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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事件後,中國政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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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事件後,中國政治的走向
對政治改革,樂觀還是悲觀?
對許多人來說,「薄熙來事件」是個意外;但正因其是意外,所以,它對中國政治的影響,也很可能出乎人的意料;究竟會是怎樣的影響?是好是壞,人言言殊,自有各方面不同觀點的解讀。
為什麼會有影響?因為薄熙來不是一般人,他是一個很有作為,而且所做所為獨樹一格的人。他出了事,使他的所做所為,立刻成為一項「遺產」,不處理不行。
於是,有一種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薄案勢必造成中國的政治進步。因為撇開薄個人犯的案子不談,薄的施政,至少在某方面,在反腐、打黑、社會公平等方面,是有成績的,是得民心的。於是,如果只因為刑事案等等原因處理了薄,也一併否定或忽視了薄的政績,那一定造成人心浮動。所以,為了平穩人心,除了薄案的處理必須更講究證據之外,中央勢必推出一系列反腐、打黑的具體措施,以證明這並非薄的專利,並非只有薄才有能力做到。唯有如此。才能沖淡人們對薄案「政治鬥爭」的連想與附會,沖散因薄案而凝聚起來的懷疑中央的民意。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陣子,各華文網站對大陸政治前景持樂觀看法的帖子很多。基本上,都是這個思路。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悲觀的看法,認為薄案顯示胡溫領導的中央不但沒有能力「有所做為」,而且要打倒「有所做為」的不同路線者;以刑事案為由去掉了薄,打掉不同路線的可能,再以高壓封住異議者的聲音,繼續以「穩定壓倒一切」來維持社會秩序。結果,中國將陷入表面上一灘死水,實際上危機四伏的險境。舉其任由此一情況發生,不如高調支持薄,給中央施加更大的壓力,力保不同路線的可能。
支持薄,反對胡溫,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針對某個人的偏好,而是希望中國出現一個有大作為的政府,大破大立,整頓沈痾,解決貪腐、不公等種種現象,消除社會不滿,以使中國能集中精神,走上強國之路。
嚴格說來,後一種思路,其實沒有沒反對前一種看法。只是他們認為胡溫擔當不起如此之重任;甚至更極端一點的說,他們認為,在中國現行的集體領導的體制之下,一切都要講平衡、搞妥協,於是,能上台的都是保守膽小之輩,不可能出現有作為、有能力的領導者;中國的改革將因此而遙遙無期,在死氣沉沉與動亂之間游走,前景悲觀。
問題的關鍵似乎在於,中國能不能出現強有力的領導者?
中國需要「強人政治」還是「庸人政治」?
在薄案發生之前,面對2012年的換屆,我個人也經常思考,中國到底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還是弱勢的領導?此二者各有利弊,前者大政府而小社會,改革的主體在政府,速度快效率高,但由於社會是被領導著前進,這種情況下,是否真能顧及各方平衡?會不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問題?而且,強勢領導若在方向上出了偏差,誰來糾正?至於後者,小政府而大社會,改革的主體在社會,速度慢、甚至有點雜亂,但由於發自社會,各方平衡之下,會比走得比較自然而穩妥;然而,在方向上,會不會變得平庸?比如只注重個人的權益,討好群眾,而忘記了中國邁向大國的理想?當然,在二者之外,還有一個憂慮,那就是,會不會政府在領導方向上是弱勢,但在壓制社會活力方面卻成了強勢?如果這樣,那就成了最不好的狀況。
在薄案發生之後,我個人有一點新的思考。許多文章都說,中國大陸的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我以為,這個「深水區」,不僅是從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年來看,而要從1840鴉片戰爭以來的這場大改革來看。清末以來的所有改革,都有一特色,就是「自上而下」。改革出自少數知識份子的呼聲;知識份子要主導這場改革,所採用的方式,無非「乘權得位」,也就是掌握(或至少是參與)最高權力,然後藉由權力來實現自己改革的想法。清末的自強運動,發動者本身就是政府高層;維新運動,發動者努力打入政府高層。孫中山革命,共產黨建國,本質就是把自己變為最高層,建立政府,主導改革。
然而,從孫中山開始,「積四十年之經驗」(國父遺囑),已清楚認識到,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要「喚起民眾」,民眾才是政治的真正主體。毛澤東更是「相信群眾」不離口。(當然,毛更擅長的是「發動群眾」,「發動群眾」去貫徹自己的意志,而非群眾自身的意志。從某個角度看,毛的失敗,就敗在他太急切了,敗在他個人的意志,脫離了群眾的實際想法,姑不論這個意志本身是對是錯。)
雖然孫、毛都已注意到了改革的主體是群眾,然而,在他們的時代,「群眾」只能是渙散的、愚弱的,是被領導、被整救的對象;此所以中國不能不是強人政治的局面。強人政治自有它的好處,但強人若犯了錯誤,也必是一場可怕的災難。所幸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在中國近代史中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它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中智階層,創造了一個庶幾可以自立的公民社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首見的,不僅是一百七十年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特別重要的大事,也絕對是整個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從以上的觀點出發,我們對於眼下這個政治局面,似乎可以有一點新的認識,那就是,不再出現強人,似乎是合於歷史趨勢的。因為中國的這一場大改革,已逐漸由「自上而下」、政治優先的局面,變為「自下而上」、社會優先的格局。我曾在前一篇文章中論述,「社會推進政治」,本是國家的常態,但中國作為被欺壓的現代化後進國,勢必只能先由「政治領導社會」來穩定局面;如今,這個「階段性任務」似乎已到了完成的階段,國家發展似到了翻轉回「社會推進政治」之常態的關口。
如果中國社會夠壯大、夠理性,則中國的政治、中國的政黨與官員們,則勢必無法抗拒改革的潮流。因為,他們的正當性,完全來自順應時代、順應民眾的要求。打天下的一代已經過去,由打天下而坐天下的理由已不存在;「主義」、「思想」等自我正當化的意識形態也近乎失效;由於沒有民主投票等現代西方國家政府正當性的產生機制,也就是沒有「可見的民意」之加持,那麼,執政的政黨、官員,對民意、民心的敏感性,在理論上,應該更高於經由民主投票選出來的政府。
當然,「敏感」歸「敏感」,敏感之後的行為反應是否正確,則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固然可以假設政黨、官員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施政,然若缺乏正當性,則自身利益必然是保不住的;因此,他們必須十分聰明而敏銳地在「逐利」與「得民心」之中保持平衡。除非利慾薰心到麻木不仁,否則,只要保持足夠的敏感性,那麼,不正確的行為反應(施政),也會在社會的反撲或反感之中敏銳地被察覺,因而有修正的機會。
因此,我認為,前述「拙於強勢領導,卻勇於鎮壓社會活力」之最糟糕的局面應不會出現。這不僅是因為執政黨尚未昏聵到如此地步,更因為集體領導的格局,使「強力的鎮壓」與「強勢的領導」存在者同樣的難度。如果認為後者不可能,就不必擔心前者。(如果認為前者仍不能排除,那後者也一樣不能排除。)一個缺乏強人的集體領導,使政治勢必在社會的壓力下,逐步地走向法治,也就是制度化與客觀化。步履或許蹣跚,進三退二也在所不免,但大方向只能是如此。
與其關心政治,無寧關注社會
因此,我們對於中國前景的觀察,與其注意高層的政治路線,不如更加關注社會的具體情況。當然,觀察社會,要比觀察政治更加複雜而困難。觀察政治,我們只需注意路線問題;因為由上而下的領導,勢必確立路線,制定綱維,然後綱舉目張,脈絡分明;所以,我們只要善於「提綱挈領」,就可看出大勢所趨。
但由下而上的推動改革則要複雜的多。表面上看,社會的變化重點往往落在一些有代表性的具體事件上,但事件背後所代表的社會力量消長分合則非常複雜,因此要出現相應的整套的詮釋思維與解決方案,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往往只能在具體的事件上尋求個別的解決方式;再經由眾多的事件與眾多的解決方式彼此堆疊,由此而逐步擠壓、催生出與某類解決方式相適應的新的思維或制度,此所謂「制度創新」、「學術(思維)創新」。
可以想像,這個過程可能是十分複雜、千頭萬緒而又迂迴多變且曠日廢時的,而且,最後之改革成功與否,還要取決於社會上層(思維與制度)的「創新」能力。因此,從觀察社會動態來做出政治走向的判斷,本來就非常不容易,更何況中國社會如此龐大,地區、經濟發展、及各方面程度的差異如此複雜,加之歷史因素經緯萬端,觀察起來,也就可能有如瞎子摸象,很難不各執所見而以偏概全。
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看待現在的中國社會呢?很多人認為,目前的中國社會是道德瓦解、貪腐橫行、奢華當道、權錢崇拜…,是徹底笑貧不笑娼的社會。我個人並不生活在大陸,缺乏親身的體驗,又不專作社會研究,沒有足夠的統計數據。但依我的觀察,目前的中國社會,縱有眾多的負面現象,但至少有以下幾點好處:
一、反省能力強。雖然各種關於道德敗壞的傳聞不斷,但同時,批評的聲浪也逐漸升高,這代表社會的良知未泯,有一定的反省能力。請注意,貪腐和批評貪腐者,可能並不是兩批人,而是有許多人,在現實上依於形勢而多少貪一點(別人都貪,我不貪白不貪),但這畢竟造成良心不安,所以在心態上,是反貪腐的。這並非人格分裂,而恰恰相反,表示反貪、反墮落、期盼清廉的聲音是普遍的,只是現實上缺乏扭轉形勢之關鍵力量。這與貪腐已根深柢固相沿成習見怪不怪者,不可同日而語。
二、仍然具理想性與使命感。由於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一神教的傳統不同,中國人的終極關懷,往往並不表現在宗教方面,而表現在對歷史文化的使命感上(如張橫渠有名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平」)。這一點,依我個人之觀察,中國大陸的表現比台灣來的好。台灣由於「台獨」橫行,影響所及,忌諱一切與中國有關的東西。於是,復興民族的歷史使命感,在台灣幾成絕響。於是乎台灣人在國家方向上的迷失,遠比大陸要嚴重的多。(即便台獨,也提不出任何集體性的理想。)而中國大陸,一方面是祖先的餘蔭猶在,一方面是由於現實上的大國地位,使一般人仍有較多的歷史使命感;雖然對中國文化的見解可能不同,但復興中華的心願卻是一致的。
三、媒體比較講理。不管講得有沒有道理,至少以「講理」的形式出現。反觀台灣,卻直接上升到為「人多勢眾」而拉攏群眾的對抗,而懶於細密的講理。
有時,歷史的發展真的十分弔詭。台灣能有比較自由開放的媒體環境,這與當年媒體上種種「講理」的文章大聲疾呼有一定關係;可是,當自由來到之後,媒體表現的卻是極為媚俗,不再流行「講理」。這似乎已成為台灣社會最令人哀嘆之處。反觀大陸,有一定的言論管制,反使得任何言論的出現,比較重視自身理論的完整性,這與台灣早年的情況相似。簡言之,一定的管制,反使得「突破管制」的努力必須更要「以理服人」。但沒有管制之後,反而「以力(勢力)服人」即可;因為「多數」最重要。
當然,以上所說,並不能簡單的解釋為我主張要有媒體管制。這問題比較複雜,與市場大小有關,也與台灣政黨惡鬥的風氣有關。但無論如何,現在呈現出來的事實是,大陸媒體有比較多的長篇大論的分析與討論,而台灣,除了少數特定評論家(如南方朔),千字以上的長文幾乎絕跡,即便是做專題,也必需做成多個輕、薄、短、脆的文章。
四、社會持續走向開放自由。前一陣子,我在網上看到一條並不起眼的消息,指出今後民間社團的成立,只要報民政部,而不需要報專業主管部門的核准。(http://news.sina.com.cn/pl/2012-03-28/075124186050.shtml)我認為這是極重要的一步,代表人民的結社自由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結社自由,才能展現社會蓬勃的生命力與創造力,為社會上的各種「創新」開啟了大門。當年允許民營企業,為經濟帶來創新與活力;同樣的,開放民間自由結社,也必定為釋放社會活力,開展多元創新帶來新的局面。
我個人認為,開放的社會遠比民選投票的政治制度更為重要。以台灣經驗來說,許多大陸客來台,看到台灣優美的一面,其實都可在台灣多元開放的社會團體之中找到來源,(反之,台灣不好的一面,則多半可與政黨惡鬥扯上關係。)例如,在台灣政治解嚴之前就出現的「慈濟功德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世基金會」、「嘉邑行善團」等,對台灣社會的正向發展,其實有重大的作用。台灣現今志工(志願者)團體蓬勃發展,與此有極密切的關係。今天中國大陸這一方面的開放,說明了執政者的眼光與彈性。
當然,如前文所述,一個社會可以觀察的方方面面太多了。以上所舉數端,究竟是「見其大者」還是「以偏概全」?就只能交由讀者諸君自行判斷了。此外,我對中國大陸也並非沒有憂慮,最憂慮的就在於思想與制度的「創新」一事上。目前為止,確實還拿不出可喜的成績。所幸注意到此事重要者已多,且更開放的民間結社,也為各種創嘗試新提供新的可能。
總之,當改革的主體既已逐步落到社會身上,套句學生作文常用的俗話,我們每個人,都有為改革出力的機會。與其寄望於少數的領導人,無寧更該從要求自己身邊的事情做起。「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篇)我們自己的力量,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一些。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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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愚意認為薄的事件對於中國今後政局的走向和國家發展並沒有任何的影響, 但這並不妨礙版主以此為開端引出國家發展這個議題; 後者永遠引人關注, 因為大家對它都抱有美好的願景.
看完版主通篇文章後我的感覺是; 出發點高, 結構嚴謹, 行文流暢波瀾不驚, 類似論文而不枯燥, 尤且立論清晰發人省思, 而這點最為重要; 因為這背後寄託的是對民族的關懷以及期望. 我認為有古士大夫之風, 所以此乃宏文也!
版主同時也是謙遜的; 我看得出在許多問題上, 他也有疑惑. 因此發表此文有就教於諸網友的意思; 我也因此才有先前回覆海鷗網友的短言.
現在為了表示敬意, 我就不避簡陋回應版主的大作, 表達一些個人看法:
薄的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 我個人認為只是因為他的地位高, 也因為他在重慶有爭議性的打黑唱紅, 還有後來急轉直下的王立軍亡命美國領事館最終導致薄的落馬. 這一切的一切太聳人聽聞, 戲劇性太強了, 但也就是如此而已! 薄的作為其實無能影響中共的政局, 遑論影響國家的走向. 這一切不過是一個地方諸侯因為個人政治野心的暴衝而已, 算不得什麼. 因為像他這種地位的高官, 在中國太多了, 少了他絕對沒事兒; 頂多是扯出了一些個人作風問題, 老婆謀殺外國人等等有傷大國體面的事情而已. 我甚且認為, 即使是胡錦濤, 溫家寶, 江澤民他們也沒有主導國家走向的能力, 那何況薄熙來?
為什麼呢? 這就是版主所提強人庸人領導的這一點; 在我看這其間的差別是在於其所引發的不同體制. 鄧之後的中國就是個集體領導的制度; 世間已無張居正, 自鄧死後, 強人政治在中國就澈底絕跡了. 此無它; 老輩凋零, 而時勢又不能再創英雄, 沒有強人那就只有集體領導了嘛! 集體領導有什麼不好? 沒有, 我覺得太好了! 我覺得它特別適合中國目前的國情, 因為中國是大國,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是一個內在問題最多最複雜的國家. 那麼你說為了解決問題, 是極少數的精英領導好呢, 還是多數的精英領導好? 我選擇後者, 不是為了均衡權力, 而是因為集思廣益好解決問題. 中國最不缺的就是聰明人, 那為何不大量的集合使用他們? 而事實上綜觀中共的發展, 其上層從建黨之初到現在本來就是個集體領導的體係, 之後到獨夫, 到強人, 然後再回到集體領導的過程; 而集體領導其實正是主流.
眾所周知, 中共真正的決策單位是那些在黨中央和國務院下面的各個工作小組, 其成員是各領域裡的專家. 因為工作和任務的需要, 他們可以調集全國的精英為他們服務. 那這就是一個既是由上而下, 同時也是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它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改革有從上而下, 或從下而上之分; 它必須是雙向的. 從下反映需求, 從上負責規劃執行, 如此才能求取最高的成功; 改革不在倡議, 而在取得成果. 那我們看自鄧死後, 中共在集體領導的體制下他們是否有所成就? 有的, 而且很大. 雖說改革開放之後所制製造出的問題也是很多, 但這個體制成功在前, 你能不給它解決這些問題的機會嗎? 你不把問題交給中央政府, 交給這個體制, 你又要交給誰呢? 因此我說薄熙來是暴衝; 他在重慶一隅之地的作為難道比得上這個體制到目前為止在全國範圍內所創造的成果嗎? 所以我覺得他忘了他是誰了, 以致染上嚴重的個人主義, 而這一點就算在中共打天下的時期也都是大忌!
體制比人強, 體制又必須遷就於形勢, 那以中國目前的處境, 不把握群策群力這個理念那是走不出去的. 這是我為什麼說即使胡溫江身為國家領導人, 他們個人於國家發展大方向的影響也是極其有限. 道理很簡單; 在集體領導和多數精英決策的制度下, 他們也只是一個大機器裡面的部件而已, 那何況薄熙來? 你搞變形, 壞了機器的運轉, 那我備件多的很, 同樣也都是好鐵好鋼做的; 所以把你換下來就是小菜一碟.
我講這些當然是我的一己之見, 或可說是管窺猜測, 我沒有住在大陸, 沒有親身體驗, 所根所據有限. 但這種多數精英領導的政治體制是有成例的, 它就存在於我所居住的美國. 美國的政治就是集體精英領導的體制, (譬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所網羅的三千多名精英其影響力無與倫比) 只不過這其中的精英所代表的是各個龐大的利益團體; 它們是大銀行, 猶太組織, 軍火工業, 大藥廠, 農業州…等等. 但這個所謂的民主國家由下而上的爭取權利, 其實為的只是極端自私的團體或個人的利益而已. 投票的結果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利益爭取的勝負, 或者是爭取到多少而已. 所以我說美國的民主較諸於北歐國家的民主簡直就是個笑話, 是極其丑陋的. 以我接觸所知, 現在的美國人愛國的很少了;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政治是掌控在華盛頓的遊說團體和他後面的那些財團, 大公司及猶太人的手裡. 所以美國的選民投票的標的是; 只要誰的政見於我有利我就投誰, 至於對國家是否有利那就不干我的事了. 講到這裡, 一個詞呼之欲出; 國家大政不著眼於整體的長遠發展而只重眼前和個別團體的利益, 那就是分贓政治!
中國目前的集體領導我想還不可能墮落到美國的這種地步, 因為中國富裕的程度還差的遠, 而利益集團的形成以及培養出政治上的勢力也不太可能. 因為中國民族的單純性 (漢人佔絕大多數) 不像美國是個民族大熔. 再講到上層, 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以及它的意識形態; 它是不可能讓所謂的利益集團形成政治上的勢力的, 原因無它, 因為如果真有這麼一天, 那就表示靠群眾起家的他們已經脫離群眾, 那很快就會玩完了.
中國今後的政局走向, 一定還是老樣兒; 平穩中求發展. 妥協會完成的,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也會順利接班. 因為集體領導的體制已經很牢固, 而國內外的形勢還是很嚴峻; 所以最高層的領導必須合諧一致, 亂不得的. 鞏固改革開放的成果避免它被近年黨內普遍存在的貪污腐敗所侵蝕, 這是現階段的當務之急. 所以我認為習上台後可能會走中間偏左的路線, 在兩年內由輕而重整治貪污. 這兩年是所謂的緩衝期; 是給機會予在職或已退位的高級領導人, 其家人還有親近的下屬; 如果他們有些什麼經濟上的問題的話, 那早點收斂遮蓋隱藏. 而高層的貪污只要數額不大, 不被捅出來, 我想習會保護他們 (可能也不得不保護). 因為在中共國庫通黨庫這種亂七八糟的財政情況下, 這點錢其實就是給高級領導們的一點辛苦費; 我且認為這其實已是個潛規則了. 這種情況你無法監督無法察覺, 總之你無法較真, 所以也就不必費那個大力氣去查明什麼, 還是談談如何扼阻普遍的貪污比較重要. 因為那人多, 整體數額大, 會影響行政效率甚至成敗, 會造成民眾極端反感, 所以必須整治. 不要說不公平, 因為都扯到貪汙了; 那還有什麼公平與否的問題? 對那些中低層的官員而言, 誰教你上不了高位又財迷心竅而膽子還來個大, 被逮著那算你倒霉.
那下面就深入的談談貪污這個問題. 我認為目前中國大陸的貪污, 它的性質大不同於歷代的貪污. 古代中國地方官員貪污的錢, 基本上是來自於壓榨平民百姓的辛苦所得. 例如清代的火耗, 踢斗; 如果搞的過份那是要激起民變的. 現在的貪污則大部屬於所謂的灰色收入; 對像是商人, 或國有資產. 這是收好處費和監守自盜,一時還不會動搖國本. 當然這其中還是會有大額逃漏稅及其它明目張膽, 嚴重違法亂紀的貪污形態. 但這是少數也很好解決; 對犯事的請吃鐵製花生米就是了, 反正是少數, 槍斃一個少一個. 但是那些大量隱晦的貪污; 小自公款吃喝大至收錢簽字核發執照賤賣國有土地等等, 你怎麼解決? 不解決整個官員隊伍就會被腐蝕, 其為害要遠遠大於上述窮兇惡極之輩所造成的影響. 證諸歷史, 對於這種普遍貪污的情況, 如果單靠由上而下的立法來嚴禁, 其結果都是收效有限, 雖一時稍斂, 不久又死灰復燃, 委實很難禁絕. 這就是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所以解決之道我認為還是要按照版主所說的; 以由下而上的方式, 由民間社團來發動, 從改變社會風氣這方面做起(當然版主的由下而上也包括政治改革, 但在一黨專政下, 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國家教育體係應該也能發揮積極的作用; 從小學到大學就應該有道德, 法律, 哲學的必修課程. 教育必要先從正心開始, 再及於術業.
那眼前如果有這麼一大票嚴查下來犯有財產不明罪的人怎麼處理? 我建議恢復古代的流放政策; 判刑之後把這些人流放到國家貧窮落後的縣鄉鎮村, 戶口當場城轉鄉, 但是還是給你官做, 不明的財產准予帶走做為施政經費 (你政府不是經費不夠嘛), 以從事地方扶貧, 教育以及發展經濟之用. 如果此人在應有的刑期之內能就上面各項有所建樹, 那刑期之後准予開釋回家, 不然你就一輩子終老山溝, 自己種菜過日子. 當然這是我的玩笑話, 習上台後如何整治貪污, 我也正拭目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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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兄见地深远,立论恢宏。感佩之余,再引申如下:
您认为民主化的初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强人,来调节掌控民主化的进程和方向。具体地说,也就是以强势的领导,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施政方向的正确。我想,这就是十八世纪民主萌芽的阶段,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社会诞生之初,制度经由领袖而产生;其后,领袖经由制度而产生。
你举出邓小平在毛先生之后,以大陆末代强人的地位,正确的领导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崛起,我也有同感。台湾的不幸是:李登辉在两蒋之后的历史机遇期,受他自己的眼界和心胸所限,只抓住了台湾人的省籍情结,变成了一个民粹强人,带领台湾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回头来看当今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乔治华盛顿1776率领殖民地击溃英军而独立的历史关键期,他本可以登基作美利坚皇帝,但他拒绝了,他说:“I didn’t fight George III to become a George I.”! 那个时代,中国距乾隆(1735-1796)去位还有二十年;欧洲全由王室统治,打下天下做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他没有沉溺于权力?由于他正确的领导和抉择,奠定了美国几百年的稳定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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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鷗」網友叫陣,敝人實不能再裝聾作啞了。坦白說,我非常想多寫一些,與網友多一點互動,但年老力衰,看一陣子電腦就老眼昏花了。最主要的,是工作繁忙,實在抽不出多少時間來寫點東西(而我又習慣寫得的比較長,更需要時間)。上一篇寫在選前的文章,回應的網友不少,也有人提問,我已寫了一些回應,但沒寫完便因故中斷,所以遲遲沒有貼出。還有,像市長貼出了不少長文,我都還沒有時間完全拜讀,…所以,非不回應網友,更非擺架子,而是個人時間有限,能力有限,情非得已,還請見諒。
佟湘玉網友問了三個問題,第一與第三個問題相關,而我想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薄熙來事件對我的觀點有何影響?
感謝佟湘玉對拙作關注,看得很仔細。確實,我原先也主張中國還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強人。我是思考路數是這樣:首先,如果將「民主」定義為「公民有權參與政治」,那麼,「民主」是中國免不了、也不該免的一條道路。問題是,具體的民主形式是如何?沒有定論。而不論如何,民主的發展過程,(也就是權力向下分散的過程),一定程度的混亂是不可免的;這樣的混亂,對中國的綜合國力之提升是有害的。更何況,中國有極嚴重的歷史遺留問題;試想像一下,如果中國現在就權力下放,民眾都獲得足夠的政治權力,那麼,左右兩派會爭成什麼樣子?從反右到文革,有多少舊案要翻?多少賠償要爭?此禁一開,新仇舊恨錯綜複雜的關係,會使中國一下子就會成為非正常國家。因此,我以為中國不能直接走西式民主的改革的道路,而必須把民主放權的過程放長;在這個「放長的過程」中,必須有正確的政治領導,以解決民眾眼前的具體的問題,以此換得民眾放鬆對自我政治權利的要求,好讓時間來沖淡某些問題,並化解極左極右的政治爭論。
換言之,我以為,什麼是中國正確的政治道路之問題,不能靠西式民主投票政黨競爭來解決。因為,這樣即使有結果,也會大大耗損社會民力,更何況可能勢均力敵忽左忽右沒有結果。中國正確的道路,必須靠現在的政府先行實踐出來,而後權力下放,繼續在這條道路上前行。而這條道路,依我個人見解,當是某種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問題就難在尚不知道當是何種形式)。「民主」是勢不可免,也應該如此;但為什麼要社會主義?我在經濟、政治問題上並無所長,但憑常識也看得出來,「資本主義」這種依靠高消費(浪費)、高耗能生產分配模式,其紅利已被西方國家利用光了,就自然環境來說,地球已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以人文條件來說,新資源、新市場、新產品開發,都已近頂點;金融危機已是冰山顯露了,二十世紀喊了半天的「西方文明的危機」,現在已成為現實;這個時候,再走西方的老路,當然是極不智、極不該的。但問題是,一般民眾,尤其年輕人,多喜歡崇尚享樂的資本主義,喜歡「投票過把癮」的西式民主,如無強勢政府領導,做出成果,取信於民,則這條道路很難經由民主投票方式實現。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對薄熙來在重慶所做所為雖不是了解很深,但一鱗半爪,也有一定的期待。但問題是,不管什麼原因,薄垮台了。這使我對「期待強人」的心裡有進一步的反思。
所謂強人,意思是,這人或多或少有一些超過法律的權力或權威,憑個人威信來統整眾意,建立秩序。所以,在歷史上,強人的出現,總是在一個混亂的時代,一個亟須「秩序」的時代;為了秩序,大家可以容忍、甚至期待一個高於正常秩序的最高權威。但問題是,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如此「失序」的時代嗎?如果不是,那在先天上並不容易產生強人。換言之,我們先拋開「該不該」有強人的問題,而先問「會不會」有強人?發現條件不對,於是這個「期望」就不切實際了。
當然,「強人」也可有程度之分,毛澤東是100分的強人,鄧小平蔣介石,好歹也有個80分。他們的出現,都合於前述「亂世」的條件。至於李登輝,也可算是50分的強人,(李登輝憑「台灣人總統」的特殊條件,硬是依個人意志改變了修憲的方向,故可算半個強人。)撇開李個人的台獨主張之對錯不談,李憑個人意志主導台灣民主化的憲改過程,對台灣民主形式的發展是好還是不好呢?此事若要認真討論,說來話長,非本文重點。我只能結論性的指出,李之個人意志,使台灣民主失去當時學者咸認較好的「內閣制」的機會;使中華民國從戒嚴體制走出來後,憲法還沒機會真正實踐就被擱置了。李使台灣民主失去一個可以凝聚眾意的民主改革之過程,而走向偏於民粹式的非理性多數決。也許台灣因李而「轉型」轉得比較快而順,但從此政治架構定型,一些根本性(雙首長制等)的東西反而成為無解的病灶。
毛、蔣都是能建立一個新秩序的強人,但他們建立的秩序卻不能約束他們自己(以毛為甚),這是「強人」在結構上必然會有的問題。鄧算是在權力上最為自制的強人了(所以他也是我最佩服的政治人物),但此並不可必。李登輝因緣際會也當上了半個強人,但他對台灣的主的功過,恐怕還有爭議。
有了上面這個新的認識之後,我以為,大陸要出現政治強人,除非某些社會矛盾激化到體制內無法解決,否則並不會出現這個機會。這次薄失勢,具體的原因不說;某個意義上,薄在政治高層極不得人緣,即是「強人」不被體制所期待的象徵。總而言之,強人的出現需要某種歷史條件。如果說,今天的中國大陸並不具備這個條件,這無寧是一件好事。對強人的期待,就我而言(別人我不敢說),本身似乎還擺脫不了「聖君賢相」的傳統理想。而這一點,坦白說,真的已經不合時宜了。(聖群賢相本身,亦非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而只是一種不得已;民智未開之下的不得已。真正的最高境界,當是群龍無首。)
以上是我個人思維轉變的一個過程,想必思慮不周全,還請大家指教。
敝人近日忙於公務,將要出差數日,其他的問題,諸如:「在沒有強人的情況下,中國的改革當如何進行」等問題,只好下次再敘述淺見。seagull網友已等的不耐煩了;先以此塞責。有人如此期待我的回文,我是非常感激,也非常抱歉的。此外,回應這些問題也並非我的專利,我期待見到其他網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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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不是到了“深水區",這還有爭論麼?大家都這樣說,又不是我說的。你不覺得大陸的問題既深又廣又複雜嗎?深水區要麼過,我也沒說不能“由下而上"啊?我只是請問卜兄,並不是反對他的意思。我只是說,一般人講深水區,就含著這麼一個意思: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而是要做通盤的規畫。這與卜兄所說的“由下而上"有沒有沖突?我請問卜兄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只是懷疑,沒否定,您想太多啦!卜兄快出來回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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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認為目前大陸的狀況是處於深水區呢, 還是處於淺水區? 照您的說法深水區"的意思,就是問題多,廣,深,必須結構性解決,不能走一步算一布步; 也就是必須由上而下來解決. 所以我想請問, 北京對於大陸現況的掌握控制解決是否已有成算? 並已公諸於世且在執行之中呢? 關於這一,點, 至少我個人沒有看到或看不懂. 老兄如果有所認知, 還請有以教我, 我絕對欣然聞之; 因為我是個民族主義者.
又如若不然, 那既使在深水區不, 也是只好摸著石頭過河? 怎麼辦? 吐氣讓身子沉到河底那就摸得到石頭了; 很痛苦, 但也無奈. 所以朴算子是否妄言, 還是有待商確的.
所以關鍵問題就是大陸的現狀是水深還是水淺; 然而這一點大陸網友的認知體會一定比我們深刻. 所以我建議對版主的回應應該直街接一點; 如果是反對, 那就說出您的看法和根據, 這樣討論才能不離宗旨,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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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看了閣下大作了,叫好的人不少,討論的人不多, 呵呵。是什麼原因啊?
佟湘玉的文章在這裡好久了, 您老都不回應。您文章沒什麼火氣,猜您有點年紀吧?,叫您一聲"老",別見怪啊。又看了看你以前的文章,也很少回應啊。該不會故意不回吧?我也問個問題,請您出來回應啊,這可是我仔細看了兩遍,才問出來的寶貴問題啊。呵呵。
你說的"深水區",好像與我們的用法不一樣。淺水區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深水區就不行了,得做好規畫啊。可是我看您老的意思,好像深水區也要"摸著石頭過河",那能過的去嘛?"深水區"的意思,就是問題多,廣,深,必須結構性解決,不能走一步算一步。這與您所說的由下而上是合還是不合?
多所得罪,包涵啊!還請出來回個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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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兄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这两天闲暇时间想了一下(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哈哈),有几个问题没想明白,想请教一下卜算子兄。嘻嘻!
1、我觉得“强人政治”和“庸人政治”之间应该有平衡点。如果强调改革应该是“自下而上”,那会不会头疼医头,脚痛治脚,治标不治本?我觉得应该得有高瞻远瞩、提纲携领的发展主轴,否则就成了脚踩西瓜皮,滑哪算哪了。问题是哪些方面应该“强”?哪些方面应该“庸”?最近一段日子,貌似大陆高层在讨论“顶层设计”,也就是您所说的“创新”,这应该属于“强”吧?
2、我看过您所有的在“天下”和您部落格的文章。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要全面回归到政治反映社会还差那么一点点......”;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从事实出发,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确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但是薄事件之后,也就是现在您却倾向于“庸人政治”,很冒昧的问一下,什么原因让您的观点有了改变?如有得罪,敬请海涵!
3、您文章最后部分列举了大陆一些好的方面,其中有一段您说贪污腐败的人也是痛恨腐败的(这一点我同意,我所遇到的官员几乎都在骂腐败),只不过“大气候”不对,所以他们就挡不住诱惑而贪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理解错了的话请您原谅啊!),那谁来改变大气候?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光民众喊的山响,能改变大气候吗?
暂时就这三个问题吧,还在琢磨中,如有不明白的地方,俺会继续向您请教,您别嫌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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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兄写的真好,敬佩敬佩!
在惩治腐败问题上,和佟掌柜一样,我也是谨慎乐观的。其实相比较而言,惩治腐败还真不是中共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或者说最根本的问题。
按照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说法: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是无法避免腐败的,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说,一定程度的腐化是通向现代化的润滑剂(中国的贪官都是很忙也很有能力的啊!腐化的成本其实就是体制外的政治参与成本),但过度的腐化却对社会毫无帮助。
如果整个社会的经济形势好,大家都有钱赚,腐化成本相对比较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但如果经济走低,赚钱不易了,腐化成本的容忍度就会降低,暴力积蓄程度就会加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腐化的容忍度会进一步降低,而中共着手打击的力度也会进一步增强,可以减缓社会不满,但不可能根治。
在官僚体系中,约往高层腐化的程度越大;而在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却是越往底层腐化的程度越大(官员没有政治前途,缺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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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说这些话题了,但看了卜算子兄的宏文后忍不住又想说,那我就说一下我为什么对反腐有信心吧。
中央
中央对于腐败的情况十分了解的,这一点从很多领导人讲话即可看出,比如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以及习近平今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等等,他们对于腐败会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清楚的,也是他们反复强调的。现在虽然每年都会揪出一批包括省部级领导在内的贪官,时不时也颁布一些新的法规,但老百姓对反腐效果还是无感居多。如何反腐,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希望能像重庆一样大刀阔斧,还有一些人希望能和缓进行,不要急于求成搞运动,大规模的运动将会使社会动荡(这个观点貌似也有道理)。在今后的反腐中中央到底会怎么做,目前不得而知,但18大之前应该还是以稳为主。虽然这样,今年我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首先是中纪委(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中共中央的检察监督机关,具有党风、党纪和反腐职能,实行书记负责制) 书记贺国强4月23日在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上要求 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10个方面腐败问题(http://news.sina.com.cn/o/2012-04-24/034524318701.shtml),在我的记忆中,我还没有看到过如此具体的针对老百姓身边的腐败作指示,而且这10条也确实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最关注的腐败内容。中共的做事方式是,既然有这样的细则出来了,那么对下面就会有反腐成果要求,也就是说会是考核内容。基层官员是老百姓最容易接触到的,加大基层反腐对改变中共形象大有裨益。也许会有人说:光基层反腐有什么用?中高层反腐一样重要。这一点,用卜算子兄的话说就是:我們固然可以假設政黨、官員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施政,然若缺乏正當性,則自身利益必然是保不住的。因此,他們必須十分聰明而敏銳地在「逐利」與「得民心」之中保持平衡。为什么大陆这些年虽然腐败严重,但经济却是高速增长,国际地位却越来越高?我想这就是答案之一(当然,我不是说腐败是好的,如果没有腐败,我们的经济增长会更快。如果达到腐败危机,则会发生社会动乱)。如果你违背民意,那么最终你将什么也得不到,就算为了自身利益,也必须反腐。这样就不仅仅只能是基层反腐了,而必须是全党反腐。
再来看重庆,张德江是副总理,张德江的行为可以代表中央意志吧?他去重庆后并没有放松打黑。4月24日,重庆公安局开了个会,会议主旨是:保持打击力度不减弱 不断提高群众安全感(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4/27/c_123044526.htm)。我之前为重庆模式写贴,就是担心重庆打黑被放弃,结果是不但没有,而且还要保持打击力度不减弱,中共没有做“人亡政息”的事情,这还不能说明反腐决心吗?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一些人拿重庆债务说事,想说明重庆的经济是不好的,看一下重庆市市长黃奇帆5月4日在重庆金融会议的讲话吧,黃奇帆说:重庆负债率为中国最低省市之一(http://news.xinhua08.com/a/20120505/950925.shtml),此时此刻,黃奇帆不敢撒谎吧?以上说明中央是认可重庆经济的。
还有一个亮点也值得关注。2月19日,贺国强在17届中纪委7次全会上的报告中说: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说白了,就是发动群众反腐,虽然以前网络反腐也发挥了不小作用,但是中纪委的公报明确地说要发挥互联网反腐作用这在我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当要发动群众反腐的时候,还不能说明反腐决心吗?
民众
中共有个传统,每年“两会”之前都会对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我记忆中从09年开始反腐败就成了每年最关心的事情。民众不但关心反腐败,参与程度也很高,通过网络或者其他方式举报掀翻了不少贪官。对中央部委的预算、特别是对“三公经费”也是非常关注的,在这样的压力下,迫使中央部委公布的预算内容一年年在进步。
最近几年,民众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很高(现在官员财产只是内部申报,没有向大众公示),在民意的压力下,中纪委从前两年的“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不成熟”,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再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后来中纪委明确表示“已经着手起草建议稿”。我相信,这个“阳光法案”迟早会推出,而且为时不会太远,那将是反腐利器。
正如卜算子兄所说:“我們每個人,都有為改革出力的機會。與其寄望於少數的領導人,無寧更該從要求自己身邊的事情做起。「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篇)我們自己的力量,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一些”。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老百姓来说,绝大多数人不希望推翻共产党,因为没有人希望国家动乱。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包括有中国心的海外华人)的期盼和使命。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目前是这一百年来最接近目标的时刻。不管是支持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国更好,我想这是所有正常中国人的共识,当然也包括“天下”的网友。而在所能预见的日子里,这个使命还是只能由中共与所有中国人共同来完成。
ps,不好意思,看了卜算子兄的文章有些感想就码了出来。有些语无伦次,见谅!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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