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第二節、「再奠基」，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之十一 - 真正的台灣史研究

本期接續在前期的「台灣同化會」活動之後，歷經慘烈的噍吧哖事件之打擊，稍後雖然日人的統治曾經略有節制，但很快又嚴酷起來，那是前述曾在情治界著名的明石總督上台後之情勢；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島內的文化運動本已不易發生，政治運動更是不可能發生的；然而，如前述，終究前述的社會覺醒運動還是發生了。然而，它們是怎樣發生與發展的──並且竟然能夠發展到在該會的各種活動，竟能讓平素宰制地方的日警感到相當大的壓力──據稱其效果已經到了「一個地方如果曾經開過文化講演那個地方就可視為響應文化派的地方」的程度。印證日本警方當時對於該會的紀錄所稱「表面偽裝穩健合法，裡面則暗示新結成的文化協會所隱藏的意圖」，我們來看當時的實際情況。 1924年底，文協指導部沒有積極的投入此「治警事件」初審無罪後的大眾活動；故左翼青年批判文協稱「因反動土著資產階級之敗北而獲得勝利之土著大資產階級……他們如往年照例機械地，除日益奔走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舉行夏季大學之外，對於業已超越過其前面的大眾之前進，只是無關心地予以觀望而已。」，因而指文協為「如在冬眠狀態」。

於是，在該會有降筆會抗日背景的蔣渭水與無政府主義背景的連溫卿以及漢學基礎深厚，早稻田政經門畢業生王敏川的支持下，我島社會成立了主張積極接受大眾化的台北青年會、台北青年讀書會、台北無產青年會，是為日後孕育與實踐台灣左翼思想的搖籃。

今日我們在日人的史述中，對於當年島上政治運動的發生，可以見到這樣的說法──

「台灣人的政治運動之所以逐漸興盛，與對待台灣知識分子仍有明顯差別待遇這點有極大關連。……優秀的台灣人紛紛擠向中等學校的窄門，然而，選拔標準卻有民族歧視。教育當局認為，台灣人在家使用台語，在公學校才與日本人用相同的語言考試，學習能力有所差異是理所當然，也因此不易被錄取。而日本家庭為了入學考試，全家人共同協力配合，台灣人子弟比較起來便顯得準備不夠充分。對此，民族運動家要求：確保一定名額給語言上有障礙的台灣人，且讓特定數量的台灣人子弟入學。然而此番言論遭到當局駁斥：讓未達到錄取標準的人入學，豈不讓中等教育的品質下滑。」

當局的說法，原來如此；但史實若真的只是如此，政治運動的需求怎會越來越強烈呢？

此僅將此期的政治運動主要發展，分為六三法撤廢與台灣議會期成運動、台灣民眾黨、台灣農民組合，以及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起落等四部份：

〔1〕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自立晚報，頁305。

[2] 「台灣政治運動史」，連溫卿著，頁128。

[3] 同前註。

[4] 連，1895年，生於台北；其成長資料流傳不多，曾畢業於公學校；畢業後多靠自修獲取各種知識；偶遇推行世界語的日人兒玉四郎來台組世界語協會台灣支部，隨之學世界語，並任該會推廣世界語的月刊雜誌主要編輯，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傾向；1922年7月與蔣渭水、王敏川等籌組社會問題研究會，但遭取締，亦與蔣渭水等組成臺北青年會。以後他在山口小靜之介紹下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通信，並受其影響，故被稱為臺灣的山川主義者。山川均在東京的台共大檢舉後，主張取消活動，自為共黨國際所不喜；故連在我島的地位，雖一度在文化協會的奪權中成功，但是當山川均在日共中失勢後，他也難有表現；在1927年新文協的內爭中，被所謂的上大派所擁戴的王敏川所取代。從此他離開政壇，關切民俗，晚年曾應「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主編者之邀，著有「台灣政治運動史」，歷陳其所見聞的當年史實，但被指為缺乏現實感；交稿而未獲發表；直到1988年，經過年輕學者重行編校後，才由稻鄉出版社印行。偏於左翼的史料在我島內頗為罕見，因而其地位頗為重要，可惜在我保守的學界，重視該史料的學者不多。

[5] 王，生於1889年的彰化，割台時他已七歲；乙未的八卦山之役，我義軍犧牲相當慘烈，他應該頗受影響；其家為書香門第，父以塾師為業；自幼讀過多年漢學；1909年，他畢業於國語學校師範科；10年後赴日留學，入早稻田大學，遇大正民本時代，畢業於1923年；當年參加了啟發會、新民會，又參與了「台灣青年」的創刊。同時，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創會理事；很積極地推動他們的理想。「台灣民報」創刊時，他擔任幹事，奉派來台推廣業務；他們巡迴各地講演，效果不錯，開啟了往後舉辦文化講演會的道路。「治警事件」中，他也曾被捕，第一審、第二審都被判無罪而獲釋；他仍回「台灣民報」工作。在他入獄期間，安心以打坐與讀中國哲學史消遣，其時，蔣渭水曾譽之為「與其有譽於官，孰若無毀於民；與其有財於身，孰若無害於其心；官飯不食，紳士不為，藝妲不嫖、酒肉不華，大丈夫為民請命者之所為也。」；他積極參加啟蒙性的「台北青年會」「台北青年讀書會」等；在往後的社運中很受擁戴。1927年，文協分裂時，他受「上大派」擁護而成為新文協的領袖；1931年，當局檢舉台共，他因曾率新文協十餘位中央委員參加「赤色救援會」籌備會而受到檢舉；以非共黨的身分，仍被判四年徒刑；黑獄坐滿，出獄後，因健康大壞，卒於1942年9月。

[6]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竹中性子著，曾淑卿譯，時報出版，頁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