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共权力制衡中的中式三权分立（一）

沁园春 22/07/2018

中共作为地球上人数最多，以及最大的执政党，统领中国大陆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被美国统治精英列为一个比苏联日本更具挑战性的未来的超级大国，其中统治权力如何运作有序有效，已经吸引了全球各国的关注。

台湾作为与大陆有着两岸关系斩不断理更乱的利益攸关方，近年对大陆各方面的研究也逐步多元与深入。

但总体而言，台湾对大陆的了解与研究停留在经济成就的层面居多，政治与军事层面的研究皆作太少。这篇文章就中共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与运作提出一些见解与大家分享。

提到政府权力的制衡，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西方民主制度中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西方媒体尤其是台湾绿营很喜欢把中共的一党制归类于一党独裁专政，果真如此吗？为何大陆社会能迅速发展壮大到连美国都有锋芒在背的感觉?显然，中共权力运作中有独裁的成分，但同样具备合理制衡有效运作的成分。

其实，中式三权分立是港媒对研究中共权力运作后首先总结提出来的，与西方三权完全不同，只是一个类似的比喻。

讲到中共权力运作，大家都知道是集体领导，陈文茜曾经在访谈节目中说中共是集体领导体制毛泽东时代除外。台湾学者蔡文轩认为中共可以在苏联东欧倒台后取得令西方侧目的经济成就在于有一套有效的选拔人才的制度，郭正亮则附和说由于没有选举压力，中共便有资源投入后备人才的栽培。这些分析都对但不全对，主要还是没有说到关键。

中共集体领导的核心标志是重大问题由政治局内进行无记名投票来决定的票决制。政治局每月一次会议讨论并表决国家大事，政治局常委每周一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一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采取严格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制，为了防止议而不决，历任政治局委员或常委的数目都一定是单数。

集体领导是中共一项古老的政党传统，即使是1949年建政后到文革前也是严格的票决制。比如虽然1958年庐山会议罢免彭德怀是政治局票决制的结果，但会前会中老毛花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勉强说服大佬们投票赞成罢免彭，大跃进后国家经济的惨状令刘邓路线逐步成主流意见深得当时的党心民心。到了文革前夕，老毛知道要在政治局通过一项文革的决议是毫无可能了，于是毛采取几乎政变的手法，一脚踢开政治局，另立一个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才能发动文革。可见，政治局的票决制像一把紧箍咒让最高领导人不能为所欲为。

政治局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被废除，三年后的1969年中共召开九大，毛重启政治局并把文革小组成员全部拉入政治局，但此后的政治局的正常功能已被异化，从无记名投票的票决制变成了政治局成员投票通过的决议后需交由毛审阅，毛不再是票决制中的一票，而是可以随意否决集体决议个人独裁。

中共在文革后反思并指出这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的太上皇行为，邓小平发誓一定要捍卫和完善集体领导制度，决不允许太上皇的历史重演

去年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台湾特别是绿营不少舆论纷纷指责这是复辟习皇帝云云，表现出对中共权力运作理解的肤浅。中共至今从没有过皇帝，毛先后培养过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为接班人从未规划自己血缘后代接班，何来皇帝?毛在文革期间也只能是太上皇而非皇帝，毛身后，中共更不可能会有设立帝制的可能了。一句话，只要中共政治局内的票决制不变，习皇帝就是不懂中共的无稽之谈。

中共政治局委员，以及常委会的两个层次的投票，是中式三权分立中的两权。由于投票一般都是经历了公开辩论各抒己见后的无记名投票，故具有民主辩论民主决策的成分。也由于所有发言和投票均记录在案，将来若干年或者一个世纪后会对外公布，如同中共现效仿美国对外公布50年前的外交档案，谁知道今后某个时候政治会议记录也会被公布，谁也不愿在自己的身后会有历史骂名，因而政治局成员会怀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参与辩论和投票，这也许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对提高政治局决策水准有正能量。

第三权来自一大帮退出政坛的大佬们，每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就是元老们避暑休假云集一起对当朝施政评头品足的例会。会前由中央组织部做好各种各样的民调交由与会的大佬们作为对本朝施政评头品足的参考依据，会议结束前再由大佬们以无记名的方式给本朝打分。不能小看北戴河会议的功效，这些退休的元老们因与当政者已无工作共事的压力，退休后多以平民身份生活，较能体会民间呼声以及社会动脉，故敢言能批善评，属中式三权分立中具有特色的重要一权。

香港媒体指出由于党内的权力分配来自即将退休的党内大佬们，不是选民，因此中共权力运作中元老们的影响力很大，比如当年罢免胡耀邦赵紫阳，近年的薄熙来周永康倒台或者是去年习近平延期连任等，背后一定得到党内大佬们的认同，否则会引爆党内危机。

当然了，这些中式三权分立的制衡的覆盖范围大多围绕着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局运作，中央以下的省市地县的各级权力监督与制衡就大为薄弱了。

还有，中式三权分立如何与民意的互动也是一个值得观察议题。

本期未完，下回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