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或不喜歡，暴力這個議題，已悄悄地進到當前這個不安狀態的核心地帶。 從來就存在， 只是內容不同， 這也可以是一種社會進步的指標。

    林正杰事件後，黨國機器的宣傳，迅速強調此一「倒扁」運動具有潛在暴力性格，並同時以回歸法治與理性為基調，呼籲心平氣和、靜待司法。民進黨有社會運動的豐富經驗，當然知道其與暴力性格的關係，這只是一種障眼法，避開道德高於法律。此時，也有文化人衣帶飄飄、高明自居地垂問：「台灣人，你為何要生氣？」 面對施明德反腐靜坐運動，正是檢驗公民自省能力的絕佳時機，你生氣嗎？為什麼？ 生的什麼氣？ 如何化解？如何昇華？

    既然暴力是這麼一個敏感的、複雜的、反身的，與政治、與倫理糾結不清的重要議題，那麼，嚴肅思考並面對它，可能正是以論述公理為職志的自主公民或公共知識份子所不能迴避的。公民或 知識份子本應有相當自主性與思考能力。

    日昨李丁讚教授的〈民主、社運、革命〉一文，正是進入這個討論的一重要嘗試。該文的主要論點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必須告別革命，因為革命就是以暴力手段變更政權的活動；但此民主社會同時也要和反暴力的社運相結合，因為後者能促成好的政策與價值。由於這篇文章所牽涉的問題頗為重要，我願意就兩點進行討論，其一、革命是什麼，是否應告別革命；其二、公民有無正當暴力之可能。 有XXX的嫌疑， 相對於民進黨凱道的群眾運動， 不同的述求代表什麼 其內含值得三思。

    關於革命。李丁讚說「革命」是以武力更換政權，「社運」的目標則是「政策」或「價值」。在這裡，李丁讚把「革命」與「政變」（coup d’etat）混同了。項羽式的「彼可取而代之」，不是革命，革命是整個社會體制的結構性轉換，以及革命者的自我轉換。當今這個世界是不是已經走到了文明的盡頭，完全沒有革命的可能，仍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好像在暗示什麼？

    越來越多的人（本人在內）相信這樣的一種「全球化」進程（例如市場化邏輯的無限擴張、地球環境不可逆轉的毀敗、全球與民族國家範圍階級鴻溝的深化…），是有根本性與整體性問題的。這也就是說，這些問題已經顯示了那些針對特定政策或價值，進行局部化、專業化改良的社會運動想像，已展現了嚴重的內在限制。

    又，如果一組根本性的價值可以重估，那麼把這個重估的公共行動過程，稱之為「社運」，或是「革命」，都無所謂。重點反而是，台灣是地球村的一份子，並不該自外於關於整個人類歷史與文明的理想性甚至烏托邦的討論，僅僅自滿於現代化意識形態或專業化的社會運動。回到台灣的層次，我也同意，這次倒扁，不應該是一場政變（即李丁讚所謂的「革命」）。自主公民對下一個政權會是誰，並無太大興趣，關鍵在於如何往進步方向鞭策下一個政權。

    關於暴力與民主。李丁讚憂懼暴力、甚至譴責暴力，但他似乎也有一點未決之處，即是他對那因國家暴力在先而引發的民眾次生暴力的態度。每次聽到那些似是而非的自辯，而沒有被侵犯感覺的人，就自身致外好了。李丁讚說，如果不幸發生，責任在警察，也認為該盡一切力量避免發生，但他並沒有進一步申明，這種次生暴力是否正當。我願意說，合乎比例的反應是正當的，更是公民不能被剝奪的集體自衛權；公民不是狼，但不必要先切結為羊才能上街上廣場。凡是要求此一切結的，如龍應台女士，必然是反對社會運動作為民主社會變遷的一股力量，而為物化的制度背書。 蠻好奇龍應台女士為何不再反應？

    其次，我們必須譴責像鐵夾克的「集會遊行法」，以淫霏的國家法暴力處處限縮合理合情的公民行動，並使公民行動陷於動輒得咎之地。這個法律在根本上是在為那「領域內唯一的關於暴力手段的正當壟斷者」（韋伯語）的現代（台灣）國家機器，對公民行動進行過甚的法暴力。如果是這樣，那麼因動輒得咎而生的公民暴力行動，也是必須被同情理解的，因為它是國家法暴力的衍生物，在譴責它之前，必須先譴責國家法暴力。

    因此，凡是要談公民行動與暴力之間的關係，必須要嚴肅面對一個理論問題：公民有無正當暴力的可能？以及一個現實問題：「集會遊行法」是否該廢除？在這個多事的秋天來臨前，藉與李丁讚大作商榷的機會，提出供公眾討論。

    （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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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給初生的台灣民主一個機會，否則這個民主永遠無法長大成人。

    怎麼說呢？若成功拉下陳總統，意味著上百萬人民的參與，使總統不得不辭職下台。這個行動使得憲法中關於總統上台下台等一切規定形同虛文，從此以後，我們可以輕易地選出一個總統，也可以輕易地推倒他。

    最近大陸針對基尼係數掀起了一波大論戰，數得出名號的大陸經濟學家、政府官員紛紛跳上擂台加入爭辯。這波大論戰源於度量一個國家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標，也就是基尼係數在大陸節節攀升，改革開放前是零點一六，二○○三年飆升到零點四五八，去年逼近零點四七。

    換言之，改革開放之後大陸貧富懸殊程度逐年拉大；根據國際通行的評估標準，零點五以上已屬極端不合理，零點六以上更可能出現動亂。

    看到這個理由，令人拍案叫奇。原來，問題出現竟然可以用「中國國情特殊」一筆帶過。基尼係數算的是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的收入分配平均問題，分配不平均就說是少數民族太多，那少數民族就不需要賺錢生活？憑什麼沿海人都富了，少數民族就不能跟著富？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在中國大陸的十三億人口中，有大約五億八千三百萬人生活在國際公認的貧困線以下，每天的生活費用不到兩美元；對照起北京、上海等地方的富豪買起豪宅一擲千金，一平方公尺的房錢就足夠讓貧困縣居民過上一年，甚至更久。

    如今中國大陸，金字塔上層百分之二十的有錢人，擁有的財富占全大陸國民財富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對其他百分之八十的人來說，教育、醫療、住房，都是日常生活中都不能不面對的問題。這也是國情特殊？難道這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少數民族？

    更令人感到吊詭的是，改革開放前大陸就沒有少數民族？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將近三十年，中國國情改變得如此之大？否則，近三十年來基尼係數都在攀升，怎的就沒中國國情特殊的問題？

    吳敬璉在大陸被譽為「有良知的經濟學家」，談到大陸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原因，直指腐敗和壟斷造成的機會不平等是當前貧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如此看來，近三十年來問題越弄越大，然後丟出一句「中國國情特殊」，豈不就是活生生的先補鍋、後鋸箭？

    或謂，在大陸不應該以「名義收入」計算貧富懸殊，而應該以「購買力」來估算收入。理由是，城裡頭的物價比農村貴，所以用購買力估算比較可以正確的反映出貧富差距的程度。

    但無論如何，中國正流行「跟國際接軌」，基尼係數怎的就不與國際接軌？一位北京工薪階層一聽說油價也要跟國際接軌心裡頭就犯疑，「工資怎麼不也跟國際接軌？」原來，什麼該不該跟國際接軌也是可以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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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遺留的問題 自有人擔憂

即使是小部分成為中產階級 影響力也很觀 不然為什麼大家都想去賺大陸的錢

    繼比爾．蓋茲及華倫．巴菲特，香港富商李嘉誠也為善不落人後，宣布捐出三分之一的財產，總值約合台幣一九二○億，投入「李嘉誠基金會」作為公益之用。然而在進入廿一世紀，全球在物質、精神、及環境方面所產生的失衡問題，可說排山倒海而來。儘管此類富豪的善行義舉，猶如黑暗中的一線曙光，但社會中各類機構，尤其是非營利組織，若在長期資金運用上無法秉持正確的投資觀念，就算提供再多的資源予以奧援，都可能只會讓大家的心血付諸流水。

    幾乎所有的社會組織，都了解「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的基本道理。不過，此一與投資相通的觀念，通常只用於日常的運作上，除了提供服務或援助對象所需的物質外，也會給予一些技術或心態方面的建議。但大多社會組織，僅知將資源投注於眼前的事務，在規劃上缺乏長期投資的觀念，其未來實在令人堪憂。目前仍面臨財務吃緊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就是最明顯的事例。

    其實，富豪此起彼落的捐贈，最大的貢獻並不在於善款的數字，而是他們創造及累積財富的經驗與啟示，這才是留給人類社會最豐厚的資產。蓋茲、巴菲特、及李嘉誠的傲人財富，分別是憑藉著微軟、波克夏及長江集團等企業的投資，在長期經營、並持續擁有股權中，不斷累積而成。因此，每一個社會組織，無論是家庭、學校、政府、企業，乃至於非營利機構，都應著眼長期以正確的投資觀念，將資金投入於經營良好、具有創造價值能力的企業，長久持有其股權，才得以在經濟及財富上自立自強。如此不但能使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從而減輕社會負擔，各社會組織的價值也才得以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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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看倒扁挺扁

    前民進黨立委林正杰在電視談話性節目中毆打名嘴金恆煒之暴力事件，固應受到社會最嚴厲的譴責，惟筆者認為金恆煒與節目主持人胡婉玲亦應負一部分責任。

    眾所皆知，受邀上電視談話性節目的來賓，經常是政治立場壁壘分明或藍綠色彩鮮明，雙方一激辯起來，舌槍唇劍，各執己見，稍不留意即可能擦槍走火，一發不可收拾。因此，主持人在節目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負責引言串場外，一旦發現來賓做人身攻擊或干擾（打斷）別人發言，便應立即出言制止，譬如：「請不要做人身攻擊」、「請稍等一下，讓他先說」、「等他說完，你再說好嗎？」以維持發言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