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於今年八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於睡夢中與世長辭了，享年一百零一歲。從家母于當日打電話將噩耗告訴我，直至此刻我都沒有掉過一滴眼淚，甚至當我在殯儀館面對其遺體時也都能保持平靜。但當我決定提筆寫此文時，眼淚卻象決堤的洪水般一發不可收拾。

家父在世雖生活長達一百零一年，但我與他共在一個屋檐下生活的時間，屈指算來卻不到十三年，原因是過去家父長年在軍旅生活，平日很少能與家人團聚，而且還在法國人統治下的越南被軟禁過三年半。而1970年我出國留學後，在歐洲一待就是四十一年，因此常感與家父相處時日苦短，緣分太簿。雖然如此，在與家父相處的 有限時光中，仍留下了一些難忘的回憶。

雖表面上是個軍人，但實質上卻是個道地的文人，是文科大學畢業的，若非抗日戰爭爆發，他很可能會在教育文化界工作。他特別愛念書，可說到了手不釋卷的地步。日寇侵略中國，尤其是七七抗戰爆發後，當時許多知識份子都投身到抗日戰場中去了，有參加國軍的，也有參加共軍的。家父參加了國軍，並在抗戰中受過傷，也立過功。後在湘西某醫院中邂逅了從事醫務工作的家母。

做為中國國民黨黨員，終其一身對黨國忠心耿耿，矢志不渝。記得我在念初中時，家住高雄鄉下，國共正值處於“漢賊不兩立“的嚴峻時期，某次家父對我說，若共軍打來，他將與全家開著吉普車投入愛河。家父的這番話確實嚇著了我，令我至今難忘。但也看出，做爲一名國民黨員和軍人，他在思想上是何等地忠貞不二。

1954年家父帶頭發起絕食抗爭，得以與黃杰將軍等帶領將近三萬軍民從法屬越南回到臺灣，受到當局的特別肯定與長期信賴。爲官清廉，樂於助人。我少年時期，常聽他的部屬談起，若每個官員都能像家父一樣清廉，我們是不會被趕離大陸的。記得我在臺北念初高中時，由於家父掌管的職務，曾有商人到家裏來送禮，在水果下面壓著錢，家父絲毫不留情面地將水果連同金錢一起抛到馬路上去，從此商人不敢再上門來。其人格操守自然影響了我們兄弟姐妹爲人處世的態度。

所謂“身教重於言教“，家父確實能以身作則地影響著子女和其身邊的人。

我一生沒有真正在父母面前盡過孝道，長期遠離他們生活海外。中國傳統中向有“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而我卻遺憾地無法予以遵循。1970年我在德國發起並參加了“保釣與和平統一運動“，給家父帶來了極大困擾。

尤其1973年春，我與幾位保釣同志到大陸去參觀訪問，回德後寫下了“回國探親記“一文。在文中提到了我在四川率部“起義“的舅舅，可能觸到了當局的痛處，有人遷怒家父與時在郵局任職的家妹，令他們雙雙去職。此事令家父心靈受到了極大創傷。 一個在抗日戰爭中負傷都不曾流過淚的硬漢，據說在面對自己上司的不諒解時，卻數度傷心地落下了委屈的淚水。

1968年夏，我還在臺灣念研究所時，某日弟妹們都陪家母在客廳看電視，我單獨陪家父在院子裏共用晚餐。我向來對家父懷有三分畏懼，一旦單獨面對他，感到有些手足無措，很想打破餐桌上凝滯的氣氛，於是便傻裏傻氣地對坐在餐桌另一端面帶嚴肅的家父說，“我認爲中國象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一般藥物已救不了她，必須用重藥才能令她起死回生，而中國共產黨就是一位用重藥救中國的醫生“。家父愣了三秒鐘後，突然重重一拳擊在飯桌上，飯菜都應聲跳了起來。他大吼一聲說，“把筷子放下，不許吃飯!  你在外面交了什麽朋友，哪里來的這種思想?爸爸絕對不會放你出國留學，你出了國還得了，一定跑回大陸去“。從此我噤若寒蟬，不敢再和家父談起國事。

家父說得沒有錯，我的確出國不到三年就去了大陸，而且從此一直在主張兩岸和平統一，至今沒有改變。但這與家父又有何相干呢?  幹嘛遷怒一個忠心耿耿的幹部?據家父生前對我說，後來經國先生說了話，他才恢復了工作。但此時他卻已年近古稀了。

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我曾長達十三年半無法回台探親。家父十分掛念我，卻苦於被禁到歐洲來看我，只能日日思念。直到1983年春他終於獲准來歐探望我了。當時我的心情可用“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來形容。喜的當然是能見到闊別十余載的親人，憂的則是家父一定會爲我從事保釣與和平統一而痛斥我。但令我大感意外的是，家父見了我，竟絕口不提我參加保釣與和平統一的事，更沒有提起他爲我的言行而受牽累的情況。我們父子很愉快地相處了三個星期，跑了七個國家。

 某次在 去柏林的路上我開錯了車，誤入東柏林，家父嚇得面容失色。在回程時被一群東德警察攔了下來，並向我索取了五馬克，卻沒有開賬單。或許是法律人天性所使然，我執意要去索取賬單。家父拉住我說，能放我們回去就行了，還要什麽賬單?他們若發現我是臺灣官員就危險了。我不禁啞然失笑，心想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太可怕了，連家父這樣有知識見解的人都被洗了腦，更何況一般小老百姓呢? 於是我對家父說，共產黨也是講法律的，他們一定會開賬單的。果不然不久就走過來一位身材碩大的警察，自動遞給了我一張賬單，並駕著摩托車把我們一直領到了西柏林邊界。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五馬克是領路費，而非罰款。家父也轉憂爲喜，並笑著說，他大概是“中華民國“官員中第一個到過共產黨國家的人。                      

1989年，即經國先生去世的第二年，移民美國多年的家父終於同意隨我一同回家鄉看望伯父了。他說，只要經國先生在世一天，他是不會回大陸去的。我理解，他是擔心對老長官不好交代。家父就是一個向來講究公私兼顧的人。在回家鄉的火車上，他聚精會神地看著車窗外，注意著大陸發生的變化，並向人打聽，現在鐵路的總長度是多少。當他發現鐵路的總長度已比解放前增加了好幾倍時，他不禁感歎地說，誰說共產黨都沒有建設，那是太沒有良心了。

家父是忠誠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他的心是向著臺灣的，在九二高齡時離開了生活了十七年的美國，回到了臺灣。死後骨灰安放在國軍公墓，將長眠於此。家父生前見我總是替大陸說話，曾對我說，臺灣這麽小，你要多同情臺灣，幫助臺灣。

此外，他從沒有因我的政治立場而責備過我。其實家父是個有智慧，有見識的人，他一定理解，我主張和平統一，並始終爲此目標而奮鬥，就是爲著要幫助臺灣，爲臺灣好，不願意看到臺灣在戰火中沈淪。否則以家父的脾氣，他一定會斥責我，阻止我的。

家父是仁厚之人，他曾對我說，他在雲南兼任某縣縣長時，曾告誡部屬，除現行強盜之外，絕不可開槍傷人。他說，他之所以得享高夀，並非有什麽養生之道，而是終身沒有傷害過別人。家父也是幸運之人，由於他得以享高夀，因此能在有生之年回到家鄉，見到了親人，並看到了國家走向昌盛，兩岸走向和平。父親走得很安祥，可說沒有留下什麽遺憾，因此我們也沒有因爲他的離去而過於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