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三、島內外，政治運動的興起

四、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與「台灣共產黨」

這兩個黨先後成立於島外，他們各自高標激進的「革命」與「共產」理想，前者與島內的「台灣民眾黨」，同時成立於1927年；他們三黨應該都是受到當時中國國民黨北伐的聲勢所影響；存在的時間都不長。但，「台灣民眾黨」成立於台灣；該團成立於廣東；而「台灣共產黨」則成立於上海。

關於「台灣革命青年團」

當時，對岸的革命情勢相當熱烈，我台返回祖國的熱血青年頗多，尤其在當時的革命策源地廣州，熱血青年間早有聯絡；彼此之間有一種分進合擊，共謀打倒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我台耆宿回憶當時的情況，曾描述：

「到了廣州，……我們開始研究台灣的革命問題，並檢討我個人的出處。他們多反對我入黃埔軍校，說台灣人研究軍事方面的人才已經夠了 ，……而研究政治的還沒有人，所以勸我研究政治。中山大學醫學院的郭德欽、洪紹潭、嶺南大學的張月澄等人都表示贊成，並約定跟我轉入中山大學法學院，議論一決，就按照計畫進行。」

可見當時我台青年間的熱烈情勢。 不過，由於北伐不久，就發生了清黨事件，以及台灣總督府早已注意到他們的行動；因此，原來對中國革命不選立場、一意以「反日」為目標的該團體，不僅被捲入了大陸政局的強烈動盪中，也受到殖民當局的檢舉與通緝；最後，該團體雖「有一部分逃往上海，在那裏企圖復活組織，但不久也被消滅了。」 。

該團是一個極為短命的革命團體，但成立後，不僅出版了機關誌「台灣先鋒」，把廣州當時的革命氣氛散播到包括台灣的，對岸聚居台灣青年較多的地區，讓各地青年更嚮往廣州；並且他們在北伐軍順利發展中，還回台積極發展；在北伐的濟南慘案前，他們已經領導了該年五月著名的「台中一中的罷課運動」 ；該次運動雖在殖民當局的打擊與分化下，仍是失敗了，同時，也造成了該激進團體的消滅；其存在的時間雖不長，但是整個發展型態可說能相當地呈現了那個大變動的時代之一斑。

關於「台灣共產黨」

其結黨時間則在1928年；但若要溯其源流，至少可以見到我們島上早在1926年已有「台北無產青年會」的組織，該會當時曾經公開鏗鏗然地以日據以來我先民被長期歧視而反對官方每年舉辦的「始政紀念日活動」，該新聞曾被詳細報導 ，可見其曾受當時社會之重視。

不過，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自從明治維新之西化運動以來，早已被日本當局視為洪水猛獸，使其正式結黨不僅要到「第三國際」所指示的1928年，並且其建黨竟只能以日共下的民族支部而存在，竟不能如慘受英國打壓的愛爾蘭之支部脫離英共，成立其自身的組織；並且日共過分虛弱，本身無法存活，以致台共竟無法在我島上創立，只能在海峽對岸的上海租界舉行──換言之，一開始他不只就是一個不被承認、不能公開行動的非法政黨，並且當時他們竟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三次被破獲，使得該秘密組織處於風聲鶴唳之中[1]。

[1] 當時第三國際所指令，要台共接受日共之指導，同時要求帝國主義共產黨應該援助與指導殖民地共黨的發展，以殖民地獨立為發展目標；然而，日共並不積極處理殖民地問題；同時，日警又當大選前後，大力檢束日共與左傾政團，其要員多有下獄者，使得日共簡直趨於中止活動；與日共來往密切的台共東京支部，也有黨員被捕；據稱，當時外人抵日，往往就有日警全程跟蹤，確是風聲鶴唳；日共如何能指導台共？關於愛爾蘭與英國的宰制關係，可見於恩格斯的論述；因而恩格斯反對讓愛爾蘭組織隸屬於英格蘭之下。「關於各愛爾蘭支部和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的相互關係」，恩格斯著，收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北京第四刷，頁455~458。該文開宗明義就稱：「公民恩格斯說：「這個建議的真正目的在於使各愛爾蘭支部受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的管轄。這是個愛爾蘭支部絕對不會同意的。……英國征服和壓迫愛爾蘭……是現存的事實，只要這種壓迫存在，對愛爾蘭工人說來，要求他們接受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的管轄，就會是一種侮辱。就像波蘭同俄國的關係一樣，是不平等的。……」〈頁4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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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當時的時代裡，我台人深受日人極度的歧視，且民生處於水深火熱中，實是激進團體發展的沃土，故該事件後，其組織主要以滲透於當時較激進的社團中，從而積極謀其自身發展；其作為對於前及的「台灣文化協會」之分裂與「台灣農民組合」之發展，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而，由於其屬於秘密組織，故外界所能獲得的第一手資料不多 ；同時，由於當時在第三國際指示準備迎接世界革命高潮的遙控 外，又有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分歧 ，加上日據下之教育長期排斥「智育」之影響；使得對於嚴謹的研究者言，台共的發展特別有其難以論斷的複雜性。

簡言之，至1929年年底，除了由於前述農組已受到日本勞農黨相當徹底的改造，加上當時社會正因西方列強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而社會景氣落入谷底，應該確實是所有反抗者可以活動的大好機會；同年底，文化協會中較溫和的連溫卿一派也被台共所支持的幹部派開除而他們的社運路線也更為激進了；不過，由於他們的行動一直都在殖民當局高度監視之下，因而，他們的活動受到當局很大的打壓 。

其中，最大的打擊應該是，1931年3月，台灣共產黨，在陳德興與趙港偶發的事件下，被日警發現了組織而形成的大檢舉；當時台共內部又剛發生新、舊中央對抗的情況；大檢舉之下，三千名關係人，包含社運各團體相關的個人都曾被捕；其中新中央僅有翁澤生漏網，其他如，趙港、王萬得、林日高、蘇新、蕭來福、潘欽信、洪朝宗、林日高等，而舊中央謝雪紅也在六月被捕；因而有傳言舊中央的謝為告密者。

而更為不幸者，是該案要到1933年，翁澤生在上海被捕，引渡返來後，才以「轉向」為該黨的結局而對社會公開。 據稱當時為該案的辯護人，為其眾黨員完成該轉向聲明的、就是在農組中壢事件中曾受到質疑的日籍律師古屋貞雄 。

而著名的該黨女性領導人謝雪紅，多年後，對於該一結局，除了否定告密外，曾坦白表示「轉向」是自身一生最大的汙點，當年是該律師以「保存實力」為名，而讓他們接受的；另，據該黨另一領導人蘇新的查究，當年日本共產黨諸領導人除了極少數外，著名的如，當年日共委員長佐野學、中央委員鍋山貞親、麻生久等都「轉向」了 ──簡直日共的名人要角，大多數都「轉向」了。

大批台共領導人都「轉向」了，竟然只是因為日共「轉向」了，所以「也」。。。？這樣的主體性，應該是該時代社會力量蓬勃發展上，應該深深省思的最明顯的大挫折──甚至到戰後連著名的自由派如清瀨一郎也都「轉向」了 。

這應該也是本研究前述對於農民組合最後還能奮力組成「赤色救援會」，我們懷疑其主要動力可能來自我台農民傳統強固質樸的精神，而非來自那不僅誤受日共領導，且後來跟隨日共「轉向」的台共力量的一重大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