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二  社會覺醒的運動

三、「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發展

1921年，台中州十位街庄長聯名向高舉改革口號的田總督提出「保甲制度撤廢建議書」；無效。而依田的該改革口號而成立的所謂「評議會」，對於總督府的宰制竟毫無制衡作用。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有濃厚抗議色彩，主張「日華親善」自為橋梁的「台灣文化協會」在該年10月17日，自動在新口號聲中成立了 。

眾推1914年「台灣同化會」時期我台人領袖、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領銜人林獻堂為總理，開業醫師蔣渭水與在同化會時代，因參加該會活動而被總督府免職的教師蔡培火為專務理事。

當時該會的專務理事蔣渭水自述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動機，開口便說是「台灣人負有做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該主張的內涵，誠如葉榮鐘在其大作中所指出：

「在這裡要注意的一點是『日華親善』的涵義，台灣人所說的和日本人所說的，內容不盡相同。在日據時期台灣人對祖國講好話固不可以，表示關切也是犯忌諱的。所以『日華親善』四個字是台灣人對於祖國懷抱滿腔孺慕的心情所可能表現的極限。因此，這句日人的口頭禪，由台灣人的嘴裡講出來，其涵義比較字面上的意義，就更加複雜更加微妙了。有時候還能夠包藏一種對日本人的譴責甚至表示抗議的意思。……因為理論上既要親善就不應該侵略，現在恣意侵略還配談親善！」

再看在該會會報第一號中，蔣當時所描述日殖下的社會情境──

「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風俗醜態、迷信很深、深思不遠、缺乏講衛生、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虛榮、恬不知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濃、完全無朝氣。」

我們由該文題為「臨床講義──對名叫台灣的患者的診斷」：以及其中患者個人資料裡，在「遺傳」與「素質」項下的描述是 「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的血統，遺傳性很明顯。」 「因為是前記聖賢的後裔，故有強健天資、聰明的素質。」 而在該診斷書的「原因」項下，則判斷其病因為「知識營養不良症」;該文最後，對應於前述種種，列出名為「處方」的對策；其內容為

「受正規學校教育 極重 要補習教育 極重 進幼兒園 極重 設圖書館 極重 讀報社 極重」

在該文中，我們簡直完全沒有看到作者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提出直接的批判，但是，顯然的，在日據統治已經25年之後，上述種種不堪的情境，誰應該負責該「營養不良」的結果，顯然讀者必然自有可以歸責的答案。

在本期中。該會的活動力頗高 ，同時，1923年四月，原本評論性的「台灣月刊」獲准改月刊為「台灣民報」週刊，可以兼具報導與評論的功能 ；總之，雖殖民統治者對兩者都採取了極為嚴苛的管制方式。

例如，社運活動與報章的出刊一樣，都採取事先審查制；不過，在公眾集會上，除了事先必須獲得警方對於人、事、地的核可外，更有不得在戶外舉行集會，以及所有公開講演都必須在事前幾天提出演講稿〈當時稱為「腳本」〉，由警方審核 ，演講時若有逸出腳本的說詞，警方有權立刻中止講演的限制。

能通過審核的腳本，必定是能夠與官方說法相近的，可以為官方利用的論述 。〈此處腳註，見文末〉。

然而，該類活動相當受到地方歡迎；據稱，該活動在1925年，已成為風氣，各地領導者以辦講演會為對社會之服務成績；至1926年則達到最高潮，當時，東台灣與澎湖不計，全年文化講演會舉辦達三百餘次。

總之，如前述，該會到1927年前後，終於不能不在日人的分化手段與時代浪潮中分裂，而造成社會進步力量內耗的情況，然而，它對於社會已產生相當的影響，實在對我先民有著不可磨滅的意義。

腳註──例如，以連橫為例，其為當時台灣通史的專家；如果平時他要講演關於台灣鴉片史，必然要由日警能接受的歷史中合理與真實的發展過程來描述，不能批判；但是該一被通過、毫無批判的腳本，日後卻可能被官方引用作為連氏支持官方鴉片政策的「鴉片有益論」的論述；連橫因此就很難自辯了──事實上，細查當年「台灣日日新報」的編輯體例，從來沒有類似當時的情況，請出某民間人士發表長篇大論高見的；更不要說是連氏竟是不請自來地「致本社意見書」了；由該文的由來有些莫名其妙，且據林文月查找連氏過去沒有主張過類似的觀點，故可以如此判斷其由來應非投書，若為真，應是過去的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