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回答問題，對你真的很困難，是吧？

對萬國衣冠，我沒有惡感。他是不是網工，我沒有興趣知道。我不是台灣人。

對你，我還不知道。

關鍵看你猩紅熱發作過後，能不能直面回答我的問題？

這裡的網友等著看你答非所問的笑話呢！

你天馬行空好段時間了。

現在腳踏實地回答我行嗎？

  唐宋以后的中国逐步走向腐败糜烂，中国的灾难是中国文明走向自身反面造成的，这个灾难本身就是中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悖论的悲剧。纵观明清以来的中国，我们自己造成的灾难远远甚于别人造成的。明清以来内乱的死亡人数远多于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死于外患的全部人数，自相倾轧的痛苦远远大于外来压迫的耻辱。一个美国人曾说过，任何人对待中国人都不会有他们自己对待自己那样残忍，这虽是为美国的暴行作辩护，却也是事实。就连海外的华人黑帮也只敢欺压中国人。

   一个“以理杀人”的反理性文明是不可反抗，任何对它的反抗不但本身无法存在，而且反抗也最终会变成对它的同化和加强，贾宝玉的结局是有代表性的，对社会的反抗的结果只能是佛教的大切大悟。但这个文明和“理性”毕竟是吃人，戴震能认识到这一点，鲁迅能认识到这一点，别人也能认识到这一点。后悲剧时代的悲剧力量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和全面的悲愤，表现为承受死亡的力量，这是马致远“断肠人在天涯”的悲愤，也是《二泉映月》的悲愤，这种悲剧力量和悲愤情绪转为爆发力量就成一种破坏性的否定。

    我们从柳永开始可以举出一系列玩世不恭的狂士，但是在他们的排列之中，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本质变化在明中叶开始出现了。狂人李贽，妖怪何心隐，徐渭以斧自击其头，袁中道“狂狷”，卢桐使酒发狂。这些狂人表现出一种对所有存在都切底否定的态度和疯狂的力量，他们以狂来破坏性地摧毁使人沉溺的奢靡，以狂来破梦。李贽的“童心”是对理，气，神韵和意的实体的诅咒。从理学家的殿军王夫之到朴学的开山祖戴震，明清思想家表现了一种使人震惊的突破力量，它是中国后悲剧力量的正面爆发。它最终没有打破太平文明，但和它的反面爆发（狂人）一样，它指出中国文明深层力量的所在，和它的“死火爆发”的形式，在否定一切的极端形式中解放自己。

    如果我们沿着狂人发展的历史序列追踪下来，就可以来到鲁迅和毛泽东哪里。他们是到目前为止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狂人，他们的“狂人”本质就是根本的和全面的否定性。鲁迅定义的“狂人”对整个中国的否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否定，从客观效果上讲，他们是巨人，但却是破坏多于建设的巨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个不可攻破的吃人世界。鲁迅说“从来如此，便对么”，说“于无希望中得救”，说“绝望中的抗战”，这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文化大革命是一致的，是后悲剧英雄在悲怆的绝望中凝聚的毁灭力量。后悲剧英雄不同于悲剧英雄，不是在创造中造成悲剧的英雄，而是在悲剧后担负起毁灭，虚无和无意义，担负起痛苦和灾难的英雄。鲁迅说死正无可惧，只要能给后人以什么，这就是后悲剧英雄的悲剧力量，它是在一切意义都毁灭之后的虚无中用双肩挑起世界迈向黑暗，迈向虚无的英雄所具有的力量，这就是狂人们的力量。他们并不企求什么光明，也看不到结果，因为后悲剧的世界中没有这些东西。在无价值中承担起“无价值”这一重负，后悲剧力量是在创造（并且意识到）“无价值”中创造。他们有力量承担“无价值”，但是也蕴含着打碎“无价值”的力量。

   毛泽东是一个最伟大的狂人，。他是中国内在生命（死火）中农民的自觉意识，他具有切底否定的力量。不管他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点谁也不敢下太绝对的论断），他都是一个中国人，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这个手段，向一切旧的，黑暗的东西发起猛攻。如果说他对中国的革命只是对政治的，经济的外在社会结构的革命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真正深思熟虑的死火爆发，要毁掉一切腐朽文化（不要忘了，反官僚主义是他的一贯主张），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形式和依据的力量全都错了，也带来了惨痛的结果。

   和对旧中国的革命一样，毛泽东调动了中国内部的生命，使之爆发出来，得到了震惊世界的展现。在这展现中叶切底暴露了中国文化的虚伪。文化大革命中展示了中国人所有卑劣的方面，但这是中国表层文化具有的，而不是死火具有的。死火是一无所有，是否定，是生命。狂人是它的自我意识。

   《野草》是后悲剧文学上的最高成就：冷酷地运行着的地火，就是后悲剧力量的形象。

   狂人在鲁迅作品中得到了唯一充分的显示。狂人是异态文明中的英雄，他们敢于正视异态和粉碎异态，因而他们具有否定一切的勇气和被完全否定的命运，成为世界的敌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复仇（二）》中的耶稣，《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他），在这个命运下产生了变形（明代的狂人都是这样），在否定一切和被一切否定中，走向他的反面（《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但真正的狂人总是对那曾经存在过的美好过去存在回忆（《心的故事》），在虚无中生存，“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黑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希望》），“我将得不到布施......我至少将得到虚无（《求乞者》），他将象地火（《野草》题辞），“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人，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而世界会属于我自己”（《影的告别》），他将象过客（《过客》）一样永不停止追寻，象死火（《死火》）一样宁愿烧完也不愿冻死。

   他“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唯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颓败中的颤动》），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墓碣文》）。

    当我们看到近代中国文明时，我们也只注意到了它的标称，那个新巫术的祭司阶级和它的伦理。但真正的悲剧英雄是孤独的，他不消沉在糜烂之中，而是独立承担起民族的重担。他沉默地生存于中国文明的深层中，也许将不再沉默。

人都是感性的，只有上帝才可能有理性。而多数人貌似容观、理性，其实他相对客观的解释是为了达到其绝对主观的价值判断。即他所谓客观理性的解释是服务于他的立场，是相对到绝对，即在客观理性的解释前，已经有了定论。今天对于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莫不如此。

因此我们看到蒋、毛、二二八、六四、抗战其实都是“符号”，所以说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不要说符号背后的历史真相都不能真实呈现，即便真实完整的呈现，人也会根据主观加工解释。台独对二二八、国民党、蒋介石就是这么做的，已经很清楚了。毛和六四一样也是符号而已。

正确的思维应该是正确理解：1.现在不能说明现在；2.事实不能说明事实；3.一切都是当代史等，这种言辞的目的是要求搞历史的宗旨是“求状况而非求事实”。譬如戴震提出的“六经皆史”，否定“六经载道”，为什么、是什么、做什么？这才是学问。

廢話少說。

兩彈一星的許多科學家在文革中慘死，請你解釋解釋老毛在其中的角色和責任。

 史迪威是一个孤身与太平时代中国文明的腐朽性进行唐吉可德式奋战的悲剧英雄。当中国在日本的进攻下发生全国性大溃败的时候，他还只是美国驻华武官，对中国全国性的腐败和道德沦丧他早已了如指掌。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不可能获胜的斗争，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对中国人民的信心呢？

   在他的日记中，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在无意中点出了中国人的本质力量和中国文明再生的希望。当他随着国民政府沿长江西迁时，他看到了中国政府的无能，中国官僚的麻木不仁和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可诅咒的败坏。但是他也看到了另一种力量，看到了他为之震惊并产生使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力量。

   在长江沿岸的原始小路上，在峭壁和悬崖之间，几十万中国民工肩挑手推，在最原始的条件下，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用自己的生命和人的力量，将东部的工厂搬到四川。

   看着这股用人的意志和力量组成的洪流，看着这以最基本也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人的生命力量，看着这些沉默地，不屈不挠地，不企求任何报酬地将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的中国人，你能说什么呢？史迪威又能说什么呢？

    能说的只有史迪威的那个结论，那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是绝对不会灭亡的。

    史迪威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所能做的只是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印度），在不受中国政府干扰和不受中国习气影响的情况下，把一些纯朴的中国农民训练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以证明他的信念：中国人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军人。虽然史迪威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虽然他无力改变国民党政府和中国文化，但他证明了他的信念的是正确的。那些来自农村，没受过教育，被蒋介石剥光了衣服扔在印度的中国人，以掌握现代化武器和技术的惊人速度，以勇敢和耐劳（而不是以军官们的战术）在缅甸之战中使中国人作为军人第一次赢得了西方人的尊重。

首先，红卫兵就是以扣帽子见长 ，而逊于说理和摆事实，其实就是道德单一化,伦理化。我感觉市长这次似乎更倾向于扣帽子，而不是以逻辑和事实来进行论证，也不再寻求真理和事实,情绪化和党争严重，是非理性的。

其次，对于近代的蒋委员长等正人君子，直到现在，他们的道路是在国外讲中国得学位，回国内讲西方得教位的人的道路。这些人并不真正懂中国爱中国，讲中国文化只是他们的业务（并且给他们并不关心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致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西方文化的寄生虫，是用西方方法来研究中国，是在文化中臣服西方的体现。这一点在正人君子们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得更切底：对内，他们是腐朽，昏庸体制的拥护者（因为他们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是反理性反文明的（以上世纪初中国政治的腐败就可见这一点），而对外，他们的奴颜媚骨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抹去的耻辱的一页，洋奴心理成为中国官场，商场的主导心理。与正人君子们相反，毛泽东式的“狂人”路线则是打碎腐朽文化和争取民族尊严的斗争。对内，他们代表了中国人性中的美好的一面，不管现在和世界怎么评价，延安精神与国民党的腐败形成鲜明对比，1949年全国性的倒向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引进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中国引进理性和正义的唯一方式，它是当时中国从反理性中脱离出来开始吸收科学和理性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不为共产主义口号所激动的人一般来说都不会有太强正义感。就是在西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个粉红色的年代。而对外，狂人们是唯一在现代为中国人争得了尊严的人。狂人与正人君子的标准是很容易掌握的，狂人们都没有政治或学术的外国背景（连共产党人毛泽东也不依附苏联），也没有国外存款。鲁迅和毛泽东的身家性命就是他们的民族，而正人君子们的外国老师，外国主子和国外存款都是人所共知的。

萬兄，既然YST巿長在這裏是主人，有的題材他不願多予提及（姑勿論其背後原因為何），那就談其他題材好了－－那些在這裏屬於敏感的題材（姑勿論其背後原因為何），應該去其他論壇，或者您自己開個論壇討論就行了。

淺見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