃，也只是用來點綴插花而已。

此種由上而下（top down）的科技決策模式才是台灣知識分子噤聲的主因，大家開始攀緣結黨。十年多前，學界開始聯盟，台大與中研院是一幫，清、交、陽明與中央是另一盟幫。最近，中南部的大學人人自危，成大與中山、中正及中興組成聯盟，大學頂尖計劃的五年五百億成了廝殺的戰場。結果是國家衛生研究院及工研院等成了邊緣人，預算不斷被砍被排擠。這就是台灣科技研究計劃的現況。在這樣學界像幫派結黨結派的現況下，知識分子依附諂媚都來不及了，何來風骨。

新的科技部即將在明年一月成立，政府應該徹底整頓台灣科技計劃審查及專案計劃評審及主持機制，明訂委員任期不得超過三年及利益迴避機制，召集人不應成為院士的專利，並確保自由型計劃（bottom up）的比例，使能人盡其才，去除權貴壟斷的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