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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凱：歷史的沈思和未來的選擇

作者﹕楊小凱

【大紀元5月3日訊】思想敏銳的情緒和直感
我的專業不是政治學，從學問方面而言，我對政治學可說是門外漢，沒有什麽資格來討論政治理論問題。不過我們這一輩中國人都曾被當代中國的政治動亂所苦，像“久病成良醫”一樣，對政治多多少少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我對政治的關注自然與我曾受到的政治迫害有關。我曾親眼看到中國很多不同政見者（其中有些是原來對政治並無興趣的普通人）不知不覺竟因政治掉了腦袋。這使我覺得作爲一個普通中國人，爲保全身家性命，都必須懂得中國政治。作爲一個還未成年時就寫下“中國向何處去？”，討論中國的政體問題，並爲此坐牢十年的人，我自然對政治歷史、政治理論、實際政治發展保持著非同尋常的關注。但我在此文中的看法與其說是高深的沈思，不如說是這代知識份子中一位思想敏銳者的情緒和直感。

我將從四個方面討論對中國政治改革的看法。第一是民主政治與革命的關係。第二是民主政治與經濟制度，特別是私有財産制度的關係。第三是中國政治的種種特點。最後我總結一下自己的直感和猜測。

我在文革時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選舉官員、取消常備軍、取消高薪等等。而實現這種民主的手段卻是激進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國的新特權階級，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爲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裏我讀了很多歷史書。開始我想從西方政治史中瞭解，到底什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體是如何産生的。洛克的思想對我有過極大的影響。雖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叛逆者，但自從接受洛克的思想，我開始知道革命民主主義與現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東西。洛克思想是英國大革命的産物，克倫威爾專政是大革命的後果，而他比舊王朝更糟糕。我讀這段歷史時是一九七二年，當時中國人民中充滿著復辟情緒，大家都在留戀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幾乎與克倫威爾死後，蒙克將軍迎來復辟王朝前英國朝野上下的普遍復辟情緒一樣。按照洛克的邏輯，革命要推翻的是一個暴君，而沒有一個比暴君更集權的力量，卻無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對革命中形成的權威，任何人都再無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會催生革命。這就是“革命産生暴君，暴君産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在英國大革命之後的克倫威爾，自稱共和國執政，但實際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國目前自稱共和國，但卻與共和政體毫無共同之處一樣。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換代，陷入“革命民主主義”的陷阱。而馬列主義政治理論的淺薄之處，正在於它從洛克和孟德斯鳩的理論退到了革命民主主義理論，而這種理論比中國式的改朝換代並不多出什麽。這種理論的核心是誰掌權（所謂國體問題，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而不是政體本身的真正創新。而洛克、孟德斯鳩的理論的核心卻是設計一種機制來控制“控制者”。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失敗，正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淺薄和沒有控制“控制者”這類設計思想爲基礎。因此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失敗不是一個實踐問題，而是政治設計思想的失敗。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絕

英國光榮革命（實際是次政變）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設計。它在一個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找到了一個擺脫革命與專制的迴圈，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辦法。光榮革命前，英國實行了復辟，王朝復辟前，國王有個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證不對造反派報復。但他被迎回國，權力稍微鞏固後，馬上大規模報復，把當年的造反派以叛國殺君罪絞死，連克倫威爾的屍骨都不放過。惠格黨（後來的自由黨）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種人運動中的中國造反派一樣）。造反派當時有兩種選擇，一個是革命，二個是忍讓。但最後卻是第三條路，從海外請來了客籍國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趕走了舊國王。這滿足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這個條件。但客籍國王不是革命中生長起來的，他在英國沒有根，國會能控制他，趁他權勢未穩，國會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護法等一系列立法使他變成虛君。然後又有代議制、內閣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是兩黨制。托利（後來的保守黨）和惠格黨是在長期內爭中互相迫害的兩大派，他們的共存和制衡是整個制度創新的基礎。我當時看這段歷史，忍不住拍案叫絕。這大概是改造專制制度以進行制度創新，擺脫專制的革命迴圈，走向長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這個例子對中國有意義，而美國在英國民主制度的基礎下發展民主制度的歷史對中國意義不大，因爲中國不是像美國這類“沒有歷史的國家”。所謂政治設計的成功就是說，實際執行的結果與設計的預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一樣，以民主爲目的，而以專制爲結束，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設計。不能說某些人掌了權，實現了改朝換代，就算成功了。其實從改朝換代的意義上，中國和蘇聯的政治體制設計都不成功，因爲很多開國功臣都因他們創立的政體的致命缺陷而人頭落地。

儘量維持上層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體中控制“控制者”的結構說來極爲簡單，既然我們認識到人都有天生的弱點，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們就讓幾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的人平等競爭吧。所以三個平等競爭的野獸（兩黨或是三權分立）就是民主，而一個“聖人”卻是專制。這個道理雖簡單，但實行起來卻不易，因爲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對方。怎樣才能保證他們和平共處、平等競爭？唯一的辦法是依賴歷史提供各派平衡、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面。英國光榮革命前夕，長期互相迫害的兩大派之間就出現了這種誰也吃不掉誰的均衡局面。它就是兩個魔鬼平等競爭（民主）的條件。

所以作爲民主主義者來說，實際的謀略就是儘量維持上層各派的均衡，譬如說共産黨比國民黨大了，就要支援國民黨，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佔優勢，就要支持他的敵對派。一九四九年民主黨派犯的錯誤就在於共產黨過於強大時，他們不去支援國民黨。其實當時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黨派領袖看到了這一點，認識到對共産黨一邊倒會爲專制制度創造條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實質當時還遠未被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認識，他們以爲民主是一個聖人（共產黨），而不是兩個魔鬼（國共共存）。中國知識份子喜歡附和強權去歧視弱者，這個傳統也應對一九四九年一邊倒局面負責。

我後來細細咀嚼，發覺有一些更大的歷史背景比“光榮革命”本身重要得多。一個是英國的小國會、小憲章這段歷史。英國的小國會實質是諸侯會議，很有點像中國的“春秋五霸”的諸侯會議。也就是說英國歷史上有封建諸侯權勢超過國王的傳統。王權的衰落、封建制度的發達，以及沒有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是小國會、小憲章（實際上是各諸侯限制王權的條例）和後來的民主制度的基礎。換言之，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爲基礎的。如果王權發達，用中央集權制代替了分封制，則民主制度極難生長起來。正像中國這種中央集權制發達、早就廢止了封建制度的國家，很難産生小國會這種制度一樣。再深一步研究，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參政，而是社會上層階級內的多元化。英國革命的歷史說明，人民革命只會産生暴君，而革命産生出民主大概只找得出美國這種已有英國民主傳統的殖民地例子。有人說菲律賓是革命産生民主的例子，而實際上菲律賓的微笑革命只是一次政變而已，政變也是在美國壓力下上層推行的民主化政策過程中産生的。這與中國式的革命（改朝換代）實在是天隔地遠。所以我相信在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革命只會産生暴政這個假說是可以證明的。譬如說，我們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有征服他人、損人利己的惡性這一條，對“暴君”和“人民”同樣成立。暴君被推翻，“人民”就會分爲不同的派別，互相鬥爭，既然推翻暴君可行，爲什麽打倒敵對派別不行。“人民”會用對待暴君的辦法互相殘殺，直至剩下一個新暴君爲止。中國每次改朝換代都要經歷這個過程。把大土匪（皇帝）打倒，無數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殘殺，剩下一個大土匪（新皇帝）。最後人民體會到一個大土匪比多個小土匪好些，“甯爲太平犬，不爲戰亂人”（像不像法國大革命後“熱月政變”時的“秩序黨”和一九七零年林彪、周恩來聯盟的觀點？）因此新朝代會鞏固一段時間。辛亥革命這種以民主爲目標的革命一樣經歷了這個過程。一旦革命發生，只有列寧式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只有政治白癡才相信這種革命會産生出“民主”。

用革命手段推翻專制行不通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假設有可能出現孫中山這類人，利用革命推翻了專制制度，
爲民主打下了意識形態和憲法基礎，使國民黨“訓政”下長大的人，從小就知道政黨自由、五權分立這些東西遲早是要實現的，所以雖然要經歷兩代人以上的動亂，民主政體終會來臨（像臺灣目前一樣），那麽用革命來改變大陸專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國政治極端黑暗，當局的經濟文化政策荒謬絕倫，稍有知識的人都會被這種昏庸無能刺激出參政的興趣：“讓我來治國，比這種搞法一定會好千萬倍。”當時很多人被劃爲“黑七類”，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和迫害，“孤苦無告，樹黨強訴”的情緒相當普遍。搞政黨活動、會黨活動的多如牛毛。我當時被關在監獄裏，革命情緒可說是到了頂點，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參加反對當局的革命黨的。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把這類“革命”活動幾乎完全從肉體上消滅了。一些最優秀的從事革命活動的職業政治家被當作政治隱患而槍殺。這次大規模的鎮壓活動使我觸目驚心。我想起這些被殺害的政治家生前的一些思想（他們中不少是我的獄中好朋友），開始體會到他們的一種判斷，即社會現代化過程已使傳統意識的革命幾乎不再可能。當時一些親西方的知識份子在秘密政黨活動中都密切注視在南美搞革命活動的古巴人格瓦拉。他們認爲，如果格瓦拉能成功，則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在專制國家發動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儘管他們的政治目標與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馬列主義理想，而這些中國知識份子卻企圖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徹底失敗了。很多人總結失敗的原因，與現代化的通訊、運兵手段的發達極有關。譬如在現代化鐵路運兵的條件下，當年的武昌起義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現代報紙、電臺也使一個專制國家可以完全控制社會輿論，像中國的大躍進時代一樣，餓死近二千萬人，而人人都以爲是“形勢大好”，自己看到的災難只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衆多政黨活動由於官方的封鎖消息，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這種政體有能力把政敵消滅在無聲的黑暗中。

原則上說，在現代化條件下，如果沒有國與國的戰爭，沒有上層階級內的大規模衝突或類似代理人戰爭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制政體（像武昌起義一樣）成功的概率等於零。文革中之所以有一些非常優秀的知識份子也參與了政黨活動，是因爲有一點還不清楚，即像文革這種上層內部的大規模衝突是否會提供革命的機會。但這些知識份子中的一些人後來認識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民中培養起強烈的反革命情緒。文革不但沒有爲改朝換代創造條件，相反卻爲防止改朝換代、鞏固共產黨的政權起了與預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說，人民自從大躍進以來對專制政體的不滿在文革中發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面暴露無疑。在毛澤東短期內允許變相政黨自由的條件下，人民一轟而起，互相殘殺。大家又多了一個念頭：一個大土匪比多個小土匪好得多。批舊和反革命情緒油然而生。這種情緒在極左路線的口號下成爲鄧小平政權最強的政治王牌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今天利用上層衝突觸發革命的機會比以前要小得多，這是文革的積極後果之一。

革命會延緩民主化進程

留戀一個“大土匪”的情緒是中國人一種有歷史傳統的錯覺。多個“小土匪”如能和平競爭（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國或多黨），自然比一個大土匪好，但這種和平競爭的局面在中國出現的概率並不高，其原因可專門寫本書。原因之一是上層內部的多極平等競爭不發達和缺乏穩定的結構。結果往往給革命和改朝換代以可乘之機。最上層權力太大，中層和上層內部沒有分封制，又不能像歐洲多國制度及現代紳士階層等結構來制約中央的權力。歷史的發展，極大程度上是靠碰運氣，誰說美國人不是因爲走運才有了民主制度？

革命會延緩民主化進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國民主化進程延緩了幾代
時間、俄國革命使蘇聯的民主化遙遙無期一樣。所以防止革命對於今天中國的改革仍是現實和重大的政治問題。

如果有人問我：若是中國今天發生了武昌起義式的民主革命，你怎麽辦？我的回答是：我就會離中國遠遠的，躲開革命中的中國。我本人就是文革後的反革命情緒的代表。我在監獄裏結交的很多好朋友卻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很愛他們，但共產黨革命卻把如此高尚的人變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母親被逼自殺，我知道革命是怎麽回事；我知道所謂“偉大的人民”在革命中會如何行爲；我知道革命會用迫害政敵的情緒毒害全民族，那時誰都會無法控制這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正是專制制度的基礎。正像共產黨幾十年迫害政敵（包括他們自己內部的不同意見者）都是以迫害國民黨人的合法性爲基礎一樣。至今迫害“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著很多親近共產黨的人。有人會說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民主政體，就會避免這類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國的南北戰爭中，代表民主的北方勝利後，迫害南方的情緒勢不可擋，一時誰也控制不了，因而出了大量“冤、假、錯”案。有個錯案直到百多年後卡特當政時才昭雪。要不是老約翰遜總統後來力挽狂瀾，與這種迫害南方領袖人物的情緒對抗，美國也不會有今天的民主制度。

改朝換代並不那麽燦爛輝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囯共產黨並不從理論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傳統”，坐過共產黨牢的人都會發現，很多牢裏的政治犯，有與共產黨一模一樣的意識形態，企圖用共產黨革命的方式推翻共產黨。許許多多這類“反革命犯”都是中共革命意識形態製造出來的。年輕知識份子毫無政治知識，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這個偶像，這都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産物。所以專制政體最可悲之處並不是其對人民鎮壓的殘酷，而在於它使人民的意識形態也專制化。因此革命只會複製專制，而這又成爲當權者鎮壓人民的理由，可悲之處就在於這種鎮壓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總之，革命和改朝換代根本不像史書上說的那樣燦爛輝煌，對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著生靈塗炭，意味著人的征服心、損人利己本性的大發泄。

另外，我想強調，我對革命和專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從一種功利主義立場出發，而不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我是太渺小的個人主義者，我害怕專制和革命帶給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個不關心功利的歷史學家，我會說，專制制度，革命的歷史地位卻是件比功利遠爲複雜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蘇聯的集權制度是所有政體中離民主最遠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權國家組成，則對人類歷史發展最有意義的格局是，一百多個國家試驗各不相同的政體，包括最壞和最好的。因爲不經試驗，人們根本無法判斷效果（好、壞）。這個過程中試驗最壞政體的國家，對歷史的意義也許最大，因爲此國人民受盡苦難，卻爲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最寶貴的資訊。何況最壞的政體也許有其好的地方（那怕是一星半點），正像蘇聯制度在製造人造衛星方面就曾給美國以制度創新的啓發。但作爲一個功利主義的中國人，真不希望這個試驗最壞政體的國家就是中國。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好壞不能看短期，壞到底，也許會出好東西，所以在一個長歷史時期內（譬如一千年），有許許多多的政體在持續不斷地試驗，這是對歷史學家極有意思的格局，但對我們這類渺小的功利主義者，意義卻不大。從資訊理論的角度而言，對歷史後果不輕易下結論，爭取盡可能多的社會試驗機會是會得到最多資訊的。可惜如果我是個被試驗政體下的人，我最關心的卻不會是資訊的多少，而是我個人的幸福。

外國歷史值得借鑒

支援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體的人，自然會用法國大革命來反駁我關於“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制政體成功的概率幾等於零”的觀念。法國大革命製造了徹底的改朝換代，雖沒有代議制，但卻産生了一個“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侖。正好，拿破侖是我最崇拜的一個歷史人物。

試想想，有誰能一槍不發地征服一個與他爲敵的政權。而拿破侖百日復辟時正是帶著少數隨從，一槍不發的走到巴黎，沿途，與他敵對的軍隊當他走近時，都高呼“皇帝萬歲”而倒戈。拿破侖曾創立科學院制度、現代大學制度、整個大陸體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財産制度在拿破侖法典中“像數學邏輯一樣嚴格建立起來”。被黑格爾這種知識份子真心崇拜，稱爲哲學理性在地上的代表，這種君主實在不多。拿破侖臨死前曾聲稱：“我用以傳之萬世的，不是我的政績和武功，而是拿破侖法典。”顯然法國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體，而是保護私有財産和確定陪審制度的成文法。法國革命後，幾經改朝換代，直至世界大戰時從來沒有真正確定民主政體，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侖法典奉爲圭臬，不敢變動。革命後真正被鞏固了的是拿破侖確立的私人財産制度和法律體系。

法國的歷史，與香港、臺灣、南韓等東亞現代社會，都說明私有財産制度是比民主政體對現代社會更根本的東西。只要有完備的法律和私有財産制度，不是民主政體也無關大局。

英國的“光榮革命”的另一個大背景是，英國歷史上對私有財産權處理的傳統。中國歷史上皇帝可任意徵用和沒收私人財産。皇帝知道如果“富商大賈富過王候”，則意味著他的政治壟斷地位將受到挑戰，對這種挑戰的敏感往往是對改朝換代危險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來也喜歡用這句子提醒毛澤東對共產黨朝代之威脅的警惕）。所以，中國多數朝代不允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就要“共産”。這倒很像今天的共產黨。商人造反往往是建設性的，不像“無產階級造反”、農民造反那種純粹的改朝換代。而英國不但早就有一大批新貴、大賈，經商致富，富甲王候，而且國王打仗必須屈膝向他們借錢，私人財産是不能隨便充公的。這種借錢中的衝突正是英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只有新的中產階級的獨立經濟勢力超過了政府的權力，政治變動才有産生制度創新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否則政治變動幾乎完全等於動亂或改朝換代。國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種烏托邦，而且是種欺人之談。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國有制爲基礎的民主政體”是可以被證明的另一種假說。

私有制之政治功能

私有財産制度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資本主義私有財産制度的發達，使社會上層結構多元化。不但有政治精英，而且有一個有管理社會能力的企業家精英階層。現代的激進主義是種中產階級現象，而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與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激進主義是性質很不同的。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往往表現出互利性，其關心的重點是政體，而不是改朝換代和國體等等與損人利己的征服心有關的事。資產階級與當權派的競爭更接近上層內行的競爭，而不像農民起義這類外行競爭。

二、私人資本主義的發達，可以使社會的“仕途”（知識份子的出路）多元化。經商可能比當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戀權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減少了。中國很多改朝換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來的。中國也極少有自動讓權的例子。這都與私人財産制度不發達有關。

三、沒有發達的私人財産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獨立的知識份子和政黨。正像我敢在這裏講一些真正獨立知識份子的話，是因爲有私人基金會資助我來美國一樣；如果在中國，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獨立的地位。大陸現在的八個“民主黨派”也不得不附在“共產黨這張皮上”。在這種國有制佔優勢的情況下，所有民主的鼓噪都不會有超過中國歷史上“清議”政治的水平。中國曾經有發達的清議政治，士大夫被鼓勵針貶時弊，爲民請命。但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這種“人民”是種偶像崇拜，是當權者壟斷政治的一種玩偶。正像中共最喜歡用“人民”這種偶像崇拜來推行其政治運動一樣。

四、私有財産制度具有將政治動亂與經濟活動隔絕開來的作用。美國大選時，政治機器會有短暫的停頓，但這並不會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轉；而中國文革中的變動，對經濟影響極大。仔細觀察中國的人，會發覺工業生産最糟時是短暫實行變相政黨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産效率最高的卻是專制暴政最厲害的一九七零年。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種怪現象，勞改隊的生産率比同等條件的國營單位要高。也就是說，國有工業制度的確要與專制政治相配合。在國有制條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過中國人是聰明絕頂的民族，文革政治動亂中，江浙南方一帶發展出一種發達的半私有經濟制度，以溫州、常州、無錫爲代表。很多農民和企業家，利用文革國營經濟癱瘓的機會，發展出一種准私有經濟。他們從物物交換式的市場做起，發展出一個計劃控制之外的發達的私人經濟市場。這種市場倒很適應文革的“大民主”氣候。不管政治如何動亂，它照樣發展。

私有制能順利走向民主

這種現象使我有種直覺，中國人是個有私人資本主義本能的民族，那怕是共產黨統治下，他們都有本事發展出私人資本主義來。正像學大寨運動中，有些生産隊就偷偷把田分了，由於産量激增，還得了農業學大寨的紅旗。中國人長於與政治權威妥協，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面派工夫實在到家。上海是另一個例子。“四人幫”用專制主義辦法經營上海的國營經濟，相當成功。而上海經濟卻很不適應改革後的一些自由化的搞法。國營經濟與專制政治有某些內在聯繫，這種關係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變得了的。

廣東也是一種例子。廣東私人資本主義目前已相當發達，在廣東就沒有北京那空洞的政治熱情，廣東的學生就不鬧事，也沒有革命情緒。更不喜歡那些奢侈性的知識份子頭銜。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換代的威脅，實在是共產黨利益所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爲等級的“知識份子政策”之類的（知識份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類）“民主”政策，結果是既討不了知識份子的好（因爲這種政策不會多産生出住房、汽車），又會激化革命情緒。

以私有制爲基礎能順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國人社會，當然就是臺灣。臺灣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個富過政府官員的強大中產階級，有一個獨立於政府權力的強大社會。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員高，天天在議會罵政府。而在大陸，政府吞吃了整個社會，獨立於政府的中產階級或社會幾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這種情況下奢談民主是很危險的，因爲根本沒有社會結構的基礎，如果只是想欺騙輿論或粉飾太平，那還談不上危險；如果真想試試民主政治，搞不好就會引出動亂和改朝換代來。因爲若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則“人民”是不具有建設性、很危險的改朝換代的政治勢力。

共產黨靠鎮壓政黨過日子

中國政治有其十分特別的地方。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朝代周期。所謂國體概念、專政概念、革命與反革命概念，無非是用現代政治詞語來談論這些古老的特點。朝代周期現象在歐洲並不明顯，那裏的朝代更疊很少是由自下而上的農民起義造成。歐洲歷史上基本沒有成功的農民起義（革命），而大量政治衝突是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美國人更不懂什麽叫“改朝換代”。這種中國政治與西方政治的巨大區別，使兩個政治文化背景的人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辭典。中國人在談論民主時，他的意思與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也許根本是南轅北轍。譬如美國人在談政黨自由時，沒有人會將其與改朝換代聯想起來。但中國人成立的大多數政治組織，都以改朝換代爲目標（他們自稱替天行道、革命或解放等等）。農民起義軍是這樣，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中國政治中成功的政黨都是改朝換代黨（革命黨），而不是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政黨”。所以中國人一講政黨自由，馬上會想到改朝換代。特別是共產黨這個經過成功的徹底改朝換代的朝代，它以極殘酷的手段鎮壓一切政黨活動（爲首分子判十五年徒刑至死刑），因此對政黨自由與改朝換代的關係特別敏感。以我個人對中國政治犯的觀察，一九四九年後大陸的絕大多數秘密政黨活動都是以改朝換代爲目標，不管是親蘇的“勞動黨”、親西方的“民主黨”、親臺灣的“反共救國軍”、信儒家的“大同黨”，還是農民會黨性質的“一貫道”。

而共產黨的政治穩定，全靠對這類政黨活動的殘酷鎮壓，從鎮反、肅反、反右、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這種靠鎮壓政黨活動過日子的政權，會開放黨禁、搞民主政體、這不是哄小孩的鬼話嗎？如果不是這樣殘酷鎮壓政黨活動，共產黨還能幹盡壞事而不垮臺嗎（一九五九年餓死近兩千萬人，“文革”又使中國生靈塗炭）？像任何一個新朝代一樣，共產黨開國是以殘酷鎮壓爲基礎，而以德政爲輔助，共產黨的德政實在少得可憐。

共產黨朝代的特點是極權主義

國民黨很像歷史上的隋朝。國民黨比共產黨更像現代政黨，它文化很高，但卻不太會打仗。國民黨的革命沒有徹底改朝換代，它把清朝時代的紳士階級和新的中産階級幾乎完整的保留下來了。所以國民黨的革命不太像改朝換代，有點現代資産階級革命味道。而共產黨朝代極像明朝，它是一次徹底的改朝換代，對基層的舊社會紳士階層趕盡殺絕，打入十八層地獄。經過各次政治運動，特別是不爲人注意的一九五八年劃極右和壞分子運動，過去的紳士階級、中產階級已完全沒有社會地位，比奴隸還可憐。一般而言，中國歷史上這類徹底的改朝換代，朝代壽命是相當長的（一般在三百年左右），不是因爲它的開明，而是因爲它的殘酷。與恩格斯和維特福格所議相反，這類亞西亞式的專政並不是建立在管理公共事務（如水利）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用一個大土匪扼制無數個小土匪，即扼制人的征服他人的惡性的基礎上。

中國政治歷史的另一個特點，是非常權威主義，而不是極權主義。但是共產黨朝代的特點卻是極權主義而非權威主義。共産主義式的集權主義是人類歷史未曾有過的。中國目前對人口流動的控制不但史無前例，也比其“老大哥”蘇聯嚴厲得多。所以中國很多史無前例和旁無佐證的極黑暗的政治現象，只能說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結婚生下的一個文化怪胎。對這種文化怪胎的惰性和黑暗切不可低估。中國政治正處在共產黨朝代中興的前夜，又處在蘇聯式經濟制度的危機中，同時在世界上發展最快以私人自由經濟爲基礎、以儒家文明爲背景的東亞新工業國包圍中。中國從來看不起的小日本、南韓、臺灣甚至泰國，都在以極高的速度逼近發達國家，拉開與大陸的發展水平的距離。這些都是中國當代政治發展的原動力。另外兩個原動力，一個是臺灣問題，二個是文革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動力結構。

英國光榮革命的另一個大背景就是歐洲十幾支文化、十幾個實力相當的國家之間的平等競爭。這種結構以統治者之間競爭如何治理國家爲主，而不是以人民和統治者爭誰來掌權（國體）爲主。所以這類政治動力結構類似一國內的民主政體，有防止革命、保持內行同級競爭的功能。今天中國也有了類似的國際環境。中國文化本身就多元化了。至少有日本式的儒家和西方文化相接合的文化、臺灣式的中國文化、香港式的中國文化、大陸式的中國文化、新加坡式的中國文化等數個亞文化。

英國光榮革命時如果沒有從國外請客籍國王的可能性，則擺脫革命和專制迴圈的概率可說是百分之一。而請客籍國王設立虛君當然要有與英國平起平坐的國家存在。今天中國也有了類似的機會。譬如說，一旦中國大陸上的黨爭激化出現英國光榮革命的局面，請國民黨回大陸以客籍政治力量的身分來平衡雖然是一種小概率事件，但這個概率雖小卻大大大於零（相當現實）。歷史發展本身就包括很多小概率事件的出現。

中國走向民主的過程，臺灣問題成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這不但因爲臺灣正在迅速走向民主政體，使中華民族這個最古老的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黨政治，而且因爲臺灣的存在使中國的政治結構不可能一元化。至少國民黨、共產黨就是二元的。沒有臺灣問題，不會有一國兩制的政策，共產黨也沒有今天這麽開明。如果沒有臺灣問題，中國極可能走蘇聯式的政治演進道路，當局會像蘇聯罵沙皇一樣，使自己對政敵的政治迫害永遠合法化。而有了個臺灣，中國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爲全世界有目共睹，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經濟發展都遠遠走在大陸之前。共產黨迫害國民黨的合法性就永遠受到挑戰，而否定任何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必要條件。另外臺灣的存在自然與民主的另一個必要條件----私有制度有關。台灣與香港的私有制始終對大陸中國人是一個最直接的樣板，有了這兩個樣板，任何私有制不適合中國國情之說都不可能站得住腳。臺灣無疑起著一種類似兩黨制的功能。回想地中海文明史上，十幾支文化之所以可以和平競爭，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因素就是海洋的扼制武力競爭和促進商業、文化競爭的作用。爲什麽內陸國家難以發達，原因之一就是內陸方便武爭，但商業運輸在內陸卻成本高昂。臺灣海峽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也起著扼制國共兩黨武力競爭而促進文化、經濟和平競爭的作用。

中國歷史從未有過成功的復辟

文革是使中國不可能重覆蘇聯的政治發展模式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從上層而言，文革造成了鄧小平的復辟。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史中是絕無僅有的事。赫魯曉夫是史達林一派的，赫魯雪夫反史達林是史達林派內的分裂，這並沒有擺脫社會主義政治永遠朝一極不斷分化的規律。而鄧小平復辟是第一次“反黨分子”重新上臺，打破了政治朝一極分化的規律。這一特點的深遠歷史意義，現在還難以被人們全部看清。革命後的復辟往往難有制度創新，至少能避免改朝換代的惡性循環。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成功的復辟，卻有無數成功的革命，這正是中國歷史進步緩慢的原因。每個朝代初期都是文化水平最低，善於征服，而不善於管理。後多朝代末期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善於管理，卻不善於征服。革命一起，幾百年積累起來的經濟、文化發展成果毀於一旦，新皇帝又是個征戰的內行、管理的外行，一切從零開始，積累數百年，又一個改朝換代，毀掉一切重來。中國歷史就這樣原地進退不能進化。英國有復辟，復辟爲光榮革命打下基礎（而不是爲革命打下基礎）；法國有復辟，拿破侖法典正是在復辟時期鞏固下來。但中國的復辟卻總不成功。共產黨歷史上也沒有成功的復辟，而鄧小平卻是破天荒第一位成功的復辟者。復辟推進歷史前進的功能至今並未被人系統地研究過，但我有個直覺，其中學問很多。

文革並不是史達林的肅反。毛澤東在文革中（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不是用官僚反官僚，而是下令停止共產黨組織活動，允許普通老百姓自組政治組織，用這種變相政黨自由的辦法號召被共產黨打成反革命的人、受歧視和受迫害的人起來造反。文革形成了群衆性的政派，不但是群衆性的，而且大多數幹部都捲入了不同的政派。這兩派有大規模互相進行政治迫害的歷史，正像英國光榮革命前一樣。文革後如果不搞“清三種人”運動，文革遺留的政派問題可能會消失。但“清三種人”運動，以及以後對文革造反派的公開和大規模歧視迫害，使文革中的政派問題成爲中國政治中的動力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清除精神污染”和最近的“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又形成了新的政派結構。由於文革的原因，政派結構有公開化、合法化的傾向。例如批判一些失勢的政派首腦人物（方勵之、胡耀邦），反而越批越香，威望大增。這就是政派公開化、合法化的一種趨勢。最近中國的人代大會，由於港澳記者和代表的參予和反自由化運動中海外留學生和知識份子形成獨立聲音，都制止了中國政派鬥爭朝一極分化和一元化發展。兩派均衡的局面極可能出現和合法化。這就是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內部動力結構。

討論民主改革爲時過早

從上幾節的討論，我有幾點直感：第一、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不但不可取，而且民主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避免革命與專制的迴圈，而革命本身卻是促成這個迴圈。第二、沒有發達的私有財産制度時來談民主政治是相當危險的事，因爲這可能導致動亂和改朝換代。第三、中國共產黨朝代的演進根本不到民主政治的時機。共産黨還在開國的末尾，它的基本特點就是鎮壓政黨活動（政黨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壟斷政治。

雖然討論民主政治改革爲時太早，但很多特殊事件、如“文革”、臺灣問題、鄧小平復辟、蘇聯式制度危機等等，又爲政治改革（不是民主改革）提供了動力結構。中國處在一種從極權政治向權威政治過渡的可能性面前，雖然離臺灣正進行的從權威政治向民主政治過渡還相差很遠，但脫離蘇聯政治發展模式的幾率卻相當大。

我想今天政治改革中頭等重要的是經濟改革中爲私有化市場化創造了條件，以及在行政改革和立法等方面爲上述政治過渡創造條件。

即使不搞私有制，中國的行政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實在有很多事可做，例如恢複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回避制度、文官考試制度、文官系統與政黨官僚系統的分離（前者由考試制度産生，後者由政黨活動産生）、模仿臺灣搞軍隊國家化、省級直接選舉、用立法形式保證檔案制度向人民公開（特別是向本人公開），以及設立上訴法院、改變以黨報充當上訴法院的不正常狀況等等。特別是省級直接選舉問題迫在眉睫。因爲文革後，地方政治因私人勢力化有更趨黑暗的現象。毛澤東調動省級官僚頻繁，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地方政治中難以形成強大的私人勢力。但文革後地方政治私人勢力化的傾向大有加強之勢。

但所有這些改革的中心原則應該是互利的，要所有人得利，尤其要讓原來的特權階級得利，儘量不讓人在改革中吃虧。明治維新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所有人得利。譬如取消貴族和武士階級的特權，發放一次性俸祿（類似轉業退休金），這是比今天中國改革激進得多的措施。但關鍵的不同是，明治天皇把這些特權階級引導去投資做生意，他們中大多數後來都經商致富比以前的日子好過多了，所以成爲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阻力。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也是很多幹部子弟利用特權成了專業戶，發了財，變爲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城市改革中，這個問題卻沒有解決。高幹的真實工資收入相對他人而言是降低了（儘管非工資特權收入很高）。退休加薪等贖買政策並不很有效，因爲在位的特權收入占的比重太大。

選擇的機會

如果有人問我：假如中國今天允許民主競選人大代表，而你又有機會參加競選，你的競選政綱是什麽？我會告訴他，我的政綱第一是控制物價，第二是知識份子政策等等。當然我心裏想的正好相反，既反對控制物價，也反對政府有任何“知識分子政策”；而是應由勞力市場上的供求力量來處理知識份子問題。但中國大多數人只懂那些對他們不利的泛泛之談，要想當人大代表，當然只能投他們所好。如果有人問我：假如中國今天有一個拿破侖式的人物，他願意聽聽你的謀略，你願意向他講什麽呢？那我會告訴他：中國當務之急是要把國營企業拆成股份，把股份給特權分子，將其特權“私有化”，並讓他們退休經商或吃股息，則他們就會由改革的阻力變成動力，像明治維新一樣，解決了這個問題，改革就上了正道了。其他細節，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會妥善替你解決的。

如果第三個人問我：你作爲一個民主主義者，如果有機會向社會大聲疾呼，你會說些什麽呢？我就要告訴他，如果我能在電視中向人民大聲疾呼，那我會說：民主的當務之急，一是設立人身保護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二是推動修憲運動，取消四個基本堅持。實現政教分離，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國教的地位；保證真正的信仰自由。從短期而言，這可能沒有效果，但臺灣和各地民主政治的成功都說明憲法意識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有著極深遠的長期影響。正像孫中山立國時的憲政思想，使很多中國人從小就知道信仰自由、新聞自由、三人可組黨，這都是中國遲早要實現的政治原則。而今天臺灣的政黨政治，取消新聞檢查，不都是幾十年憲政思想深入人心的結果嗎？所以作爲一個民主主義者，今天哪怕是對牛談琴，也要提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設立人身保護法案這類具長遠影響的問題。

我一直擺脫不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致命缺陷：過分強烈的使命感，關心國家的命運，多愁善感（中毛澤東“關心國家大事”的毒太深？）。儘管來美國後這種毛病減輕了一點，我更關心自己在市場中的比較利益和可能賣得出去的産品（我的産品是知識），但“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毛病還是有一點。因此這次抵抗不住朋友的鼓勵，又寫了一篇充滿使命感、“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文章。寫完之後，悲從中來。因爲這種過分強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不健全，迫使非職業政治家過分關心不是他專業的事。不管如何，每當中國政治變動發生，我都會“思潮澎湃”、“聯想翩翩”、“傷感”一番，不是對政治的興趣，而是一種“精神享受”。試想一個爲看中國政治這部戲，付了十年牢獄之災門票的人，怎會不仔細觀賞這個票價高昂的話劇呢？(http://www.dajiyuan.com)

5/3/2004 10:48: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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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文章

大力推薦: 太好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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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聯網這段時間, 這篇文章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文章了.

雖然很長, 但是非常的值得!

楊小凱的說話, 溫厚踏實, 見地雄厚, 卻說起來輕鬆. 是個令人佩服不已的人.

泥客.....大力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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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政治改革滯後將嚴重影響其長遠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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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談政治改革，不是指民主化，更多的是指制度興革。楊小凱提到三樣大陸當前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分別是﹕允許土地私有產權，然後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最後取消戶口制度，讓人民可以自由遷移。以此為基礎，建立現代財稅制度，並區分中央與地方稅。

怎麼樣﹖有趣吧﹖跟台灣的思維不一樣吧。

事實上，楊小凱說，中國人講民主講得太多了，而不知道民主是多數人統治或壓破少數人，所以，搞民主化以前，要先搞好對少數人的保護。

共和就是對少數人的保護，自由主義更是要保護個人。所以，共和與自由主義，和民主之間是處於緊張關係的。大陸要先立憲法，引進共和與自由主義，先做好對少數人的保護，然後才能談到民主化。

要推動經濟發展，要引進「經濟立法」，像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破產法，銀行法，公平交易法，在大陸，這就算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改革了，因為這是「制度創新」。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3336&aid=1011782

「票票等值」與「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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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展中國家政治改革滯後將嚴重影響其長遠經濟發展」的觀點及其辯論，我相信沒有人會質疑「改革」，但是如果所謂的「政治改革」意指「民主化」，那麼，「台灣經驗」會被當成檢討的樣板。

如果把上面的觀點文字換成「發展中國家民主化滯後，將嚴重影響其長遠經濟發展」，那麼，我是直接反對的。

理由在於，「票票等值」的民主化，正好不適合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更不適合於「東方發展中國家」（簡言之，就是「華人國家」）。其中，台灣「總統直選」後的政經發展，絕對可以拿來做討論的依據。

林毅夫雖然是御前學者（應該說是「政府智庫」），但是他簡單的一句「國情不合」是可以認真思考的要點。

政治改革，無非「效率、清廉」，而要達到「效率、清廉」並非一定要民主化。新加坡以及蔣經國時代的台灣，都是威權菁英統治，而新加坡更是相當地達到「效率與清廉」的目的。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3336&aid=1011712

林毅夫為什么突然駁斥楊小凱關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道路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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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為什么突然駁斥楊小凱關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道路的理論

　　胡少江

　　按：需要強調一下，林毅夫是御用學者，楊小凱是體制外的。-智叟

　　最近，北京大學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發表文章，對澳大利亞莫納什大
學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關于發展中國家政治改革滯後將嚴重影響其長
遠經濟發展的觀點進行批評。這兩位經濟學教授所闡述的觀點，實際上是
在試圖對中國從事了二十四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一個總體的評價，并對
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前景進行預測。它遠遠超出了純經濟理論的范圍。
因此值得引起關注。

　　林毅夫的核心觀點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具有後發者優勢。
這一後發者優勢來源于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朮差距，這種差距使得中
國可以用較低的成本摹仿西方的技朮，從而避免為技朮創新付出昂貴的代
價。林毅夫進一步認為，以私人所有權為基礎、以自由民主為本質的憲政
民主體制，既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甚至也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同時也不符合中國當前的國情。

　　與林毅夫不同，針對許多經濟學家津津樂道落後國家的後發者優勢，
楊小凱特意提醒人們同時也要注意後發者劣勢。在兩年前在中國國內的一
次講演中，楊小凱介紹了西方經濟學家沃森提出的關于"後發者劣勢"、又
稱"對後來者的詛咒"的概念。這一概念的核心意思是"落後國家由于發展比
較晚，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但是由于模仿的空間很大，這
使得落後國家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的技朮和管
理模式的簡單模仿，而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
。楊小凱特別指出："落後國家模仿技朮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
為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于技朮模仿。落後
國家這樣做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
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在講演中楊小凱還專門列舉了中國
忽視制度建設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呼吁中國在從事經濟改革的同時
，盡快開始以憲政民主為目標的制度性建設。

　　其實，楊小凱并沒有簡單否定發展中國家可以運用較低的成本摹仿發
達國家先進技朮的"後發者優勢"，他只是指出人們不能只是單純滿足于技
朮摹仿而忽略制度建設﹔否則，短期的快速增長會為長期的經濟發展和社
會穩定埋下禍根。從這點看，似乎他并沒有錯，無數國家發展的歷史事實
早已經証明了這一觀點，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和中國洋務運動的失敗証明
了這一點，南美國家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快速發展和後來陷入經濟和
社會危機証明了這一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快速的工業化和隨後的全面崩
潰也証明了這一點。

　　此外，主流經濟理論的最新發展似乎并沒有支持林毅夫的觀點。不錯
，相對于技朮創新的不確定性和由此帶來的高成本，簡單的技朮摹仿確實
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成本低和見效快的優勢。這一點已經被許多發展經濟
學家的理論和實証研究所証明。但是，經濟增長理論方面的最新研究也証
明，雖然發展中國家在技朮上的摹仿能給他們帶來近期經濟增長方面的好
處，但是他們與發達國家在技朮發展方面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增大了
。這種現象顯然說明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技朮創新上的從屬地位并
沒有因為所謂的後發者優勢所改變，并充分說明了從長期來看單純技朮摹
仿的局限性。除了研究資源的缺乏之外，這種現狀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發
展中國家沒有一套適于技朮創新和經濟長期增長的經濟和社會制度。遺憾
的是，林毅夫的文章并沒有涉及這一經濟學上的重要問題。

　　顯然，林毅夫和楊小凱對于"後發者劣勢"的不同觀點實際上反映了他
們對中國過去二十年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模式的不同看法和對中國今後發
展道路的不同主張。楊小凱的講演是兩年多以前作的，不知道林毅夫為什
么現在突然對此提出如此大規模的批評。當然，我希望這純粹是一場學朮
上的討論。但是聯想到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以及大
會前夕國內外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期盼，但愿林毅夫關于憲政民主
不必要也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說法沒有什么更加復雜的政治背景。

大參考總第1687期(2002.09.13)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3336&aid=1011610

新興古典經濟學家楊小凱：永遠走不出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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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7月10日21世紀經濟報道李磊梅潔

　2004年7月7日，北京時間7時49分，一個傳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生。他就是被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贊譽為“當今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的楊小凱。在與晚期肺癌抗爭了三年后，他生命的年輪永遠在第56環上停止了生長。　　

作為一個內地長大的華人學者，楊小凱被認為是“首位衝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他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開創出新興古典經濟學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的嶄新學派，成為一代經濟學宗師。

　　新興古典經濟學

　　眾所周知，新古典經濟學發端於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在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同時，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同時用以需求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經濟學以供給為核心的分析。盡管在20世紀30-60年代遭遇了“凱恩斯主義”的強力解構，但至今仍可謂西方經濟學的主流。

　　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同時，在企業理論、產權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城市化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等幾乎所有當代重要領域進行了原創、新穎解釋，並試圖通過“分工和網絡效果”全線貫通之。“消弭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包納新古典經濟學”，楊小凱可謂超級雄心。

　　無論如何，楊氏卻不能親眼見証這一刻的到來了。

　　去世前，楊小凱的學術職位包括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 Monash University 經濟系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澳大利亞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論文見諸於《美國經濟評論》(AER)、《政治經濟學雜誌》(JPE)、《發展經濟學雜誌》(JDE)、《經濟行為與組織雜誌》(JEBO)等國際一流經濟學刊物，已出版的中英文專著包括《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經濟發展與分工》、《分工和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分析框架》等。

　　他的著作《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審稿人評論為：

“這是一項具有原創性和新穎性的研究，激動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視。楊是世上少有的幾個有能力思考這類問題的人之一，也是世上僅有的幾個有能力解決這類問題的人之一……在整個經濟學面臨劇變的時代，他處於這個劇變的最活躍部分。”

布坎南也再三表示，“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就在莫納什大學，就是以楊小凱為主的對分工的分析。”

　　休克療法設計人、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特別顧問杰弗裡.薩克斯也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了對楊小凱學術研究的關注。對中國、東歐和俄羅斯轉軌的共同興趣與交疊共識，也促成了楊小凱1998-2000年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發展中心訪問(杰弗裡.薩克斯時任該中心主任)。在杰弗裡.薩克斯為楊小凱所著《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所作的序言裡(題為《楊小凱的貢獻》)，這位“世界發展的大腦”表示，“作為序言的作者，還有楊小凱一直以來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是我的幸運。”

　　在北京，楊小凱去世後第二天即7月8日9時30分，一個由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員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員共同參加的悼念座談會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林毅夫、海聞、陳平、周其仁、宋國青、姚洋等中心教員，以及錢穎一、徐滇慶、李稻葵、湯敏等著名經濟學者共20多人在沉重而悲痛的氣氛中對楊小凱進行了緬懷。

　　座談會的組織者之一，從1981年就開始與楊小凱相熟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終身教授徐滇慶告訴記者，盡管身在外地或因公務，茅於軾、吳敬鏈、樊綱和張維迎也都在第一時間發來了唁電。“我7月7日晚上打了通電話，12個小時後那麼多人都趕來了，這實在說明了小凱在我們心中的地位。”

　　從後發優勢 (latecomer advantage) 到後發劣勢

　　國內社會科學界乃至公共實務部門感受到楊小凱的超群思維力量，卻是因為他和林毅夫2002年開始的那場石破天驚的論爭。論辯行進中，也就是楊小凱在國內精英階層中普遍性影響力的構建時。

　　這是一場關於中國發展前景的論爭，被很多知識精英和政府高級官員定義為“改革開放以來，就戰略級別上的中國發展所進行的最具原創性洞見，也是最平衡鋒芒和理性精神的論辯”。

　　爭論的開始是2002年4月，楊小凱在北京做了題為《後發劣勢》的主題演講。他原創地指出，1)發展中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易而模仿發達國家制度難﹔2)發展中國家總是傾向於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而不是制度﹔3)這種“路徑依賴”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獲得短期內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並從而給長期發展留下隱患，甚至使得長期發展變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導以為：後發國家不僅有後發優勢，後發劣勢也是國家發展基因中的隱含信息。

　　論據部分，楊小凱從仍在暗湧不息的歷史河流中採擷到了不勝枚舉的案例對其論點進行了實証。比如：1)法國為何在19世紀時落後於英國﹔2)蘇聯為何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濟發展迅猛而後來又急劇趨緩﹔3)日本為何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後來的金融危機。

　　在與杰弗裡.薩克斯、胡永泰合作的一篇題為《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的論文中，他提出警示：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盡管現在改革開放很成功，但由於沒有進行根本的憲政體制改革，發展前景並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預言，盡管俄羅斯震盪療法後的短期社會效果相較於中國的漸進式轉軌而言好像是一個失敗，但由於俄羅斯進行了根本的憲政體制變革，其將來發展會超越中國。

　　就在眾人震驚、激賞之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對好友的觀點公開表示了“不苟同”，並洋洋洒洒行文萬言寫下《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渾厚內力躍然紙上。〔likolalo 註﹕林毅夫是台灣人，本家在台灣宜蘭，當年在金門當連長時，游水投奔大陸，令金門防衛司令部及國防部都很下不了台，後來他從大陸去美國芝加哥大學得經濟學博士，投奔大陸的原因之一是相信 21 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

　　林文從理論和經驗角度分別回擊。其文以為，一個後發國家並非要先實現英、美的憲政體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後發劣勢。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發展，關鍵在於發展戰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誘導企業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那麼，後發優勢就能夠充分發揮，要素稟賦結構能夠得到快速的提升，產業結構就會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穩步向發達國家接近﹔反之，如果試圖趕超，經濟中就會有各種扭曲和尋租行為，結果會是欲速不達──不僅不能實現後發優勢，還將必然伴隨各種制度扭曲即所謂後發劣勢。

　　林文最後結論認為，雖然不必先進行英、美式的憲政體制改革才能成功地發展經濟，但並不是一個後發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就不必進行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實在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隨後的幾個月裡，伴隨著楊小凱和林毅夫接踵而至的多回合“內力公開大比拼”，互聯網絡上、現實生活的學術沙龍、各式論壇裡可謂“刀光劍影”。到後來，沒有人關心誰勝誰負，隻是眾人的心裡，又多了兩個尊敬的姓名。

　　在7月8日的悼念座談會上，林毅夫對這場爭論是這樣說的，“公開的學術爭論，言辭難免有時相當尖刻，但是我們的友情並沒有因為這些爭論而受影響。前年暑期，我的學生張鵬飛到莫納什參加他舉辦的超邊際分析夏令營之時，托他帶了一封信，小凱看了很高興。過去他多次邀請我到莫納什訪問，這幾年我也幾次邀請他再度到中心來講學，如今病魔竟然已經奪他而去。”

　　永遠走不出的背影

　　從2001年被診斷出肺癌晚期，至今已是三年。三年裡，楊小凱的愛徒，現台灣中原大學工商管理系的曲祉寧助理教授見証了全過程。

　　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曲回憶說，就病理治療而言基本上經歷了三個階段：開始是在澳大利亞接受化療，服用IRESSA，然後經杰弗裡.薩克斯介紹了多位在波士頓的資深醫師進行咨詢﹔病情穩定了一段時間后出現反復，籌集資金飛赴洛杉磯嘗試GVAX療法，后發現不合適進行該項實驗性治療﹔回到澳大利亞後，服用一江西抗癌土方，效果也不明顯，直到最後一次接受化療。

　　曲還告訴記者，在楊小凱生命的最後三年裡，作為旁觀者，他沒有在先生身上看到灰色，有的隻是樂觀和奇跡。

　　墨爾本是個鳥語花香的城市，市域1?3都是森林，多次被評為世界上最適合人居的城市。楊小凱的住處就在莫納什大學東北11公裡一個晚近開發的社區裡。確診後，他開始學習康德，並篤信基督教。他每天去離家不遠的森林散步兩次：早上是6:30出發，8：30回來﹔下午3：30出發，5：30回來，這四個小時，是他主要的會客、輔導學生和思考的時間。當身體條件允許的時候，他還會去爬山玩飛盤，有時還會去海灘散步玩帆船。“他掌大帆，我掌小帆。”曲的聲音有些哽咽。

　　記者了解到，就是這三年裡，楊小凱建樹依舊驚人：1)建立了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2)催生了一份超邊際分析的學術雜誌﹔3)在美國、澳洲、中國內地和台灣進行了六次短期課程﹔4)寫作兩本經濟學教材﹔5)在湖南大學、復旦大學和台灣大學進行多次講演。

　　而出於紀錄超邊際分析方法歷史發展的目的，曲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也為楊小凱做一些錄音整理工作。由此，他也得知了老師青年時期的坎坷經歷：從1968(當時20歲)到1978年，楊小凱受了整整十年牢獄之災！艱苦勞改之余，他拜當時也關在牢裡的二十幾位教授、工程師為師，學習數學、英語和材料力學、流體力學和機械學。“那種精神力，讓人聯想起小說裡的基督山伯爵。”

　　1983年，已經平反的楊小凱受到著名華人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推薦，赴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在這所以“美麗心靈”容納了諾貝爾獎得主納什 (John Nash) 的世界名校裡，楊如魚得水──師從國際貿易頂尖高手迪克西特和格羅斯曼並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楊小凱只用四年時間就成為莫納什大學的高級講師。

　　曲告訴記者，盡管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楊小凱極少向他人提及他的這些早年遭遇。而徐滇慶則認為，安靜並不表示忘卻。“那個特殊的時代，這段特殊的經歷其實是每一個留洋的中國學者都永遠走不出的背景──出去時我們已是成年人，思維模式和現在出去的留學生區別很大，只能以各自的方式去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楊小凱遭災最重，經歷也最坎坷，批判精神也因而最徹底強健。”

　　春華秋實，時光荏苒。不經意間，楊小凱已經成為一代代中國經濟後學走不出的背影──無論我們意識得到，或者意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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