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和宋彬彬這些高中生剛剛犯了大錯，然後立刻在運動中靠邊站，自覺前途迷茫。卞副校長被學生打死了，這些人為什麼會認為應該趕快去北京飯店向北京市委彙報？市委第二書記吳德為什麼會接見她們，還對她們說了那些通常對自己人才會說的話？

「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 然後呢？

然後第二天早上劉進通過廣播向全校宣佈卞副校長死亡的消息，傳達了吳德的講話，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

這個劉進可真行啊！

至於這個吳德是個什麼情況呢？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晚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被太祖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全文。三天之後，6月4日，吳德被任命為北京市委第二書記。

吳德是太祖撲克牌裡的一張牌。太祖用吳德來掌握北京市，取代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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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5%BE%B7
(節略)

吳德（1913年－1995年11月29日），河北豐潤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毛澤東認為北京市市委不配合其發動文革，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將北京市和北京軍區的主要領導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6月4日，吳德被任命為北京市委第二書記。

7月23日，毛澤東批評北京市委壓制學生運動，要求北京市立即撤回派駐各高校的工作組。

7月29日，北京市委根據中央指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宣布北京各大高校停課鬧革命。此後，北京市委各主要領導均被各造反派組織輪流揪鬥，陷入癱瘓。在此期間，吳德與李雪峰失去聯繫，開始單獨向中央彙報北京市委工作。之後，吳德被任命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1年林彪發動政變未遂，在出逃途中墜機死於蒙古國溫都爾汗，處理林彪事件時，吳德處事鎮靜，毛澤東說：「吳德有德。」在事發後，毛澤東稱讚吳德「一鳴驚人」。
 
在1973年召開的十大上，吳德進入中央政治局，並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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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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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
jrjia | 2012/03/21

(前略)

工作組在校期間，少數反工作組的學生已游離於校外，並成立了自己的組織「紅旗」。工作組撤離後，「紅旗」的骨幹學生回到學校。據初三和高三幾位同學回憶，原來「紅旗」的骨幹學生於7月31日在食堂佈告欄貼出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的大字報。黨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組是正確的，她們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學代會的成員都跟著工作組犯了錯誤，成了「保守派」。對於下一步運動應該怎樣搞，學校的形勢會怎樣發展，自己應該怎麼辦，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發生了因本校學生的暴力行為導致卞校長死亡的嚴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鬥校領導，事後瞭解是高一部分學生發起的。那天下午，劉進、我和一些同學聚在東二樓原工作組的辦公室討論下一步該怎麼辦，幾個初中學生跑來告訴我們有人在大操場打人了。劉進、我和幾個原來學代會、核心小組的同學趕快跑到操場，看到卞校長等五個校領導被學生押著遊街，他們有的拿著簸箕，有的頭上扣著紙簍，臉上身上都很髒。我們勸她們不要打人，她說，現在工作組撤了，「黑幫」都神氣了，今天讓他們遊遊街有什麼不對？！我們說，不是不讓鬥「黑幫」，但鬥「黑幫」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黨的政策。她們說話了，我們讓圍觀的同學散開後，就回東二樓了。後來，低年級同學又來告訴我們說後操場上打人了，劉進和我趕去，看見後操場聚了不少同學，校領導被人逼著挑土，筐裝得很滿，挑不動就要挨罵挨打。劉進和我勸告那些監管校領導的學生，說勞動就是勞動，一定不要打人，筐那麼大，他們的確抬不動。看她們沒有表示異議，我們就離開了。
 
8月5日傍晚，又聽說卞校長躺在後操場，人快不行了。劉進、我和一些同學趕快跑到後操場，當時李松文老師也在場。劉進讓工友打開了後門，大家一起用手推車把卞校長推到郵電醫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說是「黑幫」分子不能救，於是我們和醫護人員發生了爭吵。劉進說必須搶救。據一位同學回憶，我當時說共產黨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俘虜還要優待呢。據李松文老師近年回憶，醫院要求出示學校證明，但當時不可能開具這樣的證明，李老師問是否可以簽名作證？醫院同意了，並說必須有老師的簽名才行。於是李老師帶頭簽名，並徵得幾位在場高年級學生(包括我和劉進)的同意，寫下了6個學生的名字。李老師把簽字的紙條交給大夫後，醫院才開始搶救。一個多小時後，卞校長搶救無效死亡。
 
近年來我聽到一個說法，說我在事發後對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說，我從遠處看到了卞校長躺在宿舍樓前。我不記得與王先生交談過有關卞校長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學、老師詢問，她們對此也沒有印象。所以在這裡我只能說，我確實不記得有這次會面，也不記得在文革中與王先生有過其他個人接觸。
 
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和看到這種場面，我很害怕，也很緊張，卞校長問題還沒有定性就被打死了，這可怎麼辦啊。劉進說應該趕快向市委彙報，於是我們和一些還在醫院的同學連夜走到北京飯店去找市委領導，市委第二書記吳德接見了我們。吳德聽了彙報後半天都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的。劉進和我都記得他說的大意是：這麼大的運動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也難免要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了就死了……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
 
走回學校後，大家心裡很亂，幾個人坐了一夜。我們剛跟著工作組犯了這麼大的錯誤，還不知道怎樣才能繼續參加運動，學校就出了這麼大的事情。現在雖然上級講話了，但「這麼大的運動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該怎麼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該怎麼理解？我們又該怎麼辦？但無論怎樣，應該盡快將卞校長死亡的消息和吳德講話傳達給全校師生。劉進是原學代會主席，她說就由她來說吧。第二天早上，劉進通過廣播向全校宣佈卞仲耘死亡的消息，傳達了吳德的講話，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還說以後不許打人了。
 
在那些天裡，我們在一起議論最多的是再這樣亂下去不行了。8月8日，劉進、我和一些同學一起商量怎麼辦，有同學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想以籌委會這種有組織的形式繼續革命，參與運動。於是，按工作組在校時學生代表會的思路，由劉進擔任籌委會主任，我和其他幾個同學擔任了副主任。

(後略)

我认为YST对于这城市的管理非常不公平，虽然我没有看完过十足小骗子的言论。但假设他的确是一个毛派分子，市长因其言论对两岸统一伤害大所以将其驱逐，无可厚非。但是，凡是支持民国的独台分子为什么不进行驱逐？！例如，最典型的就是golf nut，所有言论核心两点：1、中共是恶霸政党；2、台湾因此不想与之统一。当有市民提出相反意见时，便进行人身攻击，例如，人妖。为何这样的市民还能留在市内？！

最近看YST对毛共的评论，感觉YST是一个推崇民主之人。但希望YST在提倡民主之余，能保持公平。若能驱逐十足组小骗子这样的毛派，也希望驱逐Golf Nut 这样谩骂泼妇。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讨论环境，还市民们一个亲近。

「該書第一版述及宋彬彬女士應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負責，實為嚴重的判斷性錯誤。而且，長弓集團出品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通過採訪表明，真實情況與宋女士參與了暴行的說法是矛盾的。」

宋彬彬當時有沒有對卞仲耘副校長抽皮帶或揮棍子？我想這是現在的爭辯重點。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這是古代觀念，照現代觀念弒君者是趙穿，不是正卿趙盾。

太祖在所謂的AB團事件裡當然沒有動手拷打過誰，更沒有親自判過一個死刑。發明那些後來在文革中被仿效的折磨手法的是別人，不是太祖。

街頭兩幫混混械鬥，死了幾個人，警察要調查誰殺了誰，以明刑責，這是必須的。特別能打的、特別勇敢的、特別狠的、特別倒楣的、對手特別弱的，這都刑責重，這也沒得說。

宋彬彬是否“參與了”打死卞仲耘副校長的暴行？

宋彬彬並非掛名負責人。大頭領負責規劃，負責指揮，不需要親自動手幹粗活兒。首腦是動腦的，有權有責，成是他，敗也是他。宋要武是武鬥名人，怎麼日後事敗了就開始一力推卸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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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博客

專訪王友琴（上）：宋彬彬是否參與打死校長
2010-08-03 18:26:27

王友琴／高伐林

　　哈佛歷史和政治學講座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的分水嶺。1966年以前，中國是毛澤東主義階級鬥爭和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的合成品。1976年以後，中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和列寧主義一黨統治的混合物。」（為王友琴《文革受難者》作序）這個「分水嶺」卻長期被官方限制甚至禁止研究，學界、民間研究只在1986年和1996年「文革」二十週年和三十週年時出現過兩次討論熱潮。但是近年來，「文革」這種「逢十才成熱門話題」的現象有了改變，出現持續升溫趨勢。至少在海外，可以說包括卡瑪的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與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都推動了「文革」討論熱。

　　「文革」當然不應只是」逢十」才成為關注熱點。其實，《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王友琴年復一年為讓全民族銘記這場浩劫的事實和教訓而努力，已經有四分之一世紀。關於她調查和寫作，作家蘇曉康寫道：她「一家一戶地調查」，「用微弱的聲音揪住整個民族」，「她一個人抗拒著數億人的遺忘」。《文革受難者》一書日前已經在香港出版。這本書有572頁，50萬字，記敘了659名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悲慘故事。

　　我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與王友琴進行了多次交談。《專訪王友琴：大規模殘害生命是文革最大罪惡》一文較長，分成上下兩篇。

從未對卡瑪說過「宋彬彬沒有參予」

　　高伐林：卡瑪女士在就其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接受筆者的採訪中，認為宋彬彬為「文革」中打人的人揹了黑鍋。在我詢問卡瑪這一斷定的根據時，卡瑪說：「多年來從許多見過宋彬彬本人或與她有直接接觸的人那裡瞭解到的情況，她的為人，以及相關的時間、地點。這些人，不管原來是哪派的，都與宋彬彬本人的說法一致。」卡瑪特別提到：「例如，我問過王友琴，關於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長的事，王友琴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最深入的，我問宋彬彬參予了沒有，她說沒有。」
　　卡瑪關於宋彬彬的這一說法，引起很多觀眾和讀者的爭辯。既然卡瑪特別提到了你，並認為你「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最深入的」，我很想聽聽你通過調查所掌握的情況，以及你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王友琴：我看到您和卡瑪的對話，她提到我說了「沒有參與」，很覺得奇怪。
　　什麼是「參與」？我想，在中文裡「參與」不是生僻的詞，其意義很清楚。讀我發表的文章，你會清楚地知道我是否會說出宋彬彬「沒有」「參與」。
　　關於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在學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事件，在我的新書《文革受難者》裡，有一篇兩萬字的文章。這篇文章在網上發表已經四年。我的更早寫到卞仲耘之死的文章《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則發表在1995年。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是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領導人。我的調查和描述重心是受難者。這篇文章中有幾處提到宋彬彬。
　　一處是：卞仲耘所在中學的第一張大字報是宋彬彬和另外兩個高三學生貼出的。他們很快得到被派到學校來的「工作組」的支持。卞仲耘等被「揪出來」遭到鬥爭。宋彬彬成為「革命師生代表會」的副主任。
　　一處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宋彬彬是紅衛兵負責人。毛澤東下令撤出「工作組」後，學校裡紅衛兵掌權。8月4日紅衛兵用暴力攻擊了一批原學校領導人、教員和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8月5日，卞仲耘等5人一起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鬥爭。她遭到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被打死在校中。另外四人也被打成重傷，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成骨折。
　　一處是：卞仲耘死亡的當天晚上，宋彬彬等紅衛兵領導人去北京飯店見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卞仲耘之死。沒有人出面制止暴力。
　　一處是：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說了「要武」。他們二人的大幅照片發表出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二版頭條。她的父親宋任窮在那時被提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8月18日大會以後，在師大女附中的化學實驗室裡，紅衛兵把一個附近飯館的18歲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在此後的20天裡，數千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大規模的群體暴力迫害也迅速在全國蔓延，卞仲耘的命運成為很多人的命運。
　　從以上事實，您以為可以說宋彬彬「沒有」「參與」嗎？
　　僅僅從邏輯上說，除非一個人是時時刻刻緊緊跟隨著另一個人的，不然都不能來作證說那個人「沒有」做什麼。也就是說，只有宋彬彬自己或者跟她關係非常密切的人，才可以說她「沒有參與」。
　　另外，應該說明，卡瑪在製作她的電影時，並沒有向我問過任何問題。在她的電影上演並且受到觀眾的質疑後，她才在回答你的提問時引用我來作辯護。

网路上已经N多人在举证袁老师的教学有多处谬误。无论是现代史、近代史。以下是关于宋彬彬史料的一些证明。对事不对人，希望对市长有用。

（原载《亚洲研究通讯》2003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第38页）
《亚洲研究通讯》致宋彬彬的道歉函中译：
作为200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一书的投稿人和编辑，我们向宋彬彬女士及其家人公开致歉。该书第一版述及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实为严重的判断性错误。而且，长弓集团出品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通过采访表明，真实情况与宋女士参与了暴行的说法是矛盾的。本书的编辑为对宋女士及其家人造成冒犯和侵害深感遗憾。加州大学出版社同样表示歉意，并以夹页形式置于该书第一版剩余图书中。该书再版时，将对第Ｉ页和第259页的相关文字作删改。以下署名的编辑和作者希望通过本声明对他们给宋女士及其家人带来的任何冒犯和侵害表示歉意，并希望看到本道歉文字的读者亦请对该书上述错误内容不予采信。

苏珊?布鲁奈尔、艾米莉?汉宁、托马斯?拉奎尔、杰弗里 ?瓦瑟斯道姆

《亚洲研究通讯》致宋彬彬的道歉函英文原文：
《An Apology to Song Binbin》

--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Spring Issue, 2003. Volume 48, Number 2, P38 www.aasianst.org

“The contributors and editors of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listed below would like to publicly apologize to Song Binbin and her family for including in the first printing of the book statements that presented Ms. Song as responsible for violent acts that occurred near the star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cluding these statements in the book was a serious error in judgment. Furthermore, new information has come to light, in the form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the Long Bow Group for their documentary film “Morning Sun,” that directed contradicts the notion that Ms. Song was involved in acts of violence. The editors are very sorry for the offense given and distress caused to Ms. Song and her famil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ins in apologizing for this situation. An errata sheet is being included in the remaining copies of the fist printing of the book, and when it goes into a second printing, the offending passages on pages I and 259 will be stricken or changed. This statement has been issued by the editors listed below both to express their regret to Ms. Song and her family for any distress cause and also to ask anyone who purchased the book to please disregard the statements in question.”

Susan Brownell, Emily Honing，Thomas Laqueur,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他只是告诉yst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子恶斗。后面彼此情绪化了，smart knife 用的标题太直白，而yst 回应的也很火爆

Smart knife朋友走好，在下道歉，夜希望你以后说话策略些

毛信徒没有心里寄托，找到毛泽东就似乎看到了太阳，这也是邪教的一种！

赶了就赶了，井水不犯河水。Bloody knife， 好好努力，多出些你们教派深刻教义的大作，争取在北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