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二二八悲劇」與「皇民化創傷」的糾結

上節我們已將「二二八慘劇」的種種實際，做了全面的檢視；本節意圖將這一慘劇與皇民化創傷的糾結關係做相當的釐清。以下，對於它們的糾結，我們試著由「二二八悲劇」與「皇民化創傷」兩者共同對「中國概念」的鄙夷傾向上談起，其次再看這兩者如何糾結在「外來政權」的概念上，然後兩者又如何藉由戰後的歐美西方學術界的現代化理論完成兩者的結合；用以說明「皇民化創傷」在那過去的50年中，何以不但沒有因時間的治療而逐漸痊癒，反而，於今更為嚴重的理由，及這一切的癥結所在：

一、糾結在對「中國概念」的鄙夷上：

皇民化創傷的主要病兆之一，是輕蔑我台民自身所從出的種族，先是被侮辱為「支那人」或「清國奴」，其中包含著強烈的否棄，似乎曾為天朝上國的中國，簡直沒有成為人的資格，不應被平等的對待；因而，污辱、殺戮可解說為「激勵」，侵略就只是「進出」或者所謂「膺懲暴支」的同義語；在第二章第一節所引日本戰敗投降後辜偉甫氏在東京對於其日本友人抱怨時所稱的「受過這次的敗戰打擊之後，我希望日本人應該糾正過去的錯誤，並且清算對中國人過於驕傲自滿的態度……」，正是這種病兆的說明。

而作為病兆之實際表現的一項有助於我們理解的好例子，則可由認知坊間流傳陳儀行政長官的「不揩油」說法上，思考其型態；那是1945年10月24日陳氏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時的廣播講話，其中對全台公務員的訓勉詞裡，有「不揩油」──那是不要利用職權，圖利自己，要求廉潔的意思。沒想到竟被著名獨派學者作出如下的強力批判：

「當時許多台灣人聽了『不揩油』，都不知所云，於是，奔相走問……，原來『不揩油』就是不收紅包，不貪污之意。只是許多台人不禁納悶，公務員不貪污是天經地義的事，何須乎透過廣播來宣佈？單純的台灣人經過日本人一板一眼的法治訓練後，對於擅長揩油的祖國官場文化已經感到陌生，因此才會感到這種納悶。」[1]

學術研究講求事實，不可任意引申，二二八悲劇當時某些情境，確是讓人深惡痛絕，猶有餘恨，但是，其原因是否適合以籠統的祖國概念對比於日本人來表述，尤其，要提出所謂「經過日本人一板一眼的法治訓練後」，學者是否該比一般知識者要有更冷靜的分辨能力？對於此，請看下面的日據下台灣民間的史實：

「……在戰時，農民對自己種的稻米都沒有使用的權利，許多農民爲了請求測定收穫量的公務員，幫忙減少紀錄數量，以便自己能夠多一點『私糧』，常常要請客，對這些公務人員禮貌周到，不敢有所得罪。有些公務人員願意合作，但也有人不願配合。當時公務人員的權利很大，……」[2]

曾任職於米穀協會的吳濁流先生，在他的傑作「亞細亞的孤兒」中描述檢驗米穀的情景是：

「可是檢查員們雖然結束了檢查，但不馬上回去，在店前坐了下來，把已冷的茶不甘美似的啜著，很明顯地像有所期待。……主任檢查員也站起來，去看了米臼，……於是就把米臼送給他，主任立刻笑顏逐開……態度來個180度的驟變。……唯命是聽的部下，也不檢查就把二等品的檢查證印，隨便向米包上蓋了下去。其後接著是酒菜的款待。……他們三杯下肚，就隨便地說：『檢查員中最苦的就是植物檢查，最愉快的就是砂糖檢查哩！到糖廠，不但有大菜，還可以嚐嚐台灣查某啦』……結局他們在街上的菜館達到目的後，七顛八倒地坐了最後一班火車回去了。」[3]

這樣在戰爭體制下的八年多，真有學者所謂的「日本人一板一眼的法治訓練」嗎？為何學者竟不能就事論事，一定要輕率地設想籠統的「中國概念」，而加以鄙夷？尤其，在強調多元社會應該彼此尊重的今天？

不過，對於「二二八悲劇」的受害者，在時代的巨變中，突遭莫名的重大變故；其親族戚友對於加害者的深惡痛絕，自是可以想見；更何況，迄今歷史真相未曾如本研究之揭露，受害者對於整個事件的被愚弄的本質不可能知道，當然就會對於少數加害者所屬族群也抱持疑懼與拒絕態度，這是出自極為「合理的」，對「中國概念」極度非理性的鄙夷；正與上述病態的應該糾正的皇民化病兆的鄙夷相類，於是自然易於形成物以類聚、相濡以沫的狀況；這是一個他們互相親近、互相援引自然環境；因而，確應有理由可說「二二八事件」會是它們結合的契機。

二、糾合在混淆的「外來政權」觀念上：

皇民化創傷的主要病兆之二，也是皇民對於自己先民歷史的無知。在他們的意識裡，尤其，是當年日據時代不到30歲的皇民們，很少有對於我們先民寶貴經驗與血淚教訓的印象；在他們所認知的日本殖民統治，多數只是缺乏社會詭譎經驗、跡進昂揚青春的美好印象；因而，對於日據台灣，在本研究中所提及的許多可驚情境，他們就像吳濁流氏在他的自傳中所曾說的「日本警政當局仍舊在討伐土匪的名目下濫殺反抗者的良民，只因我是個小孩子不太清楚了」；至於在本研究前所指出的「日據50年台灣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由27歲下降徘徊在23歲左右」的一類史實，當然就都不在當年少不更事的他們的記憶之中──他們是日據下的台灣青年，但是他們並真的不知道，台灣當時的歷史、社會與生活，以及那是怎樣的一個嚴苛50年的殖民的外來的政權。

對於讀過「二二八悲劇」的人，沒有人會不同情當時的受害者，沒有人會不激起正義感；「正義感」是人們與生俱來的崇高情感；但是正義感必須有足夠的理性做判斷、尋方向，否則素樸單純的「正義感」，不見得可以真正伸張我們推崇的正義。對於具有這樣素樸情感的人們，在共同同情悲劇中的受害者的基礎上，可惜他們的理性或他們所獲得的資料，不足使他們認清「二二八悲劇」中的中國政府，作為罪大惡急的加害者，其實也有著極複雜的、難以啟齒的被害人的身分，他們是心虛的，是缺乏求知欲的實務者；不過，心虛且乏知識的當年加害者，在戰後初年失政以來治台50年，台灣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已超過65歲，其居心實絕非日據50年平均不足25歲之可比。

然而，深受皇民化創傷者不僅將「日本的殖民統治」模糊為「外來政權」，削減了「殖民統治」的殘酷面目；另方面，將在「二二八悲劇」及「白色恐怖」上犯錯的國民政府，因為，當年是渡海而來就也名之為「外來政權」；並且在論述時，將一個人民平均25歲以下的政權，與人民平均65歲以上的政權等同起來──在當前這個民主的時代，又是一個學術十分昌盛的時代，這真是個很離奇、但也很成功的混淆。

三、糾結在當代所謂「現代化理論」下：

皇民化創傷的主要病兆之三，是與第一項自卑病兆相對應的；這是皇民被灌輸所謂「日本第一」「聖戰」之類的觀念，在發動戰爭中，日人把其天皇說成是「萬世一系」的「現人神」，其國家將「八紘一宇」，即統一世界；把「侵略中國」說成是「膺懲暴支」，把「英美」，說成是「鬼畜英美」；也因此，即使日人早期還承認英美是先進國家，但是他總把中國當作是個極落後、沒有希望的國家，全無今日文化多元、國家平等對待的觀念；皇民們在他們的教育下認為唾棄自身的習俗與文化才是進步的，甚至，日人鼓舞台灣人南進，也以大家應該唾棄台灣人原生社會的腐敗為理由──對於我們原生社會的缺點，我們不是應該努力不懈地愛與改良嗎──它是鼓舞我台灣人嚮往一個虛擬的如此地「進步的」世界。

「二二八悲劇」發生時，對於皇民言，固然可能感覺新的「外來政權」，似乎不如日本殖民統治者「進步」；但是，那悲劇絕不是個可以用追求「進步」或所謂「現代化」來涵蓋其行為動機的事件；此外，當時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以後，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所以，雖然輕視中國的觀念仍有，但終不能不有一些疑惑，更何況，1946年7月的日本東京澀谷事件，日人屠殺台灣同胞引起全台震動的血淚未乾，對於日本統治者的「進步」，自然不會只見形式，不顧內涵，所以不可能產生太多的好感。不過在50年後，悲慘的日本澀谷事件的記載又已被掩埋了50年；同時，英美這些早年為殖民帝國的西方先進國家，他們為整編戰後世界而默默地構築的，迴護自身過去殖民立場的「現代化理論」早已逐步成型[4]，加上日本投降的戰敗國印象多已漸被美國1980年代的「日本第一」2說法取代；如此，當然日本殖民統治不論其如何殘酷，其「進步」性就成了醒目而流行的常識。

「皇民化創傷」的自卑心態，在此情形下，對日本殘酷殖民統治又有了合理的卑屈理由──承認自身所屬族群的卑屈；而皇民卑屈的自身卻因為沾染了現代化理論，我台灣人所受的殘酷對待就被說成是合理的「日本人的現代化訓練」，也合理化了皇民化鄙夷中國的觀點；於是他與前述「二二八悲劇」中粗率形成的鄙夷中國觀念，又有了崇高的「學術上」的根據；而在李登輝總統執政期間，中華民國官方與美國學者聯合背書的那本「悲劇的開端」一書裡，竟在他們對於「二二八悲劇」研究的論斷裡，強調

「在日人監督保護下台灣人學到了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離去的日本現代化政府」

「台灣人很感激自己已朝向現代化進行，並且也承認是受到日本人的教化。」1，

把「二二八悲劇」的起因，說成是「傳統」與「現代化」的文化衝突，是現代化者對於落後者的「合理反抗」。

最後，不應諱言的，「二二八悲劇」在今天的傳言中，往往被視為是與皇民化創傷有相互激盪作用的重大事件，事實上，它確實不僅也具有相當被壓抑、扭曲的性質，但是它更有那皇民化創傷者所最缺乏的若干主體性的面貌──反抗──因而當它進入人們心中那觸及就會激動人情緒，引起不安與失常反應的潛意識地帶時，似乎就成為了皇民們對於當年自身受虐合理化的最佳理由──儘管「二二八事件」中的反抗者裡，因為皇民多有順民的性格，真正的皇民可能並不多。

這可能正是今天台灣皇民化心態在島嶼上竟能重生的背景。

四、 透過「二二八悲劇」

看「皇民化創傷」的癥結

因此，「二二八事件」確實有理由成為「皇民化心理」的助長事件，但是，二二八事件之成為皇民化的助力，由前述各節的探究裡，尤其，由那本「悲劇性的開端」，我們可知，其實這「皇民化創傷」的存續，只是一種文化霸權接力相傳的結果。

簡言之，1895年到1945年的台灣文化霸權是日本，他們「好話說盡、惡事做絕」的壓榨台灣人民血汗，追求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愚民政策，如前所述，當時其效果只可能發生在少數的皇民身上（按，至1945年日本統治結束時，當年對梁啟超首稱日本統治為「愚民政策」的林獻堂先生，仍然在世；被日人籠絡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的他在1945年的光復節大會上仍抨擊此一「愚民問題」，那麼真正甘心受此「愚民政策」的皇民有多少？）──但是，在美國學者參加研究定稿的「悲劇性的開端」一書裡，討論本事件的悲劇本質時，卻不仔細考察這部份的種種問題，漠視本研究前述歷史與現實上日本統治所造成的這種種深沉的痛苦，而強調「皇民化運動」的發動與其結果：

「1941年，……『皇民奉公運動』強調……日本人對台灣人要『一視同仁』，和日本人在一起就像一個大家庭。台灣人也要信奉日本帝國的制度和價值觀。自從日本人佔據台灣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心甘情願讓台灣人學習日本的文化價值，並且願意讓台灣人徹底同化。」1

「我們可說，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的經歷，導致許多台灣人在想法與世界觀的意識上，和一般日本人的想法十分類似」2

以及所謂「國民黨有限的行政能力」比不上「技巧傑出的日本政府」或「許多本省人信奉西方式的民主思想」一類的觀點，都放在其他重要問題之前。

至於，對於1945年後迄今，則包括「澀谷事件」、二二八事件、劉自然事件等等以下，則是台灣的國民政府處在強權耽視下失政而掙扎、奮鬥，那是在不甘被擺佈、撥弄的情勢下，這時我們台灣的文化霸權者是美國，以所謂「現代化理論」配合其「自由陣營」的「世界警察」理念，實質上，它卻是以「現代化」夾帶各國殖民地統治的正當性，這當然連帶的也遮掩了皇民化（日本殖民統治）的醜陋面目；它們的共同特質是使我們台灣人缺乏主體性的批判能力，即對於自己的歷史與真實處境都難以有接近真實的認知；例如，在該書裡，除了前述的澀谷事件絕不提起外，對於在1945年9月，美國佔領軍當局，竟允許日人鹽見俊二在台灣製造惡性通貨膨脹的史實，該書卻只用一句「對於1945年底開始造成城市居民苦難的經濟危機，國民黨絕對難辭其咎」1，一語帶過，就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然後，該書不僅將日本統治下的「皇民化」解為「現代化」，更將「二二八事件」好像很合理地解釋成人們對於這種「皇民化式」的「現代化」的追求。對於文化霸權這樣極具用心的、目前當然成為顯學的處置形式裡，充分顯示了皇民化心理的癥結所在，不在其他，只在它已慣處於國際強權轉移而其支配權也轉移的非主體情境，換言之，除非台灣人真正的建立了屬於我們台灣廣大民眾的歷史，並由其中汲取寶貴的血淚教訓──絕非那少數皇民的所謂「集體記憶」，一定要是真實主體性的歷史（對此，在那「悲劇性的開端」裡，是以日軍敗象明顯、各城市開始飽受轟炸的1944年為例，舉出家中有人被指派或選上成為州、廳、郡、市、街、庄議會議員的人數約為2萬四千2人，視為值得重視的皇民化的重要成果，然而在那日本炮火已漸居於明顯劣勢下，真還有那麼多人想當皇民嗎，前述安藤總督都不相信呀！），否則，研究者認為，自卑而甘心被輕賤的皇民化的心態，最多只會換個新名字，就永遠還會在各種霸權下，以被威壓、被愚弄、被羞辱，甚至被「進出」式侵凌的、種種不同的扭曲形式3而繼續籠罩在我們的四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