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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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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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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四、再奠基期間,我台人的經濟與社會處境

一、本期社會生活的型態

關於,本期的社會生活型態,本期已經進入殖民統治三十年,經過一個世代的歲月了;社會生活上必然有其「不變」與「變」的部分;變的部分,隨著上述當局的統治作為,無論如何,民間不能不逐漸地因受到制約而改變;例如,本書所重視的教育方面,就是其意圖完成其改變舊社會的作為;在此,我們要關切的,主要是社會沒有改變的部分。我們選擇的是鄉鎮的傳統醫療、一般惡質生活情況與一般對當局之不滿情況與當時的社會風氣等四部分來考察──

一〉鄉鎮傳統醫療情況

這是一位教師所親見,在一個中部鄉鎮的例子──

「那時我們鎮上出了他和一位服務於公家的醫生外,還有另一位內科醫生。如果某人有嚴重的疾病,他才會去看醫生,否則村民在生病時通常吃草藥或看鎮上的中醫,根據中醫開的藥方去買中藥。甚至有人會去求神鬼醫治他的病。」

「當有任何疾病發生時,草藥可立即用於病人身上。在此舉例說明,這些藥材的功效。當我的長子五歲時,他的眼瞼長了疔並持續腫脹蓋住眼睛,使他很難看到東西。……遠親抓了一隻蟾蜍送來給我們,我切下牠一半的肝,並縫合牠的腹部就將牠放生。殺害生命以幫助人是會令我們過意不去的,……藥迅速地發揮了效果,在將肝敷上數小時後,腫脹的疔就放出膿和血,在不到二天的時間內,眼睛就痊癒了。」

「世界上有許多人在控制糖尿病方面有困擾。……我將介紹一種簡單廉價的方法幫助他們……用上未成熟的番石榴拍打加上少許酒,放入處理乾淨的豬膀胱內,將四周綁好,放入瓷器中的沸水內,蓋上蓋子,約蒸一小時即可。……許多人有B型肝炎,他們知道去中藥鋪買配好的草藥煮來飲用,他們通常也加上豬肉、蘆薈去煮。要治療膀胱發炎,喝煮沸的車前草。治腎結石或膀胱結石或膽結石,使用化石草加上黃蓮和成塊的冰糖去煮來飲用。」

「你是否曾看過有人的腿發炎過於嚴重,以至於骨頭都露了出來?西醫師的建議可能是除了截肢之外別無辦法,我們村裡有這樣的一位婦人,有一天,有一位陌生人過來告訴她:『將一些菸草盒板浸泡在小便桶中三個月,然後貼一片在患處』,她遵照指示,膿汁便漸漸減少。每一次她換一片菸草盒板,患處就長出了一些新肉,在不覺得癢的情形下,她的發炎就痊癒了。」

雖然,前期中,我們指出了殖民當局為了打壓我台各地的戒吸鴉片的降筆會運動而惡毒地破壞了我島各地傳統的中醫體系,使我們的中醫師數量不斷減少,嚴重不足,但是中藥的知識早已流佈於民間,成為我們民間不變的、自我肯定的一大信念。

二〉一般惡質生活狀況

這個年代,最為深刻的描述可能就是醫生文學家賴和的筆下所表現出來的──只是籠統些的──

『時代說是進步了,的確,我也信牠很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類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不能放在一處並論的呦。。。』

此再舉前面提及的吳修齊先生為例,卻可使作家的籠統能獲得充實;在吳的自傳中,這個小地主之子,對於其公學校時代有如下的回憶,可見其時社會的一斑:

「入學前,我就要協助家計,入學後仍然如是。當時每天例行的工作是:早晨起床後檢豬屎,吃早飯,然後步行三公里上學校,中午回家吃午飯〈番薯籤乾〉,午後如有課,再趕返學校上課,如遇雨天,因為家窮無錢買雨傘,不敢冒雨回家,又無錢買零食,只好在學校捱餓,下課後還要幫忙做家事,如牧牛、割草、撿田螺、除田草及其他雜務如挑水等,晚間再溫習功課。」

「國小五年級……某日由學校下課回家,找不到竹製錢筒,驚問母親,始知父親要看病……不得已將該錢筒砍破……於此就可察知日據時代一般農民貧困的情形於一斑。因為遽聞左鄰右舍也同樣貧困,甚至大多數人都比我家更窮,急用時幾乎無處可告貸也。」

至於,前述台灣民眾黨宣言中所及之礦工,其實際,則更有讓我們不能不動容者,據隨日本教授旅行的我台名詩人曹容,曾就所見而以詩哀之:

「1932年……隨臺北帝大教授久保天隨博士去西表島,在舟中曾賦詩一則,詩前寫下: 『西表島,為琉球唯一炭礦地,吾臺人多被騙,賣為該島礦勞工,日只供衣食而已,即有些少工資,亦不許帶出島外,間有冀脫身者,以孤懸絕島,防閑嚴緊,十不逃一,非無巡警可訴,奈不瞅睬,故老死是鄉者,不少其人云,天隨博士,西表島之作,頗描寫該島險惡情景,而豈料其裏面為化日照不到之一生地獄哉,故武韻誌其概略以刺為政者。』 《化日已無光 蚩蚩過險崗 濤聲增怛惻 月色總淒涼 蠆毒孤懸島 人權蹂躪鄉 可憐歸燕雁 海表任迴翔》」

此外,應該知道的是,當時有日籍生發現「在台灣,日本人從來不做人力車夫的。臺北只有一個日本人人力車夫,聽說價錢比『狸呀』要高。拉人力車、在路邊叫賣,這些都是『狸呀』做的。」 ;以為我台先民都是「狸呀」,因此「狸呀」是當時日人對於台人的蔑稱;相對的,所有日人擔任勞工者,至少是工頭,簡直沒有真正的勞動者;台籍學生常因日籍學生指自己是『狸呀』,而與嘲笑者衝突 。

還有日本官書中也還曾坦承──

「在台灣人中,雖然亦有懶惰不良者,但畢竟屬於少數。由於一般說來均不討厭勤勞的中國民族,因而,老人另當別論,男女均有勤勞風氣,年輕人或兒童均勤勞,因而中等以下台灣人,對於其家庭中婦女或兒童,均會課以家庭內職性副業,使其共同賺錢,以供一家之生計者較多。……中等以下台灣人兒童,自從七、八歲起,即只在玩耍者極少,均與家人一起在忙於做某種副業。」

「內地人過窮困生活之貧民,比較少,但台灣人卻相當多,兩者均係在社會上慘敗之落伍者……而台灣人之貧民則在艋舺、大稻埕之台灣人街,且散居於各方面。但貧民群均集中於此處或彼處,因而貧民部落便能立即分辨,其極為不清潔,所發散非常難聞之惡臭,破爛汙穢之衣物,瘦削之身體,傾斜破落之屋內等,任何人要踏進去均不得不躊躅一番,其狀態比起內地貧民窟或貧民部落來,乃有超過數倍之不清潔與悲慘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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