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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革舞台到國際講台：楊小凱一生追問中國向何處去──激情煉成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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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革舞台到國際講台：楊小凱一生追問中國向何處去
──激情煉成的經濟學家

──《亞洲周刊》第三十期(7/16/2004 13:9)

章海陵

題要：文革時因撰寫《中國向何處去》而身陷囹圄十載的楊小凱最近去世，這位國際級經濟學大師和中國赤子，一旦進入歷史，生前所有的探索，連同非凡的痛苦，將升華為神州崛起的思想資源和強大動力。

澳洲莫納什大學華人教授、澳州社會科學院院士、國際經濟學界明星楊小凱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曾說過﹕「有個中國學者，可能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就是楊小凱。」

知道楊小凱經歷與成就的同齡華人則感到心頭重重一擊，深切意識到他是多麼傑出，而走得又是多麼早。正如朋友們給楊小凱夫人吳小娟與三個子女的吊唁信中所說﹕「他非凡的資質和非凡的成就，早已完成了一個真正輝煌的人生，一個足堪後世敬仰和效法的人生。這些話是應該在他生前就讓他聽到……」

　　楊小凱生於一九四八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十八歲，是最標準的「老三屆」。跟血統一樣，人絕對無法選擇的就是自己的時代。楊小凱和同齡人一樣，學業被荒廢，一樣狂信過「毛澤東主義」，文革後被譏為「喝狼奶長大的一代」。愚昧之樹即是無果之樹，這代人一生被斷送，當今中國最窮困、最落魄的都市民眾幾近「老三屆」就是一個明證。但是，具備同一知識起點的楊小凱，卻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走向學習與思索，走向苦難也走向輝煌，成為時代巨人。

　　文革時中國曾流行馬克思的名言﹕「有些事第一次出現時是悲劇，第二次出現時是鬧劇。」這正是楊小凱牢獄之災的寫照，不過次序被顛倒﹕第一次是鬧劇，第二次才是悲劇。楊小凱原名楊曦光，一九六七年仗義執言，為觀點相同但派別不同的群眾組織「湘江風雷」張目，指責湖南軍區鎮壓群眾，因而被捕。他在牢房裡惡作劇地高唱「坐牢算什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生要站著生，死要站著死」。這是過去共產黨人坐國民黨牢時唱的歌，顯示了時光倒流的荒誕，也令基層當局不勝惶恐，不知年輕人為何方神聖。

　　楊小凱第二次入獄是因言獲罪，被判十年徒刑。他寫了系列文章《論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堅持和鞏固新思潮的方法應該改變》等，而最具震撼力的是《中國向何處去﹖》，令他成為在湖南及全國如雷貫耳的風雲人物。這篇文章與當時限於派性爭鬥的大字報不同，戳痛了江青、陳伯達、康生甚至毛澤東、周恩來的神經。原來楊小凱要按列寧的思路，「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騙群眾的行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在這些革命發生了的和正在發生的階級變動」。

　　但楊小凱對中共建政十七年以來階級變動的思考，源於自己的觀察與探索，並非趕時髦。他首先反省自己家庭的「特權」。楊小凱父母是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的省廳級高幹，雖受彭德懷事件影響，仕途受挫，但仍一直享有「配保姆」的待遇。楊小凱以為主僕關係一向融洽，豈料文革開始，保姆與他家劃清界線，更參加了「保姆戰鬥隊」，原來保姆多年一直暗暗憎恨東家。楊小凱認為，這是因為幹部背棄了革命年代「建立平等社會」的承諾，建政後以特權憑空佔有了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勞動，已形成了「紅色官員階級」。文革的爆發，除了高層政爭的因素之外，與廣大群眾對紅色官員階級的痛恨有極大關係。

　　如何解決新出現的社會矛盾﹖中國向何處去﹖楊小凱在「巴黎公社」經驗裡找到了靈感，主張官員直選制、官員低薪制等。其實，文革初中國社會瀰漫「巴黎公社熱」，始作俑者正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但他倡導的是革命的狂暴、殘酷與無法無天，卻堅拒巴黎公社自由平等的合理元素。陳伯達大驚失色，在接見湖南代表時他呼籲群眾不要被楊小凱等人蒙蔽，「不要被他們牽著鼻子走」。江青詛咒楊小凱的戰鬥隊，高喊「讓他見鬼去吧」﹗嫉賢妒能的康生則認定楊小凱背後有「反革命黑手」，他絕不相信楊小凱的主張來自高中生的思考。事實證明，作為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文革派，比被打倒的走資派更自私、更狹隘、也更貪戀權勢，絕不容忍年輕人對國家前途、體制弊病、毛澤東思想的內在矛盾有嚴肅的思考。楊小凱母親受兒子牽連悲慘死去。九八年，楊小凱出版被國際學界譽為「具有原創性和新穎性」的專著《經濟學原理》，他在扉頁上悲慟寫道﹕「獻給已逝的母親和飽經風霜的年邁的父親﹗」

　　服刑十年，是楊小凱一生中最黑暗、最苦難的歲月，但他沒有放棄對中國命運的探索。在監獄裡，他繼續思索「中國向何處去」。他從研究牢友的個人遭遇入手，總結暴力革命的教訓。有一個獨眼服刑人曾親手弄瞎了派出所長的雙眼，就因為派出所長文革前逼供時弄瞎了他一隻眼。派出所長犯罪在先，但如果具備監督懲處公僕的機制，又何來這樣的冤冤相報﹖這難道不是體制之錯﹖監獄裡還關了一個維持社會治安的糾察隊員，他炫耀地向牢友介紹，文革中如何在公園裡捕捉無辜的戀人，以「流氓罪」及酷刑進行恐嚇，強迫他們當場表演「活春宮」來換取自由。然而，糾察隊員入獄卻非為這宗喪盡天良的罪惡，就是說，還有許多流氓惡棍仍生活得「清白」而瀟洒，正等待文革這種放浪節日的重臨。群眾運動的殘暴、無序，令楊小凱心目中文革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蕩然無存。

楊小凱沒被暗無天日的牢獄生活摧毀，他選擇知識，選擇學習，以極大的毅力完成入獄時作出的人生規劃﹕他在獄中向刑事犯「學習」以了解社會，深化思考﹔再向「政治犯」請教，吸納他們的知識。等到長沙一中高中生楊小凱出獄時，他已經以自學方式完成大學教育，掌握了數學、經濟學、哲學和英語等大學課程。由「犯人」到學人，如此追求知識，長沙一中的老校友、前總理朱鎔基聽了有何感想﹖另一位著名校友毛澤東九泉之下若有知，又作如何之想﹖

這是楊小凱人格的勝利，但仍不是中國良知的勝利。楊小凱出獄，中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正享受「一風吹」摘帽的喜悅，重放的鮮花迎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天，盡管是遲到的春天。而楊小凱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卻因「政治審查」不合格，未能錄取。直到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胡耀邦對楊小凱的冤案親自作出批示，湖南省高級法院才歸還了楊小凱的清白之身，他終於憑實力昂頭挺胸考上研究生。　

一九八三年，楊小凱出國留學受阻，仍被籠罩在厄運的陰霾之下。在這關鍵時刻，中國另一位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出面批准楊小凱出國深造。似乎可以說，楊小凱雖坎坷，但仍屬幸運兒﹕因為鄧小平主導改革，他才有報考研究生的機會﹔因為胡耀邦的批示，他才得到徹底平反﹔因為趙紫陽的過問，出國留學才得以成行。

楊小凱來到海外，格外體會到人權與自由的可貴，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對神州大地的眷戀、對人民的感念，絕不輸給任何一個充慟情的愛國主義者。楊小凱的最後十年，在醉心於世界經濟理論的研究，作出驕人成就的同時，他更像一個在中國底層最常見的憂國憂民者那樣，關注著、思考著、闡說著中國的現狀，骨鯁在喉般地說出心底的憂憤。

　　楊小凱利用接受採訪、回國講學的機會，肯定中國的改革事業，但也提出嚴肅中肯的意見。「中國向何處去」的追問仍縈繞於他靈魂的每一角落。楊小凱批評中國人大代表幾乎全在兼職，而在美國甚至在台灣，類似職位卻是嚴禁兼職的。他表示，中國的制度改革可能要從此做起。他建議，人大和政協代表「要有足夠的在職收入，不准兼職，才可能使參政議政專業化，水平才能提高」。

　　楊小凱密切注意中國制度轉型的試驗，但告誡眾學者﹕中國的統計數字並不能說明什麼，要看「幾代企業家之間的差別」。楊指出，改革時期第一代企業家需要靠玩政治生存，打著支持改革的招牌，要搞很多政治上的東西才能活下來，最後仍不免垮掉。第二代政治色彩淡一些，但要既會玩白道，又要會玩黑道，還要真正有些經營能力。「再下面一代……包括浙江的一些民營企業家搞房地產，基本上是很低調的，不再玩政治，經營上的能力更多一些」。這些企業家經營方式、精神狀態、操作方式的改變，更能說明中國制度轉型的程度。

　　中共十六大召開，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老闆都可以加入中共，是好事情。但楊小凱認為這恰恰是糟糕的轉折點，官商勾結制度化，利用權來賺錢，再用錢來操縱政治。「這是典型的壞資本主義。」三農問題也令楊小凱憂心忡忡，因為中國沒有好的土地私有產權制度，超經濟的政治權力就去強搶、兼並農民土地，用非常低的價錢徵購、徵用，再倒手買賣，正義蕩然無存。

　　楊小凱尤其呼喚中國的政治改革，要走憲政之路。他指出，其實這也是中國當權者真正的自保之路，將來一天當老百姓，任何權利都沒有，下場難免悲慘。楊小凱回顧國共之爭，「共產黨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當年把國民黨給消滅了，要是國民黨不被消滅，跟共產黨平等競爭，是對劉少奇、彭德懷他們的最大保護，有國民黨，毛澤東怎麼會這樣無法無天，他的行為就比較規矩。彭德懷、劉少奇都不會死得這麼慘，包括林彪。」

　　楊小凱離開人世，人們感慨他早年迷惘、中年卓越，但奇蹟般似地，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三位具指針意義的改革派領袖，竟在楊小凱的人生道路上留下印記、改變他的命運。也許只是巧合而已，但楊小凱一生追問「中國向何處去」的的問題，難道不也頑強地縈繞於悲劇性領袖人物「鄧胡趙」的心頭﹖也許有著一樣的執著、一樣的理想主義情懷，但楊小凱在社會底層有更持久的歷煉，以及不可比擬的學養優勢，因而這位「一介平民」對中國命運的思考要比改革派領袖更深刻，他的「新思維」更具可操作性。可以預見的是，楊小凱一旦進入歷史，他生前所有的努力探索，連同他非凡的痛苦，一定會升華為中國崛起的思想資源與強大動力。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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