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年代，槍桿子才是一切，沒槍桿子說甚麼都沒用。國府的組織能力太差，若在918事變時，張學良願意痛擊日軍（但張的能力實在拙劣，打了毫無勝算的中東路之戰，平白讓自己失去最後一個可能的盟友）是最上策（實際上石原那幫少壯軍人在發動攻擊時所掌握的軍隊並不多，他們也是在賭）。否則以國府的條件與其領袖的慣性思維，走第二條路是必然的。國府的組織能力太差，基本上缺乏中共能動員全民的能力（先有強大的組織能力，才有打人民戰爭的充要條件）。

　　當然這種選擇的結果，也客觀上給了中共空子鑽。而且中共當時在野，不在朝，不需要顧到方方面面，自然可以大喊抗日，爭取民心。若要國府在918事變後即刻發動對日戰爭，那根本就是在找死。做為一名老謀深算的合格政客，蔣介石不會連這點都看不出來。身為合格的政客，判斷問題首要冷靜，一切以現實利益為依歸，絕不能使氣。

　　沁夫人提到的操作模式，用在中共上是絕對可行的，國府卻絕對沒有這種運作能力，正如同你不能要求一隻羊去吃肉一樣。

猫兄在研判老蒋的抗日路线图时，目光仅停留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实力，而忽略了当时的中共在全国范围的各种各样的大动作。查查当时的民国报刊，全国各大城市风生水起越演越烈的反日示威背后都是中共地下党所为。到了周恩来出席西安事变，各个民主党派以及大批的知名人士纷纷站出来表态强烈要求国府抗日，给老蒋极大的压力，随后回答德国记者的谈话就是印证。

无论如何，西安事变都不是单独的孤立事件，是面对强邻入侵，中国朝野各党不同的路线在中国社会发生激烈碰撞下的必然产物。

中共自己也承认，能够打败国民党靠的是两种力量的支持，一是农民阶级，二是城市知识分子，缺一不可。

中共能赢得农民支持靠源自共产党原教指的土改政策，而赢得大部分城市知识分子的支持则靠坚决抗日的强硬路线。

假如918后，国民党立即积极抗日，中共就可能会失去应运而坐大的机会。所以国民党失去大陆，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不断犯下严重错给对手极好的机会所造成的。

　　做為一名頂尖的政客，蔣介石自有其高明之處。純就判斷問題的能力上來講，他知道自己的心腹大患和頭號對手，就是中國共產黨。而他在國府內部的政治操作上，也極懂操弄派系平衡，以保障自己的最大利益。

　　國府內部有三大派系，一是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二是基本上主張與日本一戰的黃埔少壯派，三是混吃等死的原政學系大小政客。其中以黃埔少壯軍人實力最強，但要與日本軍閥打太極，拖時間準備抗戰，就一定要依靠另外兩派。

　　在中日的殊死較量上，任何一個理智的戰略家都應該看得出來，中國要取勝只有三個辦法。第一，在918事變一開始時，就要堅決回擊，讓日軍受到慘重損失，使日本少壯軍人在動歪腦筋時多所顧忌，這是最上策。第二，極大可能的完成中國的統一，至少要做到幣制上的統一（利於調度全國資源），藉由拖時間來壯大自己，方可與日一戰。第三，藉由人民戰爭的模式，讓日軍陷入中國軍民的汪洋大海中，用拖的方式把日軍搞垮。

　　衡諸實際情形，國府採取的是第二個策略，而中共採取的是第三個策略，如是而已，這都是兩黨領袖深思熟慮下的結果，不是暴虎憑河的蠻幹。但不諱言，當時國府採取第二個策略的風險是很大的，會在政治上嚴重失分，別有用心的大小軍閥會用抗日的名義作為與國府政治博奕的工具（兩廣搞出的六一事變就是例子），而廣大的愛國群眾也會走到政府的對立面，這是蔣介石選擇第二條路必然要支付的代價。

　　張學良的特殊性就是他既是一個愛國青年，同時也是手握槍桿子的軍閥（那個時代，手頭沒有槍桿子，你說的話就不算數），他的憤青風格讓蔣介石對他產生疏忽（如果蔣在面對德公或是閰老西，豈敢如此疏忽大意？變的比爾朱兆面對高歡時還蠢？），他手中的槍桿子也起到相當的作用，他的奉系與合夥的楊虎城系西北軍在事件結束後的被收編，客觀上也有利於國府的軍事統一與集權。蛇無頭不行，沒個老大，中國要靠誰來領導抗戰？

　　至於沒有張學良，也會有李學良的說法，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倒是在蘆溝橋事變後，蔣介石就沒有任何不抗戰的藉口，連故都北平（北京）都能不戰而棄，蔣乾脆回上海灘炒股票好了。那時再不打，蔣會連自己的中央軍都會無法指揮。

總知，西安事變僅是一名愛國青年，在一時衝動之下的舉措。也導致國民政府在對日政策上，從之前的不可對日作戰（主因是想拖時間，累積更多的抗日資本－這在情感上多數國人無法接受，但卻是中國對日的重要戰略），到最後的一定要擔起對日抗戰的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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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无法认同猫市长对西安事变的评价。

西安事变看似偶然实为必然，原因如下：

回顾历史，918后老蒋命令张学良不得抵抗的同时，把东北军调到关内参加围剿共军。

然而，东三省的迅速沦陷震惊全国，中共是当时第一个发出抗日声明的政党，不仅文字声明，行动上也由中共地下党组建东北抗联。同时刘少奇领导的白区地下党在全国范围举行反日游行罢工罢市，游行示威的浪潮在各大城市此起彼伏一浪比一浪高，一曲“松花江上”的抗日流亡歌曲响彻各地河山，张学良的部队来自东北更是含泪传唱，此情此景，是张发动事变逼蒋抗日的巨大压力。

依据解放军少将

金一南的查证，当时国民党内一片哀鸣，认为论人论武论国家资源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高层人物吴适陈布雷汪精卫等党国精英们成立一个“低调俱乐部”，认定中国若抗日必败，说老蒋高调抗日是被共产党误导的结果。这个十几人的“低调俱乐部”后来除了吴适与陈布雷，其余全部当了汉奸。

一边是国民党高官们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另一边共产党却斗志昂扬，刘少奇领导的白区党本来在412大屠杀后因被杀太多而处于低潮，918后，国府的不抵抗政策惹火民众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刘少奇的地下党处境大变，组织领导的各地游行风生水起如雪球越滚越大，令中共在城市的影响力飙升在中国的政治版图迅速坐大。

西安事变在周恩来的参与下达成国共两党联手抗日的局面，老蒋事后面对德国记者的提问时说过，若不达成一至抗日的协议，中国政府会在民众的怒火中倒台，得益的将是共产党。可见蒋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是不得以的，背后是中共的抗日意志异常强硬并成功地动员了广大的民众。

我们来设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刘少奇的地下党绝对不肯罢休，一定会不停地组织和发动各地各种各样的抗日大示威，直到国府答应出兵抗日为止。

中国是一个深受列强欺凌的国家，面对强邻入侵，国民普遍怒发冲冠，共产党及时把握民情制定路线政策得民心。因而，西安事变看似偶然，其实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会发生的。

      老沈一说的观点我是不赞成的！讲述西安事变视频只看了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他过份宣染历史的偶然性，而看不到历史的必然性。我估计他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主张英雄创造历史）的坚定拥护者。

      首先，其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解肤浅。视频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就是毛主席来领导也会失败”？他的观点其实与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领导者王明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就是：主动逃亡与被动逃亡的区别，它们在军事上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打法，应该是主动放弃中央苏区，绕到敌人背后去打击敌人。

      其次，来谈谈西安事变的必然性，当时中国不出“张学良”，也会出“李学良”。我们来回看历史脉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77卢沟桥事变，随后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西安事变当时留给国府准备对外战争的时间，已经不足七个月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两线作战是军事上的大忌，一边与红军作战，一边准备抗日亡国之战？在我看来蒋介石是在哄鬼啊？我相信当时整个中国精英阶层已经看到了危险，两广事变就是躁动的开始。这个时候的蒋介石按毛主席的说法就是，已经严重脱离群众，只顾一己私利，而罔顾民族利益，走向众叛亲离是必然结局。

連續幾集，按順序看下去就行了。有勞貓兄。

老沈一说 072 长平之战前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JKnV_A1S0

　　具體還要看看今年期中選舉的風向，但可以預見的是，統派在台灣是無能取得話語權的，原因就在教育，個人就是教育界中人，我對此非常清楚。而多數台灣人已經被洗腦得很徹底，對付這幫人，貓爺只能說：和統是絕對不可行的。

　　不過，這次選舉對綠營十分不利，綠營輸掉（最多在整體票數上險勝）後，其黨內很有可能分裂，激進派的行為可能更加瘋狂！而蔡英文也可能被黨內架空。

如果當初中共被消滅，推測現在的北京不會是首都，而是前線城市北平，駐紮大量美軍，與俄屬滿州國對峙。香港至今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台灣島會歸中國。中國不可能擁有核武、核潛艦之類的大殺器，但中國仍會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陸軍，裝備美式武器，戰力也很可觀，作用是幫美國牽制俄羅斯及到處教訓不聽美國話的小國。(維持在聯合國五常地位的交換條件)。政治上國民黨和一些地域性政黨組成的聯盟互鬥比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