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教授彼得•納瓦羅 (Peter Navarro) 撰寫了一本名為「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 (The Coming China Wars) 新書，他在書中提到，美國應該採取措施，包括與中國進行直接的經濟對抗，在必要情況下，還應該以軍事行動支援。這本書的論點將西方社會近年來持續渲染的「中國威脅論」，由理論面的渲染提高到必需在行動面反制的力度，彼得•納瓦羅還提議，美國採取行動遏制中國發展的步伐已刻不容緩。

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歷久不衰，而且在特定時刻還會出現激化的現象，近幾年已成為中國領導人內心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霾，他們的反應有時甚至有點歇斯底里：「中國侵略誰、威脅誰了」。而一般民間的反應則是「中國人招誰惹誰了」，但「中國威脅論」的指控卻始終此起彼落難以平息。

中國領導人的疑惑當然可以理解，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長期積弱不振，中國人長期陷於被各路帝國主義無端侵略與蹂躪的創痛中，要說中國有威脅，簡直是天方夜譚，除非語義上「被侵略者」對「侵略者」來說是一種威脅，是一種來自落後的威脅，而「侵略」是一種美德，否則很難說明中國威脅論真的存在。如果真的說中國對世界有威脅，也應該是在文革時期，當時狂熱的紅衛兵們，動不動就高喊要支持拉、非、拉國家的人民革命，要解放全世界。但老實說，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沒有真正的實力，只是喊「爽」自慰而已。

有大陸學者調查，中國威脅論的出現在上世紀九○年代以後，與中國的經濟發展起步同時出現，這樣的說法基本是準確的，但他們對中國威脅論的解讀仍然不夠周延，中國威脅論跟什麼意識型態、社會制度、文明衝突，還有什麼中國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等的勃興等都有關係，但最根本的核心還是「中國龍」身軀太龐大了，大到不論是站起來還是躺下來都是威脅，在西方人眼中，「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就是西方人的世界，也就是以白種人為主体的單極世界，白種人，也只有白種人才能成為主導世界的力量，在這樣的世界觀下，只有白種人獲得世界的主導權，擁有對全球事務絕對主導的能力，才算是一個正常的世界秩序，如果白種人主導的威脅力遭到中和、削弱，甚至受到挑戰，那麼新生的這個異己力量就構成為一支威脅既有世界秩序的外來力量。至於白種人之間的合縱連橫，是以白種人為主体的單極世界裡的矛盾。因此，在既有世界秩序中，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力量存在，一個是以白種人為主体的威脅者，一個是以非白種人為主体的被威脅者，而只有白種人可以扮演威脅者的角色，介於其中不存在模糊的空間。在西方的世界觀中，不僅中國強大是一種中國威脅，既使他們「毫無根據的覺得」中國好像強大了，也是一種中國威脅。中國威脅論的真正本質，如果以比較極端、比較粗暴的話來概括，應該是西方人在內心深處潛藏有一種吶喊：「中國就是威脅！」

記得兩年前，在北京有幸與北京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碰面，由於我是政大外交系畢業的，雖然現在在媒体工作，但好歹也與外交沾了點邊，因此與吳院長兩人初次見面相談甚歡，東閒西聊，自然聊的最多的是與外交相關的主題，這方面我算也能說上幾句，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寫的主題就是中共的外交政策。在閒聊時，吳院長向我深入介紹了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正在推展的和諧外交的內涵，而吳院長當時也在協助推展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吳院長每次都很認真的說，中國真的是發自內心的希望與中國的周邊國家維持良好的關係，中國只想管好自己內部的事，中國還有太多自身的問題需要解決，當時我也很認同吳院長的說法，當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正上下一心，努力發展自己的時候，當然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因此，吳院長也對他正在推動的中國東協關係充滿了期待，他認為只要中國真誠的與東協國家交往、互助與協助，雙邊關係一定能與時俱進。後來我大概每隔半年都會與吳院長碰面一次，應該是在一年前，吳院長將工作重點轉向了日本方向，協助推動中日友好關係，當時中日關係正因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鬧得不可開交，而吳院長仍不畏艱難，奔走於北京與東京之途，希望能為中日友好盡一份心力。顯然，就目前中國、東協，中國與日本關係來看，吳院長的努力並沒有白費。但當時我直率的說，我對於吳院長的努力並不樂觀，而現在我還是這麼認為，長遠來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仍然需要戒慎戒懼。因為，相對於周邊國家，中國實在是太龐大了，而且綜合國力越來越強大，周邊國家必然充滿了戒心，而這種恐懼短期內是不可能排除的。

近年來中共歷任領導人頻頻走出去，奔走於全球五大洲，積極建立雙邊合作關係，希望化解中國威脅論的誤導，甚至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還特別提出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和諧外交」政策主張，希望實現「和諧亞洲」、「和諧世界」的長程外交目標，都在在說明中國領導人認識到於中國在強大過程推動「和諧外交」的艱難。

引用：http://editorland.chinatimes.com/yu/archive/2006/12/14/28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