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二、社會覺醒的運動

二、聲應會、啟發會、新民會、台灣青年會

身遭殖民當局惡質的宰制，個人與其家庭深受日警打壓者比比皆是，其覺醒者自然不斷；然而，個人的力量有限；我們在此更看重集體的覺醒；不過，出現集體的結合而能留名在歷史中的，當然不多。

當年，我台人首先出現的知名團體是在東京的「聲應會」；由此岸台人與對岸中國人學生，根據所謂「不恥於群鳳之雞，同聲自然相應」[1]而於1919年秋，在東京組成；另，「啟發會」則起於1919年末，是長者林獻堂與蔡惠如與東京青年會留學生中較有政治意識的年長者組成，其人數近百人；但兩者的維繫，都不久。

1920年1月，素來熱心積極的蔡惠如對於「啟發會」的消失感到遺憾，為圖群體振作，另取我古代經典「大學」中，「作新民」之意而發起「新民會」[2]。

蔡本應出任會長，但他認為林獻堂更為適合，推舉林為會長而後該會成立；其揭櫫的三項目標：第一是增進台灣同胞之幸福，開始政治改革運動，據稱其會員有百餘人；第二為擴大宣傳主張，聯絡台灣同胞之聲氣，發刊機關刊物；第三是圖謀與中國同志多多接觸之途徑。

我日殖台灣史上，「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就是實現其第一目標的作為；當時出版的「台灣青年」雜誌就是其第二目標；由蔡惠如個人先拿出一千五百元為資金開辦。

「台灣青年會」，參加者都是留學生；是由原來官方設立的高砂寮下的「高砂青年會」[3]轉來；據稱「新民會」當年只公開辦過一場關於「反對六三法」的政談會；其他的活動都是以「台灣青年會」的名義進行。不過，可能正因此，「新民會」才能延續到1930年，經歷過不少歷史性的運動。

相對的，「台灣青年會」的運作[4]雖確頗有成績，以島內言，每年寒暑假期返鄉時，往往各自返回所出身的母校講演，或舉行校友會，傳播各種時新的觀點，對於社會影響頗有[5]。但在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的風暴中，它也發生了分裂；然它們確實在本期中已承擔起了促進社會覺醒的時代使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