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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懷念楊小凱 (7/15/2004 3:39)
最早聽到楊小凱這個名字, 是風雲激盪的八十年代, 當時我還是在北大讀書的青年學子. 先是在讀有關 “文化大革命”的史料時, 知道當年的紅衛兵中, 有一個叫楊曦光的中學生, 以一篇題為 <<中國向何處去>> 的大字報驚動北京高層, 後入獄十年, 是一代文革青年悲劇的代表人物, 現在改名楊小凱, 是學有所成的經濟學家; 後來在推動改革最力的 <<世界經濟導報>> 上看到人在海外留學的楊小凱與其他幾名作者聯合撰寫的數篇呼籲推動私有制的長文, 深為他的大膽言論所鼓舞. 這個名字, 就留存在了我的記憶中.
見到小凱本人的時候, 已經是十年以後. 1998年4月我被流放到美國, 5月來到波士頓申請進入哈佛大學. 記得那是我第一次來哈佛, 王軍濤陪我從紐約趕到波士頓高新家裡的時候, 已經很晚了, 但是仍然有一些朋友在等候, 其中有一個貌不驚人, 溫和斯文的學者微笑著自我介紹: “我是楊小凱”. 我當時頗為驚訝, 因為印象中那個不到20歲就名聞全國, 叱詫風雲一時的紅衛兵領袖, 竟是這樣一個氣質平和, 書卷味濃重的樣子. 當時小凱正在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作訪問研究, 一直停留到次年夏天. 這使得我有機會可以與他結交, 請教, 不知不覺的他也就成了我的良師益友.
小凱被公認為是中國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 他的<<經濟學原理>> 一書為他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尊重, 與張煒, 許成鋼, 錢穎一, 劉遵義等形成了海外一個引人注目的具有高成就的華人經濟學家群體. 我一直很好奇他的心路歷程: 他是如何從一個對政治充慟情的學生運動領袖, 在十年監獄生活之後, 轉變到非常尖端的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呢? 很遺憾, 我一直沒有當面問他這個問題. 但是, 小凱給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他的學術研究始終是與正義, 民主和制度建設等自由主義基本價值, 以及帶有強烈問題意識的社會關懷連接在一起的. 記得有一次我們共同參加哈佛一批中國學生學者的討論會, 我已經忘了具體討論內容, 我只是清晰地記得, 小凱曾經做了一個很動感情的發言, 提到自己的坐牢經歷, 認為中國過去經歷過的苦難不應當因為現在時空和環境的轉變被遺忘. 小凱的動情,讓我看到了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基本素質, 這樣的人, 他不是僅僅以玩弄理論而自立, 他始終把學術生命和社會發展聯繫在一起, 始終對社會懷有一種責任感. 小凱就是這樣的人.
這些年來,小凱積極投入到圍繞中國經濟改革的討論中, 他的水平與見解在國內產生很大影響, 他是有機會在國內 “為帝王師”的. 但是他從來沒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留觀點. 多年來他始終大力呼籲的主張是兩個, 一個是用憲政的基礎保障經濟發展; 二是農村要實行土地私有化. 這兩點都是當局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小凱始終沒有放棄或妥協. 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哈佛廣場一家小飯館深談, 他仔細地從歷史的角度給我分析政治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指出英國工業革命是在 “光榮革命”的政治制度變革基礎上實現的; 美國經濟發展也是在完成社會制度建構的基礎上進行的; 沒有憲政作為基礎,改革很可能會成為權勢集團瓜分國有財產的幌子. 他對憲政的強調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以後我與王軍濤, 陳小平等一些政法學者發起組織 “中國憲政協進會”,是有小凱的影子在裡面的. 順便說一句, 小凱對改革變形的擔憂, 現在在中國正在變為可悲的現實.
最後一次見到小凱, 是2001年我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訪問, 當時小凱為我主持了一場討論會. 會後,我們單獨相處的時候, 他提出了一個令我感動的想法, 他說, 現在國內的學者與海外的反對運動保持距離, 不能相互呼應, 這種狀況應當改變, 他準備在適當的時機做一些事情把雙方聯繫起來. 這是少數能夠自由來往國內外的學者敢做或願意做的事情. 這裡我再次看到了經濟學家楊小凱的政治理念. 可惜,小凱走得太早了.
無論從那個角度講, 對小凱的去世, 都只能用 “可惜”二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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