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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主義理論實際資料】(轉貼)
2004/10/21 04:30 瀏覽18,746|回應75推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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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曾太公

袁世凱稱帝登基


學生沒有投票權 … 單人桌子兩人用

吳學儒∕高中生(新竹市)

最近到處充斥著各黨派縣市長參選人的競選廣告,內容不外批評其他參選人、誇稱自己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許多「不可能」的創舉。仔細的看了各參選人的政見,跟教育有關的寥寥無幾,難道沒有投票權的學生,就該是被忽略的那一群嗎?

我讀的是國立第一志願的學校,可笑的是,學校連加裝校園安全路燈的經費都沒有,還是家長會辛辛苦苦的籌資;教室更不用說了,過多的學生用一間教室,有些甚至是兩名同學用一張單人書桌;教室麥克風壞了得用班費買一支新的;吊扇壞了過三周還是繼續保持原狀;圖書館竟然要靠賣咖啡才有錢買書。種種的一切,讓我覺得學生就像是次等公民一樣受到政治變相的虐待。

一群未來肩負著國家大任的年輕人,卻早已對國家、對政治感到失望。就算有再多的熱忱,沒有投票權,就注定做個次等公民,這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的錯,而是社會價值觀的問題,要到哪一天,才有人能願意聽學生的聲音?

【2005/10/07 聯合報】

(向推薦的前一位朋友致歉,原主題文搬家討論區)
【家國主義 家主政治 中華家國】健保免費連線《梅峰》


本文於 2007/05/08 11:43 修改第 1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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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為何全球都不信任領袖?
2004/11/29 13:40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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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百家姓》台灣3個神 兒子差點叫神父
神正義常拿自己的姓開玩笑,念書時還告訴教官,絕不會做壞事,否則豈不太對不起這個名字了。
記者洪肇君/攝影

「你好,沒錯,敝姓神,神仙的神…」台南市北區戶政事務所助理事務員神正義,經常要這樣子自我介紹。姓「神」已經很特殊,他還取名正義,常自我調侃說,他這輩子絕不能幹壞事,「連闖紅燈都不行,否則太對不起這個名字了」。

「全台灣姓神的,大概只有三個人」,神正義說,活了四十八年,在台灣還沒遇過第四個姓神的;十九年前,陪老爸回廣東曲江探親,「以為會碰到一缸子姓神的」,沒想到在曲江山區的村子裡,也只有一戶姓神,但沒有留下族譜,說不清楚這個姓氏的由來。

神正義說,他的父親神鑑華生前曾告訴他,十五歲離開家鄉前,聽長輩說,他們不是少數民族、也不是客家人,數百年前從中原遷到廣東山區。他父親在大陸有兩個兄弟、七個姊妹,但已分散各地。

他還記得大陸老家在很深山裡面,從廣州先搭火車到韶關,轉搭八小時公車到曲江縣城,還要再搭車走四小時山路才抵達;當時他心想「真搞不懂,祖先們到底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為何躲到這種窮鄉僻壤來!」

後來和大陸的親戚聊天,神正義才知道神家原是大戶人家,很有錢的;共產黨來了,「第一個被鬥垮」,房子不是被拆就是被人占據,才會斷了尋根的線索。

神家男丁不旺,神正義在大陸的堂兄弟全生女兒,十年前他生了兒子神翊維,對岸的親友也為他高興,很多朋友建議他為兒子取單名,叫「神明」、「神奇」或「神經」都好。他笑著說,以後姓神的全靠這小子了,「我還打算叫他『神父』哩!」神氏的幽默總能博得哄堂笑聲。

神正義求學期間,常常是師長第一個認識的學生,教官、老師都特別注意他,他有自知之明,常跟教官說:「不用管我啦,我不敢做壞事,有聽過神會幹壞事嗎?」

神正義說,曾聽說有人姓鬼,可惜沒遇過,希望有機會能認識鬼先生或鬼小姐,「來場神鬼聯誼,很有意思吧!」

【2007/07/25 聯合報】

怪怪百家姓》一生誤夠了 老兵錯姓「句多」

在花蓮榮家的八十三歲老榮民(句多)老仁,常被搞錯姓,絕大多數的人都以為他姓「夠」,他總是兜攏嘴唇說「我姓(句多),勾踐的勾」。他抱怨說,當年來台時,文書士官把他的姓寫錯,怪自己不識字,「就這樣錯到底囉」。

台東基督教醫院管理師結金球的姓也很特別,她是廣西壯族人,祖先原本姓紀,但代代單傳,其中一代娶吉氏為妻,女方希望有子傳承,為求公平,後來生了兒子就各取一半的姓,把「糸」和「吉」湊起來,改姓「結」。結金球說,這個姓氏的來源像個美麗的錯誤,傳到她父親是第七代,她上有一個姊姊,全台也找不到第三名姓結的。

(句多)老仁說,他本姓「勾」,大陸變色時,隨部隊離開廣西老家,輾轉逃到台灣,身上什麼證件也沒帶,部隊文書士官問他姓什麼,他說姓「勾」;識字有限的文書士官錯寫成「句多」,他因不識字,並未發覺。

(句多)老仁後來在陸軍砲兵營當伙房兵,民國五十五年,部隊人事官覺得他的姓非常少見,細問後,才知姓被寫錯了,但想到自己年歲已多,改不改都無所謂,就這樣錯到現在。他笑著說,迄今沒有結婚生子,如果過世了,這個姓在台灣可能就消失了。

【2007/07/25 聯合報】

怪怪百家姓》「脫」將軍 祖先脫難獲新姓

陸軍少將退役的脫德榮在軍中時,下屬向他報告說「脫將軍好」,旁人都誤會小兵怎麼如此大膽,敢對將官不敬。

住在台北縣新店市的脫德榮(八十三歲)說,據他了解北部地區只有他一家人姓「脫」,廿多年前曾聽軍中袍澤提及在台南也有一戶和他同姓,但是幾經連繫卻未連絡上,因此他尚未碰過家人以外的脫姓人士。

根據台灣內政部出版的台閩地區姓氏統計,與脫德榮姓氏同音的「托」姓,全台僅有八人。

脫德榮是山東省諸城人,育有二子一女。卅九年他隨國軍從山東青島撤退來台後,不久就從軍中退役,轉任考試院專門委員,在蔣經國總統時代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也當過國大代表。

關於脫姓的起源,脫德榮說,小時候祖母曾向他提及,當年祖先遭到朝廷定罪為欽犯,要誅殺九族;祖先為了保留命脈,隱姓埋名從江西省遷移到山東,改姓脫,至於原本姓氏已難以考證。

他說,他的籍貫是山東省,許多山東人的祖先是為了躲避五胡亂華而逃難至山西,戰亂平息後再搬遷回山東,這種為避禍而遷徙的歷史,相當程度佐證了祖母的說法。

脫德榮以前曾請大陸友人尋根,獲得回覆是大陸東北回民也有脫姓的起源;根據瀋陽回族中的脫姓家譜記載,脫姓是從蒙古人「脫脫」名字中引用一個「脫」字為姓。

【2007/07/25 聯合報】

2004.11.29  中國時報

為何全球都不信任領袖?

南方朔

「偉大的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這些都是中文世界被用爛,甚至成了笑話的譬喻,這些譬喻都見證了輕信領袖,以至於最後在盲目中被導向災難的過去。

然而,把領袖譬喻為「舵手」,這其實並非中國人首創。今天英文所謂的「統治」、「政府」、「治理」,它的語源即是古希臘語轉成拉丁語的「舵」和「舵手」。柏拉圖在《共和國》的第四八八和四八九這兩段裡,就很清楚的用「舵手」的譬喻來形容領袖。
領袖光環 消失殆盡

過去會把領袖譬喻為「舵手」。這當然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可以不必領袖而能長久持續的存在下去,有領袖,斯能有領導,也才可以讓散沙般的人群趨於凝聚。沒有領導的社會是個不可思議的社會。這也是過去會把「舵手」譬喻為領袖的原因。由此至少顯示出人們對領袖有著相當程度的信賴、期望,甚至服從與畏懼。當然,信賴經常會被出賣。期望也有可能落空。這乃是過去的蒙昧時代,壞領袖和好領袖總是參差出現,而人民的命運則彷彿壓注賭博的原因。

然而,到了今天呢?這種過去的「領袖光環」卻已到了消失殆盡的程度。最近,蓋洛普國際公司應瑞士「世界經濟論壇」的委託,做了一項全球民調。這項被稱為「二○○四人民之聲」的民調裡,認為政治人物不誠信的高達六三%,認為政治人物的行為有違倫理道德的,則達五二%。而在亞太地區,認為政治人物不誠信的,遠遠超過了平均值,高達七二%。亞太地區唯一的例外是以清廉效率著稱的新加坡,只有三%的人懷疑政治人物的誠信。縱使歐美,懷疑政治人物誠信,也都在五○%左右。這顯示出人民與擔當著領袖角色的政治人物間,已出現了巨大的信用落差。這個時刻,如果還有人用「舵手」來譬喻領袖,即難免為人嗤笑了。

政治人物的領袖光環落盡。那麼,甚麼人物可以替代呢?該民調顯示,企業領袖的評價顯然好過政治領袖。全球認為企業領袖缺乏誠信的為四三%,比政治領袖的六三%好了整整廿個百分點。但企業領袖的被信任度固然優於政治領袖,而他們的不被信任程度仍達四三%,因此,我們也不能隨便斷言企業領袖即多麼的值得信賴。尤其在亞太地區,由於近年來經濟多動盪,貧富差距也持續在擴大,因而甚至企業領袖的被信任度也低於全球的平均水準。香港認為企業領袖不誠信的為六三%、台灣五七%、南韓五五%、印尼六一%、菲律賓五三%,這都是會讓人覺得挫折的數字。

悲觀情緒 日趨蔓延

過去的人對領袖有期待,會視之為「舵手」,因而有壞舵手和好舵手。但到了今天,則是人們愈來愈對領袖失望,這是鮮明的對比。我們當然不能由此即遽而認為古代領袖較佳,更不容因此即產生崇古薄今的倒退意識,畢竟古與今的歷史條件完全不同,兩者很難做出簡單的對比。但儘管如此,現在的領袖愈來愈不被人們信賴,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問題在於,領袖固然不被人們信任,但領袖所享有的那種權力位置卻仍然照舊。不被信任的人卻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是何等的風險?這也是全球民調,在普遍不信任領袖的同時,整體的悲觀情緒也日趨蔓延的原因,就以亞太地區為例,認為將來更不安全的高達六八%,認為將來更不繁榮的達五五%,認為下一代會更不好的則達五二%。而在台灣,認為國家將更不繁榮的達六八%,認為下一代更不好的為六二%。對領袖的不信任以及對未來悲觀,乃是互為因果的關係。

因此,對領袖的不信任,以及對未來充滿了悲觀的心情,我們顯然已必須要做出合理的解釋。這種現象何以致之?又孰以致之?

而答案當然並不難獲致。就以全球範圍而論,現在的物質條件當然已較過去為優,但若我們打開地圖,卻也不難發現,各式各樣古老的侵略、古老的野蠻與殺戮,卻都在持續擴大之中。各種支配性的、敵對性的元素,也在每個領域蔓延。它不只限於軍事而已,包括金融貨幣的敵對、貿易保護的敵對,幾乎都無日無之的在上演並擴大著。這是一種新的渾沌無序和風險世界。沒有人敢於確信未來會更好,而毫無疑問的,這都是領袖們在推動著這個惡兆的搖籃。

而非常值得注意,對領袖不信任和對未來悲觀,在許多新興民主社會尤其如此,而這其實也不難理解。民主政治之所以被認為有其優越性,乃是人們相信民主與理性並存,因而它更善於化解社會的矛盾。古代的民主典範確實顯示出了這樣的格局,但現在呢?解決或緩和既有問題,以前會被認為是政治人物的天職;而現在的領袖卻愈來愈對解決問題缺乏意願,反而更傾向於把問題當做權力的跳板。於是,挑唆矛盾,製造假記憶,煽動對立,甚或將內部矛盾向外部轉嫁,種種非常古老的行為模式。都以現代的形式出現。不以解決問題為職責,而以利用問題為工具,把可以合理解決的問題導向到不可解決的方向。這是野蠻的復歸,它已在許多地方紛然出現。

媒體發達 助長亂象

再例如,廿一世紀的此刻,拜傳播科技之賜,媒體已日益發達並更趨分眾化,就正面意義而言,這有助於多元包容文化的形成,但從反面角度而言,媒體的發達,一旦缺乏了足夠的責任意識或人文關懷的自律,即難免讓操弄、說謊、惡意攻訐,甚至媚俗煽情等惡品質有了更豐富的土壤。近代早已有許多傑出的思想人物指出過,媒體愈發達,反而更可能讓公共論域陷落,滋生出新形態的準法西斯式政治。這種預判目前早已在許多國家出現,許多國家變成「一半恨另外一半的國家」,有些則成為「三分之二壓制三分之一的社會」。媒體發達,言論萎縮,極端主義更須抬頭,政治人物也更加習慣於動作太多,事功太少。今年美國大選所造成的出版熱裡,有關民主沉淪、說謊與操弄的專著即占了相當大的比重,這都可堪印證。當代政治裡,煽情亢奮太多,理性切事的成分則愈來愈稀薄,在讓人眼花撩亂的同時,則是惡質的元素正在滋長。

因此,全球的領袖不再信任,而且充滿了悲苦無力的感受,對未來不敢樂觀,甚或乾脆逃遁到自戀戀物的世界裡。這種心情,或許只能用一個新興的術語來解釋,它就是所謂的「困頓枯竭」(exhaustion)所謂的「困頓枯竭」,指的是被各式各樣毫無生產性的故技,毫無正面意義的動作,搞到筋疲力竭的那種感受。你完全的無可奈何,只是疲倦,在疲倦中對愈來愈靠近的黑暗漸漸習慣。「困頓枯竭」是一種狀態,一切都到了瓶頸階段,除非有新的視野、新的動人的願景,否則就只好在舊的泥淖中繼續的窒息下去。

領袖指揮 莫隨起舞

因此,蓋洛普國際公司應瑞士「世界經濟論壇」所做的全球民調,它所得到的數據,雖然不像政治人物的頻頻動作那麼煽情,但它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卻有著重大的時代意義。為甚麼「領袖光環」會被剝落殆盡?為甚麼在廿一世紀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此刻,人們反而更加對未來悲觀?這些數據也等於為當今世界亂象做了某種注解。「世界經濟論壇」乃是當今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論壇組織,它長期以來始終鼓吹新的企業精英意識,俾主導未來世界的走向。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到,該組織明年一月廿六日至卅日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年會,或許會在這個政商領袖不被信任、全球彌漫悲觀心情的問題多所著墨。這當然是個複雜的問題,有關它的改變,必須付出更多努力及做出更多建設性的批判反思。但這至少已是個對政商領袖和人民的重要訊息──領袖不值得信任,不要隨著他們的指揮棒起舞,我們必須從「不信任領袖」的基礎上重新去設計新的制衡策略;而對政商領袖則必須努力用智慧和能力,去找回被信任的領袖光環!

本文於 2007/07/29 03:14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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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配票 不該叫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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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百家姓》謝東閔拒改名 和長仔也沾親
台南縣興國中學物理老師謝東閔,從小綽號叫「省主席」,後來升級「副總統」,過足名人乾癮。
記者吳政修/攝影

台南縣私立興國中學物理老師謝東閔,從小綽號就是「省主席」、「副總統」,過足了乾癮;最近看過族譜,發現已故的副總統謝東閔是他宗長,父親認為與宗族長輩同名很不敬,要他改名,但他不肯。

四十歲的謝東閔不只與已故副總統同名,也和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是堂兄弟。他說原本不知情,今年五月搭高鐵與謝長廷同一車廂,短暫交談下,才知兩人都要叫前高雄市教育局長謝粲玲伯父,兩人應算是堂兄弟。

謝東閔說,他的名字是父親謝湘江請算命師取的,從小綽號就隨著已故副總統謝東閔升官而改變,早年叫「省主席」,大一點改叫「副總統」;不過,前副總統謝東閔已過世,現在比較少人叫他這些綽號了。

興國中學副校長陳三益說,謝東閔老師是興國中學的校友,當年是他的學生,因與當時的副總統謝東閔同名同姓,他對這名學生印象很深刻;未料,兩人從師生變成了同事。

謝東閔告訴父親巧遇謝長廷,他父親到高雄市找到族譜,發現已故副總統謝東閔的名字就在首頁,他則與謝長廷系出同源,曾祖父為謝照。

「與宗長同名不太好,有點不敬,要不要考慮改名?」謝東閔的父親曾要求他改名,但他不肯,父子一度為此爭執;他告訴父親,這個名字已經用習慣了,也很喜歡,父親才未再提改名事。

高雄市政府顧問賴坤成說,謝長廷祖父早年住過學甲,不過,已故的謝東閔當到副總統,列為族譜宗長很正常;據他了解,彰化的謝家已有兩、三百年歷史,與台南縣的謝家應是不同祖先。

彰化縣二水鄉謝應公派下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謝東陽也表示,彰化二水謝家與台南的謝家,來台的祖先不同,應該沒有親戚關係,因同屬謝姓子孫,「勉強可以說五百年前是同一家,近兩百年是不可能的」。

【2007/07/25 聯合報】

配票 不該叫反民主


林志文/民調研究人員(台北市)

各政黨配票聲時有所聞,質疑配票違反民主的聲音也湧現,唯本人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並不是所有選民都能夠了解候選人個人特質,且選戰中過於強調投票採取候選人取向,帶來的可能是更多候選人的作秀造勢。雖然選舉是選賢與能,但選民實際選出的多是較擅用媒體、知名度較高的候選人。候選人取向的投票行為不必然代表會出現更優質的民主。

其次,當選民對於選區中所支持的政黨候選人有多重偏好時,受限手上只有一張選票,和他人合作進行配票是一種好方法。有共同偏好的民眾所進行的集體政治行為,不就是政黨一詞的來源?若因此被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未免太過沉重。

再者,政黨的功能之一是政治甄補,政黨扮演著人選過濾與提供者的角色,候選人的良莠代表著該黨水準。當選民對其選區中所支持的候選人無特殊的定見時,配合政黨配票只不過表示選民願意信任該政黨,讓集體行動產生更大的效用。

最後,有時根據政黨呼籲配票可能更合乎理性原則。如果選票是投給在當選邊緣的候選人,選票將發揮最高的效用。選舉本來就是對人或政黨的選擇,選民根據自由意志與理性考量而投票,不管偏重人或政黨,都應被視為民主的實踐。

【2004/11/21 聯合報】

配票 把選民當木偶

張瑞雄/東華大學教授(花縣壽豐)

聯合報記者群為立委選戰所作的巡迴採訪昨天指出,配票問題讓藍綠都頭大。朝野政黨為了增加當選席次配票,到了選前必然會更加緊對選民洗腦,呼籲支持的選民按指示配票。這種選舉手段,實視選民的自由意志如無物、當選民是一群任人擺佈的木偶。

選舉是選賢與能,如果政黨推出裙帶候選人、世襲候選人、寶貝候選人或黑金候選人,選民為什麼要配票支持?「吾愛吾黨,但吾更愛真理。」需要配票其實代表政黨提名失當或是政黨缺乏人才。

配票造成候選人要向政黨效忠靠攏,忽視選民的心聲。選民唯有透過自主的和聰明的選擇,才能讓政客了解「政黨利益擺中間,人民福祉放兩旁」是錯的,讓這些政黨了解選民不是棋子,給我推薦最好的,其餘免談。

如果選民還不覺醒,繼續受政黨擺佈,那麼即使下次國會減半,作秀立委恐怕還是一樣多。

此次立委選舉對國家的政治發展與國家前途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修憲案、軍購案、政府組織再造、兩岸關係等重大議案將在下屆立法院決定,所以參與立委選舉投票是為了讓我們有更好的未來,選民沒有理由要放棄選賢與能的權利,聽任政黨的配票。

【2004/11/21 聯合報】

本文於 2007/07/29 03:17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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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人權不及格 兩成家長若自殺 會帶孩子一起死
2004/11/18 21:48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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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8  中時晚報

人權不及格 兩成家長若自殺 會帶孩子一起死

陳世財/台北報導

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最新調查發現,台灣的父母對於兒童照顧的觀念的平均分數是70.22分(及格分數為70分);不過,仍有近2成家長認為,若要自殺,就要帶著孩子一起死,以避免孩子承擔後果;另外,1成7的父母認同:兒童是報復婚姻對方最佳工具。

這是家扶基金會根據「打破台灣父母對兒童人權的迷思—93年家長照顧兒童觀念調查」歸納出的結果。這份調查,以問卷進行,受訪者是全省2200位國小學童家長,總共回收1590份,回收率有72.27%。調查內容包括:父母對於包括生命權、身分權等兒童人權觀念的瞭解程度。其中,生命權方面,明顯不及格。

家扶基金會發現,台灣社會大眾仍存有五大迷思:「父母是唯一的照顧者」、「父債子還」、「孩子不打不成器」、「兒童是報復對方的最佳工具」及「兒童是父母的財產」,亦值得大家重視和關注。

家扶基金會進一步指出,有8成的家長存有「父母是唯一的照顧者」的迷思,可見國內家長對於我國各項兒童福利措施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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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讓我們見證反民主的配票操作走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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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minton

2004.11.01  中國時報
讓我們見證反民主的配票操作走入歷史
中時社論

今年的立委選情雖說冷到不行,但配票的話題卻是一路火熱,朝野無分藍綠都在規畫配票。民進黨已選定相關縣市部署配票事宜,還釋出不惜強制執行的訊息;國民黨啟動的配票作業,不僅馬英九、朱立倫都有意見,還引發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反彈,這種朝野的「口徑一致」,給人感覺好像年底這場立委選戰,是在比誰的配票作業最精準,誰能配票成功,誰就是最後贏家。站在民間輿論的立場,我們真的想說的是,還好下屆立委選制真的要改了,否則我們對這種反民主的配票文化,不知還要忍受多久。

誰都知道,民主國家的議會選舉,是在選政黨、選政策與選人才,是在將選民的投票取向,換算成議會的席次比例,如此才能顯現一時一地民意的真正趨向。雖說從得票比率到席次比率,不同的選制設計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扭曲,但現行多數民主國家所施行的選制,大抵都力求將這種誤差減到最小。然而台灣現行的複數選區制度,卻是最有可能將誤差擴大的選制,原因在於複數選制很可能造成部分候選人吸納過多選票,從而造成同選區同陣營其他候選人的得票不足而落選,加總的結果當然也就會擴大得票數與席次比例的落差。為了減少這種誤差,在這種選制下競爭的政黨,都會被迫選擇某種「配票」操作,以人為的方式降低這種誤差,而它的代價就是對民主自主選舉文化的破壞。

什麼是「配票」?用最淺顯的定義說,就是選民不必自己決定他要投給哪位候選人,而是等政黨在選前適當時機告訴他該投給哪位候選人,投票的標的不是因為這位候選人最好,而是依據選民自己的責任輔選區、出生年月日、甚或是身分證尾數號碼配給哪位候選人,就投給那位候選人。而服從這種指令選民最多的政黨,很可能就是最後配票最成功的政黨,也會是最後贏得選舉的政黨。換言之,政黨堂而皇之的剝奪選民投票自主權,而選民也自動配合放棄這種投票的自主權,誰能將這種「逆反民主」的機制實踐得越成功,誰就是最後贏家,請問這種選舉結果,算得上是民主選舉的結果嗎?這種對投票自主權的制度性棄絕,能夠孕育成熟的公民意識嗎?

最要不得的是,朝野政黨對這種配票的操作,越來越不避諱,也越來越視為理所當然。早年國民黨競選時操作組織動員配票,最起碼還在台面下祕密進行,台面上還是比政見、比形象的,可見當時還是清楚這種操作是明顯違反民主精神的,基本上是見不得光的。如今呢?朝野領導精英、選舉策士紛紛將配票搬到台面上公開倡談,在報紙、廣播與電視上做廣告公開下指令,友黨之間甚至還為要不要共同配票相互鬧彆扭,換言之,今天已經沒有任何政黨還在乎操作配票是否戕害了民主。往昔國民黨在選舉最後階段動員所謂鐵票部隊進行配票,曾引起多大的批評,如今等於是所有政黨都在努力將全體的台灣選民變成鐵票部隊,這如何不是在走民主的回頭路?

用配票精準與否得出的選舉結果,能夠算得上是真正民主選舉的最終結果嗎?假如某一陣營的得票比率不高,卻因所屬選民服從性高,配票適切得宜而贏得超額的席次,請問我們該從哪一種尺度衡量這種選舉結果?我們該說這就是反映此時此刻台灣選民確切的民意趨向嗎?還是乾脆肯定其配票技巧的高超?甚或是為超高比率的選民放棄投票自主權,從而造就特定政黨勝選而無奈呢?

所幸,這一切都是最後一次了!複數選區制度已是全球民主國家中全面絕跡的選制,在還未走完的憲政程序中,它也確定將在台灣被完全終結掉。所以,我們在這次立委選戰所見證的,除了藍綠能否過半的割喉戰之外,也是目睹複數選制最後一次的實際運作,到了下屆立委選舉改制為單一選區後,「配票」文化亦將一併走入歷史。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最後再見證一次朝野怎麼操作「配票」吧!因為再以後,這一切都將是歷史了。

2004.11.01  中國時報
立委配票 良莠齊出頭
蔡銘燦/台南市(文字工作者)

立委選舉尚未正式起跑,隨著各政黨領袖帶頭造勢拚場,相關話題已炒得沸沸揚揚。不論是執政黨著眼「過半好做事」的訴求,或藍營要做「多數而有力」制衡的在野黨,席次過半儼然已成兩大陣營終極目標,不約而同的提出「配票」主張。

然而,配票看似基礎數學般簡單易算,實際運作卻困難重重;尤其今年參選爆炸,人人自危,極少數重量級人物就算擁有高民調「加持」,在「叫好不見得叫座」的戒慎恐懼下,恐怕也不樂意和他人「平起平坐」。更何況,「配票」有違人性,嚴重侵犯到自主權。台灣大多數選民雖然「藍綠分明」,卻也不乏「選人不選黨」的支持者,萬一「分配」到的不是自己挺中意的人選,真能做到以「大局」為重?

就以筆者選區為例,兩政黨宣稱已完成「聯合競選」,其實暗潮洶湧。某候選人在「醫藥分業」上明顯偏袒某團體,因而招致另一方強烈不滿,公會網站不時出現批判聲浪,嫌隙未釋,選民投票意向真能如政黨指示「說一不二」?利益糾葛,變數橫生,政治人物被迫選邊站,要不沾鍋也難!

基本上,選舉還是要秉持「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精神,僥倖不得。民主社會,投票權不容剝奪左右,好人要鼓勵,更需要出頭,才有公平正義;畢竟,競爭刺激進步,良莠要比較才能凸顯。

2004.11.01  中時晚報
配票的謬誤
鄭任汶

不同的選舉制度下,政黨就會有自己操作選舉的手段,選民也會有不同的投票策略思考。立委選舉的複數選區制度,與單記不可讓渡投票,提供了政黨配票的制度性因素,這是台灣的一項政治奇蹟。而在如此機械式的政黨強制操作背後,把配票當選戰議題來打的藍綠政黨,早就模糊了立委選戰的真實意義,讓人看不到應有的公共政策辯論,只見到政黨的政治利益算計。

配票的先決條件是選民對政黨具有高度認同,而這樣的認同是超越對候選人本身的好惡,但弔詭的是,回顧歷次立委選舉,認人不認黨,才是台灣選民最主要的投票傾向,在此前提下,配票理應與選賢與能的民主認知是背道而馳。

為了選票的充分利用與政黨席次的極大化,政黨強制透過村里組織劃分責任區或動員鐵票部隊,利用政黨板塊內部的選票移轉,以壓低超級吸票機的得票,護送原本支持度不高的同志上壘,因此,在此羽翼下出現母雞帶小雞效應,導致許多不適當人選可能因為配票策略,搭上便車,檢視本屆立委,立委素質嚴重良莠不齊,四季紅、全壘打、X席全上的立委名單,令人慘不忍睹,國會淪為朝野角力與分配公共利益的屠宰場。

更令人遺憾的是,在尋求過半的最高戰略思惟下,政黨的政見、主張、政策,淪為選戰配角。此刻,呼籲政黨提出亮麗的候選人名單或政治願景,似乎已為時太晚。看著各政黨斤斤計算著如何分配票源,好像也看到台灣的民主政治正逐漸邁向分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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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Ponders "Family Vote"

04.09.2003 Nick Amies
DW-world.de

German children could be facing tougher decisions in the future than where to play.

In an attempt to pass som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Germany's political future to those who will have to face it, a plan to give children the vote has been proposed and supported by a number of politicians.

A controversial proposal to give children the right to vote in national elections is drawing support from a number of influential and powerful politicians in Germany. The legislation, which is slated for introduction to parliament in autumn, would place a child’s vote in the trust of parents until it is of an “able age.”

The issue has attracted the support of a number of the German parliament’s top politicians, including parliamentary president Wolfgang Thiers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 and vice president Antje Vollmer of the Green Party. Minister for Family Affairs Renate Schmidt (SPD) has also voiced her support for the so-called "family voting rights." Even constitutional lawyers seem to be in agreement that family voting could actually benefit Germany.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and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Roman Herzog, has said he views the proposal favorably.

However, none of the major parties have come out in full support of the plan and it remains a labor of love for a handful of individuals only. But the bill's drafters, Klaus Haupt, a neo-liberal from the Free Democratic Party and his colleague, Hermann Otto Solms, are continuing to build support for the legislation.

Every fifth German excluded from elections Under the plan, parents of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0-12 would have the right to cast the vote of their children in elections. Children aged 12 and above would hold the right to refuse their parents permission to vote on their behalf by formally informing the state of their decision to rescind the power.

“If it is written in the constitution that all power goes to the people, then children must also be given the right to vote,” the text of the bill reads. It continues to say that those who have put forward the bill, and those who support it, believe it is “unjust that every fifth German is excluded from voting in elections.”

Currently, the voting age in Germany is 18. By tapping into those below that age, the proposed bill would immediate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otential voters by 13.8 million.

Supporters of the bill say that allowing children to vote would help Germany in the future by giving the country’s youth a say in the policies that will affect them in the future. The proposal carries a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at idea: "We can only secure the future of our society, when the concept of the family is given the chance to influence politics."

“The idea would promote discussion within the family on issues that concern the children,” said Birgit Meiners, spokesperson for Bundestag Vice President Vollmer, in an interview with Deutsche Welle. “Subjects such as the environment and war are already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ldren as young as six. Families could consider these and the parents could vote for the party that supports the view of the child,” she said.

Meiners added that, in the case of those children who could be too young to formulate opinions, putting the power of the vote into the hands of the parents would more than likely lead to the vote being cast in support of policies that would benefit the family. However, she conceded there could be problems deciding which parent casts the child’s vote in situations where a couple held different political affiliations.

Lower the voting age?

Of course, if the plan for parental power over children’s votes proved too problematic, other alternatives exist. The most popular would be to lower the voting age. “There could be discussions of lowering the voting age to 14 in local elections and to 16 in elections where wider issues were at stake,” Meiners said.

One thing is certain: If the bill were to be approved, it would give those families with more children additional voting power. But Meiners denied criticisms that the legislation might create a disadvantage for single or childless voters.

“There is no fear that singles would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this bill," Meiners said. "In Berlin, for example, there are more one and two person households than families. Giving the family vote will bring balance in such areas.”

Still, the bill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including a required change to the Basic Law, Germany's constitution -- a move which requires a two-thirds majority vote in both the Bundestag and the Bundesrat, the country's upper legislative chamber. Meiners said it would be unlikely that the decision could be taken for at least two or three years.

The bill also faces some formidable opposition. Not all politicians are in favor of extending voting rights to the new born. SPD party leader Franz Mu?ntefering said the voting system should not be changed and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general secretary Laurenz Meyer described the proposal as "unrea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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