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明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是人類社會的常態

人類社會出現國家的概念後，原始部落之間的矛盾與仇殺，即開始向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間的對抗與衝突轉換。國家之間存在的關係，總體來說不外乎對抗、競爭與合作三種形式。其中前者是惡性狀態，中者是正常狀態，後者則是良性狀態。

 國家之間的關係，歸根到底只能以利益作為基礎決定之。而在利益導向作為國家選擇的影響下，國家之間出現矛盾和鬥爭就變得不可避免，良性狀態的出現反而並不容易。而國家和文明之間的交往，一方面會有利於緩和各方的矛盾和對抗，增進交流聯繫；但同時更多的摩擦因素也會增長和加劇。地中海沿岸各地區文明交流十分便利，但也同樣是歷史上戰亂衝突最頻繁的地區。愛琴文明和後來的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尼羅河（古埃及）文明、底格裡斯—幼發拉底河文明、波斯文明等諸多文明都在這裡產生和發展，但交流中伴生的戰爭更為人所關注。反倒是缺乏文明間交往條件的地區（如東亞、大洋洲），文明之間卻顯得平靜很多。

可見，文明之間的衝突並非偶然現象。戰爭並不一定來源於文明衝突。但在文化體系不同而又近在咫尺的民族、國家之間，矛盾更易出現並激化成為戰爭那樣的暴力行為又是十分常見的。這意味著，人類社會當中文明或國家（以及民族）之間，呈現矛盾和鬥爭實際是一種普遍性的情況。而正是這種叢林化的社會文明狀態，導致了適應這一狀態的遊戲規則，那就是叢林法則。

叢林法則是世界範圍內通用的標準規範

叢林法則通用於整個生物界，在人類社會當中實際上同樣長期而廣泛地存在著。如果說國家內部需要基於穩定國內形勢而必須以溫和手段緩和矛盾的話，到了對外關係方面，為了追求本國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勢必使政權將相當的注意力放到利益的對外獲取上，從而形成“內圓外方”樣式的內外政策。當今世界各個大國當中，似乎唯有中國相對例外。

而基於實力的叢林法則，順理成章成為了遵循“內圓外方”的國家之間，用以追逐和分配利益的遊戲規範。該法則並不能稱為理想制度，但卻成為了最具普遍性的規範，這或許與世界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存在直接關係。不過從人性中的生物本能角度來說，這一生物界的永恆法則恰恰最容易為人們普遍接受，至少在難以平等的國際交往當中是如此。

 “溫良恭儉讓”是中國古代長期的一種象徵崇高的對人和處事原則，但這些理想化的道德規則完全植根于成型的中華—儒家文化圈之內，對於文化圈以內的政權、民族和人群才具有通用的價值。一旦到了逐利成性、虎狼成群的國際社會上，宣導這一原則顯然與對牛彈琴無異。對於個人來說，溫良恭儉讓可以是其人道德修養的良好表率，但若以這一意識主導國際交流的話，大概只會被痛宰和吃虧的份了。

 與“溫良恭儉讓”相對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上世紀中葉，中國嘗試對充斥著不公平的叢林法則提出的一種替代方法。但就世界範圍內來看，這一明顯理想化、具有相當普世價值意義的做法在提出半個多世紀後，在世界上還遠缺乏認同度。如果說當年國家領導人物還可以憑藉特殊的人格魅力來宣導的話，現在在已經不具備這一條件的情況下，再去進一步宣導“和諧世界”，就效果來看，顯然沒有起到多大實際作用。

即使不考慮普世價值面對民族主義等思潮下的劣勢，對於尚未在世界上佔據領導地位的中國來說，排除文化價值體系上的障礙，想讓世界拋棄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式叢林觀念，轉而接受中國的想法，也並不具備多大的可行性。即便有中國像西方般主宰世界的時候去宣導，也必須基於中國具備如美國般的超強實力為前提，而這仍然是叢林法則下的產物。

甚至某種程度來說，宣導“和諧”做法主要的作用，反倒是自縛了中國自身的手腳。導致周邊與中國存在矛盾或懷有野心的國家，借機對中國利益的侵犯更加變本加厲。中國在國內維穩尚可理解，然而對他國的一味懷柔，反倒養出來一大批缺乏實際價值的“酒肉朋友”。這點虛名，對於中國有何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