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一、縱容惡質的社會問題

五、 農會與水利組合等成為「養老院」

這是本期中我先民另一不幸的處境，原本成立於「殺戮攘逐」的大屠殺後，推動農地復耕的該地方組織，進入本期竟完全變質；根據官方頒布的「台灣農會規則」，該會本是法人組織，代表者的入選應該用選舉制，然而，至本期已被官方破壞；官方推行的水利組合的成立較晚，本以政府事業而提倡，後改為所謂「使用者」之地方組織；但其所有問題極為相似。

以下，就以當年我先民要求「台灣公共組合的自治化」 而無效的史實上看： 農會會員的選舉權，被指為有名無實，被指為「唉，……不特選舉場所和選舉期日，未嘗給全會員通知，就是有幾個知道要來選舉的，也要受監督官廳極端的干涉，那麼選舉和指名簡直是一樣了。」 ，我們乃還可見到我台人新聞紙上的如下的怨訴：

「在規則的第一條簡單記載著『農會以圖農業及林業之改良發達為目的，』……依據以上的宗旨……應當要大有裨益於台灣農業才對；但農會員唯有負擔經費，卻沒受何等照料，所以大家莫不咒詛它的存在，而希望其及早撤廢。……與其說是圖謀農林業的振興，不如說是退官者或失業者的救濟機關……今把昭和三年度新竹州農會支出經費的預算……其他的浪費可以不必多贅，僅就68,000餘元的事業費，竟配上85,000元的人件費〈作者案，即「人事費」〉，這是多麼矛盾的經營法啊！為事業而配置人員呢？或是為人員而經營事業？……再就收入的預算考察……從會員收入的會費236,840圓中，地主所納的地租割90,157元而已，其餘將近15萬元的巨款，是對農民的畜牛和養豚徵收其稅金的，那麼農會的經營，簡直是剝削無產階級的農民的膏血，以保障榨取階級的奢侈生活了。」

在水利組合上，與農會同，都是農民被迫加入，強制繳交會費；但是對於該會，不但，營運上，我農民絕無議決之權，其組合上下之幹部竟然無一是擁有土地，需要繳納水租的真正農民 ；其中，中、上幹部大都是日人退職官吏擔任，造成組合的經費上重大的負擔；與農會一樣，名為「自治」，雖多年爭取，實在絕無「自治」可言。

六、 放任賭博與金融投機風氣

這是我們島上很特殊的現象，官方很強調「賭博」之害，常責我台人「嗜賭」，為了賭博罪而受日警鞭笞之刑的極多；我們都知道，「賭博」是一種投機與貪婪的心理，嚮往「不勞而獲」的現象；對於社會言，確實不是一種應該鼓勵的人生態度。

然而，日警除了對下層階級的賭博，似乎抓得很嚴，但對於紳士階級如協議員、保正的賭博則可以模模糊糊外 ；在每年新正時，明顯放任街民在街路上賭博；在著名的「嘉南大圳工程」上有一頗為著名的、具有啟發性的故事，就是在工程進行的十年期間，其年輕的負責人八田為了工程順利進行，為所有日籍工程人員在工地附近開闢一專屬大社區，其中包含著分等級的家族宿舍、學校、電影院、交誼廳、郵局、醫院、游泳池等等，真是應有盡有；但那些設備全與我台人無份；面對我台人在工地的生活條件極差，該負責人卻得意地揚言，他為我台籍工人，爭取到在工地附近賭博不受取締的「自由」。

此外，日據下，我台人要到1923年以後才開始正式獲得了組織會社營利的合法權利 ；因法律對我先民開放得晚，所以，社會上所有營利的機會多數已被日人先佔，且雖有志者也會合作組成經營團體，但是往往受到日人的打壓，尤其，資金週轉不易，是一大問題；使我台人的資金除了繼續投資於土地外，缺乏進入工商業的管道；例如，前引1926年所組成的「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之受到種種妨礙與壓制 ，就是一例。

在本期中，除了如前及自1920年起，我島上證券投機盛行，逐漸導致社會動盪外，日人更大量由其本土違法引進高投機性的金融活動，官方竟不取締；當時的情況據報導是──

「昨年來，於台灣各地的股票和期米的仲介店如雨後春筍般開起來。他們極力鼓吹投機的心理，勾引得一般無知的台灣人因此而破產的、破家的、不可勝數。……據取引所法第十四條之四裡頭說『取引員除掉第二項農商大臣的認可的做法之外，支店、出張所其他不論用什麼名義的，在本店以外的場所不得作取极買賣取引的場所。不論什麼人定期取引的委託的代理媒介或取次，不得做他的營業，但是取引員有受了農商務大臣的認可的，不在此限……我們……最不可解的，就是各地的股票和期米的仲介店大部分分明有違背著這條法律，怎麼警察和司法當局者沒有去取締，而皆置之不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