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先談談所謂的清黨後遺症是什麼東西？簡言之，就是自１９２７年清黨以來，本著寧殺錯勿放過的精神，蔣介石一舉殺掉了幾萬的共產黨員，也順道宰掉了國民黨內有理想有朝氣的年輕黨員，凡是從前跟農會、工會沾過邊的人通通被殺光，甚至無關人員也領到了到天堂或地獄參觀旅遊的單程車票．而清黨之後，為了杜絕中共死灰復燃，蔣老大與上海黑道結盟，不少黑道從業份子轉行擔任國府的密探，一個個體會領袖苦心，做個半生不熟的特務，替蔣氏民國主導社會維穩的重要任務．但是成員主要由黑道轉型成的特務，縱有軍統吸收部份外國先進經驗幫忙培訓，老底子卻還是那個樣子，無法在業務效率上同ＫＧＢ、ＣＩＡ、蓋世太保等同行相匹敵，也遠遠不如日後以色列人的莫薩德．
這些二流特務（注意：不是不入流）除了搞情報和替蔣老大維穩（主要是清除中共潛伏的情報人員）外，主要的日常活動還包括敲詐城市裡的商民，與買辦也有關系上的連結（賺外快），彼此間的組織紀律還是老一套，經由同鄉介紹掩護＋江湖上拜把子＋四處拉關係等等手段，不少亂七八糟的人也混進了這個隊伍裡（含共產黨的情報人員），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人數越多則集團的可敲詐範圍也越廣，個別嘍囉到鄉間偶爾打打牙祭的也是有的，欺壓的對象自然是以貧農為主．配合清黨後地方幹部，主要是鄉間地區的幹部一空的最新形勢，國民黨只能恢復中國傳統鄉間的保甲制，利用地主鄉紳來替自己管理基層，總之，在蔣老大的默許與國民黨地方幹部的長期騷操作之下，普通農民們的生活毫無權利保障，自然都成了誰也可以宰幾刀的肥羊．
而作為肥羊的農民弟兄們在傳統戲曲與演義小說的薰陶下，真的混不下去時，也有鬧農民革命殺官造反的傳統可供依循，就差個猛人來組織大家幹革命了（中共對活不下去的農民而言，不是一個猛人，而是一夥造反專家）．加上與蔣介石在國內充分合作的內資，除了是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的合夥人（專有名詞：買辦）外，也是群資本累積初級階段的弄潮兒，為了自己的大富大貴，對於鄉間貧民的搜括在態度那是異常的凶狠，乃至在通都大邑中，流民遍地路有凍死骨時，官紳買辦的朱門之中，一樣是紙醉金迷，種種貪腐權錢的交易臭不可聞！
本著那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規律，中共黨內以毛澤東為主的調研人員欣喜地發現，只要本黨（共產黨）願意扛著打土豪分田地的大旗、給農民們分田、保證大家都能吃飽飯，就絕對不愁招不到兵，不少農民弟兄們砍條梭標就跟著紅軍走，革命態度那是相當的堅定．這一切的問題起始點都是從清黨開始，隨著國府與地主仕紳買辦的結盟而茁壯（這代表資本系統在社會整體資源所佔的比例已到絕對優勢，壓迫貧民的生存資源，為了活命，貧民們真的是造反有理），到了抗戰結束後，長期在華北搞農村包圍城市對抗日寇的中共，將華北各根據地經營的有聲有色，原本的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一些有頭腦的美國人（如馬歇爾）也看出這苗頭，勸阻蔣介石在剿共問題上要三思，哪知蔣光頭偏要讓宋子文去籌款（搜刮前淪陷區），又聽信陳誠的狂言，踢到鐵板也是純粹活該．
接下來深入談一下國民黨組織為何會失能的問題，具體而言：主因在於內部的思想不統一，整個黨就是一個利益團體．沒有統一的思想信念，黨員對於黨就不會有信仰，面對真正的考驗時，就不會產生力量．用更簡單的話來講，組織最大的迷失，就是初心的迷失，無數組織都是因為這一條走向平庸和失敗，國民黨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在民初的政壇與軍閥間的軍事對抗中，國民黨的擴張在某些階段過於快速，吸納的新血沒有辦法轉化成自己的生力軍，反而拖累了整個組織的有效運作．最早是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吸納了許多立憲派的人物後，整個黨產生質變，新進的立憲派人物在總量上超過原有的同盟會中堅，結果一出事（二次革命）多數的國會議員通通作壁上觀，連對袁世凱發出口頭聲討的文字都欠奉，已可看出這個新進組成的黨，真的沒啥戰鬥力．
當然，革命黨與執政黨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幹革命黨的人要拋頭顱和灑熱血，即使弄些恐怖活動誤傷些老弱婦孺？也要視若等閒，吃這行飯的沒有堅定的信念和理想，根本就不可能；而作為執政黨，掌握了國家資源的分配權，能夠獲得好處，只有相對的低風險（被造反時才有所謂的高風險）．所以在北伐軍深入長江中下游時，原有人槍較少的各軍閥紛紛入股國民革命軍（西北軍與晉軍都是在此時入夥），國民黨的組織迅速擴張，原有的核心價值也迅速被稀釋掉了．而入了夥的各路軍閥，在黨內也各顯神通，有本事的掌握幾路軍隊，外加幾個大衙門，槍不夠多的，面對蔣光頭的命令，就開始應付應付，以保存實力為最優先選擇．眾人投靠你國民黨，均是為了求利而來，無利可圖？不但中央叫不動，甚至在關鍵時刻會選擇倒打一耙！
至少自清黨開始，國民黨就越來越變成一個依靠利益凝聚在一起的集團，靠著中央的大義名分（外國承認你是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手頭有些餘錢，可以用收買的方式來搞垮黨內的競爭者，但組織的疏漏與低能，導致其面對組織遠為精良的日本以及中共時，馬上就會將低能的面貌全部暴露出來．
在細節上貓爺只舉三個例子就好：
（一）搞十萬大軍的成本
在清末民初，廣東省可謂全中國最富裕的前三甲，結果在北伐前，用進一切陰陽手段替蔣介石籌集軍費（外加蘇聯的援助）的宋子文，搞來搞去只能組織出十萬北伐軍；而數年後在贛南的中央蘇區，只有十幾個縣地盤的中共，同樣可以組織出十萬大軍，雖說雙方在武器裝備上差距頗大（北伐軍基本都有槍，這紅軍有部分隊伍還依靠冷兵器作戰），但同樣的十萬大軍，總要相當的後勤供應，否則早散夥了，而江西一隅的財力，怎能與富裕的廣東省相比？
（二）地方的動員能力
國民黨的地方組織動員，依靠的是傳統的鄉紳保甲制度，這些人不是黨員（或者只是掛牌黨員），主要都是些牆頭草，風吹兩邊倒，平日善觀風向，哪邊強就倒向哪邊，國民黨的高層人物對之根本無法約束(這夥人也是蔣氏民國在大陸搞土改失敗的關鍵)．所以在日軍的進攻之下，這幫人可以很快的轉職為漢奸維持會的成員，國民黨打回來，要馬上變成保甲，八路來了，也有應付之法（抗戰時出點血，內戰時收拾細軟，加速逃命），這種依違於數方之間的琉璃蛋？純粹就是政府對抗外敵時的負擔；至於中共就完全不同，軍隊／游擊隊／武工隊走到哪？第一目標就是派出人員建立地方政府與情報傳遞網路，由有理想不怕死的黨員幹這個活，中共黨員向上級所說的：保證完成任務＋共產黨員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可不是說說而已．兩者在日軍威脅下能夠動員地方資源進行反擊的力量，根本不在同個層次上．
（三）軍人武德
由於國民黨的組織散漫，內部派系林立，在軍隊作戰上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是長期受到中央軍（地方軍閥稱之為遭殃軍）歧視的雜牌（非黃埔嫡系）部隊，一旦打了敗仗，無法得到後方的補充，或是被日軍包圍時，通常是日軍或是漢奸一招降，這些雜牌就很快轉職成所謂的皇協軍（偽軍）．這種狀況在雜牌軍沒有受到良好的指揮時特別明顯，以孫良誠和龐炳勛的部隊為典型，軍人武德幾乎成為空談！
國民黨組織能力低劣在抗日戰場上還產生過一個極為致命的問題，就是中央統帥部的戰略，經常無法被下屬的軍隊所正確的執行，甚至是胡亂執行．例如在南京保衛戰，原本不該打（南京在軍事上就是一個防禦的死地），即使打也該組織市民撤離，軍隊要撤時也該有次序，結果組織失能導致撤退時一團混亂，可憐數十萬軍民就此倒在日軍屠刀之下；另外，在日軍攻佔蘭封後，於戰略上是該進行花園口決堤，替武漢會戰爭取時間，結果操作起來就是軍隊將黃河大堤一炸了事，黃泛區的老百姓既未事先得到通知，又未得到地方政府有效的協助撤離，結果黃河之水天上來，千里家園淪為澤國，即使蔣介石政府事後補救，讓逃生的災民在大後方得到安置（糧食由四川供應），又於事何補？軍隊不是為了保護百姓而存在的嗎？所以日後淮海戰役決戰時刻，會有那麼多的地方百姓願意替共軍做支前民工就可以理解了，這是國軍錯誤決策下的現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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