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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历史的矛盾演变谈“1949”的哲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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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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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zi
batul
踏雪
小米^^
elai
明知
riquelme

题记:

本文原本首发于小弟部落格,并未发表于任何其它城市。因此小弟将其在天下贴出,符合YST市长的规定。

现在贴出此文的原因是天下显而易见的“毛泽东热”。遗憾的是这样的讨论有太多的情绪,而偏离了天下过去的理性论述的风格。

小弟此刻贴出此文是试图用别外一个论述模式来看待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里的空间坐标到底何在——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题目——但是不是我原来写作此文时的意图。

原本此文与毛泽东这个人完全无关,而只与中国有关!我当时只是单纯论述一个我所理解的中国时代变迁的历史哲学含义而已。

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于天下,显然与毛泽东扯上某种潜在关系。但这也是论述毛泽东历史意义的一个间接角度,难道不是吗?

不妨一看吧。

此文之前还有两篇文章与一些讨论与之相关,可以先看看。

其一与碧潭商榷“1949”的意义与价值判断,关于“脱胎换骨”的问题》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3456656

其二回复碧潭兄留言,并简谈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3468022

这两篇中,特别是“其一”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在“其二”,小弟论述了“三个中国”的一种历史分段——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第三中国”的初期——这个论述也是与本文密切相关的。

----------------------华丽的分割线-------------------------

我必须说火鸡市长与碧潭兄还是误读了小弟的文章。

首先,我说的“脱胎换骨”是一个对于中国社会本质的判断。哲学上表明的是主要矛盾的转移已经通过量变而出现了质变,这才叫脱胎换骨。

我们知道判断一个社会最为可靠的标准是考察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流变与主要矛盾的转移。假定中国过去三千年的封建帝国制度的“超稳封闭循环结构”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与人口增长带来的矛盾上,如果这样的矛盾在1840年后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而出现上层建筑的崩坏与经济基础的动摇,进而这样的崩坏与动摇混合了殖民主义的威胁,那么我们起码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其一,过去三千年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与生产力的关系,这个主要矛盾在1840开始出现了量变(农村经济在西方经济入侵下开始破产,中国进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其二,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与中国封建统治的剩余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危机,这是在甲午海战之后完成质变。显然,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主要矛盾由封建社会的内生性的制度困境,质变为综合了这样内部矛盾与外部威胁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过去一百年的中国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破解无疑将又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

考察这个矛盾的细节,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复合型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不能简单的分开看待其中的内外困境的。基本上他们体现出一种奇异的互相渗透与互相斗争的关系。简单说,他们一方面有利益的勾结,清朝是典型。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是别外一个典型。这些军阀一方面是建立在农村封建土地制度与残余封建社会结构上,一方面又与西方列强勾搭不清,进而成为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所谓之日本支持的,英国支持的等等。他们在一起形成了对于中国人民的统治与剥削。但是别一方面,西方意图殖民化中国的威胁严重的冲击了中国农村的封建小农经济,这样极大的打击了军阀(朝廷)统治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大量的农村破产,封建社会结构的严重破坏,人心不古,民族认同与危机感..........这一切本身又构成了军阀们(朝廷)的统治危机!于是,军阀们一方面对于镇压人民不遗余力,一方面也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体现出了斗争性。我们也不难发现到不少爱国的军阀将领与西方的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是利益的矛盾,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因素(但是他们的妥协性不可不察,这是他们的利益格局决定的)。这样的复合型矛盾的社会我们怎么定义?中共的说明最为一针见血: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那么很简单,我们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把握了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西方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一开始的孙中山没有在实践上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结构是复合型的。他依然抱有一种幻觉:西方是可以利用来打击军阀的;反过来军阀是可以利用来反抗西方的,中国可以利用这样的势力赢得革命胜利而实践“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无数次革命就是在这两者间来回依靠,这使得一开始国民党就是一个“大联盟式”的政党。表面上,有时是依靠这个军阀,有时是依靠那个军阀。但是孙没有理解,所谓的这个军阀实际是这个列强与这个地域的封建势力的综合体;那个军阀无非就是那个列强与那个地缘封建势力的综合体。这样的革命可以救中国吗?无论是谁的胜利都不是中国的胜利!他虽然提出了三民主义(其中有涉及到土地,法律,建设等等),但是这不是一个有操作性的方案而是像一个“竞选纲领”。

孙中山后来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西方利用他,要孙中山用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支持,这是军阀模式(遗憾的是孙至少是纸面答应过不少);军阀利用他,要孙中山用名望帮助他们取得政治优势;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愤怒的说:他们是一丘之貉!于是,孙中山把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放在自己没有一支独立的,听指挥的“自己的军队”上。孙中山直到1924年之后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才慢慢有了自己的军事班底。台湾的朋友也很清楚,后来的“北伐”(顺便问下台湾的朋友,著名北伐歌词“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的曲子是来至《两只老虎跑得快》吗)与“新三民主义”典型的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变化。

但是尽管如此,孙中山已经老矣。他无法约束,改造和放弃国民党内的大地主与大买办的势力。因为国民党离开这些财团的支持,将没有财源。国民党左派联合中共希望复制苏联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进而摆脱对于买办与封建地主势力的财政依赖,这实际上也就等于摆脱了对于西方列强的依赖。这个主张对于国民党这个松散的联盟里的右派而言是致命的。我们知道历史最后的进程,国民党的左派与中共都被屠杀了!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的势力与美国的势力,慢慢取得了国民党右派盟主的地位。

但是我们知道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民党已经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军阀党”。由于封建经济与封建宗法制度带来的地域封闭性,以及西方列强的彼此牵制与斗争,右派国民党虽然经过数次军阀的混战也无法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势政府。这个“无法统一”是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民党右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自身克服的。如果需要完成统一,右派们必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取得相当地区买办与地主的支持;其二,更为关键的是西方列强在远东彼此的势力必须出现一个决定性的消长。我们知道,这个消长最后体现在美日的斗争上。那么,蒋最终取得中国形式上的“王朝式统一”的结果就毫不奇怪了。因为美国的力量在远东已经超过所有列强,而日本的势力也大大加强了(但它们都无法彼此彻底的驱除对方以及其它列强)。这样的格局注定了国民党右派的政府是无力真正统一中国的。

毫无疑问,破解这个复合型矛盾困境的钥匙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现在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手里。他在这年的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游历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共三十二天。此后,他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是的,这个人是毛泽东。他在这个报告里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在这个报告出现之前的一九二五年,毛泽东还写出了一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报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阶级构成从而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这个两个社会学经典作品事实上的给中国当时所有有志于“救中国”的革命者指出了方向。

此后的历史进程不必多言,中共领导并广泛的开展了土地革命与军队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长期的斗争中并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外势力持续而强大的支持(但是不是一毛钱都没有收到过)。相反,连苏联都很少照看中共,而国内的地主与买办阶级更是视中共如猛虎。自然,中共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国内财团支持的。上面我们分析过了中国当时军阀的存在基础。由此可见,中共的革命是彻底的在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上打击到了军阀与列强的痛处,并抓住了中国当时主要矛盾的结构核心:土地革命与反抗侵略是必须一起做的,任何试图切割这二者联系的主张都不能实现“救中国”的目的!我们知道日本为了与国民政府谈判寻求的“政治交集”与“共同利益”都是打着“反共”的名目,由此可见一般。

中共革命本身的历史表明,土地革命起码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给予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支持的中共以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中共依靠这样的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实现了局部的统一与统筹。这种统一(统筹)与国民党右派们的统一(统筹)是根本不同的。我在“1949”一文下面描述了这两者在经济学上的不同。一个经济与政治上不依靠买办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新型革命政党出现了,而只有这样的政党才可以在中国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领导并取得革命胜利,从而解决上面提到的复合型矛盾!

那么到1949年,随着大陆内战的基本完成,历史的质变又到来了。土地革命消灭了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与封建宗法的社会结构,从而在经济基础上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色彩。而大陆的重新统一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终结。这个重新统一是不同于过去的王朝式统一的,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同。这个统一是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之上的,这本身将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变化。这样的变化使得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变得较为容易,它为中国全面的走向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经济与组织保障。此后到1959年,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了一百多套工业项目的建立。中国工业化的骨架基本搭建完整!

“1949”的哲学意义——这是跨越无数时空的根本性变革!因为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向建设全面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注意,中国三千年来稳定存在的封建小农经济经过土地革命与工业化而实现了彻底的颠覆: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实现了根本跃迁;中国社会的属性实现了根本变化;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实现了全新构建。今天,我们观察“现在时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对比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对比过去三千年的中国,对比过去五千年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其中有着多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都不能说“这些中国是一样的”!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带来的不同。这是DNA的不同,而非只是换了个发型。

我们知道“1949”后的现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了“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对于更高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就是人民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迫切需求!理解“现代化”这个概念是个关键:这个“现代化”实际上是个世界性的时代主题。虽然地球上还有几亿人还存在某种广泛的“中世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非洲),但是就人类而言时代确实的翻过了近代工业化一章,要迈向现代化了。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现代化狭义上是指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多元化;文化上的人性化,平民化,世俗化等等。广义上的现代化还包含了动态的与环境,人文的某种新型关系以及全球性的,跨越国家民族的新文化心理等等变动的因素。与狭义相比,广义现代化不是某种“民族主义的”,”政治的”与“存在标准与参照系的”存在,而是一种更加关注于“动态发展”的过程。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这个虽然在近代以来西方往往先行,但是它不专属于西方社会也不是被西方社会所自然定义的!

我们知道现代化是复杂与抽象的。

它有狭义之说:就是高度发达成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

它也包含广义:涵盖社会生活与生产动态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个人选择与集体偏好“对于工业化的某种逆反”;

它是物质的:科学技术的先进;高度发达的城市;极为丰富的社会财富;强大的国防体系;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飞机;电脑;汽车等等;

它也是精神的:更加民主清廉的政治;更好的尊重个人自由;更加友好的环境保护;公民社会的成熟运转;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多元与统一等等;

它是现实的:当下的人类主要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大陆与台湾都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心理,没有根本不同。过度夸大两岸差异是虚假的)。

它也是未来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提高与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协调相统一;人类的文化更加的融合与交融;人类和平的持久存在等等;

它是有指标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与发达程度(工业化与工业化程度);GDP与人均GDP;大学普及率;城市化率,成人识字率等等;

它也是流动的:人类更加意想不到的发展,生活方式与新文化(偏好)。比如某种“绿色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现代化(不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呵呵),而传统的城市生活被认为是落后了等等;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地方连狭义现代化(工业化)都没有完成,比如中国。而西方达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现代化还是有新的趋势与方向。我们必须注意到现代化在全世界还是现在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西方也面对现代化的问题与要求。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估计还需要人类奋斗几百年,直到人类的生产力再次出现根本进步为止。那么我们站在哲学的宏观视野上看待,中国的“1949”难道不是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全面展开吗?时代的主要矛盾不是实现了根本质变而需要再次被我们解释与解答吗?正如我在上面分析了“1949年前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解构过程,我们同样需要在未来的历史中很好的使得“1949年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再次由量变而最后质变。质变之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主要矛盾是未来遥远的事情,现在没有实际参照。自由主义有“历史终结”之说,马克思主义有“共产主义”之言。

那么基于上面对现代化的基本定义与“主要矛盾”的说明,“1949”历史含义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新一次“脱胎换骨”的时间原点呢?实际是当土地革命与国家统一完成,中国社会性质就彻底的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与主要矛盾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是持续的历史进程。这无疑是可以被视为“脱胎换骨”的事情。此后的历史,是巩固与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个“脱胎换骨”的一次漫漫征途。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心理的遗存和出现过很多错误,但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或者说不可避免)。即使是实现了第一次工业化(狭义现代化)的西方,在过去百年来带给人类的灾难可谓是过去若干百年之和!重点是这样的工业化浪潮是否是可逆的?这样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是否就代表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主要矛盾是否会因为人的主观而不存在?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发展是个现在时。我们的社会是不停的运动联系的,是多元复合的。那么,孤立静止的切片可以自然的推导与定性全体吗?到底是人的主观定义社会属性还是客观的生产关系定义社会属性?

站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角度看待,假设中国未来完全的再次私有化(主要是土地)——这个确实可以被视为生产关系的再次质变——但是这样的质变也必然是符合我们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自然出现的,也是肯定需要被检验的。假定是基于某种政治与意识形态而主观实行,这必然会被生产力本身所惩罚,也最后必然会被再次以某种方式修正。(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又面对一次巨大打击,俄国的现实就是一个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这样的情形如同过去我们六十年中的某些时候的极左错误一样,我必须提醒“极右的”性质是一样的!中国的伪民主蠢货派当然无法理解这个。

但是,假定出现这样的质变,它与“1949”的历史哲学含义是对立的吗?不,其实是完全自洽而不冲突的。因为它们都从属于实现“第三中国”的时代主题,它们都是从属于“1949”后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我在上面强调主要矛盾的含义与现代化含义的原因。何况在哲学逻辑上我们知道,后一次质变本身也不能否定前一次质变本身的存在。我们可以因为封建帝国制度建立就否定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是一次“脱胎换骨”吗?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这样假定的“质变”更多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划分,而非是哲学上“时代主要矛盾”的质变。时代主要矛盾是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上的主要矛盾的,比如1840后的政治经济学上的“阶级矛盾”是从属于时代主要矛盾“救亡图存”的。当然,我上面谈到了这个“1840时代主要矛盾”是复合型的。而我要说明的是中国现代化的“1949主要矛盾”同样是复合型的。上面对于现代化的分析很明确的证明了这点:世界越来越复杂化了!这个可以在更底层上理解为“1949”历史哲学含义的自然延续与逻辑延续。

小弟反复强调了我的文章只是对于“1949”做出了一个哲学判断,是对于中国时代主要矛盾的理解与定性,是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范畴而面对长期化的时代主题!小弟的文章无关于任何意识形态与党派的价值判断!请不要以中共本身的政治与权力的存在或者发展来思考“1949”的含义!我必须再次强调,如果给人强调中共的印像那也是因为中共正好在那里(1949)。就像我们谈论秦朝的历史含义,当然要谈论秦始皇;就像我们谈论台湾的经济奇迹,当然要谈论国民党,蒋介石与蒋经国(当然,绿营是要抹去他们的)。这是绕不过去的客观!

因此,任何谈论毛泽东,蒋介石个人理想与个人命运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个人,小群体悲剧或者喜剧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中共是否可以持续执政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具体历史事件本身或者谈论文化意识本身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具体政治,政策,意识形态偏好与“讲故事”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甚至,任何谈论中国是否可以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唯一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有关系的仅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出现质变,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否出现了质变!这些“质变”必须统一起来才是对于中国现在时的哲学探讨。是的,仅仅是如此而已!

中国“1949”后的时代主题是不是“现代化”?这个问题很好回答:YES OR NO?Just a word!

PS:

本文在小弟部落格的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3498541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本文於 修改第 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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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r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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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zi
紫气东来
riquelme

這段文字深得我心,也是我一直以來的觀點。雖然要我自己去陳述這些觀點的話,我應該做不到紫氣兄這般的條理分明的。我的文字功底差,但是在政治經濟觀上99.9%是和你一致的,這也是我喜歡看你的文章的原因。

當然,個人認為你寫文章時文風可以更通俗直白點,少用點“邊際效應”“角解”之類的術語,照顧下像鄙人這樣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同志。

土地的流轉還只是在經濟理性上進行一些術方面的更改----

現在好像是可以變相地流轉農村土地,但土地的所有權性質不變

 以下是轉貼

土地問題,是連貫的歷史問題。我們從頭來看。 

從毛澤東早年的土改嘗試開始,一直到今天,差不多100年的時間裏,我們不斷的尋找著最佳的模式。毛澤東當年帶領農民鬧革命時,是以“分田地”為利益目標吸引農民兄弟參加革命的,歷史事實也證明,當時這條路是正確的。........ “分田地”事實上是私有形式建國後,我們走蘇聯的100%公有制道路,希望能夠象蘇聯一樣,短期內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這時,參考蘇聯模式在農村實行集體公社等等形式,這種形式事實上就是把土地從農民個人手中拿走(建國初,鬥地主分田地時,各家各戶很開心的丈量自己家的土地,這個情景,老電影裏面還有),稱為集體所有,這與當年鬧革命時的“分田地”目標是有一定差距的。 

集體公社時期,出現了問題,就是村長村支書等基層政權的權力膨脹損害農民利益。這一點,從周總理到農村集體公社、公社食堂實地考察時發現的問題可以看出來(希望大家去網上搜索一下這個新聞),周總理當時就說“既然這種形式損害了農民利益,我們就停止”,這就是後來為何集體公社搞僵了的原因之一。.......當時毛周們的想法,還是覺得蘇聯100%公有制這條路是對的(因為蘇聯確實實現了工業化),問題應該是出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餘毒上,這個“封建餘毒”包括幾種:民怕官的思維方式,官僚體系與民爭利這個自古的老問題,家族宗族勢力的對抗等等,所以那時搞了破四舊(例如燒族譜拆除宗族祠堂以及後來演變成把800年的北京城牆也拆了),批林批孔等等運動。以及後來的文革---毛主席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賦予社會底層人民對抗官僚體系的權力。但事與願違,出現了負面影響。 

 

鄧開始改革開放,國家把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把土地經營權承包給農戶,這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實說到底,是換一種形式回歸毛澤東當年的做法,曲線實現對當年農民兄弟參加革命的承諾。此舉也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使得國家糧食安全有了基本保障。這種形式,不斷的細化,一直到今天,我們又走到了一個瓶頸、歷史的十字路口。 

農村土地該不該流轉?流轉會不會出現老毛病或者新問題?這些,中央早就有過試驗和調查。當年實行集體公社出現的基層權力膨脹損害農民利益導致失敗,就是一個教訓。所以我們看到,早在幾年前,農村就已經開始實行政治改革---村民選舉,村長直選,村民大會以及村民代表大會,村務公開,村財政公開等等還政於民的方式,村長、村支書不再由上級領導決定,而只是提名甚至沒有提名,由村民和村黨員直接選舉產生。這些改革,也出現了新問題,例如前面大家提到的家族勢力以及金錢力量等等。任何改革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必然產生新問題,這並不奇怪。關鍵在於抓大放小,抓住主流好的經驗去推廣,細化規則以及提高執政能力盡量避免大問題出現。 

 

在覺醒農民自我意識,《物權法》保障農民財產不受官僚階層無端侵害,以及完善法律、法院、法官和依法治國方針之後,開始了農村土地改革攻堅戰。 

以上是從我們內部角度來看,再看看外部。大家可曾記得我說過的“定價權之爭”?隨著美國國勢的衰退,群雄逐鹿爭奪世界權杖,“定價權”就是這個世界權杖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鐵礦石的定價權我們已經具備爭奪的資格:中國進口最多的鐵礦石而且鋼產量全球第一,再結合我們的安理會五常之一的身份,以及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引擎之一的事實,我可以斷定,鐵礦石的定價權最終我們一定能拿到!這要感謝毛主席從建國起不斷努力的提高中國工業化的水平,以及鄧改革開放提升了我們的工業實力,給今天的我們爭奪鐵礦石定價權奠定了基礎。 

但是農產品的定價權呢?我們還不具備爭奪的實力。中國的小農經濟現狀,使得我國的農業一直無法做大做強,至今都還是條塊分割家庭作坊式的自耕農狀態,我們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很低,在國內連一個大點的農業企業都沒有(新希望集團等等都只有地區影響力而不是全國影響力),更別說在國際上了。大豆競爭不過美國,大米競爭不過泰國,水果等也競爭不過東南亞國家。....... 這些殘酷的現實就擺在我們面前。土地條塊分割的現狀,成了農業集約化規模化的障礙。正應了凡事有利有弊這句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曾經極大的解放了生產力,但如今卻又成為農業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阻礙。例如這次三鹿奶粉事件,與奶牛在農村散養的形式不無關係。而最終觸及的,就是農村土地經營權條塊分割小的問題。 

時間不等人,美國國勢衰退已成定局,朱時代踩國企改革的地雷陣炸死了他自己但是給中國炸開了一條通路,十幾年間中國工業飛速發展,如今中國的工業在我們爭奪世界權杖時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假設如果今天才“一切都準備好開始國企改革”,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們已經錯失了歷史機遇?時間不等人啊!......... (所以我為什麼對朗不感冒,發現問題不算本事,這些問題事實上很多人都看到,當然普通群眾沒看到。關鍵在於怎麼解決最好?朗有沒有告訴過我們,怎麼解決才是最佳方式?他為何熱衷於媒體喧囂?) 

農業怎麼辦?如今中國農業在世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很低,我們雖然有安理會五常之一的席位,雖然有“世界工廠”的稱號,可是中國的農產品對世界農產品的影響如此之小,我們怎麼去爭奪農產品定價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 農村土地改革如果再拖下去,錯失了千年一次的歷史機遇怎麼辦?誰會為此負責?沒有人!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做得到國家領導人的地位,就不可能以個人得失來衡量做不做一件事情。國家是一個數百年的生命體,個人只是一個數十年的生命體,以數十年的生命去覺察數百年的未來,沒有一點錯誤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幾乎到神人的水平都做不到),不貪不利己盡力做好就行。 

中國改革最難的兩個瓶頸:國企改制和農村土地改革,都已經觸及到了,顯而易見的,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必然產生新問題,關鍵在於執政黨代表誰的利益,所以憲法寫著“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且確定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這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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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楚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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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

关于“公有”与“私有”的矛盾与斗争问题,小弟的看法是实用主义——不把这个看做问题

担忧的只有一个——“土地的私有化与现在情况下的农民土地自由买卖”

以上两条,尤其赞同。中国之前几十年由于执着于形而上的理念吃了太多亏。实际上,恐怕上溯千年,中国都在吃这种亏,吃欠缺实用精神的亏。邓小平的猫论、过河论毫无理论水平,但恰恰是拾起了实用主义精神。理论终于回到了为事实服务的角色上去。

现阶段私有化后的农民土地自由买卖,无疑会带来剧烈的土地兼并,带来一个占有广袤土地的地主阶层和一个失去土地又没有其它长期竞争优势的流民阶层。一下子从21世纪回到两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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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洛阳兄,只是小弟未必再有资格在天下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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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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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
中州楚佩
riquelme

再回洛阳兄,只是小弟以后未必再有资格在天下发言了。

第一,关于“公有”与“私有”的矛盾与斗争问题,小弟的看法是实用主义——不把这个看做问题!这是我与兄的不同之处。

含义有三点。1.政治上,政府有利用公有制的利益控制全局的强烈意愿与动机——中国传统上的“强中央,弱地方”是确保全局稳定的一个重要政治基础!强中央就是要控制财政的绝对力量——中央一但失去了这个力量,那么中国就非常可能陷入地方诸侯权力过大而全局周转不灵的局面。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共性。比如美国,印度等。这样,公有制在经济基础上确保了中央控制的利益最大化,地方在根本上,法律上无法对抗中央。这是公有制的一个存在理由。2.经济层面,我个人看法是可以考虑二元融合。公有与私有进行两个结合:产业链与系统作战相结合,自由市场竞争与行政调控相结合。也就是说,既保持公有制在主要战略资源与国家安全领域里的控制力,但是退出非战略性行业,使得市场与民间力量能够进入。同时在主要产业整合上,以公有制(政府所有)为主体,民间公司充分参与配套,构建大工业集团与产业链,确保国家整体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市场层面,公有与私有不是对立的,只要公有的行为逻辑是市场经济与反应价值规律的,那么它实际上生存的非常好。重点是,公有制经济体用资本主义逻辑行事。中国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就是证明。实际上,在现在的全球化时代,对于一个落后的赶超型国家来说,国家支持的企业集团是唯一的向上提升之路——洛阳兄能够相信私人老板有能力调动资源来发展核心工业么?很难,因为西方的优势太大了!3.意识形态层面。公有制有利于国家对于资本意志的控制,使得它从属于国家意志。否则,私有非常可能带来资本意志绑架国家意志(比如美国遇到的问题,印度的资本与种性的超稳结构,跨国利益链条的问题等)。同时,当公有制经济为中央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与调控工具的时候,中央完全可以用“国家所有占GDP,与关键行业的比重”来自我辩护与解套——何况,中国公有制最最核心的标志是“土地的国家所有”!!这个是最根本的权重——中共可以用这个打垮一切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今天鼓吹土地私有的必定是权贵与大资本——老百姓其实是被利用和最后出卖的。好在中共内部的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影响力依然控制着基本局面——对于土地非私有的坚持就是证明——中共的合法性根本上来源于“毛泽东的土地革命的合法性”——所以国庆六十周年,胡在天安门一定要高呼毛泽东主席的讲话。

第二,我个人不相信农民具备对抗资本的智力资源与物质准备。

因此,土地的流转还只是在经济理性上进行一些术方面的变更,但是土地的最终仲裁权力依然在宪法上被确定为国家所有——实际上,土地公有——哪怕这个公有是一种99%的情况下不显性存在的,不是那么容易被日常意识得到的,甚至不妨碍土地的市场化运行的一种存在——它的意义依然是根本性的。这是破解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兼并到国民暴动的治乱循环的唯一办法。我的看法,中国的公有制完全是一个有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智力——但是却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意志的怪物。这是一种与传统上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完全不同的新公有制形式——它的威力显然让很多传统被认为有竞争优势的西方私有企业很头疼。并且,公有制下的大陆,一个重要的优势是政府进行全局经济统筹的情况下,调动与控制资源的能力很强——比如,不会因为一个私有的土地而无法建设高铁。这是落后国家必须要赶超下的一个重要竞争优势——对比印度就知道了。

在兄举的例子里面,首先缺失的不是土地的私有,而是政府的职能严重扭曲了——即使是土地私有情况下,资本与政府依然可以克服这个名义上的困难:如果政府与资本进行合谋——在兄举的例子里,在这个政府的利欲熏心的自利冲动与无作为的情况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与法治水平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单纯的说说私有可以保护他们——因为政府不保护他们。

实际上在现在的大陆,假定私有被有效保护,农民卖私有土地只会有两种可能:1.最终便宜卖掉,而长远带来社会的动荡;2.不卖或者高价卖而造成资源配置不灵与房价更高——因为土地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长远来看,土地私有是致命的问题,中国经济与赶超的道路也许会因为“民主与私有的无能”而永远失去追赶的可能——哪怕最后要进行私有,也必须是中国城市化80%,核心工业能力与基础设施全面完成以后再去商量。

其实土地问题的复杂在于,我们的农民实际上是确少在城市谋身的能力与文化积累的——他们很多拿了一百万是回家打麻将赌博去了——他们短期获得的财富远超出了他们的管理能力。长期来看他们失去了未来,我很担心这种情况!我们制造了太多的未来城市边缘人——这远比谈论意识形态更值得思考——私有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只有上面提到的工业与城市的发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现在的土地公有制这个“经济上层建筑”是适应中国现在的国情,经济基本面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因为我们还是落后国家,与赶超型经济体嘛!

假定私有,我判断农民最终便宜卖掉的可能性是更大的(智力,信息,资本与技术能力的严重不对等)——看看俄国的情况就很清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现在用什么价格卖掉,在未来看都是吃亏的,因为资本掌握国家权力。如果中国出现俄国的情况,那我们绝对没有俄国那样好命——我们人口与资源之比差太多了。

在中国解决房地产问题不能走私有化的路——在兄指出的那个例子中,解决办法是以房换房(加上部分地域差价与人头补贴的现金)——而不是全现金补贴。根本上,还是要扩大工业化的能力与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服务业的大大发展,这样就业就有保障了)来确保政府的税基扩大——进而将地方政府的权力慢慢剥离——使得地方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而中央成为大政府。中央全局控制,地方政府配合——加上将来当中国经济发达到一定时候,地方政府可以考虑适当放出部分岗位直选了——这也许在相当程度上会抑制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

因此,兄认为最值得担忧的“公私之辩”在我看来恰恰是最不值得担忧的——我担忧的只有一个——“土地的私有化与现在情况下的农民土地自由买卖”。

还是让城市化的脚步与工业化的力量慢慢的,“被动的”,非“西方经济学的”,消化掉中国的农民吧——那时再谈论什么意识形态,民主选举,“消灭中共”与“普世价值”都没有关系了。

因为,那时的中国将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先进工业体!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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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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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zi
紫气东来
riquelme

其實關於中共土地政策,我也讚同東來兄的觀點,那就是政策的反復,甚至自我否定,表面上是失敗,但從更深的經濟學層面來説,因應時勢作出轉變,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表現,也符合經濟學原理。具體的例子可以參照美國的經濟政策,凱恩斯和弗里德曼兩個主義總是此消彼長。

但土地分配問題,背後涉及“私有”和“公有”的問題,這在馬克思主哲學中,是核心問題,中共對這個問題的論證,似乎並無美國經濟學界對凱恩斯和弗里德曼那樣理論層面上的嚴謹。

這就是我所擔憂的,如果1949年之後是質變的話,那麽在本質上,“公有”與“私有”這對矛盾應該是已經得到充分論證和解決。但事實上,這個問題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結果。

最後針對農民土地的問題,我非常贊同閣下的論述,尤其是“土地的国家所有与农村土地的非自由流通恰恰是现在经济自由竞争情况下,在中国传统土地崇拜的文化心理下,最为稳健与确保安定的核心阵地”這個觀點。

但是現實情況卻相反,至少在我們南方這邊,擧個例子,之前樓价出現驚世瘋長的海南。由於農民沒有權力自由賣地,當地政府給予農民的補償非常低,但發展商拿到土地之後,哄擡地價,結果農民拿到的補償,根本不足以重新置業,這樣無疑是農民受到了巨大的損失。

因此,個人認爲,有限度地,在某些地區(樓价失衡,開發商囤地情況明顯的地區)讓農民的土地能自主買賣,這樣會不會是解決目前中國房價困局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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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兄的说法,小弟表示谨慎的支持,但也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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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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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zi
踏雪
riquelme
小米^^

洛阳兄的说法,小弟表示谨慎的支持。

第一,土地政策其实是中国所有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中居于核心的政策。成也是它,败也是它。中共大约是近代以来对这个问题认识最为深刻的政党。

第二,如果就经济面上的土地政策来看,出现变化与反复不是问题,没有才是问题。但是如果将一个经济政策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或者道德批判,那么无疑就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比如土地由农民手上又回归集体,然后又回归农民。由此来说中共在1949年前的土地分配是欺骗的,或者说后面的回归集体是乱搞的,基本上是可以找到这样的着力点。但是小弟是不喜欢这样的道德论述的——因为对于现实没有解释力,也不懂经济,政治本身就是变化的。

第三,洛阳兄论述的“生產合作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转变,小弟基本同意。其实我认为这个变化轨迹是符合中国国情与经济逻辑的。有关部分小弟有一个文章简单提到了。小弟的回应voyager_ho兄<大陸網友的留言與臺灣的民主政治>》一文,其实主要是谈农业问题。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3163957;希望看到洛阳兄的批评指点。

第四,关于房地产与土地政策的关系,小弟认为不可简单挂钩。原因是两点。一,城市房价的涨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与市场的合谋,这是一个复合型的问题。绝非可以简单归结于某一个因素。比如政府的利益与驱动,市场的刚性与炒作,人民的心理偏好与购买力,中国人拥有房地产的特殊结构与需求层次等等。有关政府部分的一些理由,小弟在部落格节录的与坐而论道兄的谈话,可以看做一个补充。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3855327;二,我个人认为土地的国家所有与农村土地的非自由流通恰恰是现在经济自由竞争情况下,在中国传统土地崇拜的文化心理下,最为稳健与确保安定的核心阵地。不可轻易放弃。如果农民的土地可以自由上市,进而将来土地可以私有,我们整个社会的拉美化,印度化与泰国化就不可避免了!毫无疑问,在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下,新的地主阶层将会在中国出现,无地的农民将大量成为流民与城市贫民。社会最底层的安全网络将崩溃,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这个前景让人不寒而栗!现在的农民实际拥有的是一个非政府金融类的社会保险——土地。但是城市人就必须完全依赖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作为最后的防线。其实农民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是高于城市人的——这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别——农民拥有“生产资料”。前次农民工的广泛失业没有形成社会的大动荡与政府财政的破产,恰恰是他们拥有那么一块能吊命的土地,何况在心理上这个土地对于他们的安定作用更是不可小看。不要小看这个表面上经济价值没有充分发挥的土地对于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作用!限制农村土地的自由买卖,在国有的前提下强迫农民“自留”一块土地是现在理性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的经济无法吸收4亿工人与白领。这是一个非经济理性的,被人诟病的,而不得不坚持的政治问题!要破解三农,最根本的还是城市化(城镇化)。洛阳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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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li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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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zi
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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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elai

樓主從土地的角度,論證了中國自封建社會以來,社會的根本矛盾在於土地(農民與地主)。當然,自1840年之後,還有民族(中華與列強)的矛盾。土地矛盾和民族矛盾一同構成了中國近代的最主要矛盾。

這個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但中共是不是很好地解決了這個矛盾?這一點個人認為很需要更多的論證,因為,就土地革命而言,中共建國之後,土地政策的成果出現了反復的變化,從實踐的角度來說,還并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爲什麽?

中共建國后,1950年頒佈的土地法,是“廢除地主所有”改為“以農民所有”。這樣做,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當然也就摧毀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無疑是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問題是,數千年來,中國農村以小農的模式為主,每戶農民的生產能力其實不高,如果要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的話,這種農民所有便開始出現弊端了——那就是每戶農民的收入有限,根本沒有閒錢去改進生產。

所以才有了之後的“生產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但是當土地的所有權歸於集體之後,雖然生產的條件好了,但是農民的積極性也減低了。中共的政策多受到質疑,也正是在這個階段。

直到1980年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中國的農業才有了比較大的起色。但是問題也就來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後,樓價上漲,帶動了土地的緊張,因此越來越多的農民想將土地出售,一來解決城市的土地問題,二來,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農民的人數開始減少,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市,(農民工)土地不再是農民的唯一的生產資料。因此,農村將縮小,城市將擴大(城市化)。

但是在“家庭承包責任制”的限制下,農民并不能自由地將土地出售,這就又帶來一個新的問題——農民的土地能否自由買賣,如果可以,那用共產黨公有制的觀點來看,無疑是退步的。但現實是,土地的買賣確實成為中國現今的最大問題。

因為它是導致高樓價的根源,房地產發展商的“囤地”行為已經嚴重挑戰社會主義的原則,但中共當局并沒有過多干涉,這一點已經激起民怨。今天的高樓價和土地緊張,是中共土地政策并不完善的表現。

因此,從實踐的角度,中共自1949年之後的政策,是在不斷地改變,甚至自我否定之中的,老實說,現在還在探索階段,個人認為,是不是具有劃時代的效果?還需要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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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calro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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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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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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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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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修改了字的大小,可以看清楚吗?

UDN的字库时大时小,我都搞不清标准何在了。

原来我是用3号字,后来很多天没来,发现3号字变很大,反而1号字看上去最正常。

结果年兄又说要“放大镜”——真是不知道什么字号最好。

这次我改的是2号字。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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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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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是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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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虎狼,華夏遂興。宋室崇文,乃有恥生。
儒吹仁愛,國敗民衰。禮而得辱,尊賴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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