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選舉可以讓我們看到什麼？

        台灣2012的大選落幕了。據說大陸網站全面開放了有關台灣選舉的訊息，引起許多人關注，並且有不少人表達了羨慕之情。

全民普選的民主制（西式民主，以下所提到的「民主制度」，即指此而言。）確有它的好處，但它也造成了政治社會制度上的整性改變，帶出了新的問題。如果我們只看到它對現有的個別問題有如何如何的好處，而忽略了這個整體性的變化可能帶來的後遺症，不免是「見樹不見林」。不過，既然大家對這次台灣的大選很有興趣，本文也就以此為引子，談一談民主制度對台灣的「林」造成了什麼影響，並由此探討中國政治的改革之道。

選戰的「政見」水平非常低

        這次選舉，內容十分平淡，乏善可陳。這不只是由雙英的性格所決定的，而是台灣已走到一個「無論述」的時代。看三個候選人的辯論便可明白，除了圍繞九二共識的爭議，幾乎沒有關於重大政策的辯論（「三一一」後，核能政策熱鬧了一陣子；「國光石化」後，產業政策也熱鬧一陣；但選舉竟然都不談），更不用說關於「國家未來的方向」這樣的大題目了。（而即便是「九二」的爭議，若非後來企業家出來相挺，也不會形成吸引人的焦點。）沒有論述、沒有宏圖遠略，政策貧乏，甚至看不到任何有深度的選戰策略。

        本來，宋楚瑜的參選，令人有一點希望；我曾在天下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唯有提出新的論述，宋的參選才意義。（http://blog.udn.com/alpha1960/5581760）然而，原本企望可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述（如宋所謂的「台灣價值」），卻是石沈大海，渺無蹤跡。而宋的選戰策略，因之也毫無特殊之處。

        沒有論述，代表沒中心思想，因之也沒有政策、沒有方針，沒有方向感。沒有方向感，就沒有清楚的問題意識，那麼，遇到問題，就只能因循、只能瞎抓、只能短視近利；其反反覆覆，便在意料之中。揆諸台灣政治的現實，不論那一黨執政，似乎也都是這樣。

        嚴格說起來，台灣曾經是有論述的。早期就是「反共復國」為代表，但這論述無法化作選票，在「台灣優先」之前，就棄甲而逃了。「台灣優先」，其實就是「台獨」的包裝。喊了二十多年之後，因為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加之台獨者的行為不端，（正因其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甚至沒有下手處，所以喊此口號者，不碰實務還可以當個「理想主義者」，一碰實務就不得不成為騙子。既成為騙子，還有正心修身的必要嗎？此即台獨人士一旦掌權，便無法抵擋貪腐的深層原因。）此一論述已成強弩之末了。然而，為什麼沒有新的論述誕生？

        還記得2004二顆子彈之後，藍軍痛定思痛，認為今後當有新的論述，否則只能被民進黨牽著鼻子走，只有挨打的分。然而，八年過去了，我們仍然沒有看到任何有意義的新論述；馬英九與其說是用「不統不獨不武」打贏了四年前的選戰，無寧說是利用阿扁的貪腐打勝的；而四年之後，這個毫無正面內容，全沒有實質意義與積極性的「不統不獨不武」，卻儼然有了「論述」的光環，並且貌似還真的有它的作用。（請看馬英九在辯論中，以此逼問蔡英文，是多麼的得意洋洋。）這是怎麼回事？ 

「選舉」其實就是一場行銷大戰

仔細觀察台灣此次選舉，將會發現，除了「三隻小豬」、「平安符」、「柿子一斤幾塊」等吵得震天軋響之外，真的看不到什麼政見的主軸。什麼「十年政綱」、「黃金十年」等，各種「白皮書」照例滿天飛，但還有誰把它當回事？選舉當然免不了花招，但是只有花招而沒有實質，沒有主軸，無怪乎「不統不獨不武」那毫無開創性的東西，也儼然像是新的論述，在一片昏黑之中，熒熒燭光也就宛如熊熊火炬了。

那麼，台灣真正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台灣的前途在哪裡？真正的議題就在重重的行銷包裝中消失了。所有腦筋清楚的人都知道，台灣的未來，只有與大陸合作，才有真正的前途。不論是出自文化意識的理性要求，還是出於功利意圖的利害判斷，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唯獨在情感上，許多人不能接受。然而，不幸的是，所謂「選舉」，其實質就是一場訴諸情感的行銷大戰。愛看台灣政論節目的朋友，一定會經常看到一個畫面，就是每當討論到問題的重點時，就會有人說：「…問題是，你跟選民說這些沒有用，…太複雜…，選民聽不懂…。」台灣名嘴趙少康就曾說：「選民就跟顧客一樣，他不買什麼，一定是理性的，有一堆理由。但他要買什麼，則是感性的，隨便編個理由就行。」一場感情動員的行銷大戰，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令人「傷感情」的論述呢？

        於是，雖然明眼人都知道台灣需要的新論述是什麼，但問題是，沒有人敢提出來；敢提出來的一定不是政客，且必定遭到政客與媒體的冷處理。很簡單，因為他們令人不快，他們沒有票房。（媒體與政客利害一致，都要票房。）

政治人物的內心有宏圖遠略嗎？

        為了選票，政治人物不得不講媚俗的語言，玩淺薄的遊戲，辦幼稚的活動。不耐這種情況的人，往往會自我安慰：政客們為了選票，不能講「真心話」；但他們都是高知識份子，他們心中應該另有「真正的想法」，另有一個祕而不宣的「宏圖遠略」。是這樣嗎？答案很很可是：並沒有。他們確實有一些「祕而不宣」的謀略計算，但並沒有真正的關於治國的「宏圖遠略」。

為什麼沒有？最主要的原因是：「選舉永遠沒完沒了」。於是，當選之後，首要之務是贏得下次選舉。因此，所有施政的考慮，也都是為下次選舉。李登輝就深切體認這一點，所以他非常露骨的說：選贏最重要，輸了政權就什麼都沒有。而選戰一個接一個，你能期望政客有什麼選舉語言之外的治國遠見？就算有，在選舉的壓力下，也難以經由公開討論而形成合邏輯的完整論述。因為，要吸引群眾、討好群眾，不是一時的，而是永遠的；所以「深入的討論」與「構造完整的邏輯」等等，就因為離群眾太遠，顯得全沒有必要。

尤其在台灣，每一次選戰都像在搞「生死存亡」之戰；徹底的情緒動員，加重了「輸不起」的壓力。在此情況下，要求一個政客具有歷史使命感，要求他的思維擺脫選舉的勝負，要求他不媚俗，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政治不隨選舉而淺薄化、幼稚化，那也幾乎是不可得了。

        2000國民黨選敗後，有一種十分務實的主張，那就是：既然我們「愛台灣」比不過民進黨，那我們就「跟」；民進黨主張什麼我們就主張什麼，他拿九十分，我們沒有八十也有七十。但兩岸政策民進黨就無法跟我們，我們在兩岸政策上拿九十分，民進黨一半也拿不到；加起來，我們就贏了。

        諸位看官會不會覺得很可笑？這能算是政策嗎？能算是策略嗎？細究起來，這裡面有多少的矛盾與扞格？但誰管？誰在乎？選舉達人趙少康、陳文茜都這麼主張，而馬英九，顯然就是這麼做了。於是我們發現，民進黨一切「愛台灣」的主張，馬英九都跟，而再加上一個「兩岸和平」。而且，十分神奇的是，從這次選舉結果來看，這樣的「政策」（如果還能算是政策的話）居然是靈驗的。

政治淺薄化是選舉的必然結果？

        綜合以上所說，我們很難否認，全民普選，造成了政治趨於「淺薄化」現象。

        請注意，「淺薄化」的不僅是選舉，而是整體的政治文化。過去台灣引以為傲的經濟發展，從李登輝時代起，就不再有任何具實質意義的規畫了。什麼「亞太營運中心」、「兩兆雙星」、「生技產業」等，全成了鏡花水月；就連重要的社會政策，如「全民健保」、「老人年金」、「老農津貼」、「十二年國教」等，全是因應選舉的急就章，（各種「加碼」大戰層出不窮，最近在「老農津貼」上，不是又上演了一回嗎？宋楚瑜更把國教加碼到十五年，豈不是亂開選舉支票？又，有人以為台灣的全民健保很成功，但那只是一個片面，且看楊志良如何為「二代健保」焦頭爛額，看台灣各大醫院如何招不到內、外、婦科的住院醫師，其「成功」很可能只是一種「竭澤而漁」的假象。）各種「選後兌現」的「喊價」、「加碼」，使任何人勝選也不能免除財政困窘；亂開社福支票亂用錢，以致經建、教育都受影響。問題很明顯，政客都知道，但誰也改不了，因為要勝選啊！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民主選舉固然有助於建立一個保障個人自由的社會，但其付出的代價也不可小覷。如眾所周知的，選舉表面上講政見講人品講能力，實際上就是一場行銷大戰，所賴的無非「金脈」與「人脈」（後者尤為東方社會所重），於是這就埋下了「政商勾結」與「角頭政治」的巨大陰影。這些問題討論者已非常多，本文不打算全面細論，我們只把問題集中在「淺薄化」這一點上。

        我們關心的是，這種「政治淺薄化」，究竟是台灣特有的現象，還是民主選舉所必然帶出來的問題？如果中國大陸不可避免的也要走向民主的道路，那麼「淺薄化」的現象可以避免嗎？此一現象又會造成什麼後果？

        我個人的看法是：「淺薄化」的根源在於「選舉」這種政治結構。當然，台灣因為「國家認同」的畸型現象而使選舉有高度的緊張性，「情緒動員」無限上綱，使此一問題更加明顯與惡化；但這現象的本質卻不是台灣所獨有，而是在民主體制之下一定會出現的。

        一旦出現了此一現象，政治受「流俗」所牽制，「簡單多數決」形成的「民粹」，對國家邁向高遠的目標，自然是不利的。

        當然，一定有人會反駁，指出歐美等民主先進國，實行民主普選有很長的歷史，（事實上並沒有，美國開放婦女投票未滿百年，黑人投票的歷史就更短了。）至今仍是世界的領袖，並沒有看到發展放慢或國家大政見識短淺的問題。

民主的「先進國」與「後進國」，有本質性的區別

        對此，我必須說，這是民主「先進國」與「後進國」有著本質區別的問題。在歐美，政治的「民主化」與其他種種的「現代化」，基本上都是內發的，也就是社會自身發展演變下的產物。在社會發展的要求下，政治體制作了相適應的調整。基本上，政治是社會進步的反應，它的功能主要在於協調各種社會力量，適當反應整個社會的意願，而非領導社會前進。

        但對於民主的「後進國」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以中國來說，「民主」的出現完全是西方帶進來的。由於西方「現代化」的先進性，擊敗了中國自身的傳統；種種「西風東漸」使中國社會瀕臨解體崩潰，於是中國不得不「師夷之長」，以政治力量來改造自家社會，（包括政治文化自身）。換言之，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之政治，其實負擔一個「改造社會」的使命。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來領導社會、改造社會、重整社會，則中國社會要嘛陷入長期的混亂失序，要嘛成為西方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隨之中國文化也將無所附麗而最終消亡。

        坦白說，今日之世界上雖然有二百多個國家，其中大多數為「民主後進國」；他們雖然在形式上擺脫了殖民，甚且具備了民主選舉的政治制度，但在文化的實質上，卻仍無法擺脫作為殖民宗主國的附庸地位；就不要說種種的社會政經制度了，就連代表文化最基本的語言文字，都是其殖民宗主國所留下的。（或至少留有大量的印記。）文化徹底被摧毀，寧不哀哉！

        自清末起，中國學者政治家們，對這一點其實看得很清楚。康梁保皇，但聲言「保大清所以保中國，保中國所以保文化」，充分說明要以政治的力量來保住社會、保住文化。孫中山革命成功後，盱衡中國實情，於是有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期的劃分；「軍政訓政」，就是改造民眾、改造社會的意思。雖然此一主張倍受政治學者與自由主義者們的嘲諷抨擊，但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的實踐者而非空談理想者，畢竟有其「不得不然」的深切體會。共產黨宣揚「無產階級專政」，但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卻多學者出身，是傳統下的「士大夫」階級，有幾個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這同樣說明了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風潮也是以政治力來改造社會，而非社會發展下的自然產物。

        政治原本應是各種社會力量的綜合與集體價值觀的反應，不止西方的「先進國」如此，傳統的中國也是如此。在社會並未遇到外來挑戰的時候，政治所代表的「決定集體方向」與「資源分配」這兩大功能，在實質上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消長變化的反應。但當社會整體受到了外來者的侵入與挑戰，當社會的變化與問題不是自發的，而是因為受到外力橫加介入而產生的時候，社會與政治的本末因果關係便發生逆轉，政治必須取代社會對「入侵者」作出回應，政治決定了社會的發展方向。

        在十九世紀歐美列強橫掃全世界的時候，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廣土眾民的文化古國，終於在驚濤駭浪中挺了過來。基本上，這一百多年來，這都是靠「政治力」強力領導、干預社會，一步步、一項項的進行改造的結果。這是一個人為的、長期的、而又極為龐大的「社會大轉型」工程，其中當然也有許多人為的錯誤而走了冤枉路，但不論如何，在「政治力」的帶領下，中國社會畢竟走了過來。從某種角度看，「政治領導社會」的格局，其最後一步，就在於還原為「政治反應社會」的正常形態。但問題是，目前真的是一個恰當的時機點嗎？如果是，那麼這「轉型」的最後一步該怎麼走？這既是「政治力」強力領導社會的最後一步，也是「政治力」自我消解，將社會發展的主導權交還給社會自身的一步；二者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在相互拉扯之間，其輕重權衡當如何按排？

中國必須成為世界一等強國，中國文化才能為全人類作出真正的貢獻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要全面回歸到「政治反應社會」的形態，還差一點。差哪一點？就在於中國應當先集中力量，以成為世界的第一等強國。中國要成為世界的第一等強國，當然首先獲益的就是十三億中國人（包括台灣人）。獲得那些益處？隨便舉一點：若中國成為強國，則我們的年輕人，就不必個個都受到「學英語」的壓迫；我們對「學英語」的態度，就可以一如現在美國人對於「學外語」一般地輕鬆自在。這當然大大減輕了年輕人（乃至所有人）的負擔，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釋放更多的社會活力，使大家有更多的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長，活得更為自信與自在。

然而，中國要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的重要意義，遠遠不是為了中國人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人類全體的重大益處。因為唯有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中國文化才有可能重新被世人（包括許多中國人）看見，而使世界真正的邁入「多元互動」的格局，激發人類更廣大的創造力；而非如現在這般受限於西方一元獨大的單一價值觀。

        正如康梁「保文化」的洞見，中國文化不僅是世界上唯一悠久的古文明，更是世界上少數真正產生偉大哲學思想的高等文化。有別於西方唯力是尚、重視競爭、追求進步的直線邏輯史觀，以及主客二分的客觀化思考形態，還有因此（「此」是指「主客二分」）而必須建立的一神信仰以解決人類精神歸宿問題的宗教形態，以及與此信仰相適應的個人主義精神，和由個人主義發展而出的民主法治社會等等這一大套的價值取向；中國文化精神所呈現出來的卻是主張和平的、追求圓融的辯證史觀，心物涵融一體而以主體體驗為主的思考形態（超越精神勝過概念的普遍化），因此而發展為超越自我、物我合一（人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歸宿，並產生與此相適應，重視人情溫暖，以家族親情為價值基礎（所為「孝悌」），以「萬世太平」（俗化為子孫萬代之幸福）為終極關懷，以倫理教化（道德秩序）為政治蘄向的社會形態。總之，中國數千年文化，確實發展了一個深廣精微的內在精神世界，發展了一個「即物成物」、「隨遇而安」深具「中庸性格」（相對於一味追求變化或抗拒變化而言）的生活世界；此一世界在近世之物質主義強勢主導之下，其價值、其對人類文明之貢獻、其可有之優美生活形態與簡約生活風格等極為可貴的精神財富，都被掩蓋甚至被湮滅了。唯有中國富強，重拾中國人之自信心，中國文化的勝處才可能被展現，被重新詮釋，得到新的發展，生發出與現代物質文明相適應的形態，進而成為影響今後文明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而真正的加惠於全人類。

        以上所說，乍看之下，好像只是「作文章」的大話，但事實上絕非空言，句句都經的起質問與檢驗。當然限於主題，我們不可能在這裡作充分的說明，只能作一種結論式的簡要表達。

中國必須成為一等強國，才能真正創造性地完成社會轉型

        基於以上的認識，中國之發展，若因民主選舉而帶來「淺薄化」的情況，則中國邁向一等強國的道路很可能再度中輟。而「一等強國」的重要性，除上所說外，若純就對中國自身而言，就在於摒除外力的干預，使中國社會的變化發展是由內生的力量來完成。這是正常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是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是從「後進國」翻身而成為「先進國」的唯一可能。（為什麼中國的民主改革一定要由內生力量來完成？我有一篇討論民主改革與外來勢力關係的文章，請參看：http://blog.udn.com/alpha1960/1860489 ）

其實「先進」與「後進」的判別標準，本不在於「民主投票」或實施民主的時間早晚，而在於此一「民主」制度是內生的還是外加的。如係外加，則必與其原本社會有扞格難通之處。這在他國問題猶小，因為其他國家（如亞非拉諸國），其文化之完整性與究極性本來就比較淺，或本就屬於西方之旁支，故面對西方而採「盡棄其固有而從之」，對自己的傷害並不甚大。但中國不同，作為西方之外的文化大國，如果作為文化之重要因素的政治制度是外加的而非內生的，則引起的矛盾衝突，很可能導致所引進之制度「逾淮為枳」而錯亂失敗，使自己身陷於「落後」之自卑，而淪為永遠的「後進國」。所以說，所謂的「後進國」欲翻身而為「先進國」，不在於採用先進國的模式，而在於內生地創造出適合自己的民主模式，以完成自身社會之大轉型。

        讓我們設想一種極端的情況，即：中國全盤接受外力的指導，甚至把國家委託給外國人經營，全體國民絕對服從，讓中國成為一個與歐美先進國無異的一個國家，並且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都是世界一等強國，然後外國人功成身退，再把政權還給中國人。果如此，中國是否就真的成為一等強國了？中國的歷史轉型是否就算完成？中國文化的復興是否就迎來了新的時代？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樣，中國不過取得了「強國」的形貌，而在文化的實質上仍是西方的附庸，沒有自主發展的方向與創造力，仍然是一「後進國」的身份。（那怕只「後」那麼一點點。）

        全世界的民主後進國，至今無翻身而成為先進國之例。即如日本，仍只取得了「先進國」的外貌而已。（日本的問題比中國更大，乃在於日本文化本後缺乏原創性的高端的、究極的哲學。若日本人不能覺醒而回歸東方文化，則永遠只能是西方之附庸，造成日本民族的隱痛。此點孫中山亦看得十分明白。）中國是全世界唯一的希望。中國之成功，非僅是中國人之福祉，更有助於全人類文化的正面發展。在全球暖化與資本主義末路日趨嚴重之今日，中國文化復興之意義尤其事關重大。

「民主」在中國（台灣）所遭遇的問題

        為什麼說「西式民主」會使中國崛起的道路中輟？姑且不談理論而談實際，中國若貿然採取西式民主，則產生的問題恐怕不但不會小於台灣。有人以為台灣政治之亂象，是因為國家認同之畸型，造成兩黨如同水火不容的兩國，才會出現前文所說的各種怪象。中國大陸無此問題，則不必步入台灣之後塵。還政於民，則一如歐美等民主成熟國家，社會因解除限制而蓬勃發展，活潑多元，則必能反應為政治上之進步。

        如此設想，顯然太過一廂情願。不要忘了台灣因為「228」，可以在四十年之後令政治紛擾二十年；那麼，大陸自49年至78年，有多少的冤假錯案與政策失誤？如一旦全面普選，左右兩派攻防清算，則紛擾何止二十年？更何況任何國家在選舉初期，必然因為制度的不完備而造成舞弊、賄選等各種亂象；以大陸社會結構之複雜，路線爭鬥之分歧，此等亂象豈能不被擴大？加之若干西方勢力扼制中國的心態，見縫插針趁勢挑撥，則「選舉」到底是緩解了社會矛盾？還是擴大甚至是製造了社會矛盾？也就不難思過半矣。

        平情而論，西式民主選舉的政治制度，的確可以更好的保障個人自由，免於個人受到政治迫害。但對於防止貪腐、提高行政效率、社會資源分配合理、公平的司法審理、降低貧富差距…等等，民主選舉是否真的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靈藥？從民主「後進國」的發展事實來看，顯然與某些人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就以台灣為例，如非瑞士來的一封信，台灣是否有能力自行揭發陳水扁的弊案，其實還是深可懷疑的。

        坦白說，台灣民主運作的本身，在民主後進國之中，算是相當成功的，即便出現「二顆子彈」之奇案，也沒有造成社會的動亂。（請對比近日之俄羅斯選舉舞弊所造成的騷亂。）就某一角度說，這不能不歸功於台灣在解嚴之前的四十年選舉投票的經驗。其間經過大大小小的舞弊賄選（如中壢事件），終於使台灣在實務技術方面做到了公開、公平而且具公信力。（如全球獨一無二的半透明投票櫃。）但台灣的選舉政治文化卻仍然是如此淺薄，除了前述的原因外，我們還可以從觀察台灣民主動力的角度，進一步探索台灣民主的深層問題，並藉以印證前述「政治是社會之反應」的說法。

台灣「民主化」之動力來源

        台灣民主發展之動力，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在於台灣的「省籍問題」。所謂「省籍問題」，是指在1949年後的四十年內，握有台灣政治資源並佔據政府上層者，一直是居於少數的外省人；他們與佔多數的本省人，在語言與生活習慣上，多多少少有些差異，但最為關鍵的是，由於歷史經驗的不同，使他們在政治性的情感與集體方向（國家目標）上有明顯的不同。雖然外省人並沒有故意打壓本省人，但政經權力上層長期都是由為外省人所佔據卻是個事實；而又因為歷史經驗的不同，使本省人要認同外省人的政治目標有一定的困難，連帶影響了他們向上層流動的機會。作為台灣「多數」的本省人，自然會想要找回他們應有的地位與權力。該怎麼進行呢？「民主」自然成為最好的工具，因為本省人佔人口的絕對多數；更何況「民主」也是外省統治者所標榜的。

        坦白說，在兩蔣的統治下，尤其到了蔣經國時代，台灣在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方發展還是相當好的，並沒有階級對立或嚴重的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所以早期由外省人領導的民主運動（雷震等人），因為沒有群眾基礎而失敗了；然而本省人帶頭的民主運動卻能蓬勃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具有「省籍問題」這個廣大的群眾基礎。到了90年代後，「省籍問題」可說成功地促進了台灣的政治民主。（李登輝操弄省籍意識的事蹟斑斑可考，就不再贅述。）但也從這個時候起，「省籍因素」因時間的自然延長而逐漸消退了，而台灣對「民主」的理解與追求似乎也就逐漸停滯了。當年自由主義學者們在媒體上對民主的熱情闡述與研討，不復見於今日。這反應在選舉上，就是我們看不見真正的路線之爭、理念之爭；台灣的政黨無法以左與右、自由與保守來區分，甚至無法以「統獨」來區分，而是以派系為主。所有的政爭皆淪為口水戰，選戰不是走從前「省籍動員」的老路（雖然不及過去靈光，但尚有餘熱），就是「搏感情」，透過人脈（情感關係）與派系（黑金隱藏其中）來動員。

        這種「台灣特色」的現象該當如何解釋呢？如果我們明白「民主」在台灣的發展動力，就不難明白，「民主」是一種本省人向外省政權奪權的工具（此敘述並無貶義），它並沒有社會內生的「權利意識」覺醒的過程，所以它的社會基礎是情緒性的，並不穩固；因而「情緒動員」或「賄選」都顯得特別容易。我以為，台灣雖然是個相當現代化的社會，但仍然缺乏西方「個人主義」的傳統，所以我們的「民主」，僅能得西方之外貌，卻無西方式的社會以為支撐。事實上，台灣在這十來年，已快速的向「個人主義」移動了，比如為爭取個人權力而興訟、而糾集同志，而上街的情況增多，按一定規格進行的社會關係增多，以人情為主不拘形式的人際關係減少，……等等，都是例證。歪打正著的「民主化」，確實產生了加速催生了台灣民眾自我權利意識的作用；雖然如此，但整體社會的底子畢竟還是東方式的，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所以也難以產生西式政黨運作的模式。

探尋合於現實的「公共參與」之道

        此處，不免引人有深層的思考：我們應當為了民主，而將社會徹底轉型為西方式的呢？或仍應保有東方的傳統精神，而構思如消化改造民主運作的形式？台灣太小，一般人唯西方馬首是瞻，既無復興中國文化之擔當，亦無「世界強國」之理想，故在他們的心中不會有此問題。在他們眼裡，「東方文化」是貶義的（或至少不是不能西方相提並論的），於是「西式民主」脫離了西方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成為絕對的標準（所謂「普世價值」），只敢期望將台灣社會改造成合於西方的標準，而不敢（也沒有能力）以東方傳統為主體，來反省西式民主的相對價值與局限性，更不用說吸納民主的精神（即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部分）而開創自己的模式，進而成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極」而有益於全人類。

        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樣的「台灣經驗」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參照體系。台灣民主的動力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因素，並非如某些台灣人所宣傳的純粹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台灣因民主而引起的「算歷史舊帳」問題，在大陸一樣存在而且更為尖銳。台灣在走西式民主之路上所遇到的限制，大陸基於同樣的文化背景，一樣會遇到，再加上地域遼闊，人口結構複雜，問題只會更嚴重。而台灣因缺乏的歷史使命感而可以視為無物的問題，卻是大陸不應丟掉或即使丟掉也該找回來的。

        當然，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並非都是負面教材，我們應該注意到「民主」帶來的寬鬆氣氛對台灣社會的正面影響。雖然幾個足以標記台灣重要社會運動的社團都成立在解嚴之前（如「慈濟功德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世基金會」、「嘉邑行善團」（又稱「何明德行善團」，其創辦人曾獲麥格塞塞將）等等），但解嚴之後各類宗教、公益性的社團更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代表一種正向的社會力量得以集結，反應社會自助自律的強大能量，不容小覷。從這個角度觀察台灣，與從政治與媒體方面看台灣，得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印象。是亂七八糟的政治解放了社會活力？還是不甚適當「上層建築」壓制民間活力的向上發展？此顯然不會有簡單的答案，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

總之，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大陸步入現代社會已是不爭的事實。於是，民主所代表的「公共參與」精神是不能避免的。問題在，我們應當建立什麼樣的公共參與模式？從台灣的經驗裡，我們應該看到一些更根本的東西，而放棄尋找一個「簡單答案」的幻想。

從晚清到北洋、再到國民黨與共產黨，雖然殺伐激烈，但從某一角度看，這也是一場接力賽；不論要保皇要帝制還是要訓政要共產，基本上都是以政治凌駕社會來改造社會。改造的目的，便是抵禦外侮，俾使國強民富。今天，中國的政治需要改革，便是完成這一連串接力賽的最後一步。這最後一步便與前面的改朝換代有根本的不同，就在於它的目標不是換一套新的制度強加於社會之上，而是保護社會在不受外力干預的情況下，自行生發出適合於自己的政治形態。換言之，這「最後一步」的改革，其實也就是回到「政治」與「社會」正常關係的第一步。這其中，必然是各種社會力量（包括現在的政黨）與各種意識形態彼此角力抗爭的過程，也不免會出現進二退一的曲折現現象，但以現在社會各階層（包括政黨）之間犬牙交錯的複雜關係以及彼此之間人員的自由流轉，以社會資訊之公開與言說論辯之自由程度，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持續緩進的格局。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翻成文言，就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來就是社會發展的常態；以為有一個現成可用的答案，才是不了解歷史發展的誤會。所以，只要心態是開放的，我們對這「最後一步」政治改革實不必太過心急；與其想要套用某種模式而一步登天，不如多用力在具體的社會活動之中。「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篇）不斷的摸索與各種機緣的碰撞，一定可以找到最妥適的「公共參與」之道。

附記：由於本文過長，為便於讀者諸君掌握本文的主要論點，特作摘要如下：

一、台灣的民主選舉呈現出「淺薄化」的現象。

二、「淺薄化」並非表面的，一時的；而是根本的，長久的。寄望政治人物在「淺薄」的外衣下有為國家著想的深謀遠慮，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三、「淺薄化」的原因有屬於「選舉政治」本身的結構性因素，也有屬於台灣的特殊原因。前者因後者而變本加厲。

四、所謂「台灣本身的特殊原因」，在大陸一樣存在，且更嚴重。

五、「淺薄化」問題在民主先進國（歐美）較不嚴重，因為政治本來就反應社會自身的綜合實力。但在民主後進國，則會使其國力永遠無法趕上先進國。

六、其實「先進」與「後進」的判別標準，本不在於「民主投票」或實施民主的時間早晚，而在於此一「民主」制度是內生的還是外加的。如係外加，則必與其原本社會有扞格難通之處。故「後進國」欲翻身而為「先進國」，不在於採用先進國的模式，而在於內生地創造出適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必須是民主的而非其他的，乃在於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公共參與為必不可免。）

七、自晚清起，中國社會因外力入侵而瀕於解體，於是政治與社會的關係顛倒過來，政治必標榜某種意識形態，並呈現高度的權力集中以改造社會。

八、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中國百餘年來的極權，其意義就在於保住中國社會免於支解崩潰；而保中國之目的，在於保文化。倘若中國不能成為世界強國（先進國），則中國文化無從發揚光大，西方文化一元獨大，世界將失去雙元互濟之可能。此乃全人類之損失。

九、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則必須抵抗外力以使民主制度成為內生的（創造性的）而非蹈襲的。而在社會強大到足以抗衡外力之前，政府適度的極權以抗衡外力成為必要；然極權之目的乃在保有社會之開放，而徹底開放則就不能排除被外力襲捲而去之可能（畢竟外力在此時仍屬先進）。故此即構成政治之兩難。因此，中國之政治勢必不能只有單一方向一貫到底，而必須是在交互進退之中緩緩向前。

十、台灣經驗表明，民主在台灣，基本上是作為奪權的工具（非貶義），而非社會內生之目的。以台灣並無西方之社會文化背景（個人主義、階級傳統等），故政黨政治僅具皮毛，與西方之政治運作大異其趣。

十一、        台灣應該開發合於自身文化的民主制度。可惜台灣太小，缺乏自信，沒有做世界大國強國與宏揚中國文化的遠大目標，故人人視西式民主為「普世價值」，而無人敢質疑西方民主制度之相對性與局限性。

十二、        然台灣社會之現代性，確實有很大的公共參與的需要與熱情。而襲取西方的民主制度，亦為此打開自由之大門，顯現了台灣社會的活力。然另一方面，媒體與政客，也因西式民主而充滿「逢君之惡」（「君」乃指全體人民）的輕浮乃至下流，此造成台灣社會的混亂圖象。

十三、        台灣經驗當可為全中國之借鏡。我們在肯定「民主」（公共參與）的同時，當摒棄找一現成模式的簡單想法，而應回到中國社會之現實與歷史脈絡中去探索。所謂「摸著石頭過河」，非無可奈何，而根本就是「發展」的常態。（請看英國的不成文憲法。）中國的改革當從社會內部去凝聚它的動力，而非再為單一目的而人為的設想全面性的制度變革。百餘年改革的「最後一步」，其實也就是回到「政治」與「社會」正常關係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