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大范围的引起了人们对环保问题的重视是因为那本著名的《寂静的春天》,里面提到了杀虫剂尤其是滴滴涕(DDT)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当然以现在的眼光去回顾这本书,有不少偏颇之处,这本书我没记错是在1962正式出版的,而就在这一年,美国在越南战场上正大规模的使用枯叶剂对付越共,也就是后来臭了大街的橙剂。不论美国使用这样的手段基于什么考虑,至少我们可见,认识到问题并主动的规避和解决问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实际上就整个西方世界来说,环保问题被真正的重视起来并且在工业领域被考虑然后采纳进生产流程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事情,而且那还是比较粗略的措施。稍早一点,绿党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开始出现。1972年,也就是《寂静的春天》出版十年之际,大名鼎鼎的罗马俱乐部——专门研究未来人类会怎么样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发表了其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如果说《寂静的春天》还充斥了不少感性的冲动,那么《增长的极限》就是实打实的理性分析了,这份报告带来的最直接冲击就是,同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环境与发展大会。当然,就在1971年,中国大陆刚刚重返联合国。
说这么多,无非是提出一个不容忽视但是又经常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大陆就算一直紧跟国际先进的潮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是不会去思考啥环保问题的,事实上中国大陆也不可能紧跟国际先进潮流,因此在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至少工业生产领域不可能毫无来由的搞什么环保措施,除非当时的领导人是从未来穿越来的。当然到了上个世纪整个九十年代,正是西方各种思潮大局进入大陆的时候,环保理念自然也是漂洋过海而来,那本《寂静的春天》也是这个时候正真的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这个时候就环保而言,大陆大致就相当于当初西方在七十年代一样,因此,整体而言,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要求中国大陆注重环保其实等于缘木求鱼。
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当时没有环保意识,事实上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宣言和指导性文件《21世纪议程》,同年,根据宣言精神和文件要求,中国就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可持续发展正式成为官方语言。
可以说中国的环保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实是一个主观想行动,客观动不了的情况。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当时更加注重环保会如何如何,也不存在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绥靖主义想法,整体来说中国的环保问题其实是一个对抗人类活动巨大的惯性的问题。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膨胀,本质就是人类活动的膨胀,这样的惯性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因此中国的环境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呈现的是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细节改善,整体变坏的局面。
中国大陆环保问题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复杂性来自中国的地理气候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中国拥有极为多样化的地理景观和气候条件,这造就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得在中国一国之内就能展现出一个基本完整的生物圈,这样的生物圈包括了各种生物得以生存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多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和相关生物生成物等。所谓整体是指组成的完整,系统是指组成的多样,复杂是指完整而多样的组成在宏观和微观上的互动造成的众多现象。
举个简单的例子,江南湿地的垦殖和破坏会严重的影响越冬候鸟的栖息与繁衍,而越冬候鸟的种群数量会极大的影响大陆北方地区草原和寒带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鸟类作为这些系统中的中间层,既是掠食者也是被捕食者,同时又具有迁徙能力,仿佛系统中的可调参数,对本地生态平衡是一种有力的调整手段。而在台湾或者韩国这样的地区,你是很难观察到这样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的,整个链条对于台湾或者韩国来说是跨越不同时空的。
反过来看,也可以知道,在中国大陆进行环保活动所要考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不同的地域和不同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被纳入考虑,不然会引出新的问题,而韩国或者台湾就可以不考虑或者少考虑。事实上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环保活动一个薄弱的环节,比如目前植树造林,大多是单一树种,而且树种的选择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对于植树是否符合本地区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以及种植树种作为生态链的底层是否能对本地和外地的生态系统产生支持并融入其中,而非最终成为生态系统外的绿色孤岛都很少有详尽的考虑和研究。大陆地区在不适宜种树的地方大力种树,不考虑其种种环境特性,而且一种几十年不是啥稀罕事,在著名三北防护林工程中,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PS:我个人认为不要在环境问题的改变上对新技术抱有多大的乐观,至少目前可以预见的技术都对环境问题起不到多大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的环保技术,根本上来说其实是变以前的分散污染为目前的集中污染,变以前的大范围低危害性污染为小范围高危害性污染,变短期污染为长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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