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四、再奠基期間，我台人的經濟與社會處境

五〉某些菁英的社會特例

早年畢業於國語學校國語部的陳逢源，獲得師長推薦進入三井商社之後，雖然待遇比一般公學校教師還高些，但是他在任職九年後，還是辭職了；相當積極的投入了我台人的社會運動。他如此描述當時的處境──

「當時三井洋行……出任台南出張所雇員。月俸18元。師範部畢業生之初任訓導月俸也不過15、6元。……養一家人可好好過日……但日本人則為30多元，相差約一倍，而其業務多是靠懂台日語之台籍職員處理，工作多，成績好，而待遇反而不及其一半，並且無上進之機會，頂多升到社員，……要升到課長則永久無希望。所以在學校醞釀之民族意識到社會服務後更見加強。」

可說更是為我們展示了本期我台人社會生活的艱困型態中的另一面；一個社會之憤懣是如此逐漸的積累著──據稱，前述地主階級家庭背景的他，由於這樣的成長背景，他後來在任職記者期間，曾頗常的資助農運領袖──他回憶著自身那「收租的社會主義者」的身分，如此描述自身──

「如從事農民運動之簡吉與我私交很好，但他比較窮苦，所以我常常幫忙他，給錢，給衣服，一次30元、50元不等，但怕日本政府知道，要他不要講，這是一例，雖然派系不同，但大家抗日的目標是一致的，而從事文化運動者多較富裕，所以常常資助他們。」

當時當局在各地派出跟蹤可疑的政治活動者，在本期中，前述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張深切有這樣的回憶其實況──

「可怪，這次竟瞧不見特務的跟蹤，……只有同車廂裡一個穿白長衫戴金邊眼鏡的人比較可疑，但他無疑是道地的台灣人。當時跟蹤政治思想人物的特務，不用台灣人，所以雖然可疑，我卻不甚注意他。因為看不出特務蹤影，心裡愈覺不安，車快到台南站前，我偽裝上廁所……回頭試探是否有人注意我，特別觀察那穿白長衫的行動。他依然低著頭看報……我仍抱著不安，向前走過幾個車廂……驀地裡跳下車……回頭一看，看見那位穿白長衫的人橫斷鐵路朝向我這邊跑過來，…我捏了一把汗，飛步跑出口，便坐上洋車逃跑。跑不了多遠，便聽見後面有人大聲喊叫：『張先生等一等！』我裝作沒聽見，叫車夫快跑。不一刻，叫喊的人追近來了，又喊……車夫停步不走……追的人跑來挽住車，喘著說不出話……他…從衣袋裡拿出一張名片交給我，表明他的身分姓名，我看後！『呃，原來是特務先生，有什麼事？』…我覺得不忍，替他講：『奉命尾隨……麼？』他點頭道是，我叫車夫放下車，付了車錢，慢步跟他走……」

1929年，1927年才由日本返台的著名作家楊逵則不僅有這樣的經驗──

「台南總工會邀我倆南下講演，我倆計畫隔日回新化行婚禮，並通知家裡準備。講演當晚就被檢束、逮捕，送往台南監獄。後來將我和葉陶手腳銬在一起，送往台中監獄，做了十七天免費的蜜月旅行。……有回，背著我，巡查找到我父親要我父親在一本簿子上，紀錄來我家裏找我的客人的姓名及住址。我事後得知，很不高興……另有一回，有個講演會，我在台上演說，大哥也在台下聽講鼓掌。事後不久，大哥竟因此被辭去製糖會社的職位。…。後來，搬到高雄……葉陶仍縫做成衣，伊發明一種囝仔穿的開襠褲……很方便，申請了專利。也請了人來幫忙縫做，盤給中盤商，生意不惡。想不到，那中盤商倒債跑了。有回，我聽說他回來了，便跑去要跟他理論。一到他家，只見他已奄奄一息，躺在床中間呻吟，便又轉了回來。……我和葉陶時常為了金錢的用度起爭執……有回，我剛借來五十元，葉陶瞞著我，拿錢借人想賺取利息；我得知後，同伊大吵一場，幾乎破裂。我唯恐五十元又被人倒了不還，連夜趕去守在借錢那人的屋外，不立即還錢不離開。此後經濟十分拮据。我只好上山砍柴……米缸時常沒米。」[1]

其前更在農運中與農運領袖簡吉發生這樣的問題──

「葉陶……同事中，剪輯參加農民組合政治社會運動，葉陶受他影響，也加入活動。……簡吉已有妻兒。而我那時剛從日本歸來，見得廣，話題又年輕，葉陶自然同我親近。我想，從此簡吉種下排斥我的根。……參加鳳山農民組合演講團後，……我即被派往山區工作，…葉陶派往台中、彰化一帶平地。這也可能是簡吉的用心，分離我們；但每次我從山區回來葉陶便來相聚。……農民組合策動農民抗拒，十分熱烈。……有一回，竹崎某處蕉園……產生糾紛，我就前往策動。因入山檢哨十分嚴格，我就駐在朴子農組分處，並組小型讀書會，利用小生意人入山聯絡，或農民出來商討，決定不在契約上蓋章，繼續抗爭。但是，簡吉竟從本部飛函入山，要農民同意簽章。……簡吉決定此事，並未先通知我。……招開二次擴大中央委員會議，討論這次爭執……投票表決，初次兩方票數相等。休息時，簡吉以他常留本部人面熟，進行遊說。結果再次表決，他才獲勝。……簡吉汙衊我懶於進行工作，只跟葉陶鬧戀愛；又造謠我和連溫卿組織『反幹部派』。……我因此被『除名』、『解職』組織部長與教育部長……。」[2]

[2] 「楊逵的文學生涯」，陳芳明編，前衛，頁282~283。

另外，極少數，極罕見地也有這樣的情況──

「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績畢業於國立京都大學工學部電氣工程科，……電氣工程科主任清柳榮司博士親自帶我去東京，推薦給在東京出差的台灣電力會社的社長松木幹一郎……被分派在業務部技術課兼營業課社員見習。但我進入台電會社後，不久就發現課長以上都是日本人，重要部門〈特別是發電設計〉絕不採用本島人，而很多日本人亦心胸狹窄，看不起本島人。而日本政府更採取『差別待遇』，同樣職位，日人有六成的薪俸加給，且日人都有免費宿舍供應……我以日本國立帝國大學電氣科畢業生，在台電會社彷彿被以工人看待，更令人生氣的是有關發電及設計的技術，絕不讓我接觸〈因我是本島人〉……一氣之下……請假坐船回日本到學校去見清柳榮司老教授……他對我說……在台灣服務的日本人，不是真正要為台灣服務，他們不過是來到台灣賺錢，真正能為台灣的電氣事業服務，而有所貢獻的是你們，即使待遇不好和有差別待遇，這皆要靠你們去打破……聽到這位老教授的話，我才決定再回台服務。」

而更不幸的，是據稱在本島的地主資本家間，發生了這樣的情事──新竹名門旅日名醫師鄭氏對於當年主持大東信託公司的商界聞人陳炘，在多年後的回憶錄中如是描述──

「新大東信託玩弄個種惡劣手段，終於以不到市價的一半價錢『得標』了。青埔子的事件的『禍首』肯定是對方『新大東』的陳炘……這兩個叔叔被陳炘愚弄，陷入陳炘的圈套……在競賣那天，他們倆帶著咱們在買回來的得標的保證金去現場。但是被新大東的社員欺騙說是要給他們兩特別優待的條件，把他們帶到飯館去協商。……而另一個社員則在法院輕而易舉地得標了。……我對玩弄卑鄙的奸策達到得標目的的新大東信託的陳炘還是感覺無限的憤恨。」[1]

該名醫公開以「同樣是台灣人嗎」、「民族資本家新大東信託公司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該往事表示了極大的憤恨。〈由於當年沒有另一位商界聞人陳炘，文中所稱「新大東」，似應即著名的「大東」，謹此說明。其事在1930年前後，故記於此〉

以上所及的種種，就是本期中我們島嶼社會裡，當時實際生活的各個面向。

而本期末，我島上新刊的台灣人媒體，在全面緊縮前，還曾提出過如此的，對於我島產業的展望──

「就產業上的觀察……從事農業的大眾占全住民的七割，農產物中米和甘蔗為其大宗，甘蔗皆由內地資本家組織的製糖會社買收，獨佔投資經營，壟斷利益，而米穀與青果製茶等，也皆以統制的名義下，使不勞利得的機關介在中間榨取利益不少，故表面的產額雖實增加，在價格常常反為減少。其他……諸企業……各被內地資本家掌握獨佔產業統治權，於台灣人大眾僅有勞動多報酬少的結果而已。……台灣經濟上占重要地位的金融機關……總資本金稱為二千八百三十萬元，然而其中台灣人的投資不過是二三百萬元程度，其它皆由內地財閥聯絡統轄的……」

我們的社會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被帶入了下一個黯淡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