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二、社會覺醒的運動

1915年，我們島上發生了讓日人驚恐的「噍吧哖事件」，該事件以台南縣市與附近山區發展到彰化、台中，甚至及於台北、淡水，造成我島嶼社會高度不安；我們已指出其與過去降筆會戒毒運動與稍前林野調查中大批民有地被官有的相互關係。

可是這一造成社會動盪的事件，不僅在當局的恐怖屠殺下被敉平，且當局頗精心地對該事件進行扭曲與醜化，透過各種管道強調其「迷信」與軍警之大殺戮僅為嚇阻之目的，稱其實際起義並無多大規模。因而，本期初，我台先民之憤懣雖仍多，但在恐怖殺戮之威脅與埋怨日警「小題大作」之下，足以表現為社會群體力量的活動很少。

恰巧，此時是歐戰末期與戰後新秩序建立的時期，歐戰中日本獲得絕佳的發展機會；朝野都將此時西方東來的新思潮，如，歐戰後蘇聯的列寧的「殖民地解放」政策與他所引出的美國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對抗所帶動的潮流，視其為「大正天佑」的天賜內容；因而，那是歐戰後日本帝國出現了難得的「民主時代」──不過，該「民主」之名，為了其天皇體制之神聖而被避諱譯為「民本」。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了韓國著名的三一萬歲運動與中國著名的五四學生運動；而在我島上與赴日留學生間，也有了覺醒的活動。

但在這樣的時代浸潤之下，社會一方面還是相當閉塞的，有些偏僻處，甚至生活會像「扮家家酒」一樣──有人如此描述：

「在當時〈1925年〉，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風氣下，一對18及15歲的男女，對結婚是怎麼的一回事都不懂。……大嫂後來憶起……『老實說，當時對夫妻的性生活並沒有什麼概念，非常保守。雖晚上睡同床，可是，頭是一個向東，一個向西，害怕碰到身體，連話都不敢說。但婆婆抱孫心切，每天早上……一看嚇一跳，怎麼枕頭一個東一個西，就把兩個枕頭放在一起……這樣重複地做，不知過了多久。……婆婆就對我說：『如果今晚你先生把枕頭移到相反的方向，你也要把你的枕頭移到他那邊睡才行』……婆婆說的話，媳婦絕不敢違抗的，我就照他的話做了……好好笑喔，你大哥說：『不要臉，和人家睡同一邊！』……大哥大嫂當時結婚，簡直就像兩個孩子扮家家酒，因此婚後第七年才生下頭胎。……」

也就是儘管1926年過年，我台民間已有人貼出了這類的春聯──

「存心欲除奴隸性，安身擁護自由神」

「除舊慣官民平等，迎新例男女自由」

「喚醒同胞除奴隸性，鼓吹諸子解束縛身」

直到1930年代初期，就所知，當時我們台灣較進步的知識份子曾經指出一項值得我們注意的社會現實：

「現在無論學校教育或社會教化都獎勵競技運動或電影戲，歌仔戲之盛行，這皆足以磨失民眾之研究心和讀書慾。……其外和讀書慾極有密切關係的有出版物……說來可笑又可嘆，日本內地一日不知出幾百幾千種書籍、雜誌，而台灣恐怕三年也不會出十種。……漢文書籍概被禁止入口，因此許多不懂和文的民眾沒法，只得千篇一律的誦唸萬年不變的、不合時代的舊詩書。」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先民自尋著可能的出路。 當時我們島嶼社會的警醒情況，我們可由下述的事件來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