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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註放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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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衛視 2004-07-13 00:46:38
悼小凱
文/張五常
楊小凱謝世了。二○○一年的春夏之交最後一次見到他，共進午餐，他還是容光煥發。殊不知幾個月後就聽到他患上肺癌，情況不好，近於不治。本來只有幾個月生命，但小凱的生存意識高人幾級，掙扎求活，傳來的消息時好時壞。幾個月前聽到澳洲的醫師束手無策，要他到美國去嘗試新療方。到美不久就返回澳洲，使我意識到美國的醫生也沒有好主意，應該來日無多。
堅強的生命意識使小凱多活兩年，而在這期間他的經濟研究工作不斷。是非常嚴重的病，什麼大手術、重化療等令我聽到也心酸，但他還堅持在學術上繼續。能人所不能，這是楊小凱。能人所不能。是的，楊小凱就是文革初期的那個楊曦光，當時十七歲，因為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往何處去？》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該文曾經被翻譯為十九種文字。在獄中自修數學，出獄後在武漢大學念經濟。一九八四年，三十五歲，被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取錄為研究生，只三年就拿得經濟學博士。小凱謝世五十五歲。可以說，他的學術生涯只有二十年：滿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凱不枉此生。
我重視小凱。十多年前請他到港大造訪一年，跟著給他一張聘請合約。他接受了，但其後因為一些我不大理解的原因沒有到港大任職。有些朋友聽到小凱的文革背景與不幸，認為他是個有政治性的激進人物。錯、錯、錯！小凱是個為經濟研究而從清早工作至深夜的人，天天如是，對政治不染指。他是個純真的學者，對學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認識小凱時，覺得在學術上他有兩項不足之處。其一是英語水平不足﹔其二是經濟的基礎理念掌握不夠。那時他到了美國僅三年，這些缺點不難明白。他的長處也有二。其一是小凱是我遇到過的最有預感天份的中國學子﹔其二是他知道什麼是重要的思想。聰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學多識之輩也不難求，但預感好，知道什麼重要，則要靠天賦，要學也學不來。不少人說小凱聰明，這當然，但我可不是因為他的聰明而要港大聘請他：聰明易找，有預感而又知道何為重要難求也。當時希望他能長駐港大，好讓我替他補修一下他從來沒有真的學過的初級經濟理念。懂深不懂淺是當時小凱的一點困難。後來這方面他有了改進，而幾月前讀到他的一封英文信，其英語水平判若兩人。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凱沒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種求學的際遇，他在經濟學的成就會是怎樣的。拿個諾貝爾獎不會困難吧。
於今蓋棺論定，我認為在學術上小凱做錯了一件事：他算錯了自己的天賦。他的學術文章多用數學，自己高舉數學。在出道初期，英語文字不足，趕著發表文章，多用數學是自然的。問題是：有本領用數的經濟學者多如海上沙，但有預感又知道何為重要思想的則絕無僅有。多用數學，頻頻在方程式那方面打轉，以天生預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變得縛手縛腳了。
是的，楊小凱是難得一見的有足夠條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的思想路線的學子，而在心底里他喜歡那樣做。然而，為米折腰，他忽略了自己的天賦與數學扯不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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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olalo 註﹕
此文作者張五常是香港在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早已著作等身，有諾貝爾獎入圍的資格。他的老師芝加哥大學的科斯已拿諾貝爾獎。
楊小凱在澳洲任教，去澳洲以前在耶魯大學的經濟成長中心做博士後研究。去澳洲任教後，曾去台灣出席會議，後來有在台灣任訪問學者。
魏京生當年 (1979) 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寫文章，要為中國爭民主與法制，不過是頂了鄧小平，就已世界出名，我們這位楊小凱當年寫文章，頂的是毛澤東啊﹗他的那篇《中國往何處去？》的文章，在時間點上等於是揭開了文革的序幕，也就是痛擊毛澤東，讓其發狂的序幕。我當年在南台灣的夏天的夜半三更讀楊小凱的文章，讀到痛哭流涕。我那時想，反共是救中國最重要的事業，但是反共要到大陸去反，也就是要把成果做到大陸去，不能“躲”在台灣反共。
多年以後，我到台北唸書，後來出國了，在六四前一年，透過聯合報的安排，我有幸和楊小凱在一場研討會上見面了，後來，六四之後，在他搭機離美去澳洲任教的前一晚，又在其旅館見了一面。想不到這次竟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面”（他後來去台大客座時，我人不在台灣）。他跟我講了很多他的人生際遇，我也當面向他求證一些傳聞。例如，他告訴我坐牢的事，在暗無天日的牢裡，他結交的是三教九流，設法撐下去，完全沒有什麼知識份子的狗屁尊嚴可言，而是要非常草莽。他的身體在那時被用刑而受傷，以後一直就是那樣。跟我談這些時，他已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他說話時，非常斯文，很有貴族氣質，而我聽得暗暗稱奇。我那時心想，該菁英時拿得出菁英的架勢，而該草莽時就放下身段做草莽，台灣的大學好像還培養不出這樣的人吧，因為台灣在過去幾十年都是走太平盛世啊。
再說一點，當時我問他想不想去台灣，他回說有機會當然想去看看，然後話一轉，他說了一段我永遠都記得的話﹕“我今天還需保留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原因只有一個，老爸還在大陸，將來要回去奔喪用，這事一了，我就沒有牽掛了，這護照我就不在乎了。”
其實，他後來還是放不下，回大陸做一場又一場的演講，從英國的共和立憲史切入，要大陸推動憲政，開放土地自由交易，等等。關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他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寧要兩個魔鬼，不要一個聖人。
楊小凱的專業學術文章刊登在全世界第一級的學術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美國經濟學會所辦）,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芝加哥大學所辦）上，而且他不是做中國大陸的地區經濟研究，而是直接挑戰西方資本主義理論，想在亞當、史密斯的“分工理論”中開出新的學派。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主要是在玩這個遊戲，目標應該就是直指諾貝爾獎。如果他能多活幾年，我覺得希望還是有的。
他這一生的轉捩點當然是能來普林斯頓大學攻博士學位。他有說，這件事是趙紫陽總理直接插手，而說客則是普大教授鄒至莊（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由他提供全額獎學金。八十年代前半期，趙紫陽正在忙著應付改革開放初期所出現的物價膨脹，而鄒至莊是物價膨脹問題的專家，關於物價與貨幣的關係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趙紫陽請鄒至莊做經濟顧問，出謀獻策，鄒至莊到北京談完事，就向趙要楊小凱。趙紫陽下了條子放人，楊小凱才走得成。
唉，楊小凱現在真的走了… 英年早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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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台灣民粹之苦的中華民國，正在自廢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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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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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一份民進黨台獨講義中，看到他們的策略是類似農村包圍城市的社會階級進化：由社會的中下階層向上成長。其路線是類似文革作法。而這樣的作法，不但讓綠色光譜成功地由南部開始漸漸朝北部發展，在大都會區也成功攫取中下階層的支持。而類似「肚子扁扁，也要支持阿扁」心態，其實是源自於革命的熱情。
只要這樣的路線一直成功地操控這樣的熱情，民粹的氛圍會繼續縱容執政者，讓中華民國自廢武功，不論是憲政、政治、社會、經濟或思想等方面。即便有平衡的兩黨之名，恐無制衡之實。
除了兩岸相對優勢差距迅速消失外，擱置主權問題的空間也在壓縮。換言之，台灣政黨政治的聖人化，會促使兩岸加速聖人化、減少平等競爭的時間。
另外，由於兩岸的社會現況不同，私有財產制對政治的影響也會不同。在台灣，私有財產制讓知識份子很容易變成中產階級，然後過份注重私利而不重公利，渾然不知公共領域的外部效果。中產階級不願犧牲私利進而付諸行動參與公共領域，其實正是放任民粹坐大、陳水扁胡作非為的背景因素。
趨勢，是很明顯的！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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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YKP﹕寧要兩個魔鬼，不要一個聖人（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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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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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你先前提的好問題，即“寧要兩個魔鬼，不要一個聖人”的意涵，我找到更新的資料，請參考貼在 To Love Taiwan 裡的另一主題﹕
討論主題： 楊小凱：歷史的沈思和未來的選擇 likolalo 2004/07/15 00:56
文章長了些，但前 1/3 處即有線索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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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凱：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
作者﹕楊小凱
【大紀元4月28日訊】筆者年輕時認爲發達國家經濟的成功是資本主義的成功。但是看的書多了，發覺西班牙，南美的壞資本主義，中國明，清的壞資本主義(又有人稱之原始資本主義或商業資本主義）卻不能産生成功的經濟發展，因此認識到成功的經濟發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經濟，更需要適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18世紀時的英國是發達國家，而法國是發展中國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國大革命前實行專制制度，雖有自由化改革産生的壞資本主義，經濟卻不發達。而英國1688年之後就實現了憲政制度。憲政是共和主義的重要主張之一。既然提到共和，我想就此簡要地說明一下什麽是共和，什麽是民主。
共和與民主有很大差異。從古典意義上講,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它強調政治平等，而共和主張自治，分權，和憲政，它強調個人利益。共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爲了限制民主專制(多數人的專制)，它的合法性在於政府的權力來源於全體公民(在很多時候，這並非指所有市民)，共和與民主的關係是很緊張的。至於共和與民主這兩種思想在近現代的相互汲取和融合，我在此就不再贅述了。
憲政制度在當時來說並不是一種民主制度，而是一種共和制度。所謂共和制度就是參加選舉的主要是一些上層階層，只有少數有錢繳稅的男人才有選舉權，因此你很難說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說有分權制衡制度。共和實際是對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變成多數人壓迫少數人。英國 1830 以後才實行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普選制。
共和有一種保護少數人利益的機制。比如美國參議院不管各個州的大小和人數多少都是一州兩票，所以可以作爲少數對抗多數的一個機制。眾院是按選民人數選出, 卻要受不是按選民人數選出的參院的制衡。選總統的選舉團則是眾院（民主）和參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選民人數算得票少的小布希才可能贏得票多的戈爾。美國另一個對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選舉的，而是總統任命的，而且實行終身制。當然總統的任命權受國會制衡，也難得有機會運用此任命權（有個空缺才有機會）。法官是可以對抗輿論的。有人說美國言論自由，但這不是絕對的。
我在北大教書，就跟他們說，你們北大老是講民主和科學，現在應該講自由和共和。講民主往往就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兩極衝突，這是很不穩定的， 統治階級占上風就是專制，被統治階級占上風就是革命，革命産生暴君，暴君又産生革命，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強調權力制衡，任何一極都不能壓迫另一極，這樣社會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穩定和發展。
縱觀人類社會，好資本主義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壞資本主義不能帶來長期成功的經濟發展，它的具體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我想就利用以下的篇幅對好、壞資本主義的諸多特徵及它們的區別作一個簡要的論述。
一、政府機會主義
早期英國的成功是一種共和制度、憲政制度的成功。有了這種制度才能限制當權者的機會主義。只有對政府的機會主義限制住了，經濟才能發展起來。這是英國發展起來的一個根本原因。這是好資本主義，即自由市場是以政治上沒有壟斷爲基礎。
法國大革命前是一種壞資本主義，即政治上專制，經濟有一定自由。在政治上是人治的。這種專制有些方面跟中國歷史上一些朝代很像。比如說它搞"薄賦輕徭"。薄賦輕徭是專制主義的一個特徵，因爲如果一個政府不是民選的，它的合法性就存在問題，所以它不敢收太高的稅，否則人民會造反的。而一個共和政府不存在合法性問題，，所以它反而可能征很高的稅。所以當時英國和法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英國政府平均稅率比法國要高得多。但英國的稅法很公平。在法國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稅的，比如貴族等。這就像中國現在院士可以不交稅一樣。而在英國，任何人都要交稅。正因爲稅法不公平，所以法國的平均稅率比英國低很多，它沒有能力搞大規模的公共事業。
法國還有一點特別像中國，就是官商勾結。當時英國的官商關系叫做"建設性的衝突"，而法國就是官商勾結。所以英國當時的制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憲政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裏講的憲政。其中第一個特徵就是國王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還有一個是當時英國執政黨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執政黨在執政的時候不能從事贏利性事業。
臺灣是在80年代以後才逐漸實行國民黨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分開。最近政黨輪替後才實行執政黨不能從事贏利性事業的制度。執政黨從事贏利性事業實際上是違反憲政制度遊戲規則的，就是說遊戲規則的制訂者不能直接去比賽。打個比方說，分餅的人絕對不能先拿餅，不能有利益衝突。共和正體現了這種政府應該具有的公共性和中立性。
諾斯和溫格爾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一個觀點，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現象，而是1688年光榮革命建立了上面說的這樣一套憲政遊戲規則。這樣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爲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機會主義也就跟著減少了，所以工業革命才會在英國發生。
機會主義也就是坑蒙拐騙，這在中國目前非常盛行。政府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樣，就是國家機會主義。只有在憲政制度下，政府"分餅"才能盡可能公平。比如說專利制度，它沒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還有自動註冊的制度，也就是保護私人企業剩餘權的制度。這些使得技術發明可以賺錢，從而大大推動了技術商業化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才會有工業革命。而當時法國老是強調政府的科技獎勵制度，就是由政府來判斷獎勵誰不獎勵誰，這阻礙了它的技術的商業化。
最近我看到一些史料，中國現在史學界有一個公論，就是溫州的錢莊等民間機構在宋朝時就存在的，而不是制度創新。也就是說，中國早就存在"原始資本主義"了。現在很多史學界的人都說，如果沒有外國入侵，中國可能幾個世紀都不會進入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爲什麽呢？工業資本主義需要技術上的發明，這就需要專利制度和對私人剩餘權利的保護（按照Mokyr的看法，英國工業革命中50%以上的新技術沒有獲得專利，他們是政府保護私人企業的剩餘權而創造出來的）。
二、收入分配不公
最近很多史學家有這樣一個公論，在18世紀的法國，由於收入分配不公，一般的人買不起很多産品，生産是爲少數貴族階層服務的，這使得市場規模很狹小，從而生産成本很高，分工水平低，效率很低。而當時英國收入分配較公平，生産是爲大眾服務的，所以市場規模大，成本低。
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礙經濟發展的。有人說收入分配不公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現象，這個觀點是很值得反省的，因爲這涉及到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之分。同時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也是互爲因果的，就是說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經濟發展快，經濟發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這也是好資本主義的特點。
根據Landes （1998），以及許多旅行者包括伏爾泰(1726年-1729年期間流亡英國)的記載，英國的收入分配比舊王朝的法國公平的多。因此Charles marquis de Biencourt 聲稱"英國人爲普通人而不是爲富人生産"（見Landes，1998，p.222)。但是在法國舊王朝時期，政治壟斷産生了收入分配的無效率不公平。
這樣，大多數的商品老百姓都買不起，同時大量的經濟生産能力被用來爲精英集團生産奢侈品。這意味著，法國市場容量非常有限，由此産生了低水平的勞動分工和低的總合生産力。光榮革命後的英國和舊王朝時的法國在制度上的這種差別，産生了人均真實收入和國家財富的差別。這種差別是法國革命爆發的原因之一。Mantoux (1962, p.419) 記錄了人們對這種差距的感受。"當Arthur Young在法國時，正是法國革命的前夜。他發現，與法國民眾的悲慘和苦難的處境相比，他自己國家的人民的處境要好的多。在他的書中，每一頁都充滿了對英國所擁有的比法國和所有歐洲國家令人羡慕的優越的自豪感。" 根據Mokyr的估計(1993, p.45), 在1788年，英國的人均GNP比法國高出30%。
還有南北美洲發展的對比。南美洲的資源很豐富，但一直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北美洲相對南美資源貧乏，卻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諾斯將此歸結爲三個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區實行地方自治，在英國治下，各州自治，稅收主要是用在地方發展。而南美洲宗主國只是把殖民地看作一個稅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難發展起來。第二，北美是一個新教國家，南美是天主教佔優勢，文化的差異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同。第三，北美實行的是聯邦制，而南美實行單一制。這也涉及到"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的區分。壞資本主義除了官商勾結、政治壟斷等之外，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係數是世界上最高的，達到0.6到0.7。
與北美洲的發展進行對比後，許多歷史學家將拉丁美洲令人失望的發展歷程歸結於拉美精英集團的政治壟斷。這種政治壟斷産生了低效率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並反過來進一步導致了市場容量的狹小和總合生産力的低下。（參見墨菲，Schleifer, 和Vishny,1989，以及他們的參考文獻，North, Summerhill和 Weingast, 2000關於北美和拉丁美洲發展經驗的比較）。
Murphy, Shleifer, 和Vishny指出，在18-19世紀的後期，美國的收入分配比英國公平，因此，美國的市場容量大於英國。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和 Vishny (即將發表) 已經找到了這一現象的間接經驗證據。根據他們所作的回歸分析，天主教和成文民法會對經濟增長産生負的影響，而新教和普通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面的。拉丁美洲和其他壞資本主義存在的地區正是天主教統治和有助於政治壟斷産生的大陸法盛行的地區。(沒有羅馬的認可，天主教信徒不能發展天主教的支派。同時，大陸法是由政府制定的)。而擁有好資本主義的國家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 都是新教佔優勢和實行普通法的地區。而新教和普通法是不利於産生政治壟斷的。(新教徒可以不經任何人的同意發展新教教派; 普通法是基於公平審訊中的訴訟案例由當事人訴訟産生的法律)。歐洲大陸法盛行的地區在英美制度競爭壓力下，逐漸實行憲法司法制度，用憲法法庭制衡政府的立法權後，大陸法與普通法之間的差別縮小。
三、後發劣勢
後發劣勢跟壞資本主義也有很大關係。"後發劣勢"意思是說，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於是後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基礎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特別是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爲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但是，這樣做的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清朝的洋務運動是一個例子。日本政府是抱著當個好學生的態度模仿資本主義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業爲何物時辦過少數"模範工廠"外，基本不搞國營企業。它很快賣掉"模範工廠"後，基本再不辦國營企業。政治制度也學西方，搞政黨自由和議會政治，只是不肯放棄天皇的實權。但是後搞洋務運動的中國，卻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條件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制(官督商辦)，通過模仿技術來實現工業化。這在當時效果當然好過洋務運動前的中國經濟。但是這卻使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政府與民爭利，既是遊戲規則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員，因此私人經濟無法生長起來。最有趣的是，洋務運動中由於政府堅持國營企業的主導地位，壟斷資源，很多私人企業就真的不如國營企業有競爭力。因此清朝的洋務運動産生了壞資本主義。
今天，我們都知道這種堅持官辦企業的制度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制(官督商辦)，通過模仿香港和臺灣的勞力密集産品出口導向新工業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術來實現工業化，很多鄉鎮企業也是相當於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這種極落後的制度，在今天卻被很多人說成是"制度創新"。雖然這種模式短期內相當成功，但是從俄國的教訓，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後發劣勢。它可能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産生壞資本主義。
四、政治壟斷
政治壟斷産生壞資本主義，一個地區的發展亦如此。許多歷史學家將西歐工業化和成功的經濟發展歸功於歐洲政治的不統一以及敵對的統治者之間的競爭，這打破了政治壟斷。這方面的最有名的當屬Baechler的觀察 (1976，p.80) ："資本主義擴張的根源，一方面在於同一文明內幾種政治力量的共存，另一方面，政治的多元性給經濟發展以自由。"
Baechler (1976, pp.78-79) 試圖解釋政治壟斷沒有在歐洲盛行的原因: "西方經歷政治多元化的原因是複雜的，…從這種發展中，我可以看到一種歷史奇迹，也就是說，一種極端不可能的歷史事件。所有的政治權力都趨向於絕對化，政治壟斷不能生存的話，一定是因爲有一些限制它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教會的存在。因爲教會的跨國性質很難被政府吸收。其次，是分權的封建制度下的社會精英, 他們不是爲政府服務, 以及城市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成長。最後，是鄉村社區相對於國家的自治制度。在我看來，從十七世紀以來，在這一地區，英國模式對西方政治命運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這一論斷得到了許多學者和歷史學家包括Hall (1987), Mokyr (1990), Jones (1981, pp. 226-35), Braudel (1984, pp.128-9), Weber (引自Macfarlane, 1988, pp.186-7), McNeill (1974), Laslett (1988, p.235), Hoffman和Norberg (1994), 以及 Landes (1998, p.36) 的贊同。McNeill (1974, p.125) 指出，"現代歐洲早期的政治多元化，我認爲，是根本的和與眾不同的原因。在現代火炮的威力面前，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地區的反應是鞏固和強化龐大皇權國家的中央權威，而中歐和西歐的地方君主國的反應，卻是更有意識地同他們的鄰居展開競爭，有時是通過和平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過戰爭的方式展開競爭。這樣一種政治格局，就像風箱一樣，刺激了意識形態競爭之火，並使任何有利一國競爭優勢的技術革新之火花得以燎原。"Hoffman 和 Norberg (1994) 指出，"總之，在現代歐洲早期，所有的君主在實現他們的意願時，都不得不面對強大的障礙；不經過談判，磋商，有時甚至是賄賂，任何君主都不可能得到他的利益 "(p.305) 。"不論他們有多麽自負，專制主義政體是不能隨意借錢或者徵稅的。只有具有強大的民意機關的政府才可能抽取鉅額稅收，舉借大筆錢財。課稅和專制最終是矛盾的"。"最後，自由是一個強國，一個強大而富有的國家産生的必要前提" (p.310)。Landes指出，"專制在歐洲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這種專制被法律和領土分割削弱了。同時，在國家內部，中央(王權) 和地方封建主之間的權力分割也削弱了這種專制。分裂産生了競爭，而競爭有利於保護好的國民。如果不善待他們，他們會跑到別的地方去。統一的大帝國不害怕人們逃跑，例如中國，特別是當他們把自己定義爲世界的中心時，人們會無處可逃。"好資本主義不但不讓政府侵犯私人財産和企業, 也不讓金錢操縱政治, 例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和對個人和公司政治捐款行爲和數額的規制。而壞資本主義的另一特點就是金錢操縱政治。費正清認爲，在十九世紀，統治精英的政治壟斷是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東方社會，在中央集權政府的組織下，官僚政治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大規模活動，諸如行政管理，軍事，宗教以及大規模經濟活動。因此，私人企業從來不可能在沒有官方庇護時發展。商人一直
處在官方的控制之下，被作爲官方的聯盟，其活動總是被官方利用或榨取，以滿足官員個人或政府的利益。"Etienne Balazs 指出，"商業交易總是受官方稅制以及管理的約束。政府對主要物品的壟斷，在古代，比如鹽和鐵，在近代，比如對茶，絲綢，煙草和火柴的壟斷，表明政府擁有無所顧忌的經濟特權。沒有任何商人階層被允許獨立地産生並侵犯這些特權。在實際中，政府對私人産權的藐視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經濟特權。這表明，官方的庇護和支援是大型商業企業發展的唯一途徑。這樣做的結果是形成一種商人和官員之間封閉的利益共同體。。。。總而言之，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發展起來，根源在於，獨立於地主紳士以及他們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代言人的中國商業從來都沒有可能建立起來"。（Fairbank,1992, p.179）。Mokyr 也指出 (1990, p.236): "引用Needham的話，中國一直是'一黨專政的國家' 。二千年來，它一直被'儒家黨' 所統治。在清朝時期，官僚體制壓制知識份子和政治異端的産生，儘管中國沒有歐洲那種極端的宗教迫害。與歐洲相比，中國不存在小公國或者城市-國家，而這正是有新思想的聰明人可以逃避的地方。" Elvin (1973) 指出，中國在宋朝時，商業資本主義和技術就很好地發展起來了。然而，由於政治壟斷和壞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它並沒有發展到成熟的工業化階段。楊 (2002，ch.1) 認爲："歐洲的這種多元化，保證了幾種文明和主權國家以接近平等的地位相互挑戰。相反，東亞的地緣政治結構卻保證了在西方文明入侵之前，中國文明的霸權地位。沒有其他的文明能與它抗衡。日本人，蒙古人和滿洲人在文化上被中國征服，不管他們是臣屬於中國還是統治中國。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它很容易贏得一場統一戰爭，但是內陸貿易卻是昂貴的。因此，直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之前，在東亞，制度試驗的多樣性遠遠小於西歐。
最近廖和楊小凱(Liu and Yang, 2001)用一般均衡模型證明了這個猜想。他們證明，在不存在政治壟斷的自由市場中，勞動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總合生産力高於存在政治壟斷的自由市場中的水平。壞資本主義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場，但政府壟斷的部門沒有自由進入，雖然政府壟斷部門的服務可公開自由定價，或間接自由定價（貪污受賄）。政治壟斷使政府壟斷的部門的服務質次價高, 産生的收入分配無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壟斷的部門或與政府勾結的商人獲得大量壟斷利潤, 而其它部門受剝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場容量的擴展，並有害於經濟發展。這種政府壟斷造成的狹小市場容量看起來就像經濟不景氣, 但這種經濟不景氣與好資本主義中的景氣迴圈性質完全不同。壟斷政治的利潤的常見形式就是貪污腐化。與不存在政治壟斷的自由市場相比，政治壟斷降低了商業化程度，市場一體化程度，生産集中程度，和可以被利用的內生比較優勢，以及職業和經濟結構的多樣化程度。
在英國光榮革命以前，這種自由進入障礙是以王室的許多壟斷特權爲標志的 (North, 1981, 和Morky, 1990, 1993) 。在中國1950-1990 期間，這種政治壟斷以自由進入政治和很多行業的障礙爲基礎。政府對銀行部門，外貿部門，零售和批發商業以及其他三十多個部門壟斷，不准私人經營。呆板的許可證制度，企業的政府審批制度，以及居民戶口登記制度等都是政府用來阻止人們自由進入有利可圖的行業的 (Sachs, Woo和楊，2001)。對反對派的政治迫害，也是執政黨阻止人們進入政治舞臺的一種顯而易見的壟斷行爲。
(作者爲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http://www.dajiyuan.com)
4/28/2004 11:38: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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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永恒的紀念——讀楊小凱《牛鬼蛇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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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8日訊】楊曦光(即楊小凱)寫的《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一書中的大部份章節，曾經以《獄中回憶》之名在《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雜誌上連載。我每篇都細細讀過，記憶猶新，但得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1994年)，仍然忍不住去郵購了一本。在我看來，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是我這一代人所寫的有關文革的最優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國人寫的有關中國古拉格的最優秀的著作之一。這本書出版已有四年，英文版也已上市，但似乎未見熱烈反響，不過我相信，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此書在五十年後“還會被人記起”。傳世之作未必暢銷。它也許永遠只有少量的讀者，但這少量的讀者永遠不會斷絕，世世代代，它都能爲自己覓得知音。
在中國，坐過共產黨監獄的人很多，但描寫共產黨監獄生活的作品很少，寫得好的則少之又少。《牛鬼蛇神錄》堪稱此類作品中的傑作(順便一提，劉青寫的《獄中回憶》亦是同類作品之又一傑作)。一九六八年，當時還不滿二十歲的楊曦光，因爲寫了一篇題爲《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而被中共當局點名打成“反革命”，整整坐了十年監獄。和一般描寫監獄生活的作品不同，楊曦光這本書很少寫到自己，他寫的幾乎全是別人，是形形色色的獄中難友。這中間有地下反對黨的領袖，有從事當局不允許的自由經濟活動的民間企業家，有強盜，有小偷，有不同背景、不同政見的政治犯，有宗教信徒，有作家，還有國民黨時代的官吏。作者有驚人的記憶力和出色的文字工夫，他能用短短的篇幅就把這些人物都寫得十分生動。《牛鬼蛇神錄》揭示出中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其重要的而又不被常人熟悉的方面。尤爲可貴的是，作者具有一種非凡的政治觀察力和領悟力，我們可以通過他的眼睛，更深刻地認識文革，認識中國社會，認識共產黨革命。
在楊曦光筆下的諸多人物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劉鳳祥。劉鳳祥原任湖南日報主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打成群衆組織的“幕後黑手”，還涉嫌組織地下反對黨，因而被捕入獄，後來被當局處以死刑。劉鳳祥一度被關進楊曦光所在的號子裏，兩人一見如故。就在相識後的第二天夜晚，劉鳳祥向楊曦光和盤托出了他的全部政見，他從五七年反右運動講起，一直講到文革，最後還預測到毛澤東與林彪的衝突。楊曦光說:“那是我永世難忘的一堂現代中國政治歷史課。”在時隔三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讀到劉鳳祥的這番講話，仍不能不爲它的深刻洞見所震撼。
楊曦光很少直接寫到自己，但是他通過描寫別人，通過描寫別人給他的感覺印象和觀念啓示，間接地寫到了自己，尤其是寫到了自己的思想轉化與發展。譬如，他從私人企業家盧瞎子那裏懂得了共產黨詞典中資產階級概念的虛假性，從李牧師那裏看到了宗教引人向善的巨大力量，從劉成宇和建妹子的愛情悲劇中體會到中共治下的城市、農村戶口制度的可惡，等等。他向比自己有學識的人學習知識，向不同經歷的人們瞭解社會。其實，這些描寫也不經意地向讀者展現了作者自己的品格，不只是他的好學深思，還有他的頑強、真誠、正派，富於同情心。
真正歷經大磨難的人，講述自己的故事時往往只用平實的的語調，特別是在寫到自己的感情波瀾時，作者下筆很簡潔，很克制，別有一種含蓄的深沈。例如作者得知劉鳳祥被處決那一段文字，寥寥數語，每讀至此，都讓我感到十分沈重。
在書的結尾，楊曦光刑滿釋放，那已經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毛澤東時代正在被一個新的時代所代替。滿懷著對未來的向往和不安，楊曦光離開了勞改農場。他不由得想起他的難友，那些死去的冤魂。他對自己說:“不管將來發生什麽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爲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
楊曦光寫成了這本書。他爲那些逝去的精靈留下了永恒的紀念。
(7/7/2004)
轉載自《北京之春》網站
(http://www.dajiyuan.com)
7/8/2004 3:37: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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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制與憲政共和的關係
作者﹕楊小凱
【大紀元5月2日訊】最近聽到俄國新總統布丁推動土地私有化的消息，忍不住將自己近兩年關於土地私有制的讀書心得記下來，提供給中國的學者和學生，讓大家瞭解土地私有制與憲政 共和 的關係。
首先我想澄清民主與共和之間的區別，及民主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區別。英文中的民主一詞主要與普選權的擴大，選舉政府及少數服從多數有關，而共和是來源羅馬共和制，主要是講上層的權力制衡，而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較接近，關心的是如何以權力制衡來保護少數，限制政府的權力，使人的自然權力不受侵犯。從某種角度而言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就是對民主不信任，害怕其導致多數壓迫少數。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爭確切地反映了民主與共和之間的緊張。
一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只講民主不講共和和自由主義，這個國家往往形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兩極,往往在革命産生暴君,暴君導致革命之間迴圈而主流意識形態既有共和主義又有民主主義的國家往往是政治結構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國家比較安定。
我以前看的歷史書給我一個印象憲政和共和制度先於普選制的産生而私有財産權似乎是憲政的基礎。最近我從Pipe的新書"財産與自由"（Property and Freedom(1999)）找到了這段歷史的文獻記錄。按照他記載的英國歷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國憲政，代議制的基礎。由於土地私有權神聖不可侵犯，所以國王必須求財産所有人交稅. 由於私人財産所有者財政上獨立於國王，反而是國王有求於百姓，所以收稅一直是個頭痛的事。早期英國王室賣王室土地得到相當財政收入，後來主要靠稅收爲了解決稅收的困難國王開始召集國會。英國國王是非專制君主，因此讓國會自訂稅率，並形成憲制承諾，"不經國會同意，不能加稅"。這可是個偉大的制度創新。國會自訂稅率，使得稅收更加容易強制執行。這可能也與英國普通法傳統有關，告辨雙方有權選擇打官司的法院(當時有國王的法院，宗教裁判所和地方封建主法院)，而且國王法院中告辨雙方有權排除陪審團中有可能不公的成員。既然判有罪無罪的陪審團，是當事人自己同意的，所以一旦判決，也不得不服氣。因此司法，執法的權威反而高於大陸成文法國家。
由於議會是以私有財産爲基礎，爲保證收稅而設立，所以國會的成員都是向國王交稅的大戶，國王絕不會要由他供養的官僚進入國會。因此在沒有私人財産權，特別是土地私有權時，由政府提供財政的議會其實只可能是政府的橡皮圖章。
國會在英國歷史上是獨立於王權的另一政治中心。國王不會喜歡它，但在私有財産不可侵犯的約束下，又不得不靠它來收稅。英國國王的財政在這種制度環境下不得不依賴民意代表機關。有幾位國王儘量少開國會，只是要加稅時才想起開國會。但這種制度逐漸演變成習慣"沒有代議制，就不交稅"。國王慢慢接受了這種公共財政與國王稅收之間的關係但是發生戰爭時國會與國王在稅收之間的爭執往往導致兩個政權並立和衝突的情形，甚至導致內戰(英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都是這類衝突引起)。
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國王財政不獨立於民意代表機關的制度卻不因這些衝突而被廢止(克倫威爾專政是個短暫的例外)，要是在中國，國王被議會中的造反派殺了頭，王朝復辟後，大概頭件事就是取消代議制。但英國克倫威爾死後王朝復辟時期，及至光榮革命，國會制度反而日益鞏固。中國讀者可能會困惑不解，中國的執政者沒有一個會如此傻崩的仔細琢磨，除了從北歐來的英國統治者生性厚道以外，私有土地財産神聖不可侵犯是一個國王無法俞越的制度約束，有這個約束，國王財政依靠國會就是對國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爲國會自訂稅則，收稅最有效。
按Mokyr的記載，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的平均稅率比法國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實實交稅，民富國強，(比法國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財産加代議制的功勞。還是Mokyr的說法，法國哪怕是拿破侖法典後，侵犯私有財産比英國還厲害得多。土地地表下的礦藏在法國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國的土地私有權卻非常徹底，地上地下的東西都歸地主所有。按Mokyr的說法這是英法憲制遊戲規則差別的基礎。英國這段歷史是對中國歷史上薄賦輕 徭 觀念的批判。有了代議制，讓人民自己決定稅率，稅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稅收可以用來做很多修橋，鋪路，司法，城市公共設施，所以人民的收入反而高過看似薄賦輕徭的專制國家。這是爲什麽第一批清朝官員去西方時驚歎政府稅收能做這麽多善舉。
想想蘇式社會主義的一個動機是用國有制來減少稅收的麻煩，順便也一勞永逸地避免了執政者財政仰賴民意機關的威脅，看似是聰明的主意，實則是民富不起來，國強不起來的餿主意。這也說明讀史的重要，當年要是列寧，史達林讀了很多英法的歷史，他們會發現他們關於制度的想法早就被法國大革命前的舊王朝的教訓證明大錯特錯了。如果社會主義制度是對的，當年就應該是法國比英國更富強，而不是法國在落後的刺激下爆發大革命，不得不改專制制度。
寫到這裏忍不住提醒讀者中國今天政治要現代化一定要有土地私有制和自由買賣這個基礎。有人說像香港那樣有土地使用權的自由買賣就夠了。土地徹底私有化和自由買賣是一種人質機制，老百姓有了完全的私有權，財政上不依賴共產黨，反而共產黨財政上依賴私人財産所有者，老百姓就持有政府的人質，這才可能真正限制執政者的機會主義行爲。
土地一旦完全私有化，可以自由買賣，地價會大漲，政府會有收稅的困難，故而産生開獨立議會的壓力。在健全的憲政秩序下，地方政府的財産稅和土地交易稅都會上升，地方政府就會像西方地方政府一樣富起來。土地私有制與公共財政的關係還與公共設施所需的公有土地有關．澳洲和美國都有一半左右的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用作公園和公共設施．但是由於其他土地是私有的，所以私有地的地價依賴公共設施的質量，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又依賴私有地的地價．加上自由遷居，使得地價和政府所有的公地經營效果之間形成反饋機制，公地經營效果越好，地價越高，地方政府收入越高，地方政府越有錢修高質量的公共設施，因而公地經營效果越好，人們越願意移居此地．在一個聯邦主義的制度下，這就形成政府服務的競爭性市場．它不但是經濟效率的基礎，也是開明政治的基礎．
不少人認爲中國加入WTO農業會吃虧。其實農業最大的問題，還是土地制度問題。這個問題又跟政治有關。就是說，中國老是喜歡講民主，我覺得中國現在講民主講得太多。爲什麽呢？英國實行民主是一八三0年，但是它的共和，是一六八八年就有。那個時候，大多數人根本沒有選舉權。財産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交稅沒到一定水平的，都沒有選舉權。婦女也沒有選舉權。那不是民主。但是，它沒有政治壟斷，有上層政治權力的制衡。也就是，有共和。這個共和，又是在私有財産的基礎上形成的。有權選舉的，都是有財産的人，特別是交稅大戶。1688年的時候，還沒有工業革命。一七六0年才工業革命。那時候的財産主要是地産。所以，是土地私有制跟共和的對應關係。大家都尊重財産，就有一個保險在裏面。我丟了權力不怕，因爲我的財産不會被別人侵犯。這樣，人就變得文明了。不會抓了權不放的。我丟了權，不像在中國丟了權，皇帝可以把你的家產抄沒。沒有這種事。丟了權就丟了權，你就不當官了。地産還在那裏。不是你死我活的。這是政治共和的一個基礎。在中國農村，這個權利講不清。政府說，要收費辦公共事業、辦教育。我政府都是爲你做事，不收費怎麽行？然後，老百姓說，你這是搶我的，剝削我。爲什麽這些事情各講各有道理？有的說，這就是老百姓有道理。其實是不對的。因爲地産不明確，權利不明確。那你怎麽收稅，按什麽標準收？你比如說，這塊地是我的，有自由買賣。那就有一個市場，說你這塊地值多少錢。這就有一個公平的規矩。比如說，按地産市場值的5％交稅。這就無架可吵了。如果沒有市場，我也不知道我這塊地值多少錢。你說我産了500斤，這500斤值多少錢呢？又講不清楚。所以，實際上是地産的許可權沒有界定。誰該交多少稅，都講不清楚。所以，人就變得很機會主義，"公講公有理、婆講婆有理"，無法公認一個公平的收稅規則。因爲權利不清的時候，老就想搶人家的，因爲搶不算搶。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當然都想拿。地産不清的時候，人就不文明。老是想搞人家一傢夥。而且，這個時候，有權的人可以任意解釋，說我這樣做就是對的。政治上就變成你死我活了，這個政治共和就搞不起來。
中國農業要真正搞起來，土地一定要私有化，要自由買賣。爲什麽要自由買賣，我已講過很多道理。比如，資訊不對稱，借錢的時候借不到，完全私有和可自由買賣的地産就可以用來抵押，克服資訊不對稱造成的困難. 但非私有和不可自由買賣的地産就沒法抵押。還有一個，現在進WTO，彌猴桃賺錢，賺很多外匯。這時種稻子的就要關掉，澳洲的稻子要比中國的便宜多了。但是，要把小塊的種其他作物的地塊合起來搞大農場種彌猴桃，就要有土地的自由買賣和租賃。投資這樣的農場，産品的收益可能不足以補償投資，但如果有永久的産權，賺錢的農場未來總可以賣好價錢的。五十年承包期不足以保障這種投資的資産價值，因爲這種投資本身風險就很大。沒有永久産權，農場成功了農場本身也不一定能賣大錢。
進入WTO以後，中國農業也不一定受損。中國真的是地大物博。在東北、華北一些地方，是可以搞大農場的。私人大農場，它可以把整個成本降下來。現在勞力這麽便宜，爲什麽成本還降不下來？是因爲土地不能自由買賣,不能合併。如果人爲合併，又會使激勵受到損害。中國要出口一些能賺外匯的農產品。說不定有些糧食，比如說中國的香稻，以前進貢皇帝吃的，就很有競爭力。現在國際上講究吃高質量的糙米。那個東西可以賣到很高的價。你像日本人，現在講究吃糙米。中國的糙米可能還是比日本的便宜。你要生産，比如說現在吃高質量的環保食物，不用一點化學物。那個東西就是勞力密集的。搞勞力密集的東西，誰可以跟中國比？國際上現在流行吃環保食品，不准催肥的，雞要吃土雞，雞蛋要吃完全沒有放人造飼料的、放在野地裏養的雞蛋。那個東西，賣幾十塊錢一斤。這都是中國的優勢。在中國，用人力去養。不用機械化和化學的東西，誰能跟中國競爭？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我估計中國農業不會是大量進口的，它可能反而是大量出口。但是，要能夠大量出口，必須實行土地自由買賣。它要適合種什麽東西，要很大規模才行。這樣一搞的話，對農業的投資就要擔風險。它有可能失敗，經營有可能虧本。但是，他這個地，過上十年，二十年，就漲價了。他把這個地和他的知識財産，可以用來創匯，以後可以賺錢，成功的農場就包含這企業家知識的價值，可以賺幾百年的錢，所以這個農場就能賣大價錢。否則，你光是經營産品的收益，二十年不一定拿得回來買地的成本。如果你這個産權只有三十年，人家根本就不願意去投這個資。因爲正好我做到三十年，地就已經不是我的了。必須是永久的地産，而且要有自由買賣，才有人願意投資。這方面，中國可能是沒有經驗，比如搞特許連鎖這種東西。很多搞特許連鎖的人，他的特許連鎖本身都沒有賺多少錢，但他把品牌打出來以後，再賣掉，比如Supper 8，Daily Inn的創業者創出這個品牌以後，他在經營中賺的錢並不多。但是，因爲這個品牌是萬世的，可以永遠傳下去，所以他退休時把它一賣掉，就賺錢了。這個東西，是中國農業最差的，永久的地産權、自由的土地市場買賣，以及相應的稅收制度。中國農民聰明得很，比那些知識份子賺錢可厲害多了。他也根本不需要你去引導。有人說，哦，他們的知識不夠，他們沒有訓練、沒有教育。其實他比你大學生厲害多了。他根本不需要訓練。你像臺灣，種磨菇賣到美國去賺錢的。臺灣種吃生魚片的芥末到日本賣，賺錢賺得不得了。農民不需要你教他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沒有自由移民。你比如，有些農民變成企業家買地，經營大塊土地，那些賣地的人要走，中國幾億農民都要從土地裏面出來。但是，中國現在是，農民走了，就會丟掉對土地的權利。現在的土地制度是，你永久性地離開，就失去了土地。政府按人口變動（婚嫁、生死）三、四年調整一次土地使用權。 現在農民拋荒現象非常嚴重。它不願意將土地交回村裏，因爲交了以後，他就丟了。又不能買賣租賃,因此他寧願荒著。所謂盲流就是這個概念。因爲土地不是私有的，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就是"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什麽意思呢？他如果永久性地離開土地，他對土地的權利就喪失了。所以，他要定期地回去。打完工，他得定期回去。因爲中國農村土地，按照婚嫁生死，三、四年要調整一次。調整就是說，沒有真正的私有産權。調整的權力，完全在執政者手中。
學者在說土地制度，應該公有還是私有。但是，這是農民的權利問題，他爲什麽不能自己決定土地是公有還是私有？現在中國憲法規定，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所謂集體所有就是說，比如這個村，由這個村的所有人所有。那這個村裏的人爲什麽不能決定將它們分了呢？這也是中國人的一個道德觀念問題。比如，《聖經》裏面就說，要愛你的鄰居，尊重別人的財産。一個文明的社會，一個講道德的社會，一個尊重別人的社會，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這都是孟子的話。無論外國，還是中國，都有這個傳統。我這裏不是純粹講西方的東西。從愛別人的心來講，你會尊重別人的財産權。他現在要買賣，比如說，土地要買賣。這個權利，你要尊重他的。《聖經》上說，你應用希望別人對待你的方式對待別人。我們可以設想，現在有地産的中國有權人和有錢人將心比心想一想，他們是否希望別人像土改對待地主一樣沒收他們的地産呢？如果他們不願意別人這樣對待他們，他們就要承認土改時沒收地主土地是錯的。沒有良心，是野蠻人的行爲。
沒有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收稅就沒有道德標準。因爲這個地價出不來。你沒有完全的私人産權，你怎麽知道地值多少錢？比如，這裏有一座山，你能講清楚它值多少錢？只有有人出價，有買這個地産的市場，才會有價值，才會有道德準則。基層政府的行政權、收稅權才會有道德基礎。否則的話，老百姓說，你侵犯他的權利；而政府則說，我在給你做事，辦教育、修公路，你爲什麽不願意承擔責任？這個講不清楚的。現在，中國就有所謂民粹主義。大家都說，哦，農民負擔太重！這句話太簡單。什麽叫做農民負擔太重？沒有標準。但是，如果有地價了，有土地自由買賣，地價出來了，比如說，交5％，就沒有什麽架可吵了。如果要修路，你不交5％，就是你的不對。你超過5％，我也可以說你不對。因爲有了一個道德準則可以收稅。現在老百姓說，農民負擔太重，基層政府官員說，我是兩面不討好，上面要我辦教育、修公路，幹這個幹那個，計劃生育，又沒有錢，我給你們做事你們又不出錢。你說聽誰的？
我的很多意見，在中國都有不少人支援。比如，我1998就講取消戶口制度、取消與WTO不相容的成立企業的審批制度，不光是學術界支援，政府現在也正在這樣做。唯一使我失望的，就是土地制度。有人說，土地公有是中國的傳統。我覺得不是的。相反，中國傳統是土地私有。這個私有反倒是一個傳統。而且，民國以來，土地私有就已經制度化了，不像清朝，皇帝還可以沒收土地。中國在二十年代就有《土地法》。當然，《土地法》中也有一些不好的東西，比如限制租金比例、強制永佃權等，有點左。當然，比共產黨要右。那個《土地法》，使現代的土地制度深入人心。1962年，蔣介石說要反攻大陸，南方、江南很多農民都把地契拿出來，證明他們對土地私有還是有信心的。從1949年到1962年，有十幾年，他們沒有把地契毀掉。這個東西實際上在中國是有很長的歷史的。你看清朝，中國人跟教會打官司，現在中國人往往說當時清朝庇護外國人。不是這樣的。連清朝都承認地契的。當時教會買的地産有地契，雙方簽了字，畫了押的。連當時中國的政府都承認這些東西。而且，那時候也沒有土地法，等於是習慣法、私法在起作用。這是中國的傳統，大家都公認爲是公平的。這個東西，在打官司時，清朝政府都承認的。但是，爲什麽到現在，土地私有反而不敢推行了呢？俄羅斯總統普京上臺，頭一件事情，就是土地私有化。這和中國完全不同。
土地沒有私有化，制度的問題沒有解決，進入WTO對中國農業會有很大的打擊。中國的很多問題可以歸結爲土地問題。所以，我覺得，大家要講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土地私有化，以及取消戶口制度，把人變成自由民。這兩個事情，缺一不可。你土地不私有化，你即使讓他自由移民，他也會定期回來的。因爲他不願意丟掉對土地的那個權利。特別是土地值錢的地方，也就是影子價格高的地方。他還是盲流，會定期回來的。
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可以永久移民。因爲他的地即使不賣掉，也可以委託別人管理、出租。法國起飛，就是靠拿破侖法典，土地制度改變，農奴就變成自由農民了，人身依附關係就沒有了。
現在中國這種制度就是一種新的封建制度。它是真的封建制度。民國時代不是封建制度，是自由民制度。它的土地制度和人身關係已經現代化了。但還是有一點不現代的地方。比如說，它限制租賃。你要把租出的地收回來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要賣掉它。
(http://www.dajiyuan.com)
5/2/2004 2:53: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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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膚淺的經濟學概念，就是靠市場競爭降低均衡價格！
只是，以台灣的現況，民進黨徒搞的是偶像行銷，讓全民付出極大的代價仍無怨無悔；又如柏楊先生今天所言，視陳水扁為長期經營民主制度的獨生子。唉，柏楊心態用您的解釋來看，真是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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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楊小凱的政治評論文章，以前散見北大哲學系出身的高手胡平先生所主編的「中國之春」，後來改名為「北京之春」。後來，他有出網棧，等我去我的另一部電腦找一下，以後再補上更多他的中文政論文章。
關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他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寧要兩個魔鬼，不要一個聖人。這是什麼意涵？
這個意思可以換個方式來說﹕如果你只生一個兒子，那你就會是你兒子的孝子。
反之，如果你有兩個或更多的兒子，則這些兒子都想好好表現，希望給父母留下好的印象，於是，不知不覺間他們就真的都是你的好兒子。
寧要兩個魔鬼，就是寧可由兩個政黨在競爭人民的支持，不敢有所大意，如果只有一個聖人，那人民只能對他下跪膜拜了。毛澤東當年不正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不正是偉大、光榮、正確嗎﹖結果，毛聖人搞「三面紅旗」，造成飢荒，餓死二千萬中國人。當年八年抗戰時，日本人殺死的中國人也沒有二千萬啊。毛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三人出來收拾殘局，毛不甘心，硬是發起史上最大的一場民粹，即文化大革命，前後折騰了十年，一直到毛死為止。
你說國民黨不好，成，那我們就叫他是魔鬼好了，所以，寧要兩個魔鬼互相競爭人民的支持，而不是只拜一個聖人。如果你只拜一個聖人，那麼這個聖人反而會對你翹尾巴。
楊小凱反對革命，而寧可要改革。換句話說，他不贊成為了推翻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再來一次革命。因為，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一再企圖用革命的手段追求現代化，結果呢，更糟。所以，楊小凱的基本思路是要說服中國人不要再迷信英明偉大領導，而是要建立競爭的機制，從制度改革入手，建立新的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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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暫卸憂國憂民是楊先生最好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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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少了一個傑出的中國人可以協助度過民族的關口。
兩個問題冒昧請教，
1. 何處可以拜讀楊先生的「中國往何處去？」大作？
2. 關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他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寧要兩個魔鬼，不要一個聖人。這是什麼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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