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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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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c
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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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老頓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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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人之見”的人請先把帳務交待清楚了再開口辯這個談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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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t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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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

SCFtw2  2005/06/06 23:04

這幾天我在【天下縱橫談】這裡就六四慘案發帖實在不少,有的帖子沒有指名打誰,然而被我“正面直攻”的人心裡當然雪亮,不要以為自己消失兩天之後就可以裝沒看見裝沒事,先把帳務交待了再說。

另外,我有些帖子雖然指了名或者“等於指了名”,對其他某些人一樣適用,因為他們的那些言論是一樣的。

各人如何自處當然是各人自己的事,不過新左派新毛派的論調出來我絕不會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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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吾爾開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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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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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老

至今我仍印象深刻的一個鏡頭

是你刻意以大刺刺地態度 面對著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

像是不可一世的談判者 完全不像你口中的孩子

但看得出你不知天高地厚 自以為有十萬雄兵可恃


你文中的引喻 顯然並不恰當 只是為提供給同情者直覺

從而可見在理性訴求及責任感上 你的成長有限

你現在已經不是孩子了 你忘不了自己心頭的委屈與恨意 可以理解

但祖國母親今天的壯大與繁榮就仍該受咀咒嗎

中國不只是嚮往民主者或少數知識份子的中國 

中國的民主進程 有其一定的操作時空及特殊條件

貧而形式民主的中國 豈真十三億中國人之最大幸福?

 

你若羨慕菲律賓 印度 你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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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六四:「歷史的傷口」、「血染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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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ss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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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35
慕亞
☆Princess蕾蕾☆

一九八九年是中國人不能忘懷的五月,成千上萬的大陸青年在天安門前,吶喊出中國五千年的心聲,震撼了全世界的耳目。他們寫下了歷史悲壯的一頁,更喚醒世人重視中華民族爭自由、爭民主的決心。

在台灣的中國人看見了、也聽見了彼岸的淚水和怒吼。三十餘位歌手、六位作詞、十位作曲家、配合四位製作人和一位編曲,用他們的歌聲和心血,紀錄了這段可歌可泣的事實,也傳達了台灣同胞對他們的關懷與支持。

這是一首中國人的歌,見證了你我與這個大時代結合在一起的歌。誰說我們只有長江、黃河, 從今而後,中國人也有了一首與歷史的歌。

僅以這首歌,獻給所有關懷中華民族前途的人士!




    歷史的傷口
─ 天安門的火
    矇上眼睛就以為看不到
    摀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 創痛在胸口
    還要忍多久 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
    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
    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
    讓世界都看到
    歷史的傷口

血染的風采--

        
也許我告別 將不再回來也許我的眼睛 再不能睜開
你是否理解 你是否明白你是否理解 我沉默的情懷
也許我倒下 將不再起來也許我長眠 再不能醒來
你是否還要 永久的期待你是否相信 我化作了山脈
如果是這樣 你不要悲哀如果是這樣 你不要悲哀
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共和國的土壤上有我們付出的愛

                     這首歌的主唱是梅艷芳小姐,她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誓言不再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一步,如今她卻已經香消玉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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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六四》別讓悲劇重複 不該遺忘縱容/by 吾爾開希 (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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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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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35
☆Princess蕾蕾☆
慕亞

紀念六四》別讓悲劇重複 不該遺忘縱容


吾爾開希/「六四」學運領袖(台中市)

「六四」已經十六周年了。天安門的死者及其家屬還不能從政府口中得到公道,當年的殺人者卻越來越熟練地週旋於國際社會,享受著中國經濟奇蹟的光環,我們還在流亡,而且不得不面對我們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不方便」這樣一個嚴酷現實。

天安門不僅僅是當年鼓舞世人、喚醒良知的一個逐漸淡去的畫面;天安門之後倒塌的柏林牆,走出監牢的曼德拉,獨立的東帝汶在告訴世人,這世界的確在學生們的良知力量之下變得越來越美好;天安門也是提醒我們這個良知的事業是個未完成的事業!我們決不能遺忘!

我們不僅背負倖存者的罪惡感,還背負著倖存者的責任感,要我們理性地反思。過去十六年我們常聽到的說法:學生是不是太激進了?八九年的屠殺,學生應不應負責?

一個小村雜貨店,店老闆成天酗酒打孩子,有一天幾個小孩一句頂撞,這父親惱羞成怒把小孩打死了,全村決定譴責這個父親,可是過了這些日子,因為全村只有這間雜貨店,買醬油買大米還是得找他,怎麼辦?

雜貨店這幾年生意愈做愈好,甚至發展成商業中心,很多人在這裡上班。老闆慢慢改變粗魯形象。但任何人提起打死小孩這件事,他仍堅持沒這回事;或者說這是當時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否則沒有紀律就不可能有發展,就不可能有大家依賴的全村經濟引擎;再或者說這是他的家務事,跟別人不相干。過些日子,村子有了這樣的聲音:「小孩也有不對之處,畢竟不能對大人不禮貌嘛。」

然而,我們不該忘記誰才是真正的兇手,即使無力也不能錯誤地指責受害人。在理解村人需要醬油大米和工作機會之餘,也要提醒這村莊還需要公平正義,還需要不再打死無辜孩童的保證!

十幾年來,當初被稱為「天安門的孩子」的一代人經歷了許多,不再是孩子了,但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是我們這群天安門的孩子一生不會推卸的責任與使命。十六年前世人的理解與支持,曾給我們極大的力量;今天我們堅持著理想,也仍然尋求世人的堅定支持,提醒世人十六年前被殺死的逐夢者,他們的夢想在我們不再堅持時就也死去了。

遺忘,偏頗與縱容都是可怕的,歷史的悲劇往往在它們侵入我們的意識之時重複。我要大聲疾呼,不該遺忘,更要盯著因為人們的無力感而衍生的偏頗縱容!

【2005/06/04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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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下毒?我沒看到。誰以極權體制自豪?毛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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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t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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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
慕亞

<https://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264506&no=3011&raid=1273445&t=t#rep1273445>
誰在下毒?我沒看到。誰以極權體制自豪?毛大救星。

誰是毛大救星的得力走狗?周恩來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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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你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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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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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tw2

10年前的台灣,有更多像你這樣忠黨愛國的人。

思想一旦遭受挑戰,初次被挑戰,那是痛苦的。

但你要知道,在台灣,就是有一個同情六四、不認同中共目前路線的人。

你要認同,你家的事,這是你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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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有什麼可宣揚的﹖ 如果為了一己之私﹐可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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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ao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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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老

本人﹐大陸小民一個﹐在此聆聽了這位前改革先驅的教誨真是哭笑不得﹐一些很顯然的已經被現在的現實證明為胡說八道的東西(“趙被非法軟禁﹐改革的力量遭到摧殘﹐改革的進程夭折了”──這樣的話是真實的謊言嗎﹖)但卻往往被引證到趙的頭上﹐這倒底是為趙造神呢﹖還是為了例證自己本人所謂“逃亡的委屈”﹖

又如﹐作者提到“鄧小平1980年開出的那張從來不打算兌現的空頭支票──“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以此要證明鄧似乎是個反復無常的小人﹐那麼我們來看看事實吧﹗ 事實是作者推崇無比英明神武的趙﹐在他當政的年代裏實現了作者所拋出“理想”嗎﹖ 顯然是沒有﹐那麼我是否也能說他這不也是畫餅充饑的“善意謊言”嗎﹖當然﹐作者也能以這是趙下野或正想做的事但沒來得及﹐呵~反正趙的遺憾是他的﹐作者本人是正確無比的。

再來看看作者筆下的“鄧小平的功﹐主要在於支持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經濟改革﹔鄧小平的罪﹐主要在於扼殺了趙紫陽主持並得到十三大批準的政治改革。”  這是一句很大言不慚的話呀﹐有功是趙的﹐有過全是反動﹑違民意的鄧搞出來滴﹔什麼邏輯﹖根本是狗屁不通﹐因為鄧已經用他的沉默以及他後來支持人所實行的政策和取得的成果證明了一切﹐那就是實踐是論證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不是“造神”“唯神論”和“天縱英明”。

 

在此﹐本人帶著復雜的心情緬懷趙去世的情形下﹐也要強烈的譴責鮑彤這位欺世盜名鼠類的無恥﹗﹗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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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清明祭紫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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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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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tw2
likolalo
狂老

八十年代的趙紫陽是在中國的權力中心──中南海裡度過的。1980年到1987年,他擔任代總理、總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1987年到1989年,他擔任代總書記、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使趙紫陽進入歷史的,不是這些職務和地位。職務和地位在有助於他主持改革的限度內,曾經很重要﹔離開了改革,這些東西對他就“無所謂”了。趙紫陽超越毛澤東和鄧小平之處,不是權力,而是他在這十年中所推動的改革。偉大的毛澤東無非是改革的對象﹔至於偉大的鄧小平,起先曾經是趙的支持者,最后轉變為他的政敵,不惜以制造天安門血案來斷送中國通向民主之路,從而蛻變為未來改革的另一個對象。毛和鄧,實力比趙強,聲名比他顯赫,最后都自我墮落,盡管生前死后不斷化妝打扮,事實上都是中國繼續進步的絆腳石。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毛澤東鍛造了兩條鐵索,把中國人捆綁在960萬平方公裡的祭壇上。一條是所謂“領導一切”,也就是一黨專政。一條是由政府(用國家的名義)佔有、經營、計劃和管制全社會各種經濟活動,毛把它叫做“社會主義”,其實應該稱為毛式社會主義,或者國家社會主義。

當時中國經濟體制的根本問題是:國家(以及政府)捆住了一切企業及其經營者和勞動者的手腳。作為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在四川主持了以“擴大農民和工商企業自主權”為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到北京擔任政府總理之后幾個月,趙紫陽立即顯出了與歷屆總理迥然不同的觀點和抱負:別人把政府“加強”對企業的領導視為當然,趙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卻在談笑風生中提出了“減強”。為了能夠被更多的人接受,后來他改用了“理順政府和企業的關系”的命題。他在政府任內,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堅決不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抓權抓利,相反,他主動地、明確地、堅定地責成各級政府對農民和企業“鬆綁”,“減負”,“放權”,“讓利”。趙紫陽帶領各級政府官員向政府開刀,“減”了名為“國家”的政府,“強”了市場與社會。許多糊涂人以為,維護政府權力就是維護國民經濟全局。趙紫陽清醒到了透徹的程度:政府不是主體,農戶和工商企業才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政府應該為主體服務,忘掉主體就是丟掉全局。

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問題是:一個共產黨(以及政府),管制著億萬公民(以及由他們組成的社會)的喜怒哀樂。“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毛澤東締造的體制。在鄧小平念念不忘的“四個堅持”中,一黨專制是命根子,其他三個是這條命根子所借以存在的理由、招牌和手段。鄧小平沒有意識到引導中國進入法治社會的使命,也看不到共產黨必須在法律范圍內活動才有可能得到正當的和正常的前途。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又顯出了獨特的觀點和抱負:他堅決不替共產黨爭權,不替黨中央爭權,更不替總書記爭權。相反,他力求淡化和弱化一黨專政,分解和制約黨所擁有的絕對權力。在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中,按照他的提議,他本希望把黨的作用嚴格限定在“政治領導”之內,即在一定時期提出一定綱領以影響社會。作為代理總書記,他宣布政治局常委會不管審判案子,不審查文藝作品。當選總書記后,他立即要求黨的會議制度和表決制度規范化,要求逐步推廣差額選舉。趙紫陽說服政治局通過決議,明文規定企業活動的中心不再是企業的黨委書記,而應該是企業的法人代表。對於群眾性的突發事件,總書記趙紫陽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各界協商對話解決﹔而不主張由黨的中央或所謂“核心”,根據什麼天經地義,去“拍板”即作出判決。共產黨內有些庸俗淺薄的領導人把黨性當作最高原則。趙紫陽和這些官僚有本質上的不同。對趙紫陽來說,不尊重民意不體察潮流的黨是沒有前途的。他的潛台詞顯然是:社會比政府更重要,人民比黨更神聖,常識比教義更可靠。

趙紫陽把中國的改革概括為實行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和建設民主政治。這個論斷,盡管備受非議,但經受住了考驗,至今沒有人能夠推翻得了。他的觀察力和分析力是很敏銳的。遇到社會現象,他不滿足於僅僅指出誰是誰非和孰利孰弊,他喜歡深入到制度的層面去窮根究底。對經濟問題如此,對政治問題同樣如此。吳國光博士在《趙紫陽和政治改革》中,秉筆實錄了趙在1986-1987年幾次會議上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積弊的批判,和對未來改革的設想。趙在十三大把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定位為“民主政治”,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多年沉思和探索的結論。他是“在其位而謀其政”的負責任的政治家,他的職責不同於理論家,也不同於鼓動家,觀察家。他說話,不造聲勢,不求轟動,不圖痛快,而是告訴大家如何切切實實去做。他不說沒有把握的話,他所追求的,是辦得到,辦得有效,辦得成功。他講話很慎重,負責任,力求准確,不喜歡發表“隨感”,隻是在必要的時候,才說必要的話。作為政治家,他這樣嚴格地約束自己﹔但是,他並不要求別人放棄各自的觀點和風格。他理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崗位和處境。他的願望隻是和更多的人在改革中合作。對探索未來的人,對提出目前難於實現的建議或理想的人,他不僅能有禮貌地傾聽,而且會饒有興趣地締聽──你完全可以放心,他決不會高舉什麼旗杆,把你打成什麼危害黨國的敵對分子。

趙紫陽是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下從事改革的。對認准了的目標,他是不屈不撓的。至於走直路還是走迂回曲折的路,不取決於主觀願望。在看清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績”之后,趙紫陽所做的,不是討伐社會主義,而是立論於“初級階段”,從而把毛澤東天天挂在嘴上的“社會主義”冷藏起來──經趙紫陽提議,十三大批准,決定起碼把它冷藏一百年。“初級階段”在別人嘴裡可以隻是四個音節,一個概念,到了紫陽手裡就得出了一系列有生命的結論,成了跟毛澤東所鼓吹的社會主義徹底訣別的宣言書。“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本質所作的深刻而又切實的概括。當人們(包括鄧小平自己)高舉“四個堅持”那個基本點的時候,趙紫陽總是無例外地提醒人們(也包括鄧小平自己),不要忘掉“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而且隻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服務於“一個中心”,否則鄧小平提出的“翻兩番”的指標勢必落空。每當“四個堅持”野性發作,“改革開放”就是牢牢掌握在趙紫陽手裡的制動閘。1987年鄧小平一怒而廢黜胡耀邦,幾乎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是趙紫陽把鄧小平拉回來了。1989年鄧小平的最深最痛處被學生觸動后,不惜孤注一擲,發動了軍事政變。結果,趙被非法軟禁,改革的力量遭到摧殘,改革的進程夭折了。

紫陽是一位溫文的長者,和他一起,如沐春風。他與人為善,善與人同,改革的人越多越好,大家一起和衷共濟。他會讓步,善於讓步,可以等待,也可以妥協──為了替改革減少阻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從而產生選擇: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和紫陽相處十年,夙夜在公,我能理解他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他因同情弱者而在白色恐怖下,以十三歲的稚齡加入共青團,因反對法西斯侵略而加入抗日游擊隊。他青年時期曾醉心於馬克思和毛澤東。文革前他長期任廣東省委書記,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廣東城鄉老百姓的喊得出來的呼聲和壓在胸中的心聲,香港街頭巷尾的現實和輿論,都在趙紫陽心裡發生過深刻難忘的影響。終於是那場血雨腥風的文化大革命,使趙紫陽得到了新的生命。用他的話來說,“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徹大悟。”徹悟了的趙紫陽,以改革為第一生命。改革是他作出“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各種選擇的基准。你不准我邁兩步,我邁一步﹔我邁不開大步,先邁小步﹔客觀條件不利於長驅直入,那就步步為營。他看透了鄧小平隻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底線,他曾經試圖在這條底線下盡力而為,但是辦不到。到了必要的時候,他必須說必要的話。1986年,盡管那時還沒有掀起眼下這種風卷殘雲般國有資產流失的狂潮,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已經顯露。民主和監督的必要,政治改革的必要,擺在經濟改革面前。不管鄧小平對政治改革一貫心存多大疑忌,趙紫陽向鄧一再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再也搞不下去了。得到鄧小平認可后,趙紫陽不僅從配合經濟改革出發,而且從國家長治久安出發,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方案,把鄧小平1980年開出的那張從來不打算兌現的空頭支票──“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牢牢鎖定為政治改革必須達到的目標。是的,到了必要的關頭,必要的話就非說不可,其他都無所謂。當1989年5月17日鄧小平違背中央政治局5月10日決議,悍然決定動用軍隊對付學生的時候,趙紫陽以光榮的一票,進入了永生。

鄧胡趙並存的格局,本來有可能使中國以最小的代價,平穩地轉上現代化的普世大道。但鄧小平毀了改革,毀了中國這個大我,順便也毀了他自己那個小我。他在驚惶失措中發表的南巡講話,是天鵝的最后一歌。他無視趙紫陽1986年“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搞不下去”的警告,在萬馬齊喑下開足馬力重新啟動經濟改革。但在黑箱中作業的那些力度極大的演出,從地產市場、金融市場到國企改制,每一步都以極大的力度替腐敗者打開了不受監督的大門。和趙紫陽的名字連在一起的改革,是城鄉居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和鄧小平南巡講話連在一起的改革,則以最短的時間,最高的效率,把中國建成為腐敗者最大的樂園,它在普遍貧困、“白手起家”的基地上,劈開了最驚人的貧富鴻溝。

語雲,千秋功罪,蓋棺論定。鄧小平的功,主要在於支持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經濟改革﹔鄧小平的罪,主要在於扼殺了趙紫陽主持並得到十三大批准的政治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一蓋棺,趙紫陽就論定了。趙紫陽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同胡耀邦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一樣,至今活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之中:平反冤假錯案不可能逆轉,真理標准不可能遺忘,市場經濟也不可能逆轉,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在中國公民的議事日程上砍掉。改革中途夭折,是胡耀邦趙紫陽死不瞑目的大憾。實現前人的遺志,落在我們十三億后死者肩上。中國改革的最后成功,要靠全體公民堅韌不拔,前赴后繼。中國公民中有千百萬改革者,趙紫陽是其中的一員。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有許多改革者,趙紫陽也是其中的一員。去年開兩個大會,說中國出過兩個最偉大的人,一個毛澤東,一個鄧小平,今年聽說又出了第三個,他“改變了中國”。聽到如此好聽動人的歌,我不得不說,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不是被喇叭吹得最高的“三個偉大”,而是被幽禁終身,最使某些人咬牙切齒和膽戰心驚的趙紫陽。我敢肯定,我用白紙黑字明明白白寫在這裡的這一論斷,比那些響徹雲霄的“偉大”,離謬誤更遠,離真理更近,更經得起考驗。

紫陽千古! 鮑彤為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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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的六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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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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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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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亞

劉曉波


六四後,海內外都有人援引「責任倫理」,對趙紫陽下台做出負面評價:趙紫陽作為手握重權的總書記,不應該僅僅為了個人道義形象而放棄政治上的「責任倫理」。這種評價假設,如果趙紫陽向鄧小平妥協,即便無法避免戒嚴,也許可以避免六四血案;即便無法避免血案,但只要趙能保住自己的權力,可以減弱六四後的鎮壓、逮捕和清洗,中國的政治改革也不至於停滯十五年。換言之,趙紫陽在戒嚴問題上的堅持己見,起碼是一種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如果說,在趙紫陽當上總書記之後的不夠韜晦被指責為政治不成熟,我還可以勉強接受的話;那麼,說趙紫陽在戒嚴問題上堅持己見也是政治幼稚的表現,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為,是否同意軍事戒嚴,絕非如何應對社會危機的策略之爭,而是事關政治善惡的大是大非之爭。如果在此問題上還一味韜晦或妥協,趙紫陽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異數了,而與獨裁製度中的其他機會主義政客一樣,即便保住權力,他也可能不再是那位矢志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開明趙紫陽了,而僅僅是第二個江澤民而已──中共官場上最常見的平庸政客。


好在,通過八九運動的大是大非的檢驗,趙紫陽在現實權力鬥爭的失敗,卻贏得了長遠的政治榮譽和道義資源,也為那些「身在曹營心在漢」高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從政典範。換言之,趙紫陽在六四問題上的表現之於中共官場而言,堪稱歷任黨魁中的最大異數,為中國的政治人物保存了政治上的道義尊嚴。

必須承認,在八九期間,趙紫陽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開明已經是中共歷任黨魁中的極限了。而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思路應對民間訴求,中國非但不會陷入鄧小平害怕的「動亂」,反而會從此逐漸走上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

事實上,八九時期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非常有利於進行「可控制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八九運動的發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證明發生了「動亂」,反而證明了民意對腐敗的強烈不滿和對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援。具體而言:1,由於改革的巨大感召力,政府仍然具有很強的控制力和權威;2,在體制內部有身居要職的開明派,已經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官民衝突的新模式;3,在精英界有支援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識界及工商人士;4,在民眾方面又有已經自發動員起來的巨大民意支援。5,八九運動本身基本上是「理性、和平、有序」的,即便大絕食以後,北京城裡仍然秩序井然,並沒有出現所謂「暴力動亂」。6,當時的國際環境極為友善,西方主流國家全力支援中國的改革。在戒嚴令發佈之前,西方輿論不但支援學生們的和平訴求,也對中共高層開啟官民對話的方式給予正面評價,稱之為「官權對民意的忍讓和寬容」。

這一切有利條件,可謂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上的前所未見,使大規模的民間自發運動不會造成權威真空的無政府式的混亂,反而能夠保證: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進行官民良性互動的政治改革。

據鮑彤先生在《近在咫尺念紫陽》一文中回憶,趙紫陽在八九運動期間的重大決策過程如下:胡耀追悼會後,趙紫陽提出三條建議:「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應該勸學生復課;2,組織協商對話,解決學生提出的種種要求,力求緩和矛盾,不可擴大矛盾;,3,避免流血,只要不發生打砸搶燒,就不應該採取強制手段。這三條,常委沒有人不同意,鄧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陽訪朝,李鵬送行,李問趙『還有甚麼事情?』紫陽說,就這三條。人們從當時播放的電視新聞可以看到這樣的鏡頭:紫陽上了火車,隔著車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許在說『拜託』吧。」

趙紫陽訪朝回來,學生運動因「4‧26社論」而升級,趙紫陽於5月3日發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講話,民間的反應相當正面,緊張的局勢開始有所緩和。接著,趙紫陽又在5月4日的亞銀年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據鮑彤回憶:「這一原則性的主張,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鵬)說好,一名不說話的常委,當時也沒有說『不好』;列席常委會的國家主席和人大委員長都贊成;學生贊成;社會各界普贊成。在這個基礎上,五月八日常委開會,十日政治局開會,批准了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開展社會各界協商對話的具體建議。人大委員長召集副委員長開會,全體積極支援這一建議。事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本人,也當著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面,告訴總書記趙紫陽:『都同意』」。

能夠印證鮑彤先生的記述的史料,還有趙紫陽在六四後的自述:他訪朝前提出的三點方針,獲得了鄧小平及大多數元老的同意,也在政治局常委之間達成了一致。趙回國後,堅持認為鄧小平支援「4‧26社論」是八九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事後,鄧小平的子女也曾打電話給趙紫陽,希望趙在5月4日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的講話中,能夠突出「鄧小平關心青年成長」的一面,趙的紀念五四講話和亞銀講話也都得到鄧和多數常委的肯定,所以才有5月11日胡啟立去《中國青年報》召開關於新聞改革的座談會,傳達趙紫陽的講話:「開放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了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士人心所向,面對國際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與中青報新聞人的對話,與此前袁木等人和學生的對話完全不同。袁木等人出面的對話,非但沒有緩和當時的對立情緒,反而激起學生和知識界的更大不滿。而胡啟立出面的對話則在知識界和學生中產生巨大的正面影響,成為八九運動期間的官民良性互動的象徵性事件。

5月13日,為了緩和官民衝突和迎接中蘇高峰會晤,趙紫陽派出開明的閻明復與民間進行對話。在統戰部的一個會議室,我也參加了由閻明復主持的對話。必須承認,閻明復確實是中共難得的人才,他的真誠、謙遜、長者風範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黨內開明派中也屬於佼佼者。但限於特定的政治條件,閻明復不是決策者,在對話中也無法滿足學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而只能勸說學生們「給改革派留有餘地」,解決「4‧26社論」的定性問題「需要一定的時間」。事實上,閻明復已經說服了參加對話的大多數學生和知識份子,王丹和吾爾開希還向閻明復做出承諾:在戈巴契夫到訪之前,盡量勸說絕食學生撤出廣場,他倆回到廣場後也確實履行了承諾。然而,由於學生領袖內部的分歧,更由於知識份子的居高臨下的勸說姿態,致使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和戴晴、蘇曉康、包遵信等知識份子的勸說工作失敗。

趙紫陽在自述中還透露,在實行軍管的問題上,最初,鄧小平及其李鵬、姚依林堅持軍管,而楊尚昆、喬石和胡啟立則持反對意見。後來,中共高層5月17日在鄧小平家裡開會,楊尚昆、喬石都臨時改變了立場,胡啟立態度曖昧,而只有趙紫陽仍然堅持反對軍事戒嚴。

也就是說,在八九運動的全過程中,從反對「4‧26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和反對軍管,趙紫陽一直以寬容和理性的姿態,保護和支援大學生的民主熱情,主張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以對話的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在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以放棄政治前途和黨內特權來堅持自己的道義立場,親赴廣場向學生們道歉,以實際行動踐行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誓言(見陳一諮《再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趙紫陽精神》)。

這樣的趙紫陽,難道還沒有盡到他的「政治責任」嗎?

在中共執政五十年的歷史上,當政權與民間發生重大衝突之時,趙紫陽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居然公開拋棄政權立場而站在民間立場一邊,這種道義姿態的確前所未有。可以說,在大陸的制度環境下,八九運動中的趙紫陽,為了推進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姿態對想在大變革時代有所作為的執政者來說,既是一種啟示也是一種道義的壓力。

現在,已經85歲的趙紫陽先生仍然被變相「囚禁」,但他在八十年代對中國改革的巨大貢獻,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他在政治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的道義堅守,也將作為獨裁政治中的異數而名垂史冊;他的存在,對已經手握最高決策權的胡溫構成巨大的道義壓力;趙紫陽模式,也已經標示出中國未來改革的方向。

2004年10月18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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