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三、島內外，政治運動的興起

二、 台灣民眾黨 的組成

前述台灣議會期成運動之發展，雖是和平的，但是並未獲得官方的許可，主要在日本東京進行；島內的發展主要是由「台灣文化協會」，以改革台灣社會，促進民度的提升，以符合官方設立議會之期許而進行；然而，在本期動盪的時代中，「台灣議會期成運動」並無可觀的成績，而1926年，文協總理林獻堂與陳炘成立大東信託期間，文協本部更受前述「大眾化」呼聲的壓力，竟因林曾與日警曾訂約不能涉及政治性事務而皆未能充分回應。

至1927年初，「台灣文化協會」遂有左右派之分裂；文協本部為左派連溫卿、王敏川等掌握；但中間偏左的幹部蔣渭水卻與林獻堂、蔡培火一派卻宣佈脫離文協，另組新團體，其團體一度名為「解放協會」，更名為「台政革新會」，送臺北員警署，被指為不妥，經修改而易名為「台灣民黨」，又遭禁止；復經內部協商妥協與對外折衝，於1927年7月成立「台灣民眾黨」。

此黨之成立，主要應為蔣渭水之功；他雖沒有支持主張大眾化的文協左翼份子；但是他感受到應該呼應社會的期待，因而堅持成立政治團體。同時，留日師範學生謝春木長期隨留日學生講演團來台，南征北討，熱心的表現，受到台灣民報當局的肯定，此時成為蔣的重要助手；當該黨成立前，蔣與蔡培火爭執，幾乎破裂；最後是由謝春木擔任該黨的負責人，即主幹，由其向日警遞出組黨申請書[2]。

該黨成立之初，如當年蔡惠如之組台灣青年會，組成之後，留會長大位以待林獻堂；蔣渭水也虛最高的總理之位以待林。林竟然堅決反對，因而，由該黨成立到最後被日警解散期間，黨章中的總理一職，長期虛懸。當時可說蔣渭水與謝春木同以該黨中央常務委員身分，分別以財政部主任與政務部主任之銜，領導該黨進行黨內外的種種奮鬥[3]。

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依據該黨的指導原理──全民運動與農工運動──至同年底，僅五個月，已成立15處支部，並獲得全台21個勞工團體，人數達三千餘人之支持。1928年2月該黨為了進一步統合各團體的行動更組成「台灣工友總聯盟」，加盟者又增加十數個團體，到該年底總加盟團體，達41個，總會員數達九千餘人。

此外，農民團體與地方性團體的支持雖未如此迅速擴展，也有若干的發展；而該黨除了有上述引人注目的發展外，讓官方憂心的應該是該黨對於祖國的認同不減；例如，1929年3月12日，孫文逝世紀念日，全台各地中華會館皆辦紀念會，日警嚴禁台人參加，雖記者也不許入場。

此時，該黨也舉行紀念會，眾講演者竟均被警扣押，是呼應祖國紀念之例；另，6月3日，是中國拒毒紀念日，全島各支部同時舉辦「打倒鴉片講演會」 ，又是呼應祖國拒毒一例。

而後該黨領導社會運動的成績頗為可觀，但也因此埋下了「台灣民眾黨」內部將分裂的種子 ──例如，除了地主資產階級對於農工運動難免有恐懼外，其他的右派領袖如娶日女為妻的蔡式榖律師，雖以其法律專業與理解日本文化 而擔任台灣民眾黨顧問，但怎麼可能接受1929年後該黨日益激進的社運路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