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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許劍虹,你陈述的朝鲜半岛历史存明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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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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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记者許劍虹今日撰南韩真的反日吗?一文,回顾半岛和日本的历史渊源情仇,涉及的不少史料值得一看,但是存在误点,比如许陈述半岛历史有着明显的错误,许写到“同樣做為儒家文化圈的主要國家,古代的朝鮮一直都扮演著向日本輸入華夏文明的角色。不過,隨著大和民族逐漸走向了統一與強大,朝鮮又成為了日本瓜分與侵略的主要對象。新羅國就是在唐朝的支持下,於633年的白江口之役中擊敗了來自於日本列島的倭國勢力,才得以先後消滅百濟國與高句麗,完成了朝鮮半島的統一”。

史实是,公元660年,唐朝新罗联军毁灭百济, 百济王室率大批人马渡海到了日本,三年后的公元663年日本为百济复国攻打半岛,结果被唐新联军大败逼使日本痛定思痛后,开启了一批批的遣唐使。公元668年唐新再度联军毁灭高句丽,唐朝全部接收高句丽土地,并在平壤建立大唐安东护都府,唐新蕃界设在汉江。

公元677年,新罗策反大唐守关大将叛逆反唐,把蕃界北移到大同江,开始了韩国史称的统一新罗时代,也才是新罗统一半岛在当时的版图与时间点。

到了元末明初,高丽王朝不愿归属大明, 李成桂起兵造反推翻高丽建立新王朝,并宣布完全臣服大明,朱元璋大喜赠李成桂国号“朝鲜”,并大笔一挥把蕃界从大同江北移到鸭绿江。所以新罗当年统一半岛并不是今日半岛的版图,今天的中朝边界是到了明初才确立的。

最近几年中韩对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发生争议, 韩国人以新罗统一三国(新罗百济高句丽)为由主张高句丽是韩国的历史,中方学者指出,历史上新罗从未统一过三国,所谓三国的概念,不是当时(公元前期到七世纪)的历史实况,而是到了(公元十四世纪)李成桂在得到了朱元璋下诏割让的大同江以北的大片国土后,才开始提出三国的新史观。实际上高句丽从生来到死去(公元前73年到公元668年),没有一天归属过半岛人。今日朝鲜境内的高句丽故土(大约占据高句丽全部故土的1/3),是在高句丽灭亡后的几百年之内,在唐明两代分批逐步划入半岛的版图的。

对于原文的史实误区,笔者本想在中时留言,但无法注册才改在这里开栏。我有一个感慨,听说两蒋教育下台湾人普遍对中国历史文化造诣品质颇皆,但许剑虹的这篇文章出现了明显的史实错误也没有受到读者的质疑和纠正,让人领略到其实台湾人的中国历史文化认知并没有想象中的扎实。

南韓真的仇視日本嗎?

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2015年11月1日,朴槿惠代表大韓民國出席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並以極度靈活的外交手段,證明了南韓具有帶領日本與中共走向和平共榮的能力。(中新社)

這一次日韓兩國的外交部,能夠於12月28日達成由日本政府對南韓慰安婦支付十億日元賠償金一事,想必跌破了許多觀察家的眼鏡。許多人認為,彼此視對方為「世仇」的日本國與大韓民國能夠放下昔日恩怨,快速走到一起的原因是來自於美國需要東京與首爾兩方團結對抗北京的外交需要。然而一個更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可能是在於大韓民國在本質上,究竟是不是一個反日的國家。

朝鮮人與日本人的歷史淵源

關於朝鮮人與日本人的特殊歷史淵源,首先可能要從日本明仁天皇在他2001年12月18日舉行的六十八歲生日記者會上的一席談話講起。在那一次的記者會上,他首次承認了自己的祖先桓武天皇的生母為百濟國武寧王的後裔。由於百濟是古代建立於朝鮮半島西南部的一個國家,明仁天皇的這一席言論等同於公開承認了日本皇室與朝鮮人有共同的血脈。

同樣做為儒家文化圈的主要國家,古代的朝鮮一直都扮演著向日本輸入華夏文明的角色。不過,隨著大和民族逐漸走向了統一與強大,朝鮮又成為了日本瓜分與侵略的主要對象。新羅國就是在唐朝的支持下,於633年的白江口之役中擊敗了來自於日本列島的倭國勢力,才得以先後消滅百濟國與高句麗,完成了朝鮮半島的統一。

李氏王朝成立後,又再度聯合明朝大軍挫敗了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半島的野心。然而,隨著以中國為盟主的東亞朝貢體系,在清朝不敵歐洲帝國主義挑戰的情況下逐漸瓦解,乃至於日本在完成了明治維新成為了現代化國家以後,朝鮮的獨立性在19世紀末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做為一個東亞小國,李氏王朝唯一的選擇,就是除了清朝外,再拉入俄羅斯帝國的勢力以抵制日本的擴張。

不過,此一「事大主義」的傳統外交政策,最終還是伴隨著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還有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而全面瓦解。在俄國海軍波羅的海艦隊於對馬海峽遭到擊敗五年後的1910年,大韓帝國總理李完用與大日本帝國代表寺內正毅簽署了《日韓合併協議》,李氏王朝正式宣告滅亡,朝鮮成為了繼台灣之後,日本所取得的第二個殖民地。

由於在將近一千多年的歷史裡,朝鮮人一直視自己的祖國為對日本的文化還有人才輸出地,因此所謂《日韓合併協議》的簽署,看在他們眼中理所當然是一種難以接受的奇恥大辱。尤其是日本浪人衝入朝鮮王宮刺殺明成皇后的行為更是嚴重傷害了朝鮮人的民族尊嚴。所以在朝鮮半島被併入大日本帝國的版圖後,反抗殖民統治的群眾運動如風起雲湧般的在各地上演。

朝鮮抗日運動的高潮,非1919年3月1日以京城(今首爾)為引爆點的「三一運動」莫屬。當日,兩百萬名受到美國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十四點和平原則》中的「民族自決」原則影響的朝鮮人,以紀念李氏王朝末代皇帝高宗為名走上街頭,向日本殖民當局爭取韓國獨立的自決權。無法依靠憲兵與警察控制民眾情緒的日本朝鮮總督府,最後只能夠調派軍隊武力鎮壓此一獨立運動。

據統計,在日軍的武力鎮壓之下,一共有近八千名參與「三一運動」的朝鮮人遭到殺害。另外,還有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九人受傷與四萬六千三百零四人為殖民當局逮捕。受到此一猛烈打擊,朝鮮半島境內再也沒有出現任何大規模的抗日運動。不願意對日本人屈服的朝鮮知識份子,只能夠逃往中國、蘇聯與美國組織流亡政府,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

不為人知的「內鮮一體化」政策

無論是在過去兩蔣統治時代的台灣,還是南韓所出版的史料,在提到「三一運動」以後的朝鮮抗日運動史,大多數著重於李承晚與金九在上海組織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過程。至於北韓與中國大陸,則著重於強調金日成參加東北抗日聯軍以後,在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的邊界組織游擊戰的往事。兩岸與兩韓似乎很有共識,且不約而同的迴避了這段時間發生於朝鮮本土的歷史。

與當下一般人想像不同的是,日本人在表面上雖仍自認在血統上比朝鮮人優秀,但是在心理上仍無法擺脫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在文化與人才上對朝鮮半島的依賴。出於強化朝鮮人對日本向心力的目的,以避免類似「三一運動」的悲劇再度發生,身為日本皇族一份子的陸軍元帥梨本宮守正王,特地於1920年將女兒方子下嫁給了朝鮮王朝末代太子李根。

此一安排,並不能夠以現代一般「政治婚姻」的角度看待,畢竟梨本宮守正王一家人的使命,就是替日本皇室提供未來的繼承人,因此他將女兒下嫁給李根的行為,也無異於冊封了李根為大正天皇的親人。由於日本人與朝鮮人都是格外重視血統論的民族,這樣的婚姻安排在提高朝鮮人的「日本認同」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推動殖民地朝鮮與內地日本「一體化」的「内鮮一體」與「日鮮融和」口號,開始在朝鮮本土內被提出。恰巧此刻日本也正處於大正民主時代,因此只要在不違反朝鮮總督府維持日本對朝鮮統治的殖民方針,朝鮮的知識份子被賦予了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其中《東亞日報》與《朝鮮日報》兩份直到今日都還在南韓社會發揮影響力的主流報紙,就是創立於這個時代。

儘管在1923年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後,旅居於日本本土的朝鮮人成為了極右派人士發洩,打罵甚至於殺害的對象,但是朝鮮總督府的懷柔政策並沒有因此遭受到任何的負面影響。相比於同時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東京方面顯然願意投入更多的資源培養朝鮮人才。比方說位於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就比台灣的台北帝國大學早了整整四年設立。

尤其是在與中國東北只有一條國界之隔的朝鮮半島之戰略地位,在日本關東軍於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而得到了大幅提升以後,宇垣一成與南次郎兩屆朝鮮總督更是致力於系統化的推動「内鮮一體」的政策,藉由提高朝鮮人民對日本的認同,好讓朝鮮半島成為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甚至於與蘇聯還有英美列強開戰的後方基地。

令金九、李承晚與金日成等抗日份子感到頭痛的是,「内鮮一體」政策在進入了1940年以後十分普遍的為朝鮮半島的居民所接受。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朝鮮總督府在對朝鮮民族的語言與傳統文化給予相當程度尊重的同時,成功的讓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李氏朝鮮王朝統治的朝鮮人相信了自己是天皇陛下的子民。

根據日本北韓問題專家和田春樹在其作品《北韓:從游擊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霧籠罩的金正恩》一書中的描述,時任東北抗日聯軍第1路軍第2軍總指揮的金日成將軍,曾經於1940年3月25日的大馬鹿溝之戰中殲滅了一支由滿洲國間島省警政長前田武市所率領,由日本關東軍還有滿洲國警察混合編組而成的前田討伐隊。

在這場戰鬥中,金日成的部隊一舉擊斃了包括前田武市本人在內的一百二十多名討伐隊隊員。然而,讓金日成大感訝異的是,前田討伐隊當中除了日本籍的隊長還有兩名東北籍的警官外,其餘隊員都是由朝鮮人所組成。東北抗日聯軍的朝鮮籍官兵不想要骨肉相殘,曾經喊話勸告前田討伐隊的朝鮮籍警員將手中的武器丟掉,並告知他們只要服從命令就可以保住一命。

出乎金日成意料之外的是,前田討伐隊的朝鮮籍官兵不僅沒有一個人放下手中的武器向共產黨投降,反而繼續舉起槍枝持續向迎面攻來的東北抗日聯軍開槍射擊,直到全軍覆沒為止。一年後,日本政府在前田討伐隊遭到殲滅的地點建立了紀念碑,碑文上這樣寫道:「鮮系隊員得知人生即將畫下句點,口中高喊天皇陛下萬歲,從容赴死。」

當然,這段時間在朝鮮本土選擇與日本合作的朝鮮人,未必每一個都如同前田討伐隊的朝鮮籍警察那樣,將日本帝國視為值得自己奉獻生命的祖國看待。除了出於鞏固個人政治與經濟利益而選擇當合作者的投機份子外,也有許多主張朝鮮「終極獨立」的民族主義者,因為相信祖國只有透過配合日本的殖民政策才能夠快速融入現代世界的原因,而做出了與朝鮮總督府妥協的決定。

如同同一時代的納粹德國,日本帝國似乎也有一個不成文的種族優劣排行榜。而在這個日本版的種族優劣排行榜中,與日本有血統淵源,而且兩方皇室也已經互結連理的朝鮮,被排在了滿洲國人、華北中國人、華南中國人以及台灣人的前面。也就是說,朝鮮人在日本人的眼中,是僅排在大和民族之後的世界頭號優等民族。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土的朝鮮人似乎也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反抗日本。

「大東亞戰爭」的急先鋒

或許是相信在一個法西斯統治下的世界,還有日本統治下的亞洲,朝鮮人會扮演領導性角色的原因,很多的朝鮮知識份子、民族主義者以及投機份子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前,就已經開始積極配合日軍的領土擴張政策。許多抗戰期間生活於滿洲國,乃至於河北省與山東省等華北佔領區的長者,都有朝鮮商人與流氓如何在日軍保護下作威作福與欺負中國人的深刻記憶。

比方說自幼在天津長大,後來在華北參加抗日殺奸團的王文誠老先生就記得所謂的「高麗二鬼子」在北方替日軍走私銀元的事蹟。理所當然的,朝鮮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扮演的角色,不會只是在在佔領區走私銀元、販賣鴉片或者開設妓院而已。事實上,有相當數量的朝鮮人是直接參加了日軍或者滿洲國的軍隊投入與盟軍作戰。

朝鮮總督府在早於台灣總督府四年的1938年2月份,公佈了「陸軍志願兵制度」歡迎朝鮮人加入日本陸軍。從1938年到1943年間,總共有一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名朝鮮人依循此一制度志願進入日本陸軍服役。至於「海軍志願兵制度」則與台灣同年於1943年實施。涵蓋志願以及被強徵進入日軍中服役的朝鮮籍軍人與軍屬,總共有二十四萬三千兩百四十一人。

光是從數量與人口比例來看,朝鮮籍日本軍的數量,並不會比同樣也高達二十萬人的台灣籍日本兵多出太多。不過從一個小細節,我們卻不難看出朝鮮人在日軍中的待遇,遠比台灣人要高出太多了。此一細節,就是在於包括李氏王朝末代太子李根在內,日軍中出了不下於十位的朝鮮籍將領。直到日本於1945年投降以前,則沒有出現過一位台灣籍的將領。

在這樣的情況下,朝鮮青年顯然有比台灣青年更強烈的動機志願加入日本軍隊。而加入日軍或者滿洲國軍的朝鮮人中,就有白善燁、丁一權與朴正熙等三人在後來成為了大韓民國的軍政領袖。目前居住於台北市,抗戰期間混入滿洲國陸軍的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白文麟先生,就表示後來當上大韓民國總統,同時也是今日大韓民國總統朴槿惠之父的朴正熙,當年就是他在軍校的學弟之一。

回憶起當年為了加入滿洲國軍而寫下血書,一度取了高木正雄做為日本名字的朴正熙,白文麟倒是認為他是一位非常聰明又愛國的好軍人。白文麟表示朴正熙的個性在當時的朝鮮籍軍人中算是十分叛逆的,常常會在晚間偷偷跑出軍校到外面去風花雪月。當然,根據當時一切按照日軍制度成立的滿洲國陸軍軍官學校之規範,朴正熙在白天回到學校以後,往往要接受白文麟等學長的毆打訓斥。

實際上為地下抗日工作者的白文麟,在提起朴正熙等滿洲國軍的朝鮮籍軍人時印象倒是十分不錯,認為他們是一群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朴正熙曾經對白文麟等中國籍學長表達過自己的真心話,指出自己參加滿洲國軍的目的是要為將來朝鮮的獨立做準備。他認為像自己一樣接受過日軍訓練的軍事人才,必然將在朝鮮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以後,成為協助祖國發展軍隊的主力。

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於許多針對盟軍戰俘最殘酷的暴行也確實是由朝鮮籍的日本軍人,尤其是戰俘營的管理人員所執行的。據統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十四名朝鮮籍的乙級與丙級戰犯因虐殺歐美盟軍戰俘而被判處了死刑。與此同時,則有高達二十六名台灣籍的乙級與丙級戰犯同樣因為毆打與殺害盟軍戰俘而被送上了絞刑台。

另外,到了戰爭末期志願加入日軍「特攻作戰」的朝鮮籍飛行員,在數量上也是遠遠的超過了台灣人。由右翼傾向強烈的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2007年推出的電影【我將為你去死】(俺は、君のためにこそ死ににいく)中,就安排了一位駕駛著日本陸軍航空隊一式戰鬥機「隼」,為了保衛大日本帝國的「榮光」,而對進攻沖繩的美軍艦隊實施自殺攻擊的朝鮮飛行員金山少尉。

這位金山少尉的真實身份,是餘1945年5月11日戰死,服務於日本陸軍航空隊第51震武隊荒木隊,日本名字為光山文博的朝鮮籍飛行員卓庚鉉。在【我將為你去死】的劇情中,石原慎太郎還特別安排了金山少尉高唱朝鮮愛國歌曲《阿里郎》的劇情,以強調日本與朝鮮兩大「黃種民族」共同抗擊西方列強「侵略」的「感人肺腑」畫面。

日本人當年所鼓吹,包括建立「亞洲人的亞洲」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口號,看在今日或許是一大笑話,但在當年恐怕真的是吸引大量朝鮮人與台灣人志願參加日軍的原因之一。有趣的是,相較於在戰場上陣亡並且被供奉到靖國神社內的兩萬八千名台灣人,獲得同樣待遇的朝鮮人卻僅有兩萬兩千一百八十二人。

從這裡我們不難發現,朝鮮人在日軍內的死亡率比起台灣人的死亡率明顯偏低。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還是在於大多數的朝鮮籍日本兵主要被編入了戰況比較不激烈的東北與華北淪陷區服務,遭遇到的大規模戰鬥比較少,死亡機率自然也不會高。當年在滿洲國軍飛行隊內,同樣也有一支針對轟炸東北日軍鋼鐵廠的美軍B-29轟炸機實施自殺攻擊的「蘭花特別攻擊隊」。

在抗戰末期加入滿洲國軍第1飛行隊,負責保護首都新京(長春)空域安全的東北籍飛行員蘇煥忠先生表示,他們的單位裡面除了有加入滿洲國國籍的日本人外,同時也還有朝鮮人與中國人存在。然而,負責指揮滿洲國軍飛行隊與盟軍作戰的日軍高層,雖然會要求日本飛行員對B-29實施自殺攻擊,但是對朝鮮與中國飛行員就沒有這類的硬性規定。

由朝鮮人組成的滿洲國軍間島特設隊,也在日本戰敗前夕被派入華北淪陷區配合華北治安軍以及同樣隸屬於滿洲國陸軍,但是由中國人組成的鐵石部隊清剿在冀東活動的中共第8路軍。但是,在8路軍本身對日軍採取消極避戰策略,還有朝鮮軍人對於與同為亞洲人的中共游擊隊交戰興趣不大的原因,雙方都沒有積極在戰場上將對方消滅的企圖。

當時在間島特設隊服務的白善燁,倒是很幽默的在回憶錄中敘述了此一有趣的情況:「當我們為8路的大軍包圍,覆沒眼看只是時間問題時,居然是村落的長輩與8路軍交涉,令其解圍而去。真是難以置信,這以後8路軍也為我們讓路,雙方均不開火。這大概是因為間島特設隊是人民的朋友,8路軍也是人民的朋友。人民的朋友不打人民的朋友。」

「親日派」成為大韓民國的骨幹

出於對日作戰的需要,蔣中正在抗戰爆發以後,也扶持了金元鳳與金九兩位分別代表左翼與右翼的朝鮮抗日份子在中國成立了屬於自己的武裝團體。由於金元鳳領導,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朝鮮義勇隊在進入了抗戰中期以後遭受到了親近中共的朝鮮人滲透,到了最後甚至於整個部隊都被拉到了延安投奔8路軍,蔣中正只能夠將所有的資源投入於效忠金九的韓國光復軍。

由於始終沒有辦法親自率領韓國光復軍收復祖國,甚至就連在日本投降以前往朝鮮半島派遣一兵一卒的機會都沒有,身為「親中派」的金九雖然已經普遍為民間視為韓國的國父,但他實際上的影響力根本就無法與背後有美國支持的李承晚相提並論。所以,除了面臨祖國沿著三十八度線為美蘇兩國南北瓜分的局面之外,朝鮮的反共民族主義者就連自家內部都沒有辦法統一。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在於朝鮮半島三十八度線以南的地區在二戰期間遭受到的空襲與破壞規模非常有限,「親日派」對南韓政治、軍事、經濟還有社會仍保持著不下於戰前的龐大影響力。無論是「親中派」還是「親美派」,都沒有可能在忽略「親日派」的情況下,於南韓建立一個穩定、統一與團結的政府,更別說去與蘇聯還有美國談判收復北方的相關事宜。

韓國光復軍雖然在大韓民國的歷史論述中,被形容為在二戰期間代表國家正統的唯一一支二戰武裝,但是比起接受過日本與滿洲國訓練,已經有現成的海陸空三軍作戰人員的「親日派」軍隊而言,簡直是如同烏合之眾一般的存在。因此當大韓民國於1945年10月成立南朝鮮國家警備隊的時候,韓國光復軍的人馬理所當然遭到了排擠。

金九的兒子金信,就曾經在抗戰期間進入中華民國空軍軍官學校第24期受訓,並且在國民政府的幫助下被派往美國深造。從這個角度來看,中華民國空軍與大韓民國空軍之間應該有很深厚的歷史淵源才對。不過,金信在其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中,就明確指出包括他在內,只有非常少數的光復軍系統飛行員進入南韓空軍服務,其他大多數人則清一色是日軍或者滿洲國軍出身。

正是因為光復軍對南朝鮮國家警備隊的影響如此微不足道,南韓的「親中派」勢力才會隨著金九於1949年6月26日遭到暗殺而瓦解。經由美國支持而出任大韓民國總統的李承晚,雖然本人也是抗日份子出身,但是在抵抗北韓侵略的優先考量之下,還是大量在大韓民國國軍內起用了昔日由日軍與滿洲國軍所培養的軍事人才,完全應證了朴正熙的預測。

時任陸軍參謀次長的丁一權、大韓民國陸軍第1步兵師師長的白善燁以及第2野戰軍砲兵司令的朴正熙,都因為在1950年到1953年抵抗共產主義勢力南侵的傑出表現,而成為了地位不下於李承晚的國家英雄。雖然成功阻止了金日成赤化南韓的野心,被視為「親美派」代表人物的李承晚,最終還是因為難以服眾而被迫於1960年下台並流亡美國。

1961年5月16日,已經擔任第2野戰軍副司令朴正熙成功在一場軍事政變中推翻了文人政府,建立了軍人獨裁政權。此一稱為「五一六軍事政變」的歷史事件,宣告了「親日派」勢力的全面回歸。提到滿洲國軍出身的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留給南韓人民的遺產,除了帶領國家擺脫貧困的「漢江奇蹟」外,可能就是促進了日韓兩國的邦交正常化。

儘管遭到了民族主義強烈的南韓人民瘋狂反對,但是若要不是朴正熙在任內推動了兩國的和解,大韓民國政府沒有辦法從日本手中取得五億美元的貸款來發展經濟。朴正熙傳承自日軍教育的鐵腕作風,雖然一度給自己招來了「獨裁者」的惡名,但同時卻也有許多的南韓人認為,他是大韓民國立國以來,效率最高並且最具有領導力的國家元首。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樣兩極的評價,朴正熙雖然也難以避免的因為在1979年10月26日遭到刺殺而失去了權力,但是「親日派」在南韓政界與軍界內卻依舊維持著難以取代的影響力,即便是在進入民主化時代以後也不曾改變。甚至就連在朴正熙時代被打壓,甚至險些遭到殺害的金大中,都在當選南韓總統以後替自己昔日反對的對象設置了一座紀念館。

也正是因為出於對朴正熙時代的懷念,在經歷了好幾次的軍事政變與民主選舉以後,南韓民眾終於因為對於腐敗與低效率政府的厭倦,而於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選擇了他的女兒朴槿惠成為國家的新任領導人。即便由左派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成立的「親日反民族行為人財產調查委員會」,曾經提出清算朴槿惠的主張,但是此一建議顯然沒有為廣大的南韓民眾所接受。

擺盪在「親日」與「反日」之間的南韓

在瞭解了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的歷史,乃至於「親日派」如何掌握南韓政權的現況以後,相信許多人會對於所謂「台灣人親日,韓國人反日」的歷史流言感到啼笑皆非。不過,另外一個讓人感到難以理解的問題,是在於居然南韓能夠先後出現由「親日派」的父女擔任總統的情況,為什麼大多數的韓國人,包括朴正熙與朴槿惠的支持者,又經常展現出強烈的反日姿態?

究竟為什麼台灣人普遍給人的印象是親日,而南韓人則是反日?這個問題可能要從台灣與南韓這兩個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在戰後獲得的不同國際地位來加以分析。首先,台灣是在戰後依據《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回歸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行省,而朝鮮半島則是要在盟軍託管一段時間後,在美蘇協助下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儘管在與共產黨的內戰中,中華民國失去了對大陸的統治權,只能夠實際管理台灣、澎湖、金門與馬祖等地區,但是從反對台灣屬於中國一部份,並且將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的台獨份子角度出發,是有必要藉由肯定甚至於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方式,來對抗蔣家父子所推廣的中華民族主義。換言之,這是台獨人士企圖建立的「新國家」,所必須要塑造的一種意識型態認同。

如同大韓民國政府一樣,兩蔣父子為了避免中共勢力在台灣本土深根,在政府遷台初期也讓大量日據時代的「親日派」,也就是所謂的「皇民化」階級在基層社會掌握權力。過去在兩蔣時代,這一批「親日派」的利益受到了兩位蔣總統的保護,因此不需要藉由強調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美好,冒著惹來殺身之禍的風險來與自己的高層唱反調。

然而,等到蔣經國去世以後,代表本土「親日派」勢力在黨內掌握生殺大權的李登輝,為了與外省集團進行政治鬥爭,也就很自然的與黨外的台獨勢力相互聯合,一起透過懷念日本殖民統治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所以,台灣政壇與社會之所以會出現今天這種本土派普遍親日的現象,恐怕完全是出自於與外省人爭奪權力的反應,未必代表他們真的就那麼的認同日本。

南韓所遇到的情況就大大不同,因為做為一個在戰後獨立的新國家,大韓民國是不可能藉由宣揚日本殖民統治來建立其國家存在的意識形態正當性。尤其是打從建國一開始,南韓就飽受抗日游擊隊領袖金日成領導的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指控為「賣國賊」,所以從李承晚時代開始,民族主義就成為了大韓民國政府用於鞏固南韓民心士氣的宣傳武器。

而曾經統治過南韓四十年的日本帝國,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大韓民國政府推動民族主義愛國教育的主要目標。甚至就連與當權派對立的民主派與在立場上親近北韓的左派人士,也必須要依賴與政府比賽誰更「反日」的方式來獲取民眾的支持,從而使得南韓出現了與台灣完全不一樣的情況。甚至越是「親日派」出身的南韓領袖,就越是要在政策與教育上宣揚反日民族主義。

朴正熙上台後,一方面努力推動與日本的外交正常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卻也積極的在文化與教育上宣揚愛國主義。比方說,在朴正熙執政的時代,一切有親日色彩的歌謠都遭到了當局的禁止。除了堅持獨島主權與提高教科書中關於日本殖民時代壓榨與剝削朝鮮人的內容外,朴正熙積極發展經濟的一大動力,也是出於提高南韓人的民族自信心。

身為一位頑固的「反美派」,朴正熙之所以將日本勢力重新引入南韓,除了有經濟上的考量外,同時可能也存有制衡美國的意圖。而為了防止日本對南韓的影響力太過於強大,朴正熙同時也試圖改善與其宿敵金日成的關係。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南北韓雙方領導人在派遣幕僚相互訪問以後,得以在1972年7月4日發表了以促進朝鮮半島自主、和平統一、民族大團結為原則的《聯合聲明》。

這也正是為什麼,「親日派」出身的朴正熙,會在去世以後同樣也得到來自於北韓正面肯定的原因。北韓前領導人金日成,就在金大中造訪平壤時,表達了希望前往朴正熙的墳墓前向其致意的想法。由此可見,朴正熙民族主義者的地位不論是在南韓還是北韓都得到了廣泛的認可。至於朴正熙究竟是「親日」還是「反日」,南韓民眾所最在乎的還是他究竟為國家帶來了哪些利益。

此一靈活的外交手腕,也成功的為朴正熙的女兒朴槿惠所繼承。儘管父親有過當「親日派」的歷史地位,但是朴槿惠在面對東京方面的誘惑時,仍然堅持住了大韓民國的立場,堅決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婦議題道歉與賠償。同時,她也不顧美國的外交壓力,於2015年9月3日出席了中共在北京舉行的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閱兵儀式,以在世人面前展現大韓民國的獨立性。

能夠完全拋棄私人情感,堅持捍衛南韓國家尊嚴與利益的方法,或許正是朴槿惠的態度最後能夠同時得到美國、中共與日本推崇的關鍵原因。可能正是出於恐懼南韓會因為不滿安倍晉三對待歷史的態度而產生脫離美日韓聯盟的想法,美國方面才願意在暗中促使了日本政府對慰安婦議題提出了道歉與賠償。與朴槿惠相比,台灣政治人物的眼界與格局,顯然還是差距甚遠。

當然,在政策執行面推行反日民族主義路線,並不代表朴正熙與朴槿惠父女就真的對日本毫無感情。據說在禁止演唱日本歌曲的同時,朴正熙在私底下最愛哼唱的歌曲,就是日軍戰時的愛國歌曲《加藤隼戰鬥隊》。朴槿惠本人雖然沒有在公開場合展現表露過親近日本的情感,但是她的妹妹朴槿令卻在今年8月5日接受日本《NICONICO4》網路新聞訪問時,公然為安倍晉三首相喊冤抱屈。

除了讚揚日本對南韓發展經濟的貢獻外,朴槿令也以殖民時代有大量朝鮮籍合作者配合欺騙朝鮮婦女成為從軍慰安婦的歷史為例,認為南韓本身對受害者的安慰與賠償也有重大的責任。至於南韓輿論反對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一事,她更認為這是干涉它國內政的不當行為。由此可見,朴正熙家族在不影響外交政策的情況下,有著比台灣的政治人物更加真實強烈,且難以隱藏的親日情感。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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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待朝鲜人并不比台湾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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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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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剑虹在文章中想用实例证明,殖民时代日本人对朝鲜人好于对台湾人,但所举的例子并不详实。

依照大陆东北人的经历,日本当时的等级是按照归属大日本帝国的时间来排列等级的,日本人一等,琉球人二等,台湾人三等,朝鲜人四等,满洲人五等。

其中采用朝鲜人制满洲人的策略,大量移民和雇佣朝鲜人管制满洲人,也许朝鲜人被日本欺负难受吧,当时的朝鲜人对待满洲人比日本土人凶狠多了,高丽二鬼子,高丽棒子就是那时候留下了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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