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津美治郎﹐日本侵華戰爭重要罪魁之一﹐1948年11月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武力侵略中國﹑屠殺中國軍民﹑共同制定並實行侵略計劃等戰爭罪行判為甲級戰犯﹐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和對外擴張侵略政策的重要人物。

　 一手砲制“何梅協定”

　 梅津美治郎生於1882年﹐日本大分縣人。青年時期接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教育﹐1903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1910年畢業於陸軍大學。梅津畢業後歷任日本駐德國武官﹑參謀本部德國班班長﹑陸軍大學教官﹑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課長﹑第一旅團長等職﹐並於1930年升為少將。

　 1931年8月﹐梅津美治郎任日軍參謀本部總務部長。一個半月後﹐日本關東軍突然在中國東北沈陽策動“九‧一八”事變﹐梅津對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發動事變的謀略不滿﹐認為這違背了日本軍部《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中“約以一年時間做好準備﹐於明春以後實行”的侵略方針。日軍侵佔東北後﹐軍事壓力陡增﹐梅津與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及梅津部下第一課長東條英機﹑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協商﹐制定出軍備改革方案﹐以滿足應急軍備的需要。

　 《塘沽協定》後﹐日本軍隊不滿足僅將河北省東北部劃為非軍事地區﹐為鞏固偽滿﹐分裂華北﹐排擠東北軍和國民政府駐華北的軍隊﹐遂於1934年3月派梅津美治郎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

　 1935年5月﹐梅津借口天津日租界發生兩名親日新聞記者被殺事件﹐向國民黨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驅逐東北系及中央勢力出華北”的無理要求﹐由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與駐北平公使館武官高橋坦會見何應欽﹐強迫何應欽接受要求事項。

　 同年7月6日﹐在日本軍事﹑外交威壓下﹐何應欽被迫以打字函的形式承認日方的要求﹐簽訂了所謂的“何梅協定”﹐主要內容是﹕1‧取消河北省內一切國民黨黨部﹔2‧撤退國民黨駐河北省的東北軍第51軍﹑國民黨中央軍及憲兵三團﹔3‧解散國民黨軍分會政治訓練處及藍衣社﹑勵志社﹔4‧罷免河北省主席於學忠﹔5‧取締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此後﹐華北危機日益嚴重。同年﹐梅津兼任第二師團師團長。

　 實行“三光”政策

　 1936年春﹐梅津美治郎調回東京任陸軍省次官﹐參與策動進一步侵略中國華北的軍事策略。他認為駐軍不能遠離平津鐵路﹐於是日軍從原定的通州改在豐臺設立一個兵營﹐而正是在豐臺盧溝橋的日軍﹐挑起了1937年的“七‧七”事變﹐由此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1937年7月16日﹐梅津在陸軍省課長會議上說﹕“為解決時局問題﹐必須舉國一致全力以赴。”至7月27日﹐梅津等主張進兵的意見壓倒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的先將兵力撤至山海關再進行日中談判的意見﹐日本內閣會議批準出兵三個師團﹐向華北派遣約21萬人的兵力。

　 日本侵略軍3個月滅亡中國的企圖在中國軍隊正面戰場﹑遊擊戰場的打擊下並未實現﹐梅津美治郎於1938年5月任日軍第一軍司令官﹐率日軍侵佔山西﹐進行所謂“治安肅整作戰”﹐殘酷“掃蕩”﹐實行野蠻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作戰”。但在中國抗日軍隊的打擊下﹐至1939年9月前﹐日軍第一軍傷亡2‧1萬人。

　 由於諾門坎事件致使日本關東軍損失慘重﹐1939年9月日軍大本營令梅津美治郎接替植田謙吉大將出任關東軍司令官﹐要其重建關東軍﹐推進對蘇作戰準備﹐並進一步“開發”偽滿資源﹐提供戰爭物資。當時還是中將的梅津向天皇及軍部表示﹕“今後將愈加粉骨碎身以報皇恩於萬一。”

　 秘密下令創建“731”部隊4個支隊

　 梅津在中國東北下令修築了許多堡壘﹐又與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協作﹐修通了偽滿新京（今長春）至朝鮮平壤間的戰略鐵路。1940年﹐梅津晉升為陸軍大將﹐1941年﹑1942年下令進行“關特演”（以蘇聯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訓練關東軍部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梅津向日軍軍部輸送兵力20餘萬人。直到1944年﹐關東軍向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等輸送多支精銳部隊。1940年12月﹐梅津曾簽署創立第731部隊（即制造細菌武器機關）4個支隊及有關駐地的秘密命令。

　 東條英機內閣在太平洋戰爭失敗後垮臺﹐以小磯國昭任首相的新內閣組成。梅津美治郎被任命為參謀總長。1944年8月﹐梅津擬訂日本陸海軍作戰的指導大綱﹐制定“以帝國本土為核心圈﹐確保作為資源要域的南方圈﹐以及聯絡兩者的要域﹐徹底完成有組織的戰爭﹐向使敵屈服邁進”的根本方針。

　 但是﹐太平洋戰場以及日軍在亞洲﹑在中國的軍事進攻已呈頹勢﹐至1945年4月後﹐在美國﹑蘇聯的夾擊下﹐日本甚至要依靠調動中國大陸的日軍以維持戰局。同年6﹑7月間﹐日軍大本營統帥部發出“決號作戰準備”（即本土作戰方案）的指令。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8月9日﹐蘇聯對日本宣戰。8月11日﹐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

　 面對敗局﹐梅津美治郎與陸軍大臣阿南惟幾﹑海軍參謀總長豐田等仍不甘心失敗﹐要求“死中求生”﹐頑抗到底﹐被日本天皇拒絕。9月2日﹐天皇命梅津與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軍部在“密蘇裏號”艦艇上簽署了投降書。

　 1946年4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下令逮捕梅津美治郎﹑重光葵等4人。1948年11月﹐梅津以甲級戰犯罪被判處無期徒刑。1949年1月8日﹐梅津美治郎因患癌症死於東京巢鴨監獄。

　 （本欄目明日刊登《德意日法西斯結盟的推動者﹕白鳥敏夫》）

　 “不戰必定亡國﹐戰也許仍避免不了亡國。但是﹐不戰而亡是喪失國魂的亡國﹐只有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才有可能死中求活。勝也好﹐敗也罷﹐只要保留下護國的日本精神﹐我們的子孫就可能再起﹗三起﹗”1941年9月6日﹐日本天皇召開禦前會議﹐日本海軍軍令部總長﹑海軍大將永野修身就說了這番話。同年11月1日﹐永野又說﹕“從今年1月開始﹐對美開戰已經勢在必行﹐到今天幾乎不可能阻止﹐該來的一定會來到。”一個月後﹐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成功。

　 下令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變

　 1880年6月﹐永野修身出生在日本今天的高知縣一名藩士的家庭﹐1900年畢業於海軍兵學校﹐不久參與日俄戰爭﹐任海軍重砲隊中隊長。在攻擊旅順的一次戰鬥中﹐他指揮砲隊偶然擊中一艘停泊在旅順港的俄艦﹐這成為他的“功名美談”﹐戰後被選送到海軍大學深造。1913年﹐他被派赴華盛頓任駐美國大使館少佐武官﹐3年後回國任軍令部第三班班長﹐負責情報收集工作。1928年﹐永野晉升少將﹐任海軍兵學校校長﹐期間﹐他以培養海軍士官的“江田島精神”而露頭角。江田島是位於瀨戶內海的一個島嶼﹐與世隔絕﹐在這裏培訓效命皇國日本的海軍士官。

　 “九‧一八”事變後﹐身為海軍軍令部次長的永野﹐下令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變。事變發生後又迅速向上海增派海軍第3艦隊﹐向中國守軍大舉進攻﹐造成3萬餘中國軍民傷亡﹐五六十萬人無家可歸。

　 竭力推動軍備計劃的通過﹐把日本“戰船”開向戰場

　 1934年5月﹐西方國家在倫敦召開海軍裁軍會議﹐同年12月會議進入最後期限﹐作為日方全權代表﹐永野修身大將在會上提出了一份龐大的日本海軍噸位計劃。最後﹐永野代表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倫敦裁軍條約。從此﹐日本開始無制約地發展軍備。

　 1936年﹐“二‧二六”事件爆發﹐一批少壯派軍官發動政變﹐刺殺政府要員﹐鼓動推翻政黨政治﹐實行軍人政治。事件被鎮壓後﹐永野修身入主內閣﹐就任海軍大臣。

　 永野上任後﹐夥同內閣中的強硬派制定了所謂積極的對華方針。在永野等人的極力斡旋下﹐廣田內閣修訂了“國防方針”﹐出臺了裝備50個師團和建造海上主力艦﹑航空母艦各12艘的擴軍計劃﹐其中包括建造“大和號”和“武藏號”等大型航空母艦的補充計劃﹐軍費開支達14億日元﹐佔總預算開支的46‧4％﹐這筆龐大的軍費開支在日本是史無前例的。為了促進軍備計劃的通過﹐永野串聯各內閣成員和政黨黨首﹐竭力推動內閣通過建造大型戰艦的軍事預算。

　 永野海軍大臣還會同外交﹑大藏﹑陸軍大臣制定了“國策基準”﹐其中規定了四項內容﹕一是在東亞體現皇道精神﹔二是安定和鞏固日滿（即中國東北）國防﹔三是鏟除蘇聯威脅﹐防備英美﹔四是發展南方民族的經濟。有評論認為﹐這是一項綜合“南進”論和“北進”論的國策方針。永野海軍大臣還同外交﹑陸軍大臣商定了“帝國外交方針”﹐提出“日滿支共同對蘇防禦﹐防止赤化﹐日德提攜”的方針。

　 用“手術說”遊說對美英開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永野修身轉任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軍事參議官等職。1941年4月﹐在日美交戰迫在眉睫的時刻﹐永野修身出任軍令部總長﹐成為海軍部隊的最高統帥。

　 永野上任伊始﹐就站在海軍主戰派的立場上﹐積極支持對美開戰。1941年6月5日﹐海軍國防政策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當前形勢下帝國海軍應採取之態度》﹐主張向泰國和法屬印度支那南部（今越南）進軍﹐確保荷屬印度支那（今印度尼西亞）的石油資源﹐並公開主張不惜對美一戰。身為軍令部總長的永野修身簽署了這份文件﹐還對手下的作戰部長等要員說﹕“就像對待危重病人一樣﹐要幫助他起死回生只有施行手術﹐別無他策。”當時部下聽了這番話都感到“有些吃驚”。7月2日﹐在昭和天皇出席的大本營聯絡會議上﹐通過了《適應形勢變化的帝國國策要綱》﹐《要綱》決定展開“對英美作戰的準備”﹐“強化南方進出的態勢”﹐“帝國為確保此目的的實現﹐不惜與英美一戰”。永野作為軍界要員出席了這次會議﹐並在《要綱》上簽了字。

　 簽發海軍命令﹐偷襲珍珠港

　 1941年10月﹐眼看日美交涉毫無進展﹐處在窮途末路的近衛內閣宣布總辭職﹐強硬派東條英機組閣﹐立即著手對美作戰準備。永野轄下的海軍部很快制定出《南方作戰海軍構想案》﹐決定同美國海軍展開一場決戰﹐策劃以海軍航空母艦為主力偷襲珍珠港﹐另一支艦隊進攻菲律賓和配合馬來半島作戰。

　 早在1941年初﹐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就醞釀了偷襲珍珠港的計劃﹐得到軍令部總長永野的積極支持﹐10月20日﹐這一計劃被正式認定。11月2日﹐內閣總理東條英機﹑參謀總長杉山元﹑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三人聯名上奏天皇﹐決定遵循9月6日禦前會議制定的《帝國國策實行要領》﹐不惜對美一戰。12月1日﹐軍令部總長永野以天皇名義頒發了大本營海軍令（簡稱大海令）第11號﹐命令中指出﹐“帝國決定於12月上旬對美﹑英﹑荷蘭開戰”﹐“聯合艦隊依據大海令第9號﹐支那方面艦隊依據大海令第10號展開作戰”。12月2日﹐永野又發出大海令第12號﹐命令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於12月8日零時以後依據大海令第9號發動武力攻擊”﹐這裏的“大海令第9號”就是偷襲珍珠港的命令。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

　 由於永野的開戰“功績”﹐1943年8月晉升為元帥。1944年2月﹐東條英機集總理﹑陸軍大臣﹑參謀總長之職於一身﹐內閣進一步軍事獨裁化﹐軍令部總長由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兼任﹐永野修身辭去職務。

　 1946年2月﹐根據聯合國制定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及有關國際法﹐永野以“反和平罪”被逮捕﹐列入首批28名A級戰犯名單中。1947年1月5日﹐永野患肺炎在巢鴨拘留所死去﹐逃脫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他的最後審判。

　 （本欄目明日將刊出《短命戰時內閣首相﹕平沼騏一郎》）

　 松井石根﹐日本甲級戰犯之一﹐日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元凶。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其父松井武國是武士。1898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本莊繁﹑阿部信行等為同期生。接著進入日本陸軍大學。

　 日俄戰爭中停止學業參戰﹐並被打穿大腿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松井石根中斷學業﹐隨日軍進入中國東北地區與俄軍作戰。在首山堡一役中﹐松井所率中隊幾被俄軍殲滅﹐松井本人大腿被槍彈洞穿。戰後松井回國﹐繼續就讀陸軍大學﹐並於1906年畢業﹐晉升為步兵大尉。後曾任日本參謀本部中國班班員﹑駐中國廣東武官。

　 1915年﹐松井調任駐上海武官。1918年升步兵大佐﹐次年任日軍步兵第39聯隊長。1921年派任海參崴派遣軍情報參謀﹐1922年調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次年晉升為陸軍少將。1924年任日軍步兵第35旅團長﹐1925年調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1927年升陸軍中將。1928年8月任日軍第11師團長。1931年10月﹐調任參謀本部部附﹐同年12月至次年8月﹐擔任日本出席日內瓦裁軍會議全權代表。1933年3月﹐就任軍事參議官﹐同年8月﹐調任駐臺灣日軍司令官﹐10月晉升為陸軍大將。1934年8月﹐再度調任軍事參議官。次年8月﹐轉入預備役。1936年﹐松井石根曾至中國廣東廣西兩地﹐與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會談﹐復至南京與蔣介石﹑何應欽和張群等人接觸。

　 駐華13年﹐從指揮攻佔上海到進攻南京

　 松井石根長期在日本軍隊機關供職﹐前後駐華13年﹐是一個“中國通”。在職期間﹐參與策劃並積極支持侵略中國的行動。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集“東方會議”﹐商討確立侵略中國的具體方針。松井石根作為負責中國情報業務的參謀本部第2部部長﹐在“東方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國政治形勢的報告﹐並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在歷任聯隊長﹑旅長﹑師團長及軍事參議官期間﹐松井積極訓練以對外侵略擴張為目標的士官和部隊。任駐臺灣日軍司令官期間﹐他曾於1933年組織“亞細亞協會”﹐自任會長﹐積極制造侵華輿論。

　 1937年8月15日﹐松井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赴華指揮日軍作戰。淞滬會戰持續近3個月﹐中日雙方投入作戰兵力超過百萬人﹐戰鬥異常激烈。會戰期間﹐日本參謀本部根據松井石根的請求﹐多次增派兵力﹐先後投入上海作戰的海軍陸戰隊和陸軍部隊14·5個師共約28萬人的兵力﹐動用軍艦30多艘﹑飛機400餘架﹑戰車300餘輛。至當年11月﹐侵華日軍在松井石根的指揮下﹐以4萬多人的傷亡代價﹐攻佔上海。11月7日﹐日軍參謀本部編成華中方面軍﹐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轄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

　 攻陷南京後﹐松井下令“分區對（南京）城內進行掃蕩”

　 接著﹐松井石根在未報請日本統帥部批準的情況下﹐下令日軍兵分三路進犯南京。11月22日﹐松井石根正式向參謀本部呈報﹐主張“必須攻佔南京”﹐並表示“方面軍以現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犧牲﹐估計最遲在兩個月以內可以達到目的”。11月24日﹐松井石根制定《第二期作戰大綱》﹐決定12月上旬進攻南京。12月1日﹐日本參謀本部據松井石根的要求﹐電令華中方面軍攻佔中國首都南京。同日﹐松井下達了準備攻克南京的作戰命令。

　 同年12月1日﹐日軍攻佔江陰要塞。12月5日﹐日軍到達南京外圍防守陣地﹐並於同日晚向中國守軍發起進攻。7日﹐日軍發動全線進攻﹐遭中國守軍激烈反擊。8日﹐日軍突破南京防守的外圍防線﹐進至城郊﹐南京城被圍。10日﹐松井石根派飛機向城內投擲最後通牒﹐誘迫中國守軍投降。同日﹐日軍第18師團攻佔蕪湖﹐中國軍隊後路被切斷。12日﹐日軍第6師團以重砲猛轟南京中華門﹐炸塌城牆數處﹐日軍蜂擁而入﹐南京淪陷。12月17日﹐松井石根率華中方面軍舉行聲勢浩大的“入城式”。

　 日軍佔領南京後﹐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事件。在此後約6個星期的時間內﹐日軍官兵在南京城內肆無忌憚地燒殺淫掠﹐犯下了極端殘暴的反人道罪行。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被日軍以槍擊﹑刺殺﹑活埋﹑水溺等各種殘忍手段集體屠殺或零星殺害的達30萬人以上﹐被日軍奸淫的婦女超過兩萬人。日軍還對南京城進行了大搶劫﹑大縱火﹐歷史名城被毀三分之一﹐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作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在佔領南京之前﹐曾下令佔領南京後﹐“分區對城內進行掃蕩”。日軍入城後﹐他有意縱容日軍官兵實施各種極端的暴行﹐根本沒有採取任何制止措施。因此﹐松井石根對南京大屠殺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為“獸類的集團”的頭子﹐松井獲“敘勳”

　 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震驚了國際社會﹐作為日本盟國的德國當時派駐南京的代表曾向其本國政府報告說﹐“這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陸軍即日軍本身的殘暴和犯罪行為”﹐日軍是“獸類的集團”﹐“為自己豎立了恥辱的紀念碑”。迫於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日本政府於1938年3月5日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將佐約80人。同年7月20日松井石根出任內閣參議﹐至1940年辭職。1942年4月4日﹐松井石根受日本天皇“敘勳”﹐授一級金準勳章。

　 日本戰敗投降後﹐1945年9月19日﹐駐日盟軍總部下令﹐將松井石根作為戰犯逮捕入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1946年5月開始﹐對包括松井石根在內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戰爭罪行進行了長達兩年多的審訊。

　 審訊中﹐松井石根辯稱自己當時因生病而未能阻止部屬的暴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舉證駁斥說﹕“他的疾病既沒有阻礙他指揮在他領導下的軍隊的作戰行動﹐又沒有阻礙他在發生這類暴行時訪問該市達數日之久。對於這類暴行負有責任的軍隊又是屬於他指揮的。他是知道這類暴行的。他既有義務也有權力統治他自己的軍隊和保護南京的無辜市民。由於他玩忽這些義務的履行﹐不能不認為他負有犯罪責任。”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松井為甲級戰犯﹐處以絞刑。12月23日零時﹐松井石根在東京巢鴨刑務所被送上絞刑架。

　 （本欄目下周一將刊出《偷襲珍珠港的下令者：永野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