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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民主選舉可以讓我們看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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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民主選舉可以讓我們看到什麼?

        台灣2012的大選落幕了。據說大陸網站全面開放了有關台灣選舉的訊息,引起許多人關注,並且有不少人表達了羨慕之情。

全民普選的民主制(西式民主,以下所提到的「民主制度」,即指此而言。)確有它的好處,但它也造成了政治社會制度上的整性改變,帶出了新的問題。如果我們只看到它對現有的個別問題有如何如何的好處,而忽略了這個整體性的變化可能帶來的後遺症,不免是「見樹不見林」。不過,既然大家對這次台灣的大選很有興趣,本文也就以此為引子,談一談民主制度對台灣的「林」造成了什麼影響,並由此探討中國政治的改革之道。

選戰的「政見」水平非常低

        這次選舉,內容十分平淡,乏善可陳。這不只是由雙英的性格所決定的,而是台灣已走到一個「無論述」的時代。看三個候選人的辯論便可明白,除了圍繞九二共識的爭議,幾乎沒有關於重大政策的辯論(「三一一」後,核能政策熱鬧了一陣子;「國光石化」後,產業政策也熱鬧一陣;但選舉竟然都不談),更不用說關於「國家未來的方向」這樣的大題目了。(而即便是「九二」的爭議,若非後來企業家出來相挺,也不會形成吸引人的焦點。)沒有論述、沒有宏圖遠略,政策貧乏,甚至看不到任何有深度的選戰策略。

        本來,宋楚瑜的參選,令人有一點希望;我曾在天下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唯有提出新的論述,宋的參選才意義。(http://blog.udn.com/alpha1960/5581760)然而,原本企望可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述(如宋所謂的「台灣價值」),卻是石沈大海,渺無蹤跡。而宋的選戰策略,因之也毫無特殊之處。

        沒有論述,代表沒中心思想,因之也沒有政策、沒有方針,沒有方向感。沒有方向感,就沒有清楚的問題意識,那麼,遇到問題,就只能因循、只能瞎抓、只能短視近利;其反反覆覆,便在意料之中。揆諸台灣政治的現實,不論那一黨執政,似乎也都是這樣。

        嚴格說起來,台灣曾經是有論述的。早期就是「反共復國」為代表,但這論述無法化作選票,在「台灣優先」之前,就棄甲而逃了。「台灣優先」,其實就是「台獨」的包裝。喊了二十多年之後,因為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加之台獨者的行為不端,(正因其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甚至沒有下手處,所以喊此口號者,不碰實務還可以當個「理想主義者」,一碰實務就不得不成為騙子。既成為騙子,還有正心修身的必要嗎?此即台獨人士一旦掌權,便無法抵擋貪腐的深層原因。)此一論述已成強弩之末了。然而,為什麼沒有新的論述誕生?

        還記得2004二顆子彈之後,藍軍痛定思痛,認為今後當有新的論述,否則只能被民進黨牽著鼻子走,只有挨打的分。然而,八年過去了,我們仍然沒有看到任何有意義的新論述;馬英九與其說是用「不統不獨不武」打贏了四年前的選戰,無寧說是利用阿扁的貪腐打勝的;而四年之後,這個毫無正面內容,全沒有實質意義與積極性的「不統不獨不武」,卻儼然有了「論述」的光環,並且貌似還真的有它的作用。(請看馬英九在辯論中,以此逼問蔡英文,是多麼的得意洋洋。)這是怎麼回事? 

「選舉」其實就是一場行銷大戰

仔細觀察台灣此次選舉,將會發現,除了「三隻小豬」、「平安符」、「柿子一斤幾塊」等吵得震天軋響之外,真的看不到什麼政見的主軸。什麼「十年政綱」、「黃金十年」等,各種「白皮書」照例滿天飛,但還有誰把它當回事?選舉當然免不了花招,但是只有花招而沒有實質,沒有主軸,無怪乎「不統不獨不武」那毫無開創性的東西,也儼然像是新的論述,在一片昏黑之中,熒熒燭光也就宛如熊熊火炬了。

那麼,台灣真正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台灣的前途在哪裡?真正的議題就在重重的行銷包裝中消失了。所有腦筋清楚的人都知道,台灣的未來,只有與大陸合作,才有真正的前途。不論是出自文化意識的理性要求,還是出於功利意圖的利害判斷,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唯獨在情感上,許多人不能接受。然而,不幸的是,所謂「選舉」,其實質就是一場訴諸情感的行銷大戰。愛看台灣政論節目的朋友,一定會經常看到一個畫面,就是每當討論到問題的重點時,就會有人說:「…問題是,你跟選民說這些沒有用,…太複雜…,選民聽不懂…。」台灣名嘴趙少康就曾說:「選民就跟顧客一樣,他不買什麼,一定是理性的,有一堆理由。但他要買什麼,則是感性的,隨便編個理由就行。」一場感情動員的行銷大戰,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令人「傷感情」的論述呢?

        於是,雖然明眼人都知道台灣需要的新論述是什麼,但問題是,沒有人敢提出來;敢提出來的一定不是政客,且必定遭到政客與媒體的冷處理。很簡單,因為他們令人不快,他們沒有票房。(媒體與政客利害一致,都要票房。)

政治人物的內心有宏圖遠略嗎?

        為了選票,政治人物不得不講媚俗的語言,玩淺薄的遊戲,辦幼稚的活動。不耐這種情況的人,往往會自我安慰:政客們為了選票,不能講「真心話」;但他們都是高知識份子,他們心中應該另有「真正的想法」,另有一個祕而不宣的「宏圖遠略」。是這樣嗎?答案很很可是:並沒有。他們確實有一些「祕而不宣」的謀略計算,但並沒有真正的關於治國的「宏圖遠略」。

為什麼沒有?最主要的原因是:「選舉永遠沒完沒了」。於是,當選之後,首要之務是贏得下次選舉。因此,所有施政的考慮,也都是為下次選舉。李登輝就深切體認這一點,所以他非常露骨的說:選贏最重要,輸了政權就什麼都沒有。而選戰一個接一個,你能期望政客有什麼選舉語言之外的治國遠見?就算有,在選舉的壓力下,也難以經由公開討論而形成合邏輯的完整論述。因為,要吸引群眾、討好群眾,不是一時的,而是永遠的;所以「深入的討論」與「構造完整的邏輯」等等,就因為離群眾太遠,顯得全沒有必要。

尤其在台灣,每一次選戰都像在搞「生死存亡」之戰;徹底的情緒動員,加重了「輸不起」的壓力。在此情況下,要求一個政客具有歷史使命感,要求他的思維擺脫選舉的勝負,要求他不媚俗,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政治不隨選舉而淺薄化、幼稚化,那也幾乎是不可得了。

        2000國民黨選敗後,有一種十分務實的主張,那就是:既然我們「愛台灣」比不過民進黨,那我們就「跟」;民進黨主張什麼我們就主張什麼,他拿九十分,我們沒有八十也有七十。但兩岸政策民進黨就無法跟我們,我們在兩岸政策上拿九十分,民進黨一半也拿不到;加起來,我們就贏了。

        諸位看官會不會覺得很可笑?這能算是政策嗎?能算是策略嗎?細究起來,這裡面有多少的矛盾與扞格?但誰管?誰在乎?選舉達人趙少康、陳文茜都這麼主張,而馬英九,顯然就是這麼做了。於是我們發現,民進黨一切「愛台灣」的主張,馬英九都跟,而再加上一個「兩岸和平」。而且,十分神奇的是,從這次選舉結果來看,這樣的「政策」(如果還能算是政策的話)居然是靈驗的。

政治淺薄化是選舉的必然結果?

        綜合以上所說,我們很難否認,全民普選,造成了政治趨於「淺薄化」現象。

        請注意,「淺薄化」的不僅是選舉,而是整體的政治文化。過去台灣引以為傲的經濟發展,從李登輝時代起,就不再有任何具實質意義的規畫了。什麼「亞太營運中心」、「兩兆雙星」、「生技產業」等,全成了鏡花水月;就連重要的社會政策,如「全民健保」、「老人年金」、「老農津貼」、「十二年國教」等,全是因應選舉的急就章,(各種「加碼」大戰層出不窮,最近在「老農津貼」上,不是又上演了一回嗎?宋楚瑜更把國教加碼到十五年,豈不是亂開選舉支票?又,有人以為台灣的全民健保很成功,但那只是一個片面,且看楊志良如何為「二代健保」焦頭爛額,看台灣各大醫院如何招不到內、外、婦科的住院醫師,其「成功」很可能只是一種「竭澤而漁」的假象。)各種「選後兌現」的「喊價」、「加碼」,使任何人勝選也不能免除財政困窘;亂開社福支票亂用錢,以致經建、教育都受影響。問題很明顯,政客都知道,但誰也改不了,因為要勝選啊!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民主選舉固然有助於建立一個保障個人自由的社會,但其付出的代價也不可小覷。如眾所周知的,選舉表面上講政見講人品講能力,實際上就是一場行銷大戰,所賴的無非「金脈」與「人脈」(後者尤為東方社會所重),於是這就埋下了「政商勾結」與「角頭政治」的巨大陰影。這些問題討論者已非常多,本文不打算全面細論,我們只把問題集中在「淺薄化」這一點上。

        我們關心的是,這種「政治淺薄化」,究竟是台灣特有的現象,還是民主選舉所必然帶出來的問題?如果中國大陸不可避免的也要走向民主的道路,那麼「淺薄化」的現象可以避免嗎?此一現象又會造成什麼後果?

        我個人的看法是:「淺薄化」的根源在於「選舉」這種政治結構。當然,台灣因為「國家認同」的畸型現象而使選舉有高度的緊張性,「情緒動員」無限上綱,使此一問題更加明顯與惡化;但這現象的本質卻不是台灣所獨有,而是在民主體制之下一定會出現的。

        一旦出現了此一現象,政治受「流俗」所牽制,「簡單多數決」形成的「民粹」,對國家邁向高遠的目標,自然是不利的。

        當然,一定有人會反駁,指出歐美等民主先進國,實行民主普選有很長的歷史,(事實上並沒有,美國開放婦女投票未滿百年,黑人投票的歷史就更短了。)至今仍是世界的領袖,並沒有看到發展放慢或國家大政見識短淺的問題。

民主的「先進國」與「後進國」,有本質性的區別

        對此,我必須說,這是民主「先進國」與「後進國」有著本質區別的問題。在歐美,政治的「民主化」與其他種種的「現代化」,基本上都是內發的,也就是社會自身發展演變下的產物。在社會發展的要求下,政治體制作了相適應的調整。基本上,政治是社會進步的反應,它的功能主要在於協調各種社會力量,適當反應整個社會的意願,而非領導社會前進。

        但對於民主的「後進國」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以中國來說,「民主」的出現完全是西方帶進來的。由於西方「現代化」的先進性,擊敗了中國自身的傳統;種種「西風東漸」使中國社會瀕臨解體崩潰,於是中國不得不「師夷之長」,以政治力量來改造自家社會,(包括政治文化自身)。換言之,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之政治,其實負擔一個「改造社會」的使命。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來領導社會、改造社會、重整社會,則中國社會要嘛陷入長期的混亂失序,要嘛成為西方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隨之中國文化也將無所附麗而最終消亡。

        坦白說,今日之世界上雖然有二百多個國家,其中大多數為「民主後進國」;他們雖然在形式上擺脫了殖民,甚且具備了民主選舉的政治制度,但在文化的實質上,卻仍無法擺脫作為殖民宗主國的附庸地位;就不要說種種的社會政經制度了,就連代表文化最基本的語言文字,都是其殖民宗主國所留下的。(或至少留有大量的印記。)文化徹底被摧毀,寧不哀哉!

        自清末起,中國學者政治家們,對這一點其實看得很清楚。康梁保皇,但聲言「保大清所以保中國,保中國所以保文化」,充分說明要以政治的力量來保住社會、保住文化。孫中山革命成功後,盱衡中國實情,於是有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期的劃分;「軍政訓政」,就是改造民眾、改造社會的意思。雖然此一主張倍受政治學者與自由主義者們的嘲諷抨擊,但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的實踐者而非空談理想者,畢竟有其「不得不然」的深切體會。共產黨宣揚「無產階級專政」,但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卻多學者出身,是傳統下的「士大夫」階級,有幾個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這同樣說明了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風潮也是以政治力來改造社會,而非社會發展下的自然產物。

        政治原本應是各種社會力量的綜合與集體價值觀的反應,不止西方的「先進國」如此,傳統的中國也是如此。在社會並未遇到外來挑戰的時候,政治所代表的「決定集體方向」與「資源分配」這兩大功能,在實質上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消長變化的反應。但當社會整體受到了外來者的侵入與挑戰,當社會的變化與問題不是自發的,而是因為受到外力橫加介入而產生的時候,社會與政治的本末因果關係便發生逆轉,政治必須取代社會對「入侵者」作出回應,政治決定了社會的發展方向。

        在十九世紀歐美列強橫掃全世界的時候,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廣土眾民的文化古國,終於在驚濤駭浪中挺了過來。基本上,這一百多年來,這都是靠「政治力」強力領導、干預社會,一步步、一項項的進行改造的結果。這是一個人為的、長期的、而又極為龐大的「社會大轉型」工程,其中當然也有許多人為的錯誤而走了冤枉路,但不論如何,在「政治力」的帶領下,中國社會畢竟走了過來。從某種角度看,「政治領導社會」的格局,其最後一步,就在於還原為「政治反應社會」的正常形態。但問題是,目前真的是一個恰當的時機點嗎?如果是,那麼這「轉型」的最後一步該怎麼走?這既是「政治力」強力領導社會的最後一步,也是「政治力」自我消解,將社會發展的主導權交還給社會自身的一步;二者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在相互拉扯之間,其輕重權衡當如何按排

中國必須成為世界一等強國,中國文化才能為全人類作出真正的貢獻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要全面回歸到「政治反應社會」的形態,還差一點。差哪一點?就在於中國應當先集中力量,以成為世界的第一等強國。中國要成為世界的第一等強國,當然首先獲益的就是十三億中國人(包括台灣人)。獲得那些益處?隨便舉一點:若中國成為強國,則我們的年輕人,就不必個個都受到「學英語」的壓迫;我們對「學英語」的態度,就可以一如現在美國人對於「學外語」一般地輕鬆自在。這當然大大減輕了年輕人(乃至所有人)的負擔,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釋放更多的社會活力,使大家有更多的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長,活得更為自信與自在。

然而,中國要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的重要意義,遠遠不是為了中國人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人類全體的重大益處。因為唯有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中國文化才有可能重新被世人(包括許多中國人)看見,而使世界真正的邁入「多元互動」的格局,激發人類更廣大的創造力;而非如現在這般受限於西方一元獨大的單一價值觀。

        正如康梁「保文化」的洞見,中國文化不僅是世界上唯一悠久的古文明,更是世界上少數真正產生偉大哲學思想的高等文化。有別於西方唯力是尚、重視競爭、追求進步的直線邏輯史觀,以及主客二分的客觀化思考形態,還有因此(「此」是指「主客二分」)而必須建立的一神信仰以解決人類精神歸宿問題的宗教形態,以及與此信仰相適應的個人主義精神,和由個人主義發展而出的民主法治社會等等這一大套的價值取向;中國文化精神所呈現出來的卻是主張和平的、追求圓融的辯證史觀,心物涵融一體而以主體體驗為主的思考形態(超越精神勝過概念的普遍化),因此而發展為超越自我、物我合一(人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歸宿,並產生與此相適應,重視人情溫暖,以家族親情為價值基礎(所為「孝悌」),以「萬世太平」(俗化為子孫萬代之幸福)為終極關懷,以倫理教化(道德秩序)為政治蘄向的社會形態。總之,中國數千年文化,確實發展了一個深廣精微的內在精神世界,發展了一個「即物成物」、「隨遇而安」深具「中庸性格」(相對於一味追求變化或抗拒變化而言)的生活世界;此一世界在近世之物質主義強勢主導之下,其價值、其對人類文明之貢獻、其可有之優美生活形態與簡約生活風格等極為可貴的精神財富,都被掩蓋甚至被湮滅了。唯有中國富強,重拾中國人之自信心,中國文化的勝處才可能被展現,被重新詮釋,得到新的發展,生發出與現代物質文明相適應的形態,進而成為影響今後文明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而真正的加惠於全人類。

        以上所說,乍看之下,好像只是「作文章」的大話,但事實上絕非空言,句句都經的起質問與檢驗。當然限於主題,我們不可能在這裡作充分的說明,只能作一種結論式的簡要表達。

中國必須成為一等強國,才能真正創造性地完成社會轉型

        基於以上的認識,中國之發展,若因民主選舉而帶來「淺薄化」的情況,則中國邁向一等強國的道路很可能再度中輟。而「一等強國」的重要性,除上所說外,若純就對中國自身而言,就在於摒除外力的干預,使中國社會的變化發展是由內生的力量來完成。這是正常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是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是從「後進國」翻身而成為「先進國」的唯一可能。(為什麼中國的民主改革一定要由內生力量來完成?我有一篇討論民主改革與外來勢力關係的文章,請參看:http://blog.udn.com/alpha1960/1860489 

其實「先進」與「後進」的判別標準,本不在於「民主投票」或實施民主的時間早晚,而在於此一「民主」制度是內生的還是外加的。如係外加,則必與其原本社會有扞格難通之處。這在他國問題猶小,因為其他國家(如亞非拉諸國),其文化之完整性與究極性本來就比較淺,或本就屬於西方之旁支,故面對西方而採「盡棄其固有而從之」,對自己的傷害並不甚大。但中國不同,作為西方之外的文化大國,如果作為文化之重要因素的政治制度是外加的而非內生的,則引起的矛盾衝突,很可能導致所引進之制度「逾淮為枳」而錯亂失敗,使自己身陷於「落後」之自卑,而淪為永遠的「後進國」。所以說,所謂的「後進國」欲翻身而為「先進國」,不在於採用先進國的模式,而在於內生地創造出適合自己的民主模式,以完成自身社會之大轉型。

        讓我們設想一種極端的情況,即:中國全盤接受外力的指導,甚至把國家委託給外國人經營,全體國民絕對服從,讓中國成為一個與歐美先進國無異的一個國家,並且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都是世界一等強國,然後外國人功成身退,再把政權還給中國人。果如此,中國是否就真的成為一等強國了?中國的歷史轉型是否就算完成?中國文化的復興是否就迎來了新的時代?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樣,中國不過取得了「強國」的形貌,而在文化的實質上仍是西方的附庸,沒有自主發展的方向與創造力,仍然是一「後進國」的身份。(那怕只「後」那麼一點點。)

        全世界的民主後進國,至今無翻身而成為先進國之例。即如日本,仍只取得了「先進國」的外貌而已。(日本的問題比中國更大,乃在於日本文化本後缺乏原創性的高端的、究極的哲學。若日本人不能覺醒而回歸東方文化,則永遠只能是西方之附庸,造成日本民族的隱痛。此點孫中山亦看得十分明白。)中國是全世界唯一的希望。中國之成功,非僅是中國人之福祉,更有助於全人類文化的正面發展。在全球暖化與資本主義末路日趨嚴重之今日,中國文化復興之意義尤其事關重大。

       

「民主」在中國(台灣)所遭遇的問題

        為什麼說「西式民主」會使中國崛起的道路中輟?姑且不談理論而談實際,中國若貿然採取西式民主,則產生的問題恐怕不但不會小於台灣。有人以為台灣政治之亂象,是因為國家認同之畸型,造成兩黨如同水火不容的兩國,才會出現前文所說的各種怪象。中國大陸無此問題,則不必步入台灣之後塵。還政於民,則一如歐美等民主成熟國家,社會因解除限制而蓬勃發展,活潑多元,則必能反應為政治上之進步。

        如此設想,顯然太過一廂情願。不要忘了台灣因為「228」,可以在四十年之後令政治紛擾二十年;那麼,大陸自49年至78年,有多少的冤假錯案與政策失誤?如一旦全面普選,左右兩派攻防清算,則紛擾何止二十年?更何況任何國家在選舉初期,必然因為制度的不完備而造成舞弊、賄選等各種亂象;以大陸社會結構之複雜,路線爭鬥之分歧,此等亂象豈能不被擴大?加之若干西方勢力扼制中國的心態,見縫插針趁勢挑撥,則「選舉」到底是緩解了社會矛盾?還是擴大甚至是製造了社會矛盾?也就不難思過半矣。

        平情而論,西式民主選舉的政治制度,的確可以更好的保障個人自由,免於個人受到政治迫害。但對於防止貪腐、提高行政效率、社會資源分配合理、公平的司法審理、降低貧富差距…等等,民主選舉是否真的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靈藥?從民主「後進國」的發展事實來看,顯然與某些人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就以台灣為例,如非瑞士來的一封信,台灣是否有能力自行揭發陳水扁的弊案,其實還是深可懷疑的。

        坦白說,台灣民主運作的本身,在民主後進國之中,算是相當成功的,即便出現「二顆子彈」之奇案,也沒有造成社會的動亂。(請對比近日之俄羅斯選舉舞弊所造成的騷亂。)就某一角度說,這不能不歸功於台灣在解嚴之前的四十年選舉投票的經驗。其間經過大大小小的舞弊賄選(如中壢事件),終於使台灣在實務技術方面做到了公開、公平而且具公信力。(如全球獨一無二的半透明投票櫃。)但台灣的選舉政治文化卻仍然是如此淺薄,除了前述的原因外,我們還可以從觀察台灣民主動力的角度,進一步探索台灣民主的深層問題,並藉以印證前述「政治是社會之反應」的說法。

台灣「民主化」之動力來源

        台灣民主發展之動力,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在於台灣的「省籍問題」。所謂「省籍問題」,是指在1949年後的四十年內,握有台灣政治資源並佔據政府上層者,一直是居於少數的外省人;他們與佔多數的本省人,在語言與生活習慣上,多多少少有些差異,但最為關鍵的是,由於歷史經驗的不同,使他們在政治性的情感與集體方向(國家目標)上有明顯的不同。雖然外省人並沒有故意打壓本省人,但政經權力上層長期都是由為外省人所佔據卻是個事實;而又因為歷史經驗的不同,使本省人要認同外省人的政治目標有一定的困難,連帶影響了他們向上層流動的機會。作為台灣「多數」的本省人,自然會想要找回他們應有的地位與權力。該怎麼進行呢?「民主」自然成為最好的工具,因為本省人佔人口的絕對多數;更何況「民主」也是外省統治者所標榜的。

        坦白說,在兩蔣的統治下,尤其到了蔣經國時代,台灣在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方發展還是相當好的,並沒有階級對立或嚴重的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所以早期由外省人領導的民主運動(雷震等人),因為沒有群眾基礎而失敗了;然而本省人帶頭的民主運動卻能蓬勃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具有「省籍問題」這個廣大的群眾基礎。到了90年代後,「省籍問題」可說成功地促進了台灣的政治民主。(李登輝操弄省籍意識的事蹟斑斑可考,就不再贅述。)但也從這個時候起,「省籍因素」因時間的自然延長而逐漸消退了,而台灣對「民主」的理解與追求似乎也就逐漸停滯了。當年自由主義學者們在媒體上對民主的熱情闡述與研討,不復見於今日。這反應在選舉上,就是我們看不見真正的路線之爭、理念之爭;台灣的政黨無法以左與右、自由與保守來區分,甚至無法以「統獨」來區分,而是以派系為主。所有的政爭皆淪為口水戰,選戰不是走從前「省籍動員」的老路(雖然不及過去靈光,但尚有餘熱),就是「搏感情」,透過人脈(情感關係)與派系(黑金隱藏其中)來動員。

        這種「台灣特色」的現象該當如何解釋呢?如果我們明白「民主」在台灣的發展動力,就不難明白,「民主」是一種本省人向外省政權奪權的工具(此敘述並無貶義),它並沒有社會內生的「權利意識」覺醒的過程,所以它的社會基礎是情緒性的,並不穩固;因而「情緒動員」或「賄選」都顯得特別容易。我以為,台灣雖然是個相當現代化的社會,但仍然缺乏西方「個人主義」的傳統,所以我們的「民主」,僅能得西方之外貌,卻無西方式的社會以為支撐。事實上,台灣在這十來年,已快速的向「個人主義」移動了,比如為爭取個人權力而興訟、而糾集同志,而上街的情況增多,按一定規格進行的社會關係增多,以人情為主不拘形式的人際關係減少,……等等,都是例證。歪打正著的「民主化」,確實產生了加速催生了台灣民眾自我權利意識的作用;雖然如此,但整體社會的底子畢竟還是東方式的,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所以也難以產生西式政黨運作的模式。

探尋合於現實的「公共參與」之道

        此處,不免引人有深層的思考:我們應當為了民主,而將社會徹底轉型為西方式的呢?或仍應保有東方的傳統精神,而構思如消化改造民主運作的形式?台灣太小,一般人唯西方馬首是瞻,既無復興中國文化之擔當,亦無「世界強國」之理想,故在他們的心中不會有此問題。在他們眼裡,「東方文化」是貶義的(或至少不是不能西方相提並論的),於是「西式民主」脫離了西方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成為絕對的標準(所謂「普世價值」),只敢期望將台灣社會改造成合於西方的標準,而不敢(也沒有能力)以東方傳統為主體,來反省西式民主的相對價值與局限性,更不用說吸納民主的精神(即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部分)而開創自己的模式,進而成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極」而有益於全人類。

        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樣的「台灣經驗」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參照體系。台灣民主的動力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因素,並非如某些台灣人所宣傳的純粹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台灣因民主而引起的「算歷史舊帳」問題,在大陸一樣存在而且更為尖銳。台灣在走西式民主之路上所遇到的限制,大陸基於同樣的文化背景,一樣會遇到,再加上地域遼闊,人口結構複雜,問題只會更嚴重。而台灣因缺乏的歷史使命感而可以視為無物的問題,卻是大陸不應丟掉或即使丟掉也該找回來的。

        當然,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並非都是負面教材,我們應該注意到「民主」帶來的寬鬆氣氛對台灣社會的正面影響。雖然幾個足以標記台灣重要社會運動的社團都成立在解嚴之前(如「慈濟功德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世基金會」、「嘉邑行善團」(又稱「何明德行善團」,其創辦人曾獲麥格塞塞將)等等),但解嚴之後各類宗教、公益性的社團更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代表一種正向的社會力量得以集結,反應社會自助自律的強大能量,不容小覷。從這個角度觀察台灣,與從政治與媒體方面看台灣,得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印象。是亂七八糟的政治解放了社會活力?還是不甚適當「上層建築」壓制民間活力的向上發展?此顯然不會有簡單的答案,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

總之,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大陸步入現代社會已是不爭的事實。於是,民主所代表的「公共參與」精神是不能避免的。問題在,我們應當建立什麼樣的公共參與模式?從台灣的經驗裡,我們應該看到一些更根本的東西,而放棄尋找一個「簡單答案」的幻想。

從晚清到北洋、再到國民黨與共產黨,雖然殺伐激烈,但從某一角度看,這也是一場接力賽;不論要保皇要帝制還是要訓政要共產,基本上都是以政治凌駕社會來改造社會。改造的目的,便是抵禦外侮,俾使國強民富。今天,中國的政治需要改革,便是完成這一連串接力賽的最後一步。這最後一步便與前面的改朝換代有根本的不同,就在於它的目標不是換一套新的制度強加於社會之上,而是保護社會在不受外力干預的情況下,自行生發出適合於自己的政治形態。換言之,這「最後一步」的改革,其實也就是回到「政治」與「社會」正常關係的第一步。這其中,必然是各種社會力量(包括現在的政黨)與各種意識形態彼此角力抗爭的過程,也不免會出現進二退一的曲折現現象,但以現在社會各階層(包括政黨)之間犬牙交錯的複雜關係以及彼此之間人員的自由流轉,以社會資訊之公開與言說論辯之自由程度,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持續緩進的格局。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翻成文言,就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來就是社會發展的常態;以為有一個現成可用的答案,才是不了解歷史發展的誤會。所以,只要心態是開放的,我們對這「最後一步」政治改革實不必太過心急;與其想要套用某種模式而一步登天,不如多用力在具體的社會活動之中。「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篇)不斷的摸索與各種機緣的碰撞,一定可以找到最妥適的「公共參與」之道。

附記:由於本文過長,為便於讀者諸君掌握本文的主要論點,特作摘要如下:

一、台灣的民主選舉呈現出「淺薄化」的現象。

二、「淺薄化」並非表面的,一時的;而是根本的,長久的。寄望政治人物在「淺薄」的外衣下有為國家著想的深謀遠慮,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三、「淺薄化」的原因有屬於「選舉政治」本身的結構性因素,也有屬於台灣的特殊原因。前者因後者而變本加厲。

四、所謂「台灣本身的特殊原因」,在大陸一樣存在,且更嚴重。

五、「淺薄化」問題在民主先進國(歐美)較不嚴重,因為政治本來就反應社會自身的綜合實力。但在民主後進國,則會使其國力永遠無法趕上先進國。

六、其實「先進」與「後進」的判別標準,本不在於「民主投票」或實施民主的時間早晚,而在於此一「民主」制度是內生的還是外加的。如係外加,則必與其原本社會有扞格難通之處。故「後進國」欲翻身而為「先進國」,不在於採用先進國的模式,而在於內生地創造出適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必須是民主的而非其他的,乃在於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公共參與為必不可免。)

七、自晚清起,中國社會因外力入侵而瀕於解體,於是政治與社會的關係顛倒過來,政治必標榜某種意識形態,並呈現高度的權力集中以改造社會。

八、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中國百餘年來的極權,其意義就在於保住中國社會免於支解崩潰;而保中國之目的,在於保文化。倘若中國不能成為世界強國(先進國),則中國文化無從發揚光大,西方文化一元獨大,世界將失去雙元互濟之可能。此乃全人類之損失。

九、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則必須抵抗外力以使民主制度成為內生的(創造性的)而非蹈襲的。而在社會強大到足以抗衡外力之前,政府適度的極權以抗衡外力成為必要;然極權之目的乃在保有社會之開放,而徹底開放則就不能排除被外力襲捲而去之可能(畢竟外力在此時仍屬先進)。故此即構成政治之兩難。因此,中國之政治勢必不能只有單一方向一貫到底,而必須是在交互進退之中緩緩向前。

十、台灣經驗表明,民主在台灣,基本上是作為奪權的工具(非貶義),而非社會內生之目的。以台灣並無西方之社會文化背景(個人主義、階級傳統等),故政黨政治僅具皮毛,與西方之政治運作大異其趣。

十一、        台灣應該開發合於自身文化的民主制度。可惜台灣太小,缺乏自信,沒有做世界大國強國與宏揚中國文化的遠大目標,故人人視西式民主為「普世價值」,而無人敢質疑西方民主制度之相對性與局限性。

十二、        然台灣社會之現代性,確實有很大的公共參與的需要與熱情。而襲取西方的民主制度,亦為此打開自由之大門,顯現了台灣社會的活力。然另一方面,媒體與政客,也因西式民主而充滿「逢君之惡」(「君」乃指全體人民)的輕浮乃至下流,此造成台灣社會的混亂圖象。

十三、        台灣經驗當可為全中國之借鏡。我們在肯定「民主」(公共參與)的同時,當摒棄找一現成模式的簡單想法,而應回到中國社會之現實與歷史脈絡中去探索。所謂「摸著石頭過河」,非無可奈何,而根本就是「發展」的常態。(請看英國的不成文憲法。)中國的改革當從社會內部去凝聚它的動力,而非再為單一目的而人為的設想全面性的制度變革。百餘年改革的「最後一步」,其實也就是回到「政治」與「社會」正常關係的起步。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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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開始的命題假定就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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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軍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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驀然回首 (演員治國一場戲)
我愛夏天
hullo

你的回覆一開始就自相矛盾,

就你所言,南韓和台灣同樣都屬於所謂的 " 後進國家 " ,而台灣還一度號稱領先南韓。但為何同樣都是 " 民主化 " 之後,南韓的經濟還能夠持續發展,而台灣的經濟卻停滯不前 ?

可見得所謂 " 民主化 " 的成功與否,是受很多內部和外部的結構性因素所影響的。

日韓等國內部結構穩固,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應對外部因素,民主化較為成功。

台灣的內部結構較日韓脆弱,但尚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應對外部因素,民主化在不上不下之間。

大陸的內部結構最為脆弱和不穩,整個體系非常之大而且發展不均,所面臨的外部環境也非常險惡,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調整體系和轉型,是非常令人懷疑的。

體系大和發展不均的最大缺點,就是當上層結構進行調整時,無法與下層結構進行連結而互為表裡,這樣的民主化是沒有意義的。就好比辛亥革命後的短暫共和政局,因上層的民主政治無法與下層有效連結,因此不能持久而終將失敗。後果就是回到袁氏專權、軍閥割據、蔣毛等人的威權獨裁體制直到今天。

民主化和後續的民主代議政治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和冒很大的風險。大陸在整個體系結構如此脆弱又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貿然進行全盤西式代議民主的嘗試是否為最正確的選擇 ? 我認為是值得再更深思熟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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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日韩,特别是日本的民主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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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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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下的论述看似有理,如何解释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
        我没有时间写长篇大论,我說三点:
1、沒有政治的進一步改革,中國根本就沒有辦法達到閣下所宣稱的一流強國,現在中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已經非常尖銳,既得利益集團對當前制度的維護已經成為革新最大的阻力;
2、台灣的民主當然不太成熟,確實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但我認為民主是需要交學費的,台灣的民主不管怎麼樣,比十年前更加成熟和和平,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民眾只有在投票並且體驗投票後果的情況下,才能學會如何理性投票;民眾是不可能在專制社會中學會理性投票的。你看到的弱點,我認為是民主化進程中的必要之惡,我們可以再制度上儘量加快民眾的學習過程,但是沒有完全避免的方法;
3、民主本來就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從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共產黨的馬列西方哲學,證明都不適合中國。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並沒有成熟的民主思想,寄希望于中國內生民主本來就說不通。中國在接受民主教育的時候并不需要排斥中國文化,也不需要硬把民主說成西方舶來品,民主本來就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基本訴求,他很自然的會變成中國文化中的一部份。中國文化是包容的,他能包容蚩尤、鮮卑、契丹,也能包容民主這個古代西方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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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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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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驀然回首 (演員治國一場戲)
CXZ18
大風

老兄文字更能启示未来。

自愧不如啊。

从卜算子兄的文章立意推导出来,是不是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东欧模式迅速解体,而中国模式可以延续?

大概是因为东欧模式是苏联坦克强加的,而中国革命过程中逐步排除了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影响。因此中国当前的体制,内生性就比较强。或者说,中国的体制,更多的是假马列之名,行中华之实?

请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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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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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湘玉
等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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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看见卜算子兄的新文章了,这篇看的真过瘾,学了不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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