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T市长《虎年新春談歷史：送走毛澤東這個瘟神》一文的论述恰恰是YST市长自己极为反感所谓的“红卫兵式”的文章，并非基于科学精神与历史事实。

不要以为“红卫兵口号文章”是大陆的特定时期的专利。

相反，这样的相似逻辑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与不同政治里。

过去，国民党对于“一个领袖，人类救星”——蒋介石的论述模式恰恰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

同样，今天所谓“民主，自由，开放”的台湾省——其绿营与蓝营的种种做法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西方有德国的造神运动，东方有日本的法西斯文学，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美国的“反共审查”——说话方式，论述结构，表达逻辑，情绪反应与市长此文并无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有立场与表达方式的技术高低——我个人相信德国人的严谨与逻辑远比市长此文来得“优秀”。

先做出一个自我选择的价值判断，然后寻找各种理论与各种理由来“证明”的手法，并不高明——实际上这样的论述逻辑简单的用来评价孙中山的话，孙中山难逃“平庸无能”的评价！蒋介石更是应该马上吊死鞭尸。

我们可以这样去谈论吗？！任何研究历史与社会的知识份子都知道——这样的论述模式只能带来可笑的情绪发泄而不能为社会与后人提供任何值得思考的地方。

市长此文根本性的错误就在于虚构历史与主观想象。小弟简单的摘出市长全文逻辑的主要支柱——饥荒问题来看看。

市长的原文是“中國近代大面積饑荒和大量人口餓死是發生在毛澤東治理的時代”。

小弟先在这里简单的罗列下近代以来中国饥荒的大概情况（清朝1840年到1910年的从略）。

      （一）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四）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五）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600万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七）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八）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里面人祸颇多） 

　　（九）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十）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民国时期的饥荒是为世界所瞩目，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Edgar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等人。同时代的人们也留下了大量的记载。当时的中国被人们叫做“饥荒之国”！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看一些具体描述与资料。

（一）根据史料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全省春夏空前大旱，自陇东以迄河西，南起洮岷，北达宁夏，继1920年甘肃大地震后，50余县旱雹相继。春不能下种，夏旱魃为虐，寸草不生，颗粒未收。又值狄河战乱，天灾人祸相加，粮价昂贵，饥民号寒，哀鸿遍野，积尸梗道。人相食，甚至有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者，实为甘肃空前未有之奇灾。”

1929年6月26日《申报》报道，甘肃“全省78县至少有四成田地，未能下种子”，“遭旱荒者至40余县”，灾民“食油渣、豆渣、苜蓿、棉籽、秕糠、杏叶、地衣、槐豆、草根、树皮、牛筋等物，尤有以雁粪作食者。至瘠弱而死者，不可胜计”。

时任甘肃督军刘郁芬在发给南京政府的电文中称“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也已啖罄。”，“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

根据任不寐先生的《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里的描述：“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二）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有有关河南饥荒的描述。“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 1942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张高峰6000字的报道《豫灾实录》。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这时，正逢《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的荣誉奖章，王芸生本拟亲去领奖。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张道藩通知王芸生：“蒋委员长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国的访问被取消了。”

中原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这样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在此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千里赤地。

“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

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两位记者坐着手摇巡道车自潼关来到洛阳。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在郑州，他们受到最热情的款待，吃上了最好的筵席。河南省政府宴请他们的菜单如下：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3个撒满白糖的馅饼。在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时候，白修德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宴席之一”。

“当白修德归结出虽然大自然制造了这次饥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是国民政府时，他的恐惧感很快发展成愤慨。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他地方都有剩余物质，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因此，由于失算、忽视和冷漠，估计有二三百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

白修德在由郑州返回重庆途径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

这个报道与很多新闻图片发表在1943年3月的《时代》周刊上。

Mar.22.1943 How ageless are China‘s problems and how bitterly Chinese history repeats itself in cycles of wars， floods and famines， TIME Correspondent Teddy White could tell last week from firsthand knowledge. He was just back from a two-week trip through starving Honan Province. His report: My notes tell me that I am reporting only what I saw or verified； yet even to me it seems unreal: dogs eating human bodies by the roads， peasants seeking dead human flesh under the cover of darkness， endless deserted villages， beggars swarming at every city gate， babies abandoned to cry and die on every highway....

　　------摘自白修德关于中国饥荒的报道（1943年3月22日《时代》）

回到重庆，白修德将沿途所见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报告给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并拜会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和宋庆龄，“竭尽全力为河南人民寻求帮助。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白修德都会倾吐他对中国受灾农民悲惨命运的深切愤慨”。他毫无不掩饰他对国民政府的憎恶，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说：“我开始让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愤怒起来。”

“白修德意识到自命为河南农民的救助者超越了职业范围，可是他不能平息自己的愤怒。他苦苦要求美国大使馆的官员给予帮助，“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他在给孙夫人的信中，诚恳地请求她在她的女未夫蒋总司令面前说说情。他还恳求中国国防部长和立法机构的首脑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质。

很明显，由于他指责政府官员的腐败恶化了河南的饥荒，被刺痛的有关领导在重庆反咬一口，说白修德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上帝，我还来不及反应，全城人就把我视为敌人”，在一封写给《时代》周刊编辑的信中，白修德解释他如何地“怒不可遏”，以及又怎样地无可奈何。“我知道，这不是我制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单枪匹马主张自由报道的地方。不过，我得做些事情。”

白修德通过宋庆龄，请求面见蒋介石。起初宋庆龄说：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惫，需要休息几天。白修德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一刻也不能耽搁。他建议宋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时，要像他白修德向宋庆龄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宋庆龄说：那就必然有人被杀头。白修德说：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也不要畏缩。否则，河南的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白修德花了五天的工夫软磨硬泡，终于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当白修德向他高谈阔论时，他手抚下巴，不流露丝毫感情。”“我让他看了一些作品，并告诉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败。”“蒋不时咕哝几句，但随即就试图否定白修德的观点。”“起初，他不相信野狗从沙堆中掏死尸的报道。”——蒋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修德说：我亲眼看见狗吃人！蒋说：这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将呆在接待室里的福尔曼叫进来，将他们拍摄到的灾区照片，几只野狗正站在扒出来的尸体上，摊在蒋介石的面前。白修德看见委员长的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

于是一些人头开始落地。讽刺的是，第一颗人头不是别人，正是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是他“泄露机密”！“为了响应白修德关于饥荒的报道，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元也从重庆流向灾区。”

（上面的资料来源于：《时代》；乔伊斯·霍夫曼著的《白修德传》；刘震云著的《温故1942》）

（三）从1930年到1937年，四川的饥荒情况更是典型。据当时报纸和省赈济会公布的资料，1932年全省有16县受灾，1933年增至53县，1934年为101县，1935年为108县，1936年、1937年几乎无县不灾。而人祸更可怕，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富户乘机囤积居奇，米价疯涨。

水旱灾严重的1934年，饥民靠野草、树叶、树根、白泥(俗称观音土)勉强度日。省政府不断收到告急文书：邻水县几天内就饿死300多人；古蔺县饿死3000余人；泸县白节镇饥民抢挖白泥30余处，深数丈，以致岩土崩溃压死多人；因食白泥消化不良而死的新闻也接连不断。 四川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告急请求赈济。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曾在当时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

注意，此刻全面的抗日战争还没有打响，军阀的混战也相对平静。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行动是发动剿共战争。

1936至1937年上半年，四川全境久旱不雨，形势相当严峻。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据统计，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

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宣汉通讯”记载：1936年4月20日之前，重庆每日饿死10人左右，其后上升为20人左右。

同日《绥定通讯》记载：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

1937年3月10日《新蜀报》报道：武胜县每日饿死人数在400人以上。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四川的悲惨灾况并号召各个阶层的救济，但这并没能缓和严峻的灾情。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记载：蒋介石来川招待官绅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照下来的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看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

（四）而根据当时的一首民间歌谣也可以反应饥荒是客观存在的。

这是当时的一首歌子，叫《卖娃娃》：

　　民国十三年，

　　遭了大年成，

　　高梁面刷糊糊，

　　三天喝两碗。

　　可怜实可怜，

　　可怜实可怜，

　　大的五六岁，

　　小的两三岁，

　　奶头上一个怀抱抱，

　　谁要卖给谁呀么哎嗨哎。

　　（摘自木木《情歌·情种》）

（五）在湖南发生的饥荒，更是人祸。其主要原因恰恰是国民政府意图发动全面内战，由此造成了极为惨烈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不是战争直接带来的，因为这是发生在1946年。

1945年，湖南因无力耕种而荒废的土地达1450万亩。是年湖南、湘西各县又遭大旱，田土龟裂，颗粒无收。滨湖一带则遭大水，淹没稻田数百万亩。因此，1945年全省粮食产量锐减，仅收稻谷6730万石，较战前1936年18600万石减产64%。

但是在1946年，国民政府不是休养生息，而是为了发动内战，在湖南省境内集结了26万军队，加之有11万日本战俘滞留湖南，等待遣送——为了供给这数十万人的食粮，国民政府火急摊派军粮160万石。各地粮商乘机囤积，半月之间粮价上涨1-2倍，价格最低的长沙也涨至每石5万元。到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长沙虽非重灾区，但也饱尝了饥荒之苦。

对于大饥荒的成因，当时上海《申报》分析得十分透澈：“湘灾之成，政治的不健全，当为一大原因。由于战时交通的不便，运输工具非普通商人所控制，于是权势在手的人，也就往往成了粮食商。湖南的食粮，以营利为目的，被竭泽搜括，运往他省，造成今日的灾情。何况通货的膨胀，税捐的苛繁，更不能不令农村由破产而终陷毁灭。所以湘灾之成，除了战争的原因，还有着政治病与经济病。”

（六）实际上，即使在比较和平和繁华的时候与地区，民国时期的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比如黄金十年时期，北平地区人口的复合死亡率就达到27.6%（见《中国人口史》）。这远高于1949年后大陆的复合死亡率——哪怕是在所谓“困难时期”也是如此。

（七）根据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说法：中国人在民国时期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统治时期发生的事情吗？印度与大陆同期对比，难道不能反应一些基本事实吗？）　

（八）而根据美国驻华公使司徒雷登的说法——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根据统计，中国历朝历代，每12年就发生一次大饥荒，每6年就出现一次严重自然灾害——饿死人是中国传统社会常态（现在大陆的人问问自己家的老人，不难知道一些历史的真实。比如饥荒问题，我就问过我外婆。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2641964）。而毛泽东近三十年的统治下，严重的饥荒基本上只有一次。在1962年后，传统上的“12年周期”就完全绝迹了！！！

我把上面的“12年周期”的现象称之为“中国的传统型灾难”。并且，为了说明中国传统型灾难为何在1962年后绝迹，小弟还在天下写了系列文章——《大陆是如何结束传统型灾难的》。显然，这个系列还应该继续一下，因为它并没有引起必要的注意。

一个事实是，大陆结束这个中国传统型灾难的决定性努力都是发生在1949年之后，其中主要部分很多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做出价值判断是人的自由，但是谁能否认冷冰冰的数字，机械，工厂，水坝与历史事实的存在？！这些是孙中山建立的吗？是蒋介石建立的吗？还是胡锦涛，温家宝建立的？！

那么市长所谓的“近代以来的饥荒主要是发生在毛泽东时期”的论述是历史事实吗？！基于这个虚假前提做出的判断还有充分合理的价值吗？！

如果一个推理是民国的饥荒主要还是因为战乱的因素（但这并不是全然如此，有很多地方的饥荒恰恰不是因为战乱而是政府的腐败与不作为），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谁能够消灭这样的战乱，带来国家的统一与安定——谁就是当之无愧的伟人与政治家！因为他实际上活人无数，功德无量！！！

因为这是结束中国20世纪连绵不断的饥荒的一个主要前提条件——考虑到土地改革与中央控制力第一次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这样的统一就成为了消除中国传统型灾难的一个基础制度保障！（这个部分的一些论述可以参考小弟新贴在天下的文章《由中国历史的矛盾演变谈“1949”的哲学含义 》以及小弟部落格的相关文章。链接是：https://city.udn.com/3011/3943222?tpno=1&cate_no=0）

那么是谁消灭了这样的战乱，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中央政府现代的数学管理能力？！是孙中山？！是国民党？！

我必须说，如果毛泽东是“瘟神”，那么唯一的遗憾是这个“瘟神”来到人间太晚——他应该在1927年就要上台统治中国才好。

任何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都能认同下面这个道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怎么判断必须基于“长期的历史合理性”来做为最终评价标准。因为你无法就短短的某个时间片段来定义一个时代对于后世的影响——历史的复杂性恰恰就在这里。很多当时被评价为糟糕的事情，在更长的历史时间里，也许就带来了根本性的一个变革！

秦始皇的例子已经是老生长谈了。我们可以换个口味看看一首诗，描绘的是万恶的昏君——隋炀帝。

诗曰：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叫多。

此诗是皮日休所作。皮日休是晚唐著名文学家。在皮日休看来，隋炀帝穷民力而修大运河虽然是当时的暴政——但运河对于一个王朝与人民生活的积极意义实在是太巨大了——如果当时处理好一些政治因素——实在是和大禹治水一样的功德。

唐代人是反隋而立的，而然唐人在看待其主要敌人——隋炀帝的时候，依然注意到了其所做所为中“长期的历史合理性”的部分——在批判中还有着充分的肯定与思辨——并且对于后世提出了警策——修运河不是问题，“水殿龙舟事”才是真正的问题！

相比之下，YST市长论毛泽东的水平比之皮日休论隋炀帝的水平相差何止道里计？！

我个人不将毛泽东看做一个无可替代的存在——因为我相信长期来看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精英与伟人不能代替规律来“创造世界”。

毛泽东离开了当时的时代与共产党的这个组织，他也只能是平凡人——他的功劳与他的错误同样是如此！

对于毛泽东的文革，基本上我认为其整体来看是个错误——其主要问题恰恰出在哲学上。这是一种中国传统观念与社会的问题——责任不是毛泽东个人可以背负的，也不是他个人可以背得起的。

小弟在部落格谈自由主义文人的文章里，我试着论述了这个部分——链接是：http://blog.udn.com/cool17909/3468022

如果今天的我们将所有问题归结到毛泽东这个个人身上，归结到一些偶然上，撇清其它的一切相关因素与规律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没有从文革中获得真正的教训与启迪，我们以后就会犯一样的错误。我们的反思就是虚假的，怯懦的，可耻的！

如果有人认为只是将毛泽东鞭尸就可以“扫除一切害人虫”——就可以解决中国过去现在面对的一切现实问题与困境——那么不妨去做！

但是我知道，凡是有这样想法的必然会被历史规律重重的惩罚——毛泽东不是问题，将一切归结于毛泽东才是问题（错误与功绩都是如此）！！！

难道不是吗？台湾过去20年宣仇式的消费历史带来的是什么？扭曲228，肢解老蒋，标签化小蒋，搞台独，泛道德，民粹政治，去中国化，简单化历史等等就是近在眼前的，活生生的标本！

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我相信历史会给出这样的结论——过在一隅，功在千秋！！！