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北愛爾蘭的問題一般涉獵不深，大部份的印象都是來自與IRA(Irland Repulic Army, 愛爾蘭共和軍)有關的電影，如『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致命突擊隊』( The Devil’s Own , Harrison Ford & Brad Pitt)，或者是敘述早期爭取獨立人士的故事『萬丈豪情』(Michael Collins)等。

其實北愛爾蘭的問題並非在1920年代，英國將愛爾蘭分成北方六郡，南方二十六郡以後才開始，它可追溯 到1170年英國的首次入侵，八百多年來，枝盤交錯的歷史，宗教，地理，人文，種族問題使它變得極端複雜，在此一時很難講清楚，總之簡單一句話，愛爾蘭島80%原是本地的天主教徒，20%是幾百年前自英格蘭，蘇格蘭移民過來的基督教徒，分成南北兩方後，幾乎全是天主教徒的南方於1949年成立愛爾蘭共和國，於是北方六郡(都在Ulster地區內，Ulster原有九郡，其中三郡後來大部份地區併入南方)變成基督教徒稍多於天主教徒，由於長期歷史因素，演變成天主教的民眾對抗基督教的英國入侵者。

愛爾蘭的政治團體很多，但是最後成為主流的是『新芬黨』(Sinn Fein,意思是“我們自己”)，它的武裝團體更多，但是最有名，破壞力最強的是1969年成立的「愛爾蘭共和軍」(IRA)，70-80年代是IRA最肆虐發威的時期，從Ulster到伯明罕，倫敦，直布羅陀，爆炸聲不斷，上千英軍，民眾，甚至皇族遇害，Ulster的首府貝爾法斯特(Belfast)商業癱瘓，最嚴重時，全市有2/3的商家無法營業。極端的基督教徒也成立各種武裝暴力組織(UDA, UFF，UUC等幾十個)，綁殺IRA成員，甚至殘殺普通的天主教民眾(1974年殺87人，75年96人，76年110人等)，雙方仇恨愈結愈深(舉例：76年1月4日Protestant Action Force“PAF”出草，在South Armagh虐殺天主教平民5人，翌日，IRA在同一地點挾持公車，天主教徒可以下車，基督教徒10人在車內用亂槍打死)，迄今依然無解。

IRA在基督教民兵組織，英軍，英國精銳部隊SAS，英國國防情報組織MI5合力圍剿之下，威力已經大減，多次宣佈停火後，目前已由『新芬黨』的黨魁Gerry Adams主導和平會談，並監督IRA的繳械，但是在英國眼中，始終認為『新芬黨』是暴力黨，IRA的白手套，最近才大肆搜索『新芬黨』的黨部，目前和平工作仍在雙方極不信任的情況下進行，街頭暴力依然不斷，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衝突時有日增，只是沒以前那麼大規模和血腥。


我是利用11月2到4日，蘇格蘭Glasgow 歌劇院指環劇休演的三天到貝爾法斯特的，我的兒子從小對北愛問題就很感興趣，但是他雖遊歷愛爾蘭，也不敢到貝爾法斯特，所以這回算是老父幫他探路。不過真正的決定是在臨行前西班牙朋友給我投宿處和連絡人以後，所以根本來不及預先買票。結果到Glasgow後費了很大的功夫找票，從空路到海路，最後總算搭人家的遊覽車到一個不是正式搭Ferry的港口，由那兒買standby的票，我一直到船要開的五分鐘前才被叫到名字。

抵貝爾法斯特後，剛下碼頭，走到大教堂區，發現街道靜悄悄的，兩旁巨大破舊的建築物，窗戶破破爛爛的，路邊停放幾部車子，前面只有一兩個印度人或什麼有色人種躲躲閃閃地跑過去，我的頭皮開始發麻，難道上面有狙擊手？我穿這身綠色軍衣模樣的大棉袍會不會被誤認為英軍呀，考慮半天，旅店就在前方，不過去又不行，只好閉著眼睛，放足直奔，還不忘左右閃竄，減少中彈機會。

進入長巷，還要一拐一彎才抵達青年旅店，在基督教區與天主教區交界邊緣，是由廢棄的棉織工廠所改裝的，舊倉庫的木門裝著自動開門的號碼鎖，按門鈴進去後，覺得裡面一片昏暗，可是到處有人走動，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有揹背包的，也有留長鬍子的。
他們原先給我的房間是四人雜處，我再三要求要一間單人房，還搬出甘迺迪的名字。
「甘迺迪不在，他職晚班。」
終於要到了一間單人房，我請他告訴甘迺迪我找他，然後進入我的房間。
房間有一套上下舖的床，另有兩張行軍床，棉被毯子鬆鬆垮垮，臭臭髒髒的，還有暗紅色的血跡，嚇得我晚上都不敢碰它們。

接著，我走到市中心，愛爾蘭人真勤勞，禮拜天還開業，市中心主要購物大道人潮熙攘 ，聖誕節禮品裝滿櫥窗。貝爾法斯特的City Hall是我看到全世界最雄偉壯觀的市政府，巨型羅馬式建築，像是殖民地時代的長官公署，也像軍事要塞，四周一二十公尺全用鐵欄杆圍起來，外面還有拒馬。下午五點半，天色已暗，饑腸轆轆，跑進去巷子裡一家Noodle Bar吃了一碗甜得令人難受的所謂「日式豬排麵」(Tonkatsu)，走回大道，我嚇了一大跳，明明剛剛人潮洶湧的熱鬧大街竟然變成空無一人，一隻貓一條狗，一個流浪漢，一個醉鬼也沒有，整條街在昏暗的街燈下空空蕩蕩，靜靜悄悄，才下午6:15，我好像突然掉入另一次元的空間，久久才過去一部公車，沒兩三乘客，車內好像有人急著跟我比劃，要我迅速離開，難道還有宵禁，遊蕩者格殺勿論，我這下可真嚇得魂飛膽散，一路沒命地直奔旅店。

旅店的櫃台站著的就是甘迺迪，瘦瘦高高紅頭髮的年輕人，酷酷的，他叫我先回房，他隨後就來，不久有人敲門，果然是他。
「誰介紹你找我？」
「Jose Maria Martinez，西班牙律師，去年來過。」
他毫無表情，也不作進一步確認，我也不能確定他是否已知道是誰。總之，聽過我要求的「特殊遊覽」後，簡單告訴我，要40鎊，明天上午九點在門口搭車，時間大概三個小時，我問他有沒有安全顧慮，他拋下一句，放心，車頂加鋼版，防彈的，這句話又叫我難以入眠。

當夜，我也不敢觸摸那些被子，只用棉衣，毛線衣，浴巾裹身，直到閉眼，還聽到不知是鞭炮聲，還是槍火聲，整夜都是救火車跑來跑去。

第二天早上，不到九點，果然有個滿臉橫肉，像屠夫般的人進來問Mr.Cheng，我跟著出去，是一部老舊的計程車，四四方方的，他說他叫克林頓，雖然我覺得克林頓的臉可以再風流倜儻一點，但也不敢亂廢話，他從整個玻璃圍起來，只留通話孔的駕駛座告訴我三個要點：

第一：要照相的話，儘量在車內照，下車照相，要先問他。
第二：照景照物，不要照人。(曾有一個日本人照錯人，當場被打得吐血)
第三：不要走遠，以隨時可以跑回車子為準。

我表示沒帶照相機(這是我最遺憾的一件事)，於是我們出發，先開往西郊，貝爾法斯特郊外東西南北住宅區都有基督教區和天主教區，可是並非塊狀般的隔離，除了最邊緣的地區是純基督教區或天主教區外，通常是幾個街道是基督教區，再隔幾個街道又變成天主教區，然後前面一段，又是基督教區，如此棋盤交錯，以至於早上父母帶小孩上學時，要穿過不同教區的街道，不同教區的人就設路障，不讓他們通過，過去有段時間，每天早上500個蒙面的英國士兵必須站在街上維持秩序，讓小孩上學，這時也是IRA伏擊英軍的良機，一次IRA開槍射擊軍車，駕駛中彈，車子失控，撞死了正在上學的一家三姐妹，這種悲慘的故事講不完的。

我們在西郊繞了一圈，由幾個停下來的地方就知道雙方交火激烈，在某一點，基督教民兵潛入天主教區，綁架虐殺了兩個年輕人，在某一點，IRA幹掉三個英軍，在某點，基督教民兵內訌，處決了什麼人，在某點又是雙方大規模械鬥‧‧‧我覺得到處血跡斑斑，尤其整整齊齊，成排成列二樓透天厝的基督教社區，牆壁都巨幅畫上某年月日殉難的弟兄的畫像和名字，標語隨處可見：『基督教徒留在Ulster，我們絕不投降』，『我們是基督的堅兵，踏破敵人』，幾乎家家戶戶昇起英國國旗，雖然空空不見一人，但是那肅殺之氣非常恐怖，一時使我又回到當年「反共抗俄」的那種感覺。

克林頓說越往西邊，越是兇狠激烈的基督教徒居住，那兒他也不敢載我去。我們快速通過兩處基督教民兵的訓練營，也是空無一人，但是可以看出來那設施與正式軍事訓練基地沒什麼兩樣。

接著我們進入天主教區，這兒的天主教區與基督教區有一道巨型大圍牆，就像柏林圍牆，幾百公尺長，圍牆的內外面兩派各自畫上他們的故事畫，殉難畫，宣傳畫，甚至祈望和平早日到來的畫，非常生動，不像一般的graffiti，這些圍牆的畫已被集冊出版(我帶回其中一冊)。

一入天主教區便看到死亡者紀念碑，上面刻著被英軍，民兵射殺的死者名字，分成戰士與平民兩個碑，成千上百的名字觸目驚心地排列，有老有少，年紀最小的才四歲。
天主教區到處也是口號標語和綠白菊三色愛爾蘭獨立旗，文字較多畫較少，即使如此，幾幅整牆IRA持AK機槍，某神父被民兵虐殺，一個美國人之死(1998)，都使人印象深刻。

從克林頓的解說中，我已知道他是天主教這邊，當我問到一些問題，如：挑釁性的每年7月12日Orange結社遊行，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恐怖的星期日大屠殺，墳場大追殺等等，克林頓突然斜著眼，對我說： 「你好像懂得蠻多的嘛‧‧」

其實我懂什麼愛爾蘭問題，還不是從兒子，朋友，報章雜誌看到的片片斷斷，一時無從答起，便隨口說： 「因為我來自台灣呀」「台灣，台灣跟這有何關係？」顯然是一個大老粗。
「台灣就是要脫離中國獨立呀，跟你們一樣。」他好像想起來了，喃喃唸：「對，台灣‧‧」

我開始覺得好玩，來逗逗他，我說：「我是台灣獨立聯盟來的。」沒料到他老兄從此語言熟絡，回到車內，還拿出英軍射擊示威群眾用的塑膠子彈給我看，老天，原來塑膠子彈是這模樣：直徑約一公分，長約五公分，硬殼子，頭還微尖，「這會打死人ㄚ！」我吃了一驚，一直以為塑膠子彈是細細小小，軟質的，「所以有那麼多小孩婦女被這個打死呀！」，他又給我看另一個80年代改良式的塑膠子彈，較小，較軟，直徑約0.8公分，長約3公分，兩邊是平的，我看看說：「這打到頭部也會死人的。」「沒錯，有一個12個小孩的母親就是被它擊中頭部，在醫院昏迷不醒三天以後過世。」(這個死亡三天後造成1992年倫敦金融中心大爆炸)。

既然已經熱絡，當然要進去Irish Pub，這一看又是慘不忍睹，整片牆都是英軍壓境，欺凌鎮壓老百姓的放大照，還有UDA組織張牙舞爪，甚至與英國情報人員的合照，克林頓問我「台獨聯盟」的種種，我只好胡謅一番，反正他也不懂，講到後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講些什麼，台獨主席黃昭堂與中國共產黨如果在旁聽到，恐怕會斃了我。

兩杯很難喝的愛爾蘭威士忌下肚後，場面開始熱烈，克林頓唱起悲壯激昂的愛爾蘭歌，一旁的人也附和跟著唱，鬧哄哄的，突然他要我唱一首台獨的戰鬥歌，我既不會唱歌，更不懂台灣獨立歌，「雨夜花」，「港都夜雨」這種哀愁的台灣歌怎能在這場合唱，可是一大堆人虎視眈眈，全是愛爾蘭大老粗，今天這歌不唱，恐怕活著走不出去了，只好硬著頭皮唱了一首好像很激昂的「滿江紅」，還差兩句沒唱完，克林頓已經受不了，拉著我說「走！」，他們還不知道我唱得是「中國歌」(以他們而言就是「英國歌」)，知道的話可能會宰了我，把我的皮釘在門口，就像克林伊斯威特的「殺無赦」一樣。

進入車內，克林頓問我有沒有名片，我雖有點醉意，但是還懂得回他：「你聽過IRA印名片送人嗎？」
他聽了很高興的說：「我帶你去一個Very Surprise的地方。」
這就是本文的主題了，你知道他載我去哪裡嗎？

下車時，我還迷迷糊糊的，只見一棟大房子，整面牆塗滿色彩，上面是Bobby Sands的畫像，Bobby Sands是愛爾蘭年輕知識份子，在獄中為爭取被認同為「政治犯」，絕食而死，死時才26歲，他的死激起後來一連串大動亂，也使獄中的愛爾蘭份子集體絕食示威。克林頓告訴我，這兒就是「新芬黨」的黨部。

我的眼睛開始大亮，「新芬黨」，愛爾蘭歷史上決定性的政黨，英國人不得不承認的最痛恨的政黨，半邪半正的黨魁Gerry Adams不僅是愛爾蘭人的英雄，英國人的眼中釘，而且扮演今後愛爾蘭戰爭與和平的關鍵人物。
我難以置信地踏入新芬黨部，克林頓把我介紹給一位有關的組長Mr.McKenna，這時興奮之情稍退，開始有點發慌，但是也只有硬著頭皮表示是友誼性拜訪，沒有任務，愛爾蘭人與台灣人加油等等毫無營養的廢話，他拿了幾張名片給我看，我看看挑了一張「湖南省什麼委」出來，告訴他：「這一張不對，他對你們來說是“英國人”。」我也搞不懂為什麼湖南省什麼委跑來這裡幹什麼，毛澤東的老鄉來研究革命嗎？

克林頓暗示我跟他講要見Gerry Adams，要見歷史性大人物，我實在心虛得很，但是又不能拆穿自己，Mr.Mckenna進去一會兒後，出來告訴我Mr. Gerry Adams很忙，沒法子見你，但是交代給你一張他的簽名照片，以及黨刊，書籍。並告訴我，雖然我們是合法的政黨，但是這些東西搭船搭飛機還是要小心，不要給英國人看到了，給你自己添麻煩。

拿到相片書籍等，我們就告辭，克林頓還想去喝，我說不行，太晚了，要回旅店，最後他顧及「革命友誼」，只收我35鎊。

分手前，我要他給我一張名片，下次帶我兒子來，沒想到這小子竟然眨眨眼，對我說：「你聽過台獨份子印名片送人嗎？」
我哈哈大笑說：「幽默是屬於英國人的，愛爾蘭人用拳頭。」

他最後說：「沒問題，你下次來，問甘迺迪找克林頓就行了！」好一個「問甘迺迪找克林頓」，難怪當年英國首相余契爾夫人被IRA暗殺未遂後，鄭重要求雷根總統不要讓愛裔美國人再繼續資助愛爾蘭革命了。

這就是我上次說的“met someone”的全部經過，拿到Gerry Adams的簽名照是難以想像的高興，我顧不得東京深夜兩三點，打電話給我熟睡的兒子，告訴他這件事，他半信半疑說：「爸爸，你怎麼作到的？」

接著我到Queen’s大學繞了一圈，也和基督教區內的中國飯店老闆聊天，知道他們每星期要付保護費給基督教民兵團，至於IRA是一年分兩次收，我問他這裡這麼亂，生意好做嗎？他用中國人的智慧告訴我：「天下哪裡不亂，自己不亂，家庭不亂就好了，那裡都是要吃飯的。」

晚上去Belfast大歌劇院看了一場首演的戲劇，王爾德的「葛雷的畫像」The Picture Dorian Gray(當夜沒歌劇上演)，這個外型融合都鐸式，內部又是充滿異國風色彩的Baroque雕飾的歌劇院建築非常吸引我，尤其1991年IRA用450公斤的炸藥把它炸出一個大洞，有段期間，來看歌劇的都要被搜身，這事也非常吸引我。
回旅店時，已是10點多，大街空蕩無一人，一回生，二回熟，現在已經沒那麼怕，尤其從克林頓口中知道，大家都是來中心區做生意，所以儘量減少色彩，只是晚上關店後，各回各的社區，彼此不相干，不交談往來，雖然群毆對打時而可聞，但是暴虐殘殺在大城市已經較少。雖然如此，還是快步回去繼續聽那救火車的聲音。(80年代，中心區的商場到處引爆起火，丟在廁所，垃圾箱的定時煙霧彈到處冒煙，讓英國消防隊疲於奔命，跑到天亮，夜夜如此)

最後一天的下午，當我要登船回蘇格蘭時，Ticket Check In的人告訴我：

「Mr.Cheng，你不能上船。」
??&&####*** ????

我還沒聽完下一句，差點就昏了過去，完了，完了，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這下子要被關到老得不能咬豆腐才會出來了，哇哇哇‧‧

後來才知道我的船票本來就是Standby，這船沒我的座位，必須明天早班船走，其實下班船，我已研究過了，抵達Glasgow正好11:45，趕回旅館沖澡，換衣，去中國餐館拿便當(見另文「這個Charlie，蔡禎一定要看」)，正好趕得及13:00的「齊格飛」。

又回到甘迺迪處，求他開恩，再給我一夜單人房，Albertine要我告訴大家我是信佛的，甘迺迪聽過後，還是面無表情，酷酷的說：「異教徒，先殺！」，嚇得我把椅子堵在房門，一夜聽消防車入睡，現在我已養成沒有消防車的聲音不知怎麼睡的習慣了。

翌日，一回到Glasgow，我把一件帶到貝爾法斯特當內衣穿的，原是我兒子1997年到台灣師大中文班時，參加划龍舟中正杯競賽時所穿的T-Shirt，正面印「我划過基隆河」，背後三個大字「還活著」，立刻拿出來，把「基隆河」改成「Belfast」。

最後我有一點感想，我覺得政治家，領導人，大至國家，小至團體，要對自己的良知負責，要有為長遠的後代作宏觀的考量，北愛爾蘭問題雖然錯綜複雜，但是在歷史上也有數次轉折機會，以近代而言，Michael Collins的時候就是契機 (現在的Gerry Aadams也是忽縱即逝的不可多得良機)，可是礙於英國的私心，政客的野心和群眾衝動盲目的無知，把整個社會帶到動盪不安，朋友，同事，同學成為寇讎，經濟凋零，人們生活恐懼不安，連站在教堂門口聊天也可能被擄走殺害，我看到貝爾法斯特楓紅落地，景致怡人，如此山明水秀之地房子，商店到處掛著“To Sell”，“To Let”，實在痛心之至。

台灣的政治氣候與北愛有幾分相似之處，我希望大家要自制，尤其選舉到了，各種政客的選戰話題即將層出不窮，我們華格納圖書館同仁要節制，避開這種無謂的爭端，不是鄉愿，除非你能真正瞭解那些政治人物的內心所在，否則沒有資格，也沒有必要替他說話，這是我們家族幾十年參與政治，我的肺腑之言。我希望我們團體公開相聚，節目主持時，不要加入個人的政治主張，不能引導大局，至少避免彼此傷害，這是我們起碼該做的。 PA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