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三、島內外，政治運動的興起

三、台灣農民組合

日據下，台灣農民運動起於1922年，至前述同期發生於台中、台南、高雄的「官有林拂下事件」後，各地農民紛紛展開自救；其似乎有如下的兩特性：一是結為團體者，以經濟作物之農戶為主；例如，蔗農、蕉農與竹農等，其對象多非米作佃農；另一，是其起因頗有可疑者，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官有林拂下的對象為日本退職官僚外，何以當初業佃紛爭皆起於我台資糖廠？

例如，1922年，陳中和新興製糖與佃農的紛爭；1924年，林本源製糖與佃農的紛爭；我們首先應該認知的是當時我台資糖廠原來都不是由我台人經營，只是由我台資本家出資而已。

而當時明顯有民族運動性質的「台灣文化協會」，正在逐漸崛起中；因而，首先出現業佃糾紛於我台資糖廠，並且其抗爭竟多少可以獲得若干成績者，其實應該是具有日本官方以我台人間的業佃爭議分化民族運動的意義──考察當時之情境，以林本源製糖為例，該台資糖廠的甘蔗收購價竟然明白比鄰近的日資明治製糖為低，就現實的操作言，實在讓人懷疑，其日本經營者本有引人抗爭之故意。

相對於上述台灣民眾黨在本期的迅速發展，各地農民組合，據稱自1925年最早成立鳳山農民組合時，只有13人，到1928年，他們被日警大鎮壓時，其成員已達25,000人，其間曾經引發過不少事件；例如，著名的「林本源製糖會社事件〈二林事件〉」〈1925〉、「第一次中壢事件」〈1927〉、「新竹郡役所襲擊事件」〈1927〉、「大寶農林香蕉拔除事件」〈1927〉、「第二次中壢事件」〈1928〉等即是。

1925年，「二林事件」發生，台灣文化協會請日本社運左翼的勞働農民黨幹事來台，在農組安排下巡迴島內舉辦農民講演，對其發展頗有影響； 1927年，該組合為伊澤總督以來退職官員拂下土地事件之審判赴日議會陳情，再洽於勞働農民黨，請來日本勞動農民黨古屋貞雄律師為顧問，取代舊日出身於新聞界的農運同情者泉風浪 ；其人被我台人稱為「對於理論並不專長，屬於行動派的運動家」 ；從此這位缺乏理論能力的日人就成為參與我島農運極深的指導者。

該年11月，他曾與激進的文化協會共同策劃主持同日、同時在我全島五十三個地方，舉辦對於土地政策與產業政策之反對大講演會，但竟然全部都被日警中止解散 ；尤其，1928年，我農民在該古屋的指導下，曾有成立「台灣農民組合」之計畫，但是其一直未經正式的創立大會；第一次全島大會又被日警在第二日開會期間下令中止。 1928年底，召開第二次全島大會後不久，就被日本警方在1929年二月十二日的大逮捕〈此即212事件〉中瓦解 。

其後，雖曾努力重新活動，據稱台共曾想利用此機會發展，由東京派回東京社會科學研究會積極分子，進行路線更激進的重建工作 。 但是這一據稱曾深受日本左翼影響的台灣社運，由於不僅外部受到日警更大的監視、打壓，其內部還有誤信日籍律師古屋指導之內外夾擊。

此事可見於我台當年參與農運人士的記載[1]。

但是當前主流研究中竟全無人提起──並且在1930年之後，八田與一所設計，那「咬人的嘉南大圳」的完工，我南台廣大農民開始日夜受到大圳水道維護工作的沉重綑綁，實可想見全台農運必將更難以為繼 [2]。

[2]詳細的史實，本研究還不確知，在日人宮川次郎的著作中稱「台灣的工人運動卻深受華南一代工人運動的影響，其內容及形式幾乎得其衣缽；但台灣的農民運動則深受日本的影響。」；社運的激進派之發展，往往來自歷史經驗之積累與內部之高度信任；古屋之事件，顯示其高層者缺乏可信賴與有足夠能力的指導者，對於農組運動往後之發展的打擊一定很大。〈不幸的，今天的某些主流論述並不揭發古屋之此一背景而竟推崇之〉而離奇的是簡炯仁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竟然捏造完全脫離史實的論述，稱：「1920年代，台灣農民總人口急速下降，到了中葉，只有50%左右，自然影響農民運動的發展。」〈該書，頁157〉，1925年與1926年的史實，我台農業人口仍然逾總人口之六成以上；何來急速下降？真是信口雌黃。另，依「辯護士古屋貞雄的跨境、思想與行動」一文所示，古屋也常在農組外的社運抗爭中受到尊重，因而，其影響應該就不止於農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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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種觀點認為農民是當年最少受到所謂「教化」的社會群體，他們雖然被高度壓制，但是他們擁有最質樸深固的傳統社會力量。本期最後一波的社會抵抗，是共產黨員滲入在它們中間而後勃起的；我們將在論述台灣共產黨時再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