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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历史的矛盾演变谈“1949”的哲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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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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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zi
batul
踏雪
小米^^
elai
明知
riquelme

题记:

本文原本首发于小弟部落格,并未发表于任何其它城市。因此小弟将其在天下贴出,符合YST市长的规定。

现在贴出此文的原因是天下显而易见的“毛泽东热”。遗憾的是这样的讨论有太多的情绪,而偏离了天下过去的理性论述的风格。

小弟此刻贴出此文是试图用别外一个论述模式来看待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里的空间坐标到底何在——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题目——但是不是我原来写作此文时的意图。

原本此文与毛泽东这个人完全无关,而只与中国有关!我当时只是单纯论述一个我所理解的中国时代变迁的历史哲学含义而已。

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于天下,显然与毛泽东扯上某种潜在关系。但这也是论述毛泽东历史意义的一个间接角度,难道不是吗?

不妨一看吧。

此文之前还有两篇文章与一些讨论与之相关,可以先看看。

其一与碧潭商榷“1949”的意义与价值判断,关于“脱胎换骨”的问题》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3456656

其二回复碧潭兄留言,并简谈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3468022

这两篇中,特别是“其一”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在“其二”,小弟论述了“三个中国”的一种历史分段——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第三中国”的初期——这个论述也是与本文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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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说火鸡市长与碧潭兄还是误读了小弟的文章。

首先,我说的“脱胎换骨”是一个对于中国社会本质的判断。哲学上表明的是主要矛盾的转移已经通过量变而出现了质变,这才叫脱胎换骨。

我们知道判断一个社会最为可靠的标准是考察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流变与主要矛盾的转移。假定中国过去三千年的封建帝国制度的“超稳封闭循环结构”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与人口增长带来的矛盾上,如果这样的矛盾在1840年后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而出现上层建筑的崩坏与经济基础的动摇,进而这样的崩坏与动摇混合了殖民主义的威胁,那么我们起码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其一,过去三千年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与生产力的关系,这个主要矛盾在1840开始出现了量变(农村经济在西方经济入侵下开始破产,中国进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其二,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与中国封建统治的剩余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危机,这是在甲午海战之后完成质变。显然,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主要矛盾由封建社会的内生性的制度困境,质变为综合了这样内部矛盾与外部威胁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过去一百年的中国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破解无疑将又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

考察这个矛盾的细节,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复合型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不能简单的分开看待其中的内外困境的。基本上他们体现出一种奇异的互相渗透与互相斗争的关系。简单说,他们一方面有利益的勾结,清朝是典型。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是别外一个典型。这些军阀一方面是建立在农村封建土地制度与残余封建社会结构上,一方面又与西方列强勾搭不清,进而成为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所谓之日本支持的,英国支持的等等。他们在一起形成了对于中国人民的统治与剥削。但是别一方面,西方意图殖民化中国的威胁严重的冲击了中国农村的封建小农经济,这样极大的打击了军阀(朝廷)统治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大量的农村破产,封建社会结构的严重破坏,人心不古,民族认同与危机感..........这一切本身又构成了军阀们(朝廷)的统治危机!于是,军阀们一方面对于镇压人民不遗余力,一方面也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体现出了斗争性。我们也不难发现到不少爱国的军阀将领与西方的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是利益的矛盾,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因素(但是他们的妥协性不可不察,这是他们的利益格局决定的)。这样的复合型矛盾的社会我们怎么定义?中共的说明最为一针见血: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那么很简单,我们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把握了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西方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一开始的孙中山没有在实践上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结构是复合型的。他依然抱有一种幻觉:西方是可以利用来打击军阀的;反过来军阀是可以利用来反抗西方的,中国可以利用这样的势力赢得革命胜利而实践“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无数次革命就是在这两者间来回依靠,这使得一开始国民党就是一个“大联盟式”的政党。表面上,有时是依靠这个军阀,有时是依靠那个军阀。但是孙没有理解,所谓的这个军阀实际是这个列强与这个地域的封建势力的综合体;那个军阀无非就是那个列强与那个地缘封建势力的综合体。这样的革命可以救中国吗?无论是谁的胜利都不是中国的胜利!他虽然提出了三民主义(其中有涉及到土地,法律,建设等等),但是这不是一个有操作性的方案而是像一个“竞选纲领”。

孙中山后来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西方利用他,要孙中山用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支持,这是军阀模式(遗憾的是孙至少是纸面答应过不少);军阀利用他,要孙中山用名望帮助他们取得政治优势;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愤怒的说:他们是一丘之貉!于是,孙中山把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放在自己没有一支独立的,听指挥的“自己的军队”上。孙中山直到1924年之后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才慢慢有了自己的军事班底。台湾的朋友也很清楚,后来的“北伐”(顺便问下台湾的朋友,著名北伐歌词“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的曲子是来至《两只老虎跑得快》吗)与“新三民主义”典型的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变化。

但是尽管如此,孙中山已经老矣。他无法约束,改造和放弃国民党内的大地主与大买办的势力。因为国民党离开这些财团的支持,将没有财源。国民党左派联合中共希望复制苏联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进而摆脱对于买办与封建地主势力的财政依赖,这实际上也就等于摆脱了对于西方列强的依赖。这个主张对于国民党这个松散的联盟里的右派而言是致命的。我们知道历史最后的进程,国民党的左派与中共都被屠杀了!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的势力与美国的势力,慢慢取得了国民党右派盟主的地位。

但是我们知道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民党已经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军阀党”。由于封建经济与封建宗法制度带来的地域封闭性,以及西方列强的彼此牵制与斗争,右派国民党虽然经过数次军阀的混战也无法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势政府。这个“无法统一”是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民党右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自身克服的。如果需要完成统一,右派们必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取得相当地区买办与地主的支持;其二,更为关键的是西方列强在远东彼此的势力必须出现一个决定性的消长。我们知道,这个消长最后体现在美日的斗争上。那么,蒋最终取得中国形式上的“王朝式统一”的结果就毫不奇怪了。因为美国的力量在远东已经超过所有列强,而日本的势力也大大加强了(但它们都无法彼此彻底的驱除对方以及其它列强)。这样的格局注定了国民党右派的政府是无力真正统一中国的。

毫无疑问,破解这个复合型矛盾困境的钥匙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现在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手里。他在这年的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游历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共三十二天。此后,他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是的,这个人是毛泽东。他在这个报告里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在这个报告出现之前的一九二五年,毛泽东还写出了一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报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阶级构成从而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这个两个社会学经典作品事实上的给中国当时所有有志于“救中国”的革命者指出了方向。

此后的历史进程不必多言,中共领导并广泛的开展了土地革命与军队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长期的斗争中并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外势力持续而强大的支持(但是不是一毛钱都没有收到过)。相反,连苏联都很少照看中共,而国内的地主与买办阶级更是视中共如猛虎。自然,中共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国内财团支持的。上面我们分析过了中国当时军阀的存在基础。由此可见,中共的革命是彻底的在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上打击到了军阀与列强的痛处,并抓住了中国当时主要矛盾的结构核心:土地革命与反抗侵略是必须一起做的,任何试图切割这二者联系的主张都不能实现“救中国”的目的!我们知道日本为了与国民政府谈判寻求的“政治交集”与“共同利益”都是打着“反共”的名目,由此可见一般。

中共革命本身的历史表明,土地革命起码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给予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支持的中共以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中共依靠这样的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实现了局部的统一与统筹。这种统一(统筹)与国民党右派们的统一(统筹)是根本不同的。我在“1949”一文下面描述了这两者在经济学上的不同。一个经济与政治上不依靠买办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新型革命政党出现了,而只有这样的政党才可以在中国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领导并取得革命胜利,从而解决上面提到的复合型矛盾!

那么到1949年,随着大陆内战的基本完成,历史的质变又到来了。土地革命消灭了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与封建宗法的社会结构,从而在经济基础上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色彩。而大陆的重新统一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终结。这个重新统一是不同于过去的王朝式统一的,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同。这个统一是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之上的,这本身将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变化。这样的变化使得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变得较为容易,它为中国全面的走向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经济与组织保障。此后到1959年,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了一百多套工业项目的建立。中国工业化的骨架基本搭建完整!

“1949”的哲学意义——这是跨越无数时空的根本性变革!因为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向建设全面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注意,中国三千年来稳定存在的封建小农经济经过土地革命与工业化而实现了彻底的颠覆: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实现了根本跃迁;中国社会的属性实现了根本变化;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实现了全新构建。今天,我们观察“现在时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对比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对比过去三千年的中国,对比过去五千年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其中有着多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都不能说“这些中国是一样的”!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带来的不同。这是DNA的不同,而非只是换了个发型。

我们知道“1949”后的现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了“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对于更高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就是人民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迫切需求!理解“现代化”这个概念是个关键:这个“现代化”实际上是个世界性的时代主题。虽然地球上还有几亿人还存在某种广泛的“中世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非洲),但是就人类而言时代确实的翻过了近代工业化一章,要迈向现代化了。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现代化狭义上是指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多元化;文化上的人性化,平民化,世俗化等等。广义上的现代化还包含了动态的与环境,人文的某种新型关系以及全球性的,跨越国家民族的新文化心理等等变动的因素。与狭义相比,广义现代化不是某种“民族主义的”,”政治的”与“存在标准与参照系的”存在,而是一种更加关注于“动态发展”的过程。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这个虽然在近代以来西方往往先行,但是它不专属于西方社会也不是被西方社会所自然定义的!

我们知道现代化是复杂与抽象的。

它有狭义之说:就是高度发达成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

它也包含广义:涵盖社会生活与生产动态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个人选择与集体偏好“对于工业化的某种逆反”;

它是物质的:科学技术的先进;高度发达的城市;极为丰富的社会财富;强大的国防体系;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飞机;电脑;汽车等等;

它也是精神的:更加民主清廉的政治;更好的尊重个人自由;更加友好的环境保护;公民社会的成熟运转;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多元与统一等等;

它是现实的:当下的人类主要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大陆与台湾都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心理,没有根本不同。过度夸大两岸差异是虚假的)。

它也是未来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提高与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协调相统一;人类的文化更加的融合与交融;人类和平的持久存在等等;

它是有指标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与发达程度(工业化与工业化程度);GDP与人均GDP;大学普及率;城市化率,成人识字率等等;

它也是流动的:人类更加意想不到的发展,生活方式与新文化(偏好)。比如某种“绿色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现代化(不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呵呵),而传统的城市生活被认为是落后了等等;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地方连狭义现代化(工业化)都没有完成,比如中国。而西方达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现代化还是有新的趋势与方向。我们必须注意到现代化在全世界还是现在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西方也面对现代化的问题与要求。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估计还需要人类奋斗几百年,直到人类的生产力再次出现根本进步为止。那么我们站在哲学的宏观视野上看待,中国的“1949”难道不是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全面展开吗?时代的主要矛盾不是实现了根本质变而需要再次被我们解释与解答吗?正如我在上面分析了“1949年前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解构过程,我们同样需要在未来的历史中很好的使得“1949年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再次由量变而最后质变。质变之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主要矛盾是未来遥远的事情,现在没有实际参照。自由主义有“历史终结”之说,马克思主义有“共产主义”之言。

那么基于上面对现代化的基本定义与“主要矛盾”的说明,“1949”历史含义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新一次“脱胎换骨”的时间原点呢?实际是当土地革命与国家统一完成,中国社会性质就彻底的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与主要矛盾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是持续的历史进程。这无疑是可以被视为“脱胎换骨”的事情。此后的历史,是巩固与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个“脱胎换骨”的一次漫漫征途。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心理的遗存和出现过很多错误,但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或者说不可避免)。即使是实现了第一次工业化(狭义现代化)的西方,在过去百年来带给人类的灾难可谓是过去若干百年之和!重点是这样的工业化浪潮是否是可逆的?这样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是否就代表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主要矛盾是否会因为人的主观而不存在?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发展是个现在时。我们的社会是不停的运动联系的,是多元复合的。那么,孤立静止的切片可以自然的推导与定性全体吗?到底是人的主观定义社会属性还是客观的生产关系定义社会属性?

站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角度看待,假设中国未来完全的再次私有化(主要是土地)——这个确实可以被视为生产关系的再次质变——但是这样的质变也必然是符合我们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自然出现的,也是肯定需要被检验的。假定是基于某种政治与意识形态而主观实行,这必然会被生产力本身所惩罚,也最后必然会被再次以某种方式修正。(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又面对一次巨大打击,俄国的现实就是一个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这样的情形如同过去我们六十年中的某些时候的极左错误一样,我必须提醒“极右的”性质是一样的!中国的伪民主蠢货派当然无法理解这个。

但是,假定出现这样的质变,它与“1949”的历史哲学含义是对立的吗?不,其实是完全自洽而不冲突的。因为它们都从属于实现“第三中国”的时代主题,它们都是从属于“1949”后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我在上面强调主要矛盾的含义与现代化含义的原因。何况在哲学逻辑上我们知道,后一次质变本身也不能否定前一次质变本身的存在。我们可以因为封建帝国制度建立就否定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是一次“脱胎换骨”吗?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这样假定的“质变”更多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划分,而非是哲学上“时代主要矛盾”的质变。时代主要矛盾是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上的主要矛盾的,比如1840后的政治经济学上的“阶级矛盾”是从属于时代主要矛盾“救亡图存”的。当然,我上面谈到了这个“1840时代主要矛盾”是复合型的。而我要说明的是中国现代化的“1949主要矛盾”同样是复合型的。上面对于现代化的分析很明确的证明了这点:世界越来越复杂化了!这个可以在更底层上理解为“1949”历史哲学含义的自然延续与逻辑延续。

小弟反复强调了我的文章只是对于“1949”做出了一个哲学判断,是对于中国时代主要矛盾的理解与定性,是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范畴而面对长期化的时代主题!小弟的文章无关于任何意识形态与党派的价值判断!请不要以中共本身的政治与权力的存在或者发展来思考“1949”的含义!我必须再次强调,如果给人强调中共的印像那也是因为中共正好在那里(1949)。就像我们谈论秦朝的历史含义,当然要谈论秦始皇;就像我们谈论台湾的经济奇迹,当然要谈论国民党,蒋介石与蒋经国(当然,绿营是要抹去他们的)。这是绕不过去的客观!

因此,任何谈论毛泽东,蒋介石个人理想与个人命运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个人,小群体悲剧或者喜剧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中共是否可以持续执政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具体历史事件本身或者谈论文化意识本身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具体政治,政策,意识形态偏好与“讲故事”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甚至,任何谈论中国是否可以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唯一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有关系的仅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出现质变,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否出现了质变!这些“质变”必须统一起来才是对于中国现在时的哲学探讨。是的,仅仅是如此而已!

中国“1949”后的时代主题是不是“现代化”?这个问题很好回答:YES OR NO?Just a word!

PS:

本文在小弟部落格的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3498541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本文於 修改第 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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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的FLG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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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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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換了件馬甲在這里跳大神了?  快叫你的李老濕發功天滅中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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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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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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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zi
俠客巡

>> 一开始的孙中山没有在实践上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结构是复合型的。他依然抱有一种幻觉:西方是可以利用来打击军阀的;反过来军阀是可以利用来反抗西方的,中国可以利用这样的势力赢得革命胜利而实践“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无数次革命就是在这两者间来回依靠,这使得一开始国民党就是一个“大联盟式”的政党。

胡扯!孫中山蔣介石怎麼可能不理解當時“這等”中國的狀況!先合縱連橫,才能聚集全國力量對抗列強;『先統一』後再逐將漸將權力移轉至中央,待中央實力強大後再逐漸削籓。無論是古之新建立的朝代或是現今的世界,均是如此的必經之路,成功的將各地的權力收歸中央,真正有效的統一中國、號令全國,即使是毛澤東也是一樣的(但毛採取的卻是連古人暴君也跟不上的反人類文明殘暴的-“土改文革血腥土匪批鬥”,廣泛地迫害波及到廣大的千萬中國人民)。所以,胡扯!

文革前十七年





孙中山与共产党




孫中山早已看清楚這一切,所以才先合縱連橫“謀求統一”,以

1).『軍政』時期掃平亂世反動勢力(掃平軍閥、出賣中國的蘇帝傀儡-中國共產黨),統一中國、將權力集中後即掃除舊社會的弊病與制度、推動全面現代化的文明法制教育與人文道德操守;推動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不流血的政策富足全國農民;以

2).『訓政』時期“佈達”民主制度、推動地方民主自治(如:鄉鎮縣市長選舉);

3). 待全面民智時期成熟後,即推動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時期,全面推動執行『五權憲法』,終告完成!

>> 中国的主要矛盾由封建社会的内生性的制度困境,质变为综合了这样内部矛盾与外部威胁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过去一百年的中国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破解无疑将又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

《誰是新中國》





屁哩!這些只是當時舊中國時代社會中存在的不良制度與弊病的問題,以及舊中國時代人民未受現代化教育的昏昧無知問題;而鏟除這些不良社會制度、弊病與無知,跟搞流寇文盲起家的土匪農民-“打、砸、強、姦淫、活剝皮、屠殺” 搞『更昏眛』、『更文明倒退』的共產黨主義,【一點關係也沒有】!


與現今文明現代化的世界相比,即使是相對落後的古人在統一中國後,都有大變法,即使是周朝(井田制)、秦朝(商秧的法家、統一文字、貨幣)、漢唐盛世,等等古中國,都要比“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開千年古人文明的倒車 搞更殘暴、更昏昧、違反人性的中國共產黨“土共”,要來的好上千百倍!

無論是古秦漢或現今新建立的國家, 所謂的社會內的變革與除弊,『先抉條件』均在於「大權能否集中」於中央,如此才能大刀闊斧變革,對違者斬無赦,自然能推動改變一切。所以,社會中存在的不良制度與弊病,跟搞『更昏眛』、『更文明倒退』的共產黨主義土共的必要性,【一點關係也沒有】!





本文於 修改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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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不想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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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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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quelme

只想说一句:别说政治、经济、历史了,就是普通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和咱们都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上,所以靠辩论,根本讲不清楚。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一道“分水岭”,这方面的意义不是同进退的人不会明白。

我们根本不是在同一种空气下成长的,明白了这一点后,便在这里只潜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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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兄的观察是敏锐的,小弟简单说下我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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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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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zi
riquelme

洛阳兄的观察是敏锐的,我很同意您与您老师的说法。不过洛阳兄提出的说法,足够写一打博士论文了,小弟简单说下我的判断。兄的导师研究明史,小弟颇有兴趣,未知可否悄悄话告之一二。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这个问题是1949年后,中国每十年就要被问到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发展的路线与方向问题。

只是这样的路线辩论,有时是隐藏在幕后,有时却在全社会形成波澜壮阔的大辩论与大斗争。

有这样的争论是好的。它说明了我们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思想与政治依然保留了很好的活力!

小弟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偏好公平的民族,是一个民本思想与现实主义的民族。

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天然保留了很多政治学意义上左的文化——比如世界主义的(天下观与天下情怀),强调公平,道德崇拜,圣人崇拜,相信存在一个最高价值,有强烈践行意识形态的传统等等;

这样的文化与民族心理,使得西方的经典左派思想马克思主义特别的容易被中国社会所接受与认同——甚至儒家也是一个社会学上的左派(单单就表面描述看,儒家的《礼运大同篇》几乎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古典版本)!加上马克思哲学观包含了大量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这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与处世观念形成了良好的共震:叫中国人理解辩证法,远比要中国人相信上帝与唯一来的容易的多!相反,孙中山的思想就没有一个良好而严谨的哲学统领。他只是简单移植了一些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设计。这样在文化斗争与政治论述上,在解释现实与指导实践上,不免严重的水土不服与战斗力低下。

这样的左翼思潮在1949年后显然再次被加强了,深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构成了大陆民众的一个基本心理(因此传统中共的“精神党员”与今天中共的反对派都可谓人数众多,这是一体两面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与共产主义理想无关,仅仅是思维力。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过不少台湾人分辩不清,以为大骂马克思主义就等于大骂马克思哲学),结合中国全面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技术(由此带来的文化与思维方式),一起构成了中国现在主流的哲学。个人认为这是十分幸运的事情——我们在思维能力上与世界最先进水平不存在代差。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完全的中国化了,甚至是某种儒家化了(官方的公开说明里都很少提马克思了)。而辩证唯物主义带来的文化影响更是根本性的。

要探讨中国向左还是向右,无疑先要看看中国的左右派们。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今天中国的“左右派”之分是与西方不同的(今天中国的左右派与毛泽东时代也不同,那时的中国只有民族主义背景下的左派,没有真正含义上有价值的右派。那时的中国左派表现在绝大多数时候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们类似。这里不展开了)。中国的“左右派”与西方正好相反:

今天被认为“支持”中央,强调对抗,拥抱民族主义的在中国被认为是左的,在西方这恰恰是大右派;但是这个中国“左派”同时支持大政府——这又是西方右派切齿痛恨的(因为西方右派喜欢小政府)。

今天被认为“反对”中共,强调民主,反民族主义,支持所谓普世价值的在中国被认为是右派,在西方这其实是左派;但是这个中国的“右派”却支持小政府——这又是西方左派万难苟同的(因为西方左派喜欢大政府)。

但是我必须强调,这样的复杂与错乱现在出现了某种合流与修正的趋势——这个思潮的内容很简单:他们认为我们中国应该仗剑经商,应该承担使命,应该塑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现在的世界不公平),应该更关注国内的政治民主,自由与公平,应该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应该爱国而尚武!他们不满大陆现在的社会情况与中共的腐败,他们不满大陆经济过于依赖西方,他们有在经济上与西方强烈竞争的意愿与自觉,对于现实充满忧郁与愤懑!他们既反对“左派”对于政府权力的迷信,又对“右派”的幼稚嗤之以鼻!

这是什么思想?我必须说这个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非传统的,值得反复思索的——因为它与帝国主义只差五十厘米!

资本家没有祖国吗?不是,只有买办资本家没有祖国。对于一个先进工业国来说,他的资本家必然是一个爱国者与潜在的帝国主义者!只有工业强国才有资格与条件产生这样的思想,才有支持资产阶级爱国的坚实经济基础与社会学理由。那些非工业国的资本右派们,从根底上就非常可疑——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买卖关系。他们只能成为先进工业体国家的附庸,对于外国有极强的依附性。美国的资本家一定是爱国者,而巴西的资本家喜欢谈论“普世价值”——但是却将国家资源的定价权交出。拉美化有它的独特经济学流派——依附经济学(投降经济学)。

我在这里只需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工业资本与国家的关系。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

“为了使联合王国4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    一个200年前英国政治家的话

看看,这是多么“左派”社会公平与慈悲下的“右派”帝国主义(为了工人的面包,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必须拥抱野蛮的殖民)!

今天中国有这样的思潮出现,就标志着中国已经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帝国真正成了一个工业帝国了。小弟可以这样讲,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现了一个有价值的,基于经济理性的,有行动力的右派——网上年轻网民种种对于美国(美元)的批判,对于中国政府的“软弱”“腐败”与“无能”的嘲笑,对改革开放30年的种种反思,对毛泽东强势精神的怀念都在某一个侧面反应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存在的。

世界经济的危机,更是加剧了这样的思潮的影响力——当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与对于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的海外市场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的时候——这样的压力传递回来更加自证了上面思潮的合理性——一如200年前的约翰牛(我在想要是明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阶层,中国未必不会变成“列强”)。

问题在于,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不支持我们进行传统的殖民主义了。我们采用了很多间接办法在世界范围里获得资源与市场,但是在2008年后已经被证明面对天花板了。往下推导,战争的可能不是一个妄想——但是原子弹改变了世界的游戏规则——19世界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哲学上已经破产了。

于是,为了“工人的面包”与生产能力的必须,我们的社会只能采取内需消费的模式,与更加依靠技术进步与节能的效率。这种模式又要求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更加公平与恰当——于是新左派与新右派的出现与合流就必然是一种未来的主流。他们各自都有自己存在与依靠的社会力量——并且在某个程度上都要与中国社会的左翼传统结盟。不如此不能获得稳定的权力与平衡。而传统的右派将被当做舞台上的面具,只有有用的时候才会拿出来骗骗观众——它们的边缘化与表演化是一定的(新左与新右也会利用这些人来与政府和社会博弈,但是用完就丢垃圾筒里。这种新思潮的目的与背后的利益完全不是那些伪民主蠢货派们能理解的——新右派追求的自由是摆脱政府经济控制的自由;新左派要的民主是国家主义下的民主)!

因此,小弟的一个判断是中国社会的情况是中间向右,然后在未来十年左右转左。向左迁移的趋势是根本性的,因为经济危机既然不能向外部转嫁,就必须内部消耗。既然现在危机的经济学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那么改善社会分配结构,整体左转基本是历史的惯性(不是改良就是用政府的更迭来实现)。过去30年的中共更多是一个西方右派色彩浓重的中共,未来30年可望偏向西方左派含义上的政府。因为保持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与经济不崩盘,是中国政府与资本们的最大公约数——买办资本家可以逃离中国,但是工业资本家只能留下共赴时艰。

我认为,大陆政府绝对不会允许全面私有的——这是中共的政治自杀,也是中共利益本身所不允许(上次谈公有制说到了),也是中国左翼们不会认同的。中共是知道毛泽东政治运动的威力与人民的意识形态里的愤怒的——经过文革与六四的中共不敢这样做,因为这会被撕成碎片。

中国的社会依然没有离开中共这个组织的掌控——所谓的种种私有与公有变化,无非是中共在一个大网上的左右腾挪而已。可以允许私人资本加入某些矿产开发,不得等于就是私有化。这是中共的一种经济政策,因为大陆现在缺能源,要更多人来挖。一旦中共感觉不需要了,或者社会压力加大了(比如矿难),这些还是会退出的——正如山西的情况一样。如果中共自己可以挖到足够的矿,它一毛钱也不会分给什么资本家——这是新右们很愤慨的。呵呵。

对于朱的评价,我认为还是要在一个更长期的历史里来看。我认同朱的主要经济思路,但是对他低级而粗暴的做法很不满。

关于我主文里的“1949劃時代的哲學含義”主要还不是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者公有私有,而是基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及时代主题的变化而谈的。这个我主文里特别的还就“公有到私有”的变化说明了一下。

因此,小弟认为这个“私有化问题”不会影响对于1949的哲学判断。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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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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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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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把这个带入了一个“时代主题”的概念里,关注的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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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guohui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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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推荐文章,但发现等级不够,那就来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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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罗里罗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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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chn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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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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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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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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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1)

紫气东来

以前政治教科书书上也是说1949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有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不清楚,肯定记得里面有说结束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状态.
我也看到兄台说"三个中国"不就对应着"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现代社会"吗?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最终共产主义.",兄台并没计较"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而归为"现代社会"在下愚鲁敢问兄台的论述和教科书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解释的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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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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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young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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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见过这么理性的文章了。

知史者,可通古今,是为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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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實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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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li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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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zi
紫气东来
riquelme

再次感謝東來兄不吝賜教,確實受益良多。

我認同您的觀點,在“公有”與“私有”的問題上,採取靈活和現實的手法去處理,不拘泥於死板的教條觀念,這是非常正確的。在掌控國家命脈的企業實現國有化,而在其他行業引入私營企業來繁榮市場,同時保持國有企業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這對我們中國現時的處境來説,無疑是最好的,因爲這樣既兼顧了“公平”和“效率”。

其實這種做法,與英國的工黨非常類似,也是在信仰上堅持“公有制”,確保大企業的國有化,同時在實際情況上卻比較注重現實和靈活。

而我之所以認爲“公有”與“私有”的定位如此重要,並不是因爲我是個教條主義者,也不是出於道德的評判。而是出於對中國的現狀來説的。

我本人正準備學士學位的畢業論文,負責指導我的教授,是一位國内研究明史的權威。他給我說了一個情況,那就是在國内的學術界(主要是歷史和政治)里面的許多人都有這樣一個共識,那就是認爲中國的社會制度即將面臨一次重要的變革,換句話說,中國社會在現在或者不久的將來,正要面對一個是選擇“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抉擇。

其實自改革開放之後,中共領導層就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自六四之後,無疑是“改革派”佔了上風。無論朱鎔基也好,還是現在溫家寳,他們所執行的政策,都是以減少“國有化”為標誌的。以朱鎔基爲例,他大刀闊斧推行的國企改革,的確淘汰了一大批不中用的國企,減少了國家的負擔,但同時也導致許多產業工人下崗。這個不是根本的問題,根本的問題是,有不少人(包括外國投資者)趁此機會,以較低的價格便拿下了一些很有實力的企業,導致了國家財富的流失。

比如巴菲特,當年他認購“中國石油”和“比亞迪汽車”這兩個企業的股份的時候,是以遠遠低於市場的價格來購買的,顯然是通過中國政府的幫助。結果,他凴這兩只股票,收益暴漲,而在經濟危機當中,他毫不猶豫地抛售手中的股票,獲利離場。

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朱鎔基的國企改革,在某些地方非常像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一些營運不好的國企,其實只要一點幫助,就能擺脫困境,不妨假設,當初如果我們不讓巴菲特購買“中石油”,而改爲向全體中國人民集資,那麽獲利的將是中國人而不是外國投資者。很多國企的估值偏低,導致賤賣,最終讓外國人白撿便宜。

這就是爲什麽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會,朱鎔基的肖像會被寫上“國賊”兩字的原因。

前些日子,中國政府也宣佈,允許民間資金進入,部分礦業,石化,通信等等國有領域。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信號,這就令人更加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向右走”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了。

雖然東來兄表示,到中共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後,社會體制,價值取向都不成問題,因爲那時,中國已經是全世界最強大和富裕的國家,但問題是,雖然理論美好,但人民往往等不到那個時候,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是理論所不能預見的。(比如中國的六四事件,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等)

因此,教授們的説法其實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據的。

如果中國的未來(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前)是“向右走”(就現階段的趨勢來看),那麽中國共産黨自1949年之後的政策,是不是具有劃時代的“哲學含義”,這就非常值得更進一步的論證了。因爲,對岸的台灣,在蔣介石遷入之後,也進行了成果不俗的土地改革。

因此,“公有”和“私有”的關係,個人認爲,就是未來中國“向左”還是“向右”的依據,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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