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四、再奠基期間，我台人的經濟與社會處境

最後，關於本期，我們知道期間有世界經濟恐慌來襲，對於工業化的日本固然影響強烈；但是，作為其農業殖民地被長期宰制與剝削的台灣，絕對不可能置身事外；因而，我們還是把當時的社經情境，以1930年為界──經濟恐慌發生於1929年的美國，隔年其影響及於日本──來鳥瞰一下。

一、 1919~1930年間，民間經濟的描述。

本期中，我們島嶼的經濟狀況，有兩個節點，一是1923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東京在強震下發生火災，損失慘重；那情況下，在台日人的生活難免受到連動；另一個，是1929年發生在美國的經濟大恐慌，隔年，其透過國際貿易活動而衝擊日本。 對於前者，日本學界曾有這樣的說法──

「受到日本國內不景氣、經濟凋敝的影響，台灣的內地人購買力也跟著衰退，但本島人並沒有這樣的現象，由以下幾點可觀察到。從十三年〈1924年〉1月到7月間，本島人需求的棉或絹織物進口量高達723萬6千元，比去年同期的359萬8千多元多出了一倍以上……來自內地的進口產品總額比去年激增了五成，達2,287萬3千元。國外進口產品也增加了一成一。很多內地人都繳不起房租，本島人卻在蓋房子，呈現一片好景氣。」

這是，1923年九月日本東京大地震之後，日本關東地區殘破不堪；日人購買力衰退，甚至必須把島內的資產脫手，上述所提的數據，正當社會重創之下，缺乏購買力，相對的物價必然下跌；在此情況下，我們島上的購買力則相對提升，甚至於對於某些長銷性的貨物大量進貨囤積？

此外，在東京「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抑制下，我島上農業產能與日本內地的聯繫少，雖受高度剝削，但是我島的地主資本家所受的影響也小。顯然，這些都並非官方政策的效果。而政策的效果是1928年，日本自身由於關東大震災後，難以適切處理震災後的票據問題，從而過去長期台灣銀行與鈴木商店間借貸問題，一度爆發；所幸由於當局運用殖民者的宰制力處理，才沒有釀成巨災。

後者的出現在1930年，透過國際工商業的資金流動，衝擊了整個日本；但是我島嶼主要是農產品與其加工，接近原材料，所受的衝擊相對不高；或可說，因此在時代的動盪中，相較於工業化的日本，自然影響不大。

在1930年以前，1923年，是我台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的一個高點，從此到1930年，該數據一路走低，由26歲盤旋下降到22.8歲；對應於當年尚屬社會運動中間派的「台灣民眾黨」在1929年回顧1927年的情況時，所公開宣示的來認知：

「歷代總督莫不提倡一視同仁，可惜在經濟生活方面，日本資本家與台灣民眾利害相反……其具體表現就是產業政策……台灣大部分之企業已被三井、三菱所獨佔壟斷，而三井背後是政友會，三菱背後是民政黨……日本人官吏均有加俸六成及配住宿舍；農會、埤圳、水利組合、市街庄等機關，皆成為退職官吏的收容所。……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民國16年度的農家生產額達二億七千萬元，比較民國五年之8,500萬元增加三倍。而農民的生活依然困苦，……因為生產增加的結果，不歸屬農民而被中間榨取所致；……其結果，自作農變成小作農或農業勞動者 。……產業工人隨企業之發達漸次增加。現全島4,700餘所工廠，有53,000餘名工人，另有22,000人之礦工，但其平均工資，台灣工人僅及日本工人之半額。台灣人之勞力比較機器力更便宜，一任榨取，所以，工人之生活甚為悲慘。」

二、1930年後，民間經濟的描述。

1929年底以後，由於世界經濟恐慌下，日本工商業受創極重，我台人的待遇遂更被犧牲；例如，過去制度上，在我蔗農頭頂，長期已有「採收區域制度」與所謂「蔗作用的硫胺，概是由會社借入，該硫胺的價格，會社在貸借當時不肯發表，故致以後發表的時候，已經比加算利息在內，也要貴的三分之一以上，會社這樣的辦法，實在無理。」 的無理規定。

1930年，還曾有「南部農民種玉米比較種甘蔗收入增加五成以上，緣此蔗農多欲改種玉米，……製糖所為防甘蔗減產乃策動當地警察壓迫農民不准種玉米」 ； 1931年，則有由於「糖價慘落」，「甘蔗的採收，會社不趕快進行，放任甘蔗枯槁，像台灣製糖〈善化〉區域內的蔗農民，因此致損失約在三成之額。」之類被宰制情事；當時報章曾以「不景氣的台灣諸相」 為題揭露「地主收入減少、農民生活困難、商人生意蕭條」的情況。

尤其，1930年前後，民間報章上除了嘉南大圳正式完工前就已開始其大肆「咬人」，而新聞 不斷外，在該工程完工後，則不乏「台灣耕地哪裡去？製糖會社的社用地已佔有近八萬甲」 或「米價大慘落，台灣農村格外吃虧」 之類消息，還有「金融業的差別待遇，台南的商人叫苦，倒閉的商人續出」 與「最近台北布商倒閉者不少，冬期商況各需警戒」 的新聞。

甚至，直到戰後，嘉南地區還能聽到這樣的幾字調流傳──

「大正九年騙諸君，騙咱吃水不免本；來挖嘉南的大圳，強制捺印請願文。」

1931年，是本期經濟狀況最慘的一年，也是經濟恐慌的谷底；該年平均死亡年齡僅有21.5歲；其後景氣雖由谷底回升，但往後到日本投降的十四年間，雖然曾經出現過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情況，但我台先民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也只回升到22.7歲，距離1923年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的26歲，仍頗為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