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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孔子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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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真 vivijr 文達

論孔子的復活作者：張緒山
文章來源：學術批評網
瀏覽：92 次一、孔子身後的榮辱沉浮

孔子生前是頗自負的，稱「天生德於予」，「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以文王、周公的托命人自居,為復興「周禮」而奔走呼號。然而，終其一生可謂壯志未酬，宏圖未展，頗不得志的，除去魯國司寇位置上的短暫風光，幾乎沒有值得誇耀的政治閱歷。去官之後，懷揣經國濟世的政治理想，坐在牛車上風塵僕僕地顛簸於列國之間，有時幾乎餓扁肚子，其體膚之苦可以想見；然而，更大的痛苦恐怕還在於精神上：他以絕大的希望汲汲於兜售他那套自以為是的治國方略，而屢屢受拒於諸國君主，直落得「惶惶如喪家之犬」，理想無所寄托，其心情的抑鬱與苦澀，可以想見。他政壇失意而轉心於教化人才，雖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但對弟子們能否不折不扣地遵從其「道」，並無充分的信心，故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的悵然之歎。可見他似乎意識到，自己的道義高論，即使在他的眾多親炙弟子，也絕難踐行。懷著這樣的心情離開人世，想必是悲涼而充滿挫敗感的。

然而，孔子生前始料未及的是，他身後留下的竟是一支潛力巨大的「原始股」，時來運轉，行情竟一路看漲起來。尤其是，他所創立而由其徒子徒孫發展的學說，竟然被漢帝國政府接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全國民眾唯一的指導思想。這自是一生懷有「帝王師」夢想的孔子生前一直求之不得的。這個結局與漢高祖的個人素養有關。劉邦雖痞氣十足，但文采風騷皆有所不逮；更重要的是，此人臉皮雖厚，但還沒有達到厚硬無比、針扎不透的程度，所以不敢獨擅道統，讓手下的文人班子幫著鼓搗出何種「主義」或「思想」來。否則，歷史上流傳的就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劉邦主義」或「劉邦思想」了。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即使雄才大略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雖自稱「奉天承運」，文治武功超邁前人，但都不敢以道統自任，自立思想流派。隨著皇權專制制度的高歌猛進，孔子的學說竟成了帝王們用來鉗制人們思想的最得力的工具，須臾不可缺少了。於是，孔子的身價也水漲船高地升騰起來，除了木製或泥塑的替身以「萬世師表」的教師爺身份端坐於文廟，接受醉心功名的書生們供奉的冷豬肉外，還受到各朝皇帝們的推崇，被抬高到赫然可怕的高位。唐代時進爵「文宣王」，宋代時進至「至聖文宣王」，元代來自漠北的蠻族皇帝奪取了漢家皇帝老兒的人肉宴席後，為了顯示道統純正，竟顯得比漢家皇帝更加尊孔，給孔子奉上一頂「大成至聖文宣王」的顯赫高帽，讓孔子最終當起了冠冕堂皇、帝王氣派儼然的「素王」來。

然而，自從習慣於以孔子學說教化蠻夷的「中央帝國」，被船艦利炮的近代西方「蠻夷」徹底擊敗、失去任何勝算機會後，孔子本人和他那班徒子徒孫們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便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懷疑。蔡元培、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一班不尊祖法、膽大包天、離經叛道的留洋學生們，就像西洋人借助於望遠鏡看到月亮表面的凸凹粗糙，以顯微鏡看到了病原體的真面目一樣，借助西洋人的「異端邪說」，從兩千餘年間一直為帝制「維穩」竭誠效力的儒家思想的光鮮表層下，發現了其中掩藏至深的污垢，並確認其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之罪魁禍首，大興問罪之師，口誅筆伐起來，於是乎，孔子及「孔家店」不僅失去了往昔的耀眼光環與神聖之貌，而且成為了新文化運動人清算的對象。

時光荏苒，星轉斗移，五十多年過去之後，孔子的處境更加不妙，據說一位叫林彪的野心家虔信孔子之說，滋生了篡黨野心，要復辟中國歷史兩千年歷史上從未真正成長起來——至多處於「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妄想使幾億中國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陰謀暴露後，慌忙外逃，橫死異域。於是孔子被與林彪捆綁在一起，作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角之一，成了全中國人民婦孺皆知的「復辟狂」，千夫所指的「孔老二」。想當年，兒童時代的筆者作為紅小兵——「紅小兵」是模仿「紅衛兵」而來，由於在年齡上還不夠「衛兵」資格，所以只能稱作「小兵」，冠以「紅」字以突出其「革命」色彩——胳膊上戴著菱形的紅袖徽，與同齡人扯著嗓子高唱：「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裡藏詭計。鼓吹克已復禮，一心想復辟。紅小兵，齊上陣，大家都來狠狠批。紅小兵齊上陳，大家都來狠狠批，嘿！」歷史上被奉為聖人，受歷代儒者頂禮膜拜的孔聖人，落到遭受黃口小兒戲侮的地步，不僅威風掃地，尊嚴喪盡，而且求凡人資格而不可得，真可謂落魄到了極點。

詎料世事難測，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進入21世紀以來，孔子和他所創立的儒家思想，渡過了「山重水復疑無路」的窘境，終於迎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媚光景。在一陣陣如火如荼的讀經熱與祭孔潮之後，更引人矚目的一幕出現了：20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100年之後——的年初，一座高9.5米，重約17噸，凝聚著藝術家虔誠心和敬畏感的孔子雕像，巍峨地矗立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國家博物館北廣場。雖說百日之後又被人悄然挪走——這自然讓一班情緒高昂的偶像崇拜者大失所望——但以雕像形式堂而皇之地供人瞻仰，已足以向世人表明：孔子終於復活了！

二、關於孔子復活的三個問題

孔子雕像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公開亮相，使很多人處於亢奮狀態。一時間，「孔子回來了」、「孔子思想高調復興」、「傳統回歸」、「國學復興」、「道德重振」，諸如此類的讚歎聲不絕於耳。然而，我認為有三個問題需要回答。

問題一：如果孔子復活，是否贊成人們為自己塑像？這似乎是一個詭辯性的問題，因為兩千餘年前的孔子不會回答這個疑問。不過問題並非無解。我們可以求助於他的學說來一探究竟。首先，孔子主張中庸之道，明白「過猶不及」的道理，這突如其來的尊崇，一定使他感到驚詫莫名，大惑不解。幾十年前領袖還對孔子的學說不屑一顧，輕鄙地斷言「孔學名高實秕糠」，以至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加以討伐，讓孔子在全民族上下義憤填膺、異口同聲的討伐聲中，落了個灰頭土臉、聲名狼藉的「復辟狂」的形象。現在大家都明白，「舉國體制」下那樣的「舉國行為」乃出自領袖有目的、有步驟的「謀劃」。有此一鑒，恐怕孔子本人也難免懷疑目下這「恩寵」與「抬舉」背後的政治動機，將它與某種「謀」聯繫起來。其次，孔子一生力主君臣秩序、等級名分，一貫反對「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為。現在的藝術家卻把那塊石頭神秘兮兮地弄成9. 5米，暗寓「九五之尊」之意，置孔子最重視的「等級秩序」於不顧，將孔子與專擅「天子」資格的皇帝同列。對於孔子而言，這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的行為，其悖謬不下於季孫氏的僭妄，想那孔子必定忿然作色，抗議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可以斷言，把塊石頭弄成孔子的模樣，讓人們像參觀動物園裡的猴子一樣參觀禮敬，且美其名曰發揚國光，弘揚傳統，在根本上是與孔子一貫的主張相悖的。

問題二：尊重傳統文化是否就一定要讓兒童乃至全國民眾尊孔讀經？在皇權帝制時代，尊孔讀經大概就像人要吃飯穿衣一樣，是不會受到懷疑的，相反，懷疑才是不正常的。然而，近代以來尊孔讀經一直是個大問題。康有為於1916年在致北洋政府書中說：「雖三周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國，日讀外國之書，而所依歸，在孔子之學，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作諫書，以《易》通陰陽，以《中庸》傳心，以《孝經》卻賊，以《大學》治鬼，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時報》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日）在一個世紀之後的人聽來，這些話不啻於一位跳大神的民間巫師作法表演時的咒語。對於這咒語般的「高見」，魯迅反問：「歐戰時候的參戰……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只輕妙的一問，已經刺破了這充滿幻想的肥皂泡般的儒家救國藍圖。

近代歷史展現的事實是，主張尊孔讀經者，表面上是虔誠篤信，其實是冥頑不靈或別有人心。魯迅說：「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這一類的主張讀經者，是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的，也不希望人們都讀成他自己那樣的；但是，耍些把戲，將人們作笨牛看則有之，『讀經』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十四年的讀經》）魯迅的話並非無稽，近代歷史事實可以為證：尊孔讀經鼓吹最力者，差不多都是些狡黠之徒或令人不齒的人物。袁世凱天壇祭孔的儀式可謂浩大，但目的不過是想以孔子為敲門磚敲開帝制的大門。北洋軍閥中的孫傳芳、張宗昌都曾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極力推行尊孔讀經，其實是心懷鬼胎，別有用心。這樣的人物號召尊孔，讓人很自然想起「婊子講貞潔」與「屠夫談戒殺」之類的滑稽。在這些混世魔王那裡，孔子的學說始終是勸人「非禮毋」的工具，而不會約束自己的「男盜女娼」行為；所謂尊孔也罷，讀經也好，孔子學說中克己修行的內容，總是被用來約束平民的行為，而對食肉者的慾望放縱從來不起作用。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近代以來公開亮起「打倒孔家店」旗號，反對讀經及接受儒家政治倫理的，大多是與時俱進、崇尚民主理想的思想家，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都是著名的「倒孔者」。

在讀經尊孔問題上，魯迅的話永遠值得人們警醒：「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儒家學說的功效在於維持社會的教化，叔孫通認為「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看中的正是它的教化功能。在中國的權勢者那裡，孔子與孔子學說始終脫不掉「敲門磚」的角色，而這「敲門磚」對使用者而言只是「有用」而已，根本與信仰無關。同樣，目下的尊孔讀經，當做表演來看則可，但若抱了誠心將這表演當成榜樣，以尊孔讀經為解決當今社會弊端的靈丹妙藥，則一定脫不掉被人笑為「笨牛」的結局。

問題三：孔子學說乃至整個儒家學說是否可視之為當下公民社會建設關鍵時期的治世良方？是否有助於民主與憲政的建立？我們知道，孔子的學說乃與前現代的社會制度相適應，是傳統農本社會的產物，是為皇權專制制度服務的意識形態，其政治倫理與與現代社會政治倫理的對立是公認的事實。陳獨秀說「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又說：「孔子精華，乃在祖述儒家，組織有系統倫理學說……吾人所不滿意者，以其為不適於現代社會之倫理學說，然猶支配今日之人心，以為文明改進之大阻力耳。」（《再答俞頌華》）李大釗明確表示：「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換言之，在現代民主制度建立以前，尊孔讀經意味著固守前現代的政治倫理，使現代政治民主面臨更多的阻力。

「權力為惡」既是幾千年人類面對的最大的政治問題之一，也是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由傳統向近代轉變過程中面臨的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之一，是憲政民主繞不過去的根本問題。現代新儒家力圖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變」，希望從「內聖外王」的傳統倫理中開出憲政民主的新途徑，並為此進行了許多探討，但皆因前提存在根本性錯誤而難得正鵠。孔子學說的起點是「人性善」，儒家訓導君王施行「仁政」，都是以「人性善」這個前提展開。但現在人們都承認，人性並非總是向善，從根本上講，人類「半是天使、半是野獸」的觀念才合乎實際。比較現代憲政民主制度對權力為惡的制度防範，儒家政治倫理缺乏以「制惡」為前提而展開的制度建設的設想，乃是至為顯然的大缺陷。儒家設想君王能以「德性」克制其慾望，是過於一廂情願的設想，因為君王乃至一切掌握權力者，都不能完全擺脫「半是野獸」的本質；尤其是皇帝，儘管他們自詡為「德善」天子，但在掌握至上權力的情況下，乃是天底下最易腐敗的分子。兩千餘年中，皇權專制君主們暴戾恣睢，為所欲為，惡政、暴政代代而有，從未真正踐行過儒家主張的「仁政」。對於這一點，後來的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宋代的大儒朱熹明確指出：「（從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這可是實話。實際上，不僅朱熹以前的一千五百年孔子的學說未見實行，就是此後一千年間也未嘗一日得到實現。以孔子及儒家的「性善論」為依托的「天王聖明觀」與「權力神聖論」等觀念，從根本上遏制了「權力腐敗」觀念的產生，使人無法認清權力的腐敗本性，不可能確立「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權力觀念，其結果是，以「制惡」為本質特徵的憲政民主失去了立論的邏輯前提。

孔子及儒家主張「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積極的入世觀念，於政治家而言，它意味放任無道之世的肆虐，而僅僅守住「獨善其身」的底線；但在芸芸眾生而言，生活於「道不行」的世道，尤其是在暴君率獸食人的亂世，則意味著毫無選擇地在水深火熱之聽天由命、任人宰割，因為沒有「乘桴浮於海」的可能。孔子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有反對越權胡亂干政的含義，但於普通民眾而言，則意味著與國家政治的絕緣。後世儒家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中心強調的是國家危亡時刻，民眾對「家天下」國家的義務，而非興盛時期對國家政治的參與權利。歷代書生言政被視為大忌，遭到嚴懲甚至誅殺，清楚地向世人表明，政治乃權力集團的獨享之物；公共場所貼出的「莫談國事」的警示，以及當代人們記憶猶新的「將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分開來」的說法，都說明政治的封閉性與壟斷性。孔子又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在確立民眾服從權威的同時，更將民眾對權威質疑與不滿的權利盡數遏制。儒家學說將民眾摒除在國家政治之外，與「主權在民」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馳。因此，欲從儒家思想內部找到通往民主憲政的路徑，在根本上無異於緣木求魚。

比較西洋諸賢的民主學說與當今的民主理論，儒家學說的缺陷不言自明。天道演化，與時俱進乃世間大道。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現代公民社會，自然應放眼四海，對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遺產，兼收並蓄，採取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近代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相號召，發起改造中國人的思想倫理已近一個世紀，而一些所謂「文化人」仍停留在偶像崇拜階段，對偶像頂禮膜拜，與皇權社會的臣民一般無二，骨子裡仍是皇權社會裡的帝王意識，豈非怪事！

三、孔子的復活無力解決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

目下的中國在觀念、價值層面似乎面臨兩大要務：一是對外推廣中國軟實力，二是對內重樹道德、澄清官場腐敗；許多人強調孔子復活的意義，多半集中於這兩個方面。

三十年改革開放無疑已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台，尤其是全球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表現，讓全世界見識了中國智慧。在目下的一些人看來，中國迫切需要一位形象代言人，證明這種「中國模式」或「中國特色」的真實存在，以及支撐其存在的背後力量，讓西洋人認識到，中國可以不需要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照樣可以做出不凡的成就。可惜的是，目下我族還缺少拿得出手的東西，尋來尋去，似乎只有舊貨色可以利用，於是孔子再次成為了選擇的目標。

問題是，在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潮流中，孔子及儒家思想真能超越現代世界潮流中的主流價值觀，助我拓展國家軟實力，展示我盛世之雄姿嗎?

孔子的學說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現世主義的人生信仰。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等等，展現的正是這樣的俗世理念與信仰；二是以「仁」為核心的「泛愛」道德觀；三是以等級制度為核心、以「禮制秩序」為集中體現的國家政治倫理。在兩千餘年的帝制時代，儒家的「等級觀念」與權力結合，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利器。

從學說體繫上，孔子的學說由「禮」「仁」構成，孔子重視「仁」，希望通過「禮」來實現「仁」，所謂「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孔子關於「禮」的主張，目標是「正名分」，確立君臣、父子、夫婦、男女、長幼之序，尊卑、貴賤之序。所謂「貴賤不愆，所謂度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正是其核心觀念。然而，應該明白，孔子及儒家主張的這套以「尊卑貴賤、男女有別、長幼有序」為特徵的等級制度，乃是前現代社會（即農本社會）的意識形態，是以人格不平等為其特徵的；在崇尚個人主義和人格平等的現代民主社會，民眾根本不可能青睞這種等級理念。無論我們以何種形式送去，都是人們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現代民主社會所能接受的只能是以「仁者愛人」、「泛愛眾」相尚的「仁學」學說。

然而，在已經習慣於基督教理念的現代西方社會，「自由、平等、博愛」已是整個社會婦孺皆知的基本理念。基督教的「博愛」理念強調「己所欲，施於人」，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實為一體兩面的同源體。在「博愛」理念面前，孔子的「仁愛」思想算不得新穎的思想。對孔子代表的儒家學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看法頗具代表性，他說：「孔子的教訓在萊布尼茲的時代曾轟動一時…… 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按即「論語」——引者），裡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些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會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1959年，第119頁)中國思想家也有相似的認識。陳獨秀說：「儒教經漢、宋兩代之進化，明定綱常之條目，始成一有完全統系之倫理學說。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國獨有之文明也。若夫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德，乃為世界實棧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異，獨標一宗者也。使今猶在閉關時代，而無西洋獨立平等之人權說以相較，必無人能議孔教之非。」（《憲法與孔教》）中外學者兩兩相對，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可見儒家學說中區別於近代西洋政治倫理的，是其等級學說，而非其「仁學」思想；更何況，儒家「仁學」強調「愛有等差」，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在本質上已經遜色於基督教「博愛」精神所強調的人類「平等之愛」。

近代西方文明優越於傳統中華文明者，實在民主與科學兩端。近代世界之社會改造大潮流表現出三個顯著特徵，即：經濟層面上，實現以商品經濟為核心的開放性的市場經濟；政治制度上，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建立科學思維。我國近三十年改革開放最大成就，是擺脫了此前三十年烏托邦理想對市場經濟的敵視觀念，確立了對開放的市場經濟必要性的正確認識，並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系。在這個層面上，我族已取得顯著成就並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然而，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和科學思維層面，則仍然處在任重道遠的奮鬥階段。可以斷言，除非我們建立起完備的現代民主制度，高度發達的科學思維倫理，則任何「送出去」的東西的「軟實力」都會大打折扣。

三十年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變化中，負面的後果就是人心惟危，慾望橫流。有的人甚至斷稱，從道德層面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一班所謂的「國學家」看來，這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病局，都是禮崩樂壞造成的結果，只有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攜其治國方案重回華夏大地，才能力挽狂瀾，拯救被資本主義拜金熱摧毀的傳統道德，重現我族高尚的道德靈魂。所謂「儒學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儒學代表了是中國未來文化的發展方向」、「儒家思想挽救滑坡的道德」等等觀點，以及近年來日漸高漲的讀經熱和祭孔潮，都是基於這種思維。

以道德挽救道德，一直是我族的傳統思維定式。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話出自儒家弟子之口，自然不難理解，因為他們的政治設計就是以道德力量來匡正社會，懲惡揚善。不過，一本二十四史讓人看到的，並不是「亂臣賊子」在《春秋》大義面前心驚膽顫、瑟瑟發抖，而是亂臣賊子為私慾驅使一往無前，前赴後繼。然而，從孔子開始，每當「禮崩樂壞」之際，往往就有人為恢復所謂「三代」完美之制奔走呼號。這已是歷史上一再出現的現象。「文革」時期盛行「斗私批修」、「狠鬥私字一剎那」、「靈魂深處鬧革命」，以現代條件下的「思想制勝」手法將儒家的「修身」傳統推向極端。目下將孔子復活視為拯救道德淪落的救命稻草，顯然是淵源有自，一以貫之。

但問題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真有重樹道德、澄清吏治的奇妙功效嗎？

治病需對症下藥。欲治當下道德敗壞、吏治腐敗之疾，須知病根何在。一個社會的良性發展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效的勸善道德倫理以及實在的道德榜樣；一是有效而健全的高度靈敏的懲惡法制機制。這兩者相比較，後者更重要。當一個社會過度重視道德教化，而沒有切實可行的懲惡法治體系時，其結果必然是，惡性得不到遏制，道德教化淪為虛偽的說教，整個社會陷於普遍的虛偽。因此，挽救當今社會道德墮落和吏治的腐敗，一是要有保護善行的健全的社會機制，二是以強有力的法治措施遏制惡行。二者缺一不可。從本性上，人易於為惡，難於向善，古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說的正是這個道理。從這個意義上，對權力惡行的及時懲治尤為重要，乃是道德改良、吏治澄清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

揆諸當今吏治，人們看到的是令人心寒的事實。首先，在「主權在民」的誓詞下，名為主人的民眾在自稱「公僕」的權力控制者眼前，仍然是皇權時代卑微可憐的「草民」。這一事實並不因為宣傳機器對所謂「主人翁」天花亂墜的廉價讚辭而有所改變。名義上的「主人翁」的這種「草民」本質，在掌權者的「下意識」的話語中不斷暴露出來，如不久前有高官氣壯如牛地直斥民眾「算個屁」；而今又有高官放言：「領導就得騎馬坐轎，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臉！」此均為官員之肺腑之言，真實心態，乃是經兩千餘年積澱而浸入骨髓、融入血液的傳統政治倫理觀念，不可簡單地以戲言視之。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雖寫入憲法，但人們看到的卻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現代翻版。普通百姓小偷小摸十幾萬元，就可能被處以極刑，而「食肉者」階層裡的高官將數千萬乃至數億國民財富攘入囊中，多數僅判處「死緩」，然後再轉入有限度地逍遙。第三，高尚的道德說教比比皆是，但善行卻得不到有力的呵護。「釣魚執法」所體現的「有罪推定」對公民的向善心是毀滅性的打擊；而法院判決中對助人者遭受訴訟時提出的「與你無關為何助人」的質問及有罪判決，使人相信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善行，也不應有對他人的善行。「讓領導先走」、「讓領導先飛」等諸如此類的「讓領導先X」，已經讓整個社會真切地認識了「權力優先」的事實，在「權力優先」面前，「美德優先」、「善行優先」已經失去其本應有的道德感召力量，而逐漸淪為一種虛偽的說教。

與此相應的是，惡行大行其道而得不到有效懲治。野蠻拆遷層出不窮、肆無忌憚；卑微民眾的呼天搶地的哀求，在冷酷的權力面前竟是那樣的柔弱無力；一度盛行的「惡意上訪」的官方界定，展示的是尋常民眾必須面對的權力恐怖，讓人懷疑這世道還有多少人性之善，是否還有人性之善；「包二奶」的官員數量之多，用「過江之鯽」來形容已不過分，以權謀色已經成為一種官場風氣，慾望放縱的猖狂無忌，似乎成為官員「事業成功」背後的應有之義。尤為滑稽的是，衣冠楚楚、危襟正坐地向人們宣講廉政美德的，正是這些被認為應代表社會正義和美德的「公僕」！動輒將億萬公款納入囊中，已是當下官場司空見慣、見怪不怪的場景，「陞官發財」的舊傳統以新的形式展現出超邁以往的活力；較之傳統的貪官，現在的貪官本領更大，動輒將億萬貪款轉移到國外，然後再將家人移民海外，孤身一人留在國內，一邊洋洋恣睢地享受著「X奶」的美色，一邊激情滿懷地向廣大民眾宣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思想美德與愛國主義高尚情操，一旦風吹草動，自己也溜之乎也。一言以蔽之，光鮮的外表之下，寡廉鮮恥、貪鄙齷齪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官場特色。表面上大講「仁義道德」的高尚之士，骨子裡卻是「男盜女娼」的無恥之徒。這樣的恐怖人物不論多少，都足以摧毀民眾對社會美德和善行的信心與信任，足以扼殺人們向善而為的衝動，更何況這種寡廉鮮恥的「公僕」正猶如舊時蝗災發生時遮天蔽日的蝗蟲，滾滾而來，沛然不可抵禦。

在權力居於社會中心、政（治）教（化）合一的中國社會，權力控制者的思想作為對社會風氣的演變具有決定影響。然而，官場上演的卻是一幕幕「勸善者為惡」、「講廉者貪腐」的滑稽大戲。有人說官場上並非人人作惡，但我們要知道，政（治）教（化）合一的社會，部分官員的惡行就足以摧毀整個社會對美德與正義的信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告誡，說的正是這個道理。公德與善行遭到公然蔑視，公平與正義被無情踐踏，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即使是真正的道德高尚者都難以喚起人們對善行的信仰，更何況偽善者的言不由衷、巧言令色。

兩千餘年前，孔子以復活周禮的手段挽救社會的「禮崩樂壞」，最終無功而返；此後的歷史也證明，道德呼救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道德墮落與吏治腐敗。既然孔子的說教不為那些應該為民示範的「公僕們」所接受，又怎能指望民眾天真地接受？要知道，張揚善行和正義的前提是人們相信「邪不壓正」，對「善」懷有堅定不移的信仰；當惡性得不到阻遏，善性成為嘲笑的對象時，社會正義和美德的弘揚是無望的。政治民主化與法治建設的嚴重滯後，是造成吏治腐敗、人心墮落與社會風氣惡化的關鍵；於此情勢中，不去民主制度的建設中尋求解決之道，而乞靈於兩千餘年前的孔子及儒家思想，在道德教化中繞圈子，豈非誤入歧途？

（201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