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誰來幫助我們癒平，

　　　　　　這心靈深度的創傷──

本研究至此，坦白的說，本節之作，不是由於研究者具備特殊的專業能力，而是由於置身在這時代的巨大悲劇裡，作為一個長久關懷這塊土地與他的人們的種種，包括我深深的憐恤前述一再被扭曲，但似乎不自知的皇民李登輝先生的一輩，本研究曾考慮在此分析文學界的葉石濤或鍾肇政，但兩先生以「鬼」自任，其資料可信者疑點太多，故終於不取，而仍以可憐憫的、在皇民化創傷中掙扎的李先生為分析對象；為了給我未成年的孩子在這塊土地上有一個比較有信心、有發展的未來，也為了過去我台灣被欺罔與犧牲的無數先民的冤屈，以下竭力用自己粗略的心理諮商知識，將自己的看法，以拋磚引玉的方式，分三部份提出：

　首先，根據對於當代西方社會影響極大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層次觀點，來認知關於「自尊」或「榮譽」需求的重要性，同時借此呈現皇民化病態心理的整全實貌。

其次，作為本章基礎觀念的心理治療觀念，是來自強調行為的內在決定因素的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的「自卑感」理論1，藉以呈現皇民化心態的問題核心所在。

最後，研究者依據阿德勒學派的諮商方法，與對於馬斯洛理論的批判，提出對於當前皇民化情境提出基本的關切。希望既表達一己的強烈的關懷，也寄望於本研究確能有助於當代皇民心態人物的自省及癒平。

一、自尊的需要───

　　「五層次的基本需要」裡的「高級需要」

馬斯洛的「五層次的基本需要」，是由檢視個人生命的種種真實情境而形成的；一般來說，它是全面性統整的對於人類生活情境的觀照。

他，是當代西方社會裡極有影響力的學者，強調的是人類的所有行為都來自其內在需要，所有的內在需要，都應該得到滿足；不過，他將各種需要做出五種層次性的區分，由最基本的「生理」的需要，依層次而上，是「安全」的需要、「愛與隸屬」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到最高級的「自我實現」的需要。作為當代不虞匱乏的個人主義文明社會的關心者，他一面強調由低級需要到高級需要的漸進性，又特別重視他所謂的「高級需要」，這種需要所意味的是「生活在高級需要的水準上，意味著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長的壽命，更少的疾病，更好的睡眠，胃口等等」。他認為：

「每當較低層次的需要獲得滿足時，較高一層的需要才可能產生。」　　　「高級需要的滿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觀效果，及更深刻的幸福感、寧靜感，以及內心的豐富感。」1

同時他也合理地指出，人並不是一定依賴於低級的需要： 

　　「高級需要的發展只有建立在低級需要的基礎上，但最後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對地獨立於低級需要」1

以及強調不分社會背景，不論社會政治如何，人生的真正幸福在於

　　　「人能生活在更高的需要層次之中」2。

 　　面對馬氏的理論，無疑的，馬氏在這方面的剖析有極深刻的真實性，本研究的對象──皇民，作為台灣人中的精英的，他們的皇民化心態是意圖突破自身「非日本人」的「自卑感」，完成其「自尊的需要」，似乎正是符合了馬氏所稱「人能生活在更高的需要層次之中」的意義；甚至，我們也可發現，這種追求個人的「自尊」，如果結合上突破自身族群「非日本人」的「自卑感」，完成整體族群「自尊」的意義，甚至，他就絕對可能具有馬氏所稱「自我實現」的幸福效果。這是我們在為皇民化的心理創傷關切時，應該一定要正視與同情的事實。

　　不過，同時也應指出，馬氏論述主要探討的是「個人的」心理需要，是「主觀的」需要，「主觀」就意味著彼此不同是常態，將任何「主觀」的價值輕率地量化轉移到社會群體，作為社會的共同目標，並不恰當；對此，馬氏曾指出

　　「高級需要不像其他需要一樣迫切，他們較不容易被察覺，容易被搞錯，能夠辨清自己的需要，即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是一個重要的心理成就，對於高級需要更是如此」

　　「越是高級的需要，對於維持純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其滿足也就越能更長久地推遲。3」

　　應該就有這樣的含義。

　　換言之，在馬氏以西方當代幾無匱乏的社會為背景，所謂「高級需要」，如「自尊」、「被尊重」、「自我實現」之類，可說都已與維持生物基本生存的壓力完全脫離，也就是馬氏所說，「越是高級的需要，對於維持純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屬於「精神需求」，不是「物質需求」，或至少說與「物質需求」的相關性很低，這與日據時代台灣人的生存處境相差太大；當時放棄自身族群的認同追求「皇民化」，所意味的絕不只是精神需求，而是物質上的特權，生活上的方便，甚至，更是根本唾棄自身的族群轉而以宰制自身族群為榮，這種心態內在包含了多少難解的衝突與傷害，怎可能列入馬氏所推重的「高級需要」？因而，對於我們台灣先民以皇民化追求自尊的內在需求，研究者以為，如果一定要因同情它們的掙扎與奮鬥而將它歸類為一種「高級需要」，它或許只能被放在被扭曲的、易於弄錯的「高級需要」裡；而我們在前面讀到的「修理教官的種菜事件」，由企圖向嚴厲教官尋回「自尊」的行動，竟因皇民教育的慣性（成功？），而轉成一場協助嚴厲教官種菜的活動，應該就是它最明顯的一次，另一種被「皇民化」弄錯的「高級需要」的，極可悲的後遺症狀。

這是我們藉由馬斯洛氏著名的「高級需要」理論，對於「皇民化創傷」作出的關切的認知。下面，我們再以阿德勒學派的心理諮商觀點來看皇民化心靈創傷的可能困境：

二、自卑感與補償、過度補償作用

　　（正常與病態的人格活動與建構）

相較於馬氏的觀點，較早出的阿德勒學派所提出的「自卑感」與「補償、過度補償作用」的概念，在心理諮商與治療上，有著更重要的現實地位；因為，需要在現實中很難被全盤地滿足，是一個現實的必然；永不匱乏的理想，在現實中應該只是傳統中國「止於至善」的鼓舞，現實裡挫折、自卑與補償實在是難以避免的情境；所以他不能被其他的觀點完全取代。以下是他的觀點：

（一）關於「自卑感」

他認為：

「假如我們想到侏儒與巨人的關係，就能察覺出自卑感是什麼，當我們幼小時，幾乎別人都是巨人，對許多人而言，那種狀態一直是繼續著，……；無論使用哪種方法，我們必須要隨年長而逐漸驅除幼小時常常經驗到的渺小和無助感。」

「自卑的感受是痛苦的，因此驅使我們想辦法去克服，處置自卑感的特殊方式在人格發展和功能上是極端重要的，我們可以經由察覺自己和他人在哪些特殊方面感到自卑，及使用什麼特殊方法來克服，而對我們自己和他人有更深刻的了解」。1'

他的論述對象顯然不是針對於皇民化個人，而是對一般個人的成長過程中的普遍現象而發言的。不過，由這一觀點出發，我們發現我們先民所處的自卑情境，竟從幼年起就比較常人遠為沉重，他們更處在皇國大日本精心型塑的自卑情境裡──隨時可見「犯罪即決」的處罰、教科書裡的「嗜吸鴉片」之類。至於，阿德勒學派指出，「我們可以經由察覺自己和他人在哪些特殊方面感到自卑，及使用什麼特殊方法來克服，而對我們自己和他人有更深刻的了解，」，我們可以感到理解皇民原來克服自卑的模式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同時知道，沒有人能要求每個孩子都「應該」如何克服，更不要說要求像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裡提到的那位讓我們驕傲的小女孩，在童年就有機會以堅定的行動證明自己不必自卑，尤其對於家庭已接受皇民化，等於家庭已代為決定必須加重自卑的孩子，他們會如何處理自己特別深重的自卑？他們應該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方式，但是，外人不可能知道。儘管這一部份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十分重要，不過，作為一個僅是深度關心的外行人，這大約只有留待心理諮商者的實務能力了。

（二）關於「補償、過度補償」

他認為

「其意義是補償，或掩飾一種自卑感，遮掩一項弱點使個體感到更有能力，但這種掩飾可能過於誇張……有許多是不合理性的……」

「過度補償是個體一直不斷地努力，企圖使自己在最感自卑的領域變得卓越非凡，……但問題就出在過度補償經常與個人根本不接納自己。……他甚至為了證明在某一個特別領域相當傑出而忽略其他任何事情；……個人困擾的來源經常是因為個體有不切實際的目標和期望，這些不切實際虛無飄渺的目標，甚至也可溯源於一些基本的自卑感。」

「正常人經常暴露在不切實際的目標和虛假的期望中，但他們會隨著實際經驗，而被調節得與自己的真實能力和可能性符合一致。」1；

由上述的觀念，則可以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的理解與同情皇民們可能固執得接近僵化的原因，因為在自幼的渺小與無助感之外，他們曾經是那樣的被欺凌（如少年李登輝常被日本老師藉口打罵，小學五年級的孩子，擔任班長，自尊心一定很強的，依照心理學的研究，這少年期個性的主要的變化是自我意識的發展，自信與自尊都成長，會要求獨立思考問題，認識世界、評價自己，然而他卻無助地被欺凌！），卻為了種種原因不能不堅決地走上皇民的道路；但是，如此的情況下，幼小的他們如何能符合阿德勒所希望的「正常人經常暴露在不切實際的目標和虛假的期望中，但他們會隨著實際經驗，而被調節得與自己的真實能力和可能性符合一致。」2？ 可以想見嗎？為什麼這位可憐的孩子後來竟不只是所謂「身為學徒志願兵1」並且在受訓結束分發時還志願要做最辛苦、最有機會犧牲性命的步兵2呢！

三、一個整理───擱下其他問題

　　　　　　　（參考阿德勒學派的治療方法）

當前我們社會被捲入了這齣皇民化心態的悲劇，如前研究所示，其來有自；儘管其中曲折與暗昧處，還有許多地方並未明朗[1]，在眼下這我們深刻關懷的皇民化的「心靈創傷」之前，皆已不能不擱下。

以下基於對於「心靈創傷」問題的關切，就參考前述重視「自卑感」的阿德勒學派的治療法，提出研究者源自熱愛與同情的──不是專業的──認知，作為本研究的結束──

一如阿德勒學派所強調，本研究的基本目標也是「幫助當事人確認並且改變他們對生活的錯誤信念，……。當事人不被認為有精神上的疾病，只是缺乏勇氣。」；研究者衷心希望本研究能有助於「幫助他們覺察他們的行為模式，並且在他們的信念和想法上作出某些基本的改變」；從而將「使當事人的感覺和行為模式也因而改變」2；──不論過去他們這種皇民化心態曾經為我們的社會帶來多少的問題，但是，他們多是我們這個平素尊老敬賢社會裡的長者，他們在他們成長的年代裡曾是那樣被一再扭曲、扭曲的受害者，他們簡直有對於歷史全部無知的充足理由──啊、如此可悲的、可憐憫的。

作為後輩，與其責備，勿寧更應該同情與伸出援手吧。

以下，依據「阿德勒學派的治療法」，治療者與當事人建立關係後，治療的過程有三階段，所謂「探索個體的動力」、「鼓勵洞察」、「協助再定向」，不過，由於後兩階段的一切作為，固然重要，但是它們屬於心理諮商與治療的實務的專業範圍，所以，研究者雖然關心，但是，實在非外行如研究者所能關切的範圍內；不過，我們知道這兩階段完全依據前一「探索個體的動力」階段所得的資料來進行，這「探索個體的動力」，就應該正是我們可以為專業心理治療專家提供參考的部分：以下，我們就參酌著名的心理治療專家莫薩克曾列出被治療的當事人需要自我洞察的問題，即對於：「過分概括」、「錯誤或不可能的目標」、「對生活錯誤的知覺或強求」、「否定個人的基本價值」、「錯誤的價值觀」等五項基本問題，加以考察；據教科書說，這不僅是心理治療專家建議諮商員應該大聲朗讀給當事人聽的，並且也要求再由當事人自行大聲唸出，以利深入討論並了解當事人在這五方面的所遭遇的不幸情境1，它們是如此重要的部分：以下研究者就仍以李登輝先生為例，在他的皇民化心理的五項基本問題上，似可如下認定：（當然，依據諮商治療的理想過程，一切應該由當事人回憶，但是，對於當事人而言，痛苦的經驗在心理自衛機轉作用下，往往會有嚴重遺忘的情形，使得諮商者的治療進程受阻，為使進程較順利，使他們早出陰霾，所以，在此就研究者所知的當事人資料，提供諮商者參考）

（一）在「過分的概括」上──

依教科書所載明，真正追求「自我實現」的人，應該遇事比較以問題為中心，而不以自我為中心；在這方面，李先生常常概括地放言高論各個重大問題，顯然，很不符合此一思考模式；換言之，即他雖然所追求的或也屬於「主觀的幸福」，是一種層次較高的「高級需要」，但是，他很難有就事論事，尊重客觀事實與情勢的態度，他簡直習於以過去自己的印象，去概括現實的各種問題；所以，他在談論日本時，有所謂的「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挫敗後，日本在對外政策上一直擺脫不了過度軟弱的形象。……尤其，面對中國大陸時，更顯得過度謙卑，凡事都只敢說：『是』。」2；在談論中國時有所謂「共產中國之所以和過去的歷史一樣陷入『進步、退步』的惡性循環中，有幾個理由，第一、政策由領導人個人做決定，……第二、缺乏前瞻性的眼光，……第三，領導者忽視人民福祉，……。」[2]都是對於重大問題「過分概括」的例子──因為，作為當年法西斯皇民的李登輝與今天自由茁壯的日本人相較，對於日本歷史的認知會有多少的落差，日本的外交政策中必有很多自身的考慮，不是外人所能猜測的，他以50幾年前的個人體驗就對鄰國謹慎的決策輕易地做出那樣概括性的批評[3]，實在不智。而在中國方面，依我們看他在其著作裡所展示的認知基礎，不過是皇民時代對於「支那」的輕蔑與以讀幾本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打倒孔家店」的名人胡適和革命作家郭沫若的著作印象為根據，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繁複與豐厚欠缺認知，竟就概括地做出「共產中國之所以和過去的歷史一樣，陷入『進步、退步』的惡性循環中，」之類大言，更是托大得難以令人置信。

（二）在「錯誤或不可能的目標」上──

我們都知道，人人難免會有各自的心理問題，並不一定就會成為自己或他人的困擾；只有當他的問題已嚴重影響到他對事務的認知時，才應該重視；在強調「高級需要」的馬氏理論裡，人追求「高峰體驗」也可以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方式；例如參加賽車、攀岩、登百岳之類大挑戰，不過那是限制在個人心理學的範疇裡的境界；並不適合在群體中做大規模的推動；李先生的所作所為，就似乎有因為個人追求「高峰體驗」，借著貴為總統，對於社會國家的發展有他自己的目標與藍圖之權力，把我們整個社會置於驚濤駭浪的情形；當然，這是一個可能引起政黨偏見或意識形態爭論的問題；下面讓我們把疑問轉向他喜歡討論的鄰邦日本：他自22歲起，早已不再是日本人，可是卻常讓人感到曾是皇民的他，似乎一直會有想為日本籌畫國家藍圖的衝動，看他不但會比一般台灣老人家更樂道年輕的日據時代成為皇民的生活，他更公開地大談所謂「（日本）有關經濟問題的決策拙劣的程度，廣受國際批評，我認為之所以如此的最大癥結，在於世襲制度的變本加厲，……此一問題在探討日本社會問題時，常被提出討論，而我則認為是政界世襲所導致的弊害。」[4]或所謂「我對日本國內常討論的一些經濟政策，也感困惑；……如日本一般家庭的物質生活，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也不見得富裕多少，在此狀態下說國內經濟需求已經飽和，未免言之過早……」[5]；而且大談「日本為什麼停滯不前」、「日本社會有回復多元的必要」、「日本經濟復興的途徑」、「應增強在亞太經合會的存在份量」之類的為日本治國擔心的高論，更還有視日本政治界盡是無知之輩的指導性言論，像他那些以「日本需要政治家的『大局觀』」、「要把政治家培養得既寬且大」[6]為題的指導性言論，實在誇大得令一般讀者會有驚愕之感。這真是個「錯誤或不可能的目標」，像極了深深地沉溺在阿德勒學派所謂的「不切實際的目標和虛假的期望中」！啊，真是令後輩的我們感到離奇與悲哀，或者這正反映了當年皇民化深度創傷下極度自卑感潛藏的結果，一旦得到了機會就以過度的自大來平衡自己昔日強烈的自卑情緒？──然而他自己並不知情，可能還以為是一種合理的、可能達成的、甚至以為那就是一個台灣總統或台灣人所應該去奮鬥的目標？

（三）在「對生活錯誤的知覺或強求」上──

據阿德勒學派的說法，對於一般自卑感強烈的人，生活的困難常是超乎它實際的難度，因為有一部份是自身退縮而相對地誇大了難度的結果；另一部分則是由於他面對著的根本是個「虛假的目標」，也就是前述引證李先生的錯誤認知，當然建築在錯誤的認知上的很難不是「虛假的目標」；相對的，一旦克服了自卑感，自我認知可能卻又會隨自卑感的消失而膨脹起來，由俗語的「媳婦熬成婆」到「官大學問大」、「一通百通」之類；尤其，以其貴為總統時，擁有近似帝王式的地位；又因前朝不錯的基業而有相當的空間可表現，總有一群宦官或佞臣，在旁稱頌「總統聖明」，而他是第一位，也是世上少有的民選的博士總統，因此，一掃過去的自卑感而趨於自大，對他而言，實在並不是完全讓人意外的轉變。

試印證他所曾自以為得意的「摩西」故事，當記者將他比做為後世立下十誡與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時，他竟遺忘了該比喻所推崇的摩西及其繼承者約西亞，都是在聖經裡，以上帝之名，帶著血腥將反對者及其族群無情處置的先知，這樣的比喻將帶給社會多大的不安，絕對不是真心推動「寧靜革命」者的好說法；將這故事的神話當成了可以依賴與號召的廣告，這可作為「虛假目標」之一例；也可以用他在就民選總統職的演說裡的所謂「今天的這個慶典……是為了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澎金馬獲得肯定而歡呼！」1的膨脹、誇大，另作為一例；在這文明進步、知識發達的時代，違背知識的「神蹟」居然可以信以為真？至於，在他將「自由與尊嚴」稱為「基本價值」，但是在他就任後的「釣魚台事件」裡2，當他總統職責所在的「國家尊嚴」被日本軍艦撞得粉碎時，他口中的「民之所欲」，似乎就立刻被皇民化的真實自卑感所掩蓋；他所歡呼的「人民與國家的尊嚴」，竟似已經全不在他的關切之中？ 

（四）在「否定個人的基本價值」上──

這在阿德勒學派裡，原是指「自卑感」將導致人自視為「我根本是愚蠢的，因此，任何人都不需要跟我有任何瓜葛」[7]；不過，皇民化的自卑感不同，皇民們可能如此看一般台灣人，認為「他們是愚蠢的，我是聰明的，所以我絕不需要跟他們有關聯」，因為皇民化心態是對我們台灣人身分的自卑感，是一種恨不為日本人的深度自卑，使他們把某種二分法的思考模式推到極緻；尤其，特別的是，他們決不會如阿德勒學派所說的自認「愚蠢」，而確實他們往往也是社會裡比較聰明、伶俐的份子，但是，在異常強大的宰制氣氛下，他們太急於擺脫自己那代表「愚蠢」的身分，所以往往所做的是「全有」與「全無」的，屬於幼稚二分法式的抉擇；於是他們個人的基本價值就受到了嚴重的傷害，簡言之，一面是它們很難真正認知到既使愚蠢者也應有其個人的基本價值，同時，在這世上根本沒有真正的所謂「愚蠢者」，指別人愚蠢者可能真有四個指頭都指著自己；另一方面是他們其實終究是台灣人，雖然辜顯榮輩可能確能擁有戰戰兢兢的殊榮；可是，對於一般「精英」，即使在皇民化運動的當年，在日本社會裡，就如本研究在前所引述（第三章第一節的第五項），我們台灣人實在是居於「四民之末」的最低下地位；並且當時在戶籍上，更有既使台灣人響應日本政令，改用日本名字後，戶籍上仍會被蓋上外圍一個圓圈，其中一台字的戳記，被稱為「圓台日本人」（在日文裡作「丸台」表示）1，顯示了台灣人也並不被真視為日本人的事實；這些，對於自小被灌輸自卑觀念，衷心感覺不成為皇民就缺乏價值感與安全感的台灣皇民們，自然會因隱隱感到自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皇民而產生的巨大焦慮，對於幼年時代皇民家庭卻仍不能免於「非皇民」焦慮的李先生終於不能不合理化自己過去的挫折，而以行動響應「志願兵」，更志願選擇最危險與辛勞的「步兵志願兵」；認同於統治者所強調的「唯有透過為皇國犧牲，才能成為皇民」的觀念；正印證了當年皇民作家所揭示的可悲心態：

「雖然自以為是日本國民的這個驅體裡    可悲啊卻沒有那天生的血液    島人的我只能自勵於滾滾淚中    島人的我只好自勉於滾滾淚中    而今我等為聖上作擋箭牌    當勇敢赴死於沙場    既決意捨身則無慾望    但願成為皇民而後已    」2

因為當人們否定了自己所從出的族類，就同時也動搖了自己作為人的基本價值，在日據台灣的惡質統治的愚弄下，終必造成個人似乎真的只有為「皇國死亡」──一種可悲的「高峰體驗」，才能讓他生命的基本價值得到不再需要懷疑的肯定[8]。

（五）在「錯誤的價值」上──

此外，自卑者的不幸，在於自卑者很不容易重拾起嘗試的興趣，或者，一旦嘗試又很難避免發生過度補償的情況；就阿德勒學派言，一般的自卑者常把自己所肯定的價值以衝動的方式來實現，他們以「衝至頂點吧！不管誰在過程中受到傷害。[9]」來表現這種極可能發生的過度補償。

在這樣的心態下，高度自卑者在現實中自然易造成「過猶不及」的後果，在逆境中易失去奮鬥的心志，在順境中會出現過度的衝撞，這樣的衝撞最後一定難以避免翻天覆地的崩敗──而這情形是否會讓我們覺得竟然有些熟悉？

那類衝動，真是像極了李先生所最崇仰的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氏，在我們曾引的「武士道」一書裡，那所謂「一有自然的召喚，隨時都要捨命」3的武士道的衝動，及新渡戶氏所自行承認，卻並不正視而尋求解決的，所謂「我們的名譽感對我國國民的誇大感情和易於衝動需負責任。又如某些外國人譴責自負、自滿存在於我國國民，則這亦是名譽心的病態的結果」4的「名譽心的病態的結果」之類；這種強調只要是「自然的召喚」，或者只要「易於衝動」是與「名譽感」相連結，衝動竟然就成為似可被社會接受或容忍的人生態度5──難怪勤習日本劍道的李先生作為武士道的仰慕者，很難抑制自己的衝動？

或者作為一個努力以赴的皇民，或一個思想進步的皇民，就像新渡戶氏當年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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