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曉   鄒得里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不久，就在哈爾濱市南郊的平房區建立了一座细菌殺人工廠，其代號為關東軍第七三一 部隊，亦詭稱關東軍防疫给水部。這個罪惡的魔窟，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它雖然僅存一點殘垣斷壁，但是，它的罪惡歷史却永遠存在於人民的記憶中。

    從石井细菌研究所到７３１部隊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其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着手從事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以便在必要時進行细菌戰。１９３１年，日本軍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以後，日本陸軍省和日軍參謀本部根據日本天皇攝政裕仁的敕令，在中國東北組織了石井细菌研究所。他們纠集了一批日本细菌学者秘密地進行细菌武器研究。曾任日本關東軍醫務局局長的木尾冢龍二，就是運用细菌武器的鼓吹者，他竭力支持和推荐石井四郎以侵略戰争為目的而加緊研究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是日本著名的醫學家和细菌學家。１９２４年他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當研究生時，專門研究病理學和细菌學。

    １９２８充當了東京軍醫院軍醫，後來被派出國考察，周游歐洲。
    回國後竭力進行细菌戰的鼓動工作，在軍醫學院及日軍參謀本部里成了一個時髦的人物。石井四郎鼓動细菌武器研究的主張，得到了日本陸軍省務署長永田少將的稱許，也得到了日軍參謀本部戰略部第一課課長铃木大佐的支持，讓他親自領導在中國建立的细菌研究所。

   在石井细菌研究所成立的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先後在中國華中、華北、華南和東北建立了幾個细菌研究部門和為细菌研究服務的機關。

    石井细菌研究所，匿名稱“石井部隊”，也稱“加茂部隊”或“奈良部隊”，開始，說是設在濱江站附近，實際上是在東北拉濱縣（拉法—哈爾濱）上背蔭河建立的中馬城细菌工廠。那是１９３３年（大同二年）八月建立的。翌年轉移。

    １９３６年，日本陸軍省和日軍參謀本部又根據日本天皇攝政裕仁的敕令，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兩個细菌部隊：一個是在長春以南五公里的孟家屯附近的華人村建立的９３號軍事基地——“關東軍獸類傳染病試驗局”（也稱“關東軍獸醫防疫研究所”，匿名“１００号部隊”），另一個就是在哈爾濱以南２０公里的平房建立的１７號軍事基地——“關東軍防疫给水部”（或稱“關東軍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局”，也稱“東鄉部隊”）。

    如果說它是由背蔭河移駐來的，不如說它是石井部隊的擴大。

   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以後，改名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１９４５年５月，在蘇聯反擊德國法西斯的戰争取得决定性勝利的形勢下，日本帝國主義作垂死挣扎，又把７３１部隊改稱關東軍第２５２０２部隊。

   十七號軍事基地的建立

    １９３６年日本帝國主義選定平房站以北四公里處的正黄旗五屯、正黄旗頭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窩堡、劉家窩堡的中間地帶，建立１７號軍事基地——细菌殺人工廠（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從此，平房就成為這六个村屯中間的６．１平方公里的代稱。

    １９３６年春，日本侵略者派人來到這裡進行勘測和規劃，並在軍事用地四周釘上了標樁。是年秋天，通過日偽當局出示布告，强行命令黄家窩堡限期搬遷，把這屯的大部分居民攆到正黄旗四屯以遠的地方，随後就把全屯１２０垧良田全部强占，變成了７３１部隊的軍事用地。從此，黄家窩堡這個地名就在地圖上消失了。轉過年，三家子、劉家窩堡也被令其强遷。１９３８年陰歷八月十五日，日偽當局强令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五屯遷移，限期一個月，逾期不搬者以法論處，並把房子燒掉。正黄旗五屯西南的一片百十垧地被占用修建了细菌工廠，東南角的百十垧地占用後修了飛機常全屯３４０户人家，除了投親靠友外，绝大部分住户被攆到該屯西北的裴家窩堡（後来叫新五屯），正黄旗五屯變成了建築细菌工廠的勞工棚。被攆的居民由於無錢蓋房，有８０％的住戶只好搭設“地窨子”度日。正黄旗頭屯位於７３１部隊的西北角，村南的１７０垧地被占用，全屯１４０户居民被攆得無處安身，有的被攆至雙城縣境内。

    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８年，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强占民田７００垧，强遷村屯５个，拆毁民房１７００多間，使６００余户居民流離失所。

    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队霸占土地，强占民房，给平房人民带来了巨大損失。当时，一般地价为每垧地４００多元，７３１部队征用每垧出价１２０余元，除掉日偽官吏從中盤剝克扣，中國農民拿到手的不足１００元錢。再拿房價來說，當時每間草房滿值３００元錢，７３１部隊占用，對好房每間只给６０元錢，對舊房每間只给三四十元錢，對有的房子根本不给分文。遷屯當時正值秋季，新粮没打下來，農民只好吞菜度命。無處安身，無米下鍋，被遷居民飢寒交迫，其中不少人被奪去了生命。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就在中國人民的尸骨堆上修建起了细菌杀人工廠、飛機場以及宿舍、娱樂場所。

    特别軍事區域

    １９３９年這個细菌殺人工廠剛建成，日偽當局就把以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駐地為中心，東至後二道溝，南至韓家店，西至正黄旗三屯、正黄旗四屯，北至新五屯的方圓３２．２４平方公里的地方畫為特别軍事區域。在這個區域的四周插上界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頒布了１５３９号順令，規定“平房石井部隊房屋（圍墙以内）均指定為特别軍事建築物”，為保密起見，規定“在附件要圖上所標明乙號地段内，禁止建築二層以上的新房屋”，“對民用航空（滿洲航空株式會社）指定有航空線和禁航地帶”。在這個區域内，由日本憲兵隊和偽平房警察所嚴密地封鎖着，並進行着法西斯式的專製管理。没有居住証明書不准停留，就連在田地里勞動的農民，也得随身携带特别居住証明書。如果没有居住証明書，一經查出就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抓起来。在這個“特别軍事區域”的上空有日本警備飛機巡航，嚴禁外部飛機進入這個空域。他們把從周家到平房站以北的孙家站這段路程稱作“六十里地國境線”，火車路過平房站，在前一站必須把窗帘放下，不准向車外了望。如有人向外偷看，就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關進警察署。當時人們痛恨地說：“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都没有人身自由！”

    细菌研究、生產和試驗的中心區域，設立了兩道防線：第一道防線，用高牆圍着，墙上架設高壓電網，墙外設置防護壕。在圍牆四周設立東、南、西、北四處衛兵所。南門只允許７３１部隊本部人員出入使用；西門平時關閉着，特殊情况可以使用；東門和北門是中國勞工上下班的必經之關。

    沿着圍牆有日本軍人巡邏，在動力班大烟窗、给水塔和“方型樓”的南北製高點設了望監視哨，主要監視中國人的行動。

    第二道防線，設在“方型樓”的四周，圈有土牆，占地７９２００平方米。這裡有一座連接式的三層高的方型高大建築物，它的主樓走廊連通着總務部、診療部，還通過地下道連通解剖室和焚尸爐。這裡是细菌研究、生產和試驗的中心場所。在主樓兩側的空場上，設有兩處秘密監獄，關押着被試驗的人，由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剛男自管理。

    “方型楼樓”這個地方，可以說是７３１部隊的绝密要害部位，戒備森嚴，不僅中國人不得進入，而且日本有關人員入也得進過嚴格地審查，中國勞工只能在第二道防線以外被迫從事繁重的勞動。

   為了保密，细菌工廠的建築都由日本專業人員進行設計，由日本關東軍御用單位——鈴木和大鈴建設株式会社進行施工，中國勞工只是當作苦力去使用。他們從中國各地强抓或騙招大批中國勞工。勞動是强製性的，進來後每人的名字都以號碼代替，每天出入工地都是日本兵武装押送。在细菌投產階段，勞工的来源稍有變化，少部分勞工是從外地騙招來的，大部分是從“特别軍事區”域内攤派而來。當時規定，凡是１７歲至５０歲的男性勞動力，每年出勞役四個月。如果一 家有三个勞動力，就得有一名勞動力長年服勞役。

    無論是從外地騙招的勞工，還是從本地攤派的勞工，來到這裡都失去了人身自由。對每個勞工証明書，每天上工前集合點名，還得集體背誦國民訓。上工時，得出示勞工証明書。在工地上只能在指定地點勞動，不准東張西望，交頭接耳，更不准和其他班的勞工接觸。下工後路過門崗都得搜身撿查。在勞工之間實行十人聯保製，如果有一人“越軌”或逃跑，就拿其余九人是問。

   勞工們的活動随時受到監視。對待勞工除了有勞務組的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進行管理和監督外，還由日本班長行全面管製。７３１部隊還經常秘密派出“化裝勞工”，混進勞工的各個班，他們很少干活，對其他勞工進行秘密監視。

   有一次，一個“化裝工”向日本人打了個“小報告”，八木班的勞工趙玉良、張朝德被日本工頭“大红臉”傳了去，讓他倆面對面地站立，相互打嘴巴子，他們管這種體罰叫打“協和嘴巴子”。１９４３年春，有一个海城來的勞工，因年纪大，人們叫他老李頭。他在點名時晚到一步，被勞務中隊長連打兩個嘴巴子，把棉帽子都打掉了。接着有個叫竹烈的朝鲜人監工甩起鞭子把老李頭抽得鼻口躥血，差點病死。

    ７３１部隊不管勞工們的死活。１９４４年１０月，進來了８００多名勞工，是用火車從海城、大石橋、錦州運來的。火車一 到平房站就發現死了一個。當時說他是得了傳染病，７３１部隊以防疫為名迫使勞工脱光衣服，並把衣物都扔進大鍋裡進行熱氣消毒，衣服撈出来=來以後根本不能穿了。勞工們被隔離兩天以後，光着身子被押進勞工棚裡。勞工們連凍帶餓，不少人病倒在炕上，死人的情况連續發生，不到兩個月僅剩下２００多人了。據在動力班當過勞工的潘義勇回憶，１９４２年７月，有個叫王纯×的勞工，因上頓接下頓的吃苞米和橡子混合面窩窩頭，得了肠梗阻，官方又不管，自己又没錢醫治，不久就折腾死了。在動力班當過勞工的金國忠，曾看到海城勞工有十多個病倒了，官方不僅不给醫治，還催促患病的勞工上工。

      第二天就有兩個勞工病死，還是同屋的難友把尸體埋在“勞工墳”裡。

      據在７３１部隊當過勞工的多人証實，正黄旗五屯北門外的“勞工墳”裡，每天都有新增加的墳堆，僅四五年這裡就埋葬中國勞工的尸體上千具，直到６０年代，這些墳包還顯而易見。

    東鄉村概貌

     日本關東軍７３１部隊的駐地位於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窩堡、劉家窩堡的中間地帶。

   距细菌研究、生和試驗中心——“方型樓”西南１０００米處，連排着２２棟樓房，這是日本人單身宿舍、日本家族宿舍和高等官宿舍。這地方原來没有名字，７３１部隊占據後，因該部隊曾稱之為“東鄉部隊”，故把這個地方叫“東鄉村”。

    在“東鄉村”的東部設有一座千人座席的大禮堂，大禮堂的内廳設有圖書館、酒巴間，在“東鄉村”的四周還有游泳池、小花園、小酒巴間、洗澡塘、飯館、鱼菜供應部、運動場日本人妓院等，這是７３１部隊隊員及其軍屬尋歡作樂的場所；在它的東北部的動力班，是發電所、取暖鍋爐房、给水所，担負着细菌工和廠日本人住宅區的供電、供熱、供水的任務；在它北側是由四幢平房组成的日本家族醫院，供日本軍人及其家屬醫病之用。在它的西北角是東鄉神社，日本軍人及其軍屬常來這裡朝拜天皇；日本小學校，原來設在“東鄉村”東部，後來遷至“東鄉神社”西邊。

   在“東鄉村”范圍内，允許中國人靠近。附近農村的農民經常担着鲜菜、雞蛋到這裡叫賣，有時還可以收攬些拆、洗、缝、補的活計，不過這裡可是個危險地帶，随時都有中國人挨打受罵事件發生，甚至發生過流血事件。

    當時，７３１部隊的队隊員及其家屬雖然生活在這個“世外桃園”裡，但是也感到生活的枯燥和寂寞。隊員們只能活動在工作崗位和居住區之間，就是在業余時間，也不能随便外出。

    有時經過批准，才可成幫结伙地到郊外游玩或改着便裝到５０多里以外的松花江邊游覽。隊員及其家屬大部分業余時間消磨在種植蔬菜和花草上。據當時在勞務班當過苦工的中國人証實，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少年隊員常常愁眉苦臉，甚至流露出厭倦工作的思念家鄉之情。

    龐大的組織機構

    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是日本軍國主義准備细菌戰的特种部隊，在戰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軍人所謂的“小小的哈爾濱，大大的平房”，在某種意義上正說明了這一點。就其規模來說，實屬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廠。就其地位來說，它歸屬日本陸軍盛日軍參謀本部和日本關東司令部雙重领導。人事配備是很强的，拥有從事细菌戰研究工作人員２６００余人，其中將级軍官５名，佐级軍官３０余名，尉级軍官３００余名。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２年７月由石井四郎中將為部隊長，１９４２年８月到１９４５年２月北野政次少將接任部隊長，１９４５年３月到８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隊長。它的直屬各個部以及各支隊都配備佐级軍官負責，對一些重要部門都配備了少將级軍官負責。

    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下設八個部：

    第一部（细菌研究），菊地少將為部長。下屬有專門從事鼠疫研究的“高橋班”，從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從事细菌媒介——昆虫研究的“田中班”，從事凍傷研究的“吉村班”，從事赤痢研究的“江島班”，從事脾脱疽研究的“太田班”，從事霍亂研究的“凑班”，從事病理研究的“岡本班”和“石川班”，從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從事傷寒研究的“田部班”，從事结核研究的“二木班”，從事藥理研究的“草味班”，從事立克次氏體（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

    第二部（细菌試驗），由太田大佐兼任部長。這個部下設一個分部，專門培育和繁殖供散布鼠疫菌用的寄生虫。下屬一個航空班和在安達東３５里的鞠家窑的特别試驗常這個部的主要任務是除了用人作细菌試驗之外，還通過“八木澤班”對植物進行病毒研究和試驗。

    第三部（细菌武器製造），由江口中佐任部長。這個部下屬兩個工廠，一個是濾水器製造廠，這是為掩人耳目而設的。

    另一个是在楊馬架子的瓷彈殼製造廠，專門生產“石井式”细菌炸彈等细菌武器。

    第四部（细菌生產），由川島少將任部長。這個部下設兩個分部，每一分部按照分工獨立地進行各種细菌的生產。

   總務部，起初由中留中佐為部長，後由太田大佐兼任。該部是７３１部隊本部的综合部門，權力很大，它不僅負責整個部隊的財務管理、生產計劃、人事分配，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與憲兵隊聯絡和接收作细菌試驗的人。

    訓練教育部，起初由園田大佐任部長，後來由西中佐接任部長。這個部門負責培訓從事细菌研究、生產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專業人才。據資料記載，僅少年隊員的培訓就進行了四期。

   資材供應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長。這個部負責各種器材、設備的供應。

    診療部，由永山大佐任部長。這個部負責對细菌傳染的預防和日本人的疾病醫療事宜。

   與各部平行的還有一个石井特别班，由石井四郎的家族人員親自把持。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剛男負責“特别秘密監獄”的管理，石井四郎的三哥三男負責實驗動物飼養的領導工作。

   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下設四个支隊：林口支隊（又稱１６２支隊），設在現在的黑龍江省林口縣東十里的古城鎮，有日本研究人員２２６名，木神原秀史少佐為支隊長。

    孫吴支隊（又稱６７３支隊），拥有日本研究人員１３６名，西俊英中佐為支隊長。

    海拉爾支隊（又稱５４３支隊），拥有日本研究人員２２６名，加藤恒則少佐為支隊長。

    牡丹江支隊（又稱６４３支隊），設在現在的黑龙江省海林鎮東１５里處，拥有日本研究人員２００名，尾上正男少佐為支隊長。

   各支隊的主要任務是從事各種细菌的研究和飼養，供試驗用的動物以及繁殖傳染细菌的媒介物。

    细菌生產及细菌武器的製造

    平房细菌工廠的建設，經過充分准備，于１９３６年開始動工，１９３８年背蔭河细菌工廠的部分設備搬遷到平房，到１９３９年平房细菌工廠基本上完成了總體建設，並進行了部分生產。

    １９４０年全面投產。

    平房细菌工廠拥有雄厚的细菌生產設備。有孵育器４５００具；有容量一吨的製造培養液的鍋爐四個和容量兩噸的製造培養液鍋爐兩個；有培養器１８００具；營養液消毒器３０具（消毒器的規格长３米，直徑１．５米，每具可容纳石井式培養器３０个到６０個）；有整温器五具（每具可裝６２０个培養器）；有培養液冷却室兩個（每室可容纳１００个培養器）；還有保存產品的特種冷藏室。

    這個细菌工廠每一個生產周期就可生產３００億具有中等繁殖能力的微生物。由於细菌產量大，只好用公分來計算细菌團的體積，或者用公斤計算细菌的重量了。據原７３１部隊隊員的測算，這個细菌工廠每月可生產鼠疫菌３００公斤，或者生產炭疽菌５００至７００公斤，或者生產傷寒菌八九百公斤，或者生產霍亂菌１０００公斤。

    在１９４０年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之前，日本軍國主義為了適應侵略戰争的需要，日本天皇攝政裕仁發布了一个敕令，要求在進攻蘇聯的各個戰略位置上建立细菌生產基地。在這個敕令下，分别在孫吴、海拉爾、海林、林口建立了四個支隊。

    日本陸軍省和日軍參謀本部對這些支隊的建立時間、駐扎地點以及規模都作了具體規定。戰後，我們缴獲的曾任陸相的東條英機簽字的敕令附件的人員表中，規定了每個支隊人員為３００人。同年下半年各支隊建立後，東條英機責成日本軍醫院和７３１部隊本部要抽出定額的醫生、專家和士官派往各支隊，並允許各支隊接纳雇員，但規定雇員的數量不得超過各支對總人數的３０％。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以後，石井四郎被招回日本，接受日軍參謀本部的緊急指示。他從東京飛回平房後，立即召開本部各部長會議，轉達了日軍參謀總長關於加緊准備细菌戰争的訓令。石井四郎在這次會議上說：“一切擴大细菌武器生產的辦法之所以必須施行，是因為國際形勢已發生變化，德對蘇戰争已開始，以及因為關東軍已實施反蘇軍事措施準備的‘關特演’計劃（即１９４１年夏季關東軍計劃進攻蘇聯的特别演習），所以我們的軍隊應當充分具有足够的细菌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去反對蘇聯。”日軍參謀總長长的訓令還要求７３１部隊在短时期内要完成培殖２００公斤跳蚤的任務。

    在這次會議上，第二部部長太田大佐和器材供應部部長大谷少將感到壓力很大。因為随着细菌產量加大，媒介物的生產也要相應增加，然而媒介物遠遠滿足不了需要。因此，他們建議設法在中國找到白鼠來代替日本白鼠。他倆的意見得到了采纳。從此以後，７３１部隊更加繁忙了，晝夜開動機器，使各種细菌產量累累增加。随着细菌產量的上升，本部和各支隊培殖老鼠、跳蚤等媒介物和計劃也随之加碼。盡管這樣，還感到媒介物不足，於是在本部和各支隊附近，向中國老百姓攤派上缴黄鼠的任務。據正黄旗二屯、後二道溝的老户証實，每年每户必須上缴五只黄鼠。為了完成攤派的上缴黄鼠的任務，不少居民必須到十里以外的地方挖捉黄鼠。把這些黄鼠先交给村公所，然後由村公所直接轉交给７３１部隊。

      與此同時，楊馬架子瓷彈殼廠抓緊生產“石井式”细菌炸彈。這種“石井式”细菌炸彈是瓷彈殼，爆破後產生的温度較低，细菌成活率可達７０％以上，改變了過去鐵彈殼爆破後產生高温，细菌成活率低的缺點。這種“石井式”细菌炸彈有兩種規格：一種是直徑為六厘米、重量为两為兩公斤，爆破後飛散有效殺傷半徑為１５到３０米；另一種是直徑為八厘米、重量為四公斤，爆破後有效殺傷半徑為５０米到１００米。

    為了提高细菌武器的生產能力和進行必要的戰略疏散，７３１部隊對各支隊補充了必要設備。據原细菌生產部科長唐澤富雄在軍事法庭上供認：“１９４４年上半年，７３１部隊的設備頗大一部分分散到各支隊去了。”

    由於以蘇聯為主的反法西斯戰争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日本軍國主義感到處境更為不利，日本軍參謀本部於１９４５年３月又把石井四郎中將調回７３１部隊，要他執行增加细菌生產的訓令。日本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親自批准又给７３１部隊增加一些專家和設備。石井把這些專家和設備撥给了各支隊。在這期間，僅孫吴的６７３支隊就有數十人專門培殖跳蚤和繁殖啮齒動物。海拉爾的５４３支隊在一个夏季就豢養老鼠１．３萬多只。據在林口１６２支隊當過勞工的張清林証實：１９４５年春夏季，支隊向７３１部隊本部上缴老鼠的任務越来越緊了，每天把老鼠用馬車送到古城鎮車站，每車裝２０个籠子，每個籠子裝二三十只老鼠，先後兩次往哈爾濱運送老鼠。

    “特殊材料”的“特别輸送”

    日本憲兵隊機關和偽滿當局根據７３１部隊的要求，經常把華中、東北各地的中國人、蘇聯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秘密地押送到７３１部隊，供细菌試驗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數是被俘的八路軍、新四軍、蘇聯紅軍、地下工作者和反滿抗日的工人、教員、學生，還有所謂的政治嫌疑犯。

     在運送期間，恐暴露罪惡的秘密，日本憲兵隊官方给被押送人員規定了專用名詞：“特殊材料”“特别輸送”。據日本憲兵署的文件記載，自從１９３９年起，就有“特别輸送俘虜”之事。日本關東憲兵兵司令城倉少將於１９３９年發布國將３０名俘虜“特别輸送”到石井部隊的第２２４號命令。

    命令中明確規定：“第二批特殊運送人員约九十名……除留下六十名送達目的地外，其余諸人在到達哈爾濱時即交付石井部隊長。”並要求“須事先將應交付石井部隊的人員區分開來，以免在交付時發生延誤。”還要求“哈爾濱憲兵隊須與石井部隊長取得密切聯系，保証在哈爾濱站及以後途中竭力防止外國偵探，並采取必要監督辦法。”

    往石井部隊“特别輸送”俘虜的事是存在的。不少見証人曾看到下列實實：哈爾濱憲兵隊備有專用的囚車，車體是灰綠色，左右兩側安裝兩個實際不透明的窗户，車底設有通氣孔。這種囚車頻繁地活動在哈爾濱—平房之間 的砂石公路上。每次行動都是日本軍人武裝押送，大约每周運送一次，輸送的數量不等，有時二三十人，有時四五十人。囚車來時發出刺耳的怪叫聲，日本兵把在室外作業的中國勞工攆到屋子里，不讓偷看。有時被迫趴在地上的中國勞工斜視偷看，就會發現被押送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並帶着沉重的手銬、脚鐐。

    曾在動力班當過勞工的人証實，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有一輛囚車開來，把在押人員從南門或東口押進“兵營”（當時中國人稱呼四方樓的大院為“兵營”），只見成年累月地往里抓人，但從來没看見有出去的。

    這些被抓來的人都押在“方型樓”中間的特設牢房裡。秘密監獄是兩座白色的兩層小樓，分七棟、八棟。七棟位於主樓東側的廣場上，八棟在主樓西側空常被抓進的人男女分别監押，同時可以監押百八十人。這兩座監獄通過地下道和解剖室、各試驗室、焚尸爐相連接。

    監獄的防衛是嚴密的，四周借用三層樓墙壁圈圍着，只有和主樓連接處設一鐵製的便門，設有武裝崗哨。只要把住這個鐵門，在押的人是無法逃脱的。平頂樓房的南端和北端是兩處五層樓高的至高點，設有監視哨，在押的人一切活動都會看得一清二楚。

    據川島清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供認，從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别輸送”到這裡。偽滿陸軍憲兵隊日本顧問立花武夫供稱：“我管裡下的憲兵署特務所所审訓的一種人，必須予以消滅”，“在這些人當中，有極端仇視日本的在滿洲的游擊隊員，我們把他們送到７３１部隊加以消滅。”

       日本憲兵局的“特别輸送”，使石井四郎非常滿意。

    前哈爾濱日本憲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審訊時供認：“在一次石井與哈爾濱憲兵署署長春日芳談話時曾說，相信將來和過去一 樣，繼續得到被捕的人作試驗。”

    我們再翻閱一下對日本细菌戰犯的審訊記錄，原７３１部隊细菌生產部部長川島清供認：“我曾親眼看見第一部（细菌研究）的工作人員從憲兵隊方面領到大批犯人。”他還說：“我在該部隊供職期間，多次同石井四郎將軍一起去視察監獄的情况，所以我知道監獄裡處理犯人、管製犯人和囚禁犯人的某些詳细情形。”“１９４２年我視察過這個監獄，看見一間牢房裡關着兩個俄國人，其中一个俄國女人帶着在監獄中生下的嬰兒。我在該部隊供職期間，這兩個女人還活着，以後她們的命運怎樣，我不知道。但無論如何，他們决不會活着出去的。”

   事情果然是这样的，不仅这两个俄国女人没有活着出去，而且所有在押的人都没有逃脱细菌试验而活着出去的。

    在中國東安縣當過憲兵隊長的上坪鐵一中佐，随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正统）”第五次訪華團於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９日下午來平房，曾懺悔地說：“１９４４年經我手批准把２０名稱為‘間諜’的中國人送到石井部隊作了细菌試驗，這實際上是我殺害的，我是有罪的。戰後３０多年來我一直心情不安，今天我有機會到中國平房，终於找到了賠禮道歉的機會。”

    细菌殺人魔窟

    日本軍國主義者對细菌試驗，開始在動物身上進行。後來，他們為了取得直接性的效果，便殘無人道地把人作為细菌試驗的材料了。

    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的人員把監押在秘密監獄的中國人、蘇聯人、蒙古人、朝鲜人稱作“木頭”，這個名詞意味着可以任意宰割。事實上確實是這樣的：任意把被押的人随時提出来作各種各樣的细菌試驗。一般來說，兩天試驗三個人。

    他們對活人進行细菌試驗方法繁多，手段極其慘忍。

    專門從事鼠疫研究的“高橋班”軍醫，經常把在押的人員提出來，關在一間透明的隔離室裡，往被試驗人員身上注射鼠疫菌液，並通過觀察孔觀察“木頭”的病變情形。數小時以後這些被試驗的人淋巴腺红腫，面部和胸部變成紫黑色，皮膚呈現暗淡粉红色，……被試驗者死後，便通過地下道投入煉人爐裡。

    有時，他們把健康的人和鼠疫患者關在一起，研究鼠疫傳染的過程。無疑問，這類健康的人不久也會變成鼠疫患者。

    這也是他們試驗項目的一種。

“吉村班”是專門研究凍傷的。他們把被試驗的人押到嚴寒的露天廣場，迫使在押人把手、脚插進冷水桶，然后後抽出手、脚腳行冷凍，一定時間後，實驗人員用棒子敲打被試驗的人的手、脚，如果有知覺，還得繼續冷凍。這是第一步，主要研究在甚麼氣温下、多長時間可以造成凍傷。待手、脚麻木後，便押進暖房里，開始進行第二步的五花八門的試驗了：有時迫使被試驗的人分别把手脚立即插進不同温度的水裡，主要研究造成凍傷後在不同温度條件下的變化。第二步主要研究對凍傷的预防和治療。有時在凍傷處涂治凍傷藥膏，有時在凍傷處涂上帶菌的藥膏，有時不予治療。這樣造成凍傷後的變化就不同了，輕者造成殘疾，重者久治不愈免不了死亡的命運。據细菌戰犯倉原証實，他親眼看到在一間小牢房裡，有三個人没有手指頭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了。细菌戰犯吉村告訴他，這是作過凍傷試驗的结果。

     ７３１部隊的試驗者們，還通過解剖活人進行病理研究；在女“犯人”身上進行梅毒試驗；用動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的試驗；把人頭朝下吊起來的倒控試驗；對人進行低壓或真空的試驗；把人胃切除，腸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試驗；把人胳膊鋸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試驗，等等。

    據细菌戰犯川島清在遠東事法庭上供認：“為了研究各種治療方法對已傳染的人加以治療，给他們飯吃，等身體恢複時，又把他們作另一種試驗。無論如何，從來没有一個人活着走出這個殺人工廠的。”

    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不僅在室内對人進行细菌試驗，而且在室外也進行细菌試驗。他們在安達鞠家窯設立一個特别試驗場，經常把在押的人員用飛機押去進行試驗，随後把經過细菌試驗致死的人再用飛機運回平房，投入煉人爐進行焚化滅跡。

    １９４３年末，７３１部隊把在押的十名中國人用飛機押送到安達特别試驗常把人绑在間距五米遠的柱子上，用飛機投下“石井式”细菌炸彈。這些人被彈片炸傷後染上炭疽菌，不久全部死亡。１９４５年１月，又改用電流引爆细菌彈的辦法，對绑在間距１０米到２０米的柱子上的中國人進行鼠疫菌傳染試驗，這些人受了幾天的折磨而最终死去。

    在該部隊任訓練部部長的西俊英，就曾親自帶領人員去安達進行過這種試驗。他供認，１９４４年春季，从７３１部隊的監獄裡押送十人到安達特别試驗場，經過試驗，這十人全被细菌傳染致死。

     据川岛清供认：“本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五年间（指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通过这个工厂，因染致命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３０００人。至于１９４０年以前被消灭的人有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

   遠征隊及陰謀破壞班

    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在细菌研究、生產和試驗的基础上，局部地使用了细菌武器，為全面進行细菌戰提供了成熟的經驗。这這樣的行動都是在平房的日本空軍８３７２部隊、南京“榮”字部隊、廣州“波”字部隊的配合下進行的。

   早在１９３９年５月，日本關東軍在蒙古諾門坎發動的對蘇蒙的戰争中，關東局軍防疫给水部（即７３１部隊）在戰地附近的水源地、沼澤地、居民區漫撒了鼠疫、霍亂、傷寒细菌，使這地區這幾類急性傳染病流行，大大地削弱了蒙古的戰斗力，因而獲得了日本陸軍省和日軍參謀本部的嘉獎。

   １９４０年７月，７３１部隊組織了第一批遠征隊到寧波。他們備有７０公斤傷寒菌和５０公斤霍亂菌，此外還備有５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把這些菌分别裝進投撒器裡，投入蓄水池和居民區，使上海以南的寧波一帶發生了鼠疫和其他傳染病，據日本细菌戰犯柄擇供認，是他奉命將這些细菌裝在特别裝置物内，由遠征隊帶走的。

    這次秘密地遠征行動持續了將近四個月。同年１０月４日，他們用同樣的手段，將麥粒、粟子等物撒在衢縣境内，３８天以後發生了鼠疫，使２２人死亡。１０月２２日，在石井四郎親自指揮下，又在寧波上空投下麥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後發現了一个鼠疫患者，以後陸續發現有９９名鼠疫患者，其中９７人死亡。１１月２６日和２７日，７３１部隊的專用飛機飛入金華縣，撒布白色烟雾狀的東西，落地後變成淡黄色顆粒，遇水即溶化，经化驗認定為鼠疫菌。此後不久，在金華附近的東陽、義鳥、蘭溪等縣都有鼠疫發生。東陽縣鼠疫傳染９４人，死亡９２人；義鳥縣鼠疫傳染３０８人，死亡２５７人；蘭溪縣鼠疫傳染３６人，死亡１２人。

   ７３１部隊遠征隊的這次行動，给寧波地區帶來鼠疫隱患。

    僅衢州縣為例，從１９４１年４月和以後的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７年全縣曾發生三次鼠疫，受鼠疫傳染而死亡的有２０１人。

    １９４１年夏季，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交给７３１部隊一个任務：就是陰謀破壞中國軍隊的鐵路交通線以及重要需鈕常德城。於是石井四郎又派出第二批遠征隊，由第二部部長太田大佐帶隊。起初出動６０多人，随後遠征隊成員增加到１００余人，其中有３０名细菌專家。遠征隊到中國内地洞庭湖附近的常德城一帶，空中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起該地區鼠疫流行，據調查有四五百人死亡。同年１１月４日，又在常德地區投下谷麥等物，據化驗谷麥染有鼠疫菌。八天以後發現了一个叫蔡桃兒的鼠疫患者，入院３６小時後死亡，接着連續發現鼠疫病人，都在短期内死亡。

１９４２年７月，７３１部隊又派出遠征隊乘火車到南京，在南京“榮”字部隊（１６４４部隊）的配合下，對重慶及其沿浙赣鐵路干線的金華、龍游、衢縣、玉山、蒲江一帶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進行细菌攻擊。這次遠征隊由１２０人增加到１６０人。

    他們事先把１３０公斤的傷寒菌、副傷寒菌裝入標有“蛋白消化素”字樣的瓶子裡，用一架印有“给水”字樣的飛機運到南京，然後投掷到重慶一帶的水源地、沼澤地及居民住房附近，發生了大面積的流行性傷寒，造成大批人死亡。就在這次行動中，還對南京的兩座中國戰俘營的３０００人，每人分吃一个染有傷寒菌、副傷寒菌的燒餅後全部釋放，结果擴大了傷寒病的傳染范圍。他们還把染有傷寒菌的餅干扔在墙角、樹下以及行人休息的地方，孩子們誤吃以後傳染上了傷寒玻這次遠征隊在這一帶陰謀活動了兩個月，到９月１８日轉移到上海活動，不久返回哈爾濱。

    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還組織了一個陰謀破壞班，于１９４２年冬到吉林省農安縣把帶有鼠疫菌的跳蚤散布在田間、水源地和民房附近，造成不少人死亡。日本侵略者為了滅跡，把全縣城的四五千户人家燒毁了一大半。

    日本關東軍第７３１部隊派出遠征隊，都是在日本關東軍有關部隊協同下進行的。我們在敵偽檔案材料裡可以看到：日本關東軍新京（長春）司令部於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５日１７時發布的一項作戰命令中明文寫着“現將哈爾濱奈良部隊官兵四十 名及帶器材於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六日期間，由哈爾濱送到山海關……”為此，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梅津中將也發了指示：“着令關東軍野戰鐵道司令官根據另纸所載一覽表，將奈良部隊器材沿鐵道輸送。”據証實，這批轉送的器材就是７３１部隊開赴南京的遠征隊所需要的各種细菌。

７３１部隊的末日

１９４５年７月下旬，苏联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７３１部队也感到末日来临。为了消灭罪证，他们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命令，提早动手销毁机密文件资料。据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金国忠证实，７３１部队从“方型楼”里用马车往外拉装满文件资料的大木箱子。当运到大锅炉房时，把中国劳工都撵到一个屋子里，不让往外看。他们日本人自己把装满文件资料的木箱子扛到锅炉房二楼的投煤台上，开动了夏天已停用的大锅炉，烧毁机密资料，一连烧了半个月。

    當時，７３１部隊監獄裡還押着四五百中國人。為了滅跡，７３１部隊根據日本關東軍的命令，於８月９日，開啟毒氣開關，毒氣通過各囚室的通氣孔灌滿各囚室，在押人員中毒身死。有的囚室的在押人員發覺日本侵略者要下毒手，提前冲出牢門，但日本軍人勾動了已架設好的機槍，被押人員全部遭到殺害。他們把尸體搬到一起，澆上汽油，放火焚燒，随後把尸骨埋在已挖好的八个大坑里。解放後，我們發現了三 處埋尸骨的大坑。據偉建機器廠建築工人証實，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８年在建樓挖地基時，曾發現有成堆的人骨頭，僅在一處就挖出人骨頭滿滿三汽車。

８月１０日晨，７３１部隊全員出動，繼續在“方型樓”周圍焚燒文件資料。同時對细菌工廠的建築物進行爆破性破壞。

    由於爆破設備不足，有的建築物炸的還不徹底，日本關東軍又特意從沈陽調來一支工兵部隊，在８月１４日把细菌工廠炸毁。同時把染有鼠疫菌的老鼠全部放出。四散的染有鼠疫菌的黄鼠，經過冬眠，轉年１９４６年秋，在義發源、後二道溝、東井子等村屯引起鼠間鼠疫，接着帶來了人間鼠疫的傳染。據初步统計，這次鼠疫傳染造成了１０３人死亡。在義發源，劉忠的母親，當時３４歲，身强力壯，突然一天晚上得了鼠疫病，整整折腾了多半宿，第二天就離開了人世。尸體還没掩埋時，劉忠的父親又傳染上了鼠疫，不久也死去。這一家只剩下不滿一周歲的小劉忠和他６０多歲的老奶奶，挣扎在死亡線上。

    住在後二道溝的靖福和一家共１９口人，他老叔幫助鄰居张彦廷送葬，被傳染上鼠疫，不到兩天就死去了。接着他祖父、二 祖父、父亲、姐姐、弟弟、二叔、两個堂妹、老嬸、兩個堂弟先後發病致死，只剩下祖母、二祖母、母亲、哥哥、堂弟、堂妹和他本人。

    ７３１部隊滅跡的任務還没完成的時候，以石井四郎為首的高级軍官就在８月１０日帶着眷屬乘飛機倉皇南逃。到了８月１２日，７３１部隊滅跡的任務基本完成了，下级官兵才有機會逃命。他們余下的２０００多人擠在兩列貨車上，路路經春、沈陽向南潜逃。一路上遭到我軍的阻截，当當道朝鲜釜山狂逃回國後，僅剩下幾百人了。在他們大批人員逃跑時，還有一些住院的患者，由於疾病纏身，無人幫助，最後只好走上服毒自殺的绝路。
 

（選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中華文史資料文库=庫》第５卷Ｐ６８５—６９５，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