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名優秀的指揮官在進行戰爭時，都要在起始階段擬定一套戰略，並隨時對既定戰略進行修正與補強，指揮者水平的高低一者要看其初始戰略規劃是否有錯？二要看其對既有戰略進行修正與再執行的能力，做得好的就是優秀的指揮官，反之則否！

　　在抗戰時期，國共分別採用不同的戰略來反擊日軍侵華，國府方面一開始的策略主要是在上海挑動戰事，希望九國公約最後能夠干涉中日之戰，讓日軍在國際壓力下停止侵略，此計不成之後，蔣公與其參謀團（軍委會）的戰略就修正為：避免日軍採用由北到南，透過陸路機動的方式腰斬中國，從側後方包圍國軍主力加以殲滅的方針，就戰略而言，這一套當然是對的，在這套戰略執行的過程中有兩個亮點和一個敗筆，亮點是徐州會戰與武漢會戰，敗筆則是花園口決堤．

　　武漢會戰之後，雖然日軍佔領了富庶的長三角與長江中下游周邊地區，但在兩翼卻分別陷入江北的五戰區與江南的九戰區的夾擊之中，想要打通長江三峽的航運，仰攻四川也沒有成功，自武漢會戰結束後，日軍同國府就陷入了曠日持久的長期消耗戰中，國軍雖然在這場消耗戰中敗多勝少，卻始終將日軍黏住，削弱其兵鋒的傷害力，在國府諸將中，功勞最大的無疑是薛岳，他在湖南的山嶽水網地帶拖住日軍的進攻達六年之久，這是一項偉大的成就．

　　至於主要在黃河流域一帶作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主要是與日本非精銳的第十三軍和敵後的國軍交手－共軍抗日主要還是看八路的表現），自洛川會議制定了抗日的大戰略後，其局部戰略就是透過共產黨嚴密的基層組織，在不中用的國軍敵後部隊潰散或轉投敵營之後，一步步地建立基層根據地，發展更多的八路以收復國土，並同日軍周旋，而日軍因絕大多數的兵力都在前線與國軍死嗑，實際上拿八路沒什麼辦法，即使在岡村寧次這等名將（不講手段之惡毒，在軍事能力上岡村是第一流的將領，可與劉帥等量齊觀）指揮下，用鐵壁囚籠搞三光政策等毒招，也無法真正致八路於死地．

　　值得注意的是：八路軍在整個華北的戰略重心主要在山西（其實八路在華北有眾多的根據地，但戰略地位最為重要的都在山西周邊－以晉冀察為代表），而山西的地形被稱作表裏山河，是整個華北地區最為重要的戰略制高點，日軍若要掌控整個華北，就必須徹底掌控山西，利用山西這個制高點與太行八陘的交通孔道，居高臨下的壓制河北河南，或是西窺關中平原．不知為何，日軍上到戰略高層，下到第一線的將領，對此都缺乏清醒的認識，論實力，國軍和共軍硬拚起來都非日軍的對手，而日軍至少有三次機會可以將國共兩黨的軍隊由山西逐出，從而掌握這個華北地區的戰略關鍵．首先是忻口會戰，閻老西的晉軍為日軍所擊潰，太原與規模龐大的太原兵工廠也丟了，閻老西被逼下鄉打游擊，同時玩弄政治權術在三個雞蛋上跳舞，日軍也拿之沒辦法．其次是百團大戰，日軍一開始被打個措手不及，調回大批軍隊剿共後，又沒辦法把八路一舉清除，留下隱患．最後則是中條山戰役，國軍敗的極慘，問題是日軍一樣無法將窩在山西的國軍徹底根絕．

　　日軍無法徹底佔領山西的後果很嚴重，如在進攻方面，其兵鋒即使打到了風陵渡，卻被對岸的國軍李延年與胡宗南部擋住，顯示其兵力與補給必然有問題．更麻煩的是，在山西生根發展的八路，還將觸角往河北的平原地帶滲透發展，在平原地區建立一個個的根據地（外加一狗票的平原游擊隊）．在整個華北，山西固然是重要的制高點，但其本身的產糧能力卻無法支撐過多的軍隊，要盤活整個戰略上的棋路，最快的方式就是尋求河北產糧區的幫助，而平原游擊區的豐富產糧，正好能夠讓八路軍來養兵．在中日兩國的戰略相持階段，由於日本缺乏物資，在美國抓準時機斷供之後，除了鋼鐵與石油，仗打到越後期，日軍連糧食供應都成了問題，因此他們就必須加強對占領區的掠奪，擁有豐富產糧區的地點，自然就成了中日雙方拚死爭奪的區域．例如日軍所發動的鄂西會戰與常徳會戰（兩戰中方都只是慘勝，日軍的兵力不足始終是致命傷），其中的一個戰略目的就是掠奪糧食．

　　總之，日軍是利人土地財寶的貪兵，其侵華行為在政治上就是不義之舉，而在軍隊的局部戰略的運用上也處處失誤，其最終的失敗早可預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